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最近这段时间，无论是看报、上网还是刷微博，“2011年度十大好书”“2011年度十佳作品”等标题总会不时从字里行间跳出，在不经意间映入你的眼帘，因为每逢岁末年初，不少文化机构、媒体都争先恐后地为读者端出一道“传统年饭”——“年度好书榜”。

　　琳琅满目的“年度好书榜”看得人眼花缭乱；不同榜单的上榜书目有的大同小异，有的又大相径庭到甚至令人有些莫名其妙的地步。“年度好书榜”是否 会影响到大众阅读？媒体机构争相评选“年度好书榜”的初衷是什么？什么样的“年度好书榜”才堪称具备公信力？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访了一些读者、作家和出 版人，并同个别参与榜单制作的媒体同行进行交流，探讨“年度好书榜”的参考价值。

　　 读者：精英感兴趣，大众受影响

　　浏览完某网站文化频道2011年度好书评选活动中的100本候选书，徐力恒终于点击了“分享”，并评论道“比较像样”。

　　在此之前，充斥在各媒体上的其他五花八门的“年度好书榜”始终没能吸引这位毕业于北大历史系、目前正在牛津大学做宋代史方面研究的博士。因为多 数媒体或机构的“年度好书榜”都是文化副刊或读书版的记者编辑内部评选出来的，而在徐力恒看来，“媒体的年度图书榜如果没有评选者个人的署名，就让人不太 放心。”

　　徐力恒选书的主要渠道仍然相对传统——逛书店。偶尔，他也会从自己较为认同的媒体或机构评选出的“年度好书榜”中选购部分上榜书。但即使买了， 他也不着急翻看，要先放一放，有时一放就是一两年，目的是为了等“坊间的评价沉淀下来”，看看“时过境迁”后，是否仍有人追捧和推荐。

　　在当代杂志社从事编辑工作的石一枫也觉得“年度好书榜”对自己买书看书起不到什么作用。长期浸淫于文化圈的石一枫每年起码得读五六十本书，从来都是凭兴趣挑自己想看的书，顶多由于工作关系，会受些同行和圈子的影响。

　　以“绿茶”这一更为人知的笔名纵横文化江湖多年的方绪晓也承认，“年度好书榜单”对精英读者层的阅读影响有限，但他认为其对多数普通读者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引导阅读的作用。

　　现为《文史参考》主编的方绪晓兼任过《新京报》等多个媒体、文化机构“年度好书榜”的评委和策划人，并对“年度好书榜”的大众影响做过跟踪调 查。2011年年初，方绪晓曾调查过针对普通读者的“春节阅读书单”，结果发现多数普通读者春节期间购买、阅读最集中的，正是《沉浮与枯荣》等在2010 年底频繁登上诸多媒体、文化机构“年度好书榜”的书。

　　“这说明大众读者或多或少受到了上一年‘年度好书榜单’的影响，在春节期间购买或阅读了上榜书。文化圈、学者以及图书行业的工作者自然有业已形 成的阅读标准，对当年出版的书的情况也了解得比较清楚，可大多数读者并不了解，所以经过不同媒体轮番评出各种各样的年度好书之后，很多好书得到大众认知， 就会成为读者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选购图书时潜移默化的引导。”

　　上榜作家：榜单太多，说明不了问题

　　专栏作家崔岱远的著作《京味儿》曾在《新闻出版报》评选的“2010年全国优秀畅销书排行榜”的生活类图书中排名第四。据他介绍，上榜后，该书销量涨幅明显。2011年，《京味儿》一跃成为北京三联韬奋书店年度图书销量榜榜首。对此，崔岱远一笑置之：“上了高兴，比不上强，但说实在的，上榜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类似的榜单太多了。有的榜单上一本大家都没听说过的书竟然在榜首，实际指导意义恐怕不大。”

　　崔岱远认为，各种各样的“年度好书榜”不能说没有价值，但要根据具体榜单具体分析。“有的榜单纯拼销量，而且不把个人购书和单位团购区分开来，连注册会计师考试的辅导教材、新华字典什么的都给上榜了，你说还有什么意义？”

　　而如果不以销量为依据，在他看来，“年度好书榜”评选结果的参考价值则更值得商榷，因为“好书的这个‘好’很难有一个客观标准，你认为好的我可能觉得不好。”所以崔岱远也和徐力恒一样，会更看重评选者是谁，以及评选标准是否与自己对书的品位吻合。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更多的上榜作家，比如在《新京报》2011年度图书排行榜中候选的《一句顶一万句》的作者刘震云，以及凭借《货币战争4》上了凤凰网2011年度图书排行榜的宋鸿兵等，都不愿对自己的作品登上各种各样的图书排行榜做出回应。了解记者的采访目的后，多立刻谢绝。

　　出版人：比起好书榜，更看重销量榜

　　既然图书登上“年度好书榜”能够带来销量上涨，出版社和图书公司会不会想方设法通过或明或暗的渠道与媒体等评选机构“沟通”，力图争取自己的图书产品上榜以搏销量呢？

　　“我们不会特意花精力去‘打榜’,榜单这种东西不确定性很大。”策划过《历史是什么玩意儿》等多本畅销书的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文治LAB总编辑苏静介绍说，虽然他们公司在图书产品的市场推广上向来力度很大，但却不会对“年度好书榜”格外用心。“都是媒体自己选，或者靠一个‘神秘的评委会’来选，我们推荐不推荐跟上不上榜没有关系。”

　　根据过往经验，苏静他们发现，尽管“年度好书榜”中不乏畅销书，但冷门书若上了榜，未必见得就能够因此销量大幅上涨。“理论上，不管什么题材，小说也罢、历史也罢、生活书也罢，只要好读、诚恳，是好书，就一定会畅销。”但很明显，现在的书太多了，要想畅销，除了内容本身，后期的商业运作也必须纯熟到位。

　　“各种维度的‘年度好书榜’能帮读者降低选择成本，但我们不会特别重视，因为书卖得好不好最重要，所以坦率地说，其实我们最看重的是销量排行榜、畅销书排行榜，因此我们不会通过什么渠道特意去‘打榜’。”

　　针对目前很多畅销书榜中明显鱼龙混杂、部分烂书忝列其中的现象，苏静解释说这主要是由于这些书的商业操作“太成功”，比如用了“类似脑白金广告一样的包装方式”，迅速占领了媒体和书店的货架。“由于某类品种的群众需求量大，而市场上恰好没有真正好的书来满足，那么这类烂书钻空子占领市场和榜单的机会就会出现。不过随着图书市场供求信息越加对称，以及内容供应商竞争越加激烈，烂书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

　　媒体：好书榜要做，烂书榜也要做

　　“年度好书榜”在几年前可能是一个不错的策划，但近些年随着越来越多媒体和机构的参与，以及一年又一年地重复，难免让人对“年度好书榜”产生审美疲劳。

　　“审美疲劳？不一定吧。”曾任湖南《晨报周刊》文化版主编的袁复生已经为《潇湘晨报》主持了三年“年度风赏阅读榜”栏目，他介绍说根据读者、周边朋友的阅读反馈和其他媒体的转载率来看，榜单的效果不错。榜单公布后，他们还围绕榜单展开过好书朗诵会、好书派送、作家演讲等活动。“这种推荐好书的形式，我们肯定会一直做的。”

　　袁复生总结出“靠谱”好书榜的三要素：有一个独立、不陈腐的价值观；一个水准高、阅读量大、能秉承公心的评委组；一个不会因为领导好恶、照顾关系等因素对评审结果进行否定或调整的主办方。在他看来，虽然缺乏特色，但各个媒体机构争相推出自家的“年度好书榜”这种趋势值得鼓励，而不应该统一垄断或者只允许个别权威发布，“要参差多元才好。”

　　方绪晓也有同感。在他看来，不同媒体机构的评选机制虽然不同，但哪一种都有自己的优点。比如专家学者评委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因为他们更多的是以自己的学养做判断依据，相对独立，但由于不太考虑普通读者的需求，其榜单在大众读者中的接受程度不是很高。媒体文化版编辑部对当年的出版动态和读者的阅读需求比较了解，所以他们评选出的“年度好书榜”会在专业和大众之间更好地融合。

　　除了坚持推介好书，从2007年开始，袁复生还挑头与一些媒体和文化圈的工作者共同推出了一个“烂书榜”，专门从畅销书里挑烂书出来排名点评。在前几年的烂书评选中，一些火得发烫的名人的作品都上过“烂书榜”，也有些是曾在书店显要位置看到的畅销书。

　　袁复生自认“烂书榜”并没有多少权威，终审评委目前甚至只有他自己、潘采夫、王晓渔和涂志刚这四个人，所以当有媒体将他们称之为“主流知识界”和“专家”时，他觉得是“被想当然了”。

　　“几乎每年，我都会强调一下我们‘独立书评人’的身份，我们只代表自己，不代表我们所在的媒体，也不代表什么‘界’。我们所拥有的，不过是批评的自由而已。搞烂书榜的初衷就是对大众媒体的图书评论不满意——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我们觉得多数大众媒体的书评版充斥着太多无意义的赞美。”

　　这个“烂书榜”在成功获得关注的同时，更多的是引起争议。虽然有人认为“烂书榜”的存在“太有必要了”，但也有人认为“烂书榜”是对烂书的另类炒作。

    对此，袁复生并不否认，但他更愿意换一种说法——“‘烂书榜’客观上有不可避免的再度传播效果。”他更希望大家关注他们通过“烂书榜”对那些书所表达出来的看法。登上“烂书榜”的作家与他们打嘴仗，他们也并不回应，因为觉得“我们不需要一个结论，只要表达观点。表达了，就好。他自然反驳，也挺好。接触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和意见，是读者走向独立思考的开始。”(记者 尹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