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王干（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书法家，现任中国作协《小说选刊》副主编、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教授、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名誉院长）：读了忽培元先生的三部曲，我觉得第一他写出了一种信念，第二他塑造了一位坚定的革命家，第三是记录了近百年的西北革命史和涉及到全国的和平建设、改革开放的历史。写出一种信念是难得的，而且这种忠诚和激情是在很多作品里面比较稀少的。马文瑞这样一位坚定的革命家在忽培元的写作里面，实际上是两个视角，一个是作者本人的视角，第二个是马文瑞的视角。马文瑞这一代人的理想信念、忠诚于革命、热血为苍生，这种如火的激情贯穿到忽培元的写作里，也贯穿到忽培元的工作、生活和文学的追求里。刚刚有人提到一个词，我听来心里一振，就是大忠大德。这种20年的忠诚是和马文瑞九十几岁的高龄、近百年的革命史的忠诚一脉相承的，所以他说他的书名有很多的关键词他都舍不得丢，这里面是一种脉络、是一种血脉、是一种精神。“我想延安”是马文瑞的回首，也是作者的回首，延安是什么，就是一种信念、一种精神，一种理想。今天，我们常常在很多时候羞于谈这个话题，就是革命的理想信念，他们这一代人的追求，在他这本书中如火一般的充满了激情。第二就是塑造了一位坚定的革命家，他的塑造是生动的、鲜活的，是具有个性的，而不是概念的，不是图解的，这跟马文瑞忠诚于革命、热血为苍生有关，也跟忽培元的挖掘有关。比如他写到马文瑞对他书稿批阅的细节，都让人非常感动，就是这么一位九十几岁的国家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到了这么大年龄的时候，还对书稿那么仔细、那么认真，甚至还带着羞涩。我觉得这种描写是特别具有个性的，他一再地说对个人的宣传要低调，要少写一些，而马文瑞的这个角度使我们看到了这本书写出的不仅是马文瑞这一个人，而是写出了这一代革命家、革命者，也可以说塑造了一组群像，这个是我觉得特别宝贵的。马文瑞在书中是一位具有个性的革命家，而不是在我们很多的影视作品里面那种慷慨激昂、一呼百应的革命家。第三，他非常准确地、全景式地记录了西北的革命史。西北的革命史中有非常多的敏感问题，包括我们和平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很多敏感的话题，刚才郑伯农先生说到刘宾雁的事件，我也读到了，觉得确实是鲜为人知，而且非常珍贵，这样一些重大的、鲜为人知的事件和细节，从忽培元的书中读到了。他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准确地、鲜活地、真实地还原了历史，这个也是极为宝贵的。所以我想说这本书是能够传世的，是能够被大众最后记住而且流传的一本书。——《从个人叙事到国家叙事的成功实践》原载于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第31章：马文瑞带着几十块现大洋，随着同情革命的看守，来到警备森严的榆林第三监狱看望曹力如 陕北重镇榆林，原本是一座富饶美丽的古城。城池坐落在长城脚下的榆溪河畔。秀丽的榆溪河由北边的大沙漠中蹒跚而来，河水清澈。有渠自上游引进城中，水质甘甜滑润，汲以洗面，白皙细嫩。城中又有“桃花泉”，水质柔滑，用以做豆腐，可用秤钩子钩了叫卖，故称之为榆林“桃花水”，实乃优质矿泉水，由于接近陕蒙晋交界地带，榆林自古在军事上和各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历代统治者均派重兵镇守。 1933年早春。塞上古城榆林，仍被茫茫风沙袭裹着。草木没有发芽，河湾背阴地的冰雪尚未消融。远远望去，高高的古城墙和青灰色的古典式屋宇，全都淹没在一片苍凉的荒寒中，使这座长期被反动军阀井岳秀盘踞的所谓陕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越发显出一派毫无生机的萧条。在城内东北角上，一片桑树林边，有一座被高墙和铁丝网围着的院子，院门紧闭，外面布着密集的岗哨，使得周围的气氛显得更加森严，这就是“榆林第三监狱”——井岳秀关押重要政治犯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榆林看守所，也关押着许多共产党人。井岳秀在陕北的反动军事统治是残酷的，他对待被捕的那些企图推翻他的统治的共产党人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监狱里的生活暗无天日。为了指导榆林城内地下党团组织的活动，设法营救狱中的同志，鼓励他们坚持斗争，马文瑞代表中共陕北特委，冒着被捕的危险秘密来到榆林，视察榆林党团工作，探望狱中同志。 这是他头一次去榆林。步行至镇川堡一带，道路完全被流沙埋没了，根本无法行走，只得雇骑骆驼。拉骆驼的女人是个大脚“蛮婆”，这使他记起了那年去绥德投考四师的情景。人骑在高高的骆驼背上，像乘坐一只小船在惊涛骇浪中漂游。前面是黄沙茫茫，背后是茫茫黄沙。拉骆驼的女人，弓着背在没有路径的沙地上艰难地行走着，这使他记起了那个邂逅相遇的乌曲木纳，兵荒马乱也不知道她是否还平安健在。骑在颠簸的骆驼背上，望着迷茫的远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革命征途的艰险。榆林城里的斗争形势很复杂，敌人近期公开或秘密地杀害了不少共产党人。“此次前往，务必胆大心细，谨慎从事，沉着应付。”他默默告诫自己，像即将深入虎穴的勇士，义无反顾地朝前走去。 天将黑时，马文瑞进了榆林城。南关街上有个很不显眼的小客店，他就在这客店里住下来，同许多住不起大店的穷人睡在一盘通铺大炕上。 当时榆林城里的党团组织都在学校。榆林省立第六中学、职业中学、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都有党团组织。马文瑞一到榆林，首先分别同这几所学校的党团组织取得联系。榆林刚才发生了耸人听闻的“东山惨案”。原来井岳秀86师炮兵营工兵连地下共产党员张怀树、何格兰、杨德厚、赵经昌、魏志仁、边临雍等人准备举行暴动。因叛徒出卖，暴动未遂，被井岳秀下令逮捕，秘密杀害于榆林东山。“左”倾盲动主义给革命造成不必要的惨重损失，令人痛心疾首。当马文瑞只身来到榆林时，此事刚刚发生不久，正是城里人们偷着议论的中心话题。他得知此事，心情格外沉重，默然伫立在涌流不息的榆溪河畔，仿佛看到河水中依然漂流着烈士的鲜血。 刚到榆林，他像一个忙忙碌碌的商人，白天出去活动，晚上就歇在小店里。他虽是初次来到这座闻名陕北的塞上古城，却没有半点心思来顾盼古城风貌。许多名胜古迹，譬如城南的三观庙，城北的红石峡、镇北台，城东驼峰山上的古刹戴兴寺，城东南角巍然耸立的凌霄塔，他都只能远远地望上几眼。城门洞、城墙上、街头巷尾，到处可见气势汹汹的井家兵。在刺刀的寒光下面，街市也是空前的冷落，行人都是匆匆忙忙由街上走过，寒风在空旷的街巷里肆虐着。风沙迷漫中的榆林城，笼罩着反动军事统治的恐怖气氛。马文瑞在榆林城里的活动，也就十分艰险。一天，文瑞外出归来，很觉疲惫，刚刚躺在那盘通铺大炕上，一群凶神恶煞似的警察破门而入。他心想自己可能被捕，就做好应付一切的精神准备。不料冲进来的警察只抓了他不远处睡着的一个人。后来才知，那人是个小偷，在城里偷东西被人发觉了。虽是虚惊一场，也觉得继续住下去很不安全，当即移住东山坡上“戴兴寺”旁边的榆林中学。 榆林中学党支部书记叫曹士荣，保安县人，是一位工作十分认真负责的同志。长期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开展工作，使他养成了做事谨慎的习惯。为了隐蔽身分，曹士荣把马文瑞安排住进榆中学生宿舍，于是他的那副商人打扮又变成了一个学生的模样，出入学校并不引人注意。 别看马文瑞平时给人的印象是性情内向温和，在大庭广众中绝少豪言壮语、慷慨陈辞或者高谈阔论，但实践证明，他的革命的坚定性和对敌斗争的胆略和气魄却是非凡的。他这回只身赴榆林，不光在各校党团组织中做了大量工作，还千方百计同狱中的同志取得了联系。在当时情况下，敌人四处搜捕共产党人，作为中共陕北特委的负责人，只身到监狱里做工作很危险。马文瑞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设法前往。关在这座魔窟中的共产党员有王贵宾、石作奇、景仰山(后叛变)等许多人。他们被捕后，精神上很孤独，很希望能同党组织接上关系，以便在狱中坚持开展对敌斗争。党组织的营救计划，也急需转达狱中的同志，以便得到积极配合。特别是当时有相当一些人虽被捕了，但真实身分并没有暴露，外面和狱中的情况很需要沟通。另外，听说狱中的同志急需要一些钱。可惜敌人警戒森严，高墙内外很难打通联系。好在榆林第三监狱中有一位同情革命的看守人员，马文瑞在曹士荣的帮助下，同这个人拉上关系，选择了适当时机，由这人带着进到狱中看望被捕的同志。 这天，马文瑞带着事先准备好的几十块现大洋，随着那位同情革命的看守，来到警备森严的榆林第三监狱。这是深入虎穴之举，唯有把个人的安危完全置之度外的人，才能在这种时候，保持镇定自如，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马文瑞的表现，使那位内线都有些吃惊。从一个个凶神恶煞的军警面前走过，军警的目光像锥子一样盯着他，他若无其事地走着，越过了几道关卡，深入到监狱的铁窗前，这才看到，狱中阴暗潮湿，在一个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关押着二十多人。厚厚的墙壁上只有升子底大小的一个小窗口通气，空气污浊，令人透不过气来。他们进去时，正遇开饭。伙食糟透了，每人每天只供应六七两发霉的谷米。饥饿难耐，还得忍受严刑拷打和各种常人意想不到的非人的折磨。马文瑞隔着铁窗握住王贵宾的手。这位忠实可靠的党内军事交通员，长年累月为党的兵运工作而四处奔波，不幸被捕后，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毫不畏惧。此刻，在不期而至的亲人面前，他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们的谈话，在避开敌人看守的情况下轻声进行着。 “……你们吃苦了!” “狱中的同志们很想念党。” “同志们还好吧?” “还好。” “请转告大家，一定要挺住。党组织正在设法营救你们……” 两人正说着，敌人的看守走过来了。马文瑞改口说：“家里人都很想你，盼你早日回来。” 看守感觉无聊，走开了。马文瑞乘势将钱包递给他。 “这是一点钱，分发给狱中的同志们，到时候会有用的。” 王贵宾很感动，双手颤抖着接过了钱。文瑞看见他的十指，因钉竹签而肿胀溃烂，有几个指甲盖也坏死脱落了，心里十分难过。传递消息，送钱，要是让敌人发现，会立即成为像王贵宾一样的“阶下囚”。但处境危险的马文瑞，此刻所想的，却是如何尽快设法营救狱中受难的同志。荷枪实弹的敌人近在咫尺，稍不留意便可能引起怀疑，被捕入狱。那种大无畏的革命气魄，使他始终表现得从容不迫，竟然使敌人毫无觉察。 随后，马文瑞由曹士荣陪引又到榆林县看守所，看望了曹力如、王子宜、赵耀先等人。这是一次富有戏剧性的会面。文瑞抬起头，看见自己的面前站着一个备受折磨的人。那人面色蜡黄，头发胡子乱蓬蓬的，戴着沉重的脚镣，一步步吃力地朝自己走过来。那是一幅令他终生难忘的、触目惊心的情景。马文瑞感觉到，在那个瘦羸不堪的人身上，有一股不可战胜的威武气概，那是敌人用任何手段也无法征服的、渗透在共产党人骨子里面的东西。他想，敌人的愚蠢，也就在于他们无论如何都看不到这种东西。他突然意识到那咣当作响的脚镣声，带给人的不是悲凄和恐怖，而是振作和昂奋，顿时觉得自己周身的热血沸腾起来，仿佛受到了一种极大的鼓舞。曹力如的目光里，显然是一种尽量掩饰着的惊喜。方才看守通知他说“家里来人探监”，他就觉得有些奇怪。他没有想到会在这种场合见到马文瑞。特委来人看望自己了，他心里那股高兴劲儿就别提了。他们几个是受刘志丹委派，为发展武装，秘密购买武器，被敌人发现而被逮捕入狱的。好在敌人尚未弄清他们的身份。马文瑞见了曹力如，压低嗓子说：“你们万不可暴露身份，组织正在积极设法营救你们。”曹力如会意地点一点头，见看守的敌人踱过来，故意提高嗓门说：“家里人放心，咱们是本分生意人，无故被捉了来，相信井大人不会冤枉好人”。 马文瑞说：“真金子不怕火镰点，随后事情总会有个水落石出。”看守的敌人瞪起眼睛听着，脸上泛出同情的神色，无精打采地走开了。 马文瑞忙从怀里掏出一包银元，小声说：“这点钱，请你分发给狱中的同志们，要耐心挺住。外面一有情况，会设法通知你们的。” 此后不久，第三监狱营救工作因景仰山叛变而失败。中共陕北特委军事交通员王贵宾身分暴露。敌人威逼利诱，严刑拷打，要他供出党组织名单。王贵宾面对酷刑，坚贞不屈，被敌人秘密杀害于城西门外。关押在榆林看守所的曹力如、王子宜、赵耀先等人在一年之后，终于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出狱。 敌人的血腥镇压像一股狂风，反倒把革命者心中的怒火吹得更旺。组建红军游击队，以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已经刻不容缓地摆在中共陕北特委面前。此时，西北地区的革命武装除了活动在陕甘边一带的红26军，陕北延川也拉起一支游击队。正如马文瑞在清涧“马记饭馆”所听说的，1932年3月，高朗亭、刘善忠等人带领一些勇士，由民团手中夺得武器，组织起一支数十人的小队伍，自发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这支武装开始组建，党组织并不知道。队伍拉起后，遇到不少困难，急切地想同党组织取得联系。此时，马文瑞代表中共陕北特委正在清涧、安定一带巡视工作。特委赵伯平、马明方得知这支武装的情况后，十分重视，专门把高朗亭召到特委开会，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并派遣艾龙飞任政治委员。为了迷惑敌人，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九支队”。 1933年2月底，安定籍的强世清、师发直由红26军回到安定，同九支队取得联系。当时井岳秀指派的安定县县长刘述民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民愤极大，强世清等人决心为民除害。2月25日这天，刘述民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出了安定城去瓦窑堡。强世清等人埋伏在途中必经的栾家坪河湾一座石桥附近，等刘述民过桥时，突然开枪将其击毙，缴枪两枝，并以“九支队”的名义发了布告。这件事震动了陕北。此后不久，陕北特委决定，把九支队改为“红一支队”，由高朗亭任队长，强世清任副队长。人员也由二十多人扩大至三四十人，基本由延川和安定两县青年组成。这是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土生土长的一支革命武装，是继晋西游击队之后，陕北革命武装斗争最初燃起的又一支火炬。陕北特委对这支武装的发展壮大十分关注。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游击队在延川一带活动，由于正、副队长之间意见分歧，发生对抗。性情暴躁的强世清和轻奔撞的白德胜一气之下，竟然带领安定籍战士下了高朗亭及其部属的枪，随后安定籍战士都跟随强世清离开延川去了安定方向，动机不明。消息传开，正在清涧巡视工作的马文瑞听到后，心中十分焦急，生怕强世清、白德胜他们一时糊涂，携枪投敌。绝不能眼看着这支新生的革命武装垮掉。平日总是镇定自若的马文瑞，显出少有的不安，忙对身边的马万里(原名惠世文)说：“此事刻不容缓，得马上把部队追回来。”马万里说：“眼瞅天不早了，明天再动身吧。”马文瑞说：“那不行，事情刻不容缓，得立即出发去追。” 于是，由马万里带路，马文瑞当天下午从清涧出发，翻山越岭来到延川。见了高朗亭，知道队伍已由强世清带着往安定方向去了。此时已近傍晚，高朗亭右手负伤，情绪非常低落。马文瑞安慰他几句，要他安心养伤，随即出发往安定方向追赶。山路崎岖不平。黑暗中，两人凭借微弱的星光，高一脚低一脚地匆匆赶路，几次失足踏进天窑，挣扎着爬上来继续急行。一夜的狂奔，也说不清是汗水还是露水，浸湿了身上的衣服。天将亮时，气温更低，雾气弥漫在山间，道路完全看不见了。人被浓雾裹着，冷得直打哆嗦。近旁的山畔上，有一个拦羊人避雨的小山窑。马万里建议说：“在山窑里打堆火，烤烤衣服，暖一暖身子，等天明再走吧。”马文瑞说：“不行，一定要赶在部队早起出发前追上。不然，等到天明雾气一散，就赶不上了。”于是两人强忍着饥饿和寒冷，咬紧牙关在浓雾中摸索前行。蜿蜒的山路再次由沟底里盘上一座山梁。等他俩相互拉扯着气喘吁吁爬上山顶，发现天已大亮。东方天际已经透出红光，太阳即将出山，脚下的晨雾在慢慢地消散着。浮起在大海一样的茫茫雾气之上的无数高山群峁，被晨曦映照得通红通红，仿佛正有一个伟大的生命即将诞生于这乳白与殷红的交欢吻合之中。那种庄严而气势恢弘的高原日出的景象是过去从未见到过的。但是此刻，两个浑身湿淋淋的疲惫不堪的赶路人，无心领略这大自然的瑰丽奇观。马文瑞焦虑地往西北方向望去，眼前仍是连绵不断的群山，哪里有部队的踪影?就在他茫然不知所措的那一刻，连续奔波一天一夜的疲劳，突然乘机袭来。他顿时觉得双腿像灌了铅，沉甸甸的再也扯拉不动了，双眼也沉重得抬不起眼皮。他就势背靠着一棵杜梨树站着，稍事休息。根据山形地貌判断，已经到了安定西区一带，再往前走，翻不了几座山，就到了敌人盘踞的瓦窑堡了。“难道他们真是要去投敌?”这个可怕的念头刚刚在脑海中一闪，马文瑞突然感到胸中涌起一阵难以名状的痛苦。他不忍心再想下去了。为了建立一支革命武装，这些年来，多少人冒死东奔西颠，奉献了多少心血，付出多大的牺牲!难道就眼睁睁看着这支革命武装落入敌人手中?!想到此，马文瑞突然感到像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召唤着鼓舞着自己挺直了疲惫不堪的身子。“不行，一定要把他们追回来!”他暗自下了最后的决心。扭头一看，同他空肚子奔跑了半天一夜的马万里已经累得躺在树下睡着了。他顾不得许多，急忙上前，摇醒马万里，两人又匆匆朝前赶路。 半前晌时，两人追到安定县西区和北区交界的一座山头的村子。看见村口布着岗哨，才知道总算追上了他们。当时，强世清已因病离队休养，队伍由白德胜带着，情绪很不稳定。白德胜还不是共产党员，他究竟要把队伍带到哪去?连白德胜自己当时也说不清。客观来看，当时摆在这支徘徊不前的队伍面前的道路无非有三条：一条是投敌叛变；一条是占山为匪；再一条就是接受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继续革命。当下，哨兵给马文瑞带路，在一孔老百姓的窑洞里见到了白德胜。白德胜自知理亏，见了特委负责人后，只是低头不语。马文瑞尽量心平气和地问：“老白，你们把队伍拉过来，打算到哪里去?” 白德胜仍是低头不语。 “听说强世清同志病了?”文瑞故意把“同志”两字，念得很重。 “嗯，不晓怎啦，猛猛得了伤寒，病来得凶猛，把老大人挺倒了。” “他人呢?” “队伍急行军，不能带着他，只得安顿到一户老百姓家里养病。” “有人照顾吗?” “有，留了两个人。那个独庄小村村很僻静，保准没外人知道。” 马文瑞沉吟半晌，说：“老白，延川发生的事情，老强应负主要责任。他是共产党员，又是红26军的老战士。队伍内部发生了矛盾，应当及时报告特委派人来解决。你们收高朗亭的枪，还开枪打伤了他，这个做法不对。红一支队，这是咱陕北特委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武装。队伍刚刚建立不久，本身力量就小，立足未稳，就闹了分裂，这是很危险的，弄得不好，很容易被敌人吃掉。”马文瑞讲这些极为严肃的话时，面部的表情却是温和的。也许正因为是和风细雨，才使得听话的人，于平心静气之中，更加掂量出这些话的分量。 当过土匪平素性情简单鲁莽的白德胜，起初听说特委有人追上来了，心想一定是高朗亭跑到特委告了他们的“黑状”，心中很是有些抵触情绪。然而当他面对这位稳稳当当的陕北特委负责人，却感到有些惶恐不安，感到对方有一种令你不得不心悦诚服的威严，心里反倒想：那个高朗亭要有人家这两下子，又何必逼着我们下他的枪呢? 白德胜正暗自寻思着，只听马文瑞压低嗓音问：“眼下，你们打算怎么办?” 白德胜迟疑了一下，说：“我们——完全听特委的。” “那好!”马文瑞立即表示：“我今天代表特委赶到游击队，就是要求你们听从党的指挥，继续干革命。” 白德胜忙说：“那好。我们从前闹分裂不对，今后一定在特委的领导下好好干革命。” 像一潭被污泥淤积停滞下来的流水，终于在清除了淤障后又开始流淌起来。周围的战士们听了，都哗哗地鼓起掌来。 马文瑞被白德胜和战士们的诚恳态度感动了，站起身来，紧握住白德胜那一双大手，充满感情地说：“在强世清养病期间，特委相信你能把队位带好。”不知是感动，还是因为惭愧，白德胜这条钢打铁铸般的硬汉子，眼睛里霎时聚满了泪水。他低下头去，紧紧地把颤抖着的身子，靠在马文瑞身上。马文瑞也很动情地抚摸着他的肩头说：“革命战士，不是不犯错误，只要知错能改，吸取教训，今后的事情就好办了。”白德胜说：“特委今后看我的行动!”就这样，这支几乎走偏方向的队伍，终于重新回到革命道路上来了。后经中共陕北特委研究决定，正式任命强世清为红一支队队长，李成荣为政委。高朗亭调回特委分配工作。以后的日子里，红一支队活动在安定、延川一带，还曾经两次南下，配合红26军作战，在攻打合水的战斗中担任主力。总之，这支队伍在陕北特委的直接领导下，一直表现很好，不断发展壮大，成为陕北地方红军游击队中的一支劲旅。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李炳银（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研究员）：这是一本很丰富的书，有非常丰富的历史信息，让我们了解了马文瑞先生丰盈的一生，对中国革命的历程和改革开放的历程都有了解，对革命信仰的坚定性也有很多的了解。作为传记作品，我们作家应该更超脱一些。忽培元对一个革命家的尊敬和敬仰，对前辈的了解很多，我觉得缺乏一种超脱性。我对马文瑞先生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也是陕西人，他在我们陕西当过很多年的书记，是老革命家，是很有担当、很有决断、很有信仰的人。马文瑞同志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个非常宽厚的人。这个作品提到很多细节，很让人感动，忽培元的文笔叙述也很生动，但是作为一部传记的写作，作家还是要有所超脱，和传者之间要有必要的距离感或者有一种自己的评判立场。——《从个人叙事到国家叙事的成功实践》原载于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第30章：为创建红军武装，刘志丹与谢子长并肩战斗，出生入死，人们习惯上把他们称为“刘谢” 在艰苦卓绝的西北革命斗争中，为创建红军武装，刘志丹与谢子长并肩战斗，出生入死，人们习惯上把他们称为“刘谢”。在开创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漫长岁月中，马明方与马文瑞长期同甘共苦、情同手足，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作“二马”，流传着许多情真意切的佳话。 马明方与马文瑞虽然都是米脂县人，但家乡相距较远。一个在米脂西南区，一个在米脂东区。马明方比马文瑞年长七八岁，两人在大革命时期并不认识。然而这些，丝毫不影响他们后来成为亲密的战友和同志。马文瑞第一次与马明方见面是1928年在绥德。当时，马文瑞担任中共绥德县委常委兼共青团县委书记，马明方是绥德北区党的区委书记。在一次县委召开的会议上，他们见面了。开会时，两人坐的地方可巧挨得很近，他们在会前有机会进行了第一次亲切但却还有点拘束的交谈。短暂的交谈，马明方给马文瑞留下的印象却是深刻的。他感到那个衣着朴素整洁、仪表端庄的小学教员是和蔼而且很易于亲近的。他用农民式的小烟袋不停地吸着烟，吐出一口口白色的烟雾，就眯缝起眼睛，陷入沉思。也许是时值冬季的缘故，他那只将烟袋交待给嘴里衔着的右手，喜欢褪入左手的袖筒里面。这种动作，是那些上了年纪的陕北农民常常做出的习惯性动作。但他那双炯炯有神、透着机智和敏锐的大眼睛，又绝不同于那种没有文化的农民。他俩深厚的、同志式的情谊正是由那一次简短的交谈开始的。就是那一次，马文瑞发现，当那双眼睛望着自己的时候，有一种友善的热情传达给你。马明方显然也很喜欢眼前这个年轻的同志。他发现他的身上透出成年人才具有的稳定的刚毅自信，和胸有成竹的沉着冷静。总之，马文瑞给马明方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很可靠的年轻同志。再以后，马文瑞曾代表县委到北区检查工作。在四十里铺高小，两人亲切地交谈工作。后来，便是那次彼此配合默契的轰动陕北的饥民斗争。不久，他们的工作分开了，马明方继续留在绥德，马文瑞奉调去了安定。此后，他们先后都参加了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工作，开始有机会较长时期并肩战斗在一起了。 1932年底，中共中央指示撤销北方局。为了搞清陕北特委的隶属关系，特委决定由赵伯平、崔逢运、鲁贲三人去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然后再由西安去天津。因此，由1932年底至1933年底期间，陕北特委实际上由马明方和马文瑞两人主持工作。这段时间，他们配合得很好，经常是根据上级指示和实际情况，商量决策，分头实施。当时，马文瑞年仅20岁，整天埋头于革命工作。马明方很关心他的个人生活问题。一次，马明方去安定巡视工作到了任家砭，见到任志贞。正是夏季，任志贞穿着白洋布紧身上衣，黑宽脚裤子，比两年前略瘦了一点，显得精干成熟。她一见马明方，便迫不及待地打听马文瑞的近况。拉话中，马明方发现这个女子对马文瑞颇有好感，话语眉目中，流露出钦佩爱慕之情。马明方觉得这两个人，年龄相当，又志同道合，有意促成好事。他当下征得任志贞同意，便动手给马文瑞写了封信，希望他能同任志贞建立恋爱关系。文瑞接到明方来信不久，也接到任志贞的一封信。她的信写得很长，第一次大胆地向他表白了爱情。那时候，多数女子择偶的对象是财主家的公子少爷，很少有人找身无分文、朝不保夕的共产党员。任志贞的恳切与真诚，使马文瑞深受感动，便回了信。只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们不能见面。有很长一段时间，两个人书信往来不断，那种情谊，是完全建立于共同革命的基础上。书信往来中，相互勉励鞭策，彼此更加坚定了对方献身革命的信念。没有花前月下的缠绵，没有山盟海誓的情话，革命者的爱情也像他们的理想和情操一样崇高而朴素。像严冬里开放的腊梅，像暴风雨中挺立的青松，任你冰雪严寒、血雨腥风，总有一种温馨与高洁，给人以鼓舞和鞭策。在那些斗争严酷的日子里，在那异常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两个思恋着的年轻的革命者，在久久的企盼中，辗转收到对方的一封热情的来信，在土窑洞的油灯下或空山旷野中展读着，该是怎样一种幸福的心情!当他们反复地看过了对方的来信，又怀着兴奋不已的心情，提笔写回信时，又该是多么激动不已。那是他们的初恋，有多少知心话要说，有多少有趣的问题要提。多么渴望能见上一面，哪怕只是短短的几分钟，哪怕只是远远地相望着并不说话。就这样，两个人，两颗年轻人的火热的心灵，在默默地呼唤，远远地关照着。后来，任志贞参加了红军游击队，成为西北革命历史上第一位女红军战士。她担任红军游击队的政治指导员，同男战士们一道并肩作战。她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捕。敌人严刑拷打，志贞面不改色，坚强不屈。1934年2月13日，敌人决定处死任志贞。敌人押着她戴镣走过瓦窑堡长长的石板街道。街道两边站满了为她送行的乡亲。志贞昂首挺胸，面带微笑，目光坚定，一直走出南门。她视死如归，仰起头怒斥敌人，然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行刑的刽子手，为之胆战心惊。周围的群众，无不感动得泪流满面。任志贞英勇就义，年仅18岁。 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女英雄任志贞已经牺牲六十多年。她死在敌人的铡刀下。惨无人道的敌人，还把她的头高挂在瓦窑堡南城门示众七天。后来，有的同志讲，“任志贞是刘胡兰式的英雄。”马文瑞纠正说：“这话不对，应当说刘胡兰是任志贞式的英雄。”时间和岁月淡化了许多的往事，任志贞烈士的事迹至今鲜为人知。马文瑞对女英雄任志贞仍然一往情深，亲自为任志贞传记作序，并主张大力宣传这位英勇坚强的西北地区第一位女红军干部。 就在马明方与马文瑞共同主持中共陕北特委工作的这一时期，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带领陕甘游击队英勇转战在陕北、陕甘边广阔的山峦原野上，猛烈地打击着敌人，给地方党的秘密工作以有力的配合。游击队在安塞真武洞一带行动，打土豪，袭民团，没收了一笔银元，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马文瑞正在安定瓦窑堡一带活动。谢子长得知陕北特委活动经费困难，就派回陕北搞扩大武装活动的杨庚武、雷云廷两人带了一千块银元来找马文瑞，表示将银元上交特委，作为活动经费。杨庚武、雷云廷二人找到马文瑞，说明了情况并告诉他，银元暂时存放在距瓦窑堡几十里的杨庚武亲戚家里。马文瑞立即派人取回，暂存师尊贤的小商店里。过了几天，小店里来了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个子不高，目光和善热情，脸上生着麻子的，马文瑞认出是神木的王兆卿。另一个黑脸大个子，留着长发，眉脸板性性，眼睛直愣愣瞪着，看着像个二杆子。王兆卿介绍说，这人叫王孟珠(小名年年)。王兆卿是绥德师范学生，大革命时期曾担任过校学生会的农运委员，经常深入绥德、米脂一带农村，搞宣传，做调查，开展农民运动，在周家同文瑞相识。他离开绥师，曾受党组织派遣，去甘肃冯玉祥部和西安于右任、邓宝珊部及宁夏石子俊部搞兵运，后到陕甘游击队。他这次离开部队，是按照谢子长、刘志丹的指示，以回家探亲为名，同陕北特委联系。王兆卿找到马文瑞，两人都很高兴。只是马文瑞见他带的那个人，獐头鼠目，东张西望，便警觉地小声问：“你带的这个王孟珠是谁?”王兆卿说：“是我的一位本家族叔。”晚上，大家睡在郝醒民(师发直)家的一条通铺大炕上。王兆卿那位族叔睡到半夜，突然大喊大叫，把大家都惊醒。第二天，等那人不在场时，马文瑞说：“兆卿呀，你怎带着这么个人出来?我看这人带些二百五气色，不可靠。”王兆卿解释说：“唉，这人出身还不错，就是本人性子不好，在村里打光棍，整天串女人，胡捣蛋，留在地方上影响不好。因此，我想把他带到部队去扛枪。”马文瑞说：“眼下特委领导力量较薄弱，很需要懂军事的负责干部，你考虑能不能留在特委工作?”王兆卿说：“留下来可以，只是游击队那边……”文瑞沉吟了一下，说：“我看这样吧，眼下子长派人给特委送来一笔银元，作为活动经费，你先把这笔钱送到米脂特委机关，把我的意见转达给马明方，他如同意，就以特委的名义正式通知部队。”那时候，在部队整天真枪实弹地跟敌人干，虽然危险，但很痛快。地方工作，却是整天东藏西躲，赤手空拳同全副武装的敌人兜圈子，既危险又艰难。因此，许多部队的同志不愿意到地方工作。王兆卿是个党性很强的同志，他二话没说，就同意了。第二天，就和王孟珠背上两口袋银元上路了。一路避开大道，专拣山路，好容易走到米脂城外的无定河畔。按照马文瑞告诉他的地址，过了无定河，再进一条沟，大约三十多里路，就到了中共陕北特委机关所在的姜家兴庄了。 王兆卿心里很高兴。在过河之前，他坐下来说：“年年，咱缓最后一歇，就要到了。你到人家那里，可不要乱说乱问。出了门，可要学规矩。这可不同在咱后王家沟，由你胡捣，谁也把你没办法。”那个眉脸板性性的王孟珠听着，只是心不在焉地点头，一双死鱼一样的眼睛却在王兆卿身边的银元袋子上溜来溜去。这个平时好吃懒做的家伙，还从未见过这么多白花花的银元。“这么多的银元，能买多少大烟，能串多少女人呀!”这个肮脏的念头在他阴暗的灵魂中像一条毒蛇一样闪现出来。顿时，那一双直愣愣的死鱼眼死死地停留在河畔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上。24岁的王兆卿也许还太年轻，他万万没料到，这个一再向他表示要改邪归正、随他出来投奔红军闹革命的本家族叔，却是恶根未除，见财起意。那歹徒乘王兆卿毫无防备，溜到他身后，举起石头，朝他头上狠劲砸下来……王兆卿当即头破血流，昏倒在地。那家伙一看左右无人，急忙把已经昏迷的王兆卿推到无定河中，企图毁尸灭迹，遂背起两口袋银元，逃之夭夭。王兆卿经冷水一激，才慢慢苏醒过来，空手挣扎着找到特委机关，见到马明方，说明了情况。马明方同意马文瑞的意见，把他留在特委工作，后来担任了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张达志就是王兆卿后来到葭县巡视工作时认识，并建议特委派去神府南区担任区委书记的。再说那个歹徒王孟珠，行凶抢了银元，便一路逃回神木后王家沟。仗着有了钱，变本加厉，胡作非为。不久，地方党组织决定除掉这条恶棍，故意向敌人告发说他曾外出当过“红军”，结果王孟珠被国民党驻军抓去处死，结束了罪恶的人生。 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李一鸣（作家、文学评论家，现任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这部传记是大体量的、高质量的大作品。首先是一种历史的发现。历史是民族的脚步、国家的记忆、人类处境的见证。文学，特别传记文学，是记忆的产品，是历史的复活与再现。忽培元的作品是把人放到历史中去描写的，人的历史、国家的历史、党的历史是叠合的，历史是背景、是事件、是进程也是内容，在这里他着重描绘了一个人、一类人、一群人，他们的思想、精神、人格、情感，他的最大特点是描写了人的心底世界。第二是一种历史观的呈现。历史观就是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根本看法，我感觉在他的作品中对社会历史是全面的认知，对历史现象是辩证的分析，对历史事件是发展的认识，对历史人物是深入的洞察，正确处理了表象与本质、历史与逻辑、宏观与具体、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第三是一种写作态度的体现。三部巨著都有他的照片，看到这三张照片我想到了岁月流失、长河奔流，写作确实是定力的较量、体力的跋涉、智力的远行。150万字，30年的写作，没有对道路和文学的信仰、信心和信任是不可能的，非常值得我们尊重。——《从个人叙事到国家叙事的成功实践》原载于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第29章：“像她这样一位农家妇女，真诚地支持革命，西北革命中不知有多少这样默默无闻的英雄”安定杨家园子脱险后，马文瑞来到清涧县城。清涧是当时陕北的富庶之地。陕北人自古引为自豪的是：“米脂婆姨，绥德汉，清涧石板，瓦窑堡的炭。”清涧县城地处黄河西岸，是由延安去绥德、榆林的交通要冲。不仅盛产光滑平整的石板，还是陕北有名的红枣之乡。初夏四五月间，正是枣叶吐翠、枣花飘香的时节。清涧的山川、村落到处是一派翠色，花香四溢。清涧县城，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石板城。城池坐落在秀延河与南河二水相汇处的笔架山下。城墙是石板垒的，城街是石板铺的，街道两边的石窑椽廊和房屋顶上，全盖着平展展的石板。这石板组合的世界，使这座三山屏围，二水绕流的小城，显得颇具特色。马文瑞由南门进城。南街很短，走出不到半里，就到了城内热闹繁华的小十字街口。十字街口南角，有一个“马记饭馆”，卖烧肉粉汤、豆腐烩菜，还有卤猪肉外带饼子蒸馍。掌柜的姓马，又兼着大师傅，在炉前掌勺，人很和气。马文瑞每次到清涧，都要到这马记馆子坐下来，吃一碗豆腐烩菜。他总是背靠南墙，面冲门坐着。由那里望出去，街上的行人动静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还能看到半山坡上敌人驻军的院门。门两边扛枪站岗的卫兵的面孔和出来进去穿黄皮八大块的官兵高矮胖痩都能看个清楚。到馆子里吃饭的人很杂，有进城赶集的当地老实巴交的农民，外地来做买卖的点头哈腰的客商，县政府穿制服留洋楼拼命掩盖着寒酸而做作出一副傲慢相的小官僚和黑衣服上满是油污烟尘的目光狡黠的小市民。马文瑞混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中间，很不引人注目，只是那人缘很好的马掌柜认识他。他刚一进门，掌柜的便亲热地招呼道：“来了?吃碗什么?”马文瑞说：“烩菜、饼子。”机灵的小伙计不大一会儿就把一碗浇了油辣子的热气腾腾的烩菜摆在他面前。马文瑞坐下慢慢地吃。近旁是两个农民在吃饭，一个压低嗓门说：“老哥，你听说了吗?延川出了几个强人，有一个叫高朗亭，还有一个叫刘善忠。这两人乘咱清涧淮宁湾民团头子邱树凯不在山寨，就化装成团丁混进去，空手缴了人家六枝快枪。”另一个年纪稍大的说：“这话你听谁说?”“刚才在驴市上听王牙子说的。那驴儿喝多了酒，就满世界吼喊，还说那些人里有共产党分子。”“这话可不敢乱传，叫县衙的人或官兵听见可不得了。”两人不再说话，只是埋头吃饭。两个农民的对话，马文瑞听得真切。恰在这时，门里走进来一个人，同样是一身商人打扮，只是头上不戴瓜皮小帽，而像山西人一样朝后挽着一块白毛巾。这个人嘴很大，眼睛较小，瞪圆了，却显得很有神。马文瑞一眼便认出他是延长县的一位党员叫谭生彬。谭生彬进得门，很快地扫视着吃饭的人。当他看到马文瑞时，突然目光一亮，随即又冷静下来，冲着掌柜的说：“烩菜、饼子。”便若无其事地坐在文瑞对面的座位上，轻声说：“你也吃饭?”马文瑞点点头。两人匆匆吃罢饭，由“马记饭馆”出来，到了东城门外，在河畔上一片枣树林中坐下来拉话。谭生彬说：“自从‘立三路线’到来之后，延长不光党团组织暴露了，建立的几个秘密联络点也遭到敌人的破坏。我们同陕北特委失去了联络，也不知道往后如何开展工作?”马文瑞见到谭生彬自然很高兴，对这位在白色恐怖下不退缩、不动摇，还积极寻找组织，请求分配工作任务的同志很赏识。他亲切地望着谭生彬说：“我到延长一带跑了几天，发现农民们痛恨白军，痛恨官府衙门，对横征暴敛十分不满，这里面蕴藏着极宝贵的革命热情。当前这种情况下，可以秘密发动群众，同敌人展开斗争。在群众斗争中，注意培养积极分子，物色发展党团员。”从此，谭生彬按照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精神，同共产党员李春光等人一道在延长县坚持活动。1932年5月17日，他们鼓动数千名农民携带农具、灶具，包围县城，进行抗粮抗税斗争，历时十多天，直至县长答应农民提出的条件，方才罢休。这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打破了党团组织遭受破坏后延长县革命斗争的沉闷局面。再说那天，马文瑞告别了谭生彬，天色已近黄昏。城里城外的居民，家家户户的烟筒都冒起浓浓的炊烟，三山屏围的清涧城一下便被锁在烟雾中了。唯有西南面的笔架山在飘散着晚霞的天空映衬下，显出清晰可辨的轮廓。马文瑞沿着河滩朝东走去。前面不远处，那个很大的村子叫石台寺。村前路边上有一座魁星楼，在暮色里高高地矗立着，长长的影子倒映在河面上，朱砂红的墙壁和青黑色的瓦，在晚霞里显出几分古色古香的神秘。据说这楼上原先是一个书院。清涧虽是山区，但历来就有读书习武的传统，不光县城里有书院，乡间富足些儿的大村镇上也都立有书院，只是多数已经毁于兵灾。马文瑞听说晚清年间，石台寺的书院曾经出过好几名文秀才，便在村民心目中，颇有几分功德记着。加之它建在村口一座独立的石台上，面村背河，形势颇有几分峻拔高古，这才不断得以修缮，保留下来。马文瑞走到魁星楼下，天就完全黑了下来。于是他在夜幕掩护下，快步朝村子后面的小环沟走去。中共清涧区委书记刘耀三家，就在这偏僻隐蔽的小环沟。刘耀三弟兄五个，个个精明强干，在村里又好主持公道，专门带领穷人和地主老财作对。因此，五条汉子，人称“五虎”。他们居住的小环沟，也被称作“五虎沟”。这小环沟，虽离石台寺很近，离清涧城也不过七八里路，但是仅有一条路与外界相通，周围四山环绕，翻过后山，便是“赤色村庄”——小岔子和大岔子，实为既隐蔽又便于走脱的开展地下工作的理想地理环境。刘耀三家原本是石台寺的老户，只是为了闹革命，才举家迁来独居小环沟。石台寺数百户人家，几乎全都姓刘。像绥德县的铁茄坪一样穷富差别悬殊，把同宗共祖的一姓人分为两大阶级。大革命时期，刘耀三首先起来闹革命。他把村里的贫雇农组织起来，在魁星楼上堂而皇之地悬挂起“石台寺农民协会”的招牌。见天夜晚在楼里敬奉着孔夫子的圣人堂上开会、上课，宣传农民翻身和社会革命的主张，把全村穷人心上的灯盏都拨亮了。此后，村里秘密建立了党团组织，刘耀三成了清涧当时很有名气的革命者。像刘治祥那类祖辈揽工、穷得娶不上媳妇的人，都在他的带动下，加入了共产党。马文瑞当晚来到那早已熟悉了的一排十三孔石窑的院子。狗刚一叫，机敏的主人便出门来，也不搭声，只将手按着见了生人有些躁动不安的狗，注视着坡里上来的人。这就是刘耀三本人。等来人走近了，他才轻声问：“是谁个?”“我，安定来的老马。”刘耀三一听，兴奋地丢开狗，上前接住马文瑞肩头的褡裢，说：“今儿哪里起身?”马文瑞说：“瓦窑堡起身。”“怎这会儿才到?”“杨家园子遇了点麻烦事。”两人说着话来到靠东头的那孔窑里。马文瑞每回来小环沟，都住在这孔窑里。窑侧是个猪圈，靠院外的围墙上留了个洞儿，明里看着，是出猪粪的通道，平时用石板盖着，不留心很难发现。如遇紧急情况，譬如敌人由街门那边来，就可以由此出去上后山。窑里好些日子不住人了，有些森凉。刘耀三的婆姨对男人闹革命很支持，见来了熟客，就知道是干什么的，不用男人吩咐，就去搂柴烧炕，随后端来一碗红豆闷玉米饭和一碟子酸菜放到客人面前的炕桌上。她悄无声息地干着这一切，好像这一切都是她理所应当干的。“历史不应当忘记他们。”一次，马文瑞回忆起刘耀三婆姨时，很有感慨地说。“像她这样一位农家妇女，是真诚而有力地支持过革命的无名英雄。在西北革命中，不知有多少这样默默无闻的英雄。她们没有文化，不是党员，也不参加党的会议，但实际上却经常参与着革命活动。她们对于‘革命’这两个字，并没有多少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但由于她们的亲人、丈夫、父亲或儿女参加了革命，她们也就很自然地成了革命的同情者和拥护者。她们长年累月心甘情愿地替革命者烧炕煮饭，端茶递水。革命顺利时，她们兴高采烈；革命失败时，她们愁眉不展。这些与革命事业息息相关的人，其实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革命成功后，功臣的名单中，没有她们的名字。她们中间幸存下来的人，至今许多仍然住在当年接待过革命者的窑洞里，吃着粗茶淡饭，穿着补丁衣衫，过着普通农民一样的艰苦的劳动生活。我们的社会，不应该忘记这样一批为革命做过好事的人们。”那一晚，饭摆好了，刘耀三说：“你先吃饭，咱有话慢慢拉。”马文瑞也不客气，端起饭碗呼哧呼哧吃起来。吃罢饭，炕也烧热了。火口上坐着的水壶咝咝响着直翻水花儿。刘耀三婆姨收拾了碗筷，又像每回一样夹着被褥过来，把被窝儿焐在紧靠灶火的炕头。两人开始守着炕桌上的油灯，喝茶拉话。这对于在外面奔波了一天的马文瑞，是最快慰、最舒心的时刻。窑洞的空间虽小，灯光也很暗，但对于像他这样的职业革命者来讲，却是最安适、最温暖的一方天地。与别的他所熟悉的同志相比，刘耀三是一个介乎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的那一类型的革命者。他有一定的文化，却更了解农民的心理，是一个很有经验也较有头脑的务实型的党的基层工作者。一年前，在绥德合龙山特委扩大会上，他曾经单枪匹马对“立三路线”提出异议。实践已经证明，他当初的意见是正确的。对那种“左”倾盲动主义的做法，他同马文瑞一样，是在工作实践中加以抵制的。清涧党组织之所以没有完全破坏，与区委对“立三路线”的消极抵制有关。刘耀三在同马文瑞的多次接触中，发现这位年轻的特委负责人看问题既客观又深刻，对许多问题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两个人常常是一拍即合，很能谈得来。在那个枣花飘香的五月沉静的夜晚，他们一直拉谈到启明星升起。第二天，窑窗刚透亮，马文瑞就起身告辞。他要赶天亮之前，翻过后山到小岔子村，然后还要去几十里路外的大马家山村、解家沟、袁家沟和王家洼。这几个村的党支部，都同他是单线联系。这回他改扮成一个小学教员的模样，因为这几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如唐洪澄(时名贺生春)、白如冰等，公开身分都是小学教员。他在小岔子村吃过早饭，一路朝东，翻过一道山梁，就到了青龙河川。远远望去，蜿蜒的青龙河卧在深深的石槽里面。河水碧澄清澈。河畔山石裸露着，表明这是一条古老而落差很大、流水湍急的河流。河对岸的山岔口上，有一座青龙庙，也说不清河与庙是谁借谁而得名。马文瑞坐在庙对岸的石畔上休息，眼瞅着匆匆流逝的河水，难免产生一些不由自主的遐想：“……秘密工作的艰难，在于它必须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化作一种无声无息的行动。渴望叱咤风云的革命者，必须销声匿迹，耐得精神上的压抑和孤寂。而谁又晓得，在贫穷偏僻的陕北山区，其境况有多艰难?不像在大都市搞地下工作，这里没有高楼洋房，没有公路汽车，更没有灯红酒绿，甚至没有活动经费，也没有一个掩护身分的公开职业。一个革命者，你所要具备的就是一颗忠诚的心灵和两条永不知疲倦的腿。正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你得千方百计努力培养发展党团员，扩大党团组织，组织贫农团，建立党的秘密联络站，创建一个个‘赤色村庄’……这一切，又都是赤手空拳在全副武装的敌人眼皮底下进行……党团组织得由你去领导和指挥，广大群众得由你去组织和发动。‘闹红’的人，你们肩负着多么重要的历史使命呀!由于长期搞地方党的工作，你的工作性质决定着你的身分，不能像志丹、子长他们这些搞武装斗争的同志那样名扬四方，威震敌胆。在残酷无情、充满危难的斗争实践中，你必须千方百计隐姓埋名。许多搞秘密工作的同志都有几个化名，以蒙蔽敌人。令你痛苦的是，你深深地热爱着群众，却往往又不能公开到群众中去露面，不能经常在群众集会上出现，更不能当众讲话。秘密工作的组织原则和活动纪律几乎使你成为孤独神秘的人物。眼前永远是翻不完的山峁，走不完的山路。当你长年累月行走在这寂寞曲折的羊肠小道上，眼前并望不见革命成功的阳关大道，像眼下这条细细的青龙河，它作为无定河上的一条小小的支流，并不曾见过黄河，见过大海，但它仍然信心百倍、毫不停息地奔流着……”想到这里，他顿觉身上恢复了气力，站起来，伸伸疲惫的双腿，又大步朝前赶路。一边走，一边寻思着，对自己方才的思想闪念感到有些愧疚。傍晚时分，马文瑞来到大马家山村。这是一个靠近无定河畔、距离黄河也不远的村子。在村里小学校，党支部书记唐洪澄喜出望外地握着特委特派员的手，高兴得老半天不知该说什么。“走，到我窑里吃饭去。”洪澄说着就拉着文瑞的手往外走。夜幕中，两个人默默地行走在崎岖的村道上，一前一后，相互看不清脸，却能由彼此的身影和脚步声里，感觉出同志相逢的激动心情来。走在后边的马文瑞，望着唐洪澄的背影，心中感到格外亲切、靠实。他心里暗暗对自己说：“这个同志，不单是文化高，性情也温和，像个农民同志一样持重、忠厚，但对敌斗争却十分坚定顽强。”最使他难忘的是1929年时，唐洪澄主动配合绥德地区的饥民斗争，在清涧农村秘密活动，提出“不纳粮，不交税，反对成立民团”的口号，鼓动起上万农民群众参加抗粮斗争。前一时期，敌人白色恐怖加剧，清涧党组织一度同陕北特委失掉联系，许多基层干部和党员动摇了，有的逃离，有的甚至向敌人自首了。唐洪澄却毫不胆怯消沉，他冒着被捕坐牢的危险，与邻近的中共绥德南区区委接上关系，主动接受领导，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积蓄发展革命力量，奋力坚持斗争……眼下，见到特委来了人，他怎能不高兴呢?“文瑞，不管他敌人在别处怎么猖狂，咱大马家山是红的!”走在前面的唐洪澄突然扭回头小声说，语气中充满了自信和自豪。这种乐观坚定的情绪，一下子把奔波了一天的马文瑞满身的疲劳都赶跑了。当下，洪澄把文瑞引进自家窑里，立即叫家里人烧火做饭。吃罢饭，两个革命者便在小学校里，守着一盏小油灯，兴致勃勃，彻夜畅谈……最艰难的日子，马文瑞除了在安定、延川、清涧、延长一带奔走，还到葭县、吴堡、榆林、横山等县巡视工作，在白色恐怖里艰难前行。经过大家的艰苦努力，陕北地区革命力量迅速得到恢复发展，二十三个县中，二十一个县有了党团组织，贫雇农党员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使革命的影响在广大农村深入下去了。许多村庄，很快开辟为“赤色村庄”。有些地方的党组织，像安定任家砭、绥德铁茄坪、米脂姜兴庄、清涧小岔子、神木贾家沟、葭县南、吴堡樊家圪坨等，在陕北游击战争尚未开展之前，实际上已经公开，成为红色堡垒和中心区域。陕北革命的道路，其实从那时起已经不自觉地实行着“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直至使敌人固守的县城和重镇，变成了一座座孤立无援的“土围子”。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编者按】何向阳（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茅盾文学奖评委）：这是一部大书，大不是指体积、重量或者是它的字数的庞大和宏大，是指它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家马文瑞同志的一生来记述了20世纪中国革命、建设和中国改革的完整里程。20世纪的风云际会在这部书里有非常重要的完整体现。这部书还完整地通过一个人来言说了中国革命的产生源起，探讨和张扬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出身和信仰。作家通过马文瑞同志写出了中国共产党员的信念和品格，这是这部大书诞生的一个重要意义。当然对于20世纪的记述我们有很多种方法，也有很多种文学。该书构成一种独特的叙事文本。对于中国革命，这20世纪中国最大的事件，我们文学也有很多探索，但是这部书提供了一种不同凡响的文本。作者很好地实现了写作的既定目标，完成了他在前言当中所说的群山一般的党群关系，长河一般的新中国建设历史和浩海一般的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画卷。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是在这方面，他全景式地展示了中国革命、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作者作为传主的秘书，多年跟随，对于他的经历、信念和品格十分熟悉，所以书写就非常亲切、细腻。马文瑞的一生也是非常有典型性的。书中关于改革开放的细节披露也非常好，如果不读这部书，不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可能不知道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对于理论界非常重要的节点，掀起了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大幕的那些重要史实。马文瑞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即最先发现并支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迎来了我们思想解放的春天。这三部书是个人叙事和国家叙事、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的结合，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读一读这部长卷，牢记和重温我们民族的历史、我们国家走过的历程，记住我们的党、我们的老一代革命家为国家、为民族所做的牺牲和奉献，会对我们今后的发展、对我们文化的建设、对我们文学的建设、对我们人格的锤炼都是大有益处的。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其实我觉得立言也包括对于功和德的建立。植根于当代这样一个社会生活非常丰富的现实当中，传记文学、报告文学其实是通过立言的方式把德和功保存了下来。——《从个人叙事到国家叙事的成功实践》原载于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第28章：马文瑞在延安、延长两县苦苦寻找党组织未果，只得返回瓦窑堡街上的特委秘密联络点 早春的日子，一个人坐在高山峁上，注视着眼前的沟壑梁峁。起初，他还觉得枯黄的颜色，即那种冬季的严寒造成的色调，依然主宰着一切。他仔细观察脚下的土地和远处向阳的山坡，这才发现白蒿、荠菜、蒲公英和苦菜已经悄悄地吐露出翠绿色的芽儿。山桃树和野杏树泛着青绿的枝头上，也都结了许多红茸茸的花苞，只是人们还不易留心它们的出现。用不了几天，花儿就要开了。到那时，在柔和的春风里、和暖的阳光下，漫山二坬，到处都将呈现出一团一片的殷红、粉白。那时候，春天才算真正来了。山间耕地拦羊的农民心情会格外快活。平日沉默不语的人们，会高唱起令老年人狂气的“信天游”，吼着令年轻的女子听了脸红心跳的山曲儿，忘记穷光景的磨难和苦愁，也吐出了一冬天蜷缩在窑洞里的霉气、朽气。但眼下，坐在山峁上的这个人，眼望着预示着美好未来的一切，并不感到轻松愉快。他显然像行了远路的人，两腿的后裤脚净是尘土，汗珠挂在脸颊上，嘴唇干裂着，显出很疲劳的神情。偶尔在山路上碰见人，人家一眼便能认出他是这一带城镇上大商号下乡讨账的伙计。头戴黑缎子瓜皮小帽，穿着黑棉袄裤，脚登黑牛鼻梁圆口布鞋，裤脚上扎着腿带。左肩膀上搭着的褡裢，靠前一面用毛笔写着“白记”二字，表明是白姓人家开的字号里的伙计。乡间人见多了这样的讨账伙计，因而也不稀罕。走到村门哨卡，团丁、官兵也不过于刁难。眼下坐在山峁上的这个“讨账伙计”模样的人，显然是刚由下面的延河川里爬上山来的。他背靠一株孤立山峁的杜梨树干，茫然若失地回望着自己刚才走过的方向。他刚刚攀援过来的那条黄土小路，像一条细细的麻绳，弯弯曲曲地一直垂到山下边去了。延河川对面的沟岔上，有一个小小的村子，仅有几户人家。每孔土窑的院子里，垛码着黑压压的梢柴，这标志着主人的勤劳。眼下已近晌午，村里并不见一个人走动，唯见窑烟筒里开始飘出淡青色的炊烟，说明窑里有人。那是他刚刚经过的一个村子。他已经一个人在这一带山中转悠了十几天，记不清经过了多少这样的村庄。他也到较大的村子和城镇里去过，想了许多办法，也没有找到他急于要找的人。“他们躲到哪里去了?”一路上，他心中总是念叨着这么一句话。渐渐地，他感到有些失望，看来这些日子的辛苦是白下了。他把双手由膝盖上放下来，活动了一下有些发酸的脖颈，随即把鞋脱下来，磕打着里面的泥土，这才发现，鞋底儿上磨出了窟窿。他觉得很可惜。这双鞋，还是离开任家砭时，任志贞的母亲做好了给他穿上的。这么结实的鞋，没穿到一个月，就磨穿了底，可想这些日子跑了多远的路。常常是太阳落山了，他还一个人饿着肚子在山路上匆匆穿行。他不知道晚饭在哪里吃，黑里觉在哪里睡，更不知道今天能否安全地躲过敌人的搜捕。他尽量绕开敌人的哨卡，在山间的羊肠小路上奔波。往往顺大路走几里就可以到的一个村子，他绕道翻山越岭得走大半天。好在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外表看着老实本分的“白记”商号的讨账伙计，竟是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共青团特委书记兼党的南路特派员马文瑞。这些日子，他不停地奔波于延安、延长一带山区，千方百计寻找这一带地下党县、区委负责人，目的是恢复这一带被敌人破坏了的党团组织。 这是1932年年初。马文瑞奉调离开安定县，回到陕北特委。作为党的南路特派员，他负责清涧、延川、安定、延长、延安等地党的工作。由于“立三路线”的危害，延长、延安两县党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同特委失去了联系。马文瑞下决心重新恢复两县党组织。他跑了不知多少路，想了好多办法，仍然找不到线索。只听说这里县委和区委遭到破坏后，党的负责人都隐蔽起来了，有些人跑到了外地，也有的人从此永远脱离了革命队伍。一连许多日子，他默默地苦苦寻找着。 山下那条河，有一个形象而简朴的名字叫延河。延河的“年轮”，在延长这一段看得最为直观而真切。于高高的山峁上俯视，河水像一条黄褐色的绳索，深深地勒进青灰色的层积岩中。凹形的河岸两边，裸露着千层万层“年轮”似的冲刷带。这条古老的河，是由西边的安塞川蜿蜒而来。一路上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不知经历了多少反复和磨难，只是奔流不息。冬季冰封雪盖了，水在坚冰下仍然默默地流着。炎夏酷暑季节，水源涸竭了，哪怕只有一线的细水，依然不息地淌着。溯流上行不足百里，就是仅次于榆林和绥德的陕北重镇延安(肤施)，高双成的队伍盘踞在那里。大革命失败后，这一带的反动势力很嚣张，革命者的处境特别艰难。此刻，马文瑞坐在高高的山峁上，望着这条仿佛暗示着某种社会哲理的河陷入沉思。这一时期，由于“围剿”晋西游击队连连失利，敌人的反扑十分猖獗，枪杀蒲子华不久，又丧心病狂地绞杀了白乐亭。革命与反革命展开了殊死的较量。这种情况下，敌人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共产党人的畏惧和屈服。从慕嘉绩的英勇就义起，三位烈士的壮烈牺牲，是对敌人的一次次有力回答：共产党人毫不畏惧，视死如归!白乐亭，这位马文瑞熟悉而又钦佩的战友和同志，在狱中同敌人的斗争，堪称共产党人的光辉楷模。白乐亭因病在清涧县城亲戚家调养时不幸被捕后，党组织派人到狱中看望他。身陷囹圄的白乐亭向党表示：“决不向敌人屈服，决不暴露一个同志，决不出卖党的机密，死活也由我一个人顶着。”敌人诱降未果，开始用酷刑逼供，用板子打手，往鼻孔中灌辣椒水，将尖利的竹签钉入指甲缝中……酷刑用遍，他一直咬牙不吐一字。直至押上绞刑架，他才说：“杀我白乐亭不算什么，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想到此，文瑞又记起了那次同乐亭交谈时他讲过的那段豪言壮语：“老实说，陕北共产党，丢下我一个，我还是同样地干，革命是我今生选定的唯一的事业。献身革命，我要做到视死如归……”亲爱的同志，用英勇献身的壮举，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这在活着的人们心中，燃起了复仇的烈火。“一个人倒下去，更多的人跟上来!”马文瑞突然意识到，陕北革命斗争，正如眼下这条奔腾不息的延河。前进的道路虽然艰难曲折，有时甚至令人感到已是山穷水尽，但终究是任何阻力也无法遏止地向前奔流着，直至汇入黄河。中国革命亦然如此。敌人的白色恐怖，犹如肆虐一时的严冬，抵挡不住革命的春潮洪流奔腾向前。 马文瑞在延安、延长两县苦苦寻找党的组织未果，只得暂时返回安定瓦窑堡街上的特委秘密联络点——营尔雄，师尊贤小商店里。师尊贤是共产党员(后叛变)，营尔雄原先也是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脱党，但他同情革命，也乐意承担掩护工作。这个小商店，较为安全。马文瑞来到商店，同安定县委的同志们交换了意见，决定暂时将主要精力放在安定、延川、清涧等县开展工作。 那些寂寞的日子里，他经常孤身一人穿行于三县之间，风里雨里，白天夜晚，在人迹罕至的群山荒野中，艰难而执著地行进着。这时候的革命重担，仿佛统统都压在了他的两条腿上。在寂寞的行走中苦苦思索，在孤独的行走中保存革命的火种，成了他的使命。严寒的冬季，拖着冰冷的身子不知道热炕在何处，漫长的夏日，忍着饥肠辘辘不知道午餐在哪里。好在一个身无分文的革命者，又是精神上的大富翁。像一个上苍派遣来呼唤民众起来反抗、挣脱苦难的天使，他周身沸腾着一腔热血，心中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带着燃烧着的火炬和萌发了的种子，把每一颗心中反抗的激情点燃起来，在每一个居住着穷人的小山村里播下斗争的种子。当他走在那崎岖不平的路上，心中也明白，征途上充满风险，随时都可能遇上恶狼一样凶残的敌人，随时都可能被捕杀头。然而他依然镇定自若，从容不迫。瞧他走起路来那种坚定沉稳，似乎永远也不知疲倦的步伐，让人觉得只有朝着真理和光明迈进的人，才能够那么勇往直前。 “站住!干什么的?” “串乡收账的。” “褡裢里装的是什么?” “流水账本子。” 同凶神一样的官兵、团丁一次又一次地对答着这几句话。狡猾的敌人，常常用狐疑的目光上下打量他。敌人所看到的这个“串乡收账”的商号伙计，衣着打扮、面貌神态，连同目光都是无可挑剔，总是瞅不出半丝破绽。 可是每到了一个村子，便有人惊喜地拉住他的手，亲亲热热地喊他老马。人们知道他和刘志丹、谢子长一样，也是革命的引路人。许多人跟着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常常是，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在山道上耐着饥渴辛苦奔波了一天的老马就被人们亲切地招呼到热炕头上，坐下来喝一碗滚滚的黄米酒，吃一碗甜甜的南瓜饭。这一家，也许是一个堡垒户，是一个党员或就是党支部书记的家。面对着那一张张亲热的笑脸，吃着那热烫烫的饭菜，文瑞心中感到温暖异常。无比的信任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这是人民给予革命者的最高回报。每当这时，他就强烈地意识到，革命在尚未公开的早期，就像孕育于母腹之中的胎儿。胎儿一刻也离不开母体的养育和守护。正是这些勤劳质朴的人民，时刻供养着革命者，掩护着革命者。而这种建立在养育之恩基础上的母子亲情，又是终生难分难舍，难以忘怀的。每当想到此，他就觉得自己手里端着的，不再是一碗滚米酒、一碗热瓜饭，而是捧着火热的心灵。他自己，包括所有的革命者正是由这心灵中获取着前进的热量和斗争的营养。正是这敌人永远不可思议的来自人民母亲的奇特的热量和营养，支持着他永不疲惫地奔走在革命的征途上。这天，1932年初夏一个晴朗的日子，是陕北山间那最为晴明祥和的季节里的一天。川野里阳光很温暖，小风吹拂着翠杨绿柳，把杨毛儿、柳絮无声无息地飘进秀延河清泠泠的流水中，把蓝茵茵的天空吹得像一匹新漂染的海昌蓝布一样纯净。几个女人亮着一冬天未经风吹日晒的粉白的手臂在河湾里洗衣服，无拘无束的说笑声随着流水漂得很远。农民们吆着牛犋在川野山上播种玉米、黑豆。人们并没留意到河北边的官道上走过来一个人，尽管那黑袄裤、白褡裢在阳光下格外耀眼。突然，种地人的鞭声、吆喝声和洗衣女人们的说笑声戛然而止。开始有些奇怪的行路人走过山湾，才发现迎面走过来一队扛枪的官兵。他想躲避已经来不及，便硬着头皮朝前走去，同迎面而来的官兵擦肩而过。 这个人就是马文瑞。昨晚在安定完成工作任务，今天要去清涧。他是一大早离开瓦窑堡的，一直顺着秀延河向东走。这一带的地形他已经相当熟悉，路边的每一条沟，进去是什么村，每一道山梁翻过是哪儿，他都清楚。晌午时分，他来到安定东区一个村子，区委书记杨树生就住在该村。在杨树生家里吃罢饭，临起身他问：“这几天路上是否平安?”杨树生说：“好多天没见敌人出来了，大概不要紧。”他便顺着川道大路一直走，照例化装成下乡讨账的伙计模样。走到杨家园子村，一眼就见土城门洞边站着两个扛枪的白匪军。原来是井岳秀的一个排出来“剿匪”，驻在村里。等他看见敌人，对方显然也看见了他，只好硬着头皮走过去。没等到跟前，黑糊糊两枝枪口已经对着他了。他心想，幸亏这回褡裢里没装文件，不然可就麻搭了。离城门洞还老远，站岗的突然把枪栓一拉，大声喝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个商人，到清涧城里去要账。” “要账?哼，我看你不像个要账的!” “不像要账的，你说我像干啥的?” “我看你像共产党!” “共产党?我解不开，咱只解开记账、要账。” “别装洋蒜，跟我们走!” 敌人凶狠狠地把马文瑞带进村去见当官的。杨家园子是个大村，居住二三百户人家。村子一面靠山，三面临川。川水地最多，但多半是财主杨四娃的。村中大多数农民都是他的佃户。财主杨四娃是个干巴老头，每天只干两件事：一是抽大烟，二是耍女人。他家里有两个专门给他烧烟泡泡的丫鬟，见天伺候他抽大烟。他有大小老婆四房，还有上炕丫鬟若干，自称是杨家园子的土皇上。他的儿子杨如彬当了国民党政府的区长。区里的武装团丁，就自然成了他家守门护院的狗腿子。杨四娃的气焰也就更加嚣张。只是近来得知阎红彦、吴岱峰带着晋西游击队到了安定，到处打富济贫，镇压恶霸，他吓得急忙给安定城里驻的官兵送礼求情。官兵就强迫百姓在村子四周修筑了土城墙，把这个地处大川道上的村子变成了一座反动“土围子”，平日有民团把守。敌人的队伍出来“剿匪”，也多驻扎在里面。 此刻，马文瑞被领到一座大砖窑院。那个哨兵说：“你在这里给我老实等着，要敢跑，我就枪崩你!”说着便进窑去给排长汇报。敌排长是个大烟鬼，正和杨四娃面对面躺在窑里炕上抽大烟。两个丫鬟跪在枕边伺候着，背后还有两个捶背的。匪兵开门时，马文瑞扫见这情形，心中暗暗骂道：“这些寄生虫，总有一天要收拾你们。” 那个白匪军报告完，退出来说：“你老实待在这里，一会儿，我们排长要亲自审问。”马文瑞只得坐在院里的碾盘上等。等了好半天，那家伙才过足了烟瘾，趿拉着两只鞋，打着哈欠走到院子，恶狠狠地盘问道：“刚才说的可疑分子就是你?” “我是个过路的。”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个商人。” “到哪去?” “到清涧城里去要账。” “你知道不知道这一带有共匪游击队?” “听说有，咱没见过。” 那个大烟鬼，突然伸手从腰间拔出手枪，顶着马文瑞的胸口，大声喝道：“别装蒜了，你是共匪的密探!” 马文瑞瞟了一眼他手中的枪，说：“我是个收账的商人，谁说我是密探?” 敌人见他不慌不忙，对答自如，把他浑身上下搜了一遍，问：“你真不是密探?” “不是。” “那好吧，你走。” 马文瑞离开杨家园子，头也不回地走了老远，才感觉自己背上湿乎乎冒出了冷汗。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编者按】叶梅（著名作家，曾任茅奖、鲁奖评委，现任中国国际笔会中心副会长）：文学作品必须既是生活的，又是审美的；既是思想的，又是情感的；既是记录的，又是记忆的。我看了“三部曲”以后，深深地感觉到这个作品是有思想高度的、有情感深度的、有鲜明价值的，是一个引领公共精神的宏大篇章，也体现了一个作家正直的思想品格。《苍生三部曲》给我们这样一个启迪，就是在非常复杂的形势中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从杂乱现象中能够有选择有价值的识别能力，通过选择作出正确的判断，然后给予正确的行动。当前我们的生活中，经常出现极左的思潮和极右的思潮。我们看马文瑞同志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对社会的态度和冷静思考，看他当时做出的选择，结合我们当下社会的乱象，值得我们深思。其实不管是极左的还是极右的思潮，都是非常丑陋的，都是对公共价值的一个消解，都是出于非常个人的目的，影响了整个公共生活的建构。公共价值的建构和社会的健康整体的推进非常重要，这一点深深地打动了我，也启示了我。我想对作品提点不足，作品有时五六页就称为一章，从结构上需要调整一下。另外标题太长。文学必须给心灵一个说话的机会，从我们平时的交谈感觉，实际上忽培元思路是很活跃的，人生姿态是很积极的，感觉这里面一些记录的东西和书写的概念压抑了作者活跃的情感，作者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多说一些话。——《从个人叙事到国家叙事的成功实践》原载于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第27章：晋西游击队的英勇战斗，使敌人吓破了胆。军阀井岳秀立即命令高双成纠集重兵围剿 历史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日子，那个黑沉沉的陕北八月天的湿雾迷漫的夜晚。一个意义深远、极为重要的决策在安定县任家砭小学校那孔普通的土窑洞里形成了。一项并非石破天惊、却从根本上影响了西北革命斗争形势的工作默默地展开了。从此，结束了陕北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的历史。那一夜，照例披着老羊皮袄坐在磨盘上抽旱烟的任丰盛老汉，望着那窑窗上的灯光，心中感到像过去的每一次一样的惬意。只是，他并不晓得，这次会议非同寻常，也非同小可。令人意想不到的，使革命大显其威，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一系列重要的变更，不久将要发生。 几天之后，各区预备参加红军的青年队员确定下来。游击队派来接收新战士的人也要到了。新兵集结的地点，选定在任家砭对面沟里地形十分隐蔽的任家湾。这天黄昏，马文瑞和县委几个同志早早来到任家小院。任志贞的母亲，给大家端茶递水，很是热情。 天刚擦黑，游击队副大队长吴岱峰带领两名战士来了。这个三十出头的汉子，中等个，宽肩膀，走路腰板挺得笔直，手脚格外麻利，话语简短果断，一副耿介刚强的军人气派。 他一进门，也不说笑寒暄，冲着炕桌边围坐的几个人问：“哪一位是马文瑞同志?” 马文瑞欠起身，问：“你是吴岱峰吧?” “嗯。”他答应着，敏捷地伸出双手，紧紧握住马文瑞的手，因激动而声音颤抖着说：“我代表晋西游击队，感谢陕北特委和安定县地方党组织的有力支持!”这位游击队的副大队长，家乡就在距任家砭不远的吴家岔。他上过中学，1925年入党，先后被派往冯玉祥、高桂滋部搞兵运。他性情倔强，疾恶如仇，是一位坚定而勇敢的游击队指挥员。 几个人围坐在炕桌上亲热地拉着话。各地前来入伍的青年陆续到来，他们由各区区委书记亲自带领着。另外还有一个马云泽，这个绥德汉子，他参加游击队，是马文瑞亲自提议的。他原本是特委指派专门负责同刘志丹、谢子长等开展兵运工作的同志联络的。文瑞觉得游击队刚到陕北，情况不明，很需要这样一位既可靠又熟悉情况的同志参加，负责同刘志丹、谢子长及各地党组织的联络。马云泽一进门，马文瑞便指着他，给吴岱峰风趣地介绍道：“这个马云泽，你可别小看他，是咱陕北、陕甘边的活地图。有了他，你们不要愁迷路，更不愁找不到老谢、老刘了。” “那太好啦，尔格(现在)情况紧急，茶(咱)得赶紧找到老刘和老谢!茶(咱)如今这么多的人，没有刘志丹、谢子长率领茶(咱)不行呀!” 性情活泼的马云泽故意学着岱峰的安定话说：“能行，我明儿个就给茶们出发。” 两人的对话，把一窑人都逗乐了。任家小院里充满了欢乐的笑声。 夜静时分，各区前来入伍的三十多个青年全部到齐。炕上，脚地下，黑糊糊地聚满了人。 马文瑞激动地挨个儿看着这一个个即将参加红军游击队的青年们，其中有不少是他认识的党团员。他们显然比平时穿得整洁，许多人头上拢着新羊肚子毛巾，脸也是刚洗过的，个个神情严肃，兴奋得脸上泛看红光，就像相亲或娶亲的新郎一样，兴奋之余，又有点儿隐约流露出的羞涩。参加红军游击队，这对于他们来讲是神圣而梦寐以求的。此刻，他们的眼光都羡慕地直朝吴岱峰带来的那两个游击队员手里瞅。那两个战士手里握着的钢枪擦得很亮，乌黑的枪管，在油灯下闪着幽暗的蓝光。 强龙光、强世清、侯奉孝、侯奉来、侯奉高、郭立本、惠怀玉，李维俊、惠泽仁、阎宝忠、路文昌、陈志刚、姬升元、郭万芝、王得民…… 马文瑞挨个儿看着这些即将前往部队的年轻的党团员，一个个精神饱满的样子，十分高兴。他想，这些经过党团组织培养的有觉悟的青年农民，手中一旦掌握了武器，就像猛虎添翼，必定能成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勇士。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有了这批新生力量，就能恢复元气，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威震西北的一支劲旅。这时，入伍的新战士在院子里排好了队。慕嘉绩宣布由马文瑞代表特委和县委讲话。马文瑞压低嗓门说：“同志们，你们就要离开家乡和亲人，到红军游击队去了。我们陕北自古以来吃粮当兵的人不少，但是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穷人自己的队伍，你们这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你们参加的是红军游击队，从今往后你们就是扛枪闹革命的红军战士。你们手里握着钢枪，要时刻不忘自己是革命战士，是替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队伍，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替人民着想……” 县委书记简短的讲话，听得大家都很感动。临出发时，吴岱峰又一次紧紧握住马文瑞的手，深情地说：“我们走了”，便一转身，带领着新战士的队伍，大步朝山沟里走去。不一会儿，长长的队伍就消失在夜雾笼罩的群山中。 参军的队伍早已看不见了，送行的人们仍然默立在那里不动，人们兴奋的心仍然狂跳不已。夜风吹来，马文瑞突然感到身上有些冷，觉得有些疲倦。为了晋西游击队的到来，他已经许多天没有宽衣睡觉了。那天，他布置完全县的工作，就连夜到各区去检查落实。晋西游击队来到安定，敌人已经有所风闻，因此各哨卡、路口把守很严，许多交通要道完全被封锁了。他就整天翻山越岭在荒无人迹的山间攀登穿行。晋西游击队的到来，使他欣喜若狂。当他独自行走在山间，周围是一片静寂，他的耳畔就会响起老谢临走那天夜里讲的一句话：“有了牢靠的中心区域，我们建立起自己的武装，也就有了立足之地，兵员、给养也才有保证。”如今，我们自己的武装已经来到面前，安定县能成为游击队可靠的立足之地吗?他心里明白，这支三十人的小小的武装，就像一团被狂风恶浪由晋西吹过黄河的革命武装斗争的火种。搞好了，它可能很快燃成燎原之势；搞得不好，也可能顷刻熄灭，他感到自己肩头的担子很重很重。作为中共陕北特委负责人之一，作为安定县地方党的主要负责人，他觉得自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支援游击队，使这只在敌人重兵“围剿”下，像一只带着创伤奋力飞过黄河的雄鹰，迅速恢复元气，在陕北高原上振翅高飞。他不光要求各区都送最好的党团员、青年参加游击队，连县委委员中，也确定赵福祥去游击队，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同时，他已经派人把晋西游击队过河的消息报告了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希望特委派更多的同志参加游击队。他想，以往派那么多的好同志到敌人部队中去搞兵运，失败了再派，暴露了再设法打进去，牺牲了许多人，目的还不是想拉起一支武装。平时总是稳健从事的马文瑞，这一回却表现得格外急迫。他认为这是关键时刻，就像运动场上的百米冲刺，任何一点迟疑，都可能带来追悔莫及的损失和失败。 怀着这样的心情，他和同志们一连好些天奔波在安定山中，直至把这第一批入伍的青年送走。 那一阵令人发颤的寒冷的夜风，倒启发他想到了游击队的给养问题。眼看着天凉了，马上就得考虑部队换季。这一带群众生活都很困难，也不知红彦他们有什么考虑。 在地方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晋西游击队由过河时的三十人，迅速发展到一百多人，像一只勇猛矫健的雄鹰，顶风冒雨，翱翔在陕北高原上。部队扩充了兵员，一路行军，东打西进，转战在安定、安塞、延川、保安、横山及三边诸县约数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区域内。所到之处，袭击民团，打富济贫，镇压恶霸，宣传革命。一连数月，力克敌军。安塞平桥遭遇战，击毙敌军数人，余敌溃逃；保安安条岭战斗，奉命前来围剿的敌军三百余人被彻底击溃；营盘山战斗，击溃敌万宝山营及横山民团，缴枪五六十枝，俘敌三四十人；安定玉家湾战斗，全歼敌王牌骑兵排；瓦窑堡战斗，游击队主动出击，围城强攻，敌凭险拼命固守，虽未攻下，使敌大为震惊；雁门关战斗，游击队几乎活捉去榆林给井岳秀贺寿的敌旅长高双成。阎红彦、吴岱峰很能指挥打仗。他们一路带领部队，神出鬼没，日夜穿行于陕北山间，越战越勇，威震陕北，搞得井岳秀、高双成坐卧不安。游击队转战中，派人转告安定县委，急需食盐和一些宣传用的纸张、粉笔和军号嘴儿之类的军需品。县委研究决定派慕嘉绩到瓦窑堡镇上买了送往部队。当时，刚刚打完玉家湾一仗，敌人派重兵来“围剿”。慕嘉绩置办好物品，走在路上遇到了敌人，被抓住搜出了纸张、粉笔和号嘴儿。敌人严刑拷打，要他供出游击队去向，慕嘉绩宁死不招。敌人无奈，将他押到瓦窑堡枪杀，并将首级割下，悬于城门示众。文瑞得知慕嘉绩英勇就义的噩耗，悲痛万分。那大约是大革命失败后，敌人在陕北枪杀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慕嘉绩是吴堡人，对党的事业忠诚积极，做农运工作很有经验。他来安定之前，在吴堡县曾参与领导岔镇及附近数十村四五百农民群众，向贪赃枉法的县财政局长兼岔镇区区长薛有年和劣绅蒋时先进行斗争。来安定以后，他又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马文瑞对这位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同志很赏识。为了支持红军游击队，安定县委失去了一位好同志，文瑞伤心地流了眼泪。多么忠诚积极的一个同志，从此便永远地失去了。当他活的时候，他面对强敌，始终高扬着自己的头。当他牺牲后，他的头颅被高高地悬挂在城门上。愚蠢的敌人，以为悬头示众可以镇压人民，但却不懂得，这一颗沾满鲜血的共产党员的头，像一团燃烧着的愤怒的烈火，进出城门的群众望着它，激发起的不是恐怖而是愤怒和仇恨，唤起的是人民反抗意识的觉醒!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个人站起来了。游击队以更猛烈的战斗，打击着敌人。 晋西游击队的英勇战斗，使敌人吓破了胆。军阀井岳秀立即命令高双成纠集重兵围剿，妄图一举歼灭红军游击队。这时，游击队仍然鏖战于延川清平川一带。敌步骑六七百人，荷枪实弹，以包围之势突袭而来。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游击队利用夜间雾大，由陡坡滑下突围，巧妙摆脱了敌人。敌人增兵，穷追不舍，游击队处境十分危险。为了避开敌人主力，游击队转战到陕甘边境开展游击战争。同时陕北特委设法报告中共陕西省委，晋西游击队已向陕甘边境转移，请求火速派人接应。 此处值得记述一笔的是，就在晋西游击队依靠陕北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在黄土高原的丘陵沟壑间大显身手，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另一支党领导的由高桂滋部起义部队组成的红24军近千名官兵在参谋长蒲子华(共产党员)等率领下，先在山西、内蒙古一带英勇转战一月有余，行军两千余里，沿途打了大小十多仗，击败了晋军、绥军的堵击和围追，一路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摧毁了不少反动的地方政权和武装。尔后部队由山西河曲强渡黄河进入府谷十里长滩，歼敌两个连，遂设法寻找地方党组织，未获。部队军心不稳，在府谷黄甫、清水、木瓜村一带与井岳秀部86师和傅作义部骑兵激战，终因孤军作战，寡不敌众，蒲子华被捕。红24军全军覆没，起义失败。蒲子华(绥德人)，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青年将领，被敌人押解到榆林第三监狱，井岳秀亲自审讯。井岳秀说：“蒲将军，你年轻，很有军事才干，只要你不当红军，我先给你一个团长干干。”子华说：“把你们这些反动军阀统统消灭，我就不当红军了。”井岳秀说：“你硬，我就把你在绥德的母亲、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全抓来杀了!”子华说：“你欠人民的血债越多，完蛋得就越快!”过后，井岳秀又打发一绥德人来劝降，子华痛斥了那个家伙。井岳秀即令动刑。子华被打得遍体鳞伤，终不投降。1931年10月下旬的一天，蒲子华高喊：“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英勇就义，年仅24岁。 晋西游击队转移到延安蟠龙附近贯家屯稍加休整后，经十里长岭南下到金堂，渡过洛河，穿过白沙川、瓦子川、平正川，抵达葫芦河川，再西进到保安顺宁川与张廷芝部在野鸡岔、红柳沟连打两仗，击溃敌人。于旧历九月下旬，到达甘肃合水、华池、南梁一带。这一带山高林密，道路崎岖，是纵贯陕甘交界的大山脉，敌人统治力量薄弱，便于游击队隐蔽活动。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进入南梁一带，当地反动民团闻风而逃。游击队发动群众，斗地主分财产，深受群众拥护，终于站稳了脚跟。游击队在深山密林中，开辟了陕甘边地区红色游击区。1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步骑三百余人，南下南梁堡，和刘志丹相遇。战友相逢，喜不自禁，大队长阎红彦将自己心爱的驳壳枪送给刘志丹。这支革命武装，后来和刘志丹联络的民间武装会合，组成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后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谢子长、刘志丹和阎红彦率领下，驰骋陕甘边，威震西北诸省。在此基础上，于1932年冬季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从此，西北地区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主力部队。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编者按】郑伯农（原中国作协党组成员、《文艺报》主编，著名文艺评论家）：读忽培元的书、认识忽培元大概也将近20年了。我第一次读忽培元的作品是《群山》，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全国第一次传记文学评奖，当时除了这部《群山》获奖以外，还有王树增的《李大钊》。没想到，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完成了这部泱泱大作。书中有一些章节令人难忘。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马老对思想解放、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态度，他是冲破思想禁区，积极倡导思想解放的。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马文瑞和刘宾雁的对话。刘宾雁写的几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批评陕西的工作。马文瑞起初很虚心地接受批评，但是经了解事实不仅是有巨大的出入，而且基本是失实的。马老很慎重，就让下面再调查，几个组上面下面地一起调查，调查结果证明是失实的。于是刘宾雁要求和马老对话，马老还是平等对待作家，也很重视作家，他很客气地接待刘宾雁。刘宾雁开始还是说他写的都是符合事实，后来又说不是他采访的，是委托什么人采访的，但是那个被委托的人是非常值得信赖的。马老虽然很客气地对待刘宾雁，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一点都不含糊的，他列举事实证明刘宾雁的采访违反事实；刘宾雁说作家有创作自由，马老就说创作自由也不能自由到任意编造吧！马老态度和蔼但话却是毫不含糊、针锋相对。这样的领导人，既是坚持思想解放，又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什么叫实事求是，歪曲事实那能叫实事求是吗？由此我就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期报告文学界有一场很重要的讨论，在《文汇月刊》上展开的，讨论问题的焦点就是报告文学可不可以虚构，刘宾雁是主张可以虚构的，但是另外有些同志认为报告文学是不能虚构的。显然，忽培元同志这部书不是虚构的。作为马文瑞这样一位老革命、老领导，他跟作家平等谈话，这样重要的历史事件，以前没有什么地方披露出来。今天忽培元把这个写出来，是很值得文艺界注意的事情。——《从个人叙事到国家叙事的成功实践》原载于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第26章：谢德惠指着他对阎红彦介绍说：“红彦，这位就是咱安定县地下党的县委书记马文瑞 1931年8月的一天晚上，马文瑞正同慕嘉绩、景悦礼、赵福祥几个人在任家砭研究秋季斗争，却见四区区委书记谢德惠领着一个人进了窑门。这人大约20多岁，长得高大英武，满脸毛森森的络腮胡子好久没刮了，猛一看像40多岁的人一样老面。他穿着安定农民秋季习惯穿的那种黑裤褂，上衣咧着怀，露着腰间的牛皮腰带上别着的两枝驳壳枪。他进了门，目光炯炯地立在那里像一尊挺脱的铁塔一般结实有力。 谢德惠正要开口介绍，景悦礼和赵福祥已经认出他来，不约而同地起身喊道：“阎红彦!” 马文瑞这才知道，面前这位英武的汉子，就是谢子长时常提到的那个同他一道参加过清涧暴动的阎红彦。 阎红彦同跳下炕去的景悦礼、赵福祥见过面，谢德惠就指着马文瑞对他说：“红彦，这位就是安定县地下党的县委书记马文瑞，也是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兼共青团特委书记。” 阎红彦一听，朝前迈出一步，热烈地握住马文瑞的手说：“文瑞同志，总算是找到你们啦!”说着低下头去，显然是因激动而有些难过。 “红彦同志，”马文瑞问道。“听老谢讲，组织上不是派你和白锡林到山西组建晋西游击队去了吗?” 阎红彦抬起头来，眼圈有些发红，扬起眉毛警觉地瞅了一眼一旁站着的慕嘉绩。 马文瑞忙说：“噢，这位是陕北特委派来的慕嘉绩同志。他眼下也参加县委的工作。” 红彦同慕嘉绩见过面，马文瑞说：“你快上炕歇着，咱坐下来慢慢拉谈。” 几个人都上了炕。谢德惠拿了几只瓷碗，挨个儿倒上了开水。 阎红彦送过水碗，也不怕水烫，端起咕嘟咕嘟喝了两大口，放下碗，眼望着马文瑞，用地道的安定话说：“我先把晋西游击队的情况给特委和县委汇报一下。去年冬天，特委派我和白锡林过河到山西。当时山西的形势对我们还是很有利的。大家知道，蒋、冯、阎中原大战，冯阎战败。冯玉祥、高桂滋、孙殿英及阎锡山旧部纷纷溃退到山西境内。一时间，大小军阀，各人略地自保，你争我抢，勾心斗角，矛盾十分尖锐。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山西省委领导下，以当地工厂、农村和军阀部队中的地下党员作为骨干，再加上争取改造‘土客’部队，组建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武装，取名‘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红军游击队成立后，在吕梁山区宣传革命，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农会，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游击战争，形成了以汾阳、中阳、孝义等县的邬家庄、西宋庄一带为中心的游击区。我们先后在附近的留誉镇、锄家沿、水头镇、老鸦掌等地连打胜仗，威震晋西。吕梁山区各县反动政府纷纷向省里告急。不久徐永昌派出一个师、一个炮兵团和地方反动武装计万余人，气势汹汹地来‘围剿’我们。敌人仗着人多，推进到吕梁山边沿，在高山路口遍设哨卡，步步进逼，重重封锁，妄图消灭我们。” 大家都听得入迷，阎红彦停下来，咕嘟咕嘟喝完了一大碗水，接着讲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按照山西省委指示，一边运用迂回战术同敌人周旋，一边决定突围到河西陕北活动。当我们拼死突围到黄河岸边，只剩下三四十个人。当时情况十分紧急，背后是敌人大军压来，面前是奔腾咆哮的黄河，几乎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因此有些人思想动摇了。我们就在黄河岸边召开了紧急会议，明确指出，愿意继续闹革命的，就强渡过河，不想冒险的就留下来。结果共产党员异口同声地表示要同敌人血战到底，连夜突围过河。当下没有渡船，大家就将衣裤脱下来，灌上气，浮水渡河。在运送弹药时，吴岱峰几乎被浪涛卷走，整整拼搏一夜，部队终于平安过了黄河。但是刚刚登上西岸，新的困难便接踵而来。部队本来连日转战，已是疲惫不堪，加之情况不明，缺乏给养，整天在敌人空子里钻，军心不稳，行动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危险性。于是我们就到处寻找地方党组织。转来转去，扑了几回空，好容易找到谢德惠，这才见到你们。”阎红彦说着，由怀里摸出一个油布小包，打开来，是一份人名单。他把那个名单展开来，慎重地交给马文瑞，说：“这是我们过河人员的名单。我们过来的虽然只有三十个人，但都是共产党员。其中有十多个人是在临过黄河时，面对咆哮的河水，集体入党的。我们的武器也很好，每人一长一短两枝枪，子弹也充足。”马文瑞听得显然也很激动。他接过那份人名单仔细看着：拓克宽、阎红彦、杨重远、黄子文、白锡林、党永亮、李成兰、马佩勋、周维仁、胡廷俊、田有华、符友坚、陈玉清、吴岱峰、师俊才、张免芝、白树梅、李发荣、张应琪、刘昌汉、郝金标、王俊杰、冯金福、黄金芝、胡廷壁、戴炳章、李炳云、杜鸿亮、李素云、寇世仁。 马文瑞挨个儿认真地看着这些名字，其中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但却觉得每一个名字都是那样的亲切。读着这些名字，他就意识到，这可不是一些普通的人，而是一个个由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真正的勇士。他默看了一遍，仍然爱不释手，又情不自禁地从头至尾轻声念着那些名字，像呼唤着这些刚刚在吕梁山中同上百倍的敌人英勇搏斗过来的勇士们。身边的人们都凝神倾听着。每念过一个人名，人们的眼前便会有一个手握钢枪、满身披着硝烟的英武的身影闪现出来。 马文瑞用了好一阵时间，才读完这份沉甸甸的人名单，然后抬起头，望着阎红彦。两个人激动而充满热情的目光相遇在一起，终于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们又一次紧紧地握着手，老半天，马文瑞说：“阎红彦同志，我代表陕北党组织欢迎你们。你们过来的三十个人，是革命的无价之宝。此前，咱们陕北还没有一支由我们党组建领导的红军部队。你们三十个经历过艰苦锤炼的红军战士到咱陕北，咱陕北的武装斗争从此有希望了。” 队长阎红彦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他紧紧地握着马文瑞的手说：“找到党组织，这下我们心里踏实了。” 晋西游击队的到来，使大家喜出望外，都认为这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马文瑞立即主持召开了中共安定县县委会议，研究如何支持部队站稳脚跟、发展壮大。同时决定派县委委员慕嘉绩和特委派来巡视工作的张资平前去枣树坪代表陕北特委和安定县委看望部队。 慕嘉绩、张资平返回任家砭汇报说：“游击队刚过河，遇到的困难不少，内部也有些矛盾。” 马文瑞很注意了解游击队的领导人和党组织的情况，他觉得这是这支部队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原来，部队刚过河时，拓克宽任队长，黄子文任政委。一个大雾迷漫的早晨，队伍行进在安定南沟岔附近的沟道上，突然与敌军六七人遭遇，机警的游击队员们迅速拉动枪栓包围了敌人。敌人一见这么多红军从天而降，早吓得魂飞魄散，纷纷举枪跪在地上。这种情况下，拓克宽、黄子文二人却怕打仗暴露目标，下令放走了敌人(又说其中有他们的熟人)。队员们意见很大，认为是严重失职。此后，过了南沟岔约七八里处有个河湾柳树滩，部队休息，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开来，强烈要求召开民主会议，改选队领导。会上撤了拓克宽、黄子文的职，一致推选阎红彦为大队长，杨重远为政委、吴岱峰为副大队长，下辖李成兰、胡廷俊、马佩勋、周维仁四个班。对于这次改选，拓克宽、黄子文两人有思想情绪，新当选的领导人也多少有些顾虑。马文瑞得知这个情况，就和大家商量，一致认为新选的队领导，是根据多数游击队员的意见和民主选举的结果，应当维护。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三位，都是坚强可靠的共产党员。就说阎红彦吧，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只读过三年小学)，但人特别精明强干，1924年年仅13岁，就在家乡瓦窑堡参加了共产党员李象九的学兵连。1925年入党，参加过清涧起义，又在后九天寨子山的土匪中做过兵运工作。游击队在晋西转战中，也一直担任副大队长兼中队长，有胆有识，作战异常勇猛，军事指挥上也有一套。这三位同志，他们在游击队的组建和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已经起到了骨干领导作用。因此，应当支持他们大胆做好工作。另外，还有个问题是如何对待“土客”武装。原来，有三股在黄河岸边专门保护大烟贩子的武装，几乎与游击队一同被阎锡山的部队赶过了黄河。为首的是师储杰、杨琦、杨鼎、肖永胜等。他们到了陕北，也有许多困难，就找晋西游击队联络，想合伙行动。游击队提出一个初步意见，报请特委和县委决定。游击队认为联合行动可以，但得有条件：一是接受游击队统一指挥；二是不准抢人；三是不准强奸妇女；四是不准吸大烟。游击队还建议：将这三股武装合为一队，名为”陕北支队”。 在讨论这个意见时，马文瑞说：“我看游击队同志们提出的这些意见很不错。据了解，这三股武装，成分很复杂。其中有穷困潦倒、被迫铤而走险的农民，更多的则是兵痞游民，奸淫掳掠、吸食大烟，相当于土匪武装。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谈到了对待此类武装的原则。他指出：‘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当他一字不漏地背出这段话来，特委派来巡视工作的张资平显出很吃惊的样子。这位巡视员，他显然很钦佩这位特委最年轻的委员和安定县委书记的惊人记忆力。其他同志虽也心悦诚服，但并不显出异样，因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大家知道，马文瑞记性好，更重要的是对上级的文件，他总是认真反复地阅读。重要的话，用笔画出来，他在会上讨论工作时，便能一字不漏地复述或背诵，就像是那些下面画上波浪线的句子，已经刻到了他的脑子里，再也不会忘记。这种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他一直由战争年月保持到和平建设时期。张资平的心理反应，马文瑞本人并没有觉察，他还是全神贯注地谈着自己的意见。 “晋西游击队，目前最大的困难是兵力不足。这三股‘游民’武装在有条件的制约下联合行动，是可行的。在联合行动的过程中，应加强政治教育，同时用我们红军游击队的纪律和作风影响感化他们，逐步把他们改造成真正的红军武装。只是其中‘不准抽大烟’这一条，我看暂时可以不提，等条件成熟再说，因为保烟队中烟鬼很多，你提这一条，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一时很难接受，反倒不利于团结改造他们。当务之急是，我们要立即着手动员一大批党团员和优秀农村青年参加游击队。” 马文瑞的意见，大家都表示赞同。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人们像操办一桩大喜事一样，兴奋不已，毫无倦意，当下决定派慕嘉绩前去部队传达贯彻。其他人立即分头到各区，会同当地区委一道，秘密动员党团员和优秀青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