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马莹伯（江苏省文化厅原厅长、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传记文学《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以细腻、生动的描绘，富于诗意的笔调，流畅优美的文字，通过对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马文瑞同志革命生涯的记述，谱写了一曲响遏行云的革命传统的颂歌。 这种革命传统表现在: 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一个人的奋斗方向、奋斗目标，对他的生活道路产生着重大影响。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理想信念，就有什么样的行为表现。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马文瑞同志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革命起，就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不仅表现在革命高潮时，尤其表现在革命低潮时。有一段时间，陕北地下工作没有活动经费，没有交通工具，没有掩护工作的公开身份，甚至连个栖身之地都没有，他始终奋斗不懈。在陕北地下党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他处境极其危险，但他说，“开弓没有回头箭!就是粉身碎骨，也只能奋力前进。”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还突出地表现在他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在西北地区错误肃反中，他和西北一批党的负责人被逮捕，险些被活埋。那时他想的不是自己，想的是:苏区和红军眼下不知成了什么局面?白军、地主豪绅和反动民团会不会趁机反攻倒算，把老百姓再度推入水深火热之中?经过千辛万苦从敌人那里争取过来的武装会不会调头反回，或沦为土匪?他考虑着把仅剩的一块钱交最后一次党费。后来，到达陕北的党中央解救了他们。周恩来同志找他谈话，他不诉冤情，只说:“周副主席，工作由组织确定吧!”这真是:危难时刻方显出英雄本色。 大无畏的革命气魄。马文瑞同志在还是一个中学生时，就曾在白色恐怖下进米脂城取出陕北特委的重要文件，敢在老虎下巴上捉狗蝇。他曾作为中共陕北特委的负责人，只身到监狱里探望战友。为了搞兵运，他曾徒步从三边走到庆阳。为了做争取东北军、西北军的工作，他曾亲自带着人，顶着烈日，冒着危险，在红白边境地带一座山头、一个哨所地走访东北军的士兵，还曾闯进延长，教训西北军的一个连长……这充分表现了他无私无畏的勇气和胆略。 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他在革命生涯中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无微不至地关心群众的疾苦。正是来自人民的热量和营养，支持着他永不疲惫地奔走在革命征途上。在1942年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劳模表彰大会上，毛泽东同志亲自为他题写了“密切联系群众”6个大字，以资奖励，他是当之无愧的。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在工作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违背党的正确路线的错误做法和主张。有一段时间，在搞过了土改的老区又重新搞土改，把新富裕的农民评为富农，把被没收土地而劳动多年的地主富农又定为地富再去斗争。在土改中，乱斗、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的现象屡见不鲜。对于这种“左”倾错误，他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和习仲勋同志的一番谈话是十分感人的。后来，毛泽东同志采纳了习仲勋向中央报告中提出的正确建议，使错误得到了纠正。这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科学态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刻苦精神。传记文学记述了马文瑞同志无论斗争环境多么恶劣，工作任务多么繁重，都坚持不懈地读书，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除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12本干部必读书外，他还把毛泽东同志的《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一直带在身边反复阅读。从根本上说，他的理想信念和其他思想素质都来自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掌握。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革命传统的颂歌》之第一部分第43章：王世泰派人把马文瑞送到梨园堡，见到了习仲勋。两人是第一次见面，但彼此又像老熟人一样亲近南梁山区，在西北革命斗争中是至关重要的。像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一样，这片地处乔山山脉西段的偏远梢山地带，横跨陕、甘、宁三省边境，也较接近内蒙古，实为西北红军一个理想的活动区域。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人长期率领红军队伍转战于这一带山区，逐渐建立了较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苏区刚刚创建，马文瑞来到南梁山区。当时正值林木葱茏的深秋季节。他由宁县出发，带路的是回家探亲的红军战士常冠英。在进入苏区之前，敌人封锁很严，大路口上都设有哨卡，严格盘查来往行人。为了安全，他们避开大路，一直在草莽密林中的羊肠小道上穿行。晌午，行走在遮天蔽日的丛林中，觉得很闷热。清早穿在身上还有些凉意的夹衣，也穿不住，只得脱了提在手里，穿一件汗褂子走路。马文瑞还是头一次走进这样大、这样茂密的梢林，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很新奇，心想红军躲进这梢林里，好像鱼归大海，敌人来犯，那简直是大海捞针，一点办法也没有，而躲在暗处的红军，倒可以收拾敌人。刘志丹他们瞅下的这块地方真不错。常冠英是个老实巴交的人，一路上只顾领路，也不说话，偶尔回过头对马文瑞圪眯一笑，就算是打了一声招呼。年轻的红军战士显然已经习惯了在梢林里长途跋涉。他左手伸出一根棍子探路，右手不停地拨开横在路上的荆条藤蔓。马文瑞便学着他的样子紧随后面。正午的山林中，显得格外宁静。各种虫子和不知名的小鸟欢快地鸣叫着。头顶的树杈上或脚边草丛中，不时会猛地蹿出一只松鼠或野兔。羽毛鲜艳的锦鸡，也会在距人很近的地方，突然咯咯叫着惊飞起来，吓人一跳。随后，一切又恢复如旧。熟透的杜梨，因无人采摘而黄澄澄落了一地。一路上没有水喝，常冠英不时地由路边摘一串红得可爱的蛇麦或黑亮圆润的野葡萄放进嘴里嚼。马文瑞便学着他也摘着吃，顿时感到清凉甘甜，十分解渴。过去长年累月在陕北光秃秃的梁峁上奔波，特别在三边一带及黄河畔，有时走一天也见不上一户人家，更找不到一口水喝，渴得嗓子直冒烟，也只能干瞅着远处隐约可见的长城和黄河，咽一口苦涩的唾沫。相比之下，这梢林倒显得格外丰饶富有。小路跃上一座山梁，面前出现一片林中空地，遍地盛开着金黄淡紫的野菊花。有凉爽的清风由山后的陡坡吹上来，飘散着花香的空气变得湿润新鲜了许多。常冠英又一次扭回头，圪眯一笑说：“咱们在这搭歇阵儿吧?”马文瑞说：“好吧。”随即坐在山坡上，望着山下的林莽问道：“离南梁堡还远吗?”“远哩，下了这道梁，翻过前面那架屹，才是东华池，南梁堡离东华池还有几十里路。”马文瑞用手里的夹衣擦擦脸上的汗，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他们已经在梢林中钻了整整两天，夜晚在山窑子里过夜。带的干粮已经不多了。也就是说，还得坚持一天，才可以到达南梁堡——南梁根据地的中心和陕甘边军委所在地。想到明天晚上就要与刘志丹和红26军的同志们见面，马文瑞心中感到一阵激动，感到刚才还疲乏不堪的双腿有了力气。他有些兴奋地走到山畔上，透过山杨树的枝梢，回望走过来的地方，见那里只是一片茫茫林海，根本看不到有什么路。他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就是从那林海中钻过来的。他转回头，眺望前去的方向，眼前依然是无尽的梢林，山峦，在阳光下展现出一片苍茫。他想到，革命前进的道路正如这林海中的跋涉，完全是在没有路径的地方摸索前行。几十年后，当他面对北戴河涨潮的大海，总要想起南梁山的茫茫林海来。那奇伟的景象，给他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每每回忆起来，就有一种激情涌起在心头。黄昏时分，当最后一抹晚霞把林梢染成一片金红时，马文瑞终于看到前面山坡下有红旗、窑洞和晃动的人影。常冠英扭回头，圪眯一笑说：“东华池快到了，王世泰团长带着红三团驻守这一带。”马文瑞一听，自然很高兴。过去没同王世泰见过面，但常听红26军回到陕北的同志提起他。天擦黑时，他们到了红三团团部。王世泰听说陕北特委的马文瑞来了，别提有多高兴。这位揽工汉出身的红军将领，仍然保持着农民的淳朴，一见马文瑞，便上前亲热地握着手说：“文瑞同志，路上辛苦。感谢陕北特委这些年对咱军队的支持，常听陕北来的战士谈起你哩。”说着便叫人给他们打水洗脸，搞饭。吃饭中间，王世泰说：“往前去，快到梨园堡了。刚刚成立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在那里。”马文瑞问：“苏维埃主席是谁?”王世泰说：“主席是习仲勋。”“习仲勋同志?”马文瑞原先听到过这个名字，那还是在绥德工作时听李树春讲的。李树春在大革命失败后，曾同习仲勋一起在西安坐过牢。“志丹和军委驻在南梁堡的寨子湾，离梨园堡还有几十里路。”热心的王世泰不停地介绍着苏区的情况。第二天一早，王世泰派人把马文瑞送到梨园堡，见到了习仲勋。两人是第一次见面，但彼此又像老熟人一样感到亲近。仲勋和文瑞年龄相仿，文化相当，又都是1926年入团、1928年转党的。当两位年轻的职业革命者紧紧握手问好的一瞬间，他们彼此也许都意识到了“同志”这个词的深刻的含义。他们过去是素不相识的，今后却要成为并肩战斗、生死相依的同志和战友。习仲勋的关中口音和马文瑞的陕北方言听起来差异很大，慷慨激昂与沉稳持重的性情也似乎很不相同，但在一面火红的党旗下，在一曲雄壮有力的国际歌的旋律中，两个人紧紧地握着手，用真诚热烈的目光，传递着战友情谊。年仅22岁的习仲勋个子较高，目光炯炯，时常憨厚地笑着，显得很活跃、很有朝气，处处展示着革命年代里有为青年的热情和青春活力。相比之下，年岁仅大他三四个月的马文瑞显得性格内向、稳练沉着。见面之后，大家坐下来拉话，习仲勋接过一个小同志送来的茶杯给马文瑞递到手里，亲热地说：“早就听志丹谈起你，说你十六七岁就发起领导过绥德饥民斗争。你前些日子写信给志丹的事，我也知道……”年轻的苏维埃主席提起刘志丹时，语气中明显地流露出非同一般的敬重，这使马文瑞感觉到了他的坦诚。当时见面谈过的许多话都记不清了，唯有那诚挚的热情还记得真切。习仲勋以当时所能办到的最隆重的方式，欢迎陕北特委负责人马文瑞的到来。这种欢迎，在随后于南梁堡寨子湾见到刘志丹时，达到了高潮。“欢迎，欢迎!”刘志丹一见马文瑞，喜出望外地一下由炕上跳下来，两人紧紧地拥抱着，那种亲热的举止，完全超越了一般的同志。唯有志丹心里深知，陕北特委与红26军其实是唇齿相依、密不可分的。他深知，当初这支红军创立的时候，陕北特委是给予过巨大支持的，而这种支持，又是由文瑞来具体实施的。当初晋西游击队撤过黄河到达陕北，处境困难，是文瑞代表中共陕北特委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酷的情况下，支持游击队站稳脚跟，迅速发展壮大。这支实力较强的红军游击队，不久之后与自己领导的武装会合，形成了红26军的基础力量。刘志丹自从1929年认识马文瑞，就很喜欢这个坚定且有较高觉悟的同志，觉得他很可靠，党分配什么任务，都会千方百计去完成。革命事业，特别是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下，太需要这样的同志了。加之前不久，他又九死一生地为陕北红军拉过来一个排的兵力。因此，他一见到马文瑞，心中便闪出一个念头：“这回说什么，也得把文瑞留下来。在目前的情况下，南梁苏区很需要他。”在寨子湾马文瑞见到刘志丹时，吴岱峰也在场。意外地见马文瑞出现在南梁堡，岱峰心中的高兴简直没法说。他见志丹同文瑞亲热地拉着话，便出门找来管理伙食的同志，安排给文瑞做饭。窑里拉话的志丹听见忙说：“不要做了，一会儿叫贞娃妈给咱剁荞面。”走了大半天路，文瑞肚子早饿了，听说有剁荞面吃，便说：“那好，我还没见过贞娃和她妈，她们母女可好?”刘志丹说：“唉，前不久敌人抄了我的家，连祖坟也挖了。我的老父亲和妻儿被赶到山里藏身。仲勋刚刚派人把她们接到南梁。”马文瑞说：“接来好，不然无家可归，叫她们怎么生活呢?”“接来好是好，可红军中今后这种情况还会有，如果都把家属接到苏区，会加重他们的负担。”正说着，习仲勋从门里进来了，他显然听见了刘志丹的话，说：“这件事，老刘你放心，红军中只有一个刘志丹，敌人抄家也是有重点的嘛。”大家都笑了。刘志丹也无可奈何地笑着摇头说：“眼下也只好如此。没事干，我让桂荣给战士们做鞋袜、补衣服、洗衣服。文瑞，你这身衣服也该换洗了，等会儿，让你嫂子给你找一套干净军衣，把这身便服换下来洗洗。”马文瑞忙摆手说：“不用换，我来看看你们，过两天就要回陕北去，洗了也没用，穿脏点路上好走。”刘志丹和习仲勋一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显然他们已经都有了把文瑞留下来工作的意思。刘志丹说：“文瑞同志，这次来就不要走了，这里很需要你。”马文瑞忙说：“我还得很快回陕北去，特委派我到三边搞兵运，工作还没交代。”习仲勋说：“马文瑞同志，你就留下来吧，我们一起干。”马文瑞看出两位是真心动员自己留下来，只是觉得没通过陕北特委不大合适。他正犹豫着，刘志丹又说：“红26军要重整旗鼓，营、连、排指挥人员很缺，许多同志军事上还多少懂一点，但没有文化，政治理论就更谈不上，咱们刚刚办起一所军政干校，没有政治教官，你留下来教政治课吧。这所学校，主要培养军事干部，也有少数地方党政干部。咱们的苏区要巩固发展，地方干部的素质也得加紧提高呀。”马文瑞听得动了心，又见刘志丹、习仲勋如此热情挽留，便说：“那好，我留下。只是得给陕北特委写封信说明一下情况。”习仲勋忙说：“那好，高岗被撤了职，正好要回陕北去，信就叫他捎去吧。”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就这样确定下来。此刻，天色已晚，刘志丹说：“走，到我窑里吃饭去。”说着便领文瑞几个出门朝山沟对面坡上的小窑洞走去。刚上畔，就听窑里有小娃娃哭。刘志丹很动情地说：“你们听，我那个娇女子又哭了。”果然大家一进门，就见穿着一身改小了的红军军服、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的刘力贞站着哭哩。“死猫子，谁叫你抓我贞娃!”刘嫂子正训斥一只花猫哄贞娃不哭，一时竟没看见志丹他们回来。贞娃眼尖，见爸爸领着几位叔叔进来，便住了哭，指着地上的猫子说：“爸爸，猫子抓我手来。”刘志丹一下被逗乐了，跺脚笑着说：“是吗?唉呀，都流红血了。小红军要坚强，是你先捉它来?”“这就对了，你捉人家，它捉你，还哭什么?”小贞娃被问得无话可说，嘿嘿一笑，抖掉了脸上挂着的泪珠。刘志丹疼爱地蹲下身子，用那双握惯了枪柄的大手给贞娃擦了擦眼泪说：“贞娃，你再也不要抱猫子了，它喜好自由，你抓它，人家就不高兴。”“嗯。”小红军点头答应着，显出很懂事的样子。父女俩沉浸在幸福中。那情形，使马文瑞很感动。他想象不来，整天握枪打仗的刘志丹，眼下竟是这样一个儿女情长的和蔼的好父亲。刘嫂子站在一旁看着，显然也很感动。在这个不识字的淳朴的农村妇女看来，“老红军”对“小红军”的亲情，也就是对自己的爱情，心中这些天来聚积下的委屈，早化作几滴泪水，夺眶而出。说真的，这些日子刘志丹实在是太忙了。自从她们母女来到南梁堡，他还一直没时间同她娘俩好好拉过话哩。刘志丹抱起贞娃，才发现马文瑞、习仲勋还立在地上，忙对同桂荣说：“贞娃妈，你怎搞的，来了客人也不让上炕，也不倒茶做饭。”“唉呀，真个，你看我!赶紧上炕歇着，‘老红军’批评得对。”刘嫂子风趣地说着，忙把客人让上炕，很麻利地倒了茶水。这茶水其实是山里挖的甘草根泡的水，甜丝丝的，很解渴。她还端上一老碗杏干让客人吃，嘴里一个劲儿道歉说：“你看我，光顾了哄贞娃，把上门客都冷落了。你们先拉话，喝茶吃杏干，叫我给咱剁荞面。”马文瑞这才注意起热情好客的刘嫂子来。她梳着陕北年轻媳妇一样的纂儿头，脑后的发髻上别着一根银钗，右耳侧垂下一缕长发，穿着新婚时的红袄绿裤，弯腰和面时，身子有节奏地闪动着，显得又精干又麻利。这使他记起了自己的大嫂，心想，刘志丹同志的妻子，像千千万万个陕北农村妇女，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听说她对志丹闹革命很支持，马文瑞心中便对刘嫂子多了几分敬意。他由刘志丹怀里接过贞娃说：“来，叫叔叔抱。”贞娃睁大一双既像她妈又像“老红军”的眼睛，望着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叔叔，好奇地问：“叔叔，你怎么不当红军?”“贞娃，不敢胡说!”刘嫂子忙说。“我这回就是来当红军的。”“那，那你为啥不穿红军衣服?”刘志丹说：“叔叔一会儿就要换衣服，他是爸爸请来的先生，给红军叔叔们上课哩。”贞娃听了爸爸的话，目光变得很惊奇，显然开始敬佩起这位不穿红军衣裳倒能给红军叔叔们上课的“先生”来。在小孩子的心目中，能给红军叔叔当先生的人，一定是天底下最有本事的人啦。炕上的人闲谈着，地上的刘嫂子和好一块荞面，就开始搂柴烧火。灶口红艳艳的火舌卷出来，映照得窑里通明。贞娃从叔叔怀里挣脱，自告奋勇要帮妈妈烧火。刘嫂子调好汤，开始剁面。咚咚咚咚，极有节奏的剁面声就像陕北正月闹秧歌的锣鼓声。马文瑞情不自禁地说：“刘嫂子，早就听说你们保安婆姨荞面剁得好，果然名不虚传呀。”刘嫂子说：“唉，这刀案都不行，要在我们卢子沟家里，那才叫你见世面。”说着咚、咚、咚、咚剁得更带劲儿了。刘志丹笑着说：“人家夸你，也不谦虚，二百五劲儿倒上来了。”大家正说着话，门开了，人没进来，倒见一只手提了只新打的野兔伸进来。随后才看清进来的人是吴岱峰。一进门他就说：“马文瑞，看来你是个有福的，这一阵儿梢大兔子最难打，我一进沟，倒碰上一只。”说着便从腰里拔下刺刀，蹲在地上剥皮开膛。刘志丹见状，自然很高兴，说：“加上岱峰的兔肉臊子，咱这顿饭可就吃美咧。”吴岱峰把兔肉洗净下了锅，便上炕亲近地坐在马文瑞身边吸旱烟。刘嫂子故意说：“老吴，兔肉下锅，没你的事了，还坐着等啥?”吴岱峰说：“等着吃你的剁荞面嘛——咋，不欢迎?”同桂荣说：“欢迎是欢迎，你得给咱唱一段红军调儿。”吴岱峰说：“那好办，就怕‘老红军’不爱听。”同桂荣说：“快唱，快唱。他不爱听，我爱听。”于是吴岱峰压低嗓门唱道： 半夜里来叫门，问你是哪部分，只要说是老刘的人，赶快迎进门。请吃猪羊肉，请吃热蒸馍，老刘喜欢吃荞面，赶快压饸饹…… 歌声还没落地，习仲勋和马文瑞就鼓起掌来。刘嫂子高兴得红了脸，嘴也抿不严。刘志丹只是微笑着不说话。等到歌声停了，瞪圆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听出了神的小贞娃才闹着说：“叔叔再唱!叔叔再唱!”小小窑洞里充满了饭菜的香味儿和欢乐的笑声。这一顿香喷喷的野兔肉臊子剁荞面，马文瑞在几十年后仍然记得真切。1993年初夏，他应邀回陕北参加照金革命根据地创建60周年纪念活动时，与年已90多岁的同桂荣老人相逢，两人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许多细节都还记得。马文瑞说：“刘嫂子，你那天做的剁荞面真香，至今记起还想吃哩。”刘嫂子说：“就那——‘老红军’还批评我没把客人待好。”马文瑞说：“你几时再给咱剁一回荞面呀?”“唉，剁荞面硬，怕吃了你胃受不了。”两个老人都笑了，一边站着的年已60多岁的刘力贞也笑了。随后大家都变得严肃起来，在沉默的气氛中，人们怀念着已牺牲半个多世纪的“老红军”——刘志丹。回想起来，那同志、亲人团聚的日子，该是多么宝贵而又令人难忘!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刘白羽（中国作协名誉主席，著名作家）我因病住院，不能参加会议，首先向马文瑞马老表示衷心的祝贺。看到长篇传记文学《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出版了，非常高兴。这是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书，恰恰又是在贯彻“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的时候出版，是一件喜人的事，必定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我还要向作者、出版者表示深切的感谢，感谢你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这一卓越贡献。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书》第42章：马文瑞同师发直带着准备投奔红军的二十多人，背着十多枝好枪，避开敌人岗哨偷偷摸上城墙 谷连舫骑兵旅在庆阳短期整训，马文瑞认为时机不可错过。为了借机行事，他冒着被敌人发现的危险，化装打入敌军，住进薛毓瑞连。他情知此处南距西安只有四五百里，北距红26军所在的南梁地区仅有二三百里，如果队伍再一开拔，整个努力就前功尽弃。但眼下公开起义，条件并不成熟，弄得不好，会全体暴露。能不能采取“偷兵”的办法，把工作已经成熟的部队秘密拉出，送往南梁?马文瑞找来师发直，把这个想法告诉他。师发直一听，完全赞同。两人随即商定，打算先拉出一个排。情况紧急，事不宜迟，各种准备工作立即动手紧张地进行。 如何拉出去呢?这是一个难题。庆阳是座古城。城池筑在三面环水的一座小山包上。谷连舫旅驻扎在城里。一到晚上，四门紧闭，且有重兵把守，插翅难飞。大家商量结果，认为城门出不去，就设法从警戒相对松懈的城墙上过。当下，马文瑞带领师发直、王治岐、薛毓瑞以散步为名，登上城墙，观察地形，选择东门附近作为行动位置，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并暗中预备几条粗绳。 这天夜里，四周一片漆黑。时刻一到，马文瑞亲自同师发直带着准备投奔红军的二十多人，背着十多枝好枪，避开敌人岗哨，偷偷摸上城墙。借着星空的微光，看得见敌人的哨兵在不远处的岗楼周围抱着枪转游，连咳嗽吐痰声都听得清晰。哨兵的警惕性并不高，不停地就有人缩着脖子点火抽烟，烟火一闪一闪，像天边的一颗颗贼星。起义的战士们挨个儿伏在城墙垛口后边。茫茫四野，一片寂静。马文瑞透过垛口，望着西北的方向。那里黑糊糊一片是连绵的山岭。他知道刘志丹、吴岱峰等人在那里，红26军的主力在那里，红军武装开辟的红色根据地在那里。他也深知，南下失败后，正在恢复元气亟待发展的红军，多么需要补充兵员和枪支呀。这二十多个精壮小伙子和十多枝好枪到了南梁，志丹他们一定很高兴。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士兵全部集结完毕，马文瑞便命令师发直按计划开始行动。于是二十多名战士，被挨个从几丈高的城墙上神不知鬼不觉地用预备的几条粗绳放了下去。战士们到了城外，就近隐蔽在城墙根的蒿草丛中。城墙上只剩下马文瑞、薛毓瑞和师发直三人。脚下这道在黑暗中越发显得古老神秘的高高的城墙，就像是天地混沌时光明与黑暗的分水岭。离开这座城，便意味着投奔光明，留下来的人就得在黑暗中继续同魔鬼搏斗。此刻，平时性情刚强的师发直，突然握住马文瑞的手，很动情地说：“老马同志，我看咱们还是一齐走吧。你留在这里实在太危险，弄不好，敌人会捉住你。” 薛毓瑞也说：“对，你们还是一齐走吧。尔格这种情况下，能拉出一个排，也就很不容易。剩下的事情，由我伺机处理吧。” “不，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师发直同志。”马文瑞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还是按照预定计划，你先走。一定要把队伍拉上南梁，亲自交给刘志丹同志，代我问他好。” 师发直见马文瑞态度坚决，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点头同意。临分手，三人都有些生死别离的感觉。师发直最后一个握着绳子滑下城墙，耳边还响着文瑞最后的叮咛：“路上操心，不能停，要日夜兼程赶到南梁。”三天以后，这一排战士在师发直带领下，成功到达南梁根据地，见到了刘志丹，随即编为合水游击队。从此，这支起义的队伍同主力红军一道，英勇战斗在陕甘边地区。师发直后来调任安塞游击队队长。他勇猛善战，身先士卒，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再说师发直带着队伍走后，马文瑞考虑是否把薛毓瑞这个连二十来个人也拉出去，便同薛毓瑞商讨此事。而正在这时，敌营长突然派人来到薛毓瑞连，把薛毓瑞找去问：“听说你们连里最近住着个姓马的，他是个什么人?” 薛毓瑞说：“他是教书的，我的熟人，到西安去，想随队伍走。” 营长说：“你要注意此人，他是否要搞什么名堂？” 薛毓瑞急忙回来转告马文瑞，要他提高警惕，以防出事。 原来师发直所率的一排人兵变出走后，敌人注意到马文瑞了。薛毓瑞感到情况紧急，焦虑不安地对马文瑞说：“我看来者不善，这该怎么办呢?” 马文瑞想了想，用商量的口气问：“毓瑞同志，你考虑你连能否举事?” 薛毓瑞说：“本连只有二十来人，现在还没有什么枪支武器，拉出去也作用不大。加之敌人也许已有防备，弄得不好，很可能被包了饺子。” 马文瑞听了，觉得他讲的倒也是实情，便说：“那好吧，就暂且按兵不动。” 薛毓瑞一听，有些发急：“好老马，敌人注意你了，你得赶快离开，不然很危险。” 马文瑞想了想说：“也好，我先离开此地，到宁县隐蔽。那里有我两个熟人，咱们到西安再见。” 马文瑞当下做了一套新衣服，戴了个当地人惯戴的硬草帽，连夜化装离开庆阳到了宁县，住在熟人张逊谦、曹鸿宾处，每天都暗中打探庆阳谷连舫部的情况。 张逊谦和曹鸿宾原先都是共产党员，参加过晋西游击队，眼下在宁县县政府任职员。宁县的县长是米脂人贺连城。他俩当时虽已脱离党和红军，但仍然同情革命，在食宿上给马文瑞提供了方便。 几天后，谷连舫部开拔，沿泾川、长武、彬县、永寿、乾县，一路开往西安。因段佑庵带着他那个团从三边出动时即叛变出走，开拔的是张廷芝、张廷祥两个团和旅部。马文瑞闻知谷连舫部开拔，立即买了车票，乘汽车赶往西安，同行的张逊谦在宁县发了点财，手提个漂亮皮箱，里面装满了衣物和贵重东西。马文瑞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这个人有些势利，对马文瑞甘愿清贫、坚持革命有些瞧不大起。虽是同车同路，并非志同道合。恰巧同车还有一位在西安上中学的富小姐，涂着口红，描着眉毛。张逊谦对她大献殷勤，一路上说着自己此次去西安闯世界的宏伟计划，不时地将目光在那个女学生的脸上扫来扫去。马文瑞并不留心他的高谈阔论，只是操心谷连舫部到了西安，那些党员同志的处境会十分困难，只考虑如何设法同西安地下党取得联系，把敌军中党员同志的活动安排好。张逊谦见他沉思不语，便说：“老弟，咱到了西安，就不要再回陕北了。凭你的国文程度，不怕找不到个好职业。咱在西安成个家，强比回咱那穷山沟里受洋罪。” 马文瑞有意无意地抬起眼皮瞅他一眼，没说什么。他明白，这小子的话，表面是给自己讲，实际上是给那个涂口红的女学生听的，便觉有些好笑。两人到了西安，一同住进榆林会馆。碰巧马云程、马建翎、朱侠夫、常应晨等也都住在那里。马云程当时有病，睡到半夜就喊革命口号，张逊谦对此很生气，说他“迟早要连累众人”。 马文瑞一到西安，立即同谷连舫部的党员取得联系，同志们也时常换上便衣到会馆里来找他。一天上午，张逊谦出去了，谷连舫部的王治岐来找马文瑞，一见面就小声说：“老马，军队里有位姓刘的同志，偷出来一枝手枪。”说着由怀里掏出一枝很漂亮的小手枪。 马文瑞接过枪看了看说：“这是一枝好枪，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王治岐说：“这枪就上交给组织吧。” 马文瑞听得既高兴，又很为难。枪该藏在哪里呢?他一眼就看到了张逊谦的皮箱，心想把枪暂时藏在这个皮箱里倒很安全。于是等王治岐一走，就打开皮箱，把枪藏了进去。 段佑庵团半路上跑了，杨虎城一气之下，将谷连舫部缩编成一个小团，把共产党员大部分编出去了，情况变得很糟。马文瑞召集军中的党员开会商量对策，会议在西安城东门外的八仙庵秘密召开。参加会议的党员同志情绪不高，也都说不清下一步该怎么办。马文瑞看了看这些被编出的同志，大部分是安定人，便说：“眼下，咱陕北已建立了好几支红军游击队，国民党军队编出我们，咱就统统回陕北，参加自己的军队。” “这个主张好。” “对，咱就回陕北，参加咱的队伍。” 于是决定分批离开西安。 会后，马文瑞返回住地，快走到榆林会馆门口时，就见朱侠夫、常应晨急忙走过来小声对他说：“文瑞，你不能回去了，敌人把你的枪搜出来了，还埋伏下人等着抓你哩!” 马文瑞一听，知道坏了事。此刻，又见会馆照门老太太的儿媳玛瑙也站在门外直向他挥手，示意他快快离开。马文瑞意识到危险，转身就跑，一口气跑到杜斌丞先生家里。杜斌丞是有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当时任杨虎城省政府参议。他的儿子杜鸿范是共产党员，同马文瑞很熟，便掩护他住了下来。躲了几天，才听说给他送枪的王治岐被捕。原来，偷枪的那个姓刘的被敌人抓了，他知道王治岐把枪交给了马文瑞，就供出了他。敌人带着王治岐到会馆把枪搜走了。埋伏下来的敌人没抓到马文瑞，就把张逊谦的皮箱扣了。张逊谦大为生气，后来一见马文瑞，就说“曹操倒霉遇蒋干!”他托人请上层人物呼延立人作保，把箱子要了回来。以后两人再没相见。显然，那个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当过红军游击队员的人，按照他自己的人生观，选择了另一条人生道路。 等风头过去，马文瑞离开杜斌丞家。这时，谷连舫部的党员已统统回了陕北。为了安全，他也决定绕道长武、宁县返回陕北。到了宁县，他想上南梁看望刘志丹和红26军的同志们。曹鸿宾就在当地找了个可靠的人给他带路，直奔南梁山区。从此，在陕甘边地区，马文瑞的革命生涯开始了新的历程。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王巨才（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著名作家）这是一部大作。一首气象万千、恢宏激越的世纪交响曲。思想意蕴的博大与厚重自不待言。此外，在艺术上进行了难能可贵的成功探索。突出的是恰当处理了人物与时代、个人与群体及纪实性与文学性的关系。作品通过马文瑞等老一辈革命家出生入死、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涯，逼真地再现了三四十年代波澜壮阔、风云激荡的时代风貌，唤起人们对火红年代的向往和崇高人生的追求；引发对革命必然性与历史主动性等重要哲学命题的深入思考。作品在着重描写马文瑞同志人生历程、精神境界和奋斗业绩的同时，也浓墨重彩地刻画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和许多仍然健在的革命先辈的英雄群像，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的事业其所以屡经挫折而立不败的力量所在；对“领袖是一个集团”等经典定义有了形象而生动的理解。作品文字洗练，富于激情；语言鲜活，意趣盎然；对事件的记述把握得体，分寸感强；对人物的描摹细致入微，形神俱备，西北特别是陕北方言土语的老到运用，民情习俗的熟练铺陈，自然风光的大笔渲染，都有效地突现了地域特色，增强了真实感和吸引力；其中不少精彩的篇章令人灵犀相通，击节赞叹。所有这些，都为革命传记文学的写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积累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作品在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之际问世，无论对带动反映时代主旋律的文学创作，还是加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群山>笔记——代序》第41章：刘志丹展读密信，完全同意与文瑞的意见，也认为是个打击敌人、发展红军的好机会 陕北定边，安边、靖边一带，属黄土高原与毛乌素大沙漠的衔接过渡地带。沙丘连绵，人烟稀少，地处旷野，实乃偏远蛮荒之地。但由于是甘、宁、陕、内蒙古交界处，军事地理位置显得十分重要。历代兵家必争，统治者多以重兵扼守。其战略地位之重要，由地名中的“定”、“安”、“靖”三字便可见得。 马文瑞长途跋涉来到三边，设法找到打入谷连舫旅的同志们。其中有共产党员薛毓瑞、张宗孝、杨彩霦、薛振昌、师发直、姬正业、王治岐、李登瀛、赵福祥、刘毅民等。这些同志，多数是他在安定任县委书记时就认识的，有些还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因此，大家见面后，都显得十分亲热。同志们听说陕北特委派人来领导兵运工作，都很高兴。马文瑞认为，以往兵运工作归于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军队的同志没有同地方党建立密切联系，孤立无援，很难成功。 为了避免以往的失误，马文瑞没有住在军营，而是住在附近的老百姓家里。他并不以军人的身分打入敌军，却有效地领导着兵运工作。在他指导下，首先在敌军中秘密建立党团支部，指定薛毓瑞、王治岐、师发直为负责人，又设法同当地地方党取得联系。像苗从式、杜嗣尧等，即为地方党员，也参与军队中的兵运工作。这样，便把兵运工作和地方党的活动联系起来，有计划有步骤地秘密开展工作。与此同时，马文瑞还注意同军队中的中上层军官建立联系。譬如在该旅任参谋主任的杨国栋，原先曾担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眼下脱党了。经过巧妙接触，马文瑞发现他仍然同情革命，便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努力团结他，通过他来了解掌握许多情况。经过一段时间努力，马文瑞对谷连舫旅的情况大体弄清了，得知谷连舫本人原本并不是行伍出身，只是个跑买卖的商人，因为和杨虎城个人关系好，才得此一职。军中之事主要由各团处置。该骑兵旅共有三个团。第一团团长段佑庵，第二团团长张廷芝，第三团团长张廷祥。这二张本是户家弟兄，家住吴起镇附近的金佛坪，是地方上的恶棍强人。马文瑞经和同志们研究，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三团张廷祥部。这是因为除神木来的王治岐等少数几个同志在一团、二团外，安定来的十多位同志都在张廷祥团。并确定一切行动都在马文瑞和党团支部的领导下秘密进行。 当时段佑庵部驻定边，张廷芝部驻安边，张廷祥部驻靖边柠条梁一带。马文瑞除各处奔走外，多数情况下住柠条梁指导工作。 1934年三四月间，孙殿英部攻打宁夏。孙部是国民党的杂牌军，约有四五万兵。蒋介石排除异己，命其开至西北屯垦。到了宁夏地区，孙殿英想打下宁夏称王。由于兵力不足，便派人来三边联络。当时孙殿英部有共产党员南汉辰、葛纪运等在活动。孙殿英部派来的两个人中，艾稚卿是共产党员，刘天民虽不是党员，但同情革命。他们的目的是联络谷连舫部和孙殿英部联合攻打宁夏，同时要找红26军，希望也与孙殿英部秘密合作。为此，艾稚卿找到过去便相识的杨国栋。 这天，杨国栋找到马文瑞说：“孙殿英部派人来了，想找红军，你看能不能同他们见面谈谈?” 马文瑞心想这是一件好事，便表示同意。 当晚，杨国栋领着一个穿着长袍的人来见马文瑞，这人即是艾稚卿。谈话中得知他的父亲早些年曾在绥德当过县长。 艾稚卿说：“孙老殿为了打宁夏，想同咱们红军联系。” 马文瑞说：“想联系可以，一个办法是你们自己去找，另一个办法是我想办法找。” 艾稚卿说：“我找也行，你得告诉我们路线。” 马文瑞想了想说：“你自己去，行走不便，很难找到。还是由我给刘志丹写封信，派人去联络。”艾稚卿表示同意。 当晚，马文瑞伏在房东的小炕桌上，以党内书写密信的方式写道： 志丹同志： 米脂相别，不觉已数年，甚念。我受陕北特委派遣来三边谷连舫部搞兵运。适逢孙殿英部派人来，想同红26军合作打宁夏。我以为此举有利于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亦可乘机扩大红军，补充给养，促进兵运工作。请你接信后，考虑可否派人来三边见我，以便同孙部来人取得联系。 顺致革命敬礼!马文瑞 这封用毛笔蘸着米汁写在黄裱纸上的密信，等到干了，便任何痕迹也不留在纸上。收信人接信后，把纸在火上一烤，字迹便显示出来。 信写好后，马文瑞派两位由神木来的农民(一个姓刘，一个姓高)去送信，并安顿说：“此信事关重大，望你们务必送到。” 两位忠实的信使昼夜兼程赶到南梁，见到红军指挥员刘志丹。刘志丹展读后，完全同意马文瑞的意见，也认为是个打击敌人、发展红军的好机会，立即派曹士荣(保安人)为代表赴三边同马文瑞接头。 三边这面，马文瑞派出信使，立等刘志丹派人来联络，等来等去不见人来，心中很焦急。不料，曹士荣奉命出了南梁，路过保安时，上旦八寨子探家，被敌人发觉，逮捕杀害。还有个说法是曹士荣到了三边，找不到马文瑞，才返回保安的旦八寨子。反正是这边等了好久，终没见刘志丹派来的人。直到孙殿英打宁夏失败退了兵，也没见南梁有人来联络。后来，马文瑞到南梁见到刘志丹谈起此事，刘志丹说：“曹士荣是动摇了，才上的旦八寨子，不然他不会牺牲。”看来，这个人很可能根本没到三边找马文瑞。 孙殿英失败退兵之后不久，杨虎城命令谷连舫旅开进西安整编。这个情况来得突然，将马文瑞他们原定的工作部署完全打乱了。当下举行起义，把队伍拉出来显然是不成熟的。这种情况下，马文瑞完全可以离开三边，返回特委。但他考虑到谷连舫旅中有那么多党员同志，也有相当一些经过做工作思想趋于进步的兵士。如果他一走，前一段的努力便付诸东流。随军开拔，又是凶多吉少。最后，他还是下决心跟随部队去西安，打算到了西安后，设法找到当地党组织，做一交代，以便继续开展工作，自己则可返回陕北特委。 于是部队一开拔，马文瑞就跟着走。塞外边关的五六月间，清晨太阳尚未出山，寒气逼人。路边旷野一片霜白，人畜呵出的气，也像内地的冬天一样发白。部队穿着棉衣行军，也不觉得燥热。到中午，烈日当顶，又晒得人焦渴难耐。当地谚语云：“早穿皮袄午穿纱，晚上抱住火炉吃西瓜。” 部队每天天不亮就要出发，沿长城线朝西南行进。一路上净是明沙碱滩，往往走大半天也见不到一户人家，甚至看不到一棵树、一丛草、一片小水洼。加之多日天旱无雨，大风吹扬起官道上的黄尘，遮天蔽日，落得人满脸满身。尘土和着汗水变成了一层泥巴，伸手在脸上一搓，便是一堆泥卷。无论兵士官长，个个都变成了土神爷、泥猴子。除了眼睛是黑的牙是白的，全身都是黄的。就这样，部队的灰色军衣被沉沉的黄尘裹着，远远望去，像一团雾腾腾的黄云，在高原上滚动着。马文瑞和十多名党团员以及几十名已经开始倾向革命的士兵，被这黄云裹着朝西南方向漫移过去。部队行军的第一阶段是由三边到甘肃庆阳，其间有千里之遥，要穿越茫茫无际的鄂尔多斯高原，跃过蜿蜒的长城线，翻越绵绵子午岭。这是一支骑兵，大部分人骑着马行军，速度可想而知。好在道路崎岖，有些路段骑兵也得拉马步行。马文瑞没有马，凭着两条腿同谷连舫的“马队”展开了一场旷目持久遥遥无尽的“马拉松”赛跑。起初，他是随薛毓瑞连行走的。每天拂晓，部队尚未开拔，他就抢先出发了。晚上等他赶到宿营地，人家早已睡着了。很难想象，他孤独一人，是怎样迈开双脚，一步一步由那漫漫长途上行进过来的。开始一两天，是劲头十足，快步如飞，坚信自己的双腿是经历过千锤百炼的。他并没想过，人的脚板再硬，也比不过钉着铁掌的马蹄。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催着自己跟上，跟上。三四天后，脚掌上打起许多血泡，一着地就钻心地疼。他便坐下来用路边的柠条刺儿挑泡放血，然后咬紧牙关，继续上路。到五六天以后，双腿肿起来了，像灌了铅一样沉。 这天拂晓，当东方天际刚刚透出微弱的亮光时，马文瑞便习惯性地一跃从蜷缩着的荒草窝中惊坐起来。他使劲用双手揉着困倦不堪的眼睛。这才感觉自己的双腿完全失去了知觉。他用手摸摸胀满了裤管的浮肿的双腿，就像摸着两段倒在地上的树桩。他用拳头使劲捣一捣膝盖，也不觉得有什么感觉。他想动一动露在张了口的破鞋子外面的脚趾，起先竟然也没有办到。他顿时急得冒了一身冷汗。这该怎么办呢?他茫然四顾，周围依然是荒山旷野的黑暗与死寂。没有一户人家，甚至连一只鸟一个别的什么活物也不曾发现。由于双腿肿得厉害，昨日他没有赶上队伍的宿营地。有一阵子上山，他几乎是手脚并用着爬过来的。好几天没吃上一顿热饭了。野菜嚼糠炒面，把他的嘴和喉咙完全抗烂了。想喊一声也没有力气，甚至发不出声音。这时候，远远地传来几声乌鸦的叫声，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再也站不起来，永远留在这空无一人的荒山旷野。他突然觉得有些悲伤，觉得很思念亲人，思念已经不在人世的母亲和祖母，恍惚中觉得她们在朝自己招手。这是过去从未出现过的幻觉。他又突然想起无定河畔英勇就义的六烈士，觉得他们正并排站立在前面那道在晨曦里显现出轮廓的山梁上，顿时觉得身上又有了力气，挣扎着竟然站立了起来。这时，天色已亮，远远看到有青白的灶烟升起来，才知队伍就在前面，于是他拼命拉扯着双腿往前挪。 正午的太阳很毒。每走一步，都得咬紧牙关，付出全身的努力。看到路边有一片阴凉，他多么想坐下来歇一小会儿呀。但他警告自己，不能停下来，不能停。他明白，一旦坐下来，自己会没有力气爬起来。坚持，只有坚持才是胜利。在最后两三天里，一到宿营地，他连东西也不想吃，就躺倒了。过度的劳累，连续不断的精神疲惫，使得睡眠已经无法恢复他的体力。每天，从一躺下直至第二天出发，他都处于昏睡状态。噩梦不断，痛苦不已。多亏部队中的同志们用热水替他烫脚敷腿，才使他在第二天不至于站不起来。那些日子，他觉得从未有过的艰苦，觉得自己很可能支持不下去，时常走着走着，就会眼冒金花，或是眼前漆黑一片，双腿打颤，几乎要昏倒。但他头脑很清醒，就是死，也要站着死，不能倒下。一路上，也多亏了老百姓的救助。他翻山越岭走了十多天，终于追上在甘肃庆阳城驻扎下来短期休整的队伍。 这次长途急行军，给马文瑞留下了终生腿疾。“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说马文瑞是“反党分子”，派人到西北地区调查，企图罗织罪名。当派去的人坐着汽车经过了这一段路，了解了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很吃惊，也很感动，回来逢人便说：“就凭马部长为了搞兵运跟着敌人骑兵由三边走到庆阳的行动，也看得出他是豁出命来干革命的。”1994年秋天，笔者实地采访，曾带足干粮、饮水，驱车由靖边经陕西定边、宁夏盐池、甘肃环县去庆阳，千里之遥一路所见，荒原茫茫，沟壑绵绵。敌人的骑兵经过了这一段行军，也还要休整，可见其艰辛。简直想象不来，马文瑞当初在没有后勤保障，甚至没有最起码的给养，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只身一人是怎样从这漫漫长途上挣扎过来的。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何西来（中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评论》主编）最后，我们还是回过头来，把问题引回到世纪之交。我们现在正处在中华民族振兴的关键时刻，百余年间从来没有出现过现在这样的机遇，这是一个世纪之交的大好时期，美国最著名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最近写的《亚洲大趋势》中说，下一个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是东亚的世纪，而在这个东亚的世纪的预测中，他特意写了日本的衰落。他不会看不到日本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我们的3倍，但他已经看出了日本在走下坡路的一系列微象。因此，东亚的世纪乃是中国的世纪。这是美国的未来学家的预测，而不是我们自己的预测。另外，我们现在也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之下。我们的“软着陆”成功，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而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还保持在10%的两位数上，这在世界上是最高的;我们的外汇储备现在是12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增长的劲头还很强劲;香港顺利回归，一洗百多年来的国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中华民族腾飞的世纪之交，我们来讨论培元同志写的这本非常好的书，我以为应当用跨世纪的眼光来看它所取得的成绩和它的价值。具体作品的分析，上边的同志讲得很好，下边许多同志都会讲。我无意于把《群山》这本书说的完美无缺，事实上它还有许多可以改进之处，如，篇幅过于长了些，选材偶见不够精当之处，章分得过碎，未加标题等。但它却从一个特定角度写出了陕北革命的风神。 我觉得我们的民族是振兴有望的，在漫长的振兴的历史行程中，我们陕北人，陕北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毛泽东三十年代在陕北就讲过“中华民族有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的名言，当我们以一个巨人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时候，我们更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人在陕北的奋斗，不能够忘记陕北的父老兄弟、陕北的人民对革命做出的贡献。如果要立一块参天的丰碑的话，那么这块丰碑就不能不记下他们的功绩。原载于1998年版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关于<群山>及其它》之一点期望第40章：郭洪涛由太原出狱不久，本来瘦弱矮小的身体，显得越发单薄。但他目光精神，说话很有力量 岁暮的天空，阴沉沉的。村子里看不到一个人影。凄厉的寒风在山沟呼啸，夹杂着枯枝败叶和星星点点的雪霰。沟畔上落光了叶梢的红柳条在风中瑟缩地抖动着。成群的麻雀在枝头叽喳，越发显出阴霾笼罩着的山村冬日的冷清。 这样的日子，马文瑞一个人待在柳沟阳洼半坡上的土窑里。窑里做饭烧的一把黄蒿火早已熄灭，炕上和地下一样冰冷。他穿着单薄的衣服，在地上来回踱着步子取暖。这一幅景象使人觉得，革命者的生活简直是苦行僧式的孤独和清苦。但他们自己并不觉得丝毫的孤独和清苦。每当觉得斗争艰难、生活艰苦时，他们总会想起那些倒在敌人枪口下的同志，想到他们的不幸和亲属的悲痛，想到他们献身精神的崇高和伟大，想到先烈未竟事业的任重道远，心头就有一种热烈的激情涌起。另外，马文瑞还养成一种习惯，这就是当他独处时，喜欢读书，或反复阅读上级的文件。这能使他感觉到内心充实和增添一种无形的力量，也能使他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冷静地思索许多问题。 眼下，他慢慢地踱着步子，手中攥着一份文件，是北方局发来的《目前陕北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这份文件，他反复阅读过了，其中对陕北党的工作的一些无根据的批评意见使他不能接受，特别是说陕北特委贯彻的是一条“富农路线”，更是令他难以理解。读了这份文件，他感到有些委屈。快过春节了，别的同志都先后回家过年去了，家里情况不明，他不能贸然回去。特委机关也需要有人处理日常工作，他便主动留下来。有一阵儿，他很思念亲人，甚至想到了去世多年的母亲。可无论怎么回想，也想不清晰母亲的容颜，只是模糊不清，只是同祖母慈祥的面容重叠着，令人难以辨认。大哥大嫂他们也该忙着准备过年了吧。他很想念马家阳湾村和乡亲们，想峁上那棵老槐树，想对面庙屹上的小山神庙，想自家龙门楼上小阁楼里堆积着的那些母亲吃过的药渣……一切都是那样的亲切，一切都是那样的令人向往。多么温暖的村庄，多么温暖的窑洞，多么温暖的土炕，他真想回一趟马家阳湾村。可是不能，上级随时都可能派人来，得有人及时接头。从上面最近发来的一些文件看，他们对陕北的实际斗争情况了解很不够。特别是对这里斗争环境的残酷与复杂，对陕北党内多数同志的忠诚和坚定，都了解不够。不知道陕北反动军事统治的严酷，不清楚陕北的同志们是在怎样一种艰难困苦的境况下坚持斗争的。没有活动经费，没有交通工具，没有掩护工作的公开身分，甚至连个栖身之地也没有。他很不理解，上级党组织为什么只是根据个别人的书面汇报来指示工作呢?为什么不能经常派人下来巡视指导工作?加之陕北党组织的负责人，也很少有外出受训的机会，像自己，参加革命近十年了，一直都是在斗争中学习、工作中摸索。他很想有一个学习深造的机会。从参加革命那一天起，他就把一切献给了党。他心中的共产主义信念是绝不会动摇的。但革命斗争的艰难，特别是被上级的误解，又常常使他感到苦闷困惑。那天，就是在这样一种纷繁的思绪下，他悄然无声地一个人在土窑里度过了一个岁末阴沉寂寞的黄昏。过了几天，北方局派郭洪涛、李铁伦来了。 马文瑞原先并不认识他俩。当采用党内联络的秘密暗号接上关系后，马文瑞十分高兴，终于盼到上级组织派人来了! 那时，郭洪涛由太原出狱不久，本来瘦弱矮小的身体，显得越发单薄。但他目光精神，说话很有力量。给马文瑞的初步印象是一个思维敏捷、处事果断的人。同行的李铁伦是陕南人，一口接近四川腔的乡土话，有些叫人听不大懂，但他性情温和，对工作充满了热情。郭洪涛显然是个急性子，一见面，就对马文瑞说要开个特委会，传达“陕北党团联席会议”精神。马文瑞当下通知马明方、崔田夫、张达志、高长久等前来曹家开会。 过了几天，大家都到了。过去开会之前，人们见了面，总少不了要开一阵玩笑，各说各的有趣见闻，欢声笑语伴着老旱烟的呛味，充满了平日冷清的窑洞。但这一回，北方局派来的郭洪涛，李铁伦传达上级指示，气氛显得格外严肃。 特委书记崔田夫宣布开会。 郭洪涛传达北方局指示。 他从容不迫地传达“陕北党团联席会议”精神。听了传达，马文瑞这才明白，所谓“陕北党团联席会议”，陕北方面其实是未经特委同意擅自跑到天津、已被特委决定开除党籍的崔逢运、鲁贲和特委派去汇报工作的常学恭参加的，郭洪涛、李铁伦二人和北方局负责人的秘书李华生也参加了。李华生在会上讲了许多。郭洪涛将李华生的谈话也传达了。听他传达的同志心里都想，这个会实际上不能叫“陕北党团联席会议”。崔逢运、鲁贲二人临危擅离陕北，他俩当然不能代表陕北党团。常学恭虽是特委派去，但后来留下了，再没回来。郭洪涛传达得津津有味，但大家已经听得有些不大耐烦。主持会议的崔田夫，干脆靠在窑墙上呼噜呼噜地打开瞌睡来了。这个农民同志真有意思，你开会争论问题，开上一夜他也不打瞌睡，只要有人一念文章，他就像听到催眠曲一样，必睡无疑。同志们瞪起眼睛看他，张达志忙推他一把，小声说：“老掌柜，老掌柜，快不敢睡了。”他却像没听见一样，照样打他的呼噜。 “……陕北特委右倾，搞‘富农路线’，对武装斗争消极怠工……”郭洪涛在传达中这样讲道。 崔田夫的呼噜声突然终止。马文瑞听着觉得有些不对劲儿，等他讲完，忍不住说：“这些批评，不大符合实际情况!” 郭洪涛听得，显出有些吃惊。他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竟然敢否定北方局的指示精神。 不料，马明方也说：“说我们搞富农路线，对武装斗争消极怠工，有什么根据?” 郭洪涛开始毫无精神准备，有些张口结舌，随后，很不高兴地说：“无论如何，也是上级的指示精神。” 马文瑞说：“这批评是随意戴帽子，我们难以接受。” 马明方也说：“我们搞不清楚，什么叫‘富农路线’?也不明白，我们对武装斗争怎么‘消极怠工’?” 郭洪涛当时很不理解，甚至认为这些同志不够虚心。在座的多数同志却很清楚，一年多来，事实上一直在主持陕北特委工作的“二马”，并不仅仅是为自己个人的工作辩护，而是为全体同志的艰苦努力，为那些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为在白色恐怖下冒死拥护支持革命的人民群众辩护。 正争论着，崔田夫突然出人意料地插话道：“谁说我们是‘富农路线’?如果是‘富农路线’，为什么还让我这个老粗长工汉当特委书记?论文化，论资历和水平，马明方、马文瑞都在我脑浮起，为甚还要叫我当?” 郭洪涛接着传达别的内容：“北方局指示，第一，由郭洪涛同志担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长。组织工作在整个党的工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只有党的组织工作搞好了，我们的事业才能发展。因此列宁说‘我们的工作，第一是组织，第二，第三还是组织……’第二，开展游击战争，应当搞兵运、拉兵变，有了兵运工作的配合，武装斗争才能更好地开展。” 前一条，讨论中大家没有发表什么意见。这后一条，大家认为是正确的。当前开展武装斗争，一是缺少武器，二是缺乏懂得军事的干部。这两条通过开展兵运工作，就可以得到解决。但复杂的斗争环境和“立三路线”的影响，使陕北地区以往的兵运工作几乎都失败了。马文瑞对全区兵运工作情况是了解的，他介绍情况说：“高志清骑兵旅，我们派进去不少人，过了一段时间都跑回来了。井岳秀部队有个教导营，我们也派进去一些同志，后来被敌人发觉，多数被抓、被杀。目前，就是三边驻扎的杨虎城的新编警备骑兵旅，旅长名叫谷连舫，不久前有我们的一部分同志打进去了。那些同志大部分是安定人，有的我也认识。” 会后，马文瑞服从特委决定赴三边指导兵运工作。特委给他的任务是领导打进去的同志加紧工作，必要时把队伍拉出来。马文瑞接受任务，立即动身去三边地区，投入新的更加艰险的斗争。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何西来（中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评论》主编）第四点，我想从地域文化传统的角度谈点想法。这个作品陕北味很浓。培元的祖籍是大荔，大荔在陕西关中，但他是生在延安的，如果要说故乡的话，延安是他的故乡，而大荔则是他爸爸的故乡。所以他对陕北这块土是很有感情的，他笔下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经过了感情的烘染。我觉得陕西这块土地，秦地，包括延安在内，是有其特殊的文化传统的。延安以上过去叫上郡，秦代的上郡，再往北就是塞北了。当时蒙恬就是在这一带统兵二十万北拒匈奴的。这块土地有一种地域文化精神，这种精神是很深厚的。前一段我到山东参加他们的一个座谈会。有的朋友说他们山东是邹鲁儒者的故乡，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发祥地，文化传统非常深厚，并说你们那秦人只知道打仗。我当时就说，孔夫子提出“克己复礼”，他要“复”的那个“礼”是哪个“礼”?是不是“周礼”?周在什么地方?孔夫子睡觉连梦不见周公都深感遗憾，周公故里在何处?儒家经典的《易》，相传是文王姬昌演出来的，所以叫《周易》。孔夫子读易，韦编三绝。《易》的故地在周秦，而不在齐鲁。我这样说，似乎有一点文化地方主义的味道，其实不是。我只不过想澄清一点事实。中国文化的传统当中，齐鲁文化也是带有起源性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说秦人只知道打仗，却显然有点贬义，且与事实不符。中国礼文化有一个由西向东推进的历史过程。秦以暴戾而覆亡，但秦文化也不仅仅就是暴政，就是暴虐，就是杀人，就是焚书坑儒。这些当然都是事实，秦始皇确有这样的问题。但秦是短暂的，秦始皇没有想到在东巡的时候会暴死，所以后事没有安排。其实他并非没有一个长远打算，他让他的儿子扶苏做监军，随蒙恬三十万大军北守长城。他认为他的扶苏贤智，只是过于宽仁。他的暴死，使他万世帝业的梦想落了空，没有实现。分身后，曾被他信用过的李斯机诈而软弱，为了保自己，与赵高相勾结立了秦二世胡亥，然后矫旨杀了蒙恬和扶苏。秦的宗族先是自己杀，然后是别人杀，项羽杀，终于绝祀。另外，秦还是藏有大量文化典籍的，项羽的一把火烧光了。而推翻秦的是汉，因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写秦的多是暴政。其实秦在当时实行的是一种开放的政策，比如说它有客卿，李斯就是客卿嘛。对秦的改革起了关键作用的商鞅，商是他封的地方，其实他是卫国人，叫卫鞅，他也是客卿。张仪朝秦暮楚，在楚国做过宰相，但在秦也做过相国。吕不韦起过很大影响，他是蜀人。秦以后，许多建立了帝业的大朝代，都是从秦地发展起来的。项羽先打进来，刘邦后打进来，鸿门宴后项羽骄傲了，撤军到山东去了。后来刘邦就以三秦为根据地，东向而来，把项羽在楚汉相争中灭掉了，逼死在乌江。刘邦是从西往东建立了刘汉帝业的。东汉西汉加起来近四百年。李唐起家是在太原，但秦王李世民是唐打天下建帝业的最主要的人物。杜甫说他“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正是他在据有秦地之后亲率大军，推进到函谷关以东，一统天下。所以，在秦地，秦虽然亡了，却留下了一种非常强劲的东出函关的进取意识和开拓精神。你看兵马俑博物馆的那些兵俑都是面向东方的，要出函谷关，要开放。这是一种决不可以等闲视之的地域文化传统。所以，这个地方的精神就是开放的精神。延安精神从地域文化上讲，不能说没有包容这种精神。其实在历史上很多人也懂得这一点。比如明亡后在复明的潮流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叫顾炎武。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人，居吴越故地。但他后来到关中，提倡“实学”，实事求是，讲经世致用，这是明末清初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思想动向。谁能说在我们革命根据地延安由毛泽东提倡的发展起来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此就没有一种渊源关系呢?这里显然存在着一种文化上的承传关系。陕北这地方有走西口的传统，所谓的走西口，就是到内蒙、宁夏、新疆等地去闯荡，去寻求发展。走西口多在民间，与东出函关的精神相似。在秦地，不管是走西口，还是出函关，都是一种开拓，一种进取。应该说，《群山》是写出了陕北作为秦地，作为塞上的某些地域文化特色的。不过，我觉得在这部作品当中，如果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在浓郁地域文化特色的表现上，还不够充分，这很可能与作家的自觉和文化蕴积有关。地域文化特色不仅表现在山川地貌等自然景观的把握上，更表现在人文景观、地域风俗、人物性格、心态、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语言等方面。这些方面如果能写得更充分的话，就会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文化立体感也会更强一些，这当然是一种更高的要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际上是很难的。原载于1998年版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关于<群山>及其它》之第四点感想——地域文化特色第39章：按照特委集体的意见，马文瑞提议由崔田夫的哥哥崔文运担任县委书记。大家一致举手通过 1933年冬，马文瑞由神府南区回到特委机关所在的葭县南。马明方已经早些日子回来了。等分头出去组建红军的四路人马聚齐，便召开特委会议，分别汇报各区贯彻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发展建立武装的情况。马明方首先谈红一支队的情况。原来去年9月，红一支队南下，配合红26军作战，攻打枸邑县张洪镇和甘肃省合水县城，取得胜利，增强了战斗力。今年8月，部队返回安定，在枣树坪、温家坡两次战斗中失利。队长强世清负伤，后被敌人逮捕杀害。政委魏武牺牲。部队返回安定北区，由白德胜代理队长，划为两个分队，分别到绥德、吴堡及延川两路游击作战，终因兵力有限，又没同地方党及时取得联系，孤军行动，遭敌围追堵截，后被打散。白德胜、任志贞被捕后遭敌杀害，其余人员只好压枪隐蔽。马明方在前去安定的路上，听说游击队已经失败，只得返回特委。 马文瑞紧接着谈了神府南区的情况。 随后，崔田夫说：“绥德、清涧的情况是这么个，我们8月5日在清涧王家山成立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他把游击队的全称念得很响，语气中充满了自豪。“队长罗永宽，政委高朗亭，眼下有二十多人。游击队一成立，头一刀就镇压了绥德南区的反动区长薛运统，把那狗日的财产都没收了。我们也是和神府一样，注意依靠地方党组织。游击队员多数都是党团员。铁茄坪、王家沟的年轻党团员半数都参加了游击队。” 张达志说：“葭县、吴堡的武装，眼下尚未建立，但正在积极做工作。各堡垒村的党组织都动员起来了，联络的人不少，就是没武器，看来只有打民团的主意。” 听了各方情况，讨论下一步如何开展工作时，马文瑞说：“我看眼下最大的问题是各地党的组织还不够健全。特别是‘立三路线’导致县委垮台后，目前各地党的领导机构基本都还是区委。这种状况，很不适应建立红军，开展武装斗争的需要。我的意见是，在有条件的地区，尽快恢复县委，以便加强对发展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领导。” 崔田夫、高长久都赞成马文瑞的意见。马明方不仅表示同意，还客观分析了各县党的基层组织状况。会议最后决定，先恢复葭县、绥德、清涧等县的党县委。 会后，马文瑞首先负责组建葭县县委。在神堂勾召开党内会议，确定高长久担任中共葭县县委书记。随后，他又同张达志一道，前去组建绥德县委。 这天，两人一道由南出发去绥德铁茄坪。陕北十一月的天气，已是霜叶满地，冷风飕飕。他们途经义合镇时，意外地遇到敌人。原来前些日子，红一支队在这一带活动过一次，敌人就派一个连的兵力驻防义合镇。两人事先都化装成商人，头戴瓜皮帽，上身穿着小皮袄，肩头上搭着褡裢子，好在文件没在褡裢里装，而是裹在裤管里，用腿带儿扎着。 他们冒着寒风一进义合镇，就见满街灰不溜秋全是敌人，本想退出镇子绕道而行，又怕引起怀疑，张达志小声问：“你看咋办?” 马文瑞不动声色。两人继续若无其事地朝镇街里走。快走到十字街口，有几个敌人背枪同他们擦肩而过，并没丝毫引起敌人注意。马文瑞一边走，一边想，眼下情况不明，冒冒失失在街上走很危险。恰在这时，他看见前面不远处有家小饭馆，便对张达志说：“肚子饿了吧?咱们进饭馆吃饭。” 张达志明白马文瑞这是故意进去避一避，好静观动向，便答应着，两人进了小饭馆。 小饭馆刚开门，还没有人吃饭。两人每人要一碗豆腐粉条烩白菜，慢慢坐在靠窗一张桌子上吃。一边吃，一边小声商量对策。正说着话，就见几个流里流气的白军进了门。其中一个黑胡麻碴、肥头大耳的家伙说：“噢，‘驴’掌柜，给老子们每人好好煎一碗粉汤，多放清油粉条，不要再把那烂尸白菜帮子漂上一碗!” 说着话，这几个人便在他们坐的近旁一张桌子上坐下来，笑骂逗狂。 他俩见状，也不说话，低头只是吃。那个黑胡麻碴的胖子问：“味道怎样嘛?” 张达志说：“可以。” 几个兵士听得全都怪笑起来。原来张达志的葭县方言，把“可以”念成了“康以”。 此时，跑堂的伙计把烩菜端上来。几个家伙就像三天没吃饭，狼吞虎咽吃起来，再没人注意那两个吃饭的葭县小商人了。 由此，他俩看出敌人很麻痹，吃完饭就大着胆子穿过镇街。临出西城门洞时，见有站岗的盘查过往行人，他俩迟疑了一下，交换了一个眼色，就大摇大摆走过去。果然，敌人只是例行公事地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就放行了，并不搜身。 两人出了义合镇，眼看天色不早，大步朝前赶路。不料刚到铁茄坪村外，又遇上了敌人。后来才知是崔田民他们率领红二支队和当地群众一道，袭击了解家沟的反动“土围子”，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大土豪、恶霸地主和走狗衙役九个半(一人杀而未死，戏称半个)。敌人闻讯出动，前来铁茄坪搜捕。不巧的是，他俩刚进村，敌人就来了。村中不可留，他们拔腿就往脑畔山上跑，一口气爬到山顶上，才喘着粗气停下来。见敌人并没有追，这才松了气儿。每人脱一只鞋垫着，坐在地上，眼瞅着敌人在村里，吆鸡打狗，捣门袭窗，折腾了一整天。他俩只好饿着肚子在山上坐了一天。 马文瑞坐着看书。张达志一个劲儿地说：“狗日的，今儿咱们真倒霉。” 马文瑞忍不住笑他。到了后晌，义合镇吃的那一碗素粉汤早消化完了。两人又冷又饿，就在阳畔上探着摘干酸枣吃。他们却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拦羊的日子里，手里摘着，嘴里吃着，倒觉得是一种逍遥的回味。 天将黑时，敌人撤走了。他俩才摸黑进村，悄悄来到村中崔家沟崔田夫的家里。崔田夫的婆姨一见马文瑞，便逗笑说：“唉呀，马文瑞，果然是你来了，怪不得白军造了一整天。夜黑里我梦里还对死老崔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马文瑞到咱家。’大概是你把白军给我们引来的吧?” 马文瑞说：“谁说是我引来的?白军走了，我们才来的，是白军把我们引来的。” 说得大家都笑了。 崔田夫说：“你听她胡嚷，白军今儿来，我们早有准备，杀了人家九个半人，人家来造咱一天，也是应该。” 张达志问：“怎还有半个?” 崔田夫说：“有一个家伙挨了一刀，没死，所以算半个。” 逗得大家又笑了。 在场的区委书记刘汉武，虽是知识分子，却满口农民语言，说起话来十分风趣生动。谈起区里当前的工作，他说是“人手虽不少，但作用发挥不够，好比是十个哈巴狗拉一辆车，只见狗头摇，不见车动弹”。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他自己却绷着脸不笑。 马文瑞笑着，心想我们的同志真好，斗争环境如此残酷，每个人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危险，但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们总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这样好的同志和自己一起并肩战斗，他感到由衷的欣慰和高兴。 张达志逗趣说：“嘿，田夫，我们向你们学。不过杀一半，留一半，这技术可不好掌握。” 大家见面，谈笑了一会儿，便开始召集会议，讨论成立中共绥德县委。 按照陕北特委事先商量的意见，马文瑞提议由崔田夫的哥哥崔文运担任县委书记。大家一致举手通过。同时选出组织委员张家修，宣传委员王士英等。 崔文运已40多岁。这个农民同志虽然没有文化，但同弟弟崔田夫一样是雇工出身，苦大仇深，革命意志很坚定。他是1926年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中涌现出的农协骨干。1928年秋入党。他给马文瑞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特委活动经费十分困难时，受党组织派遣，冒死背着游击队上缴的一千块白洋，巧妙地躲过敌人哨卡，送到了特委。1929年春至1933年秋，在斗争最艰苦时期，他担任村党支部支委，不久又任中共绥德南区区委书记。在崔德权、崔正岭、崔正冉、崔正杰等人协助下，努力开展工作。他谦虚谨慎，组织观念强，担任绥德县委书记后，更加积极努力，忘我工作。1934年6月26日，他主持召开一次党的会议，遭敌偷袭，不幸被捕。他面对敌人宁死不屈。敌人为了折磨他屈服，将另一位同志的头铡下来血淋淋地装进驴笼头中，挂在崔文运脖子上游乡。当晚又押回敌连部驻地薛家峁，由敌连长亲自审讯：“说，你是共产党员吗?”“你们不是说抓住一个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吗?当书记的人，能不是共产党员?是共产党又怎么样?” “那好，说，你手下的人手都是谁?” “全县老百姓都是我的人手!” “你杀过我们的人吗?” “杀过!如果把你捉住，也是个杀!” 敌连长脸色气得乌青。 这时，敌“肃反会”头子、叛徒李牛走过来，假惺惺地劝说：“崔文运，你不要硬。家有老人兄弟、老婆娃娃，你该为他们想想!” 文运一见这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叛徒，怒火填膺，咬着牙骂道：“只有你这个叛徒，才是不要老人兄弟的独子子！” 凶残的敌人抽出烧红的铁条，刺穿文运的锁骨，又穿入麻绳吊在房梁上毒打，妄想用酷刑征服这个硬汉。 “哼，我倒要看你能硬多久!”敌连长跷着二郎腿，坐在他对面，面目狰狞地说。 “老子从入党那天起，就准备为革命去死!我活着，要和你们拼到底。我死了，红军也要和你们拼到底!” 敌人从精神上无法战胜崔文运，拷打的手段更加残忍了。随着一声惨叫，他们把崔文运放下来，用烧红的铁链子和烙铁，随处烙烧，想从肉体上摧残这位坚强不屈的无产阶级战士，直烙得他浑身的衣服都冒起浓烟。不料，崔文运说：“等一等，待我把衣服脱了由你们烙吧!” 敌人愣呆了，老半天不明白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崔文运等得不耐烦，大声喝道：“看什么，衣服我还要穿，肉总是个烂，油炸火烧随你们的便吧!” 崔文运的钢骨铁胆，反倒使行刑的敌人胆战心惊。敌连长虚张声势，挥着拳头叫喊要用刀砍开崔文运的头骨点“天灯”。 崔文运说：“来吧，把血口子开到前面，老子也要看天灯是怎么个点法!” 敌人看酷刑征服不了这条年近半百的硬汉，只好乖乖收场。 第二天，1934年6月28日，遍体鳞伤的崔文运，被押到绥德城游街示众。行至城南门外，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被敌杀害。敌人割下他的头，悬挂在城门上示众。凡耳闻目睹崔文运烈士英勇就义的群众，无不为之恸哭。 那天，绥德铁茄坪建立县委的任务完成后，马文瑞、张达志动身返回特委。走到一个叫吴合家畔的村子，天黑下来，两人肚子也饿了，马文瑞记起村里有个农民党员叫刘九功，便对张达志说：“这村里有个党员我认识。” 张达志高兴地说：“能不能到他家里吃顿饭，住一晚上?” 马文瑞望着漆黑的山沟，想了想说：“好吧。” 两人摸黑来到刘九功家，不巧本人没在。他的老婆是个不识字的糊涂农妇，本来也认识马文瑞，但见两人进了门，就噘起嘴不高兴。 “刘九功在吗?” “不在。” “哪去了?” “不知道。” 两人这才看出来，这婆姨大概是害怕来人吃她的饭，拉长了脸，连半句客气话也没有。加之那一阵儿，“米脂事变”给人们造成的恐怖尚未平息，也许是怕招惹是非吧。没奈何，两人只好空着肚子上路。 走在路上，张达志不停地说：“这他妈怎这么个样儿!这他妈怎这么个样儿!” 逗得马文瑞一路不停地笑。 两人摸黑走到绥德四十里铺拐沟的雷家村，见村里灯火通明，也饿得实在走不动了，决定进村搞点东西吃。村里一户地主家养一班晋剧，正在唱戏。戏场周围有些卖吃食的，有炸油糕、炸麻花的，有卖包子蒸馍的，也有卖羊肉粉汤的。这些都是小时候过年才能吃上的好东西，离着老远，就闻见香喷喷的，禁不住直咽口水，肚子更是饿得直叫唤。两人来到吃食摊子前，身上只搜出几个铜钱，买别的都不够，只好各买一碗酸菜和杂面将就着吃了点儿，连夜赶回特委。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何西来（中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评论》主编）读了《群山》我想到的第三点是，人民群众永远是我们共产党人，是中国革命的父母。我觉得这一点在培元的这本书当中是得到了非常鲜明的强调。这既是这本书的特点，也是这本书的优点。在《群山》的描写中，我们看到，每当马文瑞碰到困难，遇到危险的时候，总是在人民群众的救助、掩护下，逢凶化吉，转危为安。早期，他曾化妆成收帐的先生，背着褡裢，走村串乡。那次走得非常疲倦非常累的时候，敌人在追捕，在通缉，天在下雨，在这样的情况下突然看到远处的一点灯火，老人把自己吃的东西给他吃，哪怕是很粗糙的食物，但文瑞却吃得极香，每到这种时候，作者的笔墨都很带感情。还有在文瑞被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抓走前给他送稀饭喝的那个老妈妈，他重新被放回来后又碰上这位老妈妈。他叫她干妈，那份相互之间的深情，写的十分感人。写到动情处，培元常有一些议论，都是精彩的。比如写马文瑞对这位老妈妈的感情时这样说:“人民用小米和咸菜，不，用生命的心血哺育着革命，革命永远都不能忘记这小米和咸菜……”。写人民群众对马文瑞的爱戴时则说:“根据地的领导人，是在群众斗争的疾风暴雨中冲杀过来的。他们和那里的群众建立了亲密无间的革命情谊和血肉联系，他们在那里群众的心目中，就像高高耸立的大山一样峻拔，一样受人尊敬，令人敬仰。”这些议论，真正出自作家自己的内心感受。 写马文瑞，写陕北“闹红”，而又强调写人民群众，这既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又是作家的自觉。就是说在作家看来，没有陕北的人民群众就没有陕北革命的发展，即使后来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如果没有陕北人民的全力支持，也是很难发展的。人民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的父母，这不仅在当时，在我们共产党人最早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是如此，而且应该永远如此。当年马文瑞见到比他年龄大的群众，常常是老妪叫干妈，老头叫干大，诚心诚意的认他们为父母。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把我们党的干部由“公仆”叫成了“父母官”?我是很不赞成这个叫法的。“父母官”，它最初的出处是“为民父母”，始于《诗经》，是说那些治民的君子、王者。直接称父母官，大约在汉代北宋时王禹《谪居感事》里有“万家呼父母”的话，所以也有人认为“父母官”的称谓始于宋。汉也好，宋也好，都是封建观念，都视老百姓为“子民”。在共产党人的眼里，人民群众是我们的母亲和父亲。邓小平同志在他的《邓选》英文版序言中讲:“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刻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是儿子，可我们有好多同志，作了基层干部就自称:我这个父母官怎么怎么长，怎么怎么短。奇怪，这个封建性很强的东西，完全颠倒党群关系的性质，竟能堂而皇之地畅行无阻。说明一种宝贵传统的被忘记。 我们的党，党员和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儿子，什么时候这一点都不能忘记。某些干部为什么腐败?腐败是利用职权把应当给人民的东西弄到了他们家，应当给人民吃的肉，弄到了他碗里，你的碗里肉多了，老百姓就少了。在一定时期，社会财富总量是个定量，是一个常数，你的多了，他的就少了，这就有了腐败。想想看，我们最早在陕北这块土地上闹革命的老一代，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他是怎样对待人民的?我觉得这一点培元在他的书中强调得非常突出。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共产党人都不应该忘记，忘记就意味着背叛，而最大的忘记和背叛就是忘记人民。你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忘掉了人民，想的尽是你自己的事情，你们家的事情，只想乌纱帽，只想你小集团的利益，而不是革命的未来，不是天下，不是民族的未来，就是真正的背叛，还能指望不腐败吗?说到这里，我忽然想到当年柳青同志所写的《铜墙铁壁》，其扉页上印了毛泽东讲的一段话，作为卷首题辞:“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千万万真心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动派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真正的铜墙铁壁，中国革命才从胜利走向胜利。以陕北1947年的情况而论，与当时进攻边区的全部美械装备的20多万蒋胡匪军进行周旋，而我们的彭副总司令和留在陕北的毛泽东率领的军队也就三四万人，不到他们的六分之一，装备不如他们。而在这种众寡悬殊的情况之下，毛泽东毅然留在陕北，不过黄河，就是觉得这地方安全，有老百姓护着我们，山梁那边是国民党大军，山梁这边就是毛泽东率领的中央军委机关，还在办公，毛泽东还幽默地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敌人到了哪儿，都有群众报信，都在我们掌握之中。而我们的行踪，敌人却懵然无知，就在眼皮底下，他们也发现不了。毛泽东把在陕北我们的战术称为“蘑菇战术”，为什么叫蘑菇?因为敌强我弱，敌大我小。为什么能蘑菇得起来?全靠人民群众的铜墙铁壁，于是，经过“蘑菇战术”把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垮，一个个打掉。我觉得《群山》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和启示就在这一点:就是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了人民。我们的根本宗旨，党的根本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你想，这个作品中描写的马文瑞连谈恋爱都不会，一见面就脸红，跟孙铭谈恋爱，写得非常传神，写马文瑞的呆，可孙铭就爱这呆劲。但马文瑞又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他上马可以管军，下马懂得管民。作为英雄，他的力量乃至智慧，均来自人民群众。 在培元的笔下，马文瑞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看得比自己更重要。像描写几百个自卫军哗变的事，他们受了敌人的煽惑，然后把我们的五六个干部绑起来要杀，我们军队又把他们围起来。马文瑞害怕出大事，不愿干部和不明真相的自卫军流血，就策马赶去，全然不顾个人的安危。那时候如果他想的只是我比你们高得多，你们哪有我官大，就不会有勇气冒那个险。事实上，陇东地区他的官最大，而他最不顾个人的安危。两个黑洞洞的枪口就对着他，然而他镇定若常，硬是说服了那些自卫队有革命良心的队员。很快就听到里边“打呀，打呀”的喊声，把那几个挑拨煽动的家伙绑了起来。我们在外面围着的部队没有动枪，便平息了事态。这在兵法上也是很高的，“不战而取人之兵，上之上者也”。兵不血刃，把问题解决了。当年的马文瑞就是这样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中间去，一心一意为人民的。所以，我觉得是应当好好提倡这样一种精神，应当让我们的干部，全国我不敢说，至少是我们陕北的干部，陕西的干部，都应当读读这一本《群山》，作为一个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来读。因为这不是培元个人有多大本事。他上午讲得很好，这是很多同志朋友帮他一起搜集来的材料。更主要的是因为有了这些革命前辈们的感人事迹，首先是他们做到了，做得漂亮，然后才是作家写得好看。原载于1998年版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关于<群山>及其它》之第三点感想——人民群众永远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父母第38章：马文瑞说：“搞枪虽然当紧，依我看最重要的还是人。要有地方党组织的有力支持和配合” 陕北八月天，是一年之中最美好的季节。风沙收敛了，酷旱过去了。一场透雨初霁，满沟坡绿茵茵的庄稼，把喜悦和欣慰带到田野里劳作的每一个受苦人的脸上。不远处阳坡上掏苦菜的女子，也许是有些燥热，左右瞅瞅无人，遂解开肩头打着补丁的蓝花大襟衣衫，亮出贴身子穿着的绣了莲叶荷花的大红裹肚儿。不料对面山峁上拦羊的后生好眼尖，看在眼里，慕在心头，禁不住手张在嘴上，扯展嗓子吼出两句酸曲：“山丹丹开花心心红，掏苦菜的个干妹子哟爱煞你个人。” 那捣蛋鬼后生，把“爱煞人”三个字扯拉得老长长。歌声落下了，回音还好一阵儿缭绕在山间，逗得附近锄地的人哈哈大笑。阳坡上掏苦菜的女子脸呼地一下直红到耳根凹里，忙把衣襟按住，一边扣着纽纽，一边小声哂骂道：“灰鬼，脸皮比树皮还厚!” 马文瑞走在山间小路上，面对着老百姓充满了情趣和欢乐的劳动场面，沉重的心情变得轻松愉快起来。寨子沟会议一结束，大家按照分工，立刻分头行动。敌人的通缉令并未消除，村镇路口盘查极严。为了蒙骗敌人，马文瑞在出发时，剃了光头，又化装成小商人。 那天清早，六个人一道出了寨子沟村。大家在村子对面的高山梁上恋恋不舍地分了手，分作两拨儿走出几步远，都觉心中有些空落，扭回头，看见对方也正回头望着自己。彼此笑着挥挥手，这才上路。不用说，谁也明白，那苦笑中的挥别意味着什么，那是平安的祝福。征途上处处充满凶险，今日分别，明日很难说能否相见。 多数人朝西南，奔绥德、安定方向而去，张达志和高长久留在葭县，马文瑞单独朝东北，奔神府南区。起初，当马文瑞独自走在山间小路上时，周围是一片静寂。晨风轻摇着路边的蒿草和庄稼，阳光在沾满露珠的叶片上跳跃闪烁。无论人间发生多少悲剧，大自然总是这般安详恬适地以它特有的规律交替运转着，展示着自身的美。革命者所追求的，也许就是让苦难的人群挣脱奴役和压榨，尽情地享有这大自然所布施的恩惠和美好吧。这充满诗意和哲理意味的念头，很自然地涌现出来。他又一次感到自己使命的神圣。他突然很担心马明方过无定河时会遇凶险。这个叫怕而又过于现实的沉重的念头，破坏了心境，使他因山间独行而刚刚开始飞腾起来的思绪，忽然间沉重呆滞起来。也就在这时，听到了拦羊后生的酸曲。他顺着那山峁上发出的虽有些露骨，但却是真诚大胆的歌声，看到了阳坡上掏苦菜的那个俊俏的女子。也许是同龄人的关系，他自己也觉得脸颊有些发热。他突然想起了任志贞，觉得不远处那个掏苦菜女子健康瓷实的背影，很像性情泼辣爽直的志贞。想起她，那种近些日子一直折磨着他的不安又涌起在心头。“今后也许永远见不到她的来信了!”他的心灵，开始被一种很少出现的缠绵悱恻的惆怅折磨着。 一直沿着黄河西岸的山路朝北走，偶尔停下脚步，站在山巅，看得见山下黄河渡口上有持枪的白军在盘查过往行人。前面不远处，就是有名的白云山。山上庙宇鳞次栉比，高耸云端。白云山过去不远，就是葭县县城葭芦镇。这是一座真正的山城。古老结实的石头城池建造在黄河西岸的悬崖峭壁上。居高临下，岿然高耸，形势壮观险要。城东门外有一座建在孤岩陡壁上的庙宇。远远望着，像葭芦镇外的一只大香炉，孤立于黄河岸边，故名曰“香炉寺”。 马文瑞由香炉寺下经过，像所有往来的行人一样，深为山城的险要而惊叹不已。正对香炉寺的官道下面，是通往山西的渡口。凶神一样的白军，正吆喝着盘查过往行人。他下意识地伸手摸摸肩上的褡裢，里面带着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的文件。好在往前的路上，尚不见白军的哨卡。黄河流到葭县城这一段，绕了一个大弯。人走在这一段的山湾里，一边是壁立千仞的峭崖，一边是汹涌奔流的黄河水，前后便什么也望不见了。不料，当他刚一转过这段河湾，就见一队白军迎面开过来了，想回避已经不可能。敌人约有一个排，士兵背着枪步行，当官的腰里挂着木套盒子枪，骑在一头毛驴背上。那驴子显然是强拉过路脚夫的，驴后有一个年迈的脚夫，哭丧着脸步行跟在后面。既然躲避不及，也只好硬闯“鬼门关”了。两者相向走着，距离越来越近。身边的悬崖和黄河仿佛都不存在。空气也像突然之间凝固了一样紧绷绷的令人窒息。越来越响的队伍行进的脚步声，像擂鼓一样惊心动魄。马文瑞表面依然镇定自若地朝前走着，但心中却明白，这每走出一步，都像是朝着刀刃迈进。地狱的入口终于到了。当他同这支不知奉命开往何处搜捕所谓“共匪”的敌人擦肩而过时，就像步入了魔鬼群中。每一双凶恶的眼睛都狐疑地注意着他，注视着那藏有文件的褡裢。有一个瘦得像猴子一样的烟鬼兵，眼睛瞪得像牛卵子他盯着文瑞肩头的褡裢，分明是怀疑其中有银元。多亏瘦小的毛驴子被胖排长压得走不快，骑驴落在后面的排长最后同马文瑞照面时，只是用目光上下打量了他一下，便急忙吆喝着毛驴子赶路。走出好远了，马文瑞往后一看，见那骑驴的排长还扭头朝这边看。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刚才背着褡裢不慌不忙走过去的这个人，会是他们兴师动众通缉捉拿的“共党头子”——马文瑞!许多年之后，马文瑞回忆起这件事还说：“当时一慌，就完了。” 山根下的官道一直沿着黄河朝北。正值雷雨季节，说不清上游什么地方就会下一阵暴雨。浊黄的河水汹涌澎湃。河面上不时有赤身露体的艄公摆着桨橹唱着号子同风浪搏斗。木船从上游飞流直下，那压倒一切的气势动人心魄。岸边逆水拉船的纤夫，赤脚光背，被太阳晒焦了一样。低沉而压抑的嗨嗬声，更像由地心深处发出的怨恨和愤懑。这情形使他联想到自己投身革命的苦斗经历。从奔腾的大理河川，走到咆哮不息的黄河岸边，这七八年间，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激流险滩。好在信念不倒，行进的脚步并未停顿下来。 黄河在神府一带，较之下游的河面开阔，河水也较平静。渡口上航船骤然增加了许多。多数是两岸往来运送货物和旅人的，也有运煤和运皮货的木船停靠在岸边烧火做饭，准备一鼓作气冲过下游的险滩。上拉的船只也停下来，等待由陆路运来的货物装船。马文瑞这才发现，许多船工的妻儿老小也随之生活在船上。他们是把身家性命全都交给了木船和黄河，交给了命运。他看着那些蓬头垢面的船工婆姨用沉淀过的黄河水淘米煮饭。隐约有炊烟伴着米香随着一阵河风飘溢过来，他才意识到肚子饿了。碰巧有一只船上正开着饭，主人见有行路人，便招呼上船吃饭。这是陕北古朴民风的体现，在神府一带的黄河船夫中更甚。他们声言：“烟酒不分家，饭菜不分家”，意即谁碰上了，都可以享用。这大致算一种朴素而原始的共产主义思想。马文瑞也不客气，上去坐在船帮上，接过热情的女主人舀的一碗顶着炒山芋条儿的小米干饭吃着，听那精瘦乐观的男主人谈他们在黄河中行船的趣闻故事，随即打问：“此去盘塘镇还有多远?”那主人一听，反问道：“你找喷腾?”马文瑞忙说：“不，我找盘塘。”“对么，喷腾离这里也就二十来里。”他这才明白，当地人把盘塘念作“喷腾”，便觉十分好笑，同时意识到，在这一带工作，口音也得变一变。此后再问路，便也把盘塘读作“喷腾”。 这时候，由上游下来一艘重船。船上的白胡子老艄公，安详地把着舵，用高亢苍凉的嗓子，唱着那不知唱了多少代的古老豪迈的歌谣： 你知道天下黄河几十几道湾， 几十几座滩， 几十几个艄公把船摆? 我知道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 九十九座滩， 九十九个艄公把船摆……那精瘦乐观的主人，见马文瑞听得失了神，便不无自豪地把嘴里的烟锅在船帮上磕一磕，眯眼瞅着下游的远处说：“我们船工在黄河里行船，最怕的就是过湾渡滩。我们艄公的本事，也就在这湾里滩里才显出来。” 他的话，使文瑞理解了这首古老的歌谣何以如此豪迈，又何以如此一代又一代久唱不衰。原来其中饱含着船工的世代血泪和绝不向生活和大自然屈服低头的豪情。望着这些性情粗犷豪放的人们，马文瑞想道，在神府南区组建革命武装，苦大仇深的黄河船工，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傍晚时分，马文瑞风尘仆仆来到神府南区盘塘镇。按照接头暗号，在一家小杂货铺里，找到了王善吉。盘塘镇紧靠黄河畔，是个有几百户人家的较大的村镇。王善吉开的杂贷铺子很小，货架上空空荡荡没有多少货物。马文瑞坐在铺子里同他拉话，也没见有人来买货。这家很不起眼的生意冷落的杂货铺，其实是党的秘密联络站。陕北特委派人来工作，都是由王善吉负责接头，然后再介绍到区委。像许多党内联络员一样，王善吉是个性格内向、政治上很可靠的农民同志。他原先并不是商人，只是因为工作需要，才开个杂货铺子，掩护工作。他见了特委负责人马文瑞，自然很高兴，拉了一阵家常话，就锁了店门，领着他到五里路外的温家川去见乔钟灵。中共神府南区区委委员乔钟灵一见马文瑞便握着他的手说：“唉呀，可把你盼来了!”当晚就在乔钟灵家住下。第二天一大早，乔钟灵带着马文瑞去二十里路外的贺家川后面的贾家沟见了区委书记贾怀光。 贾怀光是个大个子，约有30多岁，外表给人的印象是很老成。他虽然识字不多，但人很精干，说话办事注重实际。贾家沟人都知道，他的父亲思想有些守旧，人很胆小。像所有老实本分的农民一样，他承继了世代顺民的家风，得知儿子“造反”、“闹红”，老汉坚决反对，劝说不过，又气愤不过，便举着棍满村追着打儿子，扬言要把他的“坏脑子”挖出来。贾怀光不顾父亲反对，革命信念坚定不移。当他在家中见到马文瑞时，“米脂事变”的消息已经传到神府一带。敌人公开枪杀六烈士的噩耗，在地方上引起了很大震惊。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土豪劣绅也更神气起来。敌人的血腥镇压，使处于白色恐怖下的人民心头又加上一层阴影，区委的同志们心中也很不安。马文瑞的到来，使大家感到心中有了主心骨。 当时，神府一带已有特委预先派来开展武装斗争的马万里、韩大杰、高家德等人。这三位见到马文瑞，都十分高兴。特别是马万里，他曾经同马文瑞一道去安定追赶过红一支队，深知马文瑞是一个很有决心和能耐的领导人。马文瑞奋不顾身、坚忍不拔的精神曾经使他深受感动。打那以后，他时常对党内同志讲：“你别看马文瑞文质彬彬，他对开展武装斗争可是毫不含糊。”韩大杰是崔田民同村的一个同志，个子高，生一双特别大的脚。马文瑞在绥德工作时就认识他，一见面，便亲热地唤着他的外号“韩大脚”。老韩憨厚地笑着，握着马文瑞的手说：“你一来，我们几个心里就踏实了。”大家正坐在炕上亲热地拉长问短，贾怀光已叫婆姨给大家每人打了一碗凉粉，放上油盐酱醋，芝麻辣子端了上来。大家也不客气，端起来就吃，心里却想，热情的区委书记是用最好的饭食来款待大家，更是为远道而来的中共陕北特委巡视员接风洗尘哩!马文瑞顶着烈日步行了几天，一路餐风饮露，也的确有些上火。陕北的荞面凉粉，是最适于败火的饭食。他低着头，不说话，一气儿吃了两大碗。当他端起第三碗时，才发现别人都已放下碗筷，一个个都笑眯眯地看他吃凉粉。正有些不大好意思，贾怀光早把那碗凉粉捧到他面前，说：“老马，你可不要学他们做假，我姓‘假’的可是真心实意给你们吃凉粉哩。”一句话，逗得大家直笑。 吃罢饭，贾怀光主持召开区委扩大会，听马文瑞传达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和葭县寨子沟特委紧急会议精神。当大家得知敌人杀害六位同志的消息属实后，都十分难过。贾怀光、贾怀智更悲痛万分。大革命时期，王兆卿曾在神木南乡积极开展建党工作，贾怀光、贾怀智两位，就是由他介绍入党的。他还主持成立了神木南乡第一个党小组。王兆卿是最早在陕北最北部的穷乡僻壤播下了革命火种的人。 马文瑞见大家沉默不语，便说：“敌人杀了我们六个人，欠下的血债，一定要加倍偿还。重要的是尽快拉起一支武装，同敌人展开真刀真枪的较量。先谈谈你们最近的工作情况。” 马万里说：“我们几个来到神府，感到开展工作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枪，眼下带人打了几户土豪，筹集了一笔款子，打算买几枝枪。”马文瑞说：“枪可以买，也可以想办法搞民团的枪。”“这个主意好，”贾怀光说。“怀智，你哥贾怀德带着民团，能不能想办法给咱弄几枝枪?”贾怀智开始面有难色，随后说：“等我找他试试看。我们虽是一母同胞，可走的不是一条路呀!”马文瑞说：“搞枪虽然当紧，依我看最重要的还是人。要有地方党组织的有力支持和配合，要有得力的军事指挥干部，还要争取发动群众，建立可靠的群众基础。这样，我们发展武装力最才有了前提条件。不然，掏钱买了枪，还可能被敌人夺走;拉起队伍来，也可能站不住脚。”听得马文瑞强调“人”的问题，贾怀光说：“听说王兆卿的弟弟王兆相从红26军回来了，还带了两个人。”乔钟灵说：“就是，住在后王家家里。他刚回来那天，我在路上碰见了，带有红26军的党组织关系介绍信。”马文瑞说：“那太好了，看来军事干部不用发愁了。”贾怀光又说：“说起人，还有一个，也是红26军南下失败后来的，这人叫李成兰，本是绥德人，他当红军在绥德名声太大，不好待，就来到咱这里。”“这些同志对咱们建立革命武装都很重要，”马文瑞说。“建立革命武装，首先要有军事骨干和强有力的军事指挥员。王兆相的情况我了解一点，他在红26军任过党的军支委员，又是警卫队长。我看拉起队伍，可以由他来指挥。”一直坐在炕角低头不语的高家德插话道：“就怕人家不愿干。你想，亲哥哥被杀了，本人又从南山死里逃生回来……”他后面的话咽回去了，但谁也听得出其中的意思。敌人枪杀六名共产党员的消息，把他吓得够呛。这个高家德，不久以后，就跑回家乡自首叛变了。在革命的阵营中，这种人最可耻，下场也是最可悲的。会后不久，马文瑞专程来到后王家村，见到了王兆相。两人在他家的土窑院里一见面，彼此心中就涌起一股难以自禁的悲痛，马文瑞看到眼前这位高个子方脸盘的王兆相，就想起了壮烈牺牲的王兆卿，过去交往中的许多细节一时都在脑海里浮现出来。王兆卿为人忠厚，也较有学识，文瑞和他很能谈得来。过去，常听王兆卿谈起自己的弟弟，知道兄弟两个感情最深。眼下哥哥牺牲了，可怎么对弟弟讲呢?他正为难着，却见王兆相把他让到土窑炕上，然后闭上门，满脸悲凄地小声对他说：“马文瑞同志，我知道你跟我哥哥好。我回来时，刚走到保安，就听说敌人在米脂杀了六名共产党员，有没有我哥哥?”文瑞被他突然提出的问题惊得目瞪口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见王兆相瞪圆眼睛，期盼着，同时在他脸上飞快地捕捉着什么。最后王兆相紧握着他的手松开了，几乎是哭诉着说：“你不要说……不说我也知道……我哥哥不在了!”说着瘫坐在炕棱上，痛苦地小声哽咽着。马文瑞不知该说什么，更不知道怎样才能使他得到安慰。他自己也还为失去亲密的战友悲痛万分。这时，却见王兆相用衣袖抹去泪水，打开一只小箱子，取出哥哥的照片、信函、文件和书刊，一样样翻出让文瑞看，说：“这些，是我哥哥留在家里的遗物。”文瑞捧着这些遗物，像又见到了兆卿一样亲切，心中像刀割一样难受。此刻，王兆相痛苦地哽咽着，目光呆望着窑门缝里透人的一束惨白的阳光，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哥哥小时候，体弱多病。父亲担心他受苦不行，盘塘镇有个教私塾的尚老先生，精通中医，就送他到盘塘念书、学医。我哥哥聪明好学，学习成绩很好，不久考入神木县高小。高小毕业后，1925年又考入绥师，在李子洲、王懋廷引导下，加入共青团……”王兆相在痛苦失神的情况下说出的这一段话，使马文瑞大为感动，便说：“你哥哥他们六个人，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没有屈服，在敌人的枪口下毫不畏惧，高喊革命口号，英勇就义。” 这时，忽听门外有人说话：“兆相，听说来客人啦?” 原来是王兆卿的父亲回来了。王兆相忙用衣袖擦了擦眼睛，一边很快收起兆卿的遗物，小声对马文瑞记：“我哥哥牺牲的事，先不要给我爸说。”文瑞会意地点点头，见王父已推门进来了。 “爸，这是和我哥哥一搭的马文瑞。” “噢，你来了，快宽宽坐下咱拉话。” 说着王父也上了炕，盘腿坐在马文瑞对面。文瑞这才看清，王父大约还不到50岁，由于是长年累月在山中受苦，看着已是个老年人了。他见到马文瑞那种发自内心的亲热，就像见到王兆卿一样。他把自己的烟锅装满烟，点着吸了一口，递给文瑞，眼瞅他吸着，就开始打探起儿子的消息来：“我们兆卿在外面不知怎样?听说米脂枪打了六个学生，我很操心。这一向了，黑里睡不安稳，老梦见他回来了。这下他没回来，他的相好同志倒来了。你来时，他也没给窑里捎句什么话?婆姨娃娃丢下，彻年不着家。” 马文瑞低头，拼命地抽着旱烟，把烟雾吐得满炕。王父的问话，对他就像万箭穿心。他不知道如何回答面前这位善良热情的老父亲的问话，更觉得对不住正在地下为自己做饭的兆卿的媳妇。看得出，她虽在低头擀面，却一心听着男人那里来的人跟公公拉谈些什么。那急促的擀面声，在他听来，就像是那年轻媳妇的一颗狂跳不安的心。他实在不忍心编造一段假话来蒙哄他们，只得大口大口地吸烟，企图用烟雾掩饰自己的痛苦表情，怀里紧紧地搂着兆卿3岁的儿子小黎明，忍不住眼里聚满了泪水。王兆相见状，一面递给他一块毛巾擦脸，一面接过他怀里的小黎明抢着替他回答说：“没有事，我哥哥到红26军去了。” 文瑞在兆相家吃罢饭，就相约一道回贾家沟。路上，马文瑞问：“王兆相同志，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 “我原本是回来找我哥哥的，早就听说他在军委负责，现在他不在了，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说着又伤心起来。 马文瑞说：“你回来得正好。特委决定在神府南区成立一支红军游击队，需要人指挥开展游击战争，你就留下来参加吧。” 王兆相沉思片刻，说：“好吧。我哥哥他们牺牲了，我一定要替他们报仇。党组织叫到哪就到哪。只是怕在神府南区的家里受连累。” 马文瑞说：“你可以改个名字，隐蔽活动。” “改名字?你说我改个什么名字?” “老大牺牲了，你就叫王二吧。” 王兆相一听，认真地点了点头。 两人一路说着话，来到贾怀光家里。 一见面，马文瑞就说：“老贾，我把王二同志给你们引来了，你看怎么样?” 贾怀光先是一愣，随即明白这“王二”指的就是王兆相，便说：“王二同志留下，我们热烈欢迎!” 从此，“王二”这个名字，在神府南区一带叫得很响。敌人只知道有个王二，并不知此人便是后王家王兆卿的弟弟王兆相。 六十年后，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的王兆相将军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还流露出感激的神情。他说：“马文瑞同志对我在神府搞游击队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信任我，是他给贾怀光同志说，叫我担任‘特务队’(即游击队)领导人的。” 贾家沟离贺家川二三里路，那里驻扎着反动民团。当晚，为防止贺家川的敌人发现，文瑞他们就转移到康家山。有两三天时间，文瑞和兆相住在一起，谈了许多问题。马文瑞详细地了解了红26军南下失败的情况。在此期间，马文瑞还见了由红26军回来的李成兰、温治恭等人，同他们分别谈了话，一起探讨了如何在神府山区开展游击战争问题，并特别强调要紧紧依靠地方党组织，深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同敌人斗争。 几天后，贾怀智终于在他哥哥那里搞到一枝八音子手枪，送到区委交给贾怀光。贾怀光当下来到康家山，把手枪和五发子弹交给马文瑞。值得一提的是，贾怀智以后又先后在山西为游击队搞过几批枪支弹药。1934年3月底，在山西临县白文镇盐务局买枪时，被事先埋伏的敌人抓去，严刑逼供，宁死不屈，高呼口号，英勇就义，时年仅28岁。 这天晚上，李成兰，温治恭二人走后，窑里只剩下马文瑞和王兆相了。乡村的夜晚是宁静的，但两个人的心里却很不平静。他们熄了灯，躺在炕上拉话。王兆相情不自禁地又讲起了自己的哥哥。他回忆了哥哥带着他参加红军的过程，谈他第一次见到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吴岱峰的情形，也谈了杜衡和高岗。他说杜衡个子很小，满口葭县话，这个人是先“左”后右。高岗是个老高大个子，脸色铁青，还生着满脸大麻子，发起脾气眼一瞪，很有几分杀气。 就在这天夜里，马文瑞决定将区委书记贾怀光交给自己的八音子手枪留给王兆相，希望他带着这枝枪，把神府游击队建立起来，把武装斗争开展起来。几十年后，王兆相回忆说：“那枝枪，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它随我参加了数不清的战斗，直到抗战期间我担任警备六团团长时，仍然带着那枝枪。每逢看到这枝枪，我就会想起党组织的信任和关怀。1935年，我的父亲被‘左’倾错误路线打成‘反革命’而误杀，我想不通，在家中料理完父亲的后事，想自杀。当我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时，突然想到了这枝枪的来历，想到了马文瑞同志把枪交给我时那种信任的目光和嘱托，便放下了枪，丢掉思想包袱，继续革命。” 此后不久，马文瑞到采林村、沙峁头一带活动，同地方党组织的同志见面，参加他们召集的党员会议，了解情况，传达特委指示。这次他到神府南区，工作近两个月时间，指导当地党组织组建起一支革命武装，开始叫“特务队”，以后改名为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三支队，由王兆相担任政委，李成兰任队长。游击队按照特委指示精神，紧紧依靠地方党组织，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这支部队一直没有失败，以后发展为红三团，又发展为红军独立师，团长、师长都是王兆相。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