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色精神及乡村振兴的实践调研报告——以茂名彭村与开平南楼为例的调研分析关敏仪罗常月麦高瑞吴航宇摘要：红色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当前中国社会对红色文化的解读已经发生了变化，更多的是展示共产党人的人性光辉，体现共产党人的人文关怀，背后更多的是弘扬民族精神。乡村振兴为人民谋得幸福，正体现了党的人文关怀和人民的团结奋斗精神。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走进乡村看新颜，了解乡村振兴。文章以茂名彭村为主要调研对象，通过实地、采访等形式完成本次调研。关键词：红色文化、共产党、乡村振兴一、 选题背景及意义（一）背景红色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励精图治，与时俱进。勇猛直前不断腾飞从建立到今天，中国共产党碰到了无数的风风雨雨，最终先烈们用自己的身躯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造就了今天不怕艰难困苦的精神，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我有感于革命先烈，在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的大义凛然和四死如归，正是他们的铮铮铁骨，钢铁精神，为我们树立了一面又一面不倒的旗帜。当前中国社会对红色文化的解读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说《亮剑》主题是展示公共产党人的人性光辉，体现共产党人的人文关怀，背后更多的是弘扬民族精神，而并非以往的弘扬一种平均主义的乌托邦。我们现在的红色文化，更不是文革时期的红色，而是包含了跟很多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人们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红色文化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但只能是当前中国社会多元文化中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单独依靠它支撑起我们现在，乃至未来的价值体系，我们现在是生活在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应该吸收世界文明的各种优秀价值。我们不能让红色文化来主导我们的价值体系，因为这本身就意味着排他性。我认为最好的做法是应该让它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员，在社会实践中接受检验，接受来自社会不同方面的充分批评与质疑。（二）意义回味历史展望明天，是历史的选择，让我们以新一代展现更美好的未来；是历史的选择让我们明白了新中国的光辉，所以我们要从我做起，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永远跟党走，将来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和民族的不断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红色文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精神文化和物质遗产，沧海桑田，时代在前进，生活在越变红色，优秀文化一直沉淀于历史，并展现出永恒的强大生命力，红色文化中的理想信念、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功用，与时俱进地适应着现代和谐文化的需要和发展，调查红色文化对传承红色文化，拓展和谐文化建设资源有着积极意义，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乡村振兴为人民谋得幸福，体现了党的人文关怀、人民的团结奋斗精神和科学的改革创新精神，是新时代红色文化的体现。抗日斗争中的爱国主义更是红色精神的体现，值得我们去弘扬并传承。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当前广东省红色文化的现状和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这些红色文化，我们对家乡的村落的红色文化现状进行了实践调查。 三、关于红色文化及乡村振兴发展的建议（一）红色文化的价值红色文化是一种重要资源，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其中，物质资源表现为遗物、遗址等革命历史遗存与纪念场所；非物质资源表现为包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红色革命精神。我认为红色文化不是红色和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将中国历史文化中红色寓意与社会历史实践的思想有机的整合；红色文化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地选择、融化、重组、整合中外优秀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特定文化精神和文化形态。它蛰伏于近代，形成于“五四”以后，成熟和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主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先进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传承、丰富与发展。从社会实践效应看，红色文化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理想和信仰拼搏奋斗。从社会实践效应看，红色文化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理想和信仰拼搏奋斗。（二）红色精神的价值历史很公正，顺潮流者生，逆潮流者死，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使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是什么促使中国共产党取得最终胜利？是什么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奋进不息？答案毫无疑问是：“红色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历史中，形成了很多可歌可泣的“红色精神”。如“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的井冈山精神，“不怕艰难险恶”的长征精神，“改变作风、提高素质”的延安精神，“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北大荒精神，“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西柏坡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攀科学高峰”的两弹一星精神······可以说，红色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象征，是激发中国共产党人对理想和信念执着追求的力量之源，是中国共产党得到人民拥护的根本原因。虽然，红色精神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但无论时光如何变化，人们对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是一致的，燃烧的激情和火热的理想、英雄主义和勇于奉献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在讲求竞争和理性的现代社会，或许人们的内心世界里更加渴望激情。从这个意义上，红色精神完全可以具有跨越时代的精神品质，完全可以成为新时代的价值走向，完全可以具有普世价值的光芒。以人为本是千年不变的基本价值，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催人奋发的红色精神肯定是中国价值观的组成部分之一。开平南楼是“中国侨联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红色旅游”的亮丽景点。南楼七烈士，这些革命先烈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才换取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他们的革命精神可歌可泣，永垂不朽！让开平南楼依托古镇的旅游资源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宣传红色精神，可以达到感召、凝聚和净化人心的目的。而乡村振兴战略，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然选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能更好地发挥旅游业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生态文明、资源整合、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三农”地位的总判断，既有“重中之重”地位的再强调，又有“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的新定调。（三）结合红色文化下的乡村振兴发展的建议对于乡村振兴、产业的转型来说，开发旅游资源是比较有效的一种途径。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国家“三农”政策的扶持下，我国乡村旅游也应运而生。它是我国现代农业经济发展与旅游业紧密结合而产生的新型旅游经济，是将乡村生活、生产和生态环境三者融为一体进行开发的一种新的旅游形式，具有乡村性、地方性、民族性、休闲性、参与性等特性，主要有森林公园、度假区(村)、休闲农场、民俗文化村等开发模式。乡村旅游因其广阔的市场前景，良好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受到各地政府和城乡居民的普遍欢迎，成为推动农村农业现代化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城乡和谐建设的有效途径。乡村建设发展要深入贯彻“绿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乡村干部不能贪功冒进，要因地制宜、标本兼治。农民要明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念，爱护环境，敬畏自然。在本次调研中，我们走访调研了充满历史色彩的开平南楼和不一般的彭村。在这些村落里，我们发现各个村子都有自己的发展方案。开平南楼有着浓郁的红色精神，通过宣扬英雄事迹、弘扬名族精神来逐步发展成当代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吸引更多年轻人前来瞻仰和学习。彭村有着自己独有的彭村精神，全村人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来发展自己的村落。各村不同的发展道路都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让乡村本土人文得以对外传播，进行更高层次的文化交流。我们认为新媒体的推介宣传是乡村文化输出的捷径，可以十分快速的提高知名度。相比于繁华的城市，文化氛围、历史积淀更加浓厚的乡村更需利用科技飞速发展带来的便利来传播自身的文化魅力，利用多媒体和旅游发展宣传红色文化。当今时代，国家越来越重视乡村的发展与振兴。政府也制订了一系列与当地状况相结合的措施和方案。乡村的产业、生态、乡风、治安等各方面也相继呈现出一幅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同时，当今也是新媒体的时代，新媒体的兴起创造了乡村发展的更多可能性，带动了人们关于了解和探访乡村的浓厚兴趣，更好地带动旅游业等新兴产业，为乡村振兴发展助一臂之力。四、小结红色文化既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更是推进伟大事业的动力之源。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要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优势，拓展乡村旅游文化建设的视野，发挥红色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助推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
第19章：马文瑞觉得，组织饥民开展大规模斗争时机已经成熟，应当尽快行动，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 共青团绥德县委机关，秘密驻设在城外十里铺小学校里。马文瑞参加了中共陕北特委第一次扩大会后，回到十里铺，立即召集会议，向团县委委员和各区团的负责人传达会议精神。他在会上明确提出四个工作口号：一是打倒帝国主义，赶侵略者出中国；二是打倒军阀(指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等老军阀和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等新军阀)；三是打倒贪官污吏(指地方反动政府的官僚们)；四是打倒土豪劣绅(主要指农村中的地主、恶棍)。要求各地依照这四个口号来秘密开展工作，引导群众斗争。这些大革命高潮来临时曾经高呼过的口号，今天重新提出，意义却是大不相同了，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几句空泛的革命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纲领。 那些日子里，文瑞很兴奋，他感到党的六大解决了许多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包括那次在铁茄坪同崔田民讨论过的问题。他坚信有党的六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的指引，革命事业必定会健康发展，取得胜利。他为自己能遇上这样一个大变革的年代而备感庆幸，对今后的工作充满了信心。 当时，绥师已经复课。团县委其他两位同志，组织委员周自岐的公开身分是绥师学生；宣传委员李树春毕业于绥德高小，先留校教书，大革命时期曾赴西安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被捕，同杨明轩、习仲勋一道坐过牢。他们两个同马文瑞年龄相当，但对团县委书记打心眼里尊重。文瑞平时在工作中所表现出的谨言慎行和周密稳健，令人信服。加之他表里如一的谦虚态度和一贯尊重他人意见的民主作风，使团县委真正形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领导集体。团县委机关虽设在十里铺，他们也经常进绥德城活动。在敌人警备森严的绥德城里，白天大家分头出去工作，晚上时常在南关一户姓李的小商贩家里开碰头会，文瑞有时就住在这户人家。眼睛有残疾的李老汉，在绥德高小当校役。李老汉的儿子和儿媳，是老实巴交的小本买卖人。遇上大灾荒年，没什么好卖的，就每天早起蒸几笼馍馍到街市上叫卖。他两口并不在党，也不过问政治，只是好客，是一位同志的远门亲戚。好长一段时间他们的家实际上成了党团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站。这一对夫妇，像许多同情革命的群众一样，时间一长，也知道来的都是些什么人，但都假装不明白，端茶递水，照门望风，默默地掩护着住在他们家里的“客人”。几十年后，马文瑞还时常怀念这两位对革命有过实际贡献的群众。他们为革命做过好事，却并不认为自己有功。马文瑞认为像李家夫妇这样的无名英雄，永远不能忘记他们。 有时候，开完碰头会时间太晚，他们就一同挤在李老汉家客房的炕上休息。大家和衣躺下来时，总有一种兴奋得睡不着的感觉。年轻人在一起，常常有许多令人发笑的话要说。每当大家说着那些与“女人”有关的笑话时，马文瑞就显得格格不入。他在黑暗中默默地躺着，不说话，也不笑，好像局外人一样，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的这种情绪，往往影响到另外两个人，屋里有时会陷入沉默。打破这种沉默的人，却是马文瑞。他突然说：“咱们有幸遇上了一个伟大的革命时代，应该珍惜它，努力开创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业绩。”讲着这句话时，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激情。让人觉得，他丝毫也不是以党的县委常委和团县委书记的身分居高临下地教导别人，而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很深沉、很有分量的告诫自己的箴言。“咱们都是经历过大革命失败，经受了白色恐怖考验的，没有什么困难能够吓倒咱们。”他的两个助手，很喜欢听平时不苟言笑的他偶然讲出的这样的话来，就像一块露出海面的礁石，下面淹没着的是思想的山峰。在两个助手眼里，马文瑞就是这样一个很有城府的人。从外表看，他更像一个农民出身的革命者，因为他的身上很少有“学生派”的孤傲清高和锋芒外露。相处一久，人们又发现他是一个很喜欢读书和思考问题的人，这又是一些文化较低的工农同志往往不具备的。读书和思考不断地开阔着他的视野，而开阔的政治视野，使他时常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眼前的事物和手边的工作，往往是整个时局的发展变化。有时候，年轻的同志们在一起发生了意见分歧，辩得面红耳赤时，马文瑞却不说话，只是认真地听。辩论的双方，都希望他能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支持自己，但他却从来不这样做，往往要等到事后，等到激烈的争论风平浪静之后，这才经过深思熟虑，令人信服地评说是非，讲出自己的看法和结论。在人们印象中，他不是没有原则的人，而是比较讲究方法和策略。也许正因为这些个性特征，才使得他从一开始担任领导工作，就能在自己的周围形成团结和睦的气氛。年轻的共青团县委书记逐渐在大家心目中树立了威信。中共绥德县委书记白乐亭认为他是一个很得力的助手。连续两年的大旱，终于酿成了陕西历史上的大灾荒、大饥馑，1929年(民国18年)春季，素以粮仓著称的陕西关中地区，开始饿死人了，陕北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穷人吃光了树叶草根，啃光了树皮，青黄不接的春二三月，光秃秃的山野里，再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了。体弱的老人和孩子首先开始水肿，随即便倒地死去。开始，人们还在就近的山坡上挖坑掩埋饿死者的尸体。到后来，死的人太多，死尸便到处曝横着，成了饿狼和野狗的食物。卖儿卖女成风。不断地有人吃人的传闻，人们听了已经不觉得那么可怕。尚还存有一口气儿的，便开始逃荒。绥德一带的老百姓，有的朝东边逃，挣扎着想过黄河到山西去。有的往西走西口，想逃到宁夏去。于是在黄土飞扬的官道上，整天都能看到川流不息的难民。许多人走着走着，一头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了。后面走过来的，嫌他(或她)横在道中误事，便合力把死人拖到路边去。沿途随处都能见到死人，惨不忍睹。 这天，马文瑞到义合镇去巡视工作。路遇一家人，男的骨瘦如柴，光脑袋，眼球深陷进眼眶子里，远远看着像一副骷髅。他咬牙挑着两只筐子，一头是口锅，另一头是两个面黄肌瘦的娃娃。婆姨拄根棍子跟在后面，蓬头垢面，奄奄一息。见他们走来，马文瑞闪到路边，眼看着这一家人慢慢踩着黄尘随着逃难的人群朝前挨去，心想，这一家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 身为共产党人，眼看着民众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马文瑞心急如焚。他心想，陕北虽遇大旱，但并不是没有粮食，大量的粮食在地主的粮仓里存着，如绥德的安景荣、柳砚琛、王文卿，榆林的高宗山、王汉屏、李正斋，米脂杨家沟的马家，还有各县的中小地主，手里都有粮食。这些家伙，每一户存粮都在几十石或百石以上，哪一户的存粮也够一个村子的穷人吃一年。这些黑心狼，在灾荒年月，他们不但不发放一粒粮食赈济饥民，反而利用灾荒，想出许多办法趁火打劫，发家暴富。那些大地主往往借名“筹赈”以自肥。中小地主则乘机贵卖粮食，贱买土地，跃上大地主的阶层。农民对他们恨之入骨，但又无可奈何。文瑞觉得，组织饥民开展大规模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当尽快行动起来，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把饥民心中的反抗烈火点燃起来，同地主和官僚斗争。 此前不久，中共绥德县委改组，这给马文瑞的工作带来了新的考验。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原县委书记白乐亭调米脂县工作，宣传委员赵通儒调清涧县工作，绥德县委由周发源接任县委书记。冯启明、胡永华分别为组织、宣传委员，马文瑞继续担任县委常委兼团县委书记。 马文瑞找周发源汇报情况，建议县委尽快组织饥民斗争。周发源听后，慢慢地喝了一口茶水，打着官腔说：“此举事关重大，得向特委请示，要慎重对待。”火烧眉毛的事情，便这样搁下来了。 周发源这个人，与白乐亭相比，文化程度、领导水平和党性原则都大大不及。他出身商人家庭，虽念了些书，又在大革命时期入了党，但他的人生观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他的头脑里装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词句，但灵魂仍然还被金钱利欲迷惑着。他担任县委书记后，首先向组织提议以个人名义在绥德城里开办一家商店，说是便于掩护身分，开展秘密工作。为办这个商店，不少党团员捐了款。商店办起来，周发源摇身一变，穿起金团花的长袍马褂，戴着银丝眼镜，成了阔气体面的字号大掌柜。他整天点头哈腰，拱手作揖，肥吃海喝，忙于生意应酬，县委的工作反倒丢在一边顾不得过问了。这个周发源，开始由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个浑身散发着铜臭气味的买卖人。 马文瑞和县委的几名委员，起初都还以为他是为了工作在“演戏”。过了一些日子，才看出他对工作不闻不问，只是一个心眼儿做生意赚钱。马文瑞自从向县委提出组织饥民斗争的建议，立等周发源请示特委后召集会议研究部署。他认为，此举完全符合党的六大精神，也是现实斗争的迫切需要，特委没有任何理由不采纳。但等来等去，总没有下文。他坐卧不安地等了几天，实在耐不住，就又去催问，才知周发源到山西太原做生意去了。一贯很尊重上级领导的马文瑞，对这个毫不关心民众疾苦的周发源很不满意。胡永华、冯启明两位，对县委书记的做法也很不满。他俩一见马文瑞，就发泄开不满情绪来。“出来进去找他的，尽是些生意买卖人。他除了和这些人打交道，就是隔三见五跑太原进洋货，哪有时间搞工作。”胡永华话刚落地，冯启明也说：“他这人，哪里像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完全是商人嘛。”马文瑞望着他俩，没有说什么，心想对县委书记有意见，最好找他当面谈，或在党内会议上提出来，便说：“我去找他谈谈。” 于是，马文瑞再次去找周发源。这回还好，他刚由太原跑生意回来，满脸得意之色，显然是又赚了一笔大钱。两人来到柜台后面的套间屋里，这原本是预备党内接头或临时召开会议的地方，眼下实际上完全成了周老板和各地商客洽谈生意的场所。马文瑞进去后，见有一个商人模样的人，坐在太师椅上慢条斯理地抽着水烟，见马文瑞进来，只是略微点了点头。周发源说：“黄掌柜，对不起了，你先上街里串一阵子，我们谈桩买卖。”那个黄掌柜不大乐意地答应着出去了。马文瑞本来一路上告诫自己要心平气和地谈，一见他竟然把一个商人也招揽到套间住下了，一下子来了火，便问：“这个人是谁?”“一位生意场上的朋友，山西太原城里的有钱主儿。”马文瑞一听更来了火气，毫不留情地说：“周发源同志，咱们是闹革命哩，不是做生意的！”周发源听得，有些吃惊，眼睛透过银丝眼镜的上沿，打量着面前这个年轻人。他简直不相信这样严厉的话竟是这个平时性情温和的下级说出来的。窘迫之中，周发源恼羞成怒，强词夺理地说：“你说我不是闹革命，我难道是反革命吗?” 马文瑞针锋相对地说：“我看你这是不务正业，利令智昏！”周发源一听急了：“你这是拿大帽子压人！谁不务正业来?谁不务正业来?” 他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完全是一副商人的神气。 马文瑞说：“组织饥民斗争的事，你向特委请示过吗?！特委是怎么答复的?！你为什么迟迟不召集会议研究部署?！”马文瑞越说越气愤，一句连一句地质问，呛得周发源哑口无言。“你整天忙着做生意，三天两头跑山西进货。你身为县委书记，不下去巡视工作，不召集会议听取汇报，不布置检查工作，这难道还不是不务正业吗?”周发源听得满脸通红，无言以对，只得支吾着说：“你……你……你眼里还有没有组织领导?我问你，是你领导我，还是我领导你?！” 马文瑞一看，他毫无接受意见的诚意，便说：“我提的意见对不对，仅供领导参考。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尽快考虑一下组织开展饥民斗争的建议。”说完便退了出来。走到路上，才感到自己的两只手心冰凉。 那天夜里，马文瑞躺在李家客房的炕上，久久难以入睡。他很痛苦，为自己遇上这样一位不负责任又不讲道理的领导而深感痛苦，更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饥民焦虑不安。他的眼前不断地浮现着黄尘飞扬的官道上那逃难的人群，那个皮包骨头的骷髅般的男人和面黄肌瘦的奄奄一息的婆姨、娃娃……他再也躺不住了，连夜找到胡永华商量对策。胡永华也认为这样等待下去不行。马文瑞说：“粮食有的是，都在地主的仓窑里。我们不能等周发源‘请示’、‘研究’了，这么等下去，穷人都饿死完了！我们干脆先动手组织饥民‘吃大户’，‘要义仓粮’，开展小范围的斗争。”胡永华当即表示同意。 此后，他们就分头下去，同当地党团组织一道组织发动小范围的饥民斗争。绥德城周围饿卧路旁的饥民成群结伙到城里的地主王文卿家去要吃，结果地主“开恩”，给每人打发一个糜子窝窝，饥民便感激得痛哭流涕。南区铁茄坪党团支部领导六十二村群众，开展了要义仓的斗争，每户只给半升黑豆了结。随后他们又鼓动城郊农民利用祈雨，抬着龙王楼子拥进县衙，迫使县长答应开仓济灾。经过一番努力，马文瑞看出，这些小打小闹的办法，非但解决不了广大饥民的根本困难，还给地主老财和贪官污吏造成一个伪装慈悲蒙骗群众的机会。他觉得这种“吃大户”，“要义仓粮”的斗争方式还太原始，对地主阶级和统治者形不成打击，也无助于民众阶级觉悟的觉醒。于是他又和胡永华、冯启明二位商量，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具有政治意义的饥民斗争。斗争的矛头，不仅要对准恶霸地主，还要对准国民党反动政府，要公开提出向政府索要救济粮、救济款的口号。县委书记周发源不积极行动，他们就打算以党县委和团县委的名义，联合行动。当时，绥德四师学生中仍有许多党团员，可作为这次斗争的一个重要力量。马文瑞便进到绥师秘密串联。绥师校长是本城有名的大地主柳砚琛。正巧，这家伙的独生儿子暴死，他整天闷闷不乐，很少到学校来，门卫就有些松懈。文瑞常常乘着天黑溜进学校开展工作。他很快同李光白、白树勋、白寿康、党永亮、吴居第、徐步岳等党团员取得联系。恰在这时，共青团陕北特委负责人李文芳也来绥德帮助工作。由于许多活动要在晚上开展，他俩索性都住在学生宿舍，挤在周自岐、徐步岳的床上过夜。活动了几天，引起了反动学生的注意。有个走狗把情况报告了反动校长。这天晚上，他们正在一孔宿舍窑里召集团员开会，放风的同学突然跑进门说：“快，反动校长来了！”他俩出门一看，见柳砚琛带领一帮人提着马灯直奔学生宿舍来了。情况很紧急，怎么办呢?好在学校的厨师同情革命，平时与马文瑞有过接触。他便带着李文芳急忙躲进不远处的灶房里。不料人家又寻迹追到灶房。柳砚琛说话结巴，一见他俩，更是气急败坏，厉声喝道：“你……你……你们是干啥的?”李文芳有些慌，回头看了一眼马文瑞。马文瑞不慌不忙地舀起一瓢凉水喝着，喝完放下舀勺才说：”我们是三民二中的学生，来绥师准备插班考试，正温习功课哩。”反动校长半信半疑地瞪着一对三楞子眼，瞅瞅马文瑞，又瞅瞅李文芳，问道：“你……也是温课的?” “嗯，也是。” “这个……这个……我这里没有你们这些学生，谁叫你们在这里捣乱！快……快走！” 两人一听，赶忙就走，出了校门，一看后边没人，拔腿便跑，一口气儿跑到南关李家的蒸馍铺子里。特委书记杨国栋正好也在，两人报告了情况。杨国栋也觉得情况复杂，便商定先到十里铺躲一躲。三人随即出了绥德城。杨国栋本不愿离开绥德城，但迫于情况吃紧只得闷着头走路。走到五里店时，杨国栋突然心血来潮，由腰间掏出手枪，要打枪玩耍。马文瑞急忙制止道：“不能开枪，说不定敌人正满城搜捕我们哩。”杨国栋才把枪收了起来。马文瑞心想，这种人怎么能担任特委书记呢?三人住在十里铺一户群众家里。文瑞将组织饥民开展斗争的设想向杨国栋汇报了。杨国栋不很感兴趣，也没有制止。斗争的准备工作，仍在积极地进行着。 不久，在榆林红石峡召开了中共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会上决定，撤销杨国栋的特委书记职务，选举刘志丹为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并让他暂代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第18章：白乐亭说：“文瑞，这是陕北特委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委会，各地代表都要来，一定不能出差错” 春、夏、秋三季又没有落雨。1928年的冬季在酷旱中来临。干燥的寒流由遥远的西伯利亚进入毛乌素大漠，然后漫卷着尘沙，无情地袭裹了丘陵起伏的陕北高原。连年大旱的山川越发枯黄憔悴。一道道几乎干涸的河流，在严寒中变得僵瘦。四野看不到一点儿生机，酷旱和严冬似乎杀死了一切，原野上所有的活物仿佛已经消失。其实，在这一派萧条里，依然潜伏着生命。正如农民的心中永远怀着春天的希望一样，草叶枯萎了，草根还活着；柳叶飘落了，柳枝的包皮下照样涌动着绿色汁液；河流冻结了，坚冰下面照例流动着活水。 在这样的日子里，那些穿着破衣烂衫面有饥色的贫苦农民，大都蜷伏在自己的土窑热炕上，凭借肠胃中有限的一点糠菜糊糊，哼着酸曲，说着古朝，拉谈最多的却是饥民造反和共产党“闹红”的故事。“秋里庄稼又没收，苛捐杂税还跟蝗虫一样凶。绥德四十里铺方圆几十里内的上千农民，拥进顾家杂税局抗税，人们砸了招牌，赶跑了爪牙，杂税局被迫废除了。”“嘿，安塞洛河川闹腾得更凶。几千人提上锅，成群结队前往县政府抗粮抗捐。闹腾了半个月，人还拥着不退。县长没办法，减免了粮款捐税。那阵势可危险哩！”“十月里，榆林、镇川五六百饥民，到财主家分粮‘吃大户’，那可解馋哩！” 干旱、洪涝、冰雹、严寒、兵荒、匪劫、酷吏、苛政，一切的祸乱与灾荒反复磨难着的千疮百孔的土地，一代代在天灾人祸中挣扎着繁衍生息的苦难的人民，在无数次的斗争失败之后，再一次为摆脱苦难的命运而奋起抗争。 隆冬的日子里，马文瑞和他的同志们，整天奔走于山间小路上，走村串户，拥挤在那些穿烂袄子、挽羊肚子毛巾的贫雇农中间，传播着各县饥民斗争的消息，秘密策划着新的、更大的斗争。 元旦过后，马文瑞回到县委所在的李银家沟，向白乐亭汇报工作。乐亭正在伏案疾书，那是在起草“土地革命”宣传提纲，一抬头看见文瑞，便停下来和他交谈……文瑞谈了各区党团组织的现状，谈了各区的灾情和农民的情绪。白乐亭听得很认真，还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然后往小本子上记着。他说，这些第一手的调查材料很重要，对于制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针很有帮助。 快过春节了，马文瑞仍然带领团县委的几个同志坚持在各区开展工作。这天，家里捎来话说，祖父病得厉害，怕是抗不过年关，想见他一面。马文瑞急忙赶回马家阳湾。刚看过祖父，就见张家岔柳家小店的柳老二(党的地下交通员)进沟来说：“我们店里来了个人，说是你的朋友，想见你。”马文瑞明白是怎么回事，当下告别了重病卧炕的祖父和愁苦不安的兄嫂，随柳老二来到柳家客店。进门一看，炕上坐着一圈人拉话，除了杨国栋、冯文江，白乐亭外，还有一个满口葭县话的人，约有30多岁，五短身材，戴副近视眼镜，过去从未见过。那人见了他，却好像早就相识一样，问：“你就是马文瑞吧，想不到还这么年轻。”文瑞正纳闷，白乐亭说：“文瑞，你大概还不认识，这就是省委书记杜衡。” 马文瑞上前一步同杜衡握了握手。杜衡胖胖的脸上，显出很热情的样子，用葭县话说：“马文瑞同志，听说特委的那些重要文件，是你从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转移出来的，这可是你的一大功劳。那些文件，比我杜衡本人当紧得多，要是落入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他的话说得让人听得出是在故意夸张，弄得马文瑞不知如何应对才好。 “上炕坐，上炕坐。”杜衡说着，转移了话题，又跟大家高谈阔论起别的问题来。 第一次见面，马文瑞觉得这个杜衡说话有点过于卖弄才情，给人有些华而不实的印象。但是，当这个念头在头脑中一闪，他便警觉地告诫自己，不能私下毫无根据地对一个党的领导者产生不好的看法。于是他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尽量表现出认真他谈话的样子，尽量从内心深处表现出一种下级对上级的尊重。杨国栋明显表现出对杜衡推崇备至，不断地为他的“精彩议论”拍手叫好。冯文江与白乐亭两人一直很少插话，只是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由嘴角儿浮现出一丝笑意。杜衡东拉西扯地谈得正起劲儿，白乐亭对杨国栋说：“文瑞来了，是不是先把筹备会的事说一下?”杨国栋不以为然地说：“筹备特委扩大会，这事简单，敲锣卖糖，各管一行(项)。我负责全盘，文江负责文件材料，你负责安全保卫，联络接待事宜，按咱商定的，由马文瑞负责。” 马文瑞听了，才知道要自己来的目的：召开特委扩大会，要自己负责联络接待。马文瑞心里很高兴，心想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自己，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一定要努力完成任务。 他正暗自思忖，却听白乐亭小声而亲切地对自己说：“文瑞，这次会议是咱陕北特委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委扩大会，各地的代表都要来，联络接待任务很重要，一定不能出任何差错。你下来和柳家兄弟商量一下，先把住的地方安排好，千万要注意保密。” 马文瑞很认真地点了点头。1929年1月的一天。绥德西川大理河畔张家岔。这个小山村同以往一样的安静。冬日的阳光照耀在村子里。鸡在土坡粪堆上觅食，狗在柴垛上卧着打盹，阳圪里照例坐着几个翻起裤腰捉虱子的光棍老汉，做碾磨的婆姨女子们围着腰裙簸着簸箕，沟湾河坝上，几个猴娃娃在冰滩上打滑擦，不停地传来欢乐的嬉笑声。这个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像以往的每一天一样运转着，老百姓不知道村里会有什么异样的事情发生。白日一天无事。到了后晌，太阳背过去了，河沟里漫起了寒气。阳圪里的老汉们系好裤腰带站起来准备回家时，却见沟岔那边急急忙忙走进来几个人。说是行路人?也不背铺盖卷卷。人们解不开来些什么人。眼看那些人被引进了柳家客店的石板房里，随后又进来几个。老人们正疑惑，柴垛上的狗发现了生人，警觉地站起来叫了两声。柳老二便高声斥责道：“死狗，来几个歇店的客人，你叫唤甚哩！”狗便不再叫，老汉们也就知趣地回家去了。 “歇店的”人中，有一位个头不高却格外精干的人，他留着念书人的偏分头，背着个挎包，走到沟岔上，马文瑞才认出是刘澜涛。老同学久别重逢，却又不好拉话，只是用眼睛相互瞅瞅，会心地点头笑笑，就算行过了见面礼。马文瑞知道，“米脂学潮”后，刘澜涛被派往三边，担任团工委书记。半年多不见，塞上的风沙吹黑了他的脸，使他显得更加沉稳成熟。两人见了面亲热地拉着手，虽没说话，文瑞由他的眼神中看出，刘澜涛仍然还是那么富有活力，浑身上下充满了青年人的激情。 当天晚上，就在柳家客店的石板平房中，中共陕北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召开了。柳二刚给油灯添过油，长长的新棉捻儿燃烧着，金色的光焰照着每一个人的脸，像映着一尊尊铜铸的塑像。会场上没有会标，也没有张贴红绿标语，只是在一盘大炕上，放了一只小炕桌。桌上蹲着盏马灯。杜衡、杨国栋、冯文江、白乐亭等人坐在桌旁，其余的人都围坐在炕上。许多人都是远道跋涉而来，虽是风尘仆仆，但精神格外饱满。会场上的气氛庄严而肃穆。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几十年后，这个小村子因为召开过这次会议而被载入史册。 会前有一段小插曲，特别值得一提。掌灯时分，各地的代表陆续到齐了。负责联络接待的马文瑞挨个清点着参加会议的人：杜衡、杨国栋、冯文江、白乐亭、赵通儒、刘澜涛、常立德，有米脂代表窦增荣、绥德代表周发源、延安代表李馥华、安定代表孙兰馥，就缺谢子长还没到。大家只好坐下来等。负责接待联络的马文瑞很着急，他担心发生什么意外。他和柳老二在院子照了一阵儿，没有。又走到沟岔上去迎接。等了好一阵儿，黑暗中才见河对岸隐隐约约走过来一个人。他欣喜地迎到河畔去接。那人急匆匆走过冰滩时，嗵地摔了一跤，爬起来拍了拍衣服自言自语说：“日他娘，心急偏偏遇冰滩！”马文瑞一听，满口安定口音，心想一定是谢子长，便急忙上前。见那人敏捷精干，头上戴顶毡帽，穿着长棉袍子，肩上背个褡裢，一副商人打扮，便问：“走路的歇店不?”“是柳家客店吗?”马文瑞一听，知道来人就是谢子长，赶忙上前握住他的手，说：“是老谢吗?”“就是。”“路上不好走吧?”谢子长也很激动，一边随马文瑞疾走，一边小声说：“我路生，白日又不敢走。擦黑出了吴家岔，先寻到冯家渠冯文江家里，才又转到这里来的。”两人说着话，手牵着手在黑暗中走着。微弱的星光下，面前的小路隐约闪着亮光，像一条绳子，朝村子里延伸过去。黑暗中，马文瑞觉得谢子长很和蔼，说话像农民一样亲切朴实，叫你看不出他是个耍枪杆子的军人。 “同志，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马文瑞。” “噢，你就是马文瑞。我听冯文江说过，想不到能在这里见面。” 谢子长闹革命的传说，马文瑞先前已经听说了不少。在他的印象中，谢子长是一条硬汉子，是陕北很有名的了不起的人物。今天见到他，心中格外高兴。两人说着话，匆匆赶往会场。代理特委书记杨国栋正要宣布开会时，马文瑞领着谢子长进了门。平时傲气十足的杨国栋一见谢子长，连鞋也没顾得穿，就跳下炕来，拉着谢子长的手，显出格外尊重亲热的样子，嘴里还说：“安定老乡，可把你老兄等来了。没你老兄，咱们这窑里就显得空巴巴的。”谢子长并不认真理会他的话，却对着众人很抱歉地点一点头说：“实在对不起，我迟到了。” 白乐亭指着自己身边说：“老谢，你来得刚好，坐在我这里吧。”他们是清涧暴动中经历过枪林弹雨的生死战友，自然显得格外亲近。谢子长上炕坐下了，见马文瑞还立在地下，忙在身边挪出个空位子，招手把他让到了自己身边。在灯光下面，马文瑞发现这个精瘦干练的人，目光是那样的温暖而亲切，言谈举止间，有一种令人愿意和他亲近的魅力。杜衡对于谢子长的态度，不冷也不热，叫人觉得有些居高临下。 杨国栋宣布开会。首先由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传达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和中共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 房门紧闭着，屋里充满了老旱烟燃烧的烟雾。不时地有人咳嗽一两声。马文瑞听得很认真。他平时读书看文件，养成了一种好习惯，很快就能把一大段文字的要点抓住，把重点和必须用心记住的东西归纳出来。这种习惯，使他在讲话和写文章时，很自然地形成了简洁明了的风格。此刻，他觉得杜衡的传达报告，长篇大论不说，还有些胡拉被子乱扯毡，让人听了半天也不得要领，人为的加盐加醋太多，反而淹没了重要的内容。但他还是克制自己，认真听下去，因为杜衡所传达的会议精神实在太重要。他从那长篇大论中，记住了这么几点重要的东西：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提出了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提出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进而转入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组织游击队，创建红军)；并围绕这些任务，制定了“十大纲领”。马文瑞觉得，六大的路线，很符合陕北目前的斗争实际。接下来，冯文江代表特委作“工作报告”。他讲得条理很清晰，和杜衡形成了明显对照。他说：“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形势严峻，党的各级组织遭破坏。中共陕北特委建立以来，我们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在省委正确领导下，恢复了陕北各级党团组织，发动工农民众，坚持秘密斗争，巩固了学校阵地，开展了兵运工作。截至目前，陕北特委下辖绥德、米脂、府谷、榆林、清涧、葭县六个县委，安定、延安和延长三个区委，安边、定边、靖边等地也都建立了党团工委，直属特委领导。‘米脂事件’后，特委虽受打击，但组织仍然存在。同志们的工作情绪并不低落，各地党团组织都有较大发展。全区党团员由不足一千，迅速发展到三四千人……” 冯文江的报告内容很实在，大家听得都很认真，每个人脸上都显出兴奋。唯独杜衡和杨国栋在交头接耳地拉话，杨国栋显出很焦急的样子，像是对省委书记反复辩解着什么问题。谢子长拿着一个椿树根削的小烟袋锅，一边慢慢抽着烟，一边很仔细地听着。自己抽完一锅，就再装一锅，很友好地递给身边的一个同志抽。那个同志抽完了又递给别人抽。于是老谢那个小小的、看着很不起眼的烟袋锅，便不停地在人们中间旅行着，把一种同志间的亲切和温暖，传递给每一个人，把一种战友间的关怀和照顾暗示给每一个人。烟锅传到马文瑞跟前，他也不客气，装起烟，点着了抽起来，觉得那旱烟格外香。在特委扩大会上，谢子长的小烟锅，把一种兄弟般的亲切气氛传播到大家心里。 “绥德党团县委的工作尤为出色。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酷的情况下，全县党团组织健全，党团员发展到五六百人，其中工农出身的同志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特委的报告中，肯定了绥德党团工作，马文瑞心里很高兴。几个月来的工作证明，自己没有辜负党组织的期望。 “这一时期的工作，我们党的活动虽然由公开转入地下，但同志们工作热情并没有降低，敌人逼迫我们找到了一种最有效的工作方式。在农村中，在农民群众中，在那个敌人的封锁和统治无法实现的自由广阔的天地里，我们共产党人，找到了用武之地。今后，我们将依照党的六大提出的正确路线和方针，进一步深入民众，争取民众，积蓄力量，准备条件，等待时机进行苏维埃运动，以更加积极努力的工作，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冯文江用一段很有激情的话，结束了报告。他的声音不高，但格外铿锵有力。那些富有激情的言词，鼓舞着每一个同志。 会议还要求分派党团员到白军中去，争取武装力量，为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必要的准备。这一条，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参加过清涧起义和渭华暴动的谢子长，针对这一条发表了意见。 会议讨论时，大家对中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杨国栋不遵守纪律，生活腐化，粗暴武断以及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等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帮助，并决定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在选举时，依照省委书记杜衡的提议，大家还是勉强同意他担任特委书记。 绥德张家岔会议，在陕北革命屡遭挫折的情况下，使大家明确了当前革命斗争的策略和任务，使同志们在实际斗争中有了正确的方向，增强了坚持秘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会后，中共陕北特委机关秘密迁往榆林城。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第17章：那一夜，在崔田夫家那孔破烂的窑洞里，马文瑞同闻讯前来串门儿的穷苦农民一直拉谈到深夜 铁茄坪村，绕川而行，距离绥德城约四五十里路，是无定河上下川里一个较大的村庄。村里近百户人家，多数姓崔。无定河在这一带河床平缓，两岸淤积了不少平坦的川地，但绝大多数川地都属于几户财主。穷人多为佃农和长工。因此，村中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同是姓崔，也分为财主和穷人，姓崔的穷人照样得给姓崔的财主揽工。譬如财主崔正强、崔田武，他们雇的长工，多数也姓崔。这铁的事实，把村子里的阶级阵线分得很清。后来“闹红”了，村子里的人又分成“红”、“白”两派。红派跟着共产党，白派跟着国民党，势不两立，你死我活。这是后话。崔田民(崔逢吉)家在村里属于自耕农。有几亩川地，还有十几亩山地。家口大，劳力也较充足，风调雨顺的年份，打的粮食还能维持生计。若遇灾荒年景，就免不了勒紧裤带，吃糠咽菜了。文瑞进了村，看到深秋时节了，富人家的娃娃都穿着新衣衫新鞋袜，穷人家娃娃却还赤脚露体。这种鲜明对比，就像村中社会状况的一个缩影。他一路看一路想着，朝村办小学校走去。崔田民同马文瑞年龄相当，也是自小念书，平日一副严肃认真、文质彬彬的样子，言谈举止，同他的户家哥哥崔田夫形成很明显的对照。1921年，绥德城内文庙东院创办了一所民众小学，后改称平民小学，专门招收贫寒子弟入学。1928年崔田民由文庙学校(绥德高小)毕业，回村办起这所小学。办学其实是掩护身分，他此时已是共青团绥德县南区区委书记，并在铁茄坪村秘密组建了第十个团支部。教员刘汉武是共产党员。文瑞找到仅有三孔石窑的铁茄坪小学时，学生已经放学。崔田民正在学校同刘汉武交谈。团县委书记的到来，使他俩喜出望外。田民是个急性子，一见文瑞没顾得寒暄便说：“蒋介石叛变革命，井岳秀动手‘清党’，地主老财们在乡里又猖狂起来了。我们村里的地主老财放账赊粮，打骂长工，欺压穷人，有的甚至伙同土匪掳女人、绑票。而咱们见天只能偷偷摸摸开会，暗地里搞宣传，这顶甚哩！闹革命，闹革命，再这么闹下去，相信我们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文瑞听得，沉吟片刻，态度严肃地说：“崔田民同志，你谈的这个现象很普遍，也的确是个问题。不论反动派多么猖狂，我看还是得想办法把穷人组织起来，坚决同他们斗。我在来时的路上遇见崔田夫，从他和他的长工伙伴身上，看到了一种可贵的斗争力量。这力量就像是地壳中的烈火，虽然眼下还埋得很深，但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连年的旱灾和地主老财的猖狂，他们对于穷人更加深重的剥削压迫，我看正是这种地火爆发的一种外部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团组织要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加巧妙地坚持斗争，不能只停留于开会、做宣传，要更加扎实地深入民众，通过实实在在的工作，把农民群众中潜伏着的反抗烈火点燃起来，把分散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崔田民听得兴奋了，站起来在窑地上来回走着，说：“文瑞，咱们的想法完全一样！党团工作转入地下，隐蔽活动，并不是说不要工作，不要斗争呀！”文瑞点点头继续说：“去年是个灾荒年，今年又是个灾荒年。我刚才还想，表面看起来灾荒带给穷人的是苦难，带给富人的是发家致富的机会，但是也要看到，穷人忍耐苦难也是有限度的，当他们被生活逼迫得无路可走，就会起来反抗，‘地火’就会冲破地壳，喷射出烈焰，把这个黑暗的、不合理的社会烧毁。我们党团工作，主要就是要搞好组织引导；譬如组织饥民同有钱人斗争，向他们要粮食吃，要衣服穿。等到春荒时节，饥荒闹起来，我们还可以组织更大规模的斗争，给反动军阀政府、贪官污吏们一点颜色看看。”崔田民听得有些激动，用右拳狠狠砸了一下左掌，压低嗓门说：“你想的这事，咱这里好办。随后我和文运、文宪(田夫)他们私下再商议一下。咱们这一带有义仓，里面有许多存粮，到时候可以组织群众上义仓要粮，逐步扩大斗争。”文瑞说：“我看这个想法很好。只是按照上级精神，要尽量努力把农民自发性质的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让农民在斗争中提高阶级觉悟，加强团结，使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受到打击和破坏。”崔田民点头同意。文瑞问：“哎，你方才提到的文运是谁?”“你是说崔文运?他是田夫的亲哥哥，也在党，革命精神像田夫一样坚定，只是比田夫说话办事更稳当。他们弟兄俩都很可靠……”两人正说着，就听门外有人喊道：“窑里有人没?咋黑灯瞎火价?”他们这才注意到，光顾了说话，天已经快黑了。崔田民急忙把灯点上。崔田夫已经推门进来。他身后紧随着一个人，看样子老成持重，进了门，很有礼貌地朝马文瑞点一点头。崔田民说：“这就是崔文运。”文瑞起身同他握了握手。文运显然对握手这样的新式礼节还不大习惯，双手捧着文瑞的手，像作揖打躬一样地摇了几摇。崔田夫在一旁打趣说：“人家我哥那礼数可是土洋结合哩。”逗得大家都笑了。窑里气氛顿时热闹起来。大家拉了一阵话，天就完全黑下来了。崔田民说：“走，都上我窑里吃饭，走。”崔田夫忙拦住说：“哎，兄弟，你这又成马后炮啦，你嫂子早把香喷喷的酸菜麻汤饭给咱马书记做好啦，这才打发我请人来啦。你有那份儿心思，赶明日绥德街上割上二斤肥猪肉，再请人家不迟。”崔田民说：“猪肉咱割不起，黄米干饭炒洋芋条条明早起管饱！”大家说笑着离开学校，一路来到崔田夫家里。这是一孔老祖上传下来的碎石头石窑。窑壁早年裹的泥皮全脱光了，露出的石碴子被柴烟熏得乌黑。眼下窑里点着油灯。马文瑞走进门，见崔田夫婆姨背上背着娃娃，正在灶前忙活。一见客人进门，她忙说：“咋上炕去。咋看我们家脏成什么啦。”文瑞答应着，就要脱鞋上炕。崔田夫把他推一把说：“脱什么哩，你看不见咱炕上穷得连张席子也没铺，上炕跟坐在地下一样，不用脱鞋。”文瑞只得连鞋上了炕。大家围着一张炕桌坐定。文瑞这才借着灯光打量起这窑里的陈设来。他吃惊地发现，这个长工汉的家里真是一贫如洗。便沉默着，心里很有些难过。崔田夫看出了他的心思，故意轻松地说：“你照，咱这可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除了这三个娃娃，一个老婆，再就什么也没了。咱不革命怕慆哩些！”崔田夫家婆姨性情也很开朗，她听丈夫嘴里又带出了粗话，便说：“见来个人，你那二圪梁劲气又上来啦！”田夫假装生气说：“你解开什么，我们内部拉话，你不要插嘴。”婆姨并不相让，说：“你能解开，咋连个字也不识?”田夫急了眼，说：“谁说我不识字?不识字我当校长哩?二娃，你把爸爸的写字本本拿来，叫你叔们看。” 文瑞这才听田民介绍道，崔田夫眼下果真自告奋勇地担任着本村小学校的校长哩。 二娃把父亲的写字本本不知从什么地方翻了出来，文瑞好奇地接在手中。这是一个用粗麻纸钉的小本子。他一页一页地翻看上面歪歪扭扭地写满了字，像刚学写字的小学生写的一样：“共产主义”，“闹革命”，“穷人翻身”，“分土地打土豪”……看得出，这些字写得很认真，也很费劲。他能想象得出，那双握了几十年锄柄镢把的长工汉的手，捏着那一截细细的铅笔，像掮着一口袋粮食一样沉重而吃力。每一笔，每一划，都显得那样艰难。然而也看得出，写下这些字的人，他是怀着多么远大的志向呀！文瑞一页一页地翻看着。他渐渐觉得，那歪歪扭扭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农民同志的革命激情。当他偶尔抬起头时，发现那双平时好像总是在笑的长工汉的眼睛，正一本正经地瞅着自己的脸，那认真的神情就像一个刚刚报名念书的学生娃娃，眼巴巴瞅着先生批阅自己的作业。文瑞被这目光深深地打动了，心想面前这位长工，他该是一个多么忠诚可爱的同志呀。革命要是有了千千万万这样的好同志，何愁不能取得成功！崔田夫见文瑞看完了自己写的字，便不好意思地问：“你……你看咋的个相嘛?”文瑞说：“写得好，将来革命公开啦，你都可以写标语，搞宣传啦。”田夫一听，一双眼睛立即恢复原先的笑意，朝着做饭的婆姨说：“哎，我说三娃他妈，你可听见了没?这马文瑞可是个文筒子，人家都说我好字眼，你瞎字不识个婆姨，还敢说我不识字！”众人听得都笑起来。他的婆姨说：“哎，人家给你脸面面，就卷起高帽帽各自戴上啦。”田夫也不计较，忙着对文瑞说：“这些都是田民的功劳，他让我一天至少要认一个字。我这脑子不争气，认下的字爱忘，夜黑里刚认下，今早起见了，看着面熟熟的，就是叫不起名字。”他的话，把灶火圪做饭的婆姨和炕圪里的两个大娃娃全都逗笑了。田夫瞪起眼窝对两个娃娃说：“你巫们笑什么哩?操心跟上你田民叔叔学认字。不要像老子这号，记起识字就迟了。”那一夜，在崔田夫家那孔破烂的窑洞里，马文瑞同闻讯前来串门儿的穷苦农民一直拉谈到深夜。在那充满旱烟味和汗腥气的热烈气氛中，他了解着他们的疾苦，体察着他们的处境，也从他们身上感受着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力量。这种力量，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也启发他思考着革命深入发展的道路。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第16章：崔田夫小声说：“文瑞，我常听田民念叨你，说你岁数不大，文化高，胆头大，办事稳当……” 井岳秀的反共干将姜梅生，得知米脂抓到了杜衡、焦维炽两名共党头目，同时搜出陕北各地党团组织“名单”(有姓无名)，如获至宝，立即迫不及待地亲自押送榆林城，请井岳秀亲审过目。他原以为井大人一高兴，必定下令重赏。一路上，心中难免有些踌躇满志。不料，井岳秀听了汇报，竟然无动于衷，只是随便问了问二人的情况，又拿起那份有姓无名的所谓党团“名单”，草草溜了几眼，便置之一旁，还一反常态地说：“几个学生娃们，赤手空拳，真要造起反来，也扬不起多大黄尘，更抵不住一枪一炮。”听他这么说，周围人一个个大眼直瞪小眼，连一贯自以为了解井大人的姜团长，也大惑不解。旁人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井岳秀说了那句令左右费解的话，就心事重重地在砖地上踱来踱去。老半晌儿，突然停下来，问姜梅生：“姜团长，你知道当前我们的心腹之患是什么?”姜梅生不假思索地回答道：“陕北各县潜伏下来的共党分子。”“错错错。好我的姜老弟，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我认为‘剿共’容易，‘敬神’难呀！”“敬神?”“对呀，老弟，冯玉祥、宋哲元这两尊神不好敬呀！”真正是好鼓不要重槌敲，只须点到即可。姜梅生一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早就听到西安方面有可靠消息说，共产党策划的渭华暴动被平息后，陕西政局暂趋稳定，冯玉祥、宋哲元便想利用这个有利形势将长期掌握在井岳秀手中的陕北的财、政、军等大权收归省上统管起来。这意味着井岳秀的“土皇上”气数快要尽了。想到此，姜梅生意识到问题严重，立即闪烁其词道：“依愚弟之见，冯、宋二位将军，对师座您还是格外器重……”“唉，人心莫测呀。古人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已经拿定主意通电下野。军队的事情嘛，我打算交由高双成代理。你们今后要好自为之呀！”姜梅生原本怀着领赏的动机乘兴而来，听得井岳秀垂头丧气一席话，不仅大扫其兴，而且顿生兔死狐悲、前程未卜之虑，哪里还有心思追究什么“共党案”。井岳秀本人更是无心过问此事，只叫他的政治处秘书王圣域代其办理。他万万没料想到，随他多年的乡党王圣域，竟然也是共产党员。王圣域立即找打入井部搞兵运的共产党员马云泽一道商议。结果，两人做样子到各地走了一遭，乘机将“名单”烧毁，以防更多的同志被捕。在此期间，中共陕北特委也通过各种途径多方营救。等到井岳秀放了杜、焦二人，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不仅在于敌人的强大，更在于革命阵营内部的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在于某些革命者自身的不坚定和不成熟，在于那些不称职的领导人天真幼稚所致的右倾投降主义、“左”倾盲动主义、主观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悲观主义、骄傲自满、流寇思想等等，举不胜举。这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幼稚综合征”，往往加大了革命前进道路的曲折，使斗争屡遭失败，损失极大。伟大的中国革命，正是在同凶顽的敌人和自身的不成熟的困苦相搏中，一步步地艰难前行。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历史，也不例外。“中秋节事变”之后，中共陕北特委机关即由米脂县城迁往清涧折家坪、老君殿一带隐蔽开展工作。杜衡、焦维炽获释不久，中共陕西省委遭敌破坏。省委主要负责人潘自力、李子洲被捕入狱。杜衡奉调回西安代理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一职。临行之前，他指定特委军事委员杨国栋代理特委书记。杨国栋是陕北安定人，长得人高马大，黄埔军校毕业，和刘志丹是先后同学。他出身富裕家庭，自小没吃过苦，养成了大手大脚的阔少作风，好穿长袍，时常下馆子吃喝，有时上路还雇坐驾窝子，加之性情暴躁，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甚至动手打人。他在同志中间威信不高，但同杜衡倒是很能谈得来，故得器重。杨国栋代理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后，尾巴翘得更高，谁也不放在眼里。有一次，特委机关同志在一起争论问题，一句话不顺耳，杨国栋便野蛮地操起炕炉子上的火盖打人。他还时常说刘志丹军事上如何无能，言外之意，无非暗示他自己能行。同志们对杨国栋的作风很有意见。大家认为，靠这样一个人，怎么能担负起革命的领导工作呢?这么一来，特委工作中又潜伏着新的危机。马文瑞担任共青团绥德县委书记兼中共绥德县委常委后，布置完机关的日常事务，就背着挎包下各区、村开展工作。正值陕北秋高气爽的九月天，离开森严可怖的绥德城，来到乡间，行走在阳光照耀着的羊肠小道上，大胆地呼吸着新鲜自由的空气，他感觉到了一种精神解放的滋味。农村的天地是多么广阔呀，革命就应该到这样的天地中闹腾。自从十年前结束拦羊生涯走进学堂，已经好久没像今天这样轻松愉快地走在山间小路上了。每个人，特别是那些有思想有个性的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志趣和爱好。文瑞喜欢安静，常常独自一个人带着一本书找个僻静地方去读，但他更喜欢在空无一人的山间旷野小路上行走。顶着蓝天白云，望着连绵起伏的群山，他的思想便会沸腾起来。平时积存在脑子里面的种种想不分明的问题都会闪现出来。走在黄土山路上思索某一个问题，这对于年轻的团县委书记，是一种别人很难体会得来的精神享受。当他思考着一个问题时，脑子里有时会出现两个互不相让的辩论者。此刻，他考虑的是如何在白色恐怖下，更积极有效地带领党员、团员同敌人展开斗争，如何才能真正做到“积极有效”?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又是他一时还想不清楚的问题。这或许应该由陕北特委负责人来考虑，但他觉得这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由工作在基层的同志考虑更现实。于是他头脑中的“两个人”便争论起来。争辩的结果，后者占了上风。他还是认为，作为党团组织的基层负责人，不能只限于埋头做眼前的具体工作而忽视斗争的方向和策略。一个清醒的革命者，应当对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有自己清醒的认识。经历了“解散绥师”和米脂“中秋节事变”以后，马文瑞深深感到，在敌人实行反革命白色恐怖情况下，把工作重点由城镇转入农村的工作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文瑞意识到，这个起初只是被敌人逼迫出来的“方针”，其意义却是极为深远的。工作重点转入农村，许多优秀学生党团员离开学校深入到农村，同民众打成一片，在农民中间发展党团员，建立完善党团组织，这便使得革命工作由过去的浮在表面，深入到了民众中间。他记起了大表兄冯文江关于“白草”的议论。他认为工作重点转入农村，这是革命工作的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正是收秋的季节。由于天旱，庄稼长得很矮小，耐旱的糜谷、黑豆，也刚能把地皮盖住。他走到一道山梁上，远远看得见无定河弯弯曲曲无声地躺在那里。他寻思着，翻过这座梁，就是要去的铁茄坪村。前面坡上，有几个农民割谷子。其中有人用嘶哑的嗓子吼喊着唱一首现编的山曲儿。那歌声起起伏伏地回荡在山间，苍凉而凄婉： 九月里九重阳，唉呀收呀收秋忙；谷穗穗那个糜穗儿，摊呀摊上场；掌柜的开口笑，长工好惶；“打的粮食都归你，我们饿断肠！”掌柜开言道：“穷富命注定，谁叫你们是‘苦命’，心强命不强。”“放你巫狗臭屁，没有老子们受死苦，饿断你驴板肠！” 曲子唱到后边，渐渐变得高亢有力，充满了幽默风趣和掩饰不住的愤怒。什么人编的这么好的歌谣?文瑞被这首歌完全吸引住了。他感到这首《收秋歌》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反抗意识，比仅仅诉说苦难的《揽工人儿难》深刻得多。于是情不自禁地离开山路，朝谷子地里走去。这时，先前那个光着膀子唱曲儿的人，正手搭凉棚朝这边张望，显然是看见来了一个人，随即用他那嘶哑的嗓子吼道：“噢——来的是谁个?”“过路的。”“有什么事哩?”“没事，就想听你唱歌。”一搭干活的人全都笑了。说话中，马文瑞已经来到劳作的人们中间。大伙都停下来，好奇地打量他。见他穿着农民一样的蓝土布衣裤，剃着光头，只是衣服洗得干净，肩头背着个学生娃们用的挎包。那个唱曲儿的人便细眯着眼睛上下打量着他问：“小兄弟，你哪去呀?”“铁茄坪去呀。”“找谁哩?”“找……走亲戚去呀。”文瑞话到嘴边又改了口。“嗯，解开啦。”那人自信地说。“该不是找我们户家兄弟?”“你兄弟是谁?”“崔田民嘛。”“那，你就是崔田夫?”“嗨呀，直叫你这个人说对咧！你是?”“我是马文瑞。”“唉，我头一眼看见你，就猜想怕是田民常念叨起的那个马文瑞！”两人意外巧遇，如同老熟人相逢，当下亲热地拉着手，相互打量着。马文瑞发现自己面前这个憨厚淳朴的受苦汉，性情乐观幽默，很有个性。他大约还不到30岁，脸上黑胡麻碴，显得要比实际年龄老面得多。像陕北许许多多老实巴交的受苦农民一样，他的脸上布满深刻僵硬的皱纹，浓缩着劳作的艰辛和生活磨难的印痕。给你的印象，他似乎总是在笑。只是当他不咧开嘴憨厚地笑着的那一小会儿，他的面部表情便将固执和坚毅的神情暗示给你。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总是那么强烈，使你一见到他，就觉得他是那种不时地用笑声冲淡忧郁和苦痛的人，是那种在人生的艰难困苦中绝少唉声叹气的乐观主义者。然而他的形体与精神又仿佛是毫无必然联系，截然分开的。他戴着那顶破了边的草帽，立在那里就像一尊粗糙的泥塑。长期的重体力劳动，塑造了他一个长工畸形的体格：腰腿坚硬变曲，手脚关节硕大，脖颈、胸脯、臂膀和鼓凸着青筋的小腿，每一处平时暴露在阳光下的棕色的异常发达的肌肤，都令人感到聚合着劳作的激情和力量。这是长时间在山野里躬耕，在山道上负重前行的典型的陕北农民的体格，是一个长年累月为生存而挣扎的受苦人的标准形象。马文瑞仔细地打量着自己面前这位庄稼汉，心想“田夫”这个名字，对于他实在太确切了。当他直立行走时，他就像一座普通的山峁，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的一切压迫磨难、风霜雨雪；当他终于躺下了，就像一掬黄土消失在连绵的群山中，把有限的生命，融入永恒。这难道就是一个陕北农民生活的全部意义和唯一归宿吗?文瑞很动情地想到这些，突然意识到自己小知识分子的思想有些过于悲观。面前这位“田夫”，他的精神世界，已经挣脱了传统观念的羁绊，他要努力地改变农民悲惨的命运，他的心灵已经觉醒。他方才扯圆了嗓门，纵情吼喊出的一曲《收秋歌》足以证明，他已经看清了，在土地背后，有一张贪婪的血盆大口，那便是财主量粮食的斗。他已经意识到，穷人的汗水，不是渗进了土地，而是流进了财主的钱柜和粮仓。这种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觉悟，以及势必产生的反抗意识，使他变成一个觉醒的农民。虽然眼下在长工汉眼里，他还是一个同样穷得丁当响的长工头，但他已经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方才唱的歌，是他自己编的。别以为他是在逗狂发牢骚，他是巧妙地揭露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罪恶，宣传革命的道理呢。马文瑞深情地打量着崔田夫，田夫小声说：“文瑞，我常听田民念叨你，说你岁数不大，文化高，胆头大，办事稳当……”两个人说着话，走到地畔上坐下来。文瑞有些不好意思地打断他的话说：“你的情况我也早听说了，咱陕北大革命前后加入党组织的农民党员，就你们绥德县有几位，有李仰勋，有丁精业，还有霍维德，还有你。事实证明，你们都很坚定。你们受的剥削压迫深重，虽说不识字，可比我们学生党团员的革命性强。”崔田夫说：“我看‘学生派’，也分几等几样。有的那巫纯粹是投机分子，墙头草，蒋介石一反革命，他们就转了向。还有些胆小鬼，一听见敌人拉枪栓子，就调转尻子逃跑了。再一号，就是你和田民们，死心塌地，坚决革命！听说米脂出事后，你吆个驴驴进城给特委取文件，走到城门口，敌人盘问，你装成哑巴，只摇头不说话，把巫井大人的兵哄得晕头转向。我就爱你这种人，说革命就革命！你就是套上三头牛两匹马，也休想把老爷扯回头。你把老爷脑割了，老爷也不说话！”田夫说着，动了感情，先前压得很低的嗓音，几乎变成了高喉咙大嗓门，惹得山洼里割谷子的其他三个长工扭头直瞅他。其中一个说：“你们听，崔老二又说开他‘闹红’那一套套了。”文瑞很喜欢这个爽直而坚定的农民党员。他虽然不识字，讲不出多少深刻的革命道理，但他的阶级觉悟不低，对党和革命事业怀着毋庸置疑的赤胆忠心。“哎——敢问过路的先生一句吗?”一个老实巴交的红脸长工远远地喊道。“他是谁?”文瑞小声问。田夫说：“揽工汉崔国祯嘛，瞎字不识的粗人，今儿倒文文雅雅。”文瑞说：“你有什么话，尽管说。”“我们打头的(指崔田夫)常给我们说，跟上共产党闹革命，穷人翻身，分土地，这都是真的吗?”“你信不信?”文瑞故意反问。“我们都说他瞎说哩，世上哪有那号价事?他还硬说，‘你们不信，等着看！’”文瑞说：“他说的全是真话。”“真话?！”长工们听得都很吃惊。“我们还当他好逗笑，又是逗笑哩些。”田夫生气说：“唉，这号当紧事，谁和你们逗笑哩些！你叫人家说，看我崔老二说的是实是虚。”还没等文瑞开口，一个长工故意抢着说：“怕是鸡蛋碰碌碡，自寻倒霉哩！”田夫急了眼，说：“你巫们不要瞎嚷，鸡蛋碰碌碡咋啦？至少碰他驴日一身黄水水。碰家多了，渗也把它驴日渗倒灶啦！”逗得长工们哄笑起来。文瑞也禁不住嘿嘿地笑了。田夫却不笑，生气地提起自己的烂袄子，趿拉起两只没屁股鞋，就要随文瑞回村里去。文瑞把他挡住了，又对长工们说：“你们打头的讲的对着哩。常言道，不怕筷子细，就怕心不齐。人心齐，泰山移！”随即又把话岔开说：“今年可旱得不轻呀。”“可旱日塌咧！”田夫说。“你照那谷子，长得一慆高，穗穗刚吐出来，有壳壳没颗颗，割回去也只能喂牲灵。”“那，人吃什么呀?”“吃什么?吃风屁嗑！”文瑞的心情随之沉重起来。穷人没饭吃，财主照样逼租讨账，井大人还要收税征款，这日子可怎过呀?“他巫的，天灾人怨，官逼民反！到时候没吃的，就都到财主窑里要饭吃！有他狗们吃的，就有咱穷人吃的。”文瑞一路走着，耳边还老响着田夫临了说的这句话。连续两年的大旱，给贫苦农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给财主带来了发家的机会。闹灾荒的结果，必然是农民破产卖地，财主放粮买地。土地将更多更快地集中于少数大地主手中，许多自耕农迅速沦为雇农。这种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上的变化，必将进一步激化农村阶级矛盾，但也把反抗的火种播进了千家万户农民的心中。他仿佛感到，有一团看不见的地火正在地下运行。总有一天，这无形的地火会喷涌而出。文瑞预料到，来年四五月间，青黄不接时，穷苦农民与财主的矛盾冲突，会变得异常激烈，这对于革命来讲，或许是一种求之不得的机遇。他想着，感觉自己胸中有一股激情涌起来，迈步走在山路上，感到格外急切。有一种斗争的紧迫感，压迫着他，脚步开始变得坚实沉重起来。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第15章：白乐亭与马文瑞见面后，伸手摸摸炕是冰的，又揭开锅盖见里面还剩些干苦菜和黑豆钱钱 1928年8月间，马文瑞担任了共青团绥德县西区区委书记。有一天，文瑞兴冲冲地来到绥德城，准备到团县委汇报请示工作。离开绥德半年多了，城里发生了很大变化。城门口布了岗哨，来往行人都要搜身检查。城墙上，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伴随着枪刺的寒光，格外刺眼。平日繁华热闹的街市，变得冷冷清清。许多店铺关闭了，有开业的，也只是胆颤心惊地开启一两扇铺板，刚能挤进一个人去。街上不时地就有全副武装巡逻的兵士列队走过。几十双皮鞋踏在石板街上，发出的声音，像警笛一样，令人不寒而栗。街上行人很少。连野狗都知趣地夹着尾巴躲在角落里，轻易不敢露头。整个绥德城就好像是井岳秀的一座兵营。不时地就见有人被五花大绑着从街上押过去。按照井岳秀的命令，绥德要在“清党剿共”中给全陕北做出样子。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共产党闹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心区变成他井岳秀反革命的屠场。目睹这一切，文瑞心情很沉重。他躲躲闪闪，好不容易找到秘密接头的地点，却没见到要找的人。团县委机关也许已经转移了吧。他只得返回西区，暂时独立开展工作。绥德西区，包括苗家坪、周家一带，是他熟悉的地方。农村中，有许多青年都认识他这个当年的高小学生领袖。在“黄云”肆虐的日子里，能回到故乡一带工作，他感到很亲切，也很欣慰。这一次，人们见到的马文瑞，外貌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剃了光头，穿起农民的衣裤鞋袜，说话时也完全是一副受苦人的腔调。白天他悄悄躲在堡垒户的草窑或猫在山野庄稼地里同团支书们研究工作；夜里就在光棍汉或长工住的有一股子汗腥味的窑炕上召集团员开会。别人开完了会，都各自回家睡了，他还兴致勃勃，毫无倦意，便借着豆粒大的油灯光，读一阵子《共产党宣言》。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他不知读过多少遍。他觉得，在革命遭受挫折、斗争处于低潮的时候，读这本书，就像暗夜里走山路，眼前便亮起了一盏灯，心中便不孤独，总能产生一种巨大的自信力。就这样，他整天忙着一个村子接着一个村子地下去开展工作。令他烦恼的是，有些团员政治觉悟太低，有的人组织上入了团，思想上其实还是一个落后保守的农民。有时，他同他们开会谈心，说了老半天地主阶级如何剥削农民的道理，人家听着突然冒出一句话：“唉，受穷受苦，只怪咱命不好，不能怨人家财主。咱揭不开锅时，还得求告人家接济哩。”“这倒也是。”那位的论调竟然还有人附和。团区委书记听了，气得脸通红，一时不知该怎么开导他们。还有的团员，敌人一来，干脆自首。对这样的人，文瑞按照团章办事，坚决主张把他们清除出团组织。这么开除了一些人后，西区团组织的人数当时看着少了，但成分纯洁了，后来又培养、吸收一些优秀青年农民入团……文瑞在没有上级组织的指导下坚持独立工作。较短时间内，绥德西区的团组织得到了巩固发展，引起了中共绥德县委的重视。一天，马文瑞来到中共绥德县委所在的李银家沟。他听说上级新派来一位很有学问的县委书记，叫白乐亭，公开身分是村平民小学的教书先生。白乐亭又名白明善，文瑞早就听说过他的丰富的革命经历。他是绥师首届毕业生。在校期间，就担任进步刊物《陕北青年》主编。1924年加入共青团，来年转为共产党员。他在绥德地区的木工、泥瓦工和其他手工业工人中搞过工人运动。后来去上海大学学习，一年后又被党组织派往广州黄埔军校工作。回陕后曾在冯玉祥部队搞过兵运，前不久参加了清涧暴动。白乐亭的到来，使马文瑞很受鼓舞，在独立开展工作的这一段日子里，他心中有许多话要向党组织讲。眼下，这位端庄清瘦的县委书记正亲切地微笑着站在自己面前。他目光炯炯，让人觉得仿佛可以洞察一切，穿透一切似的。面对这位比自己年长10多岁的上级，文瑞开始还有些拘谨。但是就在两人见面握手的那一瞬间，文瑞突然意识到，自己遇到的这位上级是那样地可亲近而又可信赖。十多天之后，当他们再次在文瑞所住的村子见面时，他们已经完全变成了相互熟悉的同志和忘年之交的朋友。这一回，是白乐亭专程来了解西区党团工作情况的。“文瑞同志，”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县委书记总是这么亲切地称呼年轻的团区委书记。“十多天不见，你好像瘦了，但是更英俊了。我听说咱陕北的苦菜和小米汤是一种高级补品。你大概一天两顿吃的都是这东西，都快吃成标准‘绥德汉’了。”白乐亭说着自己先笑了。文瑞也风趣地反唇相讥道：“我看你大概也是见天吃那东西吧。”白乐亭听得，笑着说：“唉呀，你言语不多，话可老结实哩。”文瑞忍不住也笑了。土窑洞里充满了欢乐温暖的气氛。文瑞这才发现，十多天不见，白乐亭自己倒是瘦了许多。头发显得更长，两颊有些塌陷，眼圈发暗，显然是因为长时间睡眠不足所致。唯独那双大眼睛，依旧炯炯有神地透着精明和聪慧。总之，他因为消瘦，显得更加清俊而英气勃勃。文瑞知道，乐亭最近是在绥德西川一带搞工人运动。他在三皇峁、马蹄沟一带的两千多盐工和掏炭工人中间秘密串联，带领他们同盐场主和煤窑主及保护他们的反动警察作斗争，并经过斗争实践的考验，在工人中建立了党团组织。白乐亭与马文瑞见面后，只字不提自己的情况。他一边亲热地同文瑞拉话，一边伸手摸摸炕，发现是冰的。又揭开锅盖看看，发现里面还剩了一些早上吃剩的干苦菜和黑豆钱钱饭。他用勺子舀起尝一口，发现又苦又涩，便皱着眉头说：“老吃这种东西怎么能行？连糜子窝窝也吃不上吗？”文瑞低着头不说话。说真的，他已经好些日子没有吃一口干粮了。干苦菜和豆钱，也要节约着吃。天旱，庄稼已经连续两年歉收，今年的秋庄稼几乎又是颗粒无收。加之团区委没有经费，工作人员更没有工资，口粮都得由自己家里背。文瑞家中当时已经困难到了吃糠咽菜的地步，他哪里还忍心从家里带走粮食?每次回家取口粮，大哥大嫂总是让他多背一点。但父亲却总是用一种鄙夷的目光瞅着他。他理解那目光的含意，那分明是说：“家里供你念了书，也不说寻个能挣钱的营生，一天穿着个烂皮袄，走村串乡不晓做啥哩。”文瑞一瞅见父亲那种目光，心里就很难过，也十分委屈。他也明白，凭自己的文化，到绥德城随便哪个字号里当个管账先生，一月少说也挣三五斗米。全家人也不至于吃糠咽菜，祖母的病也不至于因无钱医治而耽搁了。可是，他立刻觉得自己的思想成问题。做生意求的是自己一家人的光景好，而闹革命却谋的是千千万万受苦人的好光景呀！想到此，他便在心中暗暗对父亲说：“父亲呀，请理解你的儿子吧，他不是有意不顾家，更不是胡闹哩。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的儿子在做什么。”“老是吃这东西可不行呀！”白乐亭严肃认真地说。随即从衣兜里掏出一块银元，递到文瑞手里。“拿去量点米吧，饿垮了身体，想革命也革不成了。”文瑞接过那枚尚留有白乐亭体温的银元，心中很受感动。就在这一刻，他深深体会到了那种也许是人世间最宝贵的革命同志之间的崇高情谊。他深知这种情感是远比仁爱之情、血缘之情更宝贵更深厚。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客气的推辞，任何表示感激的语言都是多余的。他暗暗下决心，要用加倍努力地工作，报答这种宝贵而难得的情谊。白乐亭见文瑞沉默不语，深情地握住他的手语气沉重地说：“我的好兄弟，你可要保重身体呀。看到了没，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原先革命的同志，有的被捕，有的动摇，处境如此困难，斗争又是这样的复杂，随时都有被捕、被杀的危险。像文瑞你，像马明方、崔田民、崔田夫，像你们这些舍生忘死坚持革命斗争的人们，我敬重你们这些同志。这真是严冬降临后，方显出松柏高洁呀！”白乐亭的语言，像诗歌一样动人。文瑞早听表兄冯文江讲过，白乐亭才华横溢，诗文俱佳。他常常把革命的宣传内容编写成群众喜闻乐见、浅显易懂的诗歌传播开去。清涧兵暴的《起义歌》就是他写的，每个起义战士都会唱。文瑞听了他方才一段动情的话很感动，红着脸说：“我认准了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这条路，不会再回头了。”“这一点，咱们想法一致。”白乐亭说着，激动地由炕上站起来，面对窑窗外面的远山，像是完全自言自语地发誓道：“老实说，陕北共产党，丢下我一个，我还是同样地干！革命是我今生选定的唯一的事业。献身革命，我要做到死而后已。马克思主义，是我灵魂的归宿，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文瑞完全被乐亭的情绪感染了，同样兴奋地说：“乐亭同志，我敬重你的誓言，我也要努力这样去做。”白乐亭突然转过身来，很气愤地说：“可有些人动摇了！你们团县委的负责人怕的也逃跑了，致使团县委工作瘫痪了。”文瑞听得，心中一惊。难怪那次到绥德去，找不到团县委机关的同志。“目前情况下，全县各区仍然坚持开展团的工作的，据了解就你们西区这一片，其他地方都停顿下来了。”文瑞感到问题严重，便问：“他们几个躲到哪里去了?”“不清楚。他们擅离职守，但全县团的工作不能失去领导呀，马文瑞同志。”县委书记突然严肃认真地说，“在失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你能够坚持独立工作，使西区团的组织得到巩固和发展，在艰难困苦之中，表现了勇敢坚定的革命精神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我有个想法，想请你把团县委书记这副担子挑起来。”文瑞听得，有些为难。自己才参加实际工作不久，缺乏经验，怕完不成任务。辜负乐亭的期望事小，影响了全县工作问题可就大了。于是他也同样严肃认真地说：“我目前还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在区上工作更合适些。团县委的领导工作，可否让更有斗争经验的同志接替？”白乐亭说：“这件事，随后由组织研究作决定吧。”不久，在中共绥德县委指导下，召开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绥德县代表大会。年仅17岁的马文瑞当选为共青团绥德县委书记，同时由团转党(介绍人为白乐亭、周发源)，兼任中共绥德县委常委，成为绥德地区党团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从此，他在中共陕北特委和绥德县委书记白乐亭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0
10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