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刘润为（著名文艺理论家，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这三部曲值得赞扬的主要是作者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从革命一直到改革开放都贯穿了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所以作者能够准确地把握革命、建设和改革这三段历史的本质方面，也正是因为他能够把握这三个历史阶段的本质方面，所以他才能够对传主作出准确的描绘和评价。作者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创作这样的三部曲，我想主要原因有四个。一个是有比较深厚的文学素养。二是共同的文化熏陶。马老和忽培元同志都是陕北人，有着共同的文化土壤，受着共同的文化熏陶。三是更重要的，是他在价值取向、思想感情上，甚至在情绪上，跟马老有着深刻的相同之处，也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四就是熟悉人物及其生活。不熟悉马老也不可能作出这么准确的描述，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问题，大家过去对作品里面关于马老当时的心理描写提出异议，说在革命年代，你怎么能知道当时马老想什么，就是因为他走进了马老的内心，对他有着深刻的理解，才能够准确地把握当马老面临每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心里会想什么，可以说他的心理描写是成功的，因为这个得到了马老本人的认可。马老生前我跟他有过不少的接触，通过读三部曲，我对马老的精神境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认为忽培元的这三部曲最大的价值就是准确地传达了马老及老一辈革命家群体独特的精神境界。其中许多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内心世界非常深邃、非常博大，如果把它概括为最本质的方面，我认为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敢于担当”。这是核心，其他的一切精神世界的元素都是围绕着这个来展开的。这种深厚的群众观念，这种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从群众路线、群众观点来讲，是一个方法论的范畴，又是一个价值论范畴，我认为忽培元的传记把马老及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精神品质写得非常深入透彻。所以我认为忽培元的这部书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更重要的是长久的历史价值。——《从个人叙事到国家叙事的成功实践》原载于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第25章：文瑞吃惊地发现，任志贞眼睛里闪着泪花。他理解她的意思，突然慌窘得不知如何是好 陕北山间的月色格外皎美，特别是天气晴明的冬春季节。当西边的太阳尚未落山时，东边的月亮，已经冒出圆圆的山峁。那时候的月亮，像一片残云，悬在天边，稀薄而透明。月宫里的玉兔环山，隐约若雾霭氤氲，乍有乍无。夜幕降临后，天空立时由淡青变为湛蓝。月亮银白的轮廓格外清晰起来。原本枯黄憔悴、毫无生机的山川河流、草木村舍，全都披上一层银白的轻纱，开始焕发着生命的灵气了。在皎美的月色里，夜的氛围是清静温柔的。青年马文瑞很喜欢在这样的时候，披着月辉在院子里散步。在走动中，又不时地停下来凝望天空远山，似乎能获得一种灵感。脑海中思考着的种种纷繁复杂的问题，都突然变得简明清晰起来。许多工作中的难题，在这时候很容易解开疙瘩，得到明确的答案。这种独自于月色中散步的习惯，一直保持了许多年。然而到了晚年，这种月下散步又成了他回忆往事的最佳氛围。常常是，月色朦胧，往事历历。眼下这一幕，是与女英雄任志贞有关的一些情形。 谢子长离开任家砭后，过了几天，马文瑞告诉任志贞：“杨苏家沟准备办‘冬学’，派你去当教员。校董是杨国栋，他也同意你去。” 任志贞一听，脸上显出兴奋的神色，说：“我……能当了教员?” “能，怎不能。你读了那么多的进步书籍，又能唱歌，会叫操，还会做群众工作。” 任志贞不好意思地红着脸说：“马先生，你尽鼓励我哩。” “再说，工作实践中，也能锻炼人嘛。” 任志贞点头同意了，随即双手抚弄着衣角，低头瞅着自己的脚尖，像是有什么心事，却又难以启齿。马文瑞坐在她面前不远的炕棱上。亮红晌午，窑里静悄悄的。院子里有一只母鸡领着一群刚孵出的小鸡在柴草堆下轻轻呼应着觅食。窑里的人，互相几乎听得见呼吸喘息的声音。文瑞开始觉得心中有些慌乱不安。淳朴老实的党县委书记并不懂得这是青年男女单独在一起时很容易出现的情形。对于长年累月在乡间做党的地方群众工作的马文瑞来讲，他同群众接触的一言一行，都恪守着规规矩矩的准则，见了妇女，从不多看一眼。农村中的大多数姑娘和媳妇，也都守着封建老规矩，见了男客人，总是要低眉顺眼。但当他一到任家砭，就发现任志贞在村里的女子中，显得很是与众不同。她不光时常在稠人广众中高声谈笑，还迈着一双大脚时常到他窑里借书，请教问题，显得落落大方，以致使文瑞几乎忘记了她还是个女子，同她在一起谈论问题，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性格内向的自己在女子面前的拘谨。但是，自从那天老谢提出那件事后，他也觉察任志贞变得有些反常。她很少一个人来他窑里借书，即使来了，也不像以前那样问这问那，举止也显得不那么随便了，有时一开口说话，脸就红了。此刻，两人沉默了一会儿，任志贞突然抬起头，涨红着脸说：“杨苏家沟我愿意去，就是……不想离开任家砭……” 文瑞吃惊地发现，她说这句话时，眼睛里闪烁着泪花。他理解她的意思了，内心突然慌窘得不知如何是好。他生怕自己的神情变化被她觉察，忙说：“你这么大了，还丢不下家?杨苏家沟离得也不远，过些日子，就可以回来看看你的母亲嘛。” 志贞听了，不知怎么，眼泪花突然滚出了眼眶，一副很伤心很委屈的样子，随即转过身，很快用衣袖抹去泪水，背朝着他说：“我服从组织分配。” 文瑞见她做出要走的样子，忙跳下炕说：“你申请入党的事，我同北区区委的同志已经谈过了。他们最近可能要找你谈话。” 任志贞听得，突然转回身，瞪起一双泪水盈盈的丹凤眼，感激而又兴奋地望着马文瑞，很动情地说：“谢谢你，马先生。”几天之后，一个月色皎洁的夜晚，在学校对面马王庙山下的任家湾任家小院志贞家一孔小窑里，举行了转党仪式。县委书记马文瑞参加了北区区委举行的这次小小的仪式。窑掌炕上放着小炕桌，桌上点着一盏油灯。窑掌墙的木楔子上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红、黄两色粉笔画了一面庄严的中国共产党党旗。窑门紧闭着，窗户上蒙了被单。金黄的灯光里，马文瑞看见任志贞年轻而容光焕发的脸上，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兴奋。女儿家刚刚梳过的乌黑的头发上，别了一根新发卡，显得很俊俏。加之那新花布夹袄，在灯光里罩着一圈金色的光焰，更显得英气勃勃，光彩耀人。 庄严的时刻来到了。任志贞面对小黑板上的党旗，高举起右拳。那拳头结实而有力，象征着宣誓人的一颗心，向党表示着自己的忠诚。那紧攥的拳头又仿佛是一把铁锤，高举起来，向万恶的旧世界宣战。当千百万这样忠实的拳头聚合起来，那将是多么坚强的一个战斗堡垒；当千百万这样有力的铁拳一齐砸下去，一切恶魔都将粉身碎骨。在这一刻，一个热情纯真的农家女子，成为了一名天不怕地不怕的共产党员。从此，我们的党又增添一名忠诚积极的女党员，我们的革命队伍又增加一名英姿飒爽的女战士！ “……永远忠于人民，誓死不叛党。” 马文瑞一边倾听着她宣誓，一边激动地回忆起自己当初入团时的心情，心想志贞此刻该是多么幸福呀。 入党仪式举行完毕，大家激动的心情依旧难以平复，围坐在炕桌旁拉话。 文瑞说：“任志贞同志，从此后，你就是光荣的共产党员了。” 任志贞认真地点点头。 文瑞由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放在炕桌上，慢慢解开来，原来是一本《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志贞惊喜地念道。 文瑞郑重地双手捧着书，送到志贞面前，说：“这本书，我带在身边好几年了，看了不知多少遍。明天你就要去杨苏家沟工作，我把它送给你。希望你保存好。” 志贞激动地接过书，紧紧贴在胸前，口张了几次，终于说：“我一定操心念这本书。” 马文瑞说：“你这回要去的杨苏家沟，反动势力很猖獗，眼下还没有建立党团组织。你去了，在搞好教学工作的同时，还要注意在村里开展妇女工作，等条件成熟了，可以逐渐培养发展党团员，然后建立党团小组或支部。” 任志贞认真地听着，把每一句话都牢牢记在心中。此刻，捧着马先生送给自己的《共产党宣言》，心想：从现在起，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属于党。 值得一提的是，任志贞的名字，在此之前叫“任志珍”，也就在这天晚上，她当着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说：“在我新的生命开始的时刻，为了表示我对党的笃志坚贞，为了表示我对革命的坚定信念，我决定从此改名为‘志贞’！”在以后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任志贞用自己的革命实践，证明了自己的誓言，直至面对敌人的枪口，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依然高呼“共产党万岁”。开完会，几个人走出院子。沉沉静夜里，外面月色正好。山沟里的水气在夜风里凝结成白白的霜花，无声无息地降落在大地草木上，使月光显得更加皎洁迷人。马文瑞告别了任志贞，同区委的同志们踏着山湾的羊肠小道朝村里的学校走去。任志贞一直立在院子里目送着他们。此时，这个17岁的山村少女的心情，该是多么不平静呀。月光下，她手里依然小心翼翼地捧着那本书，那份党送给她的珍贵礼品。送书的人已经转过山嘴不见了，她仍然凝望着那个路口，脑海里展开了一个有觉悟、有文化的姑娘遐想的翅膀。她感到自己那由于父亲的突然离去，曾一度变得空空荡荡的心里，开始充实起来。她亲眼看到了，敌人的疯狂没有把革命者吓住。任家砭不光有党的区委，还有党的县委。县委书记马文瑞，又是这样的年轻有为、英俊可爱。有时候，她见他碰到村里的婆姨女子，还没说话，脸倒先红了，腼腆规矩得像个大姑娘。更多的时候，又见他面对学生和那些念冬学的贫雇农，面对各区前来参加会议的人，他又滔滔不绝，有说不完的话。他旁征博引，谈笑风生，循循善诱地讲出许多深刻而又朴素的道理，稳练得像个40多岁的人，令人信服。细心的姑娘早已注意到了，这个“马先生”还是一个生活上十分喜爱整洁的人。他身上的衣服，无论新旧，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坐立行走，他也总是挺直腰板，一举一动都显出庄重自律的神情。开始她感到他有些过于严肃，熟悉了又觉得他性情很温和。她喜欢到他窑里借书求教，觉得每次见到他，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愉悦。后来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渐渐地，她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见到他开始有些紧张，有些慌乱。可是几天不见，又很想见他。于是在静夜中，她常常独自登上马王庙山，站在庙前那棵老榆树下朝学校那边张望。她每次都看见他窑里的灯光亮着，很希望他能走出窑门到院子里来散步，却又怕被他看见。在这种矛盾心情下，她听到自己的心跳得厉害。这种情形使她很苦恼，黑夜里常常失眠。性情开朗的女子，突然变得沉默寡言起来，村里人许多日子听不到她的歌声了。情窦初萌的姑娘，她还不大懂得这是初恋在折磨着自己，更没有勇气向自己倾心的人倾诉衷肠。此刻她想到，明天就要离开任家砭，今后将一天又一天见不上他，听不到他拉话的声音，看不见他在学校院子里散步……姑娘想得伤心起来，不知几时，冰凉冰凉的泪水，像小虫子一样由脸颊上慢慢爬下来。 “海棠——”是母亲呼唤着她的小名。 她急忙抹去泪水，转身走回院中。 “天不早了，你还不睡?” “妈，往后再不要叫人小名。” “那，叫什么?” “叫任志贞嘛。” 母亲亲昵地看着女儿，心疼地说：“噢，就叫你任志贞。” 母女俩这才手拉着手，朝窑里走去。身后是月色皎洁的静静的夜。静夜中将孕育一个姑娘家美丽羞涩而又令人烦恼不安的梦。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编者按】阎晶明（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文艺评论家）：忽培元找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写作对象——马文瑞。首先马老经历的历史长，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他都是参与者，很多时候也是决策者，可谓是中国现当代历史全程见证者。马文瑞长期在部门和地方做主要领导工作，他对高层的决策、顶层的设计有所了解，对下他又是执行者、体察者。所以忽培元选择这么一个人作为自己写作的对象是很难得的，是值得去写三部曲的。通过这样的人物，对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述，是非常好的艺术构思和典型再现。从作品本身结构来说，作者就是实实在在地从马文瑞同志出生写到他去世，这种写法好像没有技巧上、形式上的变化，但是这也是一种诚实，而且增加了纪实作品的可信度。在这部作品里，既写了马文瑞的个人，更写了中国将近100年的历史，在小和大之间结合得很好，给人一种很震撼的感觉。说到底，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如果没有他这30年长期的积累资料、走访、采访，没有这种深入地了解，光靠做几年秘书工作，是写不出这么好的作品的。这三部曲都在弘扬一种精神，就是延安精神。但作者没有把它放大成一个很空泛的概念，而是渗透在情节与人物里面。作品里面的红线是延安精神，所以书名用“我想延安”，包括《群山》《长河》《浩海》，都是有深刻用意的。延安精神的弘扬在这三部作品里面都是高度自觉，应该说这是作家有想法、有坚持，耐心地孕育出来的一个结果。——《从个人叙事到国家叙事的成功实践》原载于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第24章：听说老谢来了，老乡都纷纷来看。人们进了窑喊一声“老谢”，便拉着他的手，亲热得不知该说什么 1930年6月，“立三路线”传到陕西。7月，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议提出“争取全省总暴动胜利”的行动口号，把陕北划为重点游击区域，并发出《陕北秋收斗争的策略路线》决议案，派赵伯平接任陕北特委书记。 8月，赵伯平携带省委文件及《斗争》党刊由西安来到陕北。其时，北方局也派孔祥祯、高维翰由北平到陕北传达“立三路线”。10月初，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合龙山古庙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精神，决定合并党团特委与群众组织，成立“陕北行动委员会”。赵伯平任书记，孔祥祯任军委书记，谢子长、刘志丹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会议还提出在陕北通过暴动，“扩大十万红军、创造西北苏区”的任务。说此即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开始，要求每个同志要有牺牲精神。会上绝大多数代表对这个指示表示拥护，只有清涧的刘耀三发表了不同意见，引起高维翰严厉批评，认为刘耀三在革命性质问题上混淆了界限，发动大家对其进行批判。正在这时，国民党军队上山搜查。多数代表由背涯撤出转移到义合镇继续开会，刘澜涛和另一名同志被捕。会议代表们的心情都很沉重。 冯文江参加完会议，赶回瓦窑堡立即召集有各区区委书记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原原本本传达会议精神，并按照会议要求，布置了全县的“秋收暴动斗争”，要求各级党团组织一律合并成立“行动委员会”，提出“搞地方暴动”、“武装起义”。马文瑞听了传达，感到这个会议精神同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中谈的调子很不一致，觉得在陕北，真正的革命高潮并没有到来，盲目提出“地方暴动”、“武装起义”条件并不成熟。于是，他回到北区，并不积极行动，除了派人夜间出动在大路口的树干上贴几条标语外，党团组织仍然按照原先的部署，开展秘密活动，并不按照“秋收暴动”的指示，锋芒毕露，盲目行事。 其他各区和安定、瓦窑堡等地，搞得声势很大。党团员大白天出动，四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一夜工夫，在安定至瓦窑保的三十里路上贴满标语。还动员成百名党团员分成小组，同时出动，在瓦窑堡城内敌人军队住的营盘里去张贴标语。光天化日之下，组织群众集会示威，公开高喊“打倒国民党”、“实行地方暴动”、“创造苏区”等口号。这样一搞，虚张声势，毫无所得，却把党团组织完全暴露了，把尚且弱小的革命力量，几乎完全亮给敌人。敌人便动手抓人。首先是县委所在的第二高小被解散查封，县委书记冯文江身分暴露，只得离开安定。县委其他两名委员跑掉了。各区党团组织的活动处于停顿状态。但北区党团组织和各外围群众组织完好无损。实践证明，北区消极抵制“左”倾盲动路线是完全正确的。1931年1月，中共陕北特委决定，由马文瑞负责安定全县党的工作，并委派慕嘉绩和本地的景悦礼、赵福祥等组成新的县委。 马文瑞受命于危难之时，面对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在有各区代表参加的县委会议上，这位新任县委书记客观中肯地分析了当前陕北的斗争形势，他说：“由于过早暴露，盲目行动，我们陕北革命遭受到了井岳秀‘清党’以来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各县党团组织，包括绥德、米脂、清涧这些党的长期重要工作地区，党团组织普遍遭到损失，许多县的县委都不存在了。神木高志清骑兵师手枪连，奉命仓促举行起义，结果惨败，损失了党在井岳秀部精心经营的一支地下武装力量。绥师学生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国民党驻军团长姜梅生派兵又一次查封绥师，学校党团活动再次被迫停止……” 错误路线的贯彻，使得白色恐怖就像早春的寒流，又一次袭裹了陕北大地。 一方面，敌人白色恐怖下，许多同志思想动摇；另一方面，敌人加强了警戒，开展革命活动十分困难。马文瑞清醒地意识到，目前最重要的是千方百计保存革命力量。为了在困难形势下保存实力，坚持斗争，他在县委会议上果断提出：“全县各级党团组织应当以秘密活动为主。”并决定允许党的基层干部以公民身分担任国民党地方行政负责人。为了防止出现叛徒，必须纯洁组织，会议遂决定对全县党团员和党团组织进行清理整顿。当时，全县党团员合起来三百多人，根据地下斗争的需要，坚决清洗了一些政治上不坚定、甚至是冒牌的党团员。同时提出党团组织仍然按照党的六大精神，秘密发展组织，争取群众。为了使这个任务落实，县委要求每个党团员都要在自己周围团结几名群众，和他们交成知心朋友，依靠农民群众的力量，孤立国民党的地方政权，孤立地主老财和土豪劣绅，努力控制农村形势。 这种严酷斗争环境硬逼出来的秘密活动方式，虽然不动声色，但却有效地发展和壮大了党团组织，增强了活动能力，实际上占领了农村阵地。经过努力，许多农户成了可靠的堡垒户，特别是县委所在的北区一带，许多村庄成了绝大多数群众同情拥护革命的村庄。党团组织的活动天地越来越大，政治影响也越来越深入。马文瑞在这段艰苦而复杂的工作实践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不久，中共中央北方局来了指示，清理纠正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影响。特委派人来到安定巡视工作，批判了“立三路线”，宣布取消“行动委员会”。当时安定实际上已经完全改变了斗争方针，不仅有效地保存了革命力量，还使全县北区、东区、西区、中区二十多个党支部的工作有了新的发展。接着，上级决定由马文瑞担任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兼中共陕北特委委员。由于斗争需要，他暂时仍留安定工作。 1931年冬季，陕北的气候似乎特别冷，元旦过后，时令进入隆冬，千山万壑被严寒统治着。背坡洼里和滴水崖上出现了积雪和冰瀑。大小河流僵硬地躺在沟壑间。早晨起来，总见窑脑畔上的酸枣树和黄蒿枝梢挂满了霜花。烟筒周围也被白花花的霜芽围着。早起拾粪担水的农民，眉毛胡子上也都白乎乎价，嘴鼻里呼出的热气，像烟雾一样缭绕在头顶上。年关将近，山村里开始出现迎年的气氛。天不明，就可以听到轧糕面的碾子吱扭转动的声音，就像黎明时的公鸡啼叫。这是迎接年节的第一声信息。这吱吱扭扭的声音，响彻在静谧的小山村里，又像喜鹊的叫声，快活而热烈。它是农民心中最温馨动听的音乐。轧糕面的碾子声暗示着勤劳的农民一年辛苦将得到甜蜜的回报。在这生活本身沉重呆滞，又如碾磨一般单调枯燥、周而复始、旋转不息的偏僻山村，大年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开端。整整一年了，人们顶风冒雨，经历过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辛苦的忙碌，经受了干旱、雨涝、雹灾、霜冻的交替磨难，终于从土地上得到有限的收获。人们疲惫不堪，实在需要歇一歇手脚，喘一喘气了，就像翻完了麦地、荞麦地的耕牛，该到停鞭卸套了，需要有一段不被节气相催的时间，安安稳稳蜷缩在热炕头上，痛痛快快睡觉，唠唠叨叨拉话，热热火火吃呀喝呀，享受儿女亲情、天伦之乐，结结实实对“赵公元帅”孝敬一番，以求来年的五谷丰登、槽头兴旺，以便把新的希望，寄托于新的一岁。这就是陕北农民一年一度最隆重而神圣不过的节日——“过年”。人们所熟悉的老谢，也就在年关临近的这个时候回到了安定。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四区八乡。 谢子长于中共中央北方局受训结业后，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搞军事工作，回到安定一带活动，第一个落脚点就是中共安定县委所在的北区任家砭。马文瑞见老谢穿着一件粗布面子的皮袄，腰里系根带子，完全像一个赶集上会的小商贩。老谢见了马文瑞，亲热得不得了，拉着他的手说：“马文瑞同志，想不到咱们在安定又见面了。听说那个‘立三路线’把咱陕北害得不轻，安定县委能保住，多亏你们了。” 马文瑞说：“主要还是因为北区的工作基础好。” 听说老谢来了，任家砭和附近的景家坪、井家沟、大王庙的老乡都纷纷来看望。人们进了窑，嘴里喊一声“老谢”，便拉着他的手，不晓得再该说什么话了。老谢脱了老羊皮袄坐在炕上，他的身边就围着一圈又一圈的群众。他亲热地看看这个，又瞅瞅那个，问罢收成，又打问光景，那神情就像和自己久别的亲人在拉家常。他的朴素而真诚的话语，像山间的涓涓细流，悄悄地淌进庄稼地里，默然地浸润着每一棵受旱的庄稼，使拧起叶片的枯黄的禾苗立即蓬勃地舒展开来。马文瑞坐在老谢的身边，久久地注视着，注视着这个党内有名的同志，注视着这个可亲可敬的兄长般的战友，注视着他同人们说笑着，不时地从衣兜里掏出一把炒豆子，分给身边的人们，一同吃着拉着。他发现这个老谢，的确有一种神奇的魅力。他的一句很平常的话，便使这些平日看着有些呆滞的农民开怀大笑，心花怒放。他的另一句很平常的话，又能使大伙突然收敛笑容，变得怒气冲冲。他实在是太熟悉太了解他身边的这些光头黑脸的农民。他的身上，每根神经都好像同这些受苦汉们牵连在一起。因此，他和他们的喜怒哀乐才能这样地一致起来，才能心心相印，息息相关。这就是马文瑞眼里的老谢，就是那个时时刻刻被安定老乡挂在嘴上的名副其实的群众领袖呀！马文瑞看见老谢同农民在一起的情形，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一滴水同大海的关系，一掬黄土与陕北高原的关系。一滴水融入大海，才能获得永恒的生命力；一掬黄土投入高原，才能化作不朽的存在。 “共产党员，就应当像谢子长这样，同人民群众建立起血肉联系。”马文瑞心中这样想。从此，老谢实际上也就成了他的榜样。老谢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无形中影响着他，在革命斗争的风雨中成长前进。直至1942年，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奖状：“密切联系群众”；直到他担任国家领导人以后，仍然保持着这种作风。 夜深了，人们才恋恋不舍地散去。老谢和马文瑞一起躺在炕上，却怎么也不能入睡。两人谈工作、谈斗争、谈现实、谈理想、谈苏联、谈中国，谈东谈西，一直到窑窗上透出亮色，一直到黎明的曙光照到炕上。通过一次次的长谈，马文瑞感到谢子长并不高大的身躯里，却有一个特别宽阔的胸襟，觉得身边这个充满激情和活力的人，不光是一位党内很有威信的同志，还是一位为人宽厚的兄长，跟他在一起，觉得很舒心。这个摆弄枪杆子的军人，毫不粗暴简单。他讲起话来，谦虚坦诚，风趣幽默，善于运用平淡朴素的言辞，于轻松愉快中评说极重要严肃的话题，时不时地还要带出一两句农谚和土得掉渣儿的陕北歇后语，引人发笑，令人深思。交谈之中，他也发现，这个老百姓心目中吃钢咬铁、叱咤风云的人物，内心深处也有自己难以启齿的苦闷和烦恼。为革命长年累月东奔西颠，东躲西藏，连家也顾不得回。早年家庭包办的婆姨离婚后，30多岁尚未成家。在同马文瑞开怀畅谈中，老谢毫不掩饰地第一次袒露了自己的苦闷和烦恼。 一连好几天，马文瑞和老谢在一起，彼此更加熟悉，几乎无话不谈。这天，任志贞到马文瑞窑里来借书。老谢见任志贞同马文瑞说话时那样亲热，便看出了少女的心思。一天晚上，他俩照例又在一起拉话。老谢突然问：”马文瑞，有个秘密，你不知看出来没有?”文瑞说：“什么秘密，我怎么没看出来?”老谢神秘地笑着说：“我们志贞对你可是蛮亲热的。”文瑞听得，脸呼地红了，说：“老谢，你不要开我的玩笑。”老谢说：“说真的，你看我们志贞怎么样?” 马文瑞急忙摆手说：“现在斗争形势很紧张，顾不上考虑个人的事情，以后情况好转了再说。” 老谢风趣地说：“年轻人不要不好意思。我的观点是，谈恋爱不误闹革命，更不能因为白色恐怖，我们革命者就都打光棍。敌人才盼咱们一辈子不结婚，希望我们断子绝后，我们偏要争口气，恋一个好婆姨，生一个胖小子，气死反动派。”马文瑞无可奈何，只得腼腆一笑。老谢还不罢休，说：“真的，我还有个忙要你马先生帮哩。” “帮什么忙?”马文瑞认真地问。 “这，你可要暂时保密。我看下安定城里一个女学生，人家是共青团员。对了，还是你的兵，不光思想进步，人也漂亮。” 马文瑞听得很认真，老谢却不说了。 “叫什么名字?” “叫史秀云，你的字写得好，就帮我写封恋爱信吧。” 马文瑞知道老谢这是有意开导自己，便说：“那号信，我可不会写。你自己看下了，就自己写。” 老谢说：“不写也罢，那我只好自己动手了。”那天晚上，马文瑞果真看见谢子长伏在炕桌上，摊开纸，给史秀云写了一封长信。那一阵儿，敌人正到处通缉捉拿他。他们万万想不到，那个“共匪头目”谢子长会从容不迫地坐在这里，给自己心爱的人写恋爱信。他那种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使马文瑞深受感动，心目中更加钦佩这位从烈火与风雨中冲杀过来的革命战士。此后不久，老谢和史秀云果然冲破重重阻力，结为革命夫妻。只可惜他们没有条件到照相馆穿着礼服、披着婚纱照一张结婚相，也不能请亲朋好友来祝贺，甚至连一个居住的地方也没有。新娘、新郎只能在空无人迹的山间，采些越冬的野果和早春的野花，默默地跪拜天地。他们也只能在背山的避雨窑里铺上枯草，盖着老谢破旧的棉被相伴度过寒冷而漫长的新婚之夜。然而，他们又是幸福的伴侣，因为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充实的，他们共同怀有一个远大的革命理想。他们的婚礼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当他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倾听着对方那颗火热的心脏的跳动，一切的艰难和困苦都抛到了脑后。在老谢身上，马文瑞看到了一个坚定而乐观的革命者的风采。一个具正的革命者他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不会气馁懊丧、怯步退缩。崇高的信念在他胸中燃着一团火。这团火，越是在寒冷的暗夜里，就燃烧得越旺。 谢子长在任家砭的窑洞里住了一些日子。将要离别的时候，他和马文瑞都有些恋恋不舍。从外表看，这两个人似乎并无多少共同之处。一个三十出头了，一个年方二十；一个性情豪放，心直口快，一个沉静温和，不苟言笑；一个是搞武装斗争的军事领导人，一个是搞地方党和群众工作的领导干部。但两人在一起，却有拉不完的话。这也难怪，在那风雨如磐的年代，两个坚定的革命者，两个下决心把一切，包括青春和生命，奉献给人民解放事业的共产党员，两个在不同的战线上，舍生忘死地携手战斗着的生死战友，在刚有机会重逢，却又不得不分别的时刻，他们的心情是难以平静的。心潮翻滚着，就有许多话题涌出来。 老谢说：“我们这些年搞武装，费了好大的劲儿，几乎都失败了。敌人强大，固然是一个原因，我们自己没有立足之地，是更重要的原因。清涧起义，我们拉出部队后，由于没有根据地，只能流动作战，让敌人围追堵截，结果吃了大亏。渭华暴动，倒是注意了建立地方政权，但是仓促行事，很不巩固，又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结果也归于失败。其他各地的小规模斗争也吃了大致相同的亏。这个教训应当记取了。” 马文瑞说：“我觉得，拉武装，搞兵运固然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单纯依靠从敌人的部队里搞武装。我看最根本的，还是把我们自己的工农劳苦大众武装起来。这些人手里有了枪杆子，才是真正可靠的革命武装。这样的队伍，本身同群众就有血肉联系，很容易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也容易站住脚。朱、毛领导的江西红军，其中多数就是武装起来的工农分子。” “这个问题上，咱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以往我们心太急了，总想就锅做饭，从敌人那里拉起一支现成的队伍。结果是力气花得不少，收效甚微呀！”老谢说着，兴奋地由炕上仄起身，摸着黑装起一袋烟点着了，狠狠吸了几口。文瑞闻到了烟草的香气儿，也就闪出想抽烟的念头来。老谢像是猜出了他的心思，把点着抽了几口的烟锅递到他手里。文瑞毫不客气地接过来抽着。有一小会儿，谁也不说话。窗外是静谧的陕北早春的夜。远处山村里的狗咬声，像银河系外的无名小星一样模糊得只是隐约可辨。河沟里的坚冰下，汩汩的流水声像母女夜话一般，显得很温柔，也很亲切。窑里黑糊糊的，两个人都裹着被子双手抱膝坐着。他们的话题，又转到了武装斗争与地方党的工作如何紧密配合的问题上。 “咱们陕北地方党的工作，以往力量有些分散，没有形成巩固的中心区域，还有些喜欢虚张声势的毛病，要都像安定眼下这么扎扎实实地搞，会很快出现一个好的局面。有了牢靠的中心区域，我们建立起自己的武装，也就有了立足之地，兵源、给养才有保证。” 马文瑞说：“我们目前主要还是贯彻党的六大精神，也就是特委在张家岔会议上提出的任务：秘密发展党团组织，积蓄力量，争取群众。为了掩护工作，我们还安排一些同志担任国民党的区乡长。你的大哥谢德惠，就担任着西区区长。这样对我们开展工作很有利。敌人占着城镇，我们就在乡里暗中闹事。表面上是敌人的政权，实际上各村都听我们的。我看在目前情况下，陕北应当着重建立这一类‘白皮红瓤子’的中心区域，为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做准备。” “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你是特委委员，又是团特委书记，可以在特委会议上把这个意见讲出来。” 马文瑞表示同意。 老谢又说：“哎，还有个事差点忘了。你是否能给任志贞安排个工作?这女子有文化，思想也求进步，是个好苗苗。” 马文瑞想了想说：“我们最近打算在杨苏家沟办个扫盲识字班，实际上是对贫农团的骨干分子进行培训。任志贞可以到那里去担任教员，还可以在那一带开展妇女工作。”“可她眼下还不在党呀?” “这个问题我已经想过。她是共青团员，我们党内妇女同志很缺，根据她的思想觉悟和一贯表现，可以考虑尽快让她转为党员。” 说着话，天已快明。两人起来草草吃罢早饭，老谢就要急着上路。他不敢声张，怕惊动了老乡们，又要挽留，又要为他送行。他穿好了衣服，和马文瑞紧紧地握了握手，便转身出门去。老谢走了几步，又突然回转身，由衣兜里掏出那个自制的椿木烟锅，递给马文瑞说：“这个小东西随我好几年了，给你留做纪念吧。”说完，朝村里望了一眼，转身大步朝沟里走去。老谢就这样走了……马文瑞一直站在院子里，手里紧紧握着那留着老谢体温的小烟锅，瞅着老谢的身影消失在雾气里。他盼望老谢搞武装成功，盼望能再次相逢，通宵畅谈。他万万没想到这次分别，竟是永诀。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分别战斗在文武两条战线，呕心沥血地为革命舍生忘死，艰苦奋斗，虽然不能相见，相互心中惦念着，彼此关注着对方的消息。许多年后，当马文瑞回忆同谢子长朝夕相处的那一段往事，还真后悔当初没听老谢的话，替他写那封恋爱信。“这个老谢，看着平平常常，身上却有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感染人的力量。”马文瑞深情地说，泪水模糊了眼睛。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编者按】王巨才：第一部《群山》，我十几年前就看过，当时印象很深，也写过一篇评论文章推介。《长河》和《浩海》，我是在《中国作家》杂志和《新民晚报》连载时看过一遍，印象很好。在我的总体感觉里面，这部100多万字的多卷体长篇作品，既是一部生动详细的人物传记，同时也是一幅气势恢弘的历史画卷。这三部厚重的作品，通过马文瑞为党和人民事业执著奋斗的感人事迹，特别是通过他正直无私、光明磊落，时时处处以老百姓的福祉为念这样一种高尚的情操品质，从中也折射出我们党数十年来带领全国人民在困难和挫折中胜利前进，不断开拓我们革命建设伟业的这样一个艰辛历程。“三部曲”很值得我们去阅读、反思。作者是以马文瑞同志的革命和工作经历为主线，浓墨重彩地塑造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闫红彦、马明方等等这样一批西北革命领袖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再现了西北地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种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时代风貌。所以阅读过程中能够时时唤起我对那种火红年代的向往，也可以激发起人们对崇高理想、光彩人生的追求。我深感在传记文学写作中，如何处理个人和集体、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是很难把握的。忽培元在这些方面都进行了清醒自觉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忽培元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作家，也有多年的文学历练，写过不少小说、散文、诗歌和纪实文学，现在又执著于书画创作。有这样一些综合的历练和修养，我相信他会写出更多丰富的、在艺术上更加成功的作品。个人建议的话，我觉得篇幅似乎太长，携带阅读不方便。再版时可适当集中、压缩得更精致一些，我想看的人会更多，社会反响也会更大。——《从个人叙事到国家叙事的成功实践》原载于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第23章：他深深感到，毛泽东是一个战略家，更是能干的实际工作者。他的这些论述，都是经验总结 初夏的秀延河是清澈静默的。水面上闪耀着晚霞的红光，把倒映在水中的瓦窑堡城墙和山影渲染得通红。有两个人在水边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望着水中的景色沉默着。仔细看，城墙的倒影里有几个穿灰皮持枪的官兵头朝下脚朝上地晃动在水中，与那恬静的风景显得很不协调。 “要是没有这些‘刮民党’，咱陕北可是一块好地方。”马文瑞说。身边的冯文江似乎没有听见，仍然凝神注视着静静的河水。水面上有一团白色的水沫傍着几朵柳花缓缓漂过来，漂过去了。水面复归于平静。两个人的影子又清晰地倒映在水面上。马文瑞这才注意到，表哥的头发长了，脸显得更加清瘦也更加苍白。长期紧张的工作加之营养不良、睡眠不足，损害着他的健康。两个人暂时谁也不说什么。夕阳在慢慢地沉落。有一层薄薄的水雾，开始在远处的水面上升起。更远处，暮色开始由沟道里山脚下苍苍茫茫地漫溢过来，亮丽的景色开始有些模糊。革命者不会总是那样的乐观。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也有个人情感。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他们也许是英雄，能做到视死如归，临危不惧，那是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力量。但有时候，他们的感情也会像常人一样的脆弱，情绪也会突然变得伤感和低落，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的多愁善感。斗争的征途，曲折而遥远。理念上，共产党人坚信共产主义的理想一定要实现。可艰苦的现实斗争，又令人觉得那一天很遥远，很遥远。只有当意识到自己眼下所付出的一切牺牲，都是在通往理想境界的道路上垫了一掬土，一粒石子，他们偶尔出现的孤独困苦的心灵，才得到莫大的宽慰。中共安定县地下党的县委书记冯文江，此刻的心境大约正是这样。刚刚组建不久的县委设在瓦窑堡第二高小。他的公开身分是高小教员。眼下，面对悄然流逝着的秀延河水，他的有些伤感也有些低落的情绪，影响了他同奉命前来报到的中共安定县北区区委书记马文瑞的这次谈话。他原打算利用这次散步的机会，把安定县特别是北区的情况详细介绍给文瑞。但当他走到河边时，最近一直困扰着他的胃疼又犯了，这突如其来的病痛，影响了他的心情。“表哥，你是不是犯病了?我看你脸色不好。”冯文江咬着牙，摇了摇头。文瑞发现，表兄不到30岁的人，鬓角已经有了几根白发，比起在张家岔扩大会上，面容也显得有些憔悴苍老。可以想见，他这些日子的工作和生活有多艰苦。在此之前，冯文江自己也意识到自己的身体需要找一个清静的环境很好调养一下。但斗争形势不允许他离开陕北。在这方面，他同一切坚定的革命者一样，一经投入了工作和斗争，就像一块煤投入炉火中，再也不由自主，只有炽烈地燃烧。太阳沉落了。暮霭开始降临。面前的河水开始变得深沉而令人神秘莫测。文瑞轻声说：“我们回去吧。”冯文江突然回过神来，慌忙笑着说：“我光顾自个儿发呆，把什么都忘了。”文瑞感到，平素的乐观和幽默感又回到了表兄的情绪中。他站起来，随手由地上捡起一块石片儿，用力向水面投去。沉沉的暮色里，石片儿像一艘快艇，打着漂儿从水面上划过去，无声无息地沉落在远处的水中，仿佛是把一时的痛苦和烦恼抛到了河水里。冯文江几乎是轻松愉快地问：“这次调你到安定来，有什么想法?”文瑞不假思索地说：“能和你一起工作，我很高兴。”冯文江说：“安定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年初谢子长奉命离开安定到甘肃、宁夏一带苏雨生的军队搞兵运工作去了。前不久，我党北区区委书记任广盛被反动县长王干侯逼死了。我向特委提出要求派得力的干部来，就决定派你来了。北区目前情况不好，任广盛死后，人心很不安定，许多党团员思想有些动摇，反动势力也开始抬头。”“我明天就到北区去。”文瑞迫不及待地说。“先别急，在这儿先住几天，我有几本书，你可以看一看。”这天晚上，冯文江很神秘地对马文瑞说：”特委最近传达一个重要文件，你既然碰上了，可以吃顿偏饭。”说着从炕席下面拿出一本用布包着的油印小册子。文瑞接过来，是毛泽东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他立即在油灯下阅读起来。整整一个晚上，他都在读这本薄薄的书。毛泽东的文章，对于他有一种一时还说不大清的亲切的吸引力。他像当初在绥德四师阅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样兴奋。他反复地阅读着其中有些令人着迷的章节。到后来，许多精辟的论述，他几乎可以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在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割据地区对四围统治阶级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读着这些论述，他深深感觉到，毛泽东是一个战略家，更是精明能干的实际工作者。他的这些精当的论述，无不来自实际工作的经验总结。通过读这本书，他了解了朱、毛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红军的情况。他很兴奋地对冯文江说：“这篇文章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很适合咱们陕北的情况。这么好的文章，为什么不赶快向下传达?”冯文江说：”这篇文章，是毛泽东1928年11月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这个报告，目前也只能私下里传看，上面没有正式指示。据说也有人并不赞成这些经验。”马文瑞感到疑惑不解。他还是认为那其中讲到的经验很宝贵，对于陕北当前的实际斗争有很强的指导性。他心想：“毛泽东这个人不简单，陕北特委当前要能按照这本小册子来指导工作，肯定很快就能打开斗争局面。”但这句话他始终没有说出口。他是个慎重而又很守纪律的党员，组织上不明确的事，他不会轻易乱讲。第二天，马文瑞离开瓦窑堡赴安定北区。安定北区任家砭，是个仅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偏僻小山村。由瓦窑堡出发，涉过秀延河，沿河道东去十几里即是王家沟，由王家沟进去，翻过一架山，行走约四五里，便是任家砭。村里几十孔破破烂烂的土窑洞，散落在沟北向阳的半山坡上。村子的南面，有一道南北走向的拐沟。沟西边的山嘴子上，有座马王庙，这道沟也就随之称为马王庙沟。中共安定县北区区委所在的任家砭小学，就在村中正对着马王庙沟的三孔土窑洞里。新任区委书记马文瑞的公开身分是小学教员。那天晌午，马文瑞提着简单的行李一进这个四山环绕、异常安静的小山村，区委委员杨凤岐(教员)和赵福祥(农民)已经在学校等候多时。当他刚走到校院的坡下时，见一个剪着短帽盖、穿着学生装的女子带领着几个学生娃娃前来迎接。那女子大约十六七岁，性情开朗大方。她一边撒开一双大脚跑着，一边高兴地问：“是新来的马先生吗?”马文瑞点了点头，站下来，有些异样地打量着这个很不入俗的女子。人家却不由分说，把他手中的行李接着提在手中，很恭敬地招呼他说：“马先生，咱们上去吧。”马文瑞随那女子走上窑院。宽敞的院子洒了清水，扫得干干净净。一个头上挽着毛巾的农民正在清理扫下的浮土。杨凤岐介绍道：“这就是任广盛的哥，任丰盛。”文瑞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老人不说话，眼睛里立即聚满了泪水。随即，马先生被领进靠西边那孔窑里。地刚扫过，灶里烧着火，锅里的水已吱吱响着快滚了，炕上的毡被也都铺摆齐备。马文瑞被亲热地让到炕上坐下来，他突然觉得很温暖，有一种回到自己家里的感觉。这一刻，那大脚女子很利索地安放好他的行李，又倒了一碗开水放在他面前的炕桌上，才大大方方地伸出手，自我介绍道：“我叫任志贞。”马文瑞同任志贞握了握手，说：“噢，你就是那个当众质问得县长哑口无言的任志贞?”任志贞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随即低下头，咬着牙说：“他们欺压百姓，搜刮民脂民膏，还逼死了我的父亲！”说着眼圈红了，两道浓黑的眉毛像两把利剑飞扬起来，透出像男子一样的英武。文瑞突然想起了古代传说中那个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当天晚上，马文瑞主持召开了他上任后的第一次区党委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杨凤岐、赵福祥外，还有就近几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任志贞是前任中共安定县北区区委书记任广盛的女儿，原先也是任家砭小学的学生。任广盛牺牲后，党组织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对志贞家的生活给予了一定的照顾。但由于经费异常困难，任志贞便主动停学，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任志贞看见，自从马文瑞来到任家砭，村子里原先因父亲的死而形成的沉闷不安的气氛开始改变着。她看出来了，这个年轻的马先生，除了教书，还喜欢到穷苦人家和光棍汉的窑里去串门。夜晚，她时常看见他盘腿稳稳地坐在庄稼人的土炕上，那和善亲切的面容与和风细雨般的谈话，像冬阳一样，温暖着身边每个人的心。他的周围，聚集着的穷人越来越多。人们像听说书、听唱曲儿、说古朝一样，很喜欢听这个年纪轻轻的马先生拉话。他虽然是个念书人，可说起话来和受苦人毫不生分，讲起大道理也很中听。新上任的区委书记，和他的前任任广盛一样，在任家砭的农民中间有了很高的威信。在任志贞的心目中，他也成了像自己的父亲那样值得尊敬的人。任家砭小学马先生的小土窑里，见天黑夜，开始有了许多串门的农民。这人群里，自然也少不了任志贞和几个她们一起的好说笑、好脸红的女子。那一阵儿，党员的身分并不公开。但人们坐在他的身边，听他拉话，心里也知道他这个马先生是干什么的。因为人们在见到他之前，已经熟知谢子长和任广盛。人们看得出，这个年轻的，沉沉稳稳、文文雅雅的马先生，同老谢、老任一样，都是那号一心一意替穷人说话、为穷人谋事的人。这些看着老实巴交的农民，其实很灵醒。他们在马先生窑里串门，一见门里进来外村的或不认识的人，大家就立刻告辞。任志贞常常最后一个离开。文瑞注意到，当她走到门口，回首告别时，像一汪泉水般清澈的眼睛里，便有一种光亮闪动着。那大胆而深情的少女的目光，使年轻的区委书记有些不好意思。当他们开会的时候，任丰盛这个不识字的忠实的农民总是自觉地承担起放风站哨的任务。黑暗中，他披着一领破旧的光板老羊皮袄，蹲在学校上面自家院子里的磨盘上，一锅接一锅地抽着旱烟。他家那条忠实的大白狗，就卧在他的脚下。他的眼睛瞅着下面马先生窑里的灯光，耳朵却仄起来，听着周围的动静。一有个风吹草动，他就会放出狗去，给开会的人通风报信。他的这件自觉承担起来的工作，在兄弟任广盛活着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个年近半百的农民，虽然不在党，但他知道兄弟干的营生是为穷人好。他自小在山里受苦，没念过一天书，至今双手写不出个”八”字。可他眼明着哩，心也亮堂着哩。他知道那亮灯的窑里，是在偷悄悄商议穷人翻身、过好光景的大事情。那个窑窗上正说着话的人影影，他认得出是马先生。他，心里不止一次地估摸着，这人恐怕是来代替咱兄弟的。马先生来了这些日子，村里的人认出来了，这是个好人。世上的好人是走不完的。自己的好兄弟走了，眼下又来了这位马先生……黑暗中，淳朴憨厚的任丰盛就这么一个人盘算着。不知是由于天冷还是由于夜露潮湿，他不时地抬起衣衫抹一抹被水雾模糊了的眼睛。手中的烟火，像天上的一颗星星，和那窑里的灯光呼应着，一直闪烁到鸡叫天明。马文瑞来到安定北区，像一股山泉无声无息地汇入了民众的溪流。他还一连召开了许多秘密会议——区委委员会、区委扩大会、各支部党员会。他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迅速熟悉着新环境中的各种情况，熟悉着每一个同志，了解着各村的组织状况和群众基础以及敌对势力的情况。黑跃沟的黄光祥、苏家沟的薛树范、周家村的刘汉三、王家湾的高应祥……他新认识了不少的同志，了解到这些担任支部书记的同志，全是苦大仇深的农民，多数又是在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像冯家渠冯二那样的斗争积极分子。他们经受了大革命高潮及其失败的锻炼和考验，是一些坚定可靠的人。区委内部也作了分工：杨凤岐文化较高，负责宣传，并负责在学校秘密建立少年先锋队的工作。赵福祥在乡间人缘好，同各村贫雇农都很熟，人们见了他都开玩笑叫他”造不祥”，他也不犯恼，文瑞就请他负责做贫农团的工作。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一度由于任广盛的死而消沉下来的北区党的工作，开始活跃起来。秋收大忙时节，马文瑞见任志贞一个人忙不过来，便利用星期天，带着学生帮着她家收谷子。这是大灾之后的第一个丰收年。谷穗子长得像猫尾巴一样沉甸甸地垂着。文瑞弯腰割着谷子，像干一切事情那样认真仔细。他高挽着袖子，不停地挥舞着镰刀，像一个熟练的庄稼把式，谷茬子割得很低，穗子捏得很齐，身后的谷把子，渐渐排了一溜儿。任志贞负责捆扎。她来到马先生身后，惊奇地说：“想不到先生做农活也是内行。”马文瑞直起腰，擦着汗说：“我出身在农家，小时候还拦过羊哩。后来出去念书，每当农忙都要跟着我的哥哥上山劳动。吆牛犁地，削谷子打场，都还能对付。”任志贞敬慕地说：“我看先生穿着长袍，站在讲台上文质彬彬地讲课，真想象不来，你还是个庄稼把式。”文瑞说：“‘把式’我算不上。连你扎谷捆那么两下我还赶不上。我的父亲倒是一个真正的庄稼把式。他脾气虽古怪，可干起农活来样样精通，还有一套庄稼经，时常好讲给人听。”任志贞听得有趣。两人边拉话，边干着手中的活。附近劳动的农民，从未见过知书达礼的教书先生上山割庄稼，都跑来看稀罕。马文瑞乘机对大伙说：“谁家劳力不够，就说一声，我们学校帮忙。”农民们个个点头答应，随即就有人说：“马先生年轻轻，可是个好人。”“看着人家文文雅雅，其实和老谢、老任一样能文能武。”“好人”、”能文能武”，这是老实厚道的陕北农民，对一个人所能做出的最高评价。多少信赖和赞美的言辞，尽在其中包含着。小歇儿的时候，大家坐在高高的山峁上，心情格外舒畅。劳动的欢乐，使人们暂时忘却了现实社会的黑暗。望着漫山二洼的庄稼，文瑞想起了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作为农家子弟，他很羡慕过那种和平安静的劳动生活——男耕女织，丰衣足食，恩恩爱爱。但总有那么一些人，不让人民安安稳稳过日子。想到这里，文瑞的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劳作的欢乐，使任志贞暂时忘记了失去父亲的悲痛，活泼开朗的天性，回到了少女的身上。她发现马先生沉思着坐在那里，便领着学生娃们唱起了《农人歌》： 穿的粗布衣，吃的家常饭，手拿镰刀和锄头，劳动在田间。粮棉出咱手，功德大无边…… 这边歌声没落，那边一个老汉突然像比赛一样，唱起了古老的陕北道情。那粗犷悠扬中透看几分悲凉的歌声，在秋高气爽的山中回荡着。农民歌唱着劳动的欢乐，也诉说着生活的苦难。冬天里，地净场光，进入了农闲季节。马文瑞提议在任家砭小学办起了冬学。以扫盲为名，其实是一个农村斗争积极分子训练班。参加学习的人，大多是各村“贫农团”的骨干。冬学开课后，任家砭热闹起来。不光是扫盲识字，还进行军事操练和政治教育。这些对于山区的农民，是一桩新鲜事情。每天清晨，太阳尚未出山，马文瑞亲自集合队伍跑步上操。起初，散漫惯了的农民对此很不习惯。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大伙进步很快。哨音和口号声伴随着齐刷刷的脚步声在清晨宁静的山谷里回荡着。这奇特的声音，是拐山沟里人老几辈子从未听到过的。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立在畔上看热闹。任志贞干脆领着一伙少先队员们，排了队跟在队伍后边跑。操练的队伍顷刻壮大起来。人老几辈子，咱穷光蛋农民谁念过书，谁又跑过操?这可是石破天惊头一遭呀！连几里路外的景家坪、大王庙村的人都闻讯来看热闹。看的人觉得很新鲜，操练的人就走得更加认真。许多人还在腰间扎上一根带子，走起来抬头挺胸，神气活现，很有些军人的气派。区委的赵福祥上了岁数也坚持跟在队伍后面操练，常常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从前随任广盛(公开身分是国民党的区长)当过区丁，在县上集训过两回。有一次训练正步走，他自以为是内行，便毛遂自荐到队前示范，可惜也是不得要领，手脚摆动得有些机械。人们都学他的样子，逗得看热闹的人笑出了眼泪。文瑞纠正了他的动作，又亲自给大家示范了一遍。看了马先生的示范，赵福祥是心服口服，扭头向众人伸伸舌头、挤挤眼，把旱烟袋在鞋底上磕磕，顺手往后脖颈上的衣领里一插，随在队伍后边又操练起来。后来，马文瑞又给大家教了几首进步歌曲，每天早操，队伍集合起来就唱，歌声震撼了沉睡的群山。六十多年后，当笔者来到任家砭采访时，有一个叫任忠贤的冬学学员，还完整地记得当时马文瑞亲自编写教唱过的一首《五卅惨案歌》： 天昏地暗江河变，英日称强权；悍然竟把洋枪开，惨杀吾青年；弹飞血如泉，人死握空拳；冤魂不瞑目，此仇怎能消；野蛮日本人，野蛮英国佬！同胞勿忘五月三十日民国十四年；上海工人逞英豪，罢工誓死为同胞；日本人，英国佬，罪恶比天高；同胞团结牢，不怕枪和炮；收回租界，齐心奋斗，赶走帝国主义狗强盗！ 可以想见，当初那些破衣烂衫的庄稼人，用拦羊的嗓门吼牛声合唱着这首激昂愤怒的歌曲，心中唤起的该是怎样的一种情绪?面对那群情激昂的情形，马文瑞心中别提有多兴奋。他不止一次地想到，谁说农民兄弟目光短浅，谁说农民兄弟自由散漫?当他们接受了党的指引和革命的政治教育，就会变成一支具有远见，又能紧密团结的革命劲旅。年仅18岁却已经很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区党委书记，努力用工人阶级的无私斗争精神教育农民，启发着他们的阶级觉悟和爱国思想。他对于农民中间所蕴藏的这种宝贵的革命热情深信不疑。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编者按】何建明：《我想延安苍生三部曲》是作家忽培元30年间深入采访和潜心创作的文学成果。读这部作品，感到作者是三种身份，一种是秘书，一种是作家，一种是赤子。通篇贯彻着他对传主及那一代的老革命家对人民大众和对故乡延安乃至我们国家的深厚情感与执著精神，十分令人感动。无论从文本的创新来看，还是文学品质而言，包括作家的创作态度，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借鉴、探讨和研究的。该书以德高望重的西北老革命家马文瑞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一生为贯穿主线，以形象生动的文学语汇讲述中国革命、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故事。同时塑造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袖人物和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阎红彦、马明方等革命前辈以及各个层面和各个时期风云人物的群体形象。战争年代的艰苦卓绝，和平建设时期的艰难探索，改革开放年代的开拓进取、矛盾问题与迷惘彷徨，都有真切感人的呈现。作者忠于事实、秉笔直书，人物生动，场景宏大，情节客观真实，充满感人至深的历史瞬间和催人泪下的动人细节。该书的成功面世，为我国当代作家用文学的笔调书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波澜壮阔、曲折复杂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尝试和文本的创新探索。作品努力跳出当前人物传记写作视角单一、视野较为狭窄和背景单薄的模式化通病，在内容与结构形式上都有新的努力和突破。书中人物众多，个性鲜明，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和认识深刻独到，文字于质朴简约中透着深情诗意。可谓是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笔触，勾画出了中华民族的当代精英人物谱系，较为成功地塑造了值得后人仰视的艺术雕像与精神典范。理想崇高的巍峨群山，波澜曲折的蜿蜒长河，深邃博大的浩淼大海，凝结成巍峨宏大的群像，有群众、有英烈、有领袖，也有各行各业的前辈先贤。值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的当下，我们组织对这部全面展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画卷的宏大题材作品的研讨，认真回顾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弘扬主旋律，推动新时期党史研究和文学艺术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书中有不少反映马老关注文艺和关爱作家的情节，既有对作家的保护、关心、爱护，同时也表现其对文学创作的严谨客观的严肃态度。这体现了马老的一贯风度，也体现了作家忽培元对细节的关注。——《从个人叙事到国家叙事的成功实践》原载于2015年6月19日《文艺报》第22章：盐工的劳作是繁重辛苦的。用木桶把水由大理河挑上来，一瓢一瓢地浇在打成畦子的盐田上 大理河，是一条苦涩的河。它的源头连接着鄂尔多斯高原。高原上有许多盐碱滩。阴雨季节里，河水夹带着大量的盐碱流泄到东部的陕北高原腹地。大水过后，河滩上便留下白花花一层盐霜。于是大理河川兴起了扫土熬盐的行业。不知道由哪朝哪代开始，盐工们从农民中间分离了出来。他们从此祖祖辈辈主要靠熬盐为生。同时也就出现了”盐局”、”盐柜”、”盐主”、”盐霸”这样一些寄生在盐工身上吸血的奇奇怪怪的东西。它们像大大小小的石头，沉重地压在盐工们的头上。同专门种地的农民兄弟比较起来，他们受着地主和资本家双重的剥削压迫，生活更加困苦。 同盐工的悲苦境况相差无几的，是终年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受苦的掏炭工人。在那原始的土办法开采的小煤窑里，人只能匍匐着爬进爬出，没有任何安全保障措施。窑工点着油灯在里面掏煤，高低不足两尺的工作面上，却充斥着渗水和死气(瓦斯)。煤挖空了，石顶随时都可能垮下来。窑工们自己说：“咱干这营生，是‘两疙瘩石头，夹一疙瘩肉’，说得再难听些，就是‘埋了没死’。”窑工冒死挖出的煤，多半归窑主。 绥德饥民斗争之后，马文瑞被调派绥德西区帮助工作。他开始把工作的重点放在盐工和窑工中间，这些人是经济落后的陕北的工人阶级。他一连许多日子，深入到这些苦难深重的人们中间，宣传革命，发展党团员，秘密组建党团组织。 天凉了。萧萧秋风荡起一个老盐工悲凄的歌谣，伴随着苦涩的大理河水，飘得很远，很远。马文瑞正是迎着这悲凄的歌谣来到绥德西区三皇峁一带的十里盐湾。 熬盐你个难，熬盐你个难， 咱们一年哟四季守盐滩； 秋冬喝的西北风， 春夏又把风沙咽； 唉哟，碗里是甜汤， 身上破衣衫…… 唱歌的人，是一个佝偻着腰、穿一件汗渍斑斑破粗布褂子的老人。他的脸被大理河川的干风毒日头操磨得黑焦泛黄，皱纹密布。他的头发和胡子白花花的像沾了一层盐霜。半后晌的太阳照耀着他。老人开始蹴在窝棚门口的小泥炉前烧火做饭。他烧的是由河畔上拔来的湿沙蓬，灶火里只见烟气，不见火苗子。他显然已经习惯了这种艰难的生活，毫不在乎地一边唱着歌谣，一边巧妙地用一根小木棍挑着柴草。紫红的火苗，慢慢由柴隙间跳了起来。他的凄婉的歌声里开始有了一点欢快的韵味。看得出，他是一个性情乐观而开朗的老人。他的歌中所诉说的苦难，就好比他烟锅里燃着的枯树叶子，只是一种苦涩的回味。他偶然抬起头，看见一个精精干干的年轻后生站在自己面前，便冷漠地问：“该又是过路的，看稀罕吧?” 马文瑞笑着说：“大叔，这回你猜错了。我是来和咱们盐工交朋友哩。” “交朋友?唉，跟我们穷盐工有什么好交的。你没看人家但凡来的，都是找掌柜，和咱们交往没什么好处。” “这你老就没说对，没有你们穷盐工，哪有掌柜的富光景?” 老人听了，吃惊地抬起头，上下打量着这个俊颜颜的年轻后生，心想他虽说穿着老百姓的衣衫，说出话来可非同一般，便问：“你该不是绥德四师的学生?” 文瑞说：“反正咱们是一道川里的人。能问你老尊姓大名?” “唉唉……”老人幽默地苦笑了一声说：”我叫郭福财，我大给我起的这个官名倒老泰气，就是临老了，还是个穷光蛋、受罪鬼。” “你老各自做饭，老伴儿呢?” “唉，早死了。生我那小子那年，大理河半夜涨大水，草棚子叫水淹了，得了产后风……”文瑞见老人低头难过，不好再问什么。见不远处一个后生光着身子在河滩上刮盐土，便问：“那刮盐土的后生，是你老的儿子吧？” “对，就是。都二十好几的人了，还穷得问不下婆姨。” “这十里盐滩上，有多少熬盐伙计?” “不少，老小两千人哩。” 从此，马文瑞在郭福财老汉的熬盐棚子里住下来，又结识了盐工中领头的张宗贤、张建财等，和盐工党员张效良一道在十里盐滩开展工作。 白日里他和盐工们一搭里干活，黑夜就聚在盐棚子里拉话。 盐工的劳作是繁重而辛苦的。用木桶把水由大理河里挑上来，一瓢一瓢地浇在打成畦子的盐田上，等泛起了盐土，又一锄一锄刮起来，堆到盐井边，再加水和成滤泥，淋到盐井中，这才淘出来，倒进盐锅里熬。由盐井中摇着辘轳绞盐水的活计苦最重，为了驱赶疲劳，盐工们便喊着号子，吼着曲子，盐滩上充满了悲壮的呐喊。深秋的日子里，盐工们一天到晚背上汗不干。这时节，掌柜的却穿着绫罗绸缎，提着鸟笼子到盐滩上来闲溜达，看见哪个不顺眼，还要吹胡子瞪眼，指手划脚骂人。 夜晚，盐工们在一起，便少不了诉说自己生活的苦难。文瑞那天听了郭老汉唱的盐工调，很受启发。当他亲身体验了盐工的困苦生活，心情很不平静，就和盐工们一道，新编了一首充满反抗精神的歌谣。歌中唱道： 盐井是什么淘? 伙计的青筋淘！ 盐滩是什么浇? 伙计的汗水浇！ 盐土是什么刮? 伙计的手爪刮！ 盐灶是什么烧? 伙计的骨柴烧！ 盐水是什么熬? 伙计的骨髓熬！ 熬出的小盐哪去了? 掌柜的发财了！ 这歌谣，句句唱的是盐工自己的艰辛劳动和悲苦境遇，他们很容易记住歌词。在摇辘轳绞盐水时，随着劳作的节奏，一问一答，一唱一和，唱得格外动听。歌谣唱出了盐工的苦和恨，也像一根银针，拨亮了盐工心头的灯盏，使他们明白了自己苦难生活的根源。秋季里，一个难忘的夜晚，在一间小小的盐棚里，油灯的红光在秋风里忽闪着。马文瑞面对着几个黑脸汉子坐在棚炕上。那几个受苦的盐工，他们的目光虔诚地注视着这个引导他们前进的人。就在今天晚上，这几位盐工中的觉醒者，将要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昔日的受苦汉，将成为有觉悟的革命战士。周围的夜是那样的安静，他们的心情却很不平静。大理河水悄然地唱着一首欢快的歌，那是他们心中的歌。面前没有革命领袖的画像，也没有党旗。画像和旗帜，是在每个人的心中呈现着、飘扬着。当他们在马文瑞的带领下，握紧拳头，举起右手时，他们每个人的眼睛，因激动而湿润了。文瑞从那有力的臂膀上鼓凸着的肌肉，看到了工人阶级坚不可摧的刚毅的灵魂。他就是在这一刻，才真正领悟了党旗上镰刀与斧头结合的分量，也更深刻地理解了开展工农革命运动的深远意义。就这样，在党团组织的秘密发动下，爆发了有组织有领导的盐工斗争。十里盐湾近千名盐工，在一个早晨，突然高举着盐铲、盐耙，包围了三皇峁盐局。盐吏吓得面如土色，仓皇躲进窑里，像乌龟把头缩进了甲壳。愤怒的盐工放火焚烧门窗。在火光浓烟里，平日耀武扬威的盐吏哀乞求饶，满口答应盐工们提出的减税免捐条件，答应尊重盐工的人身尊严。 寒冬腊月，快过春节时，马文瑞又徒步一百多里来到横山的五龙山煤窑，在窑工们中间开展工作。除夕之夜，落了一场大雪。他和窑工们在煤窑的工棚过年。人们在工棚当地上搭起一座火塔。炭火熊熊地燃烧起来，把整个工棚里映照得通红。人们围坐在火塔四周，啃着烧玉米棒子说笑话、唱酸曲。窑工们把这种场合戏称为：“黄连树下吹喇叭，苦中作乐哩。”可不是，这些衣衫破烂、满脸煤黑的窑工，哪个人没有一本血泪斑斑的苦难家史。这些骨瘦如柴的窑工，哪一个不是被地主剥削得债台高筑，无路可走，才铤而走险，来到这五龙山替窑主卖命的。五龙山的矿洞中，不知压埋了多少窑工的尸首；五龙山的旷野里，不知曝弃着多少窑工的白骨。正是在这尸首和白骨上面，贪婪的窑主聚集起了他们的财富，构筑起了他们的家业。就是在这样暗无天日的时刻，马文瑞来到了窑工们中间，像除夕夜燃起火塔子一样，在窑工们的心中点燃着无产阶级反抗的火焰。在他的启示下，以往只知道在矿洞里死受的窑工，懂得了要争取劳保和生存的权利；懂得了应该和农民兄弟团结起来，同地主、资本家斗争；懂得了只有勇敢地起来反抗剥削和压迫，才是他们自己生活的根本出路。那一晚，他和那些热心肠的窑工们整整拉谈了一夜。除夕夜将尽时，火塔子熄灭了，人们心中的革命烈火开始燃烧起来。 那些日子，经过各地党团组织的努力工作，革命的烈火，在陕北工人群众中间逐渐燃烧起来。横山、米脂的煤矿工人闹起来了；榆林兵工厂的工人闹起来了；延长石油矿的工人闹起来了；葭县、吴堡的黄河船工闹起来了；各个县城的手工业工人也闹起来了。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开始结合起来。舍生忘死的共产党人在井岳秀的反动军事统治下，高擎着镰刀和斧头的旗帜，打破坚冰，拨开迷雾，艰难地开辟着工农革命的道路。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第21章：饥民们发现县长跑了，只丢下一个空空荡荡的县衙。人们立即掉转锋芒冲向大财主安景荣家 1929年7月9日(旧历六月初十)一大早，绥德城里风平浪静。冷冷清清的街道上，除了露宿屋檐下那些衣不蔽体的穷人，和几只饿得皮包骨头的野狗，就只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口站岗的无精打采的官兵。等到太阳升起来时，城头聚集的雾气和灶烟开始在晨风里飘散开去。这时候，早起开门的店铺伙计和刚刚山出摊儿的卖吃食的小贩，却见街上三五成群地出现一些头上挽着羊肚子毛巾、肩头搭着空毛口袋的农民。长时间饥饿，使那黄瘦发暗的脸上的一双眼睛，在阳光下让人看着害怕。只是他们走路的姿势却不像饥饿的人，也看不出以往那种掩饰不住的乡下人进城的自卑。一个个兴冲冲地仰着头，像是搜索什么，瞅瞅这里，又瞅瞅那里。他们的手中，有的拄着一根棍，有的提着一把镰刀，也有的肩头扛着一把锄头，还有胸前里挂搭着一把开山老的。有一个腰间扎着一根牛皮带子的大个儿农民，手里提着一把尖，刃显然才蘸水磨过，在朝晖里忽闪着白光。他走到一个卖泡儿油糕的摊子旁，眼瞅着油糕在哗哗翻滚的油锅里跳动，便情不自禁地狠劲咽了一口涎水。这时，来了个吃油糕的顾客。当他眼瞅着那个满脸泛着油光的城里人，一口气吃下去五个油糕时，再也忍不住了，便咽下一口口水，讨好地一笑，对卖油糕老汉说：“老人家，能不能给咱赊两个油糕?”那系着海昌蓝腰裙的老汉一听，先瞪起一双精明异常的小眼睛，上下打量他两眼，随后用鼻子嘿嘿一笑说：”没那事，我卖的是热油糕，现吃现过，不赊。”那个被饥饿折磨着的农民并不甘心，突然凑到老汉跟前，手挡在嘴上，很神秘地说：“我们是进城向县政府和安大财东要粮、要钱的。一要下，就清你的油糕钱。”卖油糕的小贩听得，吃了一惊，扭头再看看左右，前街后街，到处是土里土气的农民，便递给那大个儿两个油糕，也不等卖完，便匆匆收了摊子。马文瑞、胡永华和绥师的李光白，为了迎接这次大规模的饥民斗争，忙得彻夜没合眼。第二天一早，就分头带人出城，到预定地点迎接各区来的农民一同进城起事。清晨，四区八乡的农民背着预备装粮食的口袋，手持着棍棒或农具，从四面八方不断地拥到绥德城里来。这异乎寻常的阵势，很快引起守城哨兵的注意。敌人觉得征候不对，慌忙把城门关了。霎时间，已经进城的农民有些惊慌。城外的人见状，有人开始有些动摇。这种情况是始料未及的。在这紧急关头，马文瑞当机立断，命令党团员到农民中间鼓动砸城门，硬性进城！“打城门，狗日的们，关了城门，这就把咱穷人最后一条活路也关死了呀！”人群中，有两个挽羊肚子毛巾的大个子年轻农民振臂高喊。文瑞认得出，那是打扮成农民的绥师学生党永亮和吴志渊。“对，把城门砸开！狗日们，无故关城门做甚哩！”白寿康也附和着高喊。“天不下雨，就是这些穿灰狗皮的妨碍来！”白如冰、贺晋年、吴志渊一齐呐喊道。许多农民都围绕在他们的周围附和，愤怒的呼声响成一片。嗵！嗵！人们开始用手中的工具砸着城门。在城南门外，马文瑞看见一个领头的农民，笑着朝自己挥了挥手。他定睛一看，竟是中共南区区委负责人崔田夫。崔田夫头上挽了一条新羊肚子毛巾，肩上背着一条黑毛口袋，威风凛凛地手提着一把明晃晃的老，带领南区的几百农民，浩浩荡荡一路走来。在这样的时候，见到崔田夫，马文瑞心里别提有多高兴，觉得信心倍增，浑身上下顿时充满了力量。他从人群里挤到田夫跟前，低声问：“来了?”“嗯！”“当紧是把城门打开！”“解开了！”崔田夫说着，转回身把手中的头举起来，一声高喊：“走，打城门！”人群就像决了堤的洪水朝城门洞涌去。“打城门！”“打城门！”人群呐喊着，蜂拥上去。镶满铁钉铁条的厚重威严的城门，开始在人们的猛冲下，咯吱咯吱地呻吟起来。这声音如同是一种希望的召唤，人们的劲头儿更大，呼声更高。只听呼啦一声巨响，南城门终于被冲开。愤怒的人群像潮水一样涌进城去。驻守城内的敌营长张建南一见这排山倒海的阵势，惊恐万状，立即命令朝天放枪，企图阻止农民进城。然而暴发了的山洪一般的人群哪里遏止得住，那可怜巴巴的枪声，完全被人们的怒吼声淹没了。四面城门很快全被打开，人流立即聚满了街巷。在十字街口会合后，直奔国民党县政府而去。震天撼地的声势，使整个绥德城都在颤抖。“走，找县长！”“走，找县长！”人们高喊着。“县长”，在平头百姓的心目中可就是当地的“阎王爷”，平日农民们躲都来不及，今日却要走上门去找他，这可是翻天覆地的大事情呀！难怪人们那样自豪那样兴奋。 “走，找县长！” “走，找县长！” 人们相互照应着、呼喊着，重复着不晓得哪个人随口喊出的这个简短明了、又使他们最感自豪而扬眉吐气的口号，就像是一群同自己心目中最凶恶的野兽搏斗的勇士，情不自禁地发出既是给自己壮胆、又是互相鼓舞的呐喊。这句口号，是那么浅显明白，又简短有力，像擂响的战鼓，像冲锋的号角，激荡起战斗的声威，鼓舞着每个人的斗志。 人群中，马文瑞和崔田夫并肩走在一起。这一回，说真的，不是他们领着众人前进，而是众人汇成的声浪和人潮推动着他们一道前进。所有的人都很兴奋，兴奋得满脸通红。共产党人在疾风暴雨般的群众斗争中，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这是一种无可比拟的，也无法抗拒的令人深受鼓舞的力量。厚重的城门和真枪实弹的官兵抵挡不住它，封建剥削和压迫的网罗抵挡不住它。当它一经被发动起来，就什么力量也休想与之抗衡。文瑞觉得自己周身的热血在沸腾，觉得自己同这些浑身散发着土腥味的农民在一起，就变得更加勇敢而坚定起来。他深深体会到，共产党人只有在群众斗争的烈火中，才能被锻炼得更加纯洁、坚强。 怒吼声在雕山与二郎山之间回荡着，古老的绥德城在抖颤。城里的有钱人和驻军如临大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中共绥德县委书记周发源，在群众斗争来临时竟害怕起来。他不是怕井岳委的大兵开枪镇压农民，也不是担心马文瑞他们这些年轻的同志在斗争中暴露身分有被捕的危险，而是害怕失去理智的农民抢他的商店。一听城门方向响枪，他就慌忙带着伙计把店门关闭起来，然后便躲在套间里惊恐不安地吸着水烟。 最惊慌失措的人是反动县长。前次几百农民抬着龙王楼子闯进县大堂，他还惊恐未定，此次又来了几千人，听说个个手中还拿着凶器，这可怎么得了！农民一打城门，他立即慌得六神无主。驻军头目面对造反的农民，也是束手无策。县长赶忙召集城里的财主士绅商议对策。不料财主士绅们，个个吓得变脸失色。大财主安景荣吓得浑身发抖，连话也说不完全，哪里还能拿出什么好主意。这时传来消息说饥民进城后，直奔县府而来。这一群平日最讲体面的家伙，此刻也顾不得面子，吓得翻过县府的后墙，抱头鼠窜。 人群拥进县府。饥民们发现县长跑了，只丢下一个空空荡荡的县衙。人们立即掉转锋芒，冲向城隍庙湾的大财主安景荣家。人们冲进那两旁踞着咧嘴石狮子的阎罗殿一样的黑漆大门。黑压压的人群一下子把方圆数百里有名的安大财主的大宅院里里外外围得水泄不通。那雕梁画栋的高大建筑，许多农民是见也不曾见过的。那种富贵的威严，使人们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抑。斗争的呼声顿时低落下来。陡然安静下来的院子里，只听得到人们的咳嗽和喘息。突然有一个粗壮而洪亮的声音高喊道：“安景荣出来听话！”崔田夫挥动着手里的老喊了好几遍，也没有人答应。人群再次被激怒了。 “安景荣，出来听老爷爷说话！” 还是没有回音。愤怒的人群一下动起来了。有人破门而入，冲进上窑，冲进厢房，冲进里院，冲进后院，四处找遍，也不见一个人。有人气得连鞋跳上财主家铺着栽毛毡的炕上连滚带跳地日踏。也有人劝说道：“快不要胡来，咱们不要忘了传单上的斗争纪律。”滚跳的人也就收敛了。大灾之年，财主早有防备，人们搜遍了安家，也没有找出多少粮食。这一回，饥民更加激愤。许多人是天不亮就出发了，肚子早饿得前心贴了后背。怎么办呢?马文瑞正要召集人商量对策，突然有人喊道：“你们照见了没，天不下雨，都是那蛋粉厂的黑烟筒给熏得来！”人们一听，立即响应。 “走，打鸡蛋厂，吃蛋粉，走！” 顿时，聚在安家宅院里外的人群，开始向外涌动。这场斗争的发展，不断地出现始料未及的情况。马文瑞寻思着，事先没派人把县长和安景荣监视起来，看来是个失误。眼下群众又自发着要去打鸡蛋厂，其势既起，也不好阻拦，只能因势利导了。他这么想着，早被人群推动着，朝鸡蛋厂的方向移动。 这家蛋粉加工厂，是一个山西资本家开的。以很低的价格把四乡农民的鸡蛋收来，加工成蛋粉，再高价卖到天津，作为工业原料和食品添加料。厂里有百八十个手工工人，其中有许多童工，劳动强度很大，工资低得可怜。蛋厂的高烟筒整天浓烟滚滚，搞得城里一年四季乌烟瘴气。 人群涌动着，增加了不少绥德城的市民。有人说：“鸡蛋厂敬的是‘火神’，他们的大烟筒熏得天不下雨！” 饥民们听信了这话。加之县长跑了，狗财主也躲了起来，人们便把仇恨集中到资本家开办的这座鸡蛋厂。人们撞开厂门，冲进车间。突然有人高喊：“嘿，这鸡蛋炒面可好吃哩。”饥饿的人们，争先恐后地抓起干蛋粉，拼命往嘴里塞。那个赊油糕吃的大个子农民，双手捧着蛋粉吃得更是起劲。车间里，异样地安静下来，只听见嘿哧嘿哧的声音从人们的嘴里发出来。文瑞看到这种情形，焦急地跳上一台机器，高声喊道：“蛋粉不敢多吃，操心吃出毛病来！可以装些回家涮糊糊喝。”多数人听了他的话，开始改往口袋里装蛋粉。 饥民们出了鸡蛋粉厂，斗志仍很旺盛，又返回县政府闹哄着不散。 绥德守备营长张建南，眼巴巴瞅着四五千农民打开城门冲进来闹事，却毫无办法。他还从未见过这么勇不可挡的阵势。见农民打了鸡蛋厂还不散伙，他便偷偷派人同躲在城外的县长商量对策。县长一听农民闹哄了一天还不罢休，只好让步，答应拿出笔钱发给进城的饥民。条件是，拿了钱，必须马上回家。马文瑞等人得知这个消息，知道这是敌人的安抚手段，目的并不是为了救济灾民。这不利于把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马文瑞立即把各区负责人召集起来在南关二郎山开会商议对策。 情况紧急，马文瑞开门见山说：“咱们斗争经验不足，让县长和安景荣溜了。四五千人大闹绥德城，冲了县衙大堂，抄了安大财主的家，打了鸡蛋厂，大家看，下一步该怎么办?” 绥师团委书记李光白说：“按照咱们预先计划，要把农民从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把斗争矛头指向国民党反动政府……” 崔田夫听得躁了，说：“你说得老美气，饥民们空着肚子，吼喊闹腾了一天，早饿得撑不定了，再这么闹上一夜，敌人不镇压，恐怕各自也要散伙。” “依我看，国民党政府已经答应发放救济款，是不是……”胡永华说到这里，犹豫着停下来，看着每个人的脸。 这时，一直认真听大家发表意见的马文瑞说：“党内文件是要求我们在适当时候把农民从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我理解，这‘适当时候’，一要看农民觉悟程度，二要看实际情况是否允许。眼下，灾荒严重，农民的当务之急是要饭吃，求生存，他们的脑子里并不渴望马上推翻反动政府。我们组织的这次斗争，虽然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但处处充满了政治斗争的意味。农民在斗争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也使统治者看到了民众的力量，而且逼得他们不得不正视和屈服于这种力量。敌人被迫答应发放救济款，说明我们的斗争已经有了结果。这时候，假若在群众还不觉悟的情况下，硬是要群众空着肚子搞所谓‘政治’斗争，那是不现实的。这样发展下去，势必失败，反倒会挫伤群众的斗争积极性。” “马文瑞说得有道理，就按他的意见办。”文瑞话刚落点，崔四夫紧接着说。“咱革命就像种庄稼，不要刚下种就想收。只要种上了，耕耘耙耱，锄草追肥，咱慢慢价来嘛。” 崔田夫一席话，缓和了会上的紧张气氛。大家一致赞同马文瑞的意见，决定同意接受县政府发放的灾民救济款。 张建南得到答复，立即派人在城南搭了个台子，通知饥民前去领款。他站在台子上冠冕堂皇讲了一通安抚人心的话，诸如“政府关怀灾民疾苦”云云。然后开始发钱，饥民们不分男女长幼，挨个儿每人一块银元。大约四五千人，数额也就很不少了。 饥民们领了钱，心里很满意。自古都是官府、官兵从老百姓口袋里往外掏钱，哪里见过他们往老百姓手里放钱。经过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果实。饥民们手中握着那一块银元，心里乐滋滋的。他们抬头挺胸走在绥德城的石板街上。其中一个年轻人说：“看来官府也是属核桃的，要砸着吃哩！”另一个上了年纪的说：“可不是，狗眼看人低，不给那巫点厉害，就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四乡的农民，在夕照晚霞里扬眉吐气地出了绥德城。他们惊奇地看见城门洞站岗的哨兵，个个低头顺眼，全失了往日那种凶神恶煞的威风。 绥德党团组织发动大规模饥民斗争，像晴空里的一声霹雳，震撼了陕北大地。各地斗争的烈火纷纷燃烧起来。横山数千农民围城抗税；清涧数千农民成群结队进城向县长交农具；延川数千农民冲进县府拒交“皇粮”；安塞数千饥民冲进县府向县长要饭吃；葭县几十村农民分粮吃大户；米脂东区农民组成声势浩大的“要吃会”、“请愿团”……一时间，大革命失败后沉寂下来的陕北，又开始红火起来。群众革命斗争的烈焰，开始对抗着白色恐怖的阴霾。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第20章：刘志丹听着马文瑞对局势的分析，有些吃惊地望着眼前这个英俊精干的青年，心想，后生可畏呀 挨至1929年四五月间，共青团陕北特委在米脂县城召开代表会议。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刘志丹代表特委出席。马文瑞在会上第一次见到刘志丹。早些时候，关于刘志丹出生入死搞兵运、拉武装的事迹，马文瑞听到不少。在未曾见面之前，刘志丹在马文瑞的心目中同谢子长一样，是一个很坚定、很能干的革命者。他的想象中，刘志丹一定是个高大粗犷的人，不料一见面，却见他长得身材修长，眉清目秀，言谈举止很有几分念书人的文雅气，见人总是那么和蔼地笑着，讲话的口气也总是那么谦和。“马文瑞同志，”刘志丹异常亲切地这样称呼新结识的这位年轻而富有朝气的下级。“你谈谈绥德的工作情况吧。据白乐亭同志讲，你们那里的斗争环境很复杂。”一天晚饭后，他们在米脂城外的田野上散步时，刘志丹说。当马文瑞开始说着话时，刘志丹那双聪慧黑亮的大眼睛一直专注地看着他。那神情，使对方不停地从中得到一种赞赏和心领神会的鼓舞。这目光，使你很容易把要讲的话题谈得更加坦率、更加深入透彻。在马文瑞最初的印象中，刘志丹像一切精明而理智的领导者，他的开阔的胸襟和随和的秉性，使他娴熟地掌握着倾听别人发言的艺术。那天，他听着马文瑞夹叙夹议地谈论着绥德这一重要地区的斗争形势和党团组织的现状及问题，嘴里也不时地附和一两句。更多的时候，他只是会意地点一点头。偶尔他也会打断对方的发言，带着某种情不自禁的情绪反问一句。譬如当马文瑞谈到县委书记周发源“不务正业，财迷心窍，一心只顾做生意赚钱，对民众的疾苦麻木不仁”时，刘志丹突然很生气地说：“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干?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一个县的工作?”初次交谈，马文瑞从他简短的话语中，感觉刘志丹是一个党性原则很强的人，就像白乐亭同志一样，属于一心一意干革命的人。这鼓舞着马文瑞把胸中郁积了几个月的疑虑、委屈和痛苦一下子全讲出来了。最后马文瑞说：“……现在的斗争形势，看起来兵荒马乱，其实对我们很有利。自从冯玉祥到陕西后，陕北政权实际上被国民党省政府把持。井岳秀自从失去了统治陕北的大权，尤其是丧失了财权，对冯玉祥恨得咬牙切齿。今年蒋冯战争突起，井岳秀即暗中与黄河对岸的阎锡山勾结，想借助阎锡山的势力，夺回陕北的统治权。然而，形势发展的结果，使井岳秀的美梦成空。眼下是阎冯又勾结，井岳秀则被晾在一边。井岳秀这个小军阀现在正进退维谷，前途渺茫，哪里还有精力对付我们。借此机会，发动饥民斗争，以推动农民运动，可是天赐良机呀。”刘志丹听着马文瑞对局势的中肯分析，渐渐显出有些吃惊地望着眼前这个英俊精干的青年，心想，后生可畏呀！便说：“你的分析很有道理。我们就是要抓住这个机会，同敌人展开斗争。”他们正谈得起劲儿，忽听背后不远处有人喊道：“噢！原来在这里呢。我说嘛，一吃饭就四处找不到人了。”两人转回头，见是白乐亭，都很高兴地站下来等他。乐亭迈着大步赶上来，三个人说着话，慢慢地沿着河边朝上游走着。由于天旱，河水干涸了。河床上淤积的泥沙龟裂着，脚踩在上面咯嘣嘣响着直冒尘烟。火焦的夕阳，把他们三人的影子照扯得老长老长。眼瞅着一派旱象，三人不约而同地回过头去。西边天际的云霞连同暮霭之上的远山都被阳光渲染得一片血红。这种景象，陕北当地称之为“韶”。农谚云：早韶不出门，晚韶晒死人！明天显然又是一个日头苦焦的日子。不远处，有一些农民在河畔的井泉边排着长队等着汲水。他们走到井边，见担水的人，都是一些青壮年。有的面黄肌瘦，有的脸上已经浮肿，双眼只留下两条缝儿。再看泉水，已近干涸。只在井窖的底儿上，泛出水瓢大小的一窝浑水。汲水的人下到窖底，一瓢一瓢地淘。泥水淘干了，便装一袋烟，用火镰就着绒燃儿打着了，慢慢地吸着等。其他的人，便在井边把水桶扁担挨个儿排放着，懒洋洋地蹴在井窖边，仰卧在河畔枯黄了的苦艾、白草上，或是茫然地垂手立在那里唉声叹气。走来几个生人，大伙也懒得抬起眼皮看一眼。这些饥渴交加的农民，他们的生命已经达到了悲苦的极限。眼下，除了可以用来解渴充饥的东西，再也没有什么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了。“老乡们，你们窑里还有吃的吗?”刘志丹很真诚地问大伙。别人都不言声，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农民说：“唉，有甚哩，我窑里断顿三天啦。黍壳壳都吃光了，再往后，只有死路一条。”“你们村里有地主老财吗?”刘志丹这回把腰深深地弯下去，恭敬地问这个已经苦不堪言的农民。“有哩，怎没有。”“财主手里有粮食吗?”“多得很哩，怕十年也吃不完。”“你们为什么不向财主要粮吃?”“人家不给嘛，财主还管咱穷人的死活！”刘志丹一听火了：“不给，你们就动手各自挖粮！”先前那个农民说：“不行呀，人家有家丁护院，井大人的兵马也常到人家窑里吃喝哩。”白乐亭生气地说：“只要大家心齐，人多势众，就不怕他财主不害怕。”返回的时候，刘志丹语气沉重地说：“马文瑞同志提出组织饥民斗争的建议，我看是完全正确的。他周发源不支持，我们支持！”“对，你回去就大胆干吧，”白乐亭激动地说，“我在米脂这面配合你们。”刘志丹说：”对，各地同时都搞起来，敌人就会手忙脚乱，顾不了头尾，斗争就容易取得胜利。”初步接触，马文瑞感到刘志丹分析问题客观，评价、判断事物很有分寸，让人觉得是一位成熟老练而又很有修养的领导者。从见到刘志丹那一刻，马文瑞脑子里就不止一次地想，同样都是共产党员，又同是黄埔军校毕业，为什么杨国栋与刘志丹会如此不同呢?他进而想到，如果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多一些像刘志丹这样的同志，革命也许会变得容易一些，革命征途上的曲折，也许会少一些。会后，马文瑞回到绥德，立即向胡永华、冯启明、李树春以及绥师团委书记李光白等转达了刘志丹、白乐亭的意见，商量制定行动方案。胡永华是个农民同志，他听了刘志丹和白乐亭的意见，和马文瑞关于组织一次规模较大的灾民进城向县政府和城里的大财主要救济粮款的建议，首先拍大腿赞同。一位同志因留马文瑞和李文芳在校过夜，被反动校长柳砚琛开除，他愤恨地说：“听说柳砚琛家富得流油哩，我看先把那老狗日的财产全部没收，分给穷人！”大伙一听都笑了。马文瑞说：“这次斗争，矛头一定要集中。一个是县政府，一个是大财主安景荣。目标太多，容易分散力量。”大家都点头同意。他又说：“我们组织这次斗争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使表面看来完全是饥民自发的斗争成为有组织有领导的革命运动。”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李光白迫不及待地问。 马文瑞说：“你们绥师到时候把党团员学生化装成农民，在饥民中间鼓动，做工作。” 当下决定，以中共绥德县委和共青团绥德县委的名义，向全县东西南北中各区党团组织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各区按照指定日期派党团员干部带领农民进城起事。同时，编写印制大量的传单，一并以“鸡毛传笺”的办法，迅速传到各区各村。 这一决定，深得民心，各区各村立即行动起来。人们整夜地开会串联，一场本县空前的大斗争，在穷人住的烂窑洞土炕上，在无人知晓的山沟圪里秘密酝酿着。饥民们焦黑枯瘦的脸上透着兴奋的神色，人们盼望着起事那一天的到来。许多人胸中的一口恶气憋了几十年、几辈子，这回要吐出来了。他们中间有的人父母兄长已经冻饿而死，他们自己和他们妻子儿女的三尺肠子，已经饿得剩下不到两寸半，眼看快要完了，眼看就要山穷水尽。感谢共产党替民做主，带领咱们向县政府衙门、向安大财主要粮要钱！这是天神开眼救生民呀！人们兴奋地攥着被锄把、头、犁柄、连枷把子磨得满掌心都是厚死肉的拳头，重重地砸在炕桌桌上，震得豆油灯花花也跳蹿起来了。 “要那巫的，不要怕慆哩些！” “反正是死路一条，咱人老几辈都是顺民，顶甚哩！成天求神拜佛，也没见老天爷开恩给穷人降福！” 中共绥德县北区区委书记马明方接到通知，立即召集各村党团负责人开会布置。这个众人眼里文文雅雅的四十里铺小学校的教书先生，结交了许多不识字的农民朋友，这个浓眉大眼一表人才的马先生，他在北区农民的眼里，是个很有能耐的人。他说出话来，他们听得很入耳；他讲出的平平易的道理，总叫人心服口服。穷人给财主家揽工打短，土豪劣绅放“驴打滚”高利贷，他说那就叫“封建剥削”；妇女缠脚、包办婚姻，官府吊打穷人，他说那就叫“封建压迫”。“那咱穷人怎样才能过上好光景?”最好的办法，他说只有把天底下的穷人拧成一股绳，起来反抗“剥削”、“压迫”和“反抗”，这几个农民从前根本没听说过的新名词，像几颗火星子，落到干柴垛上，立马就燃起了火苗苗。这次接到的“通知”就像是一声报春的雷。几天之内，光北区几十个村庄，就动员了几百农民。人们摩拳擦掌，情愿舍出身家性命，冒犯官府王法，进城“造反”。 就这样，在那饿殍遍野的饥荒年月里，一股强大而正义的力量，引导着那运行在山野沟壑间的地火，旋转扭结起来，终于连成一片，熊熊燃烧起来，只等那一声召唤，便要冲破地壳，爆发出来，燃成燎原之势。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