日常经验的崛起与情爱叙事的强化——2008年度军旅长篇小说综评 

 　　站在辞旧迎新的门槛，回眸2008年度的军旅长篇小说，依我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日常经验的崛起，二是情爱叙事的强化，三是地方作家的大规模介入。首先，“日常经验的崛起”可以说是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十年发展进程中，继“文体自觉”与“通俗化转向”之后的又一种极富倾向性的创作现象。创作主体普遍放弃了既往“宏大叙事”的伦理理念，放弃了启蒙主义精英写作立场，开始重建与现实常态生活的关联，重建日常生活的逻辑，从极端状态下崇高壮丽的美学追求回归到日常生活的诗意找寻。呈现微观经验，回归日常诗性，成为创作主体主题选择和诗学诉求的凝结点。2008年度军旅长篇小说不仅体现出对于日常生活题材的倚重，同时放弃了对其进行“宏大”提升和“意识形态”改写的叙事意旨立场。作家们集体性地表现出了对日常生活经验和价值取向的认同与尊重，以军人个体的本位立场关怀现实，观照军人爱情婚姻的世俗经验，观照军人职业选择和个人命运，观照物质化、平庸化、欲望化的生活境遇。其次，情爱题材成为2008年度军旅长篇小说的主流叙事，并且体现出了作家鲜明的女性立场，即从女性的生理感受和生命体验出发，将男性置于观照视野中进行审视，开始寻求女性主体意识的自觉和女性情感生活的独立，并且有意识地规避政治话语的束缚和意识形态负载，建构起一种本体性的情爱伦理叙事样态，可以说女性人物普遍写得好也是2008年度军旅长篇小说的一个亮点。此外，从2008年度军旅长篇小说的作家构成来看，地方作家占据了相当的比例。这一现象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地方作家对军旅长篇小说创作的大规模介入，说明军旅题材作为一种精神传统、写作资源所具有的非凡而持久的题材魅力；另一方面也提示了传统意义上的军旅作家群体的散落，老一代军旅作家的创作活力趋于下降，而年轻作家的成长相对缓慢，军旅长篇小说创作队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
　　日常经验的崛起和情爱叙事的强化，彰显了2008年度军旅长篇小说对于文学本体和人性本源的回归和深入探索。回归文学对象的生命伦理和生活本体，重视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达，观照军人的个人命运和个体经验，反拨了长久以来“政治话语”对军旅长篇小说的规训和异化，这使得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获得了新的更为广阔、深厚的精神资源，获得了新的观察、认识生活的角度，获得了新的叙事方向和动力，得以在历史、战争和现实层面探寻更为广阔的人性空间和精神存在，从而整体性地成为一种探寻生活质感、生命深度和生存状态的“伦理叙事”。
　　在我的阅读视野里，2008年度比较值得言说的军旅长篇小说包括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北京出版社）、李燕子的《寂静的鸭绿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刘宏伟的《大断裂》（长征出版社）、王秋燕的《向天倾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王棵的《幸福打在头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王锦秋、刘慧的《雪落花开》（时代文艺出版社）、李海鹏的《团政委》（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温燕霞的《红翻天》（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何存中的《姐儿门前一棵槐》（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高杰贤的《拂晓长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等。
　　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在许多情节设置和细节描写上与《我是太阳》相类似，在故事的基本形态上同样是家族叙事，同样是书写父子的故事，然而经过十年的沉淀，邓一光的小说叙事的向度和意旨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对父辈英雄传奇的叙写转到了对“子我”主体的成长性建构。如果说，在《我是太阳》中，邓一光是以崇拜的仰视目光塑造了一个充满了阳刚气、英雄气，凝聚着崇高与神性的“父亲”形象的话，那么《我是我的神》正像其书名一样，“子我”成为了叙事的主体，“父亲”则成为了对象化的存在，成为“子我”在成长过程中需要战胜的对手和必须跨越的障碍。在这部我认为是新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收获，也是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最具冲击力的作品中，邓一光变换了叙事策略，站在子辈立场上进行了双向度叙事，一方面展示了子辈与父辈在家庭空间内部激烈的对抗，一方面呈现了子辈寻求“自我主体”成长（乌力天赫在极端的环境下寻觅精神世界的自由，乌力天扬在世俗的场域里寻求独立人格的完善）的过程，将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父子伦理叙事” 在原有的“审父”意识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作为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作家，邓一光试图建构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历史。毕竟当父辈们老去之后，当民族国家的集体想像与认同被固化之后，当曾经的“子辈”也早已成为“父辈”之后，探寻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和精神轨迹，将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父子伦理叙事” 二维结构中的叙事重心从“父”转移到“子”，在相当程度上标示出了“父子伦理”作为一种伦理叙事模式的丰富可能性和继续深化的方向。
　　　　《我是我的神》中的男性主人公乌力图古拉的形象较之《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几无发展，显得较为平淡，然而在女性人物形象如萨努娅、简雨槐的塑造上却超越了乌云，体现出强烈的女性自觉意识。萨努娅与乌力图古拉的爱情是“斗争性”的，萨努娅一生都从没有向丈夫低头，从恋爱到结婚到其后漫长的家庭生活，可以说萨努娅一直处于主动地位。而简雨槐在知道乌力天赫还活着后，近乎残酷地拒绝她身边的一切关爱，即使伤痕累累仍然要追求真爱。简雨槐的真挚、热情甚至绝决、自戕式的执著尽管悲壮，却在当下人们荒芜冷漠的情感园地里树立起了一幢灵魂之爱的女性精神的丰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性爱场面的描写闪烁着“身体”的光泽，代表了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性爱诗学” 建构的最高峰。遍寻中国当代军旅文学史，可谓绝无仅有，从中不难看出邓一光在小说中有意识地建构女性主体自觉的创作诉求。
　　李燕子的《寂静的鸭绿江》突破了以往历史题材宏大叙事的常规，呈现出 一种“小写”历史的美学风貌。灵芝与九柱一波三折、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贯穿了全篇，围绕在戏剧性的情感纠葛周围的是对赵家的家庭成员们生存状态、情感世界、生活场景的日常化且琐碎的描摹，经由对极富鸭绿江畔地域特色的民风民俗的浓墨重彩的呈现，通过对一个小家庭的聚焦，展示了“闯关东”的先民们在隐忍和苦斗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心灵史。而随着故事的不断推进，这个家庭和村庄又接连遭遇了日军侵略和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洗礼，作家没有选择波澜壮阔的历史呈现，而是通过对灵芝如何忍辱负重、与各方势力斗智斗勇，最终最大限度地挽救了家族命运的书写，在一幕幕日常生活场景和一段段人生细节的细腻描绘中映衬出“大历史” 的冷漠、虚幻和无常，折射出被“大历史” 所遮蔽的富于痛感的日常生活本相，在对俗世男女的质朴且悠长的情感观照中折射出顽强且坚贞的人性光辉，在消弭了历史深度模式的同时，却重建了战争历史与英雄话语得以附丽的生活场域，挖掘并塑造了灵芝这样一个感人至深却极易被大历史所遮蔽的另类的“生命英雄”的形象，生发出独具个性的艺术魅力。
　　刘宏伟的《大断裂》将围绕着“大地震”而生发出的宏阔纷繁的大事件与林军生、秦丹阳、苏红蕾这“三剑客”之间微妙纯净的情感纠葛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将“大地震”这一突发情境与日常生活场景相融合，以检视人类灵魂与精神的质地。惊心动魄的惨烈灾难与温婉柔美的爱情交织、缠绕，在对极端状态的宏大叙事中，作家细腻而有耐心地讲述了一段段色彩斑斓、真挚美好的情爱故事，建构了一个奇异的情爱花园。温燕霞的《红翻天》也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作品，书写了六位女红军战士的情爱故事，将宏阔复杂的抽象历史细化为鲜活的生命遭际，经由日常生活细节支撑起的“生命叙事” 呈现出别具感染力和震撼力的“人情之美”。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女作家占据了2008年军旅长篇小说的半壁江山，她们特有的写作风格和独特的文学观念为2008年度军旅长篇小说注入了一股“柔性”的力量。女作家对历史、战争和军人职业也确实有着与男作家不同的观察和切入的角度。王秋燕的《向天倾诉》将笔墨聚焦在一位女航天气象工作者的事业、情感、婚姻和家庭，反映了航天人不为人知的精神世界和情感隐秘。小说塑造了苏青、马邑龙、司炳华等个性鲜明、极具魅力的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地讲述了苏晴和马邑龙旷日持久、轰轰烈烈的精神恋爱，极富艺术感染力。单纯地看，这样的精神恋爱书写并不新鲜，甚至有点老套，让我联想起新时期之初张洁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但同样是描写一种精神恋爱，《向天倾诉》中的情爱关系更加纯粹，女主人公的主体意识显然更加强烈，小说对人性的描摹也更加复杂。尤其是在当今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年代，在情感和婚姻像商品一样用作利益的交换的筹码的情况下，如此纯洁、真挚、矢志不渝，带有浓烈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气质的爱情因为稀缺而更显得无比可贵。《向天倾诉》对纯真爱情的期冀、珍惜、经营和坚持在军营特殊的环境中显得艰难而曲折，对于苏晴这样一个工作在特殊战线、承担着极端重要且繁重责任的女性军人来说，这种精神恋爱无疑是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最后主人公以生命的消逝印证了对爱情的忠诚，不能不说是一出悲剧。但是处于情感漩涡中的人物并没有对错之分，马邑龙、司炳华、姚一平性格迥异，沿着各自的人生轨迹行进，并没有道德和人格的污点和瑕疵，在世俗的眼光中甚至都是好男人的代表，只不过在命运捉弄下，苏晴在患得患失中一次次错过了唾手可得的“幸福”，但也正是在一次次错过后，女主人公收获了生命的成熟与厚重，逼近了爱情之海的彼岸。作者以闪回和追忆的手法，从女主人公的视点出发，梳理其对人生、事业、情感和命运的选择。其实在每一个关键的人生节点，苏晴原本都可以做出更加符合世俗价值判断且更加容易的选择，但她的超凡脱俗、她的偏执和理想主义都使她注定将要跨进命运的窄门，将生命融入对事业、职责、使命的忠诚和对理想爱情的永恒追求。作者绝非是在想像一个生活中不存在的理想人物，而是试图走进并深入广大航天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由于工作性质和生活环境的特殊性，航天人长期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在事业、爱情、家庭、集体、个人等方面往往只能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无法兼顾，因而，苏晴、马邑龙、司炳华这样的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就有了更为广阔的生活概括力、普世的观照价值和广泛的认知意义。小说细腻描摹了女主人公苏晴错综复杂的情感世界、心理世界，是一部女性主义的情感挽歌，一部女性情感成长和成熟的心灵史诗。
　　王锦秋、刘慧的《雪落花开》运用了三重叙事线索，结构十分精巧。小说以“高原聊天室”为媒介，运用复调式结构，在这个虚拟的网络世界，实现了历史与现实、高原与故乡的互通，官与兵、兵与兵情感的对流和几代军人内心世界的对接。作者并没有通过编织戏剧性的故事以及对青藏高原上汽车兵们艰苦困顿的现实生活的渲染来刻画高原汽车兵这一英雄的群体，而是通过对他们极富烟火气息的日常生活的细腻描摹，在平淡、平凡甚至平庸而富于喜剧色彩的生活流程里，凸显他们崇高的理想追求和丰富的情感世界。
　　何存中的《姐儿门前一棵槐》细腻温婉地讲述了将军（牛儿）和妻子郑秀云与前妻凤儿之间的恩爱情仇。小说的叙事风格颇具匠心、极富个性，以散文诗式的语言干净、简洁、跳跃性地推进情节发展，印象式地勾勒出一幅优美、多情的乡村风俗画卷。但是这部由中篇小说延展而来的长篇小说在充分强调了人物鲜明个性的同时，却忽略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和对情感的细腻刻画，单线叙事、直奔结局的叙事狂奔之后，暴露出作者叙事耐心的不足和小说内容单薄的缺陷。
　　王棵近两年在坚持中短篇小说写作的同时，开始进军长篇小说和影视领域，《幸福打在头上》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王棵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一样，有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潮气，湿润而暧昧，平和且淡定，注重在平淡的日常生活和不经意的时光流逝中呈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幸福打在头上》书写了上尉雷米多个人几段富有戏剧性的情感遭遇，通过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将基层部队年轻军官的日常生活和婚恋问题生动、风趣而又不失大胆、尖锐地揭示出来，极富生活的烟火气息和真情实感，体现出作家扎实的部队基层生活经验和对生活细节的敏感捕捉。相较于以往的作品，这部长篇小说体现出王棵的一种转变，即更加重视故事性和矛盾冲突的设置，单线推进的叙事结构，更富于阅读快感也更适合改编成影视剧。作为青年军旅作家中的翘楚，王棵的这种叙事风格的转变本身也可以视作军旅文学整体发展态势的一个缩影。
　　2008年度军旅长篇小说的日常经验叙事在文本建构上体现着自身特有的美学逻辑。首先，在题材内容选择上，聚焦于细枝末节的日常生活领域。小说创作与日常生活直接对接，对日常经验进行汇集和放大，从而体现和满足着读者的日常审美习惯。其次，日常时间的线性结构使叙述显得清晰而简明，悬置、延缓、降低了情节的推进速度和戏剧化程度。一方面，细节成为文本叙事的支撑，作者不再过分倚重戏剧性的矛盾冲突，而是通过对生活流态的细腻呈现来结构故事；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的自我重复和延宕使得小说结构趋于单纯，作家在叙述过程中以不断“重复出场”的人生片段和生活遭际驱动情节，冲淡了故事情节的“复调化”。此外，对日常语言的强化，凸显了生活的在场感，创作主体在叙事中大量采用直白浅显、生动活泼的日常生活化语言，从而大大增强了文本的生活气息。2008年度军旅长篇小说的日常经验叙事将审美和表现的对象从“宏大”的主题功能性中解放出来，从本体论的高度看待军人的日常生活，确立了个人化写作的基本立场；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并强调意义和价值，开掘出新的叙事和表意空间，极大地拓展了军旅长篇小说的题材边界。
　　荷尔德林说，文学是为“存在”作证。“存在”是文学的精神边界，“存在”也是文学的永恒母题。那些伟大的文学一直在为人类的基本在场作出描述，解释和辨析——这是它的根本价值所在。2008年度的军旅长篇小说作家正是通过对军人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存在和精神存在进行个体化的艺术表现，摆脱了主流意识形态过度的“历史化”阐释，以个人化写作的叙事立场，守望当下军旅生活现实，以非功利性的审美眼光探寻军旅生活的“存在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