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创造现代的中国本土文学

前面所说的“西方中心话语权力”包含两层意思：首先是对一个“文化的西方中心”之存在的确认；其次是对这个文化中心的“话语权力”无处不在的感受和意识。由于中国新文学衍生于西方文化母体这样一个事实，而使中国新文化人普遍具有对西方文化的依附性和认同感。我现在提出的“创造现代的中国本土文学”，就是以这点作为前提的。那么，作为边缘文化(或如詹姆逊所说的“少数话语”)的当代汉语文学，真能在西方中心话语权力之外创造奇迹吗，抑或是只能永远命定地作为西方文化中心的附属部分而咀嚼“后殖民化”的滋味呢?按照一些“经济决定论”者的断言似乎是无指望的，因为依据他们的说法，西方的“文化中心”地位是和西方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的霸权优势相联系的，而落后国家文化上的所谓“后殖民化”处境，则根源于这些国家经济、政治的落后状况。这种“经济决定论”不管打着怎样的旗号，都是为“西方文化中心论“辩护的。在他们那些貌似有理的理论中，恰恰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文学艺术的发展往往是和经济的发展不平衡的，并非高度发达的经济就必然会有空前繁荣的文学艺术，有时甚至相反。马克思在考察古希腊艺术时就曾注意到了这点。以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为代表的十九世纪文学高峰产生于当时经济上十分落后、政治上非常专制的俄国，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崛起于经济和文化都同处于边缘的拉丁美洲落后地区，并以其强大的震撼力冲击和改变了西方中心话语权力的傲慢，都是对“经济决定论”的否定。当代俄国和东欧的一些有良知的作家，如索尔仁尼琴、帕斯切尔纳克、布罗斯基、哈维尔、米兰·昆德拉等，同样是作为边缘的声音而获得自己的价值的。我们现在要创造“现代的中国本土文学”，便应该以这些非中心的本土文学作为参照，从关注外部转而关注自己，建设自己，把本来属于我们自己的话语权力收回来。真正的创造活力存在于边缘和“少数话语”中。现在该由我们付诸行动了。

▲走向本土

我这里所指的“本土”不是一种物质存在，也不是一个地理学概念，它是植根于母语的一种血缘意识在我们生命中的觉醒。它有时是具体的，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超验的东西，弥漫在我们肉体中，流动在我们血液里，闪现在我们梦境深处，作为一种根性的力量时时提醒我们：我是一个中国人。本土意识的丧失是新文学依附于西方文化中心的结果，现在提出“走向本土”便是要唤起这种意识，使中国作家返回到母语的根上重新思考和写作。一些拉美作家在寻找他们自己文学的“本土性”时曾有过类似的经历：一开始总是到外部去寻找自我，转了一圈之后终于发现：我们的面孔就在我们的母语中。被世世代代族人的眼泪、汗水和鲜血浸透的生养地中，便包含着我们的现在、过去与未来。今天，当汉语文学在普遍感觉焦虑的“后殖民化”处境中要做出自己独立的选择时，本土意识的唤起就更显得重要了。当然，问题的提出只是开始，怎样做则有赖于这种觉悟的展开。从生命深处找回族籍和姓氏，找回弥漫在那些象形的、会意的方块字的先天框架和笔划间的直觉和智慧，找回阳光的耳朵，石头的眼睛，倾听万物沉默的歌唱。谷物的颗粒中有祖先的房屋，河流优美的身段，热爱这块土地如同热爱你的苦难。死亡中包含的黄金成色最足，我们从身上的一草一木感觉到它，从切肤之痛中触摸到它——语言不过是它的一种闪光而已，还有艺术，我们捧着它如同丹柯高举着自己跳动的心穿过森林，身后是广大无语的人群，动物、植物、河流、山脉以及原野跟随着我们。被别人照亮是一种醒悟，自己照亮自己是一种确信。哪里有母语的呼吸，哪里便是肥沃的土壤，既使黑暗再次淹没我们的眼睛，但只要有母语在，我们还可以再次把赤裸的手臂点燃，用生命的膏脂照亮自己。当代汉语作家的位置便在这种与土地、山脉和河流，与整个民族的历史一起行动的行列中。当代汉语文学便应该是这种以生命作为膏脂的燃烧和照亮。周围是一些疲惫不堪，承受了几千年的打击，眼里布满血丝，脸因太多的希望和绝望而扭曲得有些变形的面孔：父亲的面孔、母亲的面孔、祖父的面孔、叔叔婶婶的面孔、同辈人的面孔、我们自己的面孔，数不清的面孔，无边无际地铺展开来，黄泥巴皮肤的博动，和脚下的土地、和群山、和河流与原野、和头顶的天空溶为一体。此刻，一个声音在耳边低语着，说：“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此刻，一个字在我们心中响亮着，我们找到那最根本的东西了。把笔插入肉中的土地，从中吸取智慧和热力，用母语写作——为母语写作，通过激活母语以激活整个民族的精神，这便是我们应该做和正在做的。

再从文学艺术的价值实现环节来看。

文学艺术作品在完成之前是一种意念或冲动，创作过程是一种体验和发现，完成以后是一种物质形式(手稿、书籍或画幅)。至此，它充其量只是一种未实现的价值——价值的实现则有赖于被阅读和评价。前一个环节对应于一部具体作品对人的心灵深入了多少；后一个环节对应于评论家对具体作品深入了多少。文学艺术作品需要阅读和评价，这点是没有疑问的。问题是：我们的汉语文学作品只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吗?只是为了翻译到国外专供几个汉学家评论而写的吗?只是为了在国外得奖而呕心沥血创作的吗?为什么中国作家的价值要由西方人来确认呢?为什么汉语文学作品不能在中国本土实现其价值呢?这固然与国内多年来意识形态标准对艺术价值标准的干扰有关，但另一方面也与中国作家的心理向度和文学作品的阐释权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自愿地把汉语文学的阐释权交给西方人，由他们对我们作出西方标准的价值评价，而我们依赖和信赖这种评价。正是这种“媚外情结”使当代汉语文学逐渐丧失了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沦为西方文化中心的附着部分。宣布西方中心话语权力无效，第一要做的便是收回阐释权，不再依赖那个西方中心的价值判断。我们构成一种价值，我们就是自己的价值标准。当代汉语文学的价值完全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阅读和评价在中国本土上实现。五千年文明史，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十二亿人口，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作家艺术家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价值空间了，我们有什么理由要舍本求末，到很远的外国去寻求别一种语言的承认和奖励呢!

▲深入当代

作家可以通过想象同时生活在过去与未来，但他生存的基点只有现在，并且只能是现在。在时间滑动的链条上，“过去”随着日影的移动而成为记忆，“未来”作为生活的期待、奇迹或希望而使现在具有诗意，但它们同时只能是“现在”的两翼，只能由“现在”收拢或展开，故而个体生命的显在时间永远是现在时态的。“当代”便是这种个体生命的现在时间之放大，它包含着我们的整个一生，从父辈的衰落到我们的诞生、成长和死亡。由此推展开来，它包括几代人的奋斗与苦乐，被击倒又站起来的生命形象。一个民族的苦难与梦想。

我们置身的当代是阳光很多，黑暗堆积得更厚重的时代，是绝望与信心并存，谎言和真理交织成同一种语言的时代，是价值溃灭，暴虐横行的时代，是大流血、大冲突、大堕落的时代，也是大困惑、大思考、大救赎的时代!当代汉语作家作为这一切的参予者、经历者、目睹者、活的见证人，在深受其害的同时更应该庆幸：我们占据着如此深入的位置，拥有如此丰满的感受，应该由我们写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每一次的激动总使我们的希望接近于落空。经历了那么多的伤口和蹉跎，拥有那么多的诞生与死亡，中国为什么没能产生出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索尔仁尼琴、帕斯切尔纳克、哈维尔这样的作家呢?中国作家为什么没能创作出《总统先生》、《族长的没落》、《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这样的作品呢?阅读当代汉语文学作品常常发现：中国作家并不缺乏才气，而是缺少勇气；中国作家并不缺乏技巧，而是缺少思想；中国作家并不缺乏信心，而是缺少耐心。在才气、技巧、信心这样一些常常被人们过份强调的东西之上，总发现中国作家的写作缺少一种构成一部作品伟大品质的带灵魂性的东西，一种由作家的人格所体现的精神品质。总是闲适，总是逃避，从当下现实滑过或避开，或如苏童、叶兆言一类专写民国轶事、闺帏艳闻，或如池莉一类专写市民心态、无聊的闲情，或如贾平凹一类专写旧文人趣味，玩物狎妓之醉。真正的当下被位移，严酷的现实被悬空，我们这个时代的全部真实被三妻四妾、女人的小脚、早泄阳萎的细节遮掩住了，作家们纷纷躲进那种略带点肉感的粉红色罗纹小帐中做他们的象牙之梦。当代汉语文学的大希望便在苏童、张艺谋们妻妾成群的怀旧梦中泯灭了。这些逃避当下现实的“闲适”写作者们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所谓的“纯艺术”追求，似乎一个作家只要一介入了当下现实，其作品在艺术上便不纯了。对此，我曾在《红色写作》一文中以较大的篇幅作过批驳。^⑨这里只需要指出一点就够了：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略萨或索尔仁尼琴、帕斯切尔纳克、米沃什等人的作品并没有因为关注了他们时代的现实而被人们视为不纯，相反倒是更因此而保证了他们作品的不朽性质。一部作品的“纯”与“不纯”，和作品的题材及年代关系不大，而主要取决于作家的才华与智慧。“纯艺术”的说法一旦作为逃避的借口，便成为一种可厌憎的东西，我们可以宣布不要这种“纯”而保有伟大的艺术!因此，深入当代便首先要破除一切艺术或非艺术的戒律，打开一切禁忌之门。不割断过去，不放弃未来——更不滑过现在：当代、当今、当下，我们身心交困的具体处境。唾弃闲适人格，多一点道德勇气；唾弃急功近利思想，多一点甘于寂寞的耐心。不是滑过或闪开，是进入，深入骨头与制度，紧紧抓住我们这个时代的金属之核，展现出它的全部黄金与黑铁的性质。不是对西方文学“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移植，不是“现代化即西方化”的无条件认同。汉语文学的“现代性”只有在对中国当下现实的深入揭示中才能获得。

▲面对生存

生存有两种：大生存和小生存。

大生存指的是一个民族在大的生存环境中存活自己、发展自己的课题，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在别种文化的撞击之下保持本民族文化个性的努力。当然还包括人类生存所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比如战争与和平，资源的合理利用，经济进步、对话、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对人类普遍公认的价值准则及生活方式的争取与捍卫等等。小生存指的是个人具体的生存处境，包括衣食住行、恋爱婚嫁、工资、家庭合睦程度、抚养子女、赡养老人、同上司及同事的人际关系，以及日常的油盐柴米这些烦心的琐事；在更高一个层面上，还包括生与死、精神的自由程度、衣食满足之后的无聊感、灵魂与肉体的分裂、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困境、深入到饮食的压抑行为等等。

毫无疑问，对生存的介入或逃避是衡量一个作家真诚与否的主要标志。一个真正的作家和诗人，总是在对个人生存的具体承担中承担起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难度的。他在体验中寻求表达，在表达中深入体验——他的体验和表达从来都不是个人的。这样，诗人、作家与普通大众的区别便出来了：普通大众总是深陷于个人的生存处境中，他们属于本民族而不理会这个民族，他们作为人类的一员而不关心整个人类。他们的身心总是被具体的生活琐事纠缠着，困绕着，占领着，因此他们的体验和话语便只具有私人的性质。我称之为诗人、作家的那些人则无此种局限，他们常常生活于物质利益之上的精神中，能无障碍地感受民族和人类的一切，因而他们个人的生存是和民族、人类的大生存相通的。犹如一条溪流与江河的关系：在溪水注入江河的那一瞬间，江河也以它博大的胸怀进入这条溪流，并把它充满。他是作为民族的一员、人类的一份子而思考和写作的，个人与民族相关，个人与人类相关这样一种思想，使作家个人的小生存溶汇到民族和人类的大生存中，而互相承担。在生存的深度上，这种承担包括对历史的承担：隐匿的一切不是虚无，它留存于典籍和歌谣中，比神话和传说更经久耐用。不管你是用它擦脚或裹头，都不会改变它的高贵质地。它留存于我们的血液和记忆中，规定着我们，不管我们怎样否认和拒绝都是徒劳!它总是不容置疑地把祖先的音容笑貌浮雕在我们脸上，使我们自豪或痛苦。历史是不可改变地据我们为它有的，我们只有欣然地接受它，犹如自豪地接受我们的族籍和姓氏一样，然后承担起它的全部自卑与光荣。还有对死亡的承担。在我们的个体生命之外，人类已先我们死过很多次了。正是死亡的滋养使我们学会生存，性格开朗。有正常的死亡，也有意外事故，还有自杀、他杀与屠杀!暴力的阴影始终在我们头顶晃动。每死亡一个人，我们便跟着死去一次；每出现一次暴力，我们身上便增加一道伤口。起先是父亲的死，母亲的死 ，然后是朋友和兄弟：比我们年轻的反而先我们而去了。我们在不同的年龄，因不同的事件而一次次死过，又顽强地活着。在死亡的明亮阴影中，我们把世界看得非常清楚。既然死是无法逃避的宿命，我们只有主动承担起它，用笔和心灵，把有死的生转变成不死的死，并以此战胜死亡。还要承担起黑暗与罪恶。在更高的审视中，人类的每一种过失或暴行都是在我们的默许或目睹下进行的，我们既是受害者也是罪恶的同谋。这种双重身份使我们在黑暗中培养阴影，看见一切的同时便双眼瞎掉!我们甚至不能作为证人指证罪恶，而只能在黑暗中分担罪恶，并通过认罪这个行为使罪恶被认定。盲视则是使黑暗失去效力的最有效办法：通过双眼流血给黑暗以致命的一击。最后是对人的整体承担。不是消解人、放逐人，而是建设人、充沛人、大写人，重建人的价值和定义。西方当代哲学中的反人道主义思想是和中国人的精神与生活毫不相干的东西，它不过是西方中心话语权力伸手东方的又一只手影而已，只有斩断它，中国文学才能在自己的血肉之躯上根深叶茂地壮大。人是这个世界的最大问题，也是这个世界的最高目的。我们承担起他，便是承担起了这个世界的价值、意义、痛苦与美，承担起了这个世界的全部问题与答案。  

“面对生存”便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提出和论说的，不是粉饰和逃避，而是面对。通过对个人生存处境的揭示以展现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境况。这种生存处境不是虚构的，而是切身之痛的亲身体验，别人无法替代的，如同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的：“在深渊中置身于更深的伤口，身后没有退路，周围是交叉的矛头，我们只能手挽着手，手挽着灵魂，在凤凰的火焰 中坚持到最后”É。笔尖插入的地方，便是我们博动的心跳。不回避金属和死亡地写，没有声音和味觉地写，贫困的饥饿与黄胆中，管它东南风西北风，以赴死的决然深入存在的中心，接受人生的全部难度和强度，一切大拒绝、大介入、大牺牲的勇气。在物质的强

暴中与艺术同在，共同出生入死，一起沉沦或者得救。

生命与艺术同一。

偶尔翻读一本古文字学著作，发现董仲舒对“王”字的解释很有意思，他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11]孔子也说“一贯三为王”。[12]这里的“王”显然不是指帝王，而是参天地、通古今的精神之王，即伟大的诗人、作家、哲人等。我由此联想到高更那个著名的画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何处去?我们是谁?”这一命题包含的三个问号恰好对应于古汉字“三”所蕴含的天、地、人，即：“我们从哪里来——天；我们往何处去——地；我们是谁——人。”这一对应关系是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建立的，虽然还不是最终的答案，但其中透露出来的消息已是很重大的了：我们从哪里来——天(始源论)；我们往何处去——地(目的论)；我们是谁——人(本质论)。它同时包溶了过去(始源)、未来(目的)和现在(本质)这三种时间维度。这正是产生西方哲学，深刻西方哲学，贯穿西方哲学，困惑西方哲学的主要问题，也是人类最高智慧一直在追索的主要问题。从上一章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知道：后现代主义是以消解这三个问题(始源、目的、本质)作为前提开始自己的陈述的。汉文化则把它包溶在自己文字的框架和笔画中，并给予基于人本的肯定性回答。此刻使我高兴的不仅是通过高更画题与古汉字“三”的对应，发现了西方思想与东方智慧的这种问答式关系，更重要的是“秉天地之气，一以贯之”的“王”的出场。他是天、地、人的贯通，包含着过去、未来、现在三种时间维度，他同时既是“始源”，又是“目的”和“本质”。他不消解问题，而是包溶问题，成为问题，并把自己站立在那里作为答案，让你参悟。领会多少，则是各人的事情了。

中国本土精神呼唤的正是这样的王者。我们要创造的“现代的中国本土文学”便是这样一种自身即构成“始源”、“目的”和“本质”的大生命、大灵魂、大写作——一种天、地、人一以贯之的王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