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捧得首届“中山杯”华侨文学奖评委会特别大奖之际，张翎的《金山》近期也成为国际版权市场炙手可热的华语小说。这部今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重磅推出，并作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首推六卷本“张翎精品集”之一种的力作，在法兰克福书展后的短短一周内，相继被加拿大、英国、法国、荷兰和意大利五国版权代理商抢得，且皆由各国一线出版社签约。

　　《金山》小说大热的同时，其影视权日前则被执导过《人间正道是沧桑》等电视大片的导演张黎抢得。按照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的估计，“目前国内最好的现当代小说影视权出售价格在一百万到两百万之间，《金山》肯定能卖到这个价格”。而此前，她的小说《余震》已被冯小刚买下，改编为电影《唐山大地震》。

　　张翎今年的爆热看似偶然，却可谓当下海外华文创作热的一个缩影。比如作家严歌苓的小说甫一推出总能引起极大关注，除在排行榜上占据一席之地，获各项文学大奖外，还格外受影视导演的青睐，屡屡被改编。近年，哈金、虹影、郭小橹等人的新作也总能在读书界产生一定影响。国内如《人民文学》等重要期刊也开始关注海外华人作家的创作，此次获奖的两部作品《小姨多鹤》和《金山》最初均发表在该刊上，海外华人作家的创作已日益走进我们的视野。

　　“超功利性”写作的成功

　　在颁奖典礼的获奖感言中，张翎表示：如果说《金山》有什么独特之处的话，就在于她从海外华人这个角度来观照“金山客”的生活。“人生一半在中国，一半在加拿大，在中国的人生经验使我得以从正面来观察‘金山’，在加拿大的人生经验则使我得以从侧面来观察，两相参照，便得到了一个立体的‘金山’。”她进一步表示，上帝把我放置在这块安静到几乎寂寞的土地上，也许另有目的。他让我在回望历史和故土的时候，有一个合宜的距离。这个距离给了我一种新的站姿和视角，让我看见了一些我原先不曾发觉的东西，我的世界因此而丰富。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从中窥知《金山》何以引起关注且收获大奖。

　　张翎的感言也恰好印证了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评论家吴义勤的判断。在他看来，海外华文作家之所以日益受到重视，就在于他们在写作中不受中国主流文学创作模式的影响，创作自由度更高，看问题的视角也不一样，因而可以创作出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同时，他们中多数作家的写作并不是完全为了市场，他们有独立职业，不依靠写作谋生，所以从事创作时相对比较从容。

　　华裔作家陈瑞林同样在把海外华文创作中之所以能出现优秀作品，主要归因于作家写作的超功利性。“在海外，写作不仅赚不到钱，还可能要把赚钱的时间赔进去。”因此，几乎所有在海外的移民作家，其创作的冲动首先就源自于“生命移植”的文化撞击，都是他们在“异质文化”的强烈冲击下“边缘人生”的悲情体验，这些都是物质价值所无法给予的。她还认为，移民身份的作家与其他作家相比，有着他们无法比拟的国际性视野与独立性。

　　在张翎看来，如果把中国文学的发展放在世界文学版图中看，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引起关注势所必然。她说，现在很多海外大学文学系里有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离散文学”。它指的是作家离开母语文化环境后的创作。很显然，这是一个具有很强包容性的概念，一方面得益于席卷全球的移民潮，另一方面也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导向有关，事实上，近十年中多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有海外或移民经历，也写了很多与母国或旅行经历有关的作品。从这个角度看，海外华文文学的前景很是看好。“移民写作极大丰富了世界文学的版图，海外华文文学也会融入并丰富中华文学版图。”

　　评论家易凯也表示，海外华文文学未来的发展是可以预期的。它既反映了世界，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载体。“现在很多在好莱坞上映的大片，仅仅是形式上模仿好莱坞，内容上并没有国际化。而华文文学其内容本身就是国际化的，就是世界性的，同样又是中国的。在世界一体化的潮流下，这些作品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而是中国人了解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国的桥梁。”

　　纳入主流文学史有待时日？

　　“我看了很多对国内文学的评论，过去国内的评论界谈文学作品的时候，并没有把海外的作家列入中国文学史里面去。”本届诗歌类最佳作品奖获得者、诗人洛夫的话道出了一个事实，尽管近年国内一些专家、学者已开始认识到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性，但相关研究还非常缺乏，且海外华文文学迄今尚未被纳入主流文学史的视野。

　　在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评论家陈公仲看来，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之所以没能在国内引起应有的重视，其创作水平亦没有被提到应有的高度，一方面是因为除了有个别作家引起关注之外，国内对这些作品总体上看还是接触、了解太少，还有一个原因在于我们对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和作品缺乏客观的评判标准。

　　加拿大裔华人作家马森结合自己的研究表示，当他试图把海外华文文学作为学术研究对象时，发现很难对其做一个准确的界定。“很显然，海外华文文学是众多移民作家创作的。但移民是不能确定的概念，譬如有的作家在国内成名，而后才移民，像洛夫、古华，是否应该称他们为移民作家？又有些人先移民而后回归，像目前在台湾的陈若曦、平路，又该如何界定？至于作品的界定更加不易。过去我们称於梨华写的小说为‘留学生文学’，因为她写的是留美学生的故事。如果移民作家写的都是国内的人物与事迹，只因为他人在国外，是否就该列为海外华文文学呢？”

　　由此，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饶芃子认为，随着时代发展，海外华文文学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作为研究者，要拓展研究新领域。“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就主张把‘身份’批评运用到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的主体研究中，因为海外华文作家的写作阵容、国别、地区、个体的差异性都很大，不同的经历和背景、不同的时空及语境，使我们无法以一种固定的本质标准来衡量他们，而以‘身份’批评作为切入点，更有助于我们揭示这一群体和个体的特殊性。”

　　她进一步指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一直是被忽略的，这个空间必须有理论人介入，才能有一种浮雕性的显现。“如今的学者更应对这一文学的流变给予相应的关注，因为它已随着时代开枝散叶，显露峥嵘。”基于此，饶芃子认为，面对多元文化崛起，东西方文化必然交汇的前景，为了求得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更大发展，我们急需要建立一种世界性的文学观念，把华文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来研究；另外还要在方法和视角上有所拓展和更新。

　　有学者指出，海外华文文学的真正融入，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既有的文学史格局，这将牵涉到一些极其复杂和敏感的话题。因此，把其纳入主流文学史有待时日。但恰如张翎所言：海外华人作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为什么这些声音不能包括进我们中国文学的版图呢？有了这些声音，华文文学必然会更丰富多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外华文文学引起关注并最终与国内文学交融，是我们时代文学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