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阵子因为感冒，我不得不请假在家里休息。今年的冬天，和以往相比，确实有些难熬。明明是在南岭庇佑下，四季如春的广州，现在竟然出奇的冷，再加上最近的压力比较大，二者相互叠加，身体累了自然需要病一场。待在家里的时候，活动轨迹与2020年年初基本一致，除非是家里缺粮，否则就只会一天到晚躺在被窝里，或者坐在沙发上读一些书。病了两三天，我都没有踏出过家门一步——冰箱里还有菜，等过几天吃完了再出去买。所以，就算我一直吃了睡，睡了吃，终究还是要出一次门。这一天，父亲陪我下楼一起出去买菜。走到楼下，父亲突然说肚子痛，转身折返回去。虽然内心有一丝不耐烦，但是心疼的感觉似乎更占上风，我不等他，给他微信说我自己去买菜，便朝着菜市场走去。天气稍微有些回暖，先前早晨刮得大风现在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看了看表，现在是早上十点半，阳光穿透了厚厚的云层，带来了一丝温暖和光亮。不知道为何，我站在人行道的中央，向马路对面的便利店望去，一种模糊的陌生感涌上心头。或许是我太久没有看到过白天的太阳，也可能是我的感冒还没有完全好——前者的可能性会大一些——我还是停在原地，思绪似乎飘回了从前。我在心里不光是回忆过去，同时也在思衬着现在，确实，每天早起晚归，其他的时间都躲在室内。早起看不到太阳的明媚，只有无尽的云海让天空消沉，正午出来吃饭，太阳又明晃晃，太过耀眼，晚上回家，在冬天，太阳不到六点就落下了，马路两侧成百上千个“太阳”就会亮起来。黄色的灯光看着很温暖，但是温暖只是表象，灯终究是不能像太阳那样，从内而外地散发出光芒和热量，它们只是像太阳一般，徒有其表，没有灵魂，一看就知道是仿制出来的。最舒适的阳光，除了午后三点半，就是早上十点半了。好久没有像从前一样，在白天晒着太阳，读着书，惬意地感受生活，于是我就索性伫立在街头，隔着厚重的棉衣晒太阳。人要是工作太久，不仅是肉体会累坏，精神上也会受到打击。虽然这个道理很浅显，却仍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反其道而行之，生活所迫，才是如此。我有些感谢感冒带来的好处，这才能悟出那道理背后蕴含的深意。有时候，周末出去走走，晒一下太阳，哪怕是一下，让匆忙的生活暂停一下，也并不是一件多糟糕的事情。在广州这座城市，我们每天都在过着近乎一样的、快节奏的生活，白天出门看不见太阳，晚上回家也看不见太阳，可这并不代表我们的生活不能拥有一丝惬意，因为人、人和生活、人的生活，都是要有灵魂的。我抬起手，想看一眼这座城市早上十点半的太阳，虽然不刺眼，但是它依旧和煦、温暖。
杨兰春是我国著名剧作家、国务院授予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他早年创作的《朝阳沟》被拍成电影，并被移植成多个剧种，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是中国当代戏剧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曾担任中国剧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对我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多年前，我去郑州杨老家拜访他，年事已高的杨老热情地讲述了他年少时的一些往事。我看老人有些吃力，就请他休息，以后再谈。杨老告诉我，他患有多种疾病，曾做过几次手术。 有一些时日，我不忍去打扰这位被疾病困扰的年迈老人，但我总是如期把新出的《黄河报》给老人寄去。 又过了些时间，我打电话询问杨老的健康状况，杨老说，刚出院，身体和精神都比前些日子好多了。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如约来到杨老家，继续采访。 杨老告诉我，他喜欢看《黄河报》，因为通过《黄河报》可以了解黄河上的事儿。并颇有兴趣地谈到他看过的一些文章的内容。他说，他挺喜欢本报介绍过的一位秦腔演员，嘱我再见到这位演员时，转致问候。 杨老说，他是河北人，但在河南工作、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占领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黄河泛滥成灾的悲惨景象以及解放后黄河除害兴利、造福人民的喜人局面。从《黄河报》得知，黄河上正在进行防洪工程建设，希望有关方面一定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把黄河防洪工程建设成铁壁铜墙，以经得起大洪水的考验。此外，虽然近几年黄河没来大水，但仍要时刻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出“三江”发大水那样的事儿，黄河出了问题可不得了。 1920年，杨兰春生在河北武安县太行山中一个贫苦农家。他形容他家所在的环境：“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头顶悬崖盖，脚蹬无水河。”由于家贫如洗，生活艰难，杨兰春只上了3年小学就辍学去学钉锅，用稚嫩的肩膀替父母分担生活的重担。14岁那年，杨兰春背着父母找到一个唱“武安落子”的戏班子，要学戏糊口养家。并与戏班班主杜更会立下生死文书。生死文书中约定，杨兰春甘愿给杜更会作徒弟，学徒期3年，期满再干一年报师父的恩。4年之内，如杨兰春“死不见骨头，活不见肉”，均与师父“一字无干”。也就是说，不论出什么事，都由这个少年自己负责。尽管文书规定的苛刻，但杜更会却一直关爱杨兰春，4年时间，杨兰春仅戏词就记下30多本。至今，这位耄耋老人还能把许多戏词绘声绘色地倒背如流。 1938年，杨兰春参加革命工作，长期在人民军队机枪排扛重机枪，参加过大、小战斗二三十次。他说，从我们那个乡出来参军的有30个人，幸存者仅我一人。社会主义新中国来之不易，能在和平的日子里治理黄河，应该珍惜好时光。 杨兰春在部队上编过许多反映战斗生活的快板，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转业后他到河南洛阳文工团工作，1950年上了中央戏剧学院，深造3年后分配到河南省歌剧团。1953年，他与窦荣光女士结婚。窦是中央戏剧学院辽宁籍的学员，在学校他们只是一般认识。窦毕业分配到河南省话剧团工作，后到省文化局当秘书。在她当秘书期间，杨兰春办一个学习班有不少讲义需要抄写，而窦荣光认真、仔细地替他做了这项工作，这可以说是两人结合的“红线”。窦荣光后来任河南省说唱团团长。杨兰春后来任河南省豫剧院三团团长兼导演，经过他与全团同仁的艰辛努力，使这个剧团成为闻名全国的“红旗剧团”。杨兰春除了创作出《朝阳沟》这部蜚声全国的作品外，还有《朝阳沟后传》以及改编、导演的《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等许多颇有影响的作品。 采访结束时，杨老在记者的采访本上写下：“问黄河报读者好，祝黄河报越办越好。”
列车驶入潼关，广播里飘出一缕激越悠扬、委婉缠绵的《秦腔随想曲》，一种亲切的、回家的感觉油然而生。 记者的血液里流淌着秦腔的音符，欣赏秦腔是我业余生活中的主要乐趣。在记者的眼里，秦腔使阳光更灿烂，秦腔使春天更美好，秦腔的粗犷豪放，象征着人类蓬勃向上的生机，秦腔的婉转细腻，抒发了人内心丰富的情感。陕西电视台《秦之声》栏目原总导演张西园对发展和振兴秦腔艺术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记者在西安采访了这位老人。 《秦之声》曾荣获中国电视艺术最高奖“星光奖”，张西园被授予陕西“十佳电视艺术家”称号。 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称赞张西园是“振兴秦腔的典范”。 “陕西台为什么要创办《秦之声》这个栏目？”记者问。 体格魁梧，装束朴素，慈眉善目的张西园打着随和的手势，用浓重低沉的关中口音说：“变电视冲击戏曲艺术为电视促进戏曲艺术，这就是我们创办这个栏目的初衷。” 多年前，随着流行歌曲的风靡和电视剧的普及，戏剧舞台遭受了很大冲击，被鲁迅先生称为“古调独弹”的秦腔艺术遇到了空前挑战，观众大量流失，演员队伍不稳。在这个背景下，张西园和当时任陕西电视台文艺部主任的田秉毅等“秦腔知音”联手创办了《秦之声》。他们克服种种困难，使这个栏目走进千家万户，日益深入人心。他们开着电视台的彩色录像车，翻山越岭，到处奔波，东至潼关，西去西府，南到丹凤，北至横山，深入到70多个县（市），和基层单位、企业联合举办了一场又一场群众秦腔演唱会，录制成一期又一期节目在《秦之声》播出。他们深入山乡田野，组织群众戏曲大赛，让男女老少都登台演唱，在荧屏上一展风采。以致于在陕西这块热土上，出现了“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不分男和女，都会秦腔吼”的景观。 张西园和他的同仁还在《秦之声》开办了有各界观众参加的秦腔“民乐园”，让现场观众参与表演。民乐园集知识性、娱乐性、观赏性、趣味性于一体，使不少不理解秦腔的青年人也爱上了秦腔。《秦之声》先后组织了秦腔卡拉OK大赛和全省群众戏曲演唱大赛以及大型综合戏曲晚会，培养和发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秦腔艺术人才，极大地活跃了城乡的群众文化生活。为了抢救秦腔艺术遗产，《秦之声》录制了一大批秦腔老艺术家的艺术资料片，为子孙后代做了一件大好事。他们还录制出版发行了秦腔艺术磁带、录像带、光盘，使秦腔艺术在音像市场上有了自己的领地。 《秦之声》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在黄金时间通过卫星直播“陕西地方戏专场”获得极大成功。 张西园为《秦之声》制定的用人宗旨是“尊老（尊重老艺人）、靠中（依靠中年演员）、扶青（扶持青年演员）、携幼（提携小演员）”，并采取措施，为他们创造条件，使不同年龄段的演员在《秦之声》荧屏上尽展风采。 张西园非常敬业，他每年春夏秋冬除了到基层录制节目，就天天坚持在《秦之声》演播厅或办公室，从正月初一到大年三十，从早晨到深夜，全身心地为秦腔艺术事业作贡献。他生活俭朴，不修边幅，每次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到基层组织群众秦腔演唱会，他都是先带领工作人员前去探路，实地考察崎岖山路上电视台的大型录像设备能否通过。在去陕北横山县录制节目时，他坐的汽车仅单程就走了29个小时。到了横山，来不及休息，又赶排节目。事无巨细，他都安排得井然有序，直到节目录制满意。 现在，张西园虽然退休了，但人们不会忘记他对振兴秦腔艺术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
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的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工程进展的怎么样？记者采访了炎黄二帝巨塑总策划、郑州黄河游览区原党委书记王仁民先生。1992年初春，为筹拍1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魂》，该剧总监制、电影表演艺术家王心刚等从北京来到郑州，在去黄河游览区参观时，我作为编剧和大家一同前往，接待我们的王仁民介绍说：“我们将在这里建起一座比美国自由女神像高出8米的炎黄二帝巨型花岗岩塑像，它将成为目前天下最高的雕塑。”“美国自由女神像高98米，炎黄二帝巨塑比它高8米，那么就是106米。如此恢宏伟岸的建筑，怎么才能把它建起来？”我望着这位身材高大，看上去年过花甲，但精神矍铄，目光充满自信的老人，问。“所需建设资金虽然不少，但尽可能不用国家花钱，主要依靠社会各界和海内外炎黄子孙自愿捐助。”“从1992年至今，6年过去了，我一直期待着瞻仰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可问从游览区归来的游人，都说还未建起。我想知道，工程进展如何？”我在电话里向王老询问。“主体工程已建起60%。这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短期内建起。”王老稍顿接着又道：“世界上不朽的巨型雕塑，都是经过许多年甚至几代人孜孜以求、不懈努力才完成的。如我国四川乐山大佛，整整用了90年时间才建起来。”“那么，炎黄二帝巨型塑像什么时候才能呈现在海内外炎黄子孙面前？”“我74岁了，虽是古稀之人，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在我有生之年，一定会看到这一天。”王老充满自信地说罢，又跟我约定，到他的办公室座谈。相隔6年，映入我眼帘的王老跟当年一样。他在电话上说自己74岁，可我看他一点也没有古稀之人那种苍老感，他精神饱满，思维敏捷，倒像47岁的中年人充满活力。对我的问题，王老热情地一一作答。 “王老，我们知道，在郑州黄河游览区兴建炎黄二帝巨塑是您提出来的，并且已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我想，正像炎黄二帝是号召全世界中华儿女的一面旗帜一样，兴建二帝巨塑工程本身，是不是也需要一面旗帜，或者说需要一个有号召力的组织，以便吸引海内外的资金等力量，促使完成这件流芳千秋的伟业？” “为筹建炎黄二帝巨塑，早在10年前，我就周游各地，到处宣传。除了利用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高等学府讲学时宣传外，我还在北京拜会了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周谷城、朱学范、程思远和中顾委常委肖克以及楚图南、黄华、荣高堂、穆青、贺敬之、魏巍、李准、柯岩、王愿坚、刘开渠、冯基庸、华君武等领导同志和各方面的专家，得到了他们的一致支持。”王老笑了笑说罢，接着又道：“经过努力，1988年12月21日，全国性的炎黄二帝巨塑筹委会在北京成立了。会议通过了筹委会的名称、章程、人选、筹资办法。会上一致推举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为会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肖克为第一副会长，程思远、倪志福、黄华、荣高棠、李宝光、刘源和我（常务）等15人为副会长，并聘请朱学范、楚图南为名誉会长，穆青等为顾问。兴建炎黄二帝巨塑需要大量资金，筹委会成立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筹集建设资金。我们草拟了一个‘兴建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倡议书’，周谷城以及其他筹委会领导同志和海内外许多著名人士为倡议书题了词。如，薄一波的题词是：‘炎黄雄姿存天地，凝聚四海赤子心。’倡议书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为筹资捐助起了积极的作用。”王老接着讲道：“为了在筹建炎黄二帝巨塑的同时，开展对炎黄文化的学术研究，1991年5月10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成立。李瑞环、薄一波、肖克、程思远、雷洁琼等领导同志以及各界代表500多人出席了大会。会上明确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一项任务就是在中国郑州兴建炎黄二帝巨型塑像。会上推举薄一波、李政道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周谷城为会长，肖克为执行会长，程思远、魏巍、刘源、吉瑞芝（吉鸿昌女儿）、我（常务）和其他有关同志为副会长，并邀请李约瑟、韩素音等为顾问。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4个月后，1991年9月12日，炎黄二帝巨塑工程在郑州黄河游览区的向阳山下举行了隆重的奠基仪式。李德生、肖克、荣高棠、韩劲草、岳肖峡、秦科才、张世英等国家、省、市领导同志以及新加波、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海外侨胞的代表和国内各省来宾共一万多人参加了这次盛典。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华人社团及国内各省、市的贺电、贺信雪片般飞来，共同表达一个心愿：盼望炎黄二帝巨塑早日展现在海内外炎黄子孙面前。1994年9月12日，炎黄二帝巨塑工程正式开工兴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亲临施工现场参加了开工典礼，除了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外，并朗读了两天前他特为炎黄二帝巨塑工程正式开工而作的诗歌‘炎黄颂’”。“王老，炎黄二帝巨塑建起后，它将以什么样的格局矗立在黄河岸边？”我又问。“二帝巨型塑像屹立在位于京广黄河铁路大桥西侧300米的向阳山，巨塑高106米，用花岗岩砌成。巨塑内建10个大展厅，展览天象、渔猎、农牧、石器、陶器、冶炼、兵器、科技、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巨塑前面是一个15万平方米的广场，广场上建一组群雕，镌刻着上下五千年为中华民族做出贡献的英雄豪杰、科技文化名人的雕像，他们是炎黄二帝的杰出子孙。”王老说罢，接着又介绍道：“黄河游览区的向阳山面临大河，炎黄二帝巨塑建起后雄伟壮观，每天通过京广铁路大桥的几百趟列车上成千上万的国内外旅客即可透过车窗瞻仰地球上1/4人口的祖先；而最主要的还是每年清明节、中秋节，特邀海内外无数炎黄子孙专程前来朝拜二帝巨型塑像，使这儿成为天下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它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将不可估量！”我不由地赞叹道，旋即又说：“从巨塑筹建到工程开工，并已将主体工程完成了60%，不用说，王老您作为总策划和常务组织者，付出了巨大心血，这项事业，毫无疑问是在书写一部英雄般的史诗。”“如果这是英雄史诗，那么这部史诗的作者是所有为巨塑工程做出贡献的炎黄子孙。”王老说。几日后的星期天，王老陪我来到距郑州30公里的黄河游览区参观。时隔6年，故地重游，我感慨不已。我们坐着王老的车上了向阳山，在主体工程完成60%的炎黄二帝巨塑施工现场，深切感受到了这项工程的宏大。极目眺望，宽阔的大河滚滚东去，横跨南北的黄河铁桥上不时有一列火车鸣笛而过…… （作者注：炎黄二帝巨塑如今已经建成）
“没有枪，没有炮，自有那敌人给我们造；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这首歌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年代，都对我军起到过极大地鼓舞作用。同时，也是那时的生活写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已离休的原甘肃庆阳军分区副司令员李水源同志，他就讲述了敌人给我们“送粮”的一个真实故亊。1947年春季，在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犯延安时，延属分区的延川、清涧也先后被敌人占领了。这期间，延川游击第一支队在敌后延川、清涧毗邻的中间地带进行游击战争，抗击敌人。当时游击队的生活非常艰苦，每天只能喝到一点从华北运来的黑豆做的糊糊充饥。面对这种情况，第一支队命令一中队设法从敌人手中夺取粮食。中队便派出几个侦察组分头出去侦察敌情，李水源也带了一个小组，共三人，来到一个叫张家湾的地方。张家湾地处群山环抱的半山腰中，上面是陡峭的山峰，下边是一道平川。半山腰有一条不宽不窄可走马车的道路，是延川与清涧往返运输物资的必经之地。这里距延川城有二十多华里地。敌人在山上设有碉堡，这种碉堡在这一带到处都有，一个碉堡住一个班，每隔四五里地便是一个。这天，李水源一行三人化装成农民，内藏手榴弹，在这个山头上的碉堡周围整整徘徊了一天。由于敌众我寡，且容易暴露目标，所以这天在这儿抓舌头的打算，不得不推迟或另想别的办法。张家湾附近大约三里地有一个叫毛山河的村庄，这儿的群众深受敌人欺凌，对国民党反动派十分痛恨。这天傍晚，李水源一行来到这个村上，找到一位姓李的老乡，当他知道李水源一行的来意后，便热情地把他们领到家里安排住下。李水源很感激，他却说，“游击队消灭敌人，还不是为了我们嘛！再不要说客气话了。”他还介绍说，张家湾山上的敌碉堡里的班长姓蒋，这个人他认得。蒋班长是个十分嘴馋的家伙，提起吃鸡肉，可以忘掉一切。前些时候，他带着几个兵痞，常常下山抓鸡抢粮，弄得乡亲们不得安宁；可是最近以来，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再没有下来过。根据老李提供的情况，李水源一行商量后，决定教训蒋班长。第二天早晨，老李找来本村一位可靠的乡亲，李水源一行向他又做了一番工作后，他表示一定尽力帮忙。饭后，侦察组的白祥民同志同那两位老乡提着四只鸡，登上山顶到了碉堡下面，便喊着说给蒋班长送鸡来了。蒋班长闻讯后，急急忙忙从碉堡里跑出来，一把抓住老李手上的鸡，连连说：“太好了，太好了。”老李顺手将鸡交给他，他便带着老李一行往碉堡里走。刚到洞口，他突然停住，掉转头用狡黠的目光盯着老李一行，问道，“你们为什么不把鸡藏了，反而送上来呢？”“老总好些日子没下山要粮要鸡，乡亲们说准是你体贴我们哪！”老李说，“我们很想你，所以，”他指着蒋班长手里的鸡，“一点小意思，往后老总多关照我们就是了。”“噢，这好说，好说。”蒋班长翻翻眼珠，说着走进了碉堡，老李一行也紧跟着走了进去。碉堡里正在打牌的国民党兵，一看见鸡，顿时乱了套，一齐上前，抢的抢，夺的夺，弄得鸡“咯咯”乱叫。有的抓着这只鸡说是三斤，有的抓着那只鸡说是四斤，吵闹着互相打赌。还有个家伙抄起一把刀就要宰鸡。蒋班长两只小眼睛盯着侦察员白祥民滴溜溜转了几转，问道，“你也是毛山河的人吗？”“是的。”白祥民从容地答道。“前几回下山，我怎么没见过你？”蒋班长鼓起眼，又问。“我们庄稼人以务农为生，怎么能天天蹲在家里呢？”“那么说，我前几次到村里时，你都到田里去了？”“有时也会到亲戚家里的。” 白祥民从容镇静，大大方方的答对，使蒋班长消除了疑虑和戒心。他从一个士兵手里要过一只鸡，掂了掂，咧着嘴说：“嘴福，嘴福。”说罢，“哈哈哈”地大笑起来。 “你们这些日子不下山找吃的，山上没有人家，怎么生活着呢？”老李向蒋班长说。 “最近上边有命令，说‘共军’在这一带活动的厉害，要我们坚守碉堡，不得随便下山。”蒋班长说罢，脸上立刻生起了阴云，刚才咧得合不拢的嘴，现在能挂起油瓶子。 “那你们怎么吃饭呢？”白祥民装着关心地样子，问道。 “有的是白面，大米，马上就送来了。”蒋班长愤愤地说，“要不真得叫老子挨饿！” “从哪送来呢？”老李随便地问道。 “从城里，从延川城里。”蒋班长说。 “粮食运来后，老总若是扛不上山，说一声，我们乡亲们帮着扛；你们若怕共军，有情况，我们来报告。”那一位老乡说。 “对，对。”蒋班长说，“要送来两马车，共五千斤粮食呢，这么高的山，我们怎么能扛得上来？你们帮我们扛上来，真是太好了。” “啥时候送来呢？”白祥民关切地问。 “后天。”蒋班长说道，“不光我们吃，这些粮食还有别的用处。” 白祥民故意说道：“你们这里面也有许多人哩，你们多扛些，我们撇下自己的农活，也帮着扛点。” “妈的！”众匪兵一齐叫了起来，“全部都要你们往上来扛，我们有我们的事儿。” “这样罢，”老李要诱蒋班长下山，便说，“还是请老总亲自下山到村里对乡亲们说一说，大家也会出力的，也就知道怎么办了。” “你下来我再给你带几只鸡。”那位老乡说。蒋班长踌躇了一下，说道：“好，明天上午我下来，可别忘了给我再找几只鸡哇！” “好办，好办。”白祥民说。他早已注视了碉堡里的人员和武器装备。这儿共有十个国民党兵和两挺轻机枪，其余都是步枪和手榴弹。然后，白祥民同两位老乡起身告别，蒋班长还把他们送出碉堡。白祥民回来后，向李水源汇报了情况。他们作了准备，专等蒋班长下山。这天前半晌，蒋班长独自一人下山，来到毛山河村老李的院里。这家伙虽然官小，但却是个大圆腰，满腮横肉。他手里提一颗手榴弹，小眼睛瞻前顾后地打转转。李水源侦察组三人和老李以及那位老乡“热情”地接待他，但他不进窑，却站在一块石板上说：“快去叫老百姓，把这个村十来户人家的青壮年都喊来，我要训话。”那位老乡说了一声“好”，便从院子出去了。白祥民走到蒋班长跟前说，“老总哇，你拿这个圆不溜球的东西，是什么呀？”说着，伸手要他手里的手榴弹。 “不要动。”蒋班长把右手握的手榴弹换到左手上，说，“这叫手榴弹，可厉害哩！喂，你给我找的鸡呢？” “在这里。”另一位侦察员把早准备好的两只鸡提来了。白祥民一边接住，一边向蒋班长递去，说道，“老总先把这两只鸡拿着，待会儿，还有别的乡亲给你送哩！”蒋班长一乐，放下手榴弹，接过两只鸡，掂了掂，说，“不错，不错。”就在他眯着眼睛，欣赏鸡有多少肉的时候，白祥民把手榴弹拿到了手里，李水源同另一位侦察员看得真切，便猛扑上去把蒋班长按倒在地，掏出绳索就捆。白祥民把手榴弹交给老李，也来帮忙。蒋班长的劲非常大，李水源和三个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捆住。这会儿，蒋班长不挣扎着反抗了。他喘着粗气，骂道：“娘的，你们这个村的人不想活啦是咋的？你们看，这四面山上都是我们国军！”他边骂，边大声嚷嚷，“快把老子放开，快把老子放开！” “你再叫喊，立刻送你回老家。”李水源说罢，掏出一块毛巾，拿到他的嘴边，问道，“你想先吃这块毛巾吗？”蒋班长见状，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瘫软成一堆。他惊恐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要把我怎么样？” “我们是什么人，你现在还不明白吗？”李水源说，“我们要杀掉你，为老百姓除害。但先给你个机会，若能赎罪，还可免死。” “你们是‘共军’。”蒋班长长叹一声。 “喂，你是想死，还是愿赎罪。”白祥民问道。 “哪，我自然想赎罪了。”蒋班长说，“有什么吩咐，我一定效劳。” “从延川城运来的粮食到底有多少，什么时候来；押送粮食来多少军队？”李水源紧紧地盯住他，“你要不老实，可别怪我们不饶你。” “明天上午就送来了，有两马车，共五千斤粮食。”蒋班长皱着眉头说，“押送粮食只来一个班。我说的全是实话，快放我上山吧！” “等我们验证了你说的都是实话后再说。”李水源警告他，“要是你欺骗了我们，那你准备回老家。” “不敢，不敢。”蒋班长打着哆嗦，“我说的全是实，实话。”李水源和侦察员搜查了他的身上，再没有带武器，只是搜出一张国民党员证。为了安全起见，李水源一行决定把蒋班长送进山洞里，老李便带着侦察人员，押着蒋班长往一个山洞里走。半路上，突然，蒋班长挣断了绳子，撒腿就跑。侦察员几个人跑上跑下，不住气地追赶。追了足有一华里地，才把他撵上，经过一场激烈的搏斗，又缚住了他。这次，把他狠揍了一顿，捆得严严实实，嘴里塞上毛巾，关进那个很深的山洞里。李水源一行立即向一中队汇报了情况。这天夜里，中队派出一个排，来到张家湾附近一个绳套似的大湾道，李水源一行和这个排埋伏在湾道的沟坎里，专等敌人送粮。第二天上午，满载白面、大米的两辆马车，在敌人一个班的护送下，来到了张家湾这个湾道里。经过一阵紧张激烈的战斗，敌人全做了我军的俘虏，五千斤白花花的大米、白面全被我军缴获，大大改善了延川整个第一支队的生活。并且，由于俘虏了押送粮食的敌人那个班，使我军掌握到延川城内敌人的一些重要情报，从而为我军在当年秋天解放延川提供了有利条件。
彭德怀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广为人知，然而他的生活方面，人们知道的不是很多。现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原宁夏军区副司令员陈阳春等前辈讲述彭总生活的往事，与读者分享。 一 1948年冬天，我军攻打山西太原时，总指挥徐向前同志病了，彭德怀同志奉命从河北石家庄赶去接替徐向前同志。途经榆次时，彭总路过留守在这儿的第七纵队第三师的后勤部，后勤部长朱京波不认识彭总，便问他从哪儿来？回答说，是从石家庄来的。朱京波说，你们辛苦了。随即让炊事员炒了些鸡蛋、豆腐，并做了米饭，热情接待。吃饭间，彭总边吃边说：“今天我们的饭比地主吃得还阔哇！”饭后，彭总和警卫员收拾起身。朱京波指着彭总，问警卫员：“这位首长是谁？”“是彭德怀司令员。”警卫员告诉他。“多亏我们这两天刚买来些鸡蛋和豆腐，要不叫彭总怎么吃呀！”朱京波说。“你要是再炒上几个菜，就要挨批评了。”警卫员告诉朱京波，“彭总在生活上十分俭朴，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战士吃什么，他就吃什么。”朱京波很感动，为彭总送行时说：“你很辛苦，我们应该尽心招待。”彭总说：“同志们都一样辛苦。”然后对朱京波笑了笑，骑上马朝太原赶去。 （原宁夏军区副司令员陈阳春讲述） 二1947年7月，在西北野战军三军七师攻打陕北清涧胡宗南24师前夕的一天晚上，正下着蒙蒙细雨。这时候，彭总带着警卫员、秘书和参谋，来到清涧东关我七师20团阵地察看地形。当时任副团长的高东生陪着彭总看过地形，彭总还详细询问了20团的战前准备情况。然后，高东生带彭总一行到团部吃饭。这顿饭是大锅蒸的黄米饭和大锅烧的猪肉、洋芋菜（团里刚杀了几头猪）。彭总正吃饭时，忽然问道：“战士们吃的是什么？”高东生同志说，“和我们一样。”彭总听了很高兴，说，“你们这是贺老总的作风，有福同享，有苦同当哇！”（高东生原在贺龙同志领导下工作过）吃过饭，彭总还到连队看了看，见确实同团部吃的一样，欣慰地走了。 （原兰州建设兵团副司令员高东生讲述） 三1949年秋天，天气还热，彭总率领第一野战军向兰州挺进，野司总部路经张家川休息时，总务处的同志买了两个西瓜，用盘子端来，请彭总吃。彭总问：“别的同志吃到了没有？” “这儿西瓜不多，我们正设法买。”总务处的同志放下盘子，拿起菜刀，准备给彭总切西瓜。 “别切，把西瓜端到伤病员那儿去吧！”彭总说着，就把盛西瓜的盘子端起来递给总务处的同志，又特别嘱咐，“一定要送给伤病员吃。”望着彭总那坚定、和蔼的神色，总务处的同志只好端走了。 （原甘肃天水军分区司令员王根发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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