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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忽培元：《群山》第37章

    【编者按】何西来（中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我想谈的第二点是，我们仍然需要延安精神。什么是延安精神?我认为所谓延安精神就是中国的革命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传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的精髓所在，不仅仅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创业。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在陕北保留下来的这块根据地上，站稳了脚跟，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行了总结。我们有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最辉煌的一个成熟期就在陕北。他的哲学，他的军事学，他的军事哲学，他的经济学说和关于建党建政的学说，总之，他的整个一套革命学说，即毛泽东思想体系，都是在这里形成框架，走向成熟的，并且首先是在这块根据地上去实践，去推广，最后推行到全中国。所以，诸如艰苦奋斗的精神，自力更生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三大作风与愚公移山的精神等等，都是在这里总结出来的，都是在这里得到发扬光大的。这些，都是延安精神。宝塔山下的延河，是流入黄河流入海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正是靠了延安精神的发扬光大，而将革命从胜利推向胜利的。所以，延安精神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开拓精神，进取精神，它不是固守陕北一地，更不是延安这一个地方，它只不过是因为在延安地方发展、成熟、系统化，所以叫做延安精神。以延安来命名的这种精神是这块土地的光荣和骄傲。但是，它更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人格精神和道德精神。      现在，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很多负面的现象，如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等等。这种状况，颇令有识之士担心。关于道德状况的评价，有所谓“滑坡论”，有所谓“爬坡论”，我倾向认为是一种艰难的“爬坡论”。不要否认，当前的社会道德情况，的确有颓落，甚至可以说有局部的沦丧。譬如说以干部的作风为例，无论是就整体来讲，还是就个别的表现来讲，跟马文瑞同志他们当年在陕北活动的那个时期我们党的干部作风，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相比，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是，这是社会变革时期常常难以避免的问题。有人把干部作风的颓落，完全归结为市场经济造成的恶果，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当然不能不看到市场经济的某些负面的文化效应。但是干部队伍中瘟疫一样蔓延的腐败，特点是权钱交易等，却主要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而是旧体制造成的，是权力制衡机制不够完善，权力缺乏有效的来自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的结果;还有文革浩劫对正常的人际关系，对共产党人的优秀道德传统的破坏等，其苦果现在才露出来。包括反腐败问题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必须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中，逐步加以解决。在积极地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在建设新道德的时候，我们应当把传统道德与现代西方其它民族的道德作为借鉴的资源。当我们谈到道德传统的时候，有人往往只讲五千年来古文明的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传统，这当然并不错，但是单讲到这一点是不全面的，人们常常忘记了我们共产党人自己的道德文化传统，自己在长期艰苦的革命实践中建立起来的精神传统、道德传统。讲传统，应当包括这部分。如果我们对青少年，也包括我们这些成年的，中年的，老年的，各个年龄段的人进行精神文明教育，道德教育，无疑应当把我们共产党人的优秀精神传统，延安精神的传统，作为自己学习的一个资源，但这点常常被人遗忘。因此，培元这本书写出了延安精神，延安传统的书，它的出版就能够让我们重温一下早期共产党人以献身精神为主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这样的道德传统，人格传统和风范。跟当时马文瑞同志他们比较起来，如今革命的任务不一样了，我们要建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走上富强，走上文明，走向民主，这个任务与当年的推翻三座大山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延安这块土地上总结出来的延安精神，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特别是作为这种精神的核心的开拓进取的意识，到任何时候都是用得上的，不会过时的。延安精神应当是不朽的。而《群山》这本书，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马文瑞他们那一代革命家，既是延安精神的创造者，体现者，实践者，同时又是在这些精神的薰陶下，变成精神的群山的。物换星移，革命具体任务会有变化，但到了什么时候，革命党人都不能销蚀了开拓、进取的延安精神。原载于1998年版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关于<群山>及其它》之第二点感想——我们仍然需要延安精神第37章：战士在痛苦中变得更加坚强。也有人吓破了胆，有人退缩动摇了。崔逢运、鲁贲见事不妙，不辞而别  震惊陕北的“米脂事变”，是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党团组织转入地下活动，敌人实行白色恐怖，并公开大批枪杀共产党人的头一次。敌人想通过公开的大屠杀，来扑灭在艰苦奋斗中发展壮大着的革命烈火，破坏以至终止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革命活动。 六位亲爱的战友和同志壮烈牺牲的噩耗，使马文瑞陷入极度悲痛之中。那一夜，他彻夜难眠。天亮了。在一片麻雀的喧闹声中，阳光照耀到窑窗上。光明顷刻之间驱散了黑暗。心胸中肆虐了一夜的狂风暴雨终于平息下来。郁积在胸中的痛苦的乌云，开始慢慢消散。身边，杨树梁正在熟睡，那均匀的呼吸声，对他是一种极大的安慰。身边同志平安的鼾声，使他想到了马明方、崔田夫、崔田民、张达志、高长久，想到了那些依然平安的同志和战友，想到了任志贞……他开始有些后悔，后悔前些日子写给她的那封信中所讲的“闹革命东奔西颠，不好成家”一类的话。这些也许是客观的话，她看到了，该有多么失望啊!他此刻有些后悔，后悔不该那样粗心，那样直截了当地讲那些极敏感的、容易使姑娘产生误解的话。他有些怨恨自己，想立即写一封信，向她说明一切，又觉得在眼下这种情况下，不该沉溺于个人感情的泥淖中，应当振作起来，对付严酷的现实。在早晨阳光的照耀下，他开始冷静地思考。死者，永远地倒下去了；生者，应当更加坚强机智地投入战斗。过分地放任痛苦和眼泪，会消沉战士的斗志。 敌人的残暴，像晴天霹雳。人民在震惊中觉醒，战士在痛苦中变得更加坚强。也有的人吓破了胆，有的人退缩动摇了。崔逢运、鲁贲见事不妙，不辞而别，离开了血雨腥风的陕北。敌人并不甘休。他们在姜家兴庄没有抓住马文瑞他们，就到处张榜通缉捉拿，在各个路口设立关卡，加紧封锁，企图乘势把陕北地区的共产党人一网打尽。敌人抓不住马文瑞，就派兵来到马家阳湾村，向他的父亲、叔父要人。敌人搜遍了所有可能藏身的地方之后，就把他的叔父和大哥五花大绑押到周家镇公所关押起来，诱逼他们悔过自首。马文瑞得知这个消息，心中很焦虑，但他革命到底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他时常在心中暗暗对自己讲一句话：“开弓没有回头箭!就是粉身碎骨，也只能奋力前进。” 外面风声很紧，不能轻易行动，马文瑞只得暂时住在杨树梁家里。当时，“知情不报，窝藏共匪”是要满门杀绝的。但敌人的残暴，并不能使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屈服。杨家这一户农民，在儿子杨树梁的带动下，不畏强暴，铁心拥护革命。在敌人四处通缉捉拿、风声很紧的情况下，毫不犹豫，挺身而出，保护了危难之中的共产党人。马文瑞怕住得时间久了，走漏风声，连累他们，几次提出要走，都被这一家人真诚挽留下来。长期的奔波劳累和营养不良，加之失去战友的精神上的痛苦折磨，使马文瑞身体十分虚弱。杨树梁的父亲就吩咐家里人把正在下蛋的一只母鸡杀了，炖肉，烙饼，给他做最好的饭食滋补。吃饭时，杨树梁的母亲把香喷喷的饭菜端上来，文瑞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这么好的饭食，他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了。 “吃，趁热里吃。”杨树梁的父亲，见文瑞不动筷子，便抄起一条鸡腿放进文瑞面前的小瓷碗里说。 这不是普通的鸡肉，这是人民群众对革命和共产党的深情。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领受，他还能说什么呢?在革命遭受重大挫折、自己身处困境的日子里，是铁心拥护革命的人民，给予他精神的支持和物质的力量。正是这种支持与力量，使他在日后的漫长的征途上，始终保持着百折不挠的革命斗志。一次吃完饭，马文瑞说：“杨干大、树梁，我该走了。” “不行呀，好娃娃。”杨父焦急地说。“尔格正在风头上，你这时候出去太危险。” “可我也不能老是躲藏下去。” 杨树梁也说：“那可不行，外面的情祝不明，万一误入人家的圈套……” “不怕，我小心就是了。” “要不这么办，让我老汉到米脂城里打探一回消息，如果风头不大紧了，再走也不迟。” 马文瑞说：“不用了，你老人家也上了岁数，我这一带地形熟悉，敌人捉不住我。” 杨家父子无奈，只好由他。杨母找来一双给儿子做的新鞋让他穿着。杨父又给他几块白洋做路费。趁着天黑，一家人悄悄送他出村上路。 马文瑞告别杨家，一路避开川道，翻山越岭，直奔黄河岸边的葭县而去。 盛夏时节，阳光暴烈。酷旱磨难着黄土群山。炎热、焦渴、饥饿、疲劳，这一切令人痛苦难耐的感受，都已经被他忍受到了习惯成自然的程度。此刻召唤他的，是群山东边那条奔腾不息的母亲河。那是英雄的河，令人欢欣鼓舞的河。黄河西岸的山中，有自己亲爱的战友和同志，有秘密坚持革命斗争的党团组织，也有千千万万像杨树梁的父母那样冒死拥护革命的父老乡亲。这一切，是他忍受无数艰难险阻的原动力。身上的衣衫被汗水浸湿又晒干，头上的汗珠被烈日烤干又渗出。有好久没有开口说话了，喉管像干裂了一样，连他自己也怀疑是否还能开口说话。有一阵儿，他极想朝着空无人迹的山崖高喊一声，但伸长脖子努力了几次，也没能喊出声来。路边长着一丛丛耐旱的苦艾，他便不时地揪扯一把苦艾的芽叶，放进嘴里嚼着，凭借那一丁点苦辛的汁液润一润仿佛快要冒烟着火的嗓子。一个人，一个确定了远大目标的人，在某一时刻，他生理上最最渴求的东西，往往却不是他精神上最向往的。正是这种情形，使他能够在生存的基本条件受到极大威胁时，仍然能够坚持朝着精神的目标奋进。无论多么艰难困苦，他的脚步总是那样坚定而有力。有相当长的一段山路一直在山巅绕行。他走在这段总能遥望群山的路径上，心情感觉格外舒畅。当他坚持着来到山间一条远处看不见的岩隙下面，听到泉水丁冬，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口渴难耐。他不顾一切地飞奔过去，丢掉手中拄着的木棍，伸开双臂，像拥抱久别重逢的亲人，匍匐在湿漉漉的岩石上，伸出舌尖，让森凉甘甜的泉水滴进大张着的嘴里。那种痛快淋漓的感觉是从来没有过的。喝足了水，他离开阴湿的石崖，在对面向阳的土坡上躺下来，让太阳晒着身子。大约因为喝了水，他的生理感觉变得灵敏起来，他感觉到饥饿，想着得尽快搞点吃的。连日绕开村镇在荒山里跋涉，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他提醒自己，再不设法弄点吃的，就一步也走不动了。他下意识地把手伸进衣袋里，摸着那几块冰凉的白洋，就记起了杨树梁的父母。他觉得自己此刻就像一条搁浅在黄河岸边的鱼挣扎着想回到河水中去。他实在太累了，恍惚之间，竟然迷迷糊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扯拉自己，猛地惊醒，睁眼看时，竟是几只嘴子尖利血红的乌鸦落在自己身边。这种丑陋不堪的鸟，显然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猎物。天色已近黄昏，此地不可久留。于是他拖着沉甸甸的双腿，继续朝前走去。 几天之后，马文瑞来到葭县寨子沟，这是那天同马明方约定好的会合地点。这个紧靠黄河西岸的小村子，周围山大沟深。村里有党的秘密支部，群众基础很好。马文瑞进村等了两天，崔田夫、马明方到了。三个人一见面，彼此紧紧握手，相对无语，心情极为复杂，当下商量决定，召开特委紧急会议，针对形势变化，研究对策，立即派秘密交通送出通知。届时，常学恭、张达志、高长久几位准时到来。唯崔逢运、鲁贲二人到处找不到。当时大家都很气愤，觉得特委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们却临危出走，去向不明。会上大家一致通过开除崔逢运、鲁贲党籍。后来才知他俩去了天津。马文瑞回顾这段往事，觉得当时对崔逢运、鲁贲的处理有些过火。会议在一孔老乡的土窑里召开。崔田夫宣布开会。有好一阵儿大家沉默不语。整个村庄是一片死寂，一片漆黑。在这寂静的夏夜，一切的光明都似乎被黑暗吞没了。在黑暗主宰着一切的世界里，寨子沟这孔小土窑的灯光，该显得多么微弱，多么纤小。围绕在灯光下的六个人，小声地拉扯着什么。那一刻，井岳秀那老贼也许正高枕无忧地搂着他的姨太太睡得正香。刚刚屠杀过共产党人的刽子手们大概也丢下屠刀，进入“太平梦乡”。总之，革命的敌人万万不会料到，他们连日来四处通缉捉拿的“共党头子”马明方、马文瑞等，竟然会在这里开会，研究如何重整旗鼓，推翻他们。 葭县寨子沟中共陕北特委紧急会议上，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愤慨。但这不是表现为痛斥和悲哀，而是加倍冷静地筹划着未来的斗争。亲爱的同志和战友被敌人杀害了，这使每个人心中都很难过。但是幸存者心里更明白，革命本身就意味着流血牺牲、前仆后继，是要把脑袋提在手里，随时准备奉献出去的。每个投身革命的人，当他举拳向党宣誓，他就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了。这种献身精神，是反动派难以理解的。敌人更不会相信，前边的六个刚倒下，后面紧跟着又上来六个。当生命还属于他们的时候，他们每个人的革命理想，都是一团燃烧着的火；当他们走向原野，就会点燃山山洼洼，照亮黑暗的世界。 马文瑞在会上针对主张“避开敌人的锋芒，先躲一躲”的观点发言说：“叛徒的出卖，给我们造成了很大损失。但这丝毫也不应该阻止我们前进。这种情况下，应该讲究斗争策略和方式，但最重要的是必须继续贯彻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按照既定的规划，坚定不移地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我完全同意马文瑞的意见，”性情直戆的崔田夫说。“不要敌人一开枪，我们就趴在地窖里不敢动弹了，那还叫什么闹革命!‘革命’，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事情。你狗日杀我们六个，我们就要想办法杀你们六十个、六百个。” 马文瑞很喜欢听这个长工出身的农民同志讲话。他说出话来，就像用老头掏地，句句都沉甸甸得结实。 张达志也说：“‘老掌柜’说得对哩，就这么个道理。看来，不赶紧搞枪杆子，还会吃大亏。” 马文瑞的意见，在紧急会议上形成了共识。会议决定：继续贯彻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按确定的区域建立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并决定会后马明方去安定，马文瑞去神府，崔田夫、崔田民去绥德，张达志、高长久在葭县一带分头贯彻落实，同时决定派常学恭去北方局汇报工作。 会议开了一整夜。天亮时，六个人精神振奋地走出窑门。但见千山万壑一派雄浑苍茫，一轮鲜红的太阳，正由黄河东岸的逶迤山峦中冉冉升腾起来，把殷红的光泽染遍西岸的群山。站在山巅的六个人，都被这高原日出的动人景象吸引着。马文瑞突然联想到，太阳那普照大地的光辉，任何阴暗和邪恶都无法阻挠抵御。共产党人，就应当像阳光一样永不退缩地发热发光，照彻寰宇，熔炼出一个光明美好的新世界。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2021-03-05 21:10:54 作者:忽培元 来源:义耕堂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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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忽培元：《群山》第36章

    【编者按】何西来（中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我们已经到了二十世纪的末尾，到了新世纪的门前。学术界、思想界、文艺界，都在谈跨世纪，都在谈世纪之交的话题，以致有位随笔作家，写随笔，题目就叫《街上流行跨世纪》。意思是“跨世纪”这个词，你也用，我也用，都要用滥了。但这也恰好反映了当代中人国，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思考着的一群，即专门思考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切。     本世纪，我们走过了一条血与火的道路，这是一段充满了灾难，充满了奋斗与牺牲的悲壮的历史行程。     培元在《群山》中所描写的西北革命史，陕北“闹红”史，就是这些悲壮行程的一部分。人们到了一个历史阶段的交接点或者是转折点时，都要回过头来看看所走过的路，同时对未来也抱有这样或那样的预测、期望。走过的路上留下来的不仅仅是脚印;瞻望新世纪，瞻望未来的道路，人们还要点燃自己思想的、灵智的明灯。《群山》所面对的正是来路和来路上的脚印，而它的立足点却在现在，并且向着未来。     现在，在思想文化界，在学术界，也包括文学界在内，有一个世纪反思的大潮流。这种反思在文学界来说，可以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反思的文学算起。反思文学实际上是这场大的历史反思、文化反思的先行部分或叫潮头。它对整个文化思想界的意义即在于此。反思文学是对已往历史行程的回顾与反省。带有再思考、再认识、再评价的意思。反思文学产生的契机是文化大革命，是绵延十年的浩劫。浩劫过后，当人们在思考为什么中国的历史会走到这样一个绝路上来的问题时，便产生了反思文学。人们在想:是个别人的责任吗?个别领袖、领导人的责任吗?但我觉得，至少巴金不完全这样认为。巴金《随想录》应当说是他晚年相当辉煌的一部著作。巴金在他的五卷《随想录》中，并不把自己在文革期间的被批斗的责任仅仅推给历史，而是把自己也摆了进去，认为自己也有责任，也应该忏悔。他被揪斗，做检讨，做不完的检讨。他受到别人的批判，有人在文革后向他致歉，他说早忘了，当时不揪斗我的话，我也会去批判别人，我不能原谅我自己。作为受害者的巴老，尚能够以这样高的精神境界，把自己摆进去进行反思。至于那些曾给他人造成不幸的人，将何以自处呢?     就在这种反思的大潮中，几代知识分子，普遍地出现了一种良心的、良知的和理性的觉醒。当我们把自己走过的道路，把自己的作为和心灵的历程放在理性的审判台前时，我们就把自己置于中华民族世纪反思的大潮中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到法国的启蒙运动时，说那一代思考着的头脑，都是一些非常伟大的人物，他们把现存的一切都放在理性的审判台前来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那次从伏尔泰开始，以狄德罗、卢梭等为代表的启蒙运动以及他们所张扬的理性，为法国大革命做了思想与理论上的准备，哺育了这次革命的一批巨人，如马拉、丹东、罗伯茨庇尔等。     我国在七十年代初开始的文学界的反思，带动了整个思想界的反思。这个反思，既是思想解放运动的结果，更是它的发展和延伸，进入九十年代，则蔚为气势磅礴的世纪反思。像当年法国的启蒙运动一样，世纪的反思将为中国的崛起，中华的腾飞，准备思想的、文化的条件。     文学界的反思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有了进一步的深化，这在报告文学以及其它叙事文学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以报告文学而论，先是出现了董汉河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对三十年代西路红军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打通河西走廊到新疆到苏联的战略通道而全军覆没那一段历史作了重新评价。作者经过大量调查研究，换一个角度看，看那些人，看那些事。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澄清了许多历史是非。这个作品面世后引起很大的轰动。八十年代末的时候，《解放军文艺》曾以整个一期篇幅，刊发了钱钢的《海葬》。这是对上一世纪后半叶近代历史的反思，写了大清国北洋水师，当时远东最大的一支海军从创建到在甲午海战中“樯橹灰飞烟灭”的悲壮历史。在时限上，已经不仅仅是现代，而是向前延伸了一百余年。在这个作品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李鸿章的评价。钱钢比史学界还要早地从另外一些角度来看李鸿章，不是简单地把他看成一个卖国贼。他是两句话:一句是“李鸿章是上一世纪后半世纪中国历史的柱石”，但是接着一句又说他是上一世纪后半世纪中国历史的罪人”。这个作品写的虽是历史，其立足点却是当代的历史变革。到了九十年代初，麦天忸、王先明创作了《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这部报告文学。他们查阅并重新梳理了中英鸦片战争的有关史料，不再仅仅从侵略和被侵略，从划分清廷投降派和主战派的角度来看待那次战争的胜负，而是从东西两大文明对撞的大视野中，进行了重新审视，也不再主观地划分主战、主降。由于变换了审视的角度，对于许多人和事的评价，也与过去有所不同。他们的观点影响了最近很轰动的电影大片《鸦片战争》。接着，还有张健伟的《世纪晚钟》。最近，还有以程童一为首的几位部队作家花了数年时间写的《开埠——南京路一百五十年》。我以为这是一部非常值得注意的学术含量颇高的报告文学作品。这部作品以一条路的历史，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角度进行透视，来把握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读了这本书，我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上来看，我们必须承认，上海是中国百余年来牵动现代化进程的火车头。这不只是一个死的历史结论，而是一种传统，一种现实的资源。当我们思考跨世纪现代化战略时，这是不能不加注意的。     那么，在另外一些文学样式中，情况又如何呢?以陕西而论;九十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我认为最有影响的，是陈忠实的《白鹿原》。《白鹿原》反思的时限长达半个世纪左右。如果还按过去那种模式来写的话，就不一定有多少看头，因为已有《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在前。他换了一个大文化的角度，超越某些历史事件之上，来鸟瞰这些事件的发展，所以这本书写得相当有厚度。可以代表陕西长篇小说在本世纪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也可以反映世纪末中国长篇小说所达到的水平，当然也有的同志对这部小说提出这样或那样一些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我认为写得很好，真正写出了三秦文化厚度的一本书，有的人认为并不好，大家可以争论。《白鹿原》涉及了三十年代陕北革命的历史，但不多。在坐的高建群的《最后一匈奴》，也涉及到陕北大革命的历史，特别是上部，涉及较多，也是换个角度看人物，看事件的。这本书的成功的篇什，有浓厚的陕北地域文化特色。从全国的小说创作来说，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近期赵政发的《缱绻与决绝》等，都是值的注意的文化反思性的作品。     我认为把培元的这本《群山》，放在我们民族这个大的世纪文化反思的历史背景上来看、来评价，来给它定位，是很必要的，书里面涉及到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问题，涉及许多与陕北“闹红”有关的重大历史是非。刚才王维玲同志专门讲到了关于刘志丹的评价问题，就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群山》充分展开描写了西北革命，陕西革命，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党史做出了贡献。中央红军在陕北找到了立足点;陕北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开创者们只是因为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的到来才获救。王明左倾路线把一百多个陕北红军领导和地方领导干部，包括刘志丹、马文瑞等作为“肃反”对象抓了起来，进行摧残，连活埋的坑都挖好。如果毛主席“刀下留人”这个加急命令晚来那么一天半天，刘志丹、马文瑞他们或许就被埋掉了。埋掉了，就不是埋掉几个人，而是埋掉了一个阶级的历史，埋掉了这块土地上哺育起来的革命。所以说，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的到来是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千钧一发的时刻，拯救了陕北革命和陕北红军。     刘志丹被搞错了是明显的，明白的，但从《群山》的描写中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尾巴，这就是追悼刘志丹时，马文瑞写简传，发现档案的空白角批着“此同志曾犯严重的右倾错误”。而这要一直等到1982年，才得到了解决，才由党中央重新做了结论，有了一个公正的评价。这已经是刘志丹牺牲的几十年以后，将近半个世纪以后，多艰难!大家都知道，关于陕北红军和陕北党的问题，六十年代初，曾经有李建彤的《刘志丹》一个大的文字狱。“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那一段著名的话据，说是康生的一个条，由毛主席在会上念了，后来就成为最高指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先要造成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我后来在八十年代的报上看到一个材料，据那上面统计，单是《刘志丹》一案，被株连的陕北这块土地上培育出来的县处以上干部，即数以千计。所以，我觉得站在今天高度回过头来，重新审视那一段曲折而又辉煌的历史，写一部马文瑞的传，决不是个人的事。以马文瑞的革命经历和个体性生命体验为主，并从这一点辐射开去，写了陕北闹红的几乎所有重要人物，也写了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任弼时等重要中央领导干部。所以，培元把书的题目叫《群山》很好，一方面是山，中国人讲高山仰止，是对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们的人格，对他们的风范，对他们的业绩的礼赞，说他们像高山一样。另一方面给予某些历史是非以重新的正确评价。“千秋功罪，谁人曾予评说”，这是毛泽东诗词里的话。而这本《群山》就有一个重新评说的问题。怎样看这本书?这不是一些“土丘”，这是“群山”。陕北当时的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马明方、马文瑞、张达志等他们这一批老革命家就是群山。他们的贡献，如果有“陕北救中央”的话讲，评价也许过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中国的革命根据地南方丢光了，而在这个地方，在陕北，还有唯一的一块。有了这块根据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有了一个落脚点，有了这个落脚点，才有直罗镇的胜利，才有那个奠基礼。而《群山》就是写这个地方的共产党人的贡献和他们的业绩的。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一本简单的传记文学来看，我们应当把它放地纪实文学在近一、二十年间取得长足发展这个大背景下来看。我说应该把这本书放在世纪之交，中国人的文化反思大历史背景之下，来进行评价，这样我们就不会所见者小，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大价值，就可找到一个历史的当代的坐标点。这是我想到的第一点。原载于1998年版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关于<群山>及其它》之第一点感想——在世纪反思的大视野中看群山第36章：高禄孝、崔明道、王兆卿、毕维周、王守义、高庆恩……被敌人押着，五花大绑着，朝自己迎面走来  无定河涨水了。暮色里，满河槽黑糊糊的洪水汹汹涌涌很有些吓人。马文瑞孤立河畔，突然记起那年在大理河畔观潮的情形。那个暴风雨后的下午，那悬挂着彩虹的碧空和万马奔腾一样的洪流，使他联想到波澜壮阔的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那一次，山洪留给他的是欢欣和鼓舞，是希望和勇气。可眼下的洪水，带给他的是阴森可怖的新的困难，是威胁和挑战，是黑暗和孤独。但是，他心中明白，眼下只有前进，只有奋力拼搏和征服困难才是唯一的出路。这么想着，并不会浮水的他，毅然把衣服脱下，举在手里，摸索着下水了。也许是上游下了冰雹，河水冰得刺骨，又是一整天没吃东西了，当他在水中挣扎着迈着步子，顿觉两腿发软，身子轻飘飘直往上浮。他开始有世觉得自己没有一点征服洪水的力量了。往前去，水更深，流更急。他开始意识到，面前横着的这条河，同持枪追捕的敌人一样凶残，弄得不好，转眼工夫儿就会被冲走、被吞没。他有些胆怯地停下来。水已经齐腰深了。他的周身都在颤抖。风浪像是故意朝他示威，卷着柴末子在他周围翻卷打旋。 黑暗中，他似乎看见有无数黑色的可怕的手，从水中伸出来，贪婪地肆虐着，仿佛要捕捉自己。此刻，即使想退回去，也是不可能了。远处的山川村落全看不见，更不见一个犬影儿，只是黑糊糊的水，一片风浪的世界。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疲惫衰弱的身子，像是被绳索捆绑着一样僵硬。眼下如果是两个人，手拉着手过河该多好!眼前出现了同马明方分手时的情形。另外的几个熟悉的人影也隐约闪现出来：高禄孝、崔明道、王兆卿、毕维周、王守义、高庆恩……被敌人押着，五花大绑着，朝自己迎面走来……他突然一怔，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处境，身上不知从何而来的那么一股勇气和力量，迈开双腿，奋不顾身地朝前冲去。想到被捕后生死不明的同志们，他完全把个人安危丢到了脑后，心想，眼下就是火海刀山也得冲过去!他左手高举着衣服，右手奋力划着水，深一脚浅一脚朝对岸涉去。好几次一脚下去，几乎遭到灭顶之灾，他还是毫不迟疑地往前冲，心中只念叨着：“冲过去，冲过去!”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那些被捕的同志们，等着组织营救；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还需贯彻；各地秘密联络站得尽快通报事变情况，以便设法防范……水越来越深，水流越来越急，他的身体开始朝着下游倾斜，脚下有些失重的感觉。“马文瑞呀，你不能却步!”他心里对自己说。“你不能倒下，许多重要的事情还等待着你去做呢。多少人流血牺牲，千辛万苦点燃的革命的火焰不能被敌人扑灭!” 就这样，他一个人在黑暗中，凭着坚强的意志和对革命的忠诚，凭着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同洪水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有好一阵儿，他的口鼻已被淹入水中，只能凭着脚尖奋力一跳才得以呼吸一口充满泥腥味的空气。退后一步是生，前进一步，也许就是死亡。但他不能却步，不能后退，一直咬紧牙关朝前走。他在黑暗中估计着河床的宽度，知道最艰难的主河道不会太宽。哪怕是遭灭顶之灾，也要奋力冲过去!临危不惧、坚强不屈的革命者终于征服了无定河洪水的淫威。马文瑞挣扎着走上对岸，无力地瘫倒在冰冷泥泞的河滩上。他喘息了一阵儿，挣扎着爬起来，穿上衣服，摸索着过了四十里铺，进入去葭县吉镇方向的一条拐沟。实在饿得走不动了。远远瞅见山坡地里有灯火，就朝那边走过去。是一片西瓜地，看瓜人的马鞍形庵棚门口点着一盏马灯。记得小时候在家乡，这种夏夜里飘绕着瓜香的庵棚，是娃娃们最向往的去处。不光是可以饱吃一顿甜如蜜糖的西瓜，更因为看瓜人的肚子里总装着永远讲述不完的动人故事。眼下的他，却完全是另一种心境。他摸着黑走进瓜地，小心地顺瓜蔓间种瓜人踩出的那条隐约发白的小道朝瓜庵棚走去。离着有五六步远，听见庵里有人咳嗽了一声，和蔼地问：“来的是谁个?” “我，走路的。”马文瑞站在黑暗中说。看得见那个头上挽羊肚子手巾的老人，弯腰盘腿坐在庵棚里的草铺上安详地抽旱烟。灯光下面，他那赤红脸上密密麻麻的皱纹，像山川里的大小沟壑一样，掩饰着他面部细微的表情变化，只留下皮实、本分、宽厚、和善这样一些固定着的神情。这种类型的老人，是马文瑞所熟悉的。每每当他面对着这样的脸，望着那刀刻般的纹理中隐约透出的麻木和无可奈何的苦涩，就会意识到自己使命的神圣和历史责任的重大，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鞭策着自己，推动着自己朝着荆棘丛生、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前行。 “快进来坐嘛，外面露水危险哩。” 老人移动一下身体，用手里的烟锅指指身边空出的地方说。他显然看出这个过路的后生冷得够受。干燥的庵棚内很温暖。马文瑞不客气地坐在老人身边。老人那双因眼睑松弛而只露出灰色且有些浑浊的眼球的小眼睛，像他的面貌给人的印象一样。老人和善而恬适地看了一眼客人，便说：“是从无定河蹚水过来的吧?”“嗯。”“听说河里发了大水，你不该今儿过河。”老人说着，装起一袋旱烟递给马文瑞，然后朝前探出骨节粗大的手，抓一把柴草，填进门口的小泥灶。马文瑞这才注意到，灶口上坐着一只小陶壶，四周被柴烟熏得乌黑。灶膛里的火焰腾跃起来，亲热地舔着壶底儿，壶嘴儿立刻吐着白汽，发出吱吱的叫声。马文瑞缓缓地抽着旱烟。被冰冷的河水和森凉的夜气浸透的身子开始回暖着。一会儿，水煎了。老人用手抹抹灶台上那只粗瓷碗，又用口吹吹，才倒满一碗水，递到客人手里。“夜气凉，喝碗滚水暖和暖和。”马文瑞赶忙接过水碗，浑身都感觉温暖。先前那种孤立无援的感觉早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碗开水喝下去后，这才觉得肚子饿得厉害。看瓜老汉像是会算卦，他接过空碗，也不说什么，就从灶后的小铁锅里，抄起一碗冒着热气儿的蒸洋芋。马文瑞接过那盛满芋头的碗，就好像当年接过祖母端给他的荷包蛋一样感动。他大口大口地吃着蒸洋芋，起初并没留心，老人抽着旱烟笑眯眯地瞅着自己。当他偶然抬起头，同那亲切的目光相遇时，发现那其中包含着一种来自人民的信任和力量。他知道，这一带党团组织工作基础很好，许多老百姓都是暗中拥护革命的。他想眼下这位老人也许看出了自己的身分。但是老人始终没问他一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之类的话。严酷的斗争环境下，革命者与人民之间仿佛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第二天，刚近拂晓，马文瑞就告辞上路了。他一直朝东。雾气很浓。等到太阳刚闪面，已经离开山峁老高老高了。赶吃早饭的时候，他来到一个叫阎家畔的村子。他认得村里有个党员叫杨树梁。好不容易打问到杨家，不巧人不在。杨树梁的父亲，一个乐观而有几分豪爽的老人，正躺在窑炕上，见有客人来，忙坐起来，一看是个不相识的年轻人，便问：“你大概是找我们树梁吧?” “嗯，我是杨树梁的同学，也是好朋友。” “噢。”老人听得，急忙跳下炕，赶忙叫老伴端茶倒水。两人坐下来拉话。 “树梁没在，你先住下，他立马也就回来啦。” 马文瑞点点头。杨树梁的父亲，从头到脚打量着马文瑞，压低嗓门说：“唉，不用问，我也解开你是做什么的。听说米脂捉了你们几个人。人家有队伍、有枪。你们没势力，硬碰不过人家呀!” 马文瑞不好再说什么，只是把话岔开，说：“树梁到哪里去了?” “绥德城里办点儿事情。” 两个人坐着，有好一阵儿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杨树梁的父亲才说：“不然让我到绥德城里走一趟。一来找树梁，二来也好打探一下你们那几个人的消息。” 马文瑞说：“不必了，我还是等树梁回来。” 热心肠的老人也不再坚持，忙让老伴招待客人吃饭。 第二天下午，杨树梁回来了，意外地见到马文瑞，真是又惊又喜。等到夜深人静，两人在小套窑炕上躺着，还没说上几句话，杨树梁就说：“唉，这次咱们损失真惨重!”“你在绥德听到什么了?”杨树梁说：“被捕的六个人被敌人杀害了。”“什么?”马文瑞惊得一下子由炕上仄起身，瞪起一双眼睛盯着杨树梁。他不相信这个消息会是真的。他感到脑子里顿时乱成一团麻。他怀疑是杨树梁说错了，又怕是自己没听清。“你说什么?”杨树梁说：“是真的。开始他们被关押在米脂城里。敌人反复审问，严刑拷打，要他们交出陕北党组织的名单。六个人中，没有一个人开口。敌人无奈，准备押解绥德再审。押到半路里，井岳秀的团长姜梅生突然下了一道就地枪毙的密令……” 马文瑞听得，仿佛有人当头给了自己一棍，脑子轰隆一声，就觉眼前发黑，胸中一片空白。等他回过神来，见杨树梁也痛苦地呆愣着。他突然意识到，这几天来，自己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自己孤身冒险奔波，还日夜思谋着设法营救，难道一切都晚了?一个革命者，最大的不幸，莫过于听到自己同志牺牲的噩耗，莫过于失去战友那种从天而降的孤独与空落。那一夜，直至天明，马文瑞都难以入睡。王兆卿、高禄孝、毕维周、王守义、高庆恩、崔明道六烈士无定河畔英勇就义的情形，总在眼前浮现着，无论如何也难以消失。 崔明道是米脂县城北街人，1906年10月出生，1927年参加革命。他以班家沟小学教员的身分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镇川堡离米脂较近，却属榆林管辖，是由米脂到榆林的交通要冲。镇上店铺不少，商客众多，除有长年街市外，三六九遇集，较一般偏僻小县城还要热闹。崔明道的家，原先住在米脂县城，后来特委决定建立秘密联络点，才由米脂移住到镇川堡。高起家会议结束后，王兆卿、毕维周和高禄孝三人，由葭县赴安定途经镇川堡，天色已晚，就住在崔明道家里。那一晚，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动。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上所部署的开展武装斗争的规划和任务，使大家欢欣鼓舞。从此，在敌人白色恐怖下，秘密开展地下工作的陕北特委，将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带领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同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展开真枪真刀的斗争。这是多么重大的转折呀!直至深夜，大家躺在炕上，拉谈得格外起劲，仿佛会议并没有结束，仿佛讨论仍在进行。 “这次会议太重要了，”新当选的特委军事委员王兆卿说。“以前我们东躲西藏，开展地下工作，好比是春播下种，这回可到了收获的季节了。我们这些年辛辛苦苦播到人民心里的火种，可要跳蹿出来，烧他个天地通红。” 他身边躺着的毕维周说：“唉呀，这五六年，一天偷偷摸摸，可把人受坏了。今后发展起咱们自己的武装，可要结结实大干一场。” “等咱们有了自己的队伍，开辟了红色根据地，咱这联络站也不用害怕啦。门口挂上招牌，放上两个岗，那是个甚阵势!” 老实巴交的崔明道话刚说完，高禄孝说：“看把你美的。要是建立了红色根据地，还要你这联络站做甚哩，得建立起苏维埃政府，那阵势才叫大。” “唉，你们快不要抬死杠，我看现在最当紧的事情是搞武器。光有人，没有枪不行。听说山西那面，阎锡山的兵工厂有偷着卖枪的，咱们得想办法筹一笔款子买枪。”王兆卿说着，把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分开来比画着，仿佛手中已经握着一枝八音子手枪似的。小油灯的红光，把他的手影映在墙壁上。他闭上一只眼睛，做出瞄准射击的姿势，手一举一点，脸上的神情像小娃娃一样认真着迷。自从离开游击队，他有一年多没摸到枪了，一提到枪，双手就有些发痒。 高禄孝止住笑说：“老王，你那要真是一枝手枪，那我们还愁什么哩，每人都是双枪，还怕他井大人不投降?” 王兆卿说：“高禄孝同志，你尽管放心，别看眼下咱还赤手空拳，要不了多久，我保证叫你们人人腰里别上一条‘鸡大腿’!”一句话，更提高了大家的兴致。崔明道说：“咱联络站目前还有点经费，可以先买几枝枪嘛。” 王兆卿说：“这是大事情，得特委开会定。不过这次咱们到了安定就有办法。哎，对啦，毕维周同志，你是特委新派任的安定游击队政委，搞枪的事，你得多操心，最好给特委负责人每人先搞一枝。没有枪，不好领导武装斗争嘛。随后有机会，还得开展军训，今后的斗争，光会做群众工作不行了，还得懂军事，要会指挥打仗。” 温馨愉快的夏夜，战友相聚，有拉谈不完的话题。四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直拉到深夜方休。黎明时分，大家刚刚入睡，敌人突然包围了联络站，始料不及的事变发生了。 当下，敌人将六人关押在驻军连部所在的米脂城内财神庙里，昼夜挨个儿审讯无效，又押送县收府看守所，继续威逼利诱，仍无一人开口。敌人凶相毕露，动用酷刑逼供。烙铁烙，杠子压，跪火铁绳，灌辣椒水。几天之内，用尽了各种酷刑。六壮士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敌人无奈，便以枪毙威胁。面对豺狼般凶狠的敌人，六名共产党员众口一词：“要吃张口，要杀开刀！要我们背叛共产主义，办不到!” 敌人眼看从这几个硬骨头“共党分子”嘴里得不到什么，又害怕游击队劫狱救人，便决定以押往绥德为名，阴谋在路上枪杀。 1933年8月3日早晨，大约也就是马文瑞告别看瓜老汉后的那一刻，米脂城里大雾迷漫。敌人突然增岗加哨，戒备森严。不一会儿，天下起了小雨。在一派凄苦悲壮的气氛中，王兆卿等六人，穿着血迹斑斑、破烂不堪的衣衫，被五花大绑着出现在街道上。两边押解的敌人，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六人昂首挺胸，镇定自若地迈着缓慢而坚定的步子，走在当街上。王兆卿走在前头。两三天时间，他已经被折磨得变了另一个人，黑瘦的脸上，被烙铁烙出两片焦皮，衣袖肩头撕裂着，渗出殷红的血，双膝被老虎杠压得红肿，每迈出一步，都觉钻心地疼。但他脸上并不流露出丝毫的痛苦。高禄孝在一旁扶着他。街道两边，很快聚满了群众。男女老幼，每个人脸上都透出惊愕、痛苦的神情。小城里的人们，祖祖辈辈还没见过人被折磨成这样。人群中发出一片唏嘘叹息声。除了王兆卿和高禄孝，其他四人人们都认得。王守义的老母亲哭喊着要扑上去夺儿子，被两个白军用枪刺架住了。她便扑倒在地，拼命哭喊。王守义回过头，看着自己的母亲说：“妈，我没事，过几天就回来看你。”许多人都哭了。 六个人，就这样走过长街，走出米脂城，沿着无定河川，向绥德方向走去。走到米脂县南十里铺官家湾路口，敌人突然强迫他们离开大路，折向西边，沿一条田间小路走向无定河畔。不远处的村庄里、畔上站满了老百姓。六人见状，明白最后的时刻到了。大伙互相使个眼色，突然一齐奋力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敌人见状，急忙举枪射击。六人纷纷中弹倒下。王兆卿、高禄孝受伤倒下后，还互相扶着强挣扎站起来，把满嘴的鲜血喷了面前的敌人一脸，随即高呼：“打倒刮民党!”四五个穷凶极恶的敌人，一齐扑上去，同时举枪射出一串罪恶的子弹…… 恶魔般的枪声，震颤着山川。长天摇落冷雨，无定河放声哭咽。凄风苦雨，拼命地抽打揪扯着旷野的庄稼。“老天爷睁眼，保佑好人呀!”附近村庄的老百姓不顾一切地哭喊着，从每一孔窑洞，每一户畔上冲下来，潮水般涌向烈士就义的地方。穷凶极恶的敌人，万万没料到，平日的顺民百姓，竟然会像疯狂的牛群一样怒不可遏，勇不可挡。手持钢枪的匪兵，个个被惊得呆若木鸡。山洪暴发般的人群，顷刻淹没了行刑的敌人。人们不顾一切，抱起倒在血泊中的烈士，痛哭失声。这时候，指挥行刑的匪首李子宜狗急跳墙，举起手枪，啪啪朝天放了两枪，喊道：“放开!谁敢替共匪收尸，满门杀绝!”不料，他的话反倒提醒了人们。大家不顾敌人枪刺的阻拦，抬起烈士的遗体，就往村子方向冲。敌人无奈，只得动手争夺。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在无定河畔展开。呐喊声、哭叫声、诅咒声和枪声乱成一团。结果，毕维周、崔明道、高庆恩三位烈士的遗体被人们抢回，当晚秘密装殓安葬。王兆卿、王守义、高禄孝等人的遗体，被惨无人道的刽子手抛入无定河中，随水漂去。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无定河水。沿涂许多群众，追逐着烈士的遗体，号啕大哭。愚蠢的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哭咽着奔涌向前的无定河水，托浮起三烈士的遗体，带着血光，带着仇恨和声讨，带着抗议和示威，穿过沿途千百个村庄，从千千万万人民的眼前和心头流过，控诉着敌人的残暴，震撼着正义的土地和不屈的心灵，呼唤着更多的人们起来斗争。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2021-03-05 21:08:11 作者:忽培元 来源:义耕堂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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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忽培元：《群山》第35章

    【编者按】贺敬之（著名诗人、著名剧作家，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全国第七届人大常委，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一、二、三、四届理事及第三届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第五届名誉副主席）：欣闻大著《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研讨会即将在马老的家乡榆林市举行，我因身体不适，不能到会，深以为憾。谨向你，并通过你，向研讨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马文瑞同志是我素所敬重的老一辈革命家。由刘志丹、谢子长、马文瑞等同志领导的西北革命，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篇章。你花费数年时间，实地考察、调查走访、勤奋写作，完成了这本厚厚的传记文学。这对于我们的文艺事业，乃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贡献。 你的这本书忠于历史真实，忠于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富于浓厚的历史气息和地方生活气息，它深深地感动了我这个曾经在延安战斗、生活过的老文艺工作者。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写道：“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你的书中的群山——西北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的革命群众，就是天地正气的化身。正是凭借这种正气，我们打倒了人民的敌人，创建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正是凭借这种正气，我们战胜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挑战，将人民共和国的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几十年来的革命实践证明：这种正气是我们党、我们中华民族的立身之魂。有了它，我们就生气勃勃、无往不胜；丢掉它，我们就六神无主、不知所之。你以传记文学的形式热烈地弘扬这种正气，这无疑是社会主义文学主旋律的应有之义，是应当受到称赞的。 应当说，关于马文瑞同志的传记，你所写的还不足一半。马文瑞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革命实践，比之前半生更为丰富、更为深厚、更为辉煌。尤其是近十几年来，他所表现出来的老一辈革命家应有的那种坚定的立场、热诚的信念和鲜明的是非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足以成为共产党人和一切愿意进步的人们的楷模。我殷切地期待着你的下一部马文瑞传记问世。——原载于工人出版社出版的群山评论集《群山迴响》第35章：他感觉像是小时候，睡在家里的炕上。母亲，一会儿又像是祖母，坐在油灯下做针线活 马文瑞、马明方从姜家兴庄奋力脱险后，并不敢丝毫松懈。两人一路相跟翻过一架山又一架山，跨过一道沟又一道沟，心里只是想着，离开出事地点越远越好。当时并没有想到党内出了叛徒，更没有意识到镇川堡联络站已经出事，甚至还合计着，等到了镇川堡联络站，见到崔明道再一起商量对策。 天将黑时，两人翻过一道山梁，来到通往镇川堡的沟道里。镇川堡这天遇集，路上有许多赶罢集返回的农民。有赶毛驴子的，有背背子的，有担担子的。人们看见他两个人穿的衣服并不坏，但满身满脸是土，鞋也不穿，都很奇怪。有好事的人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他俩说：“我们是商人，到葭县去做生意，路上叫土匪抢了，下镇川堡去报案。” 听话的人信以为真，都很同情。 话虽这么说，路人的问话也提醒了他们，都觉得自己这身打扮太引人注意，大天白日一同进镇川堡不合适。两人便在路边一片小树林中停下来商量，决定分头行动。马明方原先在镇川堡担任过区党委书记，公开身分是小学教员，认识当地的党团员，便于掩护，他就先走了。相约第二天在镇川堡特委联络站碰头，或者是在离镇川堡五六里的一个村子见面。 马明方一走，天色已近黄昏，沟道里的行人渐渐稀少。连续两顿没吃饭，又跑了半天山路，马文瑞觉得很饥饿、很疲劳，便在路边一块大石头上躺下休息。石头被太阳晒了一整天，像热炕一样温暖，不料一躺下就睡着了。昏昏沉沉中，他感觉像是小时候，睡在家里的炕上。母亲，一会儿又像是祖母，坐在油灯下做针线活。又像是冬天，门外飕飕地刮着冷风，窑门被风摇得直叫唤，他感到浑身好像是掉进冰窖一样冷。母亲给他压上两床被子，还是冷得不行。背上冷得不行，他就翻过身来，趴着睡。前胸和肚子冷得难受，他干脆缩成一团，又觉胳膊腿快被冻僵了……不知过了多久，他突然听到门外有狼嚎的声音，一下惊醒过来，才知自己睡在沟滩石头上，用手摸摸，先前温热的石头，被夜露打湿了，冰冷森凉。他感觉又冷又饿。天阴着，周围是漆黑一片。对面山渠里，果真有狼在嚎。隐约有一双眼睛，像鬼火一样，在黑暗中闪动着。他一怔，觉得头皮发紧，慌忙站起来，本能地弯腰在地上摸索着捡起一块石头，紧紧握在手中。回头看见不远处的山坡上闪着一星灯火，他估计是一户人家，便摸索着爬上山坡。果然是亮着灯的庄户人的窑洞。他叫开门，原来住着个孤老头。老人正坐在炕上拧麻绳，见了马文瑞，也不盘问，只抬头打量他两眼，说：“过路的吗?咋上炕歇嗑。”马文瑞说：“老干大，我被土匪抢了，一天没吃东西。”老人听得，“嗯”了一声，就放下手中的活，生火煮了个隔年的老南瓜，端给马文瑞说：“这时节，没啥好吃食，将就吃吧。”南瓜很甜，他吃着，觉得从未吃过这么香甜的南瓜。吃饱了，又喝一老碗瓜汤。老人见他吃得痛快，一高兴说：“年轻轻，出门可要操心，听说尔格路上不安稳。”填饱了肚子，马文瑞就在老汉的炕上和衣睡了一觉。天还不明，就起身要走。老汉也不挽留，只说了声：“路上操心。”便把他送出门。这个不知姓名的老人，或许早已作古。马文瑞却惦记着他，惦记着那个在危难时刻给他煮过一个南瓜吃的面部像木刻似的布满皱纹、毫无表情的老人。“革命在最困难的时候，多亏了人民的支持。”老革命讲这句话，是深有体会的。那天黎明，马文瑞出了老人的窑门，才知天下雨了。地上湿泥泥的，赤脚踩着打滑。沟里刮着冷飕飕的风，没走几步，上下牙齿就嘚嘚直打架，他下意识地把衣衫往紧裹裹，脖子也往领口中缩缩。这时，才回味起老人窑里的温暖，想起老人的慈祥来。走到半坡洼里，坡上有人压着嗓门儿喊：“噢——后生，等一等。”他停下来，回转身，朦胧中看见那个老人手里拿一顶草帽，走下坡来。马文瑞顿觉心中一热，眼睛有些湿润。老人擦天滑地来到他面前，双手哆嗦着把草帽戴在他头上说：“好娃娃，早起淋雨，可不得了。”文瑞很感动，握住老人粗糙的手，叫了一声“老干大”，就不知再该说什么了…… 马文瑞走出去老远老远了，还见那老人痴痴地立在坡底里。雨越下越大，天边的乌云刚才透出一抹亮光，很快又被雨雾遮盖了。黑暗中，他一个人在泥泞中趔趄前行，好几次滑倒了，爬起来再走。天亮时，他终于来到镇川堡街上，远远就看见半坡上崔明道的家。那小青砖门楼的小院，对于风雨交困中的马文瑞，该是多么亲切而温暖的一个去处。特委的秘密联络站，就像是革命者的家。多少次，当他一连许多日子，舍生忘死地在外面奔波，一旦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进那座龙门，就像回到家一样的欣喜。迎接他的是自家同志那亲切的笑脸，感受到的是安适和温馨的气氛。小院的主人崔明道的婆姨，那不识字也未入党的小脚女人，却真心拥护革命。她擀得一手好杂面，恨不得什么好的都给大家吃……冬天，总把热炕让给同志们睡；夏天，你任何时候到，总少不了一碗绿豆米汤喝。马文瑞思量着，心中暖烘烘地来到门口。侧耳听听，院子里静悄悄的，想必是主人还睡着吧。抬手刚要敲门，才发现门并没闩。他推门进去，轻声叫了一声“老崔”。就见窑门开处，一个女人披头散发冲出来，正是崔明道的婆姨。他一怔，这个平日文文气气的媳妇咋成这么个样儿了。忙问：“嫂子，马明方在吗?”那女人也不回答，过来发疯一样地拉着他的胳膊就哭诉开来：“好马文瑞，赶紧想办法，白军把崔明道捉走啦，把白洋也拿走啦，还有你们那几个人。天大大呀，你们快赶紧想办法……” 马文瑞一听，知道联络站已经出事，意识到此地非常危险。他问清了马明方尚未来过，想到事先约好在这里碰头，马明方一会儿也要来，便说：“嫂子，知道了，我们一定想办法营救。”说着即想离开。不料精神有些失常的崔大嫂压住门，拉住硬不让他走，嘴里一个劲儿哭喊：“天大大呀，这该怎么办呀!天大大呀，这该怎么办呀!”马文瑞见状，心中很难过，但也暂时无能为力。他想到此处万不可久留，并要尽快找到马明方。他开始意识到党内很可能出了叛徒，便一边劝说，一边抽身出门离开了崔家。这时，天已大亮。雨仍然下着。镇川堡街上一反常态，到处是穿军服的白军，显然是敌人加强了布防。“看来今天这一关很难闯过去。”他心里暗自嘀咕。情况万分危急，这该怎么办呢?他知道，最安全的办法，就是赶紧由原路出镇，返回那个独门独户的老人窑里隐蔽起来，或是由那里翻山，到别处去。总之，离镇川堡越远越好。但他又觉得不能就这么离开，把危险丢给自己的同志。“不，得设法尽快找到明方!”这么想着，他便坚定地回转身，朝着马明方将要来的方向急急走去，一路走着，头脑中只想着要尽快找到马明方，同时也做好了被捕的思想准备，心中反而异常镇定。他从联络站出来，注意看周围，并没有可疑的人，便把头上的旧草帽往下拉拉，迈开一双赤脚，硬着头皮从泥泞的街上走过。走到街心，迎面过来几个背枪的白军，为首的一个离着老远就开始注意他，一直到擦身走过了，还扭回头看他。马文瑞若无其事地继续往前走。两天没洗脸了，敌人也许把他当成附近村里的农民，并未产生怀疑。 出了镇川堡，马文瑞这才稍稍松了口气，但思想上的警惕并不丝毫放松。他知道周围到处都是敌人，得尽快赶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同马明方见面。五六里路很快赶到了。那个不知名的小村子里，只住着二三十户人家。马明方曾在村里教过书，因此许多人认识他。马文瑞冒雨进村，按照马明方说的，在一户人家的大门口停下来，左右看看没人，便推门进去，站在院子里问：“马济民(马明方原名)在不在?”主人是个中年农民，眼睛圆瞪起瞅着他说：“没这么个人。”文瑞听得，不由倒吸一口冷气，心想：“明方会不会出事?”没办法，他只好退出去冒雨在村巷里转游着，心急如焚地等着，很害怕马明方也出事，甚至有些后悔昨天不该分散行动。在这连遭意外打击的凄风苦雨的日子里，他多么渴望尽快见到自己同生死共患难的同志和战友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眼下该怎么办?今后又该怎么办?都需要有人商量，作出决定。焦虑不安地等了好一阵儿，眼看天色不早，雨也停了，心中更加焦虑不安。正在这时，却听有人在背后叫自己，回头一看，竟是马明方!惊喜之余，两人不敢在村里停留，当下出村走进无定河畔一块高粱地里。高粱长得又高又密，枝叶上满是雨水，人钻进去，衣服很快湿透了，好在躲进里面很觉安全。两人找个空隙大的地方坐下来。马明方说：“文瑞，情况很严重，党内出了叛徒!敌人昨天抓我们之前，就在米脂和镇川堡把王守义、高庆恩、崔明道、王兆卿、高禄孝、毕维周抓了。”马文瑞愤怒地问：“叛徒是谁?” “听说叫董培义，是驻米脂白军中的一个地下党员。” “下一步咱们怎么办呢?不能由着敌人再这么猖狂下去!” 马明方说：“敌人在姜家兴庄没抓到我们，一定要张榜通缉。你我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因此，我看咱俩还是分散活动，不然目标太大。” “我们到哪里去?” “得马上通知家里人避一避。敌人抓不到咱们，很可能去抓家里人。” 马文瑞说：“我看关键还是要召开特委紧急会议研究布置下一步的斗争。”他显然不同意马明方的意见。他也不是没有想到祖父、大哥他们的处境，只是觉得，一个特委负责人，此时此刻应当设法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大限度地制止革命遭受更大损失。 商量的结果是马明方先回家，通知家里人回避，防止敌人来抓，然后再去葭县。马文瑞直接去葭县南呱、曹家呱一带，联络别的同志，准备召开特委紧急会议商议对策。 事不宜迟，两人随即走出高粱地。在无定河畔分手时，他们心事沉重地紧握着手，相互端详着不知该说什么。两人都吃惊地发现，仅仅两天的磨难，对方竟然瘦得这么厉害。马文瑞甚至想道，也许这一分手，就再也……他不忍心想下去了，难过地低下头去。马明方声音有些嘶哑地说：“一个人路上可要操心……”说着也低下头去。两人好一阵儿不说话，也舍不得松开对方的手，好像一松手，就再也不能相见似的。经过了生死之交的革命同志，在这多难的日子真是难分难舍啊!周围很不安静，雨后的风轻拂着高粱的叶子，咝啦有声。无定河的涛声像远处的闷雷一样轰响着。在这一瞬间，马文瑞意识到，等待着自己的将是更严酷的斗争和更严峻的考验。 两个人依依不舍地分别后，马文瑞准备绕道去葭县。马明方朝东，翻山回家去。他家住在四十里铺一条拐沟背山坡上的一家岔村。由一家岔沟里进去，大约走十来里路，就是米脂县有名的杨家沟村。马明方的父亲有些文化，是个风水先生。他家的窑修在背坡上，据他父亲对人讲，这是“背靠飞龙山，面对凤凰头，必定出大官”。可是村里人看见，他家后辈中除了没出当官的，倒出了个“造反”、“闹红”的，弄得一家人整天东躲西藏，提心吊胆。众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个迷信老汉，倒是不反对儿子闹革命。马明方回家后，外面风声更紧，只得暂时躲藏起来。 马文瑞当下来到就近的四十里铺对面的李家屹崂村。黄昏时分，他刚走到村口，就碰见一个人，认出是党员李守基，心里很高兴，心想可以在他家里先躲上两天。不料这李守基一见马文瑞，吓得面色苍白、浑身打颤。 “你……你……还不赶紧跑?人……人家四处呐喊捉你哩!” 马文瑞见他吓得那副样子，显然是怕受牵连，便打消了在他家躲避的想法，直奔无定河畔。 后来听说这个李守基惊吓不过，不久便病死了。足见，同是共产党员，骨头的软硬却有天壤之别。 正当马文瑞在外面东躲西藏坚持斗争时，白军通缉捉拿他的消息传到马家阳湾村。一家人吓得不知该怎么办，叔父和大哥连夜把他存在家里的书籍埋到山里去。全家人都提心吊胆，替他捏着一把汗。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2021-03-05 21:05:16 作者:忽培元 来源:义耕堂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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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忽培元：《群山》第34章

    【编者按】厚夫（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延安市文联副主席、延安市作家协会主席、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首先这是一部作者燃烧自己生命激情，而且全身心地仰望革命，有着人生担当的作品。忽培元是我们延安大学文学院毕业的优秀校友，他在这块土地上起耕发苗，展翅飞翔，对中国革命的仰望也是从骨子里渗透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他早期的散文和诗歌可以印证这一点。他在青年时期就是一位有着崇高与诗意追求的人，因此他才能20多年用稳扎稳打的传记方法为陕北籍老革命家马文瑞立传，用鲜活的文字铸就一座历史丰碑。其次，这部文学传记传达出作者的历史功力和文学追求，做到了历史性和文学性的有机结合。作者笔下的人物具有编年体的密实性特点，与此同时，又具有文学的生动性与丰富性，这部传记既真实也好读。第三，这部大体量的作品，立足高远，气势磅礴，传达出作者英雄主义的情怀。这部传记与一般传记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整体性、系统性，思维能力强，统筹兼顾能力强。作者努力突破一般传记紧紧围绕传主单一推进的结构线索，注重群体形象，特别是高层人物浮雕式刻画。某种意义上，这部《苍生三部曲》具有传记式历史的有效功能。——《从个人叙事到国家叙事的成功实践》原载于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第34章:前后都是敌人，显然已是很难逃脱了。危难之际，他一咬牙，由一丈来高的土崖上跳了下去  正当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召开时，党内出了叛徒。 当时，井岳秀部驻扎米脂县城一个连。该连原先驻葭县木头峪村。这是一个紧靠黄河畔的村子。这个连的司务长名叫董培义，关中道人，自称参加过渭华暴动。他在驻木头峪时，娶一名姓苗的女共青团员为妻。他表现进步，当地党组织就把他发展为共产党员。那时很注重兵运工作，对在敌军内部发展的党员也很重视。董培义得到党组织的信任，掌握了不少党内秘密。 部队移驻米脂县城后，该连有个镶金牙的大个子排长，是风月老手，玩弄女人很有一套。他不知几时，就和董培义的老婆勾搭上了。二人姘居，如胶似漆，无话不讲，结果暴露了董培义的共产党员身分。后来董培义得知排长占了自己的妻子，便吵闹起来，嫖客排长一翻脸，假公济私，将他抓起来拷打审问。董培义哪里招架得住，随即叛变，带着敌人到处抓共产党。此时，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刚刚结束，叛徒董培义带着白军先在米脂县城北关街的中共米脂区委机关，抓走了区委负责人王守义、高庆恩，随后又到镇川堡的党内联络点去抓人。这个联络点设在米脂区委书记崔明道家里，恰巧会后派往南路的王兆卿、毕维周、高禄孝三人也在，结果四人一同被捕。此后，董培义又带领敌人直奔特委另一联络站姜家兴庄抓人，形势十分危急。 姜家兴庄是米脂县城东北三四十里路外的一个偏僻小山村。如果走小路，由米脂县城和镇川堡之间的沟里进去，走一段路就到了。 这天亮红晌午，姜家兴庄农民姜纯富戴顶破草帽，光着身子在山地里作务西瓜。他家种的这片西瓜，是在村子的脑畔山上，为的是到米脂、镇川街上卖瓜方便。他正用泥匙给瓜蔓压土，猛然听见远处有人声，抬头一看，对面山湾里灰乎乎来了一队白军。那一哨溜三四十人，个个手里提着枪，一路扬着黄尘小跑而来，他想躲已经来不及，便硬着头皮蹲在地里继续干活，假装什么也没看见。不一会儿，队伍到了近前。为首的一个厉声问:老乡，姜家兴庄怎走?”他说:“山下就是。”队伍也不停留，也不走正路，沿着通往山下的一道无路但却很隐蔽的山渠往下溜。沟渠里长满了蒿草和柳树，人走在渠中，山下村子里的人根本看不见姜纯富这才意识到，这些人是来抓“闹红”人的。他慌忙跑上山顶朝山下望，村里发生的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队伍已经下到沟底，戏楼前面的地坪上净是端着枪的白军，还有几个急急冲过河沟上的小桥，直朝姜浩兴(外号姜充子)家坡冲上去。他知道姜浩兴和他的兄弟姜浩石都是“闹红”的，他家窑里时常有一搭共事的人，心想这下可要遭殃了。就在这时，姜浩石猛猛地由窑里出来，持枪的人已经冲上畔。他急中生智，忙把手往东邻家那边一指，敌人以为要抓的人在那一家，便端着枪蜂拥进那一家的龙门。有几个还爬上驴圈房顶警戒，有两个守住了龙门。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马明方、马文瑞、常学恭三人正在姜浩兴家靠西边的小土窑里整理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文件。敌情来得突然，直至敌人到了门外，他们竟毫无觉察。敌人已经进了邻家的院子，三个人还在窑里高声争论问题。窑门大开着。脱了鞋盘腿坐在炕桌前执笔书写的马文瑞突然看见姜浩兴的老母亲慌慌张张跪在门外地上假装扫地，急忙爬到门口压低嗓子朝门里喊:“快!娃娃们不敢吼喊了，白军来了!” 常学恭是本地人，地形熟悉，一听白军来了，二话没说，“嗵”的一声跳下炕就跑。马明方见状，也跟着就跑。马文瑞一看，也要下炕冲出去，刚立起身，见桌上的特委文件散乱丢着，又趴下身，急忙把文件收起来藏入炕圪崂的投灶里盖起来，刚反身跳下炕，就听见外面喊声一片，枪声哗然。他也顾不得犹豫，奋力冲出门去，慌乱之中，扫见村子对面站满了敌人。东邻家院里的敌人也已知上当，端着枪冲了出来，相距仅仅十来步远。前后都是敌人，显然已是很难逃脱了。危难之际，他一咬牙，朝右一折，由一丈来高的土崖上跳下去，就地一滚爬起来，顺着沟道朝东飞跑。后面喊声一片。他感到枪弹在头上、身边和脚下嗖嗖乱窜，便不顾一切地猫着腰，跑得更快。好在沟道里河渠很深，两边又长着许多柳树，多数敌人被阻隔在河沟对面。飞跑中，他觉得呐喊声和枪声渐渐远了。跑出大约二里来远，河沟转了一个急弯子，马文瑞才见马明方跑在前面不远处。他奋力赶上明方，两人并肩跑着。明方较文瑞岁数大，体力明显差些，跑得脸色苍白，上气不接下气，把鞋也跑丢了。文瑞正想给他打个招呼，就听见后面的枪声又追上来了。跑动中，他看了看周围的地形，发现顺沟道前去，是很长一段直路，如继续沿沟跑，必定会被追上。正急着，却见左面不远有个长满梢柴的拐渠。他便紧跑几步，赶上马明方说:“快，进前面那个拐渠!”说着带头朝拐渠里冲去。马明方随后也赶上来，两人顷刻消失在拐渠里面的梢柴林中。那个拐渠很窄，坡也较陡，茂密的蒿草和马茹棵子像一条通道，一直延伸到山梁上面的焉口。熟悉陕北地形的马文瑞一边双手拨开蒿草向上爬，一边想，只要坚持翻过焉口，就可以四通八达。显然，面前的地形对他们很有利。两人拼命揪扯着面前的蒿子灌木，不顾一切地朝上爬。马文瑞终于上到焉口，稍稍放慢手脚，就听后面有人小声喊:“文瑞，文瑞，等一等我。”他停下来一看，是马明方在喊。这里回望，能看见沟道里的情况。他停下来蹲在一棵马茹棵子后面，一边观察敌情，一边等马明方赶上来。 只见敌人追到拐渠口子上，站下来，东张西望，显然是失去了追捕目标。马明方也忙躲在一丛蒿草中，伏下身子喘气。恰在这时，只见那边路上出来几个走路的老乡。为首的一个白军喝问:“看见跑进来几个人吗?是不是朝沟里跑进去了?” 老乡说:“嗯，朝沟里跑进去了。” 敌人一听，赶忙吼喊着朝大沟道里追去了。 马文瑞望着那几个朝沟渠这边照了几眼的老乡，心中十分感动，多亏群众掩护，不然很难逃脱。 两个人爬上焉口梁安全地带，坐下来休息，就见大沟里扑了空的敌人垂头丧气、骂骂咧咧返回来，朝山渠这边指手画脚地照了一阵儿，也没看出什么线索，便气急败坏地返回姜家兴庄。敌人端着枪，满村喊叫，惊得鸡飞狗跳，娃娃大哭，女人惊叫。不一会儿就将全村男女老少统统赶到戏台跟前的地坪上训话。敌人显然是把没抓到“共产党头子”的气撒到了老百姓头上。 为首的那个家伙是排长，气势汹汹地说:“哼，你们姜家兴庄人，真是狗胆包天!明知有共匪，为什么不报告?是不是故意窝藏?嗯?你们都哑啦?!穷光蛋共产党给你们些什么好处？你们说!”白军排长说着，从戏台上跳下来，瞪着一双凶狠狠的眼睛，一个一个地瞅着众人。人群里显得有些骚动不安。有谁家娃娃吓得哇地哭了。白军排长突然问道:“谁窝藏共匪?”没有人说话。叛徒董培义走上前去，伏在匪军排长耳朵上说:“是姜秃子兄弟两个。” 白军排长一听，顿时来了精神，指着人群吼道:“谁是姜秃子，站出来!” 没有人回话。 他又连喊了几遍，仍然没人言声。 这家伙突然就近抓住一个白胡子老汉的领口，问:“你说，哪一个是姜秃子?” 老汉歪着头，不说话，也不理睬他。匪排长抡起胳膊，给了老汉一个耳光。 这时候，只听人群里一个老婆婆说:“你们不要打他，我是姜秃子他妈，你们有什么，跟我说。” 全场上的人，都把吃惊的目光投向这个说话钢邦硬阵儿的白发老婆婆。 “好，你站出来。” 在人们担心的目光下，老婆婆手里拄着拐杖，有力地移动着一双小脚，走出人群，抬头挺胸地站到了敌人面前。 白军排长装了一脸笑容说:“好，你这个老婆婆还懂道理。好汉做事好汉当嘛，你就把你的儿子交出来吧。” “儿孙大了，脚长在他们身上，他们要到哪里去，当妈妈的管不住。” 匪排长一听，气坏了。当胸一拳，就把老婆婆打倒在地，咬牙切齿地下令道:“你这个老共匪婆子，给我捆起来。” 那个刚才在危急情况下，还奋力给马文瑞他们通风报信，救了他们的老婆婆，此刻自己却被敌人五花大绑起来。但她脸上，却是一副平静、坦然的神情，高高地扬起头，目光炯炯地望着远处的山峁，仿佛仍在操心着那些“闹红”娃娃们的安危。 此刻，敌人要抓的“共匪分子”，早已跑得无影无踪。窝藏“共匪”的姜家兄弟，也早装做进沟割草而翻山跑了。敌人扑了空，就把他们的老母亲捆起来拷打，直打得老婆婆口鼻流血。但是刚强的老人，还是一口咬定:“解不开!”敌人见问不出个名堂，眼看天也快黑了，只好灰溜溜撤走。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2021-03-05 21:02:32 作者:忽培元 来源:义耕堂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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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忽培元：《群山》第33章

    【编者按】涂武生（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这是一部中国革命的史书，是一部新中国建设的史书，是一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史书。他描绘的不仅仅是马文瑞个人，他是通过马文瑞描写了一个群体，是一组群雕、一组群峰，是一个长河、一个浩海。这部书我看后很感动，尤其是《长河》《浩海》，写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件，写改革开放以来的事件，这是很难写的，越离我们近越难写。但是我看了《长河》以后我觉得是令人信服的。他写庐山会议，写得很真实，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貌。这部书还有着国际的视野、全球的思维，他描写了一些国际的人物，这个也很难得。譬如说，马文瑞两次到苏联，通过马文瑞读列宁的著作，对列宁做了描绘；又通过金日成到西安访问和马文瑞到朝鲜去访问，对金日成做了描写；通过马文瑞到罗马尼亚去访问，对齐奥赛斯库做了描写；最后写马文瑞在苏联访问，对赫鲁晓夫做了描写，刻画得惟妙惟肖，把赫鲁晓夫一半黑一半白的面目描写得淋漓尽致，这些方面都是很可贵的。——《从个人叙事到国家叙事的成功实践》原载于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第33章：下一步，就是如何组织、武装工农群众，成立党领导下的红军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  1933年，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正处在十分艰难困苦的阶段。蒋介石调集重兵围攻革命武装，陕北军阀井岳秀派兵“清乡”、“剿共”，实行保甲政策，妄图将革命力量全部消灭，出现了继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又一次疯狂的白色恐怖局面。而革命队伍内部，由于当时担任红26军政委的杜衡“左”倾盲动，强令26军离开照金根据地，南下出击，惨遭失败，几乎全军覆没。不久，杜衡叛变投敌，出卖了党组织和许多共产党员。一时间，黑云漫天，狼烟遍地。但这一时期，陕北地区的革命形势较为特殊。“立三路线”之后，党的工作重点完全转移到农村。经过艰苦的努力，农村革命形势迅速发展。革命者由被动逐步转为主动，敌人的行动却非常困难。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各级党团组织和群众团体努力创造了一个有利于革命发展的“小气候”。党团组织已经完全适应了农村特殊的斗争环境，特委机关可以随时搬到一个村庄开展工作。乌龙铺、神堂沟、丁家畔、樊家圪坨等村，都曾是特委机关驻地。 2月，中共陕北特委机关迁到群众基础较好的葭县乌镇。 葭县地处黄河西岸，山大沟深，危岩叠嶂，交通十分不便。乌镇又称乌龙镇，距离黄河畔上的县城葭芦镇仅有四十华里。乌镇虽是城镇，但只有百十来户人家，街道被三山两沟夹持着。沟里有一条小河，河床深深地陷落在凹形石槽中，河上不晓哪个朝代建起一座石桥，把由米脂去葭县的必经之路连接起来。石桥的两边搭起一些商号和店铺，就形成了略具雏形的镇街。镇上逢十遇集，周围来赶集的农民倒是不少，远至米脂、绥德，甚至连河东山西的商客也有来乌镇做生意的。因此，这个乌镇，虽是地处偏远的弹丸之地，因为商旅会聚，土产集散，倒是并不冷清，消息也较灵通。 这天，年节尚未到来，乌镇街上突然响起一阵热闹的鞭炮声。原来是新开张了一家杂货铺子。店主是离乌镇三十里的高起家村高禄孝、高禄忠兄弟二人。新开一家店铺，这在乌龙镇上是件寻常事情，并没引起人们多大注意。此后不久，更是无人知晓，中共陕北特委机关秘密迁到乌镇，驻在这新开的杂货铺中。 高禄孝时任陕北特委秘密交通员。这个新开张的杂货铺，是他遵照陕北特委的指示，变卖了家中的十垧土地筹资办起来的，表面上以染布为主，兼卖烟酒副食。马明方、马文瑞时常住在店里，领导特委工作。 另外，镇上还有个老孔(真名张书信)开的一家“晋太饭馆”，成了秘密联络接头的地方。这个化名“老孔”的大块头农民模样的人，是一位地下党员，担任陕北特委联络员，兼管特委机关安全保卫工作。老孔虽没念过书，但大革命时期曾在榆林中学当过堂夫，榆林中学党团组织宣传民主进步思想，开展革命活动，对他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经常与共产党员接触，并帮他们做事，不久入了党，是一个朴实乐观而又十分可靠的同志。特委机关到来后，为了便于开展活动，老孔还说服动员父亲和叔父，将家里的饭馆一分为三，让二叔父和三叔父分别在金明寺、店镇开了分铺。这样一来，特委在葭县南、中、北就有了三个秘密联络站。 冬去春往。初夏的一天傍晚，老孔的饭馆将要关门时，门外进来几个人。老孔认出其中有特委负责人马明方和马文瑞，另外还有两位不认识。他即把手中的毛巾一甩，搭上肩头，指着靠墙的一张桌子，小声说：“诸位入座。” 马文瑞一看，这间小饭馆门面很小，陈设也简陋，里外收拾得倒很有条理。老孔头戴白帽壳，腰间系着白围裙，一个人既是掌柜又是伙计，还是个亲自掌勺炒菜的厨师。不一会儿，香喷喷的饭菜端上来了。马文瑞说：“嘿，你这个厨师手艺不赖嘛。”老孔说：“也就只会做个蒸馍粉汤——家常便饭。”大伙说笑着吃饭。马明方轻声说：“噢，忘了给你介绍，这是崔田民，这是张达志。最近三两天，你要注意留心各地来的同志。特委要开个会。”老孔听得，脸上顿时消失了方才轻松愉快的笑容。马明方又说：“有人来了，你就通知高禄孝兄弟。”1933年7月23日，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会址在高起家村特委交通员高禄孝家里。这是一个革命的家庭。高禄孝22岁，是一个对党无限忠诚、对敌斗争机智勇敢的同志。他的祖父高振烈是方圆百里有名的老中医，拥护共产党，支持儿孙们跟上共产党闹革命。高禄孝的三叔高钧仰、堂兄高禄忠都是共产党员，堂弟高禄贤小小年纪也加入了共青团。加之高起家村，又是一个党的工作基础很好的村庄，会议放在这里开，很安全。 7月的陕北山区，四野的庄稼和坡上的荒草长得很茂密。高起家村家家户户窑院里外全掩映在一片碧翠的枣树林中。村庄中心的高禄孝家窑院里，一线六孔石窑。居中的一孔大窑掌炕上有个小套窑，窑口很小，仅半人高，平时用立柜堵着，外人不易发现。在陕北，许多光景较好的殷实人家，都有这种套窑。原本是用以藏匿粮食和贵重物件以防土匪盗贼的。高家的套窑，窑口虽小，里面却很大，可容一二十人。为了会议绝对保密，会场设在套窑里面。多数代表化装成高禄孝家雇请来锄地的短工，进入会场。 几天之内，各地参加会议的同志分头到齐。中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马明方宣布开会。特委委员马文瑞、王兆卿、毕维周，崔逢运，鲁贲及各地党的代表崔田夫、崔田民、张达志、高朗亭、高长久、赵福祥、张岗、贾怀智等二十多人坐在铺着沙毡的套窑里参加了这次在西北革命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马明方代表特委做工作报告。 大白天，套窑里光线太暗，只得点上油灯。昏暗的灯光下，每一张年轻的脸，都显得格外冷峻，目光都是那样的专注有神。马文瑞盘腿坐在马明方的身边。他被指定为会议记录，不停地往小本子上记着。他的原本就是庄重的表情此刻更加严肃。仿佛是历史的印记，正在由那枝小小的自来水笔笔端上流淌出来，变得永不消失；仿佛是那不寻常的时间和空间都浓缩变成了一个个隽秀的方块汉字，永远地留存下来。马明方那低沉中透着干练的话语，显然吸引住了每一位到会者的注意力，鼓舞着每一个人的斗志。人们一边听，一边回顾着自己所经历过的艰难困苦的战斗历程，回顾着从1927年至1933年间所发生的血雨腥风的日子和如火如荼的斗争。下一步，就是如何组织、武装工农群众，成立党领导下的红军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 会议夜以继日地进行着。保卫工作安排得很周密，村子的对面梁上、村中的场楞圪垛和脑畔山上都布着暗哨。村里的共产党员高步书、高均跃等人，装扮成拦羊的，赶着羊群整天在村子周围的山坡上转游。为了保密，白天连饭也在套窑里面吃，可谓万无一失。时令虽在夏季，长年累月见不上阳光的套窑里依然诱着寒气。二十多人挤在不足五平方米的低矮的空间里，点着麻油灯，又有人抽烟，时间一久，空气变得污浊起来。但全神贯注于崇高事业的这一群陕北早期共产党的精英人物，并不觉得闲苦。会议时间抓得很紧，讨论问题十分热烈。 二十多个人要吃要喝，这下可忙坏了房东一家人。见天都像过大事情一样忙碌，却又不能像过事情那样声张或请人帮忙。做饭的任务落在了高禄忠的妻子崔鹏英和他的母亲肩上。人手少忙不过来，高禄孝时常主动承担起帮忙的任务。吃饭的人多，饭量也大。常常是蒸一笼谷米馍馍，高禄孝亲手端了往套窑里送。端进一荆片，吃完了;再端一荆片，又吃完了;一连五荆片进去，转眼工夫儿就光了。吃荞面饸饹，每顿需二斗荞面。外面日头很红，饸饹床子支在二尺口面的大锅上，高禄孝只穿着一件白布褂子坐在床子上压，他的母亲在锅上忙，崔鹏英背着个娃娃在灶前烧火。锅里的水得不停地翻滚才行，没有石炭，烧火的人就得不停地往灶膛里填麦草，烤得满头大汗。马文瑞坐在套窑口子上，看着背着娃娃烧麦草火的崔鹏英太辛苦，心想把那个媳妇烤坏了，当下给马明方建议，大家凑钱买了三驮子石炭，解决了烧的问题。会议整整开了三天三夜。夜间，村子里的人睡定以后，大家才走出外面透气儿。 在讨论武装斗争问题时，马文瑞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强调了加强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和军队密切联系群众的问题。长期搞军事工作的王兆卿就如何武装群众、打击敌人，提出了好的建议。会议经过热烈讨论，确定了陕北开展武装斗争的方针，并确定开辟安定延川、绥德清涧、葭县吴堡及神府南区等四个游击区;扩大和建立游击一、二、三支队;创建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恢复完善县区党团组织，加强党的领导;普遍成立农会、互济会、赤卫队、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 会议在选举特委书记时发生了争论。根据中共北方代表的指示精神，要求特委书记必须由工农分子担任。因此，崔逢运说:“我看，最好选一个工人，无产阶级革命性最强，阶级立场最坚定。”这个崔逢运，一开口说话，总脱不了那股子学生腔。他刚讲完，鲁贲立刻接过来说:“我同意。”他讲起话来，很容易激动，言辞激烈，有一种不容分说的咄咄逼人气势。会场上出现了一阵沉默。在当时，北方代表的指示，没有人敢怀疑它的绝对的真理性，更不会有谁会公开提出不同意见。但马文瑞心中对这个笼而统之的指示有些不大理解。他觉得，工农分子革命性强，立场坚定，这当然是对的，但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只是念了几年书，认识些字，读了马列的书，也能提笔写文章，这样的人参加革命难道就都不可靠吗?就拿代理特委书记马明方来说，难道他就不能担任特委书记?他对此实在有些想不大明白，但也不好在会上公开提出来。这时，鲁贲打破沉默说:“我们的党员中，工人成分人数太少。绥德城里有个木匠，名叫贺牛，我看就叫他担任特委书记吧。” “可以嘛，怎不行。”并不认识那个贺牛的崔逢运立即不假思索附和道:“又是工人，又是党员，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再合适不过了。大家的意见如何?”他无形中成了会议的主持人。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显出很为难的样子。这个贺牛，多数人不认识，不知是个光脸还是麻子，他能担起党的特委书记这副担子吗? 一直保持沉默的马文瑞说:“我看不行。这个贺牛我认识，没有文化不说，说话办事都有此冒失，更谈不上有什么组织领导才能，根本担当不起。”他话语不多，声音不高，但旗帜鲜明，透出一股雄辩的逻辑力量。 鲁贲一听，有些坐不住，急切地说:“马文瑞同志，我们不能借口工农党员没有文化，就不贯彻北方代表指示精神!” “是呀，”崔逢运附和道。“应当看到，在我们党内，工农分子是比知识分子文化低一点，但他们的共产主义觉悟不低。不要老是瞅着他们的弱点不放，老觉得我们自己比他们强。我看鲁贲同志提的那个贺牛，就很好嘛，为什么他就不能当特委书记？” 马文瑞说:“特委书记必须由工农分子担任，这是北方代表的指示，但陕北党内的工农分子也不是光有个木匠贺牛，我看崔田夫同志就比贺牛强。他是农民，又是个长工汉，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他入党较早，又担任着基层领导工作，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 “我同意马文瑞同志的意见。”一直沉默不语的马明方突然表态道:“就选崔田夫同志。”坐在角落里抽旱烟的崔田夫忙摆手说:“哎，可不敢选我，还是叫马明方当。” 固执己见的鲁贲、崔逢运仍然坚持要选贺牛。马文瑞、马明方坚持要选崔田夫。最后经过表决，多数同志同意“二马”的意见，选崔田夫为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同时还选举马明方、马文瑞、毕维周、王兆卿、张达志、崔田民、常学恭、鲁贲、崔逢运、高长久等为特委委员。会议还确定:派毕维周到红一支队任政委，派王兆卿代表特委前往该队巡视工作，同时派特委交通员高禄孝去部队取款;决定马明方、马文瑞、常学恭三人到米脂姜家兴庄整理会议文件，崔田夫返回绥德南区。崔逢运、鲁贲对选举特委书记不满意，加之多时也没回家，便各自回家探亲去了。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2021-03-05 20:59:36 作者:忽培元 来源:义耕堂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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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忽培元：《群山》第32章

    【编者按】白烨（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文学理论学会理事）：从写作《群山》开始，我就一直都很关注忽培元的写作，所以看到他三部书的推出，确实感觉到很高兴。书我看了不止一遍，感觉这部书内容丰富、雄心勃勃，在目前的传记文学写作中比较超常，也是十分独特的。我有几点感受。第一个，它不是通常的个人传记，而是一部以传带史的著作。这三部书，第一个叫《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第二部叫《长河：马文瑞与新中国建设》，第三部叫《浩海：马文瑞与改革开放》，主要是写马文瑞，但是在写马文瑞的同时把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勾勒出来了，所以它跟一般的个人传记是很不同的，它带有很强的链接性或者叫放射性。我觉得他做这样一种选择非常适合马文瑞这个人物。因为马文瑞在西北革命时期的身份比较特殊，西北革命根据地是由陕北和陕甘组成，他两边全参加了，而且是从陕北到陕甘，通过他正好把西北革命的全貌给勾勒出来了。在新中国建设中，他从1954年任劳动部长一直到“文革”。从这个方面说，很多体制建设他都参与了。我觉得忽培元选了一个合适的人，通过个人传记把各个时期的历史描述出来，使得我们可以从一个大的格局、大的背景来看马文瑞的作用和贡献，既把马文瑞个人比较充分地描述出来了，同时把那段历史也写出来了。 第二个感受，这部书史料上相当客观翔实，文笔上也十分准确灵动。从我所掌握的材料看，他涉及到的历史事件都是很准确的，而且描述很客观，包括一些重大的事情、有争议的事情，比如谢子长跟刘志丹的关系问题、陕甘跟陕北的问题等，材料把握、叙述分寸的把握都非常好。文艺方面有两个材料我觉得非常重要，一个是写马文瑞做组织部长的时候，全国刚刚解放，马文瑞做柯仲平的工作，让他回西北工作，于是柯仲平在他的安排下回到了西安做陕西省文联和作协主席。还有他写到柳青，柳青当年在《中国青年报》，他想回陕西深入生活，也是找的马文瑞。马文瑞建议他直奔皇甫村，还安排他到长安县兼职任县委副书记。看起来是简单的两个材料，但是实际上写出了马文瑞对于中国的或者说陕西的文学事业的支持、帮助，对文艺家的关心。所以我觉得这部书在很多方面都是很有史料价值的，具有启迪意义。——《从个人叙事到国家叙事的成功实践》原载于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第32章：正吃着饭，张达志回来了，还带来了好逗笑的胖子常学恭。两人一见马文瑞，都很高兴  这天，马文瑞风尘仆仆由南路返回特委机关所在的葭县南村。按照工作惯例，过一段日子，各路特派员就得汇报交流一次情況，研究部署下一段的工作。葭县南村是张达志的家乡，属葭县南部店镇乡所辖。这个紧靠黄河西岸的偏僻小山村，仅有二十来户人家。除了刘、高两户外，其余都姓张。这个村子最显著的社会特点是没有地主，全是贫雇农，村里人几乎全都拥护革命。加之地方党组织的努力，使南村成了一个很可靠的“赤色村庄”，中共陕北特委机关设在这个村子很安全。 初夏正午的太阳，晒得人脸上火辣辣的，身上的夹衣，已经热得穿不住。马文瑞翻过最后一座山，攀上南村脑畔的槐树峁。峁梁上翻种过的庄稼地里，糜谷苗苗已经有了一虎口高，正是间苗锄地时节。 他走到山巅那株独立的老槐树下面。每次归来，他都要习惯性地在这株树下小歇一下。这株一搂多粗的老槐树，也说不清是哪朝哪代何人所栽。在这方圆几十里都是光禿秃的山峁的环境中，显得十分特别。苍黑斑驳的树身上，有许多奇怪的疤痕，也不知是电打雷击还是兵灾所致?唯那巨伞一样朝天撑开着的硕大的树冠，格外地枝叶繁茂、生机蓬勃。马文瑞对于这株不无神秘色彩的大树，有一种特别亲近的感觉。每次来到树下，他都像那些在山里劳作累了的农民一样，脱下一只鞋垫着，背靠树身坐下来，守望远山近村。静寂之中，听得见耳畔有蚊蝇飞动吟嗡。阳光雪亮，把山间的一切都照耀得清晰极了。山下沟道里驮水的毛驴子，对面山坡上游动着的黑白两色的羊群，山梁上戴着草帽却光着脊梁锄地的受苦人，再往远处，则是连绵不断、无穷无尽的山峦，一直延展到天际。他真怀疑自己是刚刚由那望不到尽头的重山叠岭间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一个人，要征服这么多的山，该要具有多大的毅力，付出多大的艰辛。参加革命的这些年来，他已经记不清自己翻越过多少座山梁，磨穿了多少双鞋子。然而，往前去的路，还是一望无际的遥远。坐在这株树下，一眼便能看见亲切的南村。村子像一串槐树叶子，落在狭窄的沟道里。由于干旱，除了山畔、小河沟边上长着一些低矮的毛头柳和红沙柳，两面山坡便只有一些蒿类植物。村里时近晌午，家家户户的烟洞已经开始缭绕青白的柴烟。对面山梁上受苦的人们开始垫着锄把坐下来歇晌吃干粮。这使得远道而归的人感到有些饥饿。他开始起身轻松愉快地朝山下走去，像迫不及待地想回家一样，转眼到了沟底。他站在小路分岔的地方，略微迟疑了一下，便拐向东，朝那个套门朝南斜着的小院走去。岔路朝西进去，则是特委机关驻地柳沟阳。东边这院门外面，有四棵小枣树，枣花已经开谢，花蒂上生着米粒大的小枣胎。几只迟到了的野蜂，依然嗡嗡嘤嘤地围绕着树枝不肯离去。这一切都令他感到亲切。 套门虚掩着。他推开门，院子里的狗只例行公事似的叫了一声，见是熟人，便摇着尾巴，避到一边去了。院中一线五孔碎石接口的窑洞，窑面子裹泥得光洁。东边窑里有人拉着风箱烧火。听见有人来，中窑里出来一个戴黑瓜皮帽的上了年纪的人，瘦瘦的，骨器较大，目光倒显精神。他一见门里进来的马文瑞，显出很热情的样子说：“快回窑”。马文瑞进窑脱了鞋，坐到炕上，接过老人递过来的旱烟袋，装烟点着火，开始慢慢地抽。这个老头儿，就是张达志的父亲。他识字不多，也不是党员，但对儿子“闹红”心里支持。早在儿子刚由绥师辍学回来那会儿，他嘴里不说，眼里也看得明白。那阵儿，儿子拦着几只绵羊成天在山里转游，这个村子出，那个村子进，实际是秘密串联穷人“开会”。后来把羊卖了，又拾掇起个卖花椒担子，到处跑，赚不来钱，还要家里贴钱。他就看明白了，那是偷着“闹红”哩。他知道“闹红”是为穷人好。因此家里来了找儿子的人，他都接待。此刻，马文瑞坐在炕上，同老人拉着节气庄稼之类的家常话。没过多久，张达志的母亲，一个善良贤惠的农妇，把热腾腾的豆钱钱饭和一碗枣拌糠炒面端了上来。这是青黄不接时节这一带贫苦农民最扛硬最富营养的饭食。陕北特委的同志们在张达志家吃饭是常事。张达志的父亲常说：“伲们出门人，背上没背锅灶，走到哪搭吃到哪，不要客气，咱的家也就是伲的家。” 正吃着饭，张达志回来了，还带来了好逗笑的胖子常学恭。两人一见马文瑞，都很高兴。几人一道吃了饭，就来到村后不远的柳沟阳。特委机关就在半坡上那三孔久无人居的土窑洞里。特委的同志们回来，就都住在这里。窑洞上面不远就是山梁顶子了。根据经验，敌人出来“剿共”，一般都是走沟道。坡底一有情况，人便可以顺梁上山。万一敌人由大峁上来，他们一溜就下沟跑了。他们选择的这个地形，既隐蔽又便于走脱。冬季，这三孔窑洞就成了冬学的教室。他们把村里的贫苦农民召集到这里，扫盲识字,也讲革命道理。靠东边的窑里,安放着特委唯一的一架油印机。特委的许多文件,都是在这窑里刻写印刷。笔者1993年秋季到该村采访,有老年人(当初的儿童)还记得他们油印文件的情形,说：“手里拿个黑滚子,一滚一张,一滚一张，娃娃们觉得稀奇,一天价站下看哩。马文瑞滚那东西滚得最好。” 三个人回到窑里,马文瑞照例坐在炕上看文件。这是一份中共陕西省委新近下发的文件,蝇头小楷,刻印得十分工整清晰。长期以来,每逢阅读文件时,文瑞心中就暗暗佩服那个刻写蜡版的人,时常情不自禁地指着文件对大家说：“咱们党内真有人才，刻写文件的这个同志真不简单。”阅读这类油印文件,对于他是一种特殊的享受。他可以一连数小时,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读下去。每有新文件来,会上传达过了,他总还要仔仔细细再看几遍,久而久之,养成了一种习惯,一有空闲,他就坐下来阅读文件。 此刻,他正全神贯注地看着文件,没留心常胖子不动声色地在圪里圪翻寻什么。窑掌墙角,放了一个装满谷糠的麦草筒子。常胖子把手伸进谷糠里摸了一阵儿,突然喊道：“唉呀,发现了!发现了!” 马文瑞和张达志都莫名其妙地问：“发现什么了?大惊小怪的?” “马大(马明方)的恋爱信!”他说着,由米糠里面抓出一沓纸,兴致勃勃地翻看起来,随即拣出一封信让马文瑞和张达志看。果然是一位镇川堡的女学生写给马明方的求爱信。马文瑞说：“常胖子,你不要乱来,宽宽放回原处,这是人家私人信件,不要看。”常学恭平时爱和马明方开玩笑,但是嘴笨,老说不过马明方。这下可有了攻击马大的材料啦,哪里肯轻易放手。他听了马文瑞的话举起那些信,跳上炕,公然展开一封,高声念起来： “亲爱的马明方老师……” 刚刚念了一句,自己先笑得念不下去,一边捂着肚子笑,一边说：“唉呀,徒弟看下师傅啦,徒弟看下师傅啦!” 他正闹腾着,窑门开了。马明方居然立在窑门口说：“常胖子,你胡喊叫甚哩?” “谁胡喊来,你的秘密我发现了!” 马明方一听,脸呼地涨红了,朝麦草筒那边一瞅,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却镇定自若地说：“好你个常胖子,快把东西还给我。” 常学恭不给,两人就在炕上打闹着争夺。常胖子爱笑,最怕搔胳肢窝儿,马明方就专搔他的痒痒肉。他笑得在炕上直打滚,早求告着把信还给了马明方。青年人到一起,斗争环境虽然那么险恶,但大家仍然很乐观。整天除了工作,只要聚到一起,一有空儿还是有说有笑,打打闹闹,亲热得像亲兄弟一样。过了几天,代表陕北特委赴西安、天津汇报请示工作的崔逢运、鲁贲二人回来了。大家才知同行的原特委书记赵伯平已留西安,由省委另行分配工作。 这天晚上,马明方主持召开了特委会议,听崔逢运传达中共北方局代表指示精神,马文瑞被指定做会议记录。崔逢运、鲁贲刚从外面回来,留了偏分头,穿着也很洋气,语调之中,还有几分“京味”。这两位同“二马”的风格很不相同,他们即使在陕北,也很少下乡村去,多数情况下都是穿着长袍马褂在县城里活动。鲁贲的家是横山城里有名的大财东,整个横山县城,半条街都是他家的,人称“鲁半街”在陕北的穷乡僻壤中闹革命,也真难为了这两位。因此他俩一有机会就想往大地方跑。 会开了很久,崔逢运的传达报告还没有结束。他讲的情况不少,但是有些东拉西扯,中心游离,马文瑞觉得记录很不好做。常胖子干脆窝在炕圪里打起盹儿来。马明方强打精神听着。好容易等他讲完了，鲁贲又不厌其烦地做了一番补充。到结束会议时,已经是深夜。大家都感到肚子饿了,窑里却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每人打算喝一瓢凉水睡觉。不料,张达志说：“今儿个前庄里一户人家杀了猪,我给咱割几斤猪肉打平伙。”一听说有猪肉吃,大家来了精神。除过刚由外面回来的崔逢运、鲁贲二人，其他人都是好几个月没闻肉味了,只是担心没人会做。张达志出了门,庄子里传来一阵狗叫声。没过多久,精瘦机灵的张达志手里果真提着一条子猪肉进了门。他放下猪肉,二话没说,就生着了火,洗肉,切肉,动作十分麻利。其余几个人坐在炕上拉话。没过多久,窑里便飘出猪肉的香气儿。肉炖烂了,张达志给每人舀了一大碗。大家端起碗,也没有什么主食,就大口吃了起来。常胖子吃到高兴时,还逗笑说：“‘亲不过的姑舅,香不过个猪肉；姑舅来了,猪肉贪了。’看来咱革命的同志比姑表兄弟还要亲哩。”大伙吃得正香,连笑声都是从鼻孔里哼出来的。 这件小事过去了六十多年,马文瑞回想起那次打平伙吃猪肉的情形还说：“谁也没想到张达志还会做猪肉,更没想到那个会做猪肉的实受后生,日后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那一碗猪肉,可是吃香啦!”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2021-03-05 20:56:20 作者:忽培元 来源: 义耕堂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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