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涂途（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原所长、《文艺理论与批评》原主编、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马文瑞在瓦窑堡初次见到毛泽东，是在街头偶遇。两人互不相识，只是擦肩而过。可是就在这一瞬间，他已感到毛泽东像一个精明而胸有成竹的读书人。等到第二天听毛泽东演讲（主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时候，马文瑞便“情不自禁地被卷入了激动不已的昂扬的情绪波澜之中”，“感到从未有过的激动，从未有过的面对一个人而如此敬佩不已，而如此心悦诚服”。在中国抗日红军军政大学（简称“红大”）成立的集会上，马文瑞又一次听毛泽东讲话，他觉得毛泽东的话很能抓住要领，很有号召力，很能鼓舞士气。当敌人进攻瓦窑堡，中央决定主动撤离的最后时刻，大家知道毛泽东还未出城正十分焦急之时，毛泽东却不慌不忙地骑着马由城门洞里走出，并对大家说：“莫慌，莫慌，敌人从东边来，我们由西边走，他来他的，我走我的，井水不犯河水嘛。”一场虚惊，烟消云散，马文瑞第一次看到毛泽东这么乐观而幽默。最为感人的是胡宗南匪军进入延安的前夜，马文瑞与彭德怀、林伯渠、习仲勋、马明方等一道，前往毛泽东住的窑洞向他告别和汇报撤退情况的一幕。当马文瑞询问毛泽东怎么还不动身时，只见毛泽东笑着从容地说：“只要大家都撤了，我一个人好办，轻装上阵，没有负担嘛。大路朝天，各占一边，也叫做井水不犯河水嘛。我眼下考虑的，倒不是胡宗南的几个虾兵蟹将，那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只是担心，对于这次战略撤退，我们的同志，特别是像你们这些党政军高级干部，思想上一定要明白我们的战略意图。”寥寥数语，画龙点睛般显示了一代伟人的雄才大略、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挥洒自如。 周恩来留给细心的马文瑞最初的直观印象，是那浓黑的眉毛下一双聪慧而深沉的大眼睛，它们立即使人想到“胸怀坦荡”、“忠贞不渝”这一类成语。周恩来与马文瑞的有力握手，更使他感到如同春风拂面般的舒畅，如沐冬阳一样的温暖；似乎像面对一条清澈见底的碧流，像身临一片令人赏心悦目的绿洲。这虽然写的是马文瑞个人的印象和感受，但同时又是每一个与周恩来接触过的人的同感和共识、共鸣。周恩来与马文瑞第一次交谈，就充分肯定了刘志丹和他以及其他许多同志在陕北搞武装斗争、创造苏区根据地的贡献。这时正是纠正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肃反”运动、马文瑞被无端关押20余天得到释放后不久，本来有满肚子的冤屈的苦水想吐泻出来，可周恩来说的“过去的事情结束了”，“要向前看，有许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这几句话，便使得马文瑞不知从何说起。他正等待周恩来给他分配工作，不料疲劳过度的周恩来却坐在圈椅上睡着了。马文瑞刚想离去让他好好休息，走到门口，周恩来突然醒过来不好意思地又将他留下来。又一次，马文瑞向周副主席汇报工作后，周恩来留他共进午餐。在吃饭时周恩来一句话不说，嘴里嚼着饭，眼睛却瞅着文件，手里还不停地从菜碟中准确迅速地夹着菜，“说不清他是附带着处理文件还是附带着吃饭”。通过这些点点滴滴、真实朴实的细节勾画，周恩来亲切热情、雄才大略、无私奉献、忘我工作的活生生的形象，呈现在读者眼前，久久难忘。 在《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中，我们还看到朱德、刘少奇、彭德怀、贺龙、林伯渠、王震等一大批叱咤风云、戎马倥偬人物的不同风采。有的虽然着墨不多，但淡淡几笔，挥洒自如，却生动而鲜明地描绘出他们各自的音容笑貌和伟岸风范。这些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呕心沥血的历史伟人，那不朽的精神魅力将代代相传、永垂史册。历史是延续而不能忘却的。列宁说：只有机会主义不能了解“昨天”和“明天”的联系；我们重寻革命风流人物深厚的足迹，就能得到众多认识今日现实的启迪，也能更加明白“昨天”与“明天”的联系。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黄土峰峦“马前卒”——初读《群山》印象之第二部分第49章：朱仰兴宣布所谓中央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朱理治、聂红军等人关于开展“党内肃反”的指令 时令进入冬季。陕北山区的气候异常阴冷，穿着棉衣在山区活动，也冻得受不了。马文瑞像当地农民一样，时常在黑粗布棉衣的外边，套一件光板山羊皮袄。可别小看这件皮袄，白日翻山越岭，可以遮雨雪、挡风寒，夜里若要在山窑子里宿营，它又是被褥和毡毯。无论天多冷风多寒，只要蜷起手脚，裹着皮袄往枯草上面一躺，漫长的冬夜也就扛过来了。这件老山羊皮袄，还是刘大才的老伴给他做的。刘大才见他只穿一身单薄的棉衣顶着刺骨寒风整天在冰天雪地里四处奔波，心里过意不去，就叫婆姨挑最好的皮板缝了这件皮袄。一连几十天里，马文瑞都穿着这件看着十分土气的光板儿皮袄穿梭于红泉、赤川两县。渐渐地，许多人都熟悉了这件皮袄，就像熟悉他那农民一样拢在头上的白羊肚手巾。人们时常看见，马主席远远地拉马走过来。在村庄附近他很少骑马，总是牵着走，为的是同群众拉话方便。人们记忆中，文质彬彬的马主席，端庄严肃的脸总是被寒风哨得泛红，领口和袖口露出的黑山羊毛特别显眼，头上的手巾两头穗穗不停地在前额上抖擞着，显得格外精神。这老山羊皮袄和羊肚子手巾，使得这个马主席在老百姓眼里显得更加可亲、可信。 天气虽然寒冷，东地区干部群众的革命热情却是空前高涨。这天，马文瑞和土地部长胡自禄一道，由金盆湾回临镇机关去，路过麻洞川，但见川野里到处是红旗和红缨枪，到处是热情高涨忙着丈量、分配土地的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分配土地，这在农民看来，可是革命工作中顶重要的一项，是革命斗争中最彻底深刻的斗争。远远地，听见有人一边拉着绳子丈量土地、埋设地界，一边嘴里哈着白气，唱着群众口头流传的民歌： 1935年呀， 东地区大发展， 地主老财保甲民团统统消灭光。 成立新政权， 分地又分田， 跟上马主席， 咱们闹共产呀。 胡自禄也是个淳朴的农民同志，他很理解农民的心情，便说：“老马呀，你在咱东地区老百姓心里可不简单！农民从前敬土地山神，这阵儿敬你马主席哩。”唱歌的人们，认出了大路上牵马走来的马主席，便丢下手中的活，纷纷跑过来，围着马主席问长问短。这种情形，每过一个村庄都要遇到。 马文瑞见了群众，总是笑嘻嘻地问：“老乡们，土地分配得怎么样了？还有什么问题？” 有个倔脾气老汉翘起下巴上的花白胡子问：“给地主分地，马主席你说这对不对？”“没收了地主的好地，分给贫雇农，再给他分点坏地，这也合情合理。地主也要吃饭，你不给他分地，他要么饿死，要么就得跑到敌人那边反对我们。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 众人异口同声说：“马主席说得对。” 倔老汉的花白胡子垂下来了。 马主席讲出的道理总是那么朴素，农民能听进去，往往简简单单三两句话，就叫你听得心服口服。到了临镇，通讯员打来一盆热水，要马主席洗脸。马文瑞呆呆地望着窗外的远山，心情有些沉重。刘志丹和特委还是没有任何消息，这使他感到有些焦虑。正在这时，胡自禄进门，小声对他说：“老马，不对劲儿呀，老刘他们消息打问不上，该不是出事了？” “嗯，是有些不正常。”马文瑞说。“不管出什么事，我们还是要一个心眼儿干革命，全心全意为党工作。” 话虽这么说，但心里总是感到很不安。他预感着眼下这无声的“寒流”过后，要来一场“风暴”。早就听说鄂豫皖苏区在“左”的路线影响下，“肃反”扩大化，错抓、错杀了许多好同志。难道这股风刮到西北地区来了？他突然记起那个从北方代表处来的人，刚一到陕北，就批评特委搞“富农路线”，是“右倾”……该不是……他不愿意毫无根据地再往下想了，只是告诫自己，无论如何，工作不能受影响，更要注意稳定周围同志们的情绪。想到此，他问胡自禄：“其他同志情绪如何？” 胡自禄说：“人心有些不稳，还有谣言说红25军搞‘肃反'，把刘志丹、习仲勋都捉起来了，接下来就要捉你马主席。” 马文瑞听了，沉吟着，一句话也没说。 过了几天，马文瑞接到一份要他到洛河川的陕甘边特委所在地开会的通知。马文瑞是细心人，一看那个通知就产生了疑虑。“通知”并非油印文件，也不是像从前那样由特委书记亲笔书写，而是一封字体陌生的信。是什么人召集特委的会议？马文瑞手里拿着那个“通知”，思前想后，觉得凶多吉少。但他还是决定服从调遣，前去开会，好亲眼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一晚，他整夜没有合眼，把身边所有的重要文件都清理一遍，又找出那套平时总舍不得穿的新棉衣换上。第二天一早，机关的各位部长闻讯不约而同前来送行。见大家都沉默着，心情显得很沉重，马文瑞故意轻松愉快地说：“我去特委开会，你们怎么个个愁眉不展？各自把分管的工作抓紧，等我回来还有新任务哩。” 大家听了，还是低头不语。唯有胡自禄一直走在前面，依依不舍地牵着马缰送他出了镇街。许多老百姓听说马主席要出远门，也都纷纷前来送行。马文瑞怕干部们的情绪影响到群众，便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随即翻身上鞍，只身催马奔腾上路，直到跑出数里，方才勒马缓行，等着通讯员的马气喘吁吁由后面赶上来。 “马主席，哪去呀？”“马主席该不是出远门呀？”一路上，不断有去临镇赶集的农民朋友用农民的方式亲热地同他打着招呼。马主席新换的一套新棉衣，在农民兄弟眼里只显得比平时更精神，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马文瑞不时也停下来，同熟识的人拉一拉手。他心事重重，很想对他们说几句告别的话，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或许就是最后一次见面吧？”外貌温和而性格极为刚强的人，此刻感到自己很悲观、很脆弱，感到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愤懑和委屈堆在心头，憋得喘不过气。见到这些真诚的农民朋友，仿佛见到了亲人，他的心情十分复杂。但他还是努力掩饰着内心的感情，脸上尽量显出像平时一样的微笑。 当大路上只剩下他和跟在他身后一声不响地走着的小通讯员时，他又突然感到一种久未有过的孤独。出现这种奇怪的心境，连他自己也感到吃惊。回想从前在陕北山区搞秘密工作，常常黑夜里只身在空无人迹的山道上奔波，也绝少感到过孤独。眼瞅着早晨的阳光把自己和坐骑的影子拉扯得老长老长，那孤独感便越发强烈起来。其实有好些天了，只要一有静心独处的时候，这种孤独的感觉便隐约地涌起在心头。胡自禄前两天提出的问题，其实细心的他早已有所觉察。以前志丹和红军的情况随时都能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东地区来。突然好些日子没有了他们的消息。他知道八九月间，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在延川文安驿召开了军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中央驻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做了长篇政治报告，要求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攻打延安、清涧、绥德等敌人重兵防守的重点城镇，刘志丹及许多同志进行抵制。早就听说鄂豫皖苏区由于错误肃反，把许多人抓起来杀了……想到此，他的心猛烈地一缩，眼前突然一片漆黑。他下意识地扯紧马缰，站稳脚跟，才没有跌倒。他努力使自己镇定片刻，接着朝前走，双腿却像绑着石头一样沉重。……个人的安危，其实算不得什么，投身革命那一天起，就没有想过平平安安……只是苏区和红军不能没有刘志丹。谢子长走了，刘志丹可不能……张秀山、习仲勋、杨森、杨琪他们的情况也不知怎样？但愿这一切都是自己毫无根据的担忧，但愿明天一到洛河川就能见到他们个个安然无恙，一切都云消雾散，完全是一场误会。这么想着他又突然感到几天来从未有过的轻松，赶赴洛河川的心情突然变得急不可耐。他一转身对通讯员说一声：“上马！”便双手依鞍，跃上马背直奔西去。路过麻洞川村，也没下马。眼看要到金盆湾了，却见迎面来了一支穿灰军装的队伍。走近了，才见是一支红军。与陕北红军不同的是，每人背上还背一个大竹草帽(斗笠)。马文瑞觉得奇怪，疑惑不解，就见为首一个挂盒子枪的干部操着外路口音问：“这个骑马的，你是不是马文瑞？”马文瑞这时已经猜出来者是些什么人了，反而更加镇定，故意说：“我是马文瑞，你们是什么人？” 那个干部突然态度缓和地自我介绍道：“我们是红25军的，我叫朱仰兴，保卫局侦察科长。” 马文瑞说：“噢，久仰大名，我是接到特委的通知，前去洛河川开会的。” 朱仰兴显得有些尴尬，支吾着说：“是这样，情况有些变化，你不要去了，回临镇把工作交谈了以后再走。” 马文瑞一听，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心中更加气愤，随即勒转马头，心中痛苦地想：“看来光我马文瑞一条命还交不了差！下面的干部也要遭殃。” 果然一到临镇，朱仰兴立即命令开会。东地区各部部长及红泉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刘大才等，和马文瑞一起被强制集中到一间小会议室。朱仰兴宣布所谓中央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朱理治、聂红军等人关于开展“党内肃反”的指令，同时宣布在场的人被捕受审。话音刚落，早已等在周围的几个壮汉纷纷从腰间扯出事先准备好的麻绳，上来就捆。小通讯员见来人要抓马主席，急忙高喊：“不许你们胡来！”结果连他自己也给捆起来了。马文瑞只感到手腕被勒得刀割般剧痛，咬牙强忍着一声不吭。“唉呀，疼死人啦！唉呀，疼死人啦！”身体单薄的许克昌到底忍不住哭叫起来。“叫你再喊！”一阵拳脚重重地落在许克昌的身上。马文瑞眼看着自己的部下遭受不白之冤，心如刀绞，便说：“你们要抓，就把我抓走得了！我担保，他们都是很好的同志，对革命有贡献，并没有什么错误。”话尚未说完，倒招来劈头盖脸一阵打。马文瑞的心中涌起一阵痛苦的悲哀，暗自解嘲道：“唉，这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也说不清呀！”看来志丹他们一定也难逃同等的厄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百思不得其解，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疑团：从北方代表处派来的人一到陕北，就批评他们“实行富农路线”、“右倾保守”，这一回，看来事有源头……马文瑞不愿再往下想，觉得形势很严峻，西北革命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危机和灾难，一场生死攸关的危机和灾难，远比国民党军队的反革命围剿还可怕。仿佛晴朗的天空，突然升起一团乌云遮住了太阳，他眼前顷刻变得黑暗一片。 所有的人都被结结实实地五花大绑起来，每个人头上都强行戴上一顶事先缝制的黑布套子。整个头部齐脖子都被筒在里面，只在眼睛处留指头粗两个小洞看路。 “我宣布纪律，”朱仰兴手里提着枪厉声说。“上了路，谁也不许吱声，不然，当心脑袋搬家。” 马文瑞问：“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大家挨个儿被押解出门。虽然头上戴着黑圪筒，还是有许多群众从衣着上认出了他们。人们聚集到街道两旁观看，眼中流露出不解的目光。消息很快传开来，说“一队白军假装成红军，把马主席他们抓走了！”霎时人心波动，谣言四起。没过多少日子，边境地区有人开始偷偷往敌占区跑。敌人那边也有话说：“苏区群龙无首，人心惶惶。”在土改中被没收了财物的地主老财，也探头探脑，流露出伺机反攻倒算的罪恶企图。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涂途（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原所长、《文艺理论与批评》原主编、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马文瑞的名字，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并不陌生。在国内外的许多重大社会活动中，我们仍然时时看到他那腰板挺直的高大身影。可是，关于这位老党员、老战士、老革命的生平事迹，特别是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一般人却不甚了解。不久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的《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一书，真实而又生动地记叙了这位革命老人的斗争生涯，并且围绕着他在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艰难征程，展示了一幅西北地区绚丽多彩、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画卷。 出生于陕北偏僻山村的马文瑞，不满三岁丧母，自幼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年仅14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便担任了团支部书记。从此，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默默无闻地全身心地投入到陕北和陕甘边的“闹红”（当地群众对地下革命活动的昵称）活动中。当中共陕北特委遭到严重破坏，白色恐怖愈演愈烈之际，16岁的马文瑞已走进职业革命者的行列，先后担负了共青团绥德县西区区委书记和绥德县委书记的重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看似文质彬彬、不苟言笑的小后生马文瑞，竟然乔装哑巴只身赶着毛驴闯进戒备森严的米脂县城，从敌人的眼皮底下取回了特委的一批重要文件，表现出特殊的沉着和机灵。在革命洪流的滚滚浪潮中，在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环境里，无数革命同志倒在敌人的枪口下，也有不少意志薄弱者退缩动摇，投敌叛变;而马文瑞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开弓没有回头箭!就是粉身碎骨，也只能奋力前进。”马文瑞像许许多多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在半个多世纪漫长曲折、充满惊涛骇浪和激流险滩的中国革命征途中，一步一步、铿锵有力地迈过了第一次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他们每一个人的历史，应当说都是整个中国革命斗争史的组成部分;他们每个人创立的可歌可泣、叱咤风云、可敬可佩、日月经天的丰功伟绩，如同一砖一瓦，建造了万古流芳、永世长存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丰碑。马文瑞便是他们中的“这一个”。 与有些传记作品不同，《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一书并不囿于描写个人的身边琐事，更不热衷追求奇闻怪事、隐私隐秘。正如书的标题所点出的那样，在广阔的视野和时空延伸的背景下，传主的个人命运和前途，与整个西北地区革命运动的波澜和起伏紧紧相连、息息相关。跟随传主的脚步，通过传主的眼睛，我们看到的是西北黄土高原无穷无尽的群山和一组组光照人间、永世长存的群雕。刘志丹、谢子长、慕嘉绩、白乐亭、蒲子华、任志贞……这些数不完的烈士，都像高高耸立的大山那样巍峨峻拔、顶天立地，永远铭刻在人民群众的心底。还有不少热血青年和进步学生，他们很早便自觉地充当了革命的“马前卒”，积极投身于伟大的中国革命运动，经过千锤百炼、风吹雨打，最终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中，众多领袖的群像真切鲜明、栩栩如生，读后久久难忘。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黄土峰峦“马前卒”——初读《群山》印象之第一部分 第48章：刘志丹见到马文瑞，相互看着都瘦了。残酷紧张的斗争，使他们经受着同样的磨砺和煎熬 革命的烈火，在红泉县的沟壑丛林中，在赤川县的南塬、北塬上熊熊燃烧起来了。带头点燃这火种的人，此刻坐在临镇远离街区的一孔窑洞的炕上，显得异常平静。年轻的党代表，像很有经验的黄河艄公，在风浪中搏击风雨，从容镇定。眼下由“红泉号”和“赤川号”共同组成的“东地区”这支初具规模的船队，已经在一番惊心动魄的努力之后，冲破阴霾重重的惊涛骇浪，驶出险象环生的激流险滩，进入顺利的航程，革命发展的形势令人鼓舞。但此刻，坐在炕桌前的马文瑞，却依然是一副静如止水、沉着遐思的表情。炕桌上摆着墨盒纸张，他正挥笔给陕甘边特委写工作报告。他的思路清晰，半年多来做过的工作，包括那些生动感人的事例和反复核准过的统计数字，都装在他的脑子里。他的语言却又是概括而简洁的。他属于那种思索得多而讲得较少的人。他的语言总显得沉甸甸的，就像大海上一座座小岛，露出水面的，只是它们实际体积极小的却往往是突出的那一部分。因此他的话，总显得那么有分量而耐人寻味。他习惯上总是亲自动笔来写的报告，也显得内容充实而言简意赅。眼下，他要求自己用三页纸概括反映半年多的工作，每一句话、每一段意思都是经过反复斟酌，力求没一句可有可无的话。他自己也时常觉得，当自己坐下来写东西的时候，思维就变得格外严谨。他很喜欢处在这样的状态中。在周围同志们的眼里，他这个人除了严谨，似乎再没有什么特殊的喜好。人们看到他穿衣服，从来没有一个衣扣是咧开着的。哪怕是一件再破旧的衣服，穿在他身上，都会奇迹一样地显出整洁。同他一道工作的同志，没有看到他随便斜仰或歪躺着。无论是立坐行走，他都严谨地挺直着腰板，很少左顾右盼。他处处表现出的严谨，使得他原本温和宽厚的性格中，产生出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威严和令人心悦诚服的威信。 也许是过分追求“严谨”的缘故，使得他写得很慢。短短三页纸的报告，他竟然一动不动地伏在炕桌上写到夜深人静。他不觉得盘着的双腿渐渐失去了知觉，面前的灯光，也有些恍惚朦胧。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坐着写作的时间太久了。他总是这样，工作起来就忘记一切。直到窑门咯吱一声打开来，恍惚之中瞅见通讯员小李双手捧着一碗热米汤开门进来，这才回过神来。通讯员的身后跟着房东大娘。满头苍发的老人双手端着一碟干菜，是把腌萝卜切丝晾干后用水渗软的那种很好吃的咸菜，平素绝少吃到，是特意制作了给坐月子的妇女就饭的。马文瑞见他们一老一少走进来时，才感到肚子早空得咕咕响哩。昏暗的灯影中，老人布满皱纹的慈祥的脸，使他想起了已经过世的祖母，不禁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在这一瞬间突然意识到，火热的革命斗争已使自己同人民群众形成了比血缘关系还要牢不可破的血肉联系。他急忙跪起身子，感动地说：“干妈，怎还没歇着？”“你窑里灯不吹，干妈睡不着嘛。”老人说着，把咸菜碟子放在党代表面前，又亲手接过米汤碗，递到他手里，说：“趁热喝了这碗米汤，赶紧就睡，明儿个不是听说要开大会吗？”马文瑞接过饭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嗯，喝了你老这碗米汤，我就睡。”虽是在夏天，山区的夜深了还是有些凉意。他就着咸菜喝了一口，米汤很香甜，咸菜像好久没闻到过的肉丝一样可口。这一碟咸菜、一碗米汤中，饱含着人民群众深长的情意。经历了千辛万苦的党代表深知这种情意的珍贵。此刻，在这千山沉睡、万籁俱寂的静夜中，当他独自一个人坐在一盏小油灯下，慢慢地喝着房东大娘半夜里拉着风箱专意给自己熬的小米汤，就着大娘精心洗泡过、又拌了韭菜花、调了香油的咸菜，心中便涌起无限的感慨和激情。他细嚼慢咽，品味着那一份深情，觉得那一丝儿菜、一粒米，都代表着一份情、一颗心。“人民用小米和咸菜，不，是用生命和心血哺育着革命，革命者永远都不能忘记这小米和咸菜……” 陕甘边东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前的那个夏夜是平静的。远远近近，听不到赤卫军和老百姓围攻“土围子”的枪声和呐喊，看不到像火龙一样蜿蜒盘旋的愤怒地燃烧着的火把的世界。仿佛一切都沉睡着，一切都在激越之后需要平静地缓口气儿。为了迎接这辉煌的一天，人们连续不断地努力奋斗了许多许多个白昼与夜晚。当它即将来临的时候，仿佛很需要一个庄严的平静。 然而，统领指挥着人们创造着这一切的党代表的心情却很难平静。已经取得的成绩，并没有使他感到丝毫的轻松愉快。人民群众明显流露出来的感恩戴德，反倒使他备感不安。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对于苏区的开辟工作来讲，只是前进中的一步。进一步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权”还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做好。他深知，光组织“农会”不行，还得组织“贫农团”，使阶级阵线更加分明起来；光有群众组织也还不行，得在每一个县、区、乡，在每一个村子里发展党团员，普遍地建立党团组织，加强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光有带着群众自发性质的“红枪会”和“游击小组”不行，得经过整训，组织赤卫军、游击队，才能增强群众武装的战斗力；光打土豪分浮财不行，得分配土地，实行深刻的土地革命……这些问题，没完没了，像行军路上的山峰一样重重叠叠地摆在他面前。无论征途上潜伏着多少艰险，他得像过去一样，从没有路的地方寻找前进道路。他得要一步一步地率领群众征服这些山峰。此刻的马文瑞，不是陶醉在胜利的欢乐中，而是沉浸在对未来斗争的思考中。第二天，1935年7月5日，是临镇有史以来最红火热闹的一天。陕甘边东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此隆重举行。镇街上处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东西南北，每一条通往镇街的大路上，都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红泉、赤川两县远处各区、乡、村派来参加会议的军民代表提前一天赶到了。镇子上的几家客店哪里住得下，好在是夏季，许多人裹着老山羊皮袄睡在树底下、屋檐下。方圆数十里的农民是连夜赶来的。金色的阳光映照着人们，映照着红缨枪、红袖标和白羊肚手巾，把一张张受苦汉的脸衬托得红光满面，格外精神。这是新政权诞生的节日，是共产党领导东地区革命人民向国民党反动政权公开宣战的一个誓师大会，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红色政权对即将灭亡的旧政权的宣判。在这庄严而隆重的大会上，人民热情地举手投票，选举党代表马文瑞为东地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同时选举土地部长胡自禄、劳动部长许克昌、内务部长贺文郁、文教部长白彦博、肃反委员会主任张彦福、粮食部长奚玉山。新当选的马主席，登上讲台讲话，他的声音洪亮而坚定，充满了革命的豪情。数千人的会场，突然变得一片沉静。人们高仰着头，远远地望着马主席，生怕有一个细小的举动没看清。人们小心翼翼地屏声敛气，倾听着一个亲切而充满力量的声音在四山间回荡，生怕有一句没铭记在心里。东地区的人民仰望着他们的马主席，就是仰望着率领他们闹翻身的共产党。像暗夜里望着指引方向的北斗星，祖祖辈辈受尽苦难的人们目光里充满了信赖、敬仰和感激之情。由这目光里，马文瑞获得了一种鞭策的力量。多么可亲可敬的人民！自觉自愿地把命运同“革命”这个神圣的词语联系在一起，把一切，包括身家性命，都交给你……这个令他激动不已的念头，在他同各县、区、乡的代表坐在一起合影留念时达到了极致，终于化作滚烫的泪水，模糊了眼睛。 正当马文瑞率领数万人民，开拓着这片新的红色区域时，刘志丹(谢子长作战负伤后已于1935年2月21日光荣牺牲)指挥着红26军和红27军同长期盘踞在陕北的国民党军队和反动地方民团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消灭了大量敌军，取得了许多胜利。七八月间，红军攻打延长县城。刘志丹得知东地区开辟工作取得很大成绩。连续行军打仗的红军需要休整一下，刘志丹也很想见见分别已经好几个月的马文瑞。于是红军打延长之后，刘志丹连夜率领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翻山进入东地区，来到临镇。 一夜之间，临镇街道里外、周围各村到处都是身着灰布军服的红军战士。刘志丹见到马文瑞，两人都有些吃惊。半年多不见面，相互看着都瘦了。残酷紧张的斗争，使不同战线上的革命者经受着同样的磨砺和煎熬。但是当他们目光对视着双手紧握的那一瞬间，又相互感觉出了对方心中燃烧着更加旺盛的革命激情。斗争的间隙里战友重逢，一声亲热的“老刘”和“老马”，似乎所有的问候与情谊也就尽在其中。红军到临镇来是短期休整。日理万机的老刘和披星戴月奔波不止的老马，却是毫无倦意。在红军休整的两三天里，一有空儿，他们就在临镇老街上那间普通小屋里亲热地交谈着。一切疲劳和困苦的记忆，都在这交谈中消失了。战友重逢的欢乐浸润着一切。 “老刘，我提个建议，你看怎么样？” “你提吧。” “红军休整完，能不能打宜川县城？如果宜川和甘泉这两根钉子拔了，我计划立即向东南、西南扩大，再成立两个县，争取把东地区的人口再扩大十来万，把面积扩大到方圆四百里。” “老马，你的这个想法很有魄力。不过马上打宜川，我还没有把握。宜川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地形比较复杂。要打，得先派人进去把敌情摸清，然后再打。按原定计划，红军下一个攻打的目标是安塞。眼下，北边保安、安定、延川、延长这四座县城已经拿下，再打下安塞和靖边，可使敌人无喘气之机，以巩固已拿下的几座县城，陕甘边和陕北也就连成一片了。这样再返回来从容攻打宜川、甘泉两城，对延安之敌形成包围之势。你考虑这样是不是更好一些？” “嗯——”马文瑞听得，心悦诚服地点着头。他心里暗暗地佩服着老刘的远见卓识。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觉得还是老刘胸中有全局，具有战略眼光。而自己只是从东地区的发展来考虑和提出问题。马文瑞感到，同刘志丹一起交谈，常常能得到某种启示。能在志丹直接领导下工作，无论多么艰辛，他都感到快慰。 这天，老刘和文瑞又在一起拉谈开来。突然房门“吱”的一声开了，进来的是红军的供给部长刘约三。他见马文瑞在场，便说：“马主席，部队给养有些困难，你们东地区能不能支援一下？”马文瑞立即说：“可以。你要多少？”“至少也得三百块大洋。”马文瑞说：“三百块怕不够吧，我给你五百块。”这位长期随刘志丹转战的供给部长一听，喜出望外，一下拉住马文瑞的手说：“马主席，我代表红军全体官兵感谢地方的支援。”马文瑞笑着说：“要是没有红军在北边钳制敌人，我们也很难开创眼下这个局面。”刘志丹说：“依我看，咱红军就像猛雷猛雨，一扫过来，能把地上的枯枝败叶腐朽之物统统冲刷干净。但真要让土地长出庄稼苗子，还得靠地方党政方面来做工作。老马，我看你们的工作就像春天里的毛毛雨，不吼雷，不打闪，悄悄下来，渗进泥土里，把每一颗种子都催发出来，成了一片片绿汪汪的好庄稼。每一个庄户人，都像一棵庄稼苗。没有你们做工作，可不行呀！所以我反对有的同志轻视地方工作。拿眼下这件事来说，没有地方工作的支持，红军也就无法打胜仗。” 刘志丹一席话，使马文瑞觉得很感动，却又有些不好意思，心想刘志丹同志看问题是全面的，他是懂得马列主义辩证法的。 就在刘志丹率领红军总部到达临镇的第二天，张达志、杨琪、贺晋年等也带领后续部队来到临镇。他们是在离临镇很近的一段大路上同马文瑞不期而遇的。当时担任红27军红一团团长的贺晋年回忆说：“那是打完延长不久的一天，红军开到临镇川，路上碰见一哨人马，为首的一个人，衣服穿得整整齐齐拉马走在前面，我下马一看是马文瑞，顿时喜出望外，就问，你怎么在这里？他说我在此开辟新区。我这才知道赤川、红泉两县，就是文瑞搞的。他当时也挎着枪，也带着队伍，武器、衣服虽然很杂，但士气很高。我心里便想，文瑞原先是搞地方工作的，其实是文武双全，听说他上神府组建过红军游击队，到三边搞过兵运，眼下干脆也带起兵来了。” 杨琪是当年晋西游击队刚过河，带领保镖队来到安定县和红军游击队合作的。张达志是马文瑞的老战友。几个人都是好久没见面了，各自都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得以平安重逢，真是喜出望外。大家拉手拥抱，亲热得不得了。张达志还是那么好开玩笑，他搂住马文瑞的肩头，不轻不重地捣了一拳头，小声说：“文瑞，想不到你还活着！”马文瑞说：“能见到你，也是个意外呀！”两人的对话，惹得大家一同乐开了。于是，大伙同行，一路相互问长问短。到了临镇见到刘志丹，大家就吵嚷着要马主席招待吃餐饭。马文瑞说：“临镇本来是个富足地方，这些年叫白军搞得很穷。不过管你们一顿饭我还管得起。”说着从衣兜里摸了半天，摸出一块白洋，让通讯员到街上买来一篮子鸡蛋，吩咐灶上全煮了，端上来，大家盘腿围坐在炕上，正中蹾一只盐碗，煮鸡蛋蘸盐，大家亲亲热热，边拉边吃。每人吃到三个鸡蛋时，刘志丹突然用手捂着放鸡蛋的盆子说：“哎，大家手下留情，剩下这些鸡蛋，我全包了。”随即扭头对警卫员说：“我命令你把这些鸡蛋送给卫生队，让他们发给重伤员每人一个。” 大家听得，先是面面相觑，随即都停止了咀嚼，每个人的眼圈都有些发红。刘志丹却说：“下来咱们熬砖茶喝，光吃干的不喝汤不行呀！”马文瑞说：“老刘说得对，临镇这一带的老百姓，可是讲究喝茶哩。”屋子里的气氛重新活跃起来。 刘志丹说：“今天这个聚会，一来庆祝这一段时间战斗的胜利，二来祝贺东地区开辟工作取得的突出成果。马文瑞他们年初来到东地区，一面组建游击队、搞武装斗争，一面开展地方工作、开辟苏区。你们都看到了，经过半年的努力，这片新开辟的根据地已迅速扩展到东至黄河西岸，南至韩城以北，西至洛川边界及英旺、牛武和甘泉城郊，幅员纵横二百余里。这个成绩不小，功劳不小，我向你们表示祝贺。” 张达志、贺晋年、杨琪他们纷纷端起茶碗向马文瑞和各位部长们祝贺。马文瑞红着脸说：“应当归功于特委的领导、红军的支援和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 贺晋年说：“文瑞同志，你不要谦虚，开辟东地区的功劳是你们的；打安定、打延长的功劳是我们的嘛！”他的大白话，把大家全逗笑了。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王维玲（中国传记文学会会长、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群山》还记述了陕北特委遭破坏，6位委员被捕后怒斥敌人，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牺牲时高呼口号。写烈士们被枪杀后，农民群众不顾生死，奋勇涌向烈士就义的地方，和敌人展开了一场可歌可泣的争夺烈士遗体的搏斗。最后终于抢回三位烈士的遗体，把他们装殓安葬。感人地写出了我党干群之间的生死情谊。《群山》不仅写了我党我军的许多成功的、感人的经验，也写了令人痛心的教训。这就是1935年王明搞的党内肃反运动，给陕甘苏区和西北红军带来深重灾难。这场来自党内的肃反运动比国民党军队的反革命围剿还凶狠可怕，几乎把西北革命领导层一网打尽，使西北革命几乎被夭折、被断送。在严重的生死关头，多亏了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给就要被杀害、被活埋的一大批西北党、政、军领导干部带来生机。如果不是毛主席发出“刀下留人”的召唤，如果不是及时派出王首道、李涛等人先行赶到瓦窑堡处理此事，刘志丹、马文瑞等党、政、军领导干部一百多人早就被活埋了。严重的失误，严重的教训，所造成的不该发生、不可挽回的严重损失，叫人痛心，叫人悲愤。作品里写得深刻，写得沉重，让人深思，让人感叹，叫人无比痛恨“左”的路线。马老经历中的这些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和生活经历，以及他的个性特征、鲜明性格、精神气概和凛然正气，可以让我们感触到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在革命者身上闪现出来的灿烂火花。无论环境多么凶险残暴，道路多么曲折坎坷，马老和他的战友们都经受了考验，最终胜利地走过来了。读完《群山》，让我在无比激动之中，首先想到，这是一部动人心弦的传记文学作品。这里面描写的许多人和事，我们也曾听说过，或从其它书刊中看到过，但看这部作品时，却给我们带来了意外的深刻印象和崭新而难以泯灭的新的感受。我们熟悉的身影，变得更鲜明，更强烈；我们熟悉的身影，变得更深刻，更发人深思。看得出《群山》的作者在撰写的过程中，是下了功夫的。经过直接采访、收集和大量的调查研究，作者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长期的积累、收集、消化、构思，使作者动笔写作的时候，视野已经比较开阔；又由于材料无比丰富和充分，写时就比较从容、舒展、流畅。那些比较复杂的事件，条分缕析地写得鲜明、清晰、生动、准确，这是很不容易的，是十分可喜的，应该向作者表示热烈的祝贺。《群山》的创作还启示我们，生活和战斗，建设和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厚实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群山》开了一个好头，希望作者继《群山》之后，写出内容更加丰富的高水准的传记文学作品，为中国的传记文学事业作更大的贡献。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喜读《群山》之第三部分第47章:“我提议甘泉这一块，叫‘红泉县’，宜川那一块叫‘赤川县’。红和赤，都是象征革命的意思” 马文瑞的武装工作队和杨森的骑兵团在临镇相遇。不久，骑兵团奉命离开东地区，工作队独立开展工作。依照陕甘边特委确定的工作范围，整整一个春季，马文瑞率领工作队足迹踏遍了甘泉、宜川和洛川北部一带山川林壑。他们跑了数百上千个村庄。白天在山场、村庄里活动，夜里在庄户人的热炕头上，把心里话掏给受苦人，像在解冻的土地上，撒下革命的种子。淳朴的农民把他们的开辟工作也亲切地称之为“闹红”，把他们的个别串联和宣传工作称之为“下毛毛雨”。许多庄稼汉成了老马的好朋友，几天不见面，就要念叨个不停。 “咱老马这些天怎没见来?”一个年近半百的敦敦实实农民说。他坐在点着一盏麻油灯的炕桌旁，手里握着烟袋锅。昏黄的灯光，照着他那生着黑胡碴子的脸。他周围坐着的，全是像他一样，头上挽着白羊肚子毛巾的受苦人。他们的脸色，都是一样的黑红，像用山野里的红胶泥雕塑的。“刘大哥，我前个到临镇赶集，听说老马他们近来在云岩、北池子那边闹腾哩。地主乡绅们都怕得跑到宜川城里去了。”一个年轻精瘦的农民说。那被称做“刘大哥”的人嗯了一声，一个劲儿地吧嗒吧嗒抽烟。人们看出来，方才的消息，使这个农民信服的领袖式的人物——刘大才心中很不平静。他正想象着宜川那边“闹红”的阵势，寻思着咱甘泉这边该怎么办?老马平素对他说过的每一句话，这阵儿都一齐涌到耳边来。“你刘大才可不能落后，老马可对你抱着大希望哩。”他暗自对自己说。这一夜，金盆湾刘大才窑里的灯光一直闪到天明。 许多农民都认识带头“闹红”的老马。乡村的识字先生们称他为救苦救难的“及时雨”宋江。他们的印象中，老马岁数不大，和和气气，满口的陕北腔，平时总是抿着嘴“笑笑的”，可是一说起话来，就像铁匠打铁、石匠开山，句句丁当不离砧子锤背。人们看出来了，老马他们这些人，厉害就厉害在人家说出来的正是老百姓想说又没说出来的话。譬如开首那一段日子，马文瑞经常对贫苦农民们讲:穷人要翻身，非先捣烂“保甲制”不可。农民们觉得这话说到点子上了。他们平素受够了反动保长甚至甲长的欺压，却是敢怒而不敢言。原因很简单，甲长有保长撑腰，保长又有联保主任、区长、县长壮胆，而联保主任、区长们的屁股后面又都跟着背“七斤半”（步枪）的团丁。老马对此说得很简明也很形象。他说:“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及其走狗，就像一条专咬穷人敲骨吸髓的恶狼，这‘保甲制’就如同是四只狼爪子，恶狼干的每一件坏事情，都离不开它们帮凶。” 经过整整一个春季的秘密串联、深入宣传，到桃杏花漫山开放的四五月间，正是庄稼人整地春种时节，东地区普降一场透雨，解除了春旱，这是十年不遇的喜事。老百姓中就传出话来说:“老马他们把雨水给咱带来啦，听老马的话没错。”他们几十天的宣传鼓动工作也像那一场解除了旱情的透雨，终于结出果来了。就在这时候，马文瑞说:“该动手铲除‘保甲制’了。”他先派人捉拿惩办了几个罪大恶极的反动保长，把他们捆起来，拉到大村、镇街上游斗，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干脆下令当众公审处决。至此，祖祖辈辈埋藏在人们心中的反抗剥削压迫的仇恨之火，终于聚集起来，冲破严冬厚厚的冰冻层，形成了阶级斗争的炽烈怒潮。革命的火焰，席卷着每一个村子，像摧枯拉朽一般焚毁了国民党反动派“保甲制”的封建统治。 “把农民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这是马文瑞给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的行动口号，也是建立红色革命政权必不可缺的奠基工作。这一系列重要的工作几乎是在铲除“保甲制”的同时全面展开的。刘大才他们，立即带头在金盆湾附近各村展开斗争。各村纷纷召开会议，宣布“保甲制”解散。随即破旧立新，在广大农村普遍组织农会，建立赤卫军、游击小组和游击队。平时被人瞧不起、只解开埋头死受的佃农和长工，成立了农会。他们在地主乡绅面前说起话来腰板开始挺得板直，口气也硬起来。地主乡绅们背后偷着议论他们是“一吹胡子二瞪眼”。马文瑞鼓励他们说:“不要怕，说话办事情，就要像个当家做主的样儿!”往日只知扛镢头提镰刀的庄稼汉，背上居然插着一把吊红布绺子的“鬼头刀”，也有肩上扛着缠红麻缨子梭标的。这类从前对付狼虫虎豹的家伙，如今专门打击反动势力。北池子农民为了发展自己的武装，和一些“红枪会”合作，组织了新“红枪会”。马文瑞说:“可别小看咱游击小组这些刀子矛子，反动势力就怕革命人民手中有武器。我们东地区的老百姓全武装起来，就是一支几万人的队伍，每人喊一声，也够反动势力受。”他的这些简短而有力的话，像阵雨前的雷声，唤醒着山川大地；像斗争的号角，在群众中广为传播。革命的红色政权，在这疾风暴雨中迅速地酝酿着，像农民春播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马文瑞决定，抓住时机，尽快成立东地区和县乡革命委员会。这在老百姓眼里，可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变!反动势力也红了眼，反扑很厉害。一些土豪劣绅抱成团，躲进土寨子里负隅顽抗，县城里的白军也时常伙同反动民团出来偷袭工作队和革命群众，斗争因此而变得更加复杂而激烈。在此期间，刘志丹率领红军主力，在保安、安定、清涧一带连连打击敌人，对东地区的开辟工作是一种有力支援。杨森率领红26军骑兵团积极配合，不时出击周围几个县镇，使敌人不敢轻易出动。但这些都只是外部的因素。“必须武装夺取政权!”马文瑞时常这样强调。 随着斗争的深入，当各乡开始纷纷成立乡革命委员会时，马文瑞感到，仅仅依靠各种农民武装和警卫队，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斗争需要，便着手将在红枪会基础上组织的义勇军，扩编为工农革命游击队，任命宜川的老共产党员黑志德担任总指挥，赵子明任政治委员。之后又改编为独立营，有三百多人枪，成为当地一支强有力的武装。 同时，工作队分为工作小组下到各村与当地积极分子配合工作。甘泉、宜川两县农村各乡纷纷成立乡革命委员会，民主选举革命委员会主席。许多过去的农会主席，在斗争中显示了能力和才干，被群众选为乡革命委员会主席。随即又相继成立两个县革命委员会。在县革委会成立时县名定不下来，马文瑞说:“红色政权的县名，不要照搬旧县名了，为了使新开辟的苏区区别于原先的游击区，突出红色政权，我提议甘泉这一块，叫‘红泉县’吧，宜川那一块叫“赤川县'吧。红色赤色，都是象征革命的意思。今后我们的工作重点要放在扩大苏区上。在宜川与洛川之间，可以再搞一个县，宜川南塬靠韩城一带再搞一个县。这样，我们就可以开辟一片有数十万人口的新区，然后再把各级革命委员会转变为苏维埃政府。”听了马文瑞的话，那个农民朋友刘大才带头鼓起掌来，群众的斗志空前高涨。于是成立了红泉、赤川两个县革命委员会，刘大才当选红泉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黑志德当选赤川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马文瑞觉得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开辟新区工作的局面已经打开，下一步应当着手成立陕甘边东地区革命委员会。参加完红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后，马文瑞很高兴。当天晚上，当他坐在刘大才家炕上面对着新当选的老百姓自己的“县官”，会场上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全县各区乡和一些村子都派代表参加，县革委会所在的金盆湾周围各村的农民也都闻讯赶来开会。刘大才亲自带人在村外一座土台上搭起棚子，像农村有钱人家过大事一样隆重。各区乡来的游击小组和赤卫军，都背着大刀，扛着红缨枪，耀眼的红穗穗在太阳光下像一团团燃烧着的火。即将开会时，马文瑞坐在台上，激动地望着那热烈地涌动着的人群。他还从未见过那被苦光景折磨了一辈又一辈、永远凝结着愁苦的庄稼人的脸，会像眼下这样，如山野里怒放的桃杏花似的兴高采烈，如蓝天里高飞着的木鸽子一般扬眉吐气。唯有翻身解放才能创造如此惊人的奇迹!连七八十岁老汉、老婆婆的皱纹密布的脸，也都笑得像四月里的梨花一样舒展。当刚刚当选的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刘大才宣布请中共陕甘边特委代表讲话时，马文瑞兴奋地站起来，就听台下响起了潮水一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这声音，使他想起了那年冒着雷雨立在大理河边看山洪暴发，想起了那回在黄河畔上观潮，只是这阵势、这力量，比那大自然的伟力更加激动人心。他看到许多人脸上挂着眼泪，实在叫人说不清究竟这眼泪是酸、是甜、是苦、是辣，他自己的眼睛也模糊起来…… 眼下，两个朋友——马文瑞和刘大才，又像以往那样，盘腿坐在那张白木炕桌旁边。一盏昏黄的油灯，把温暖柔和的光晕一圈圈地扩散开来，直到两个人亲热地拉着话的身影都被清晰地映照到黄褐色的窑墙上。窑外的世界是静谧而安宁的。远处河沟里的流水淙淙有声，伴随着山风隐约送来的阵阵林涛，更使梢区农村的夏夜显得清爽宜人。大约后半夜了吧，院子里的牛羊牲畜已经听不到反刍嚼料的声音。两个朋友仍然很亲热地拉着话，由窑窗外面看得清楚，那一杆小烟袋锅不时地在油灯上点着了由这边递到那边，又由那边递到这边。这烟袋锅也就像农家土织布机上的梭子，带着一根感情的线穿梭往来，在共产党和老百姓之间，织着一张密不可破的网。“大才，从今往后，红泉县这几万老百姓，靠你带头了。” “嗯，自从你那天提出要我当县主席，我就觉得担子不轻。黑夜躺在炕上，心里盘算过来盘算过去睡不着。咱刘家人老几辈子除了种地戳牛屁股，没出过识文断字的，更没当‘官’理事的。你说要我预备当县主席，咱心里不安稳。这‘主席’就是从前的‘县长’嘛，老百姓的父母官呀，可不是闹着耍笑儿的。弄得不好，丢共产党的脸面不算，叫刮民党笑话那可不得了。再说……咱如今还不在党……老马兄弟……” “老刘，我说过，老百姓举手选你，你就当，放心大胆地当。你精明能干，又有群众拥护，党随时都会给你撑腰。” “老马同志，你说，我……我刘大才咋还不在党呢?” 马文瑞笑着说:“按党章规定，你申请，等条件成熟，组织批准后，就是共产党员了。” 刘大才听了，显得既羞怯又有些焦急，想说什么，口张了几张，又用烟锅嘴子把话堵了回去，低下头，瞅着微微跳动着的灯焰，吧嗒吧嗒一个劲儿吸烟。马文瑞看得出，这个精明强干的农民兄弟，这个刚刚当选的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又给自己确定着更高的革命目标。这个在共产党的感召鼓动下，带领团结在他周围的贫苦农民兄弟不顾一切地造旧制度反的农民，他在斗争的实践中，在党代表马文瑞及其他工作队员们身上，看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和英明，进而意识到了闹革命不加入共产党不行。这使得马文瑞心中欣慰，也更加看重这个直爽而淳朴的刘大才，心中叮嘱自己，要尽快培养刘大才入党，把开辟新区的工作和党组织的发展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他再次告诫自己，咱这可不同于李自成、张献忠带领农民造反，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咱要建立的是工农民主政权，而不是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像刘大才这样的新政权领导人，包括那些区、乡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必须具有无产阶级革命觉悟，必须尽快培养他们成为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就这样，面对一个极为庄严的问题，两个朋友同时陷入了沉思。他们在沉思中迎来了村子里第一声鸡叫，迎来了东方的曙色。 红泉、赤川两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东地区的红色政权已经公开宣告诞生，标志着广大的农村已经由白变红。共产党领导农民挥舞刀枪在乡村“造反”，反动势力闻风丧胆，但反动本性又决定着他们对革命的抵制和反扑也是愈演愈烈。地主乡绅们在革命的浪潮中无法度日，大些的带着金银细软，连夜逃到延安或甘泉、宜川县城里躲起来；中等的便秘密串联结伙，带着武装民团溜上就近的土寨子负隅顽抗；唯有小地主乡绅在村里磕头作揖向革命群众祷告求饶。他们从此账也不敢再放，地租也不敢再收，整天提心吊胆，瞅着贫雇农的脸色过日子。村乡革命委员会掌握一切大权，处理一切事务。马文瑞带人在两县各村巡视工作，看到这种状况，心中很受鼓舞。 这天，他带着警卫队来到赤川县北池子村开展工作。这里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黑志德正在汇报情况，突然村子四周传来一阵枪声。哨兵回来报告说:“村里有一户地主，父子俩表面上拥护革命，实际上是敌人安插在村里的暗探，你们一来，他们立即给敌人报了信。”当下，宜川城里的白军和反动民团一齐出动包围了村子。当时枪声大作，情况十分紧张。平素沉稳文静的马文瑞突然变成一个果敢的军人。他伸手由腰间拔出手枪厉声命令警卫队集中力量迎击敌人，乘敌人立脚不稳，情况不明，打他个措手不及，朝北冲开一条血路。恰好迎头遭遇的敌人是一支民团，毫无战斗力，经警卫队猛烈一冲，顿时溃不成军。马文瑞他们乘机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又掉转枪口，同由东边进入村子的白军一个排接火，经过激战，敌人丢下十几具尸首，狼狈退回宜川城去了。赶走了前来偷袭的敌人后，马文瑞亲自带着警卫队直奔那户地主家里找那父子二人算账。出来开门的是地主的老婆，一个穿着绸袄绸裤、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女人。 “人呢?”黑志德走上前厉声喝问。这个很能带兵打仗的汉子显然已经怒不可遏。他觉得这狗地主父子简直是在上级面前给自己脸上抹黑，丢的是赤川县红色政权的脸! 那妖女人原本打算把“农会”的人应付走，不料一开门却见领头闹红的老马和黑志德带领一群端枪的红军怒气冲冲堵在套门口，早吓得浑身抖糠一样站立不稳，又见县主席的黑脸上双眉如剑、目如铜铃，哪里还敢撒谎，忙说:“他……他父子，在……在……后院里。” “走，带路寻人!”警卫队长拖着那女人的胳膊便往后院走。众人随之穿过一道腰门，蜂拥而入。到了后院，地主的老婆抬手颤抖着往柴火房里一指，几个警卫战士立即端枪冲了进去，但搜遍了角角落落也不见个人影儿。黑志德目光在院子里一扫便用下颌朝红薯窖一努，几个战士立即掀起窖口盖着的石板，朝着黑咕隆咚的窖下面喊道:“出来!不然老子就甩手榴弹!”里面到底没有回音。两个战士便提了手枪飞快地踩着窖壁上的脚窝下到窖底，搜查的结果，竟然没人!“嘿，日怪，这瓮里还把鳖走了?”警卫队长搔着头皮，直瞅党代表。马文瑞自踏进地主家的院子，紧绷着嘴唇，一句话也没说，眼睛却异常机警地在四处搜索。地主父子的罪恶勾当，使警卫队牺牲了两名战士。这使马文瑞大为恼火。“这些反动分子，不杀不足以震慑敌人，平息民愤!”当他带着警卫队往地主家里走来时，一路上头脑中反复出现着这个念头。说实话，他是历来主张做反动派内部的瓦解、教育和争取工作的。他经常对同志们讲，不到非杀不可的地步，最好不要杀人，不要把能教育争取的人赶到绝路上，逼到敌人那边去。可这一回，看来是非动刀不行了。最近，宜川城里的白军和躲进土寨子里的土豪劣绅经常出来捣乱骚扰。看来，今天要再不动手，不给敌人一点颜色看就是软弱，敌人必定会得寸进尺。另外听说宜川南塬有个土寨子，上面住了许多土豪劣绅，有民团把守着，经常出来祸害老百姓。周围的老百姓都希望除掉它……再说警卫队在地主家的后院里搜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地主父子的影子。无奈，只得审问地主的老婆。那女人一见红军和赤卫军的大刀和枪口，明晃晃黑糊糊冲着自己的脑门子，早吓得魂不附体，跪在地上就尿了一裤裆，嘴里连连说:“不知道，真……真不知道，不知道，真不知道。”马文瑞见状，上前制止说:“不要逼问了，她很可能不知道。人是长腿的，可能我们进门时溜到什么地方了。”嘴里这么讲，心里却想，后背墙和两邻家都安排有人，能溜到哪里?他仔细地把后院瞅了一遍，只见猪圈那边，老母猪刚下了一窝猪娃，不停传来小猪惊恐的叫声。他手按着腰间的手枪，慢慢走过去，发现母猪头对着猪窝口子，惊恐地直哼哼，便小声问黑志德：“猪窝里查看了没?”“查过了，再说那么小，也藏不下两个人。”马文瑞围着猪圈走了一圈，又发现圈里的猪窝，有一半伸到圈墙外面，因上面垛着柴草，看不清晰。马文瑞派两个战士下到猪圈里用柴棍朝窝口里一捅，便听里面“哎哟!”一声呻吟。“出来！不出来放火烧!”“别，别烧，别烧!”地主父子连声求饶，顶着满头柴草狼狈不堪地由臭气熏天的猪窝里爬出来，立即被五花大绑着带到村中广场早已布置好的公审会场上。面对黑压压的愤怒的人群，黑志德主持大会，马文瑞亲自宣判。没用一时三刻，就把那给敌人当暗探的地主父子拉到村外处决了。消息传到各村，那些留在村里却贼心不死的小地主，再也不敢给白军和反动民团通风报信了。杀了北池子的地主父子，马文瑞立即召集南塬、北塬各乡革委会和赤卫队负责人，谋划攻打寨子。马文瑞说:“反动派这东西最是欺软怕硬，我们不能老等着敌人出来骚扰捣乱时才动手。往后咱们要带领民众，主动出击，把敌人在各区乡把守的反动‘土围子’统统给他敲掉，把县城孤立起来，把敌人困死在城圈圈里面。”第二天夜里，乘着天黑，马文瑞亲自率领赤卫队和附近各村农民群众两千多人，去打南塬土寨子。他事先要大家每人准备两件东西:一件是武器，再一件是柠条火把。那一夜天阴着，塬上风很大，露水也重。五黄六月天，人穿着单衣还有些冷，但人们的心是热火的。马文瑞、黑志德和警卫队的战士们走在前面，赤卫队紧随其后。许多农民和赤卫队员没有枪，就扛着大刀、红缨枪，更多的人扛着老镢、锄头。人们乘着天黑，悄悄摸到寨墙四周，埋伏下来。这时已近拂晓，天空的乌云被风吹开一条缝儿，露出几颗星星，像有几只眼睛在窥视人间这一场即将爆发的正义与邪恶的生死搏斗。透过微弱的星光，人们隐约看见寨墙上有背枪的团丁瑟缩着身子抱着手臂走来走去。有两个团丁走到一起，便停下来，点一锅旱烟，嘴里骂骂咧咧着又连连打着呵欠，无精打采地躲进碉楼里去了。马文瑞看看天色，觉得时机已到，立即命令各段点燃火把。暗夜里，几千支火把突然燃烧起来，火借风势，越烧越旺。转眼之间，仿佛一条火龙，从天而降，把个土寨子团团围住。火光里，千百个愤怒的声音一齐大喊:“寨子里的人，我们是红军，你们被包围了，快出来投降!”一时间真正是火光冲天，喊声震地。两个站岗的团丁钻出碉楼一看，慌忙胡乱放了几枪。早被警卫队的神枪手两枪结果了性命。此时，天已微亮。寨子里的民团闻声，慌慌张张提枪登上寨墙，一看黑压压来了那么多“队伍”，吓得抱头鼠窜。马文瑞高喊一声:“刨寨墙!”带农具的农民便一拥而上，冲到寨墙根，挥舞镢头、锄头刨了起来。土豪劣绅从梦中惊醒，有的提着裤子、光着身子在寨院里乱叫。攻寨的队伍刨开寨墙，冲进去，民团团丁们早丢了武器从一条地下通道逃之夭夭。土豪劣绅只好跪在地上向“红军老爷”求饶。攻下了土寨子，人们的热情依然很高涨，马文瑞当即带领大家用老镢头把土寨子刨平，把寨土推到河沟里去，一鼓作气，彻底消灭了这个危害一方的反动“土围子”，解放了大片土地。经过苦斗，整个赤川县、红泉县除宜川、甘泉两座孤城外，大部分成了革命委员会的天下。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王维玲（中国传记文学会会长、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群山——马文瑞和西北革命》的意义正如它的书名《群山》一样，山峦叠嶂，巍巍深远，是一部内容丰富、史料翔实、以史鉴今、以史育人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传记文学作品。《群山》从20年代马老14岁入团参加革命写起，一直写到40年代末全国解放为止。写了马老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不同岁月、不同年代、不同内容的革命经历和革命活动，真实地、历史地、生动地展示了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老革命家对革命事业的自觉贡献和不朽功勋。 西北地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生了许多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重大历史事件，涌现了许多扣人心弦、为世人永难忘怀的英雄人物。无论是这些英雄人物，还是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在有力地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前进，推动历史发展，都应该青史留名，光照后世。《群山》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我们这个愿望，它通过马老的革命经历和革命活动，让我们真实而生动地看到了西北革命根据地、陕北游击队、陕北红军的建立、发展、壮大、胜利的艰苦行程，生动感人地展示了刘志丹、谢子长和西北地区众多的党、政、军领导人的事迹和贡献，牺牲和奋斗，品质和作风，精神和风貌，及中国革命领导中心奠基陕北后，马老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董必武、贺龙、王震等领导人的直接接触和亲身经历的一些感人的事迹。所有这些，从史料价值上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从艺术价值上来说，具有独特的角度，独有的内容，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所以我说，《群山》为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马老的生活道路、革命经历、思想发展、个性特征、成就业绩，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我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一个重要地区的革命的诞生、发展、壮大、胜利的历史进程，这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读过《群山》，我感到在《群山》记述的众多人物之中，谢子长、刘志丹、任志贞是最突出、最感人的。虽然都是从马老的角度展开，虽然写的都是一些片断，但却有许多写人叙事的情节段落，描绘得有声有色，颇为生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陕北特委成立时，马文瑞第一次和谢子长见面，从此二人相识相交，亲如兄弟。作品里写谢子长要马文瑞帮忙写恋爱信，马不给写。谢子长伏在炕桌上专心致志地给史秀云写信的场面，是那么喜人有趣，那么轻松自然。当时敌人正到处通缉捉拿“共匪头目”谢子长，可谢子长此刻却在这儿从容不迫地给自己心爱的人写恋爱信，巧妙的构思，一下子就把在白色恐怖环境中，谢子长的热爱生活、乐观精神、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通通地表现出来了。在作者的笔下，30岁的谢子长和20岁的马文瑞，一个是搞武装斗争的军事领导人，一个是从事地方党和群众工作的领导干部，一个性情豪爽，心直口快，一个沉静温和，不苟言笑，两个人是那么知心融洽、和谐一致。作品里有一个细节十分感人，谢子长与马文瑞分手时，依依不舍，谢子长把他自制的、心爱的、一直带在身上的椿木小烟锅送给马文瑞留念。那情那景太动人、太深刻了。这个小小细节一直埋伏到谢子长牺牲。马老每每看到小烟锅，就无比怀念亲密的战友和兄长谢子长。一个小小的细节，表现了一对知心的生死战友之间的深厚情谊，这感人的细节，把马老与谢子长之间的那种战友的亲情、深情、友情生动而深刻地表现出来了。 还有刘志丹，在《群山》里也写得很出色。刘志丹待人和蔼、谦和、坦率、亲切，让人很难相信他是陕北特委军委书记，是西北红军的统帅。慢慢地从作品中就感觉到，他不仅有军事指挥将领的胸怀和才智，而且有坚定的党性和极强的原则性。他的这些特征，他的气概、风范和形象，会让你猛然醒悟到，为什么贫苦的农民情愿拿出身家性命，冒犯官府王法，也要跟着刘志丹闹革命的原因和道理。刘志丹是在亲临战斗的第一线，观察敌人阵地时，被敌人的冷枪击中而牺牲的。作品写马老怀着难忍的悲痛，在为刘志丹写简传时，从档案中发现对刘志丹的错误记载。这件事在马老的心中埋藏了几十年，让马老对刘志丹受到的不公正的政治境遇而不平，对这位对革命无比忠诚、对西北革命有重大贡献、为革命而壮烈牺牲的战友怀有强烈的思念之情。一直到1982年中央对刘志丹和西北革命历史问题终于作出了公正、正确的结论之后，马老心中的这块石头才放下。《群山》无比感人地反映了一个老革命家对战友的深厚情谊和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革命品格和革命风范。 在《群山》里，任志贞这个女红军形象，是写得最感人的，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女英雄。这个16岁的农村女子，活泼开朗，利索大方，追求革命，好学进取。她不像同龄女性，裹了一双小脚。她有一双大脚，有一股男子的英武壮美的气质。自从和年轻的区委书记马文瑞接触后，她暗暗地喜欢上了他。作品里有不少细致的描写，都非常生动。写马文瑞下地割谷子，任志贞在后边捆扎，两个人一边劳动，一边拉话，一个有心，一个无意，有声有色，有趣有味；写组织上派任志贞去办冬学，去当教员，她一面兴奋不已，一面又产生远离马文瑞依依不舍的矛盾心情，这些展示得细致入微；写任志贞入党时的激动心情和感人场面；写任志贞终于向马文瑞表白了爱情，两个人书信不断，互相勉励鞭策……。什么叫崇高而朴素、坚贞而纯洁的爱情，在这里找到了答案。后来任志贞参加了红军游击队，是西北革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红军战士，她与男战士一道并肩战斗，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捕，受尽酷刑折磨，始终坚贞不屈，最后在敌人的铡刀下壮烈牺牲，年仅18岁。全国解放后，有人说:“任志贞是刘胡兰式的英雄。”马老纠正道:“这话不对，应当说刘胡兰是任志贞式的人物。”时间和岁月虽然过去了60年，但马老对任志贞一直怀念在心中。在《群山》里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革命故事。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喜读《群山》之第二部分第46章：马文瑞看看刘志丹和习仲勋，见他们正用期待的眼光望着自己，便问：“什么工作?”刘志丹说：“开辟新区” 春天悄然地降临南梁山区。1935年二三月间，旧历年过后，漫山遍野的冰雪无声地消融成千百条涓涓细流。豹子河的流水，开始漂泛着黑糊糊的柴草末子和淡黄色的旋浪，淹没了岸边的残冰。向阳的山坡上，隐约泛着草青，黑白两色的羊群像云朵一样飘游在其间。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遍野的白杨和黑桦枝梢上，凝结出暗褐色的并不引人注目的芽苞。小风轻扫山野，春潮悄然萌动。拦牛放羊的老汉和后生们，在暖堂堂的阳光下，敞开袄襟，吼喊着酸不溜溜的信天游。“三十三颗荞麦，九十九道塄，二妹子虽好是人家人……”那撩人的歌声像在起伏延绵的林梢上打着“水漂”，惊飞起一群一群山鸡和木鸽，引逗皂鹰久久地在碧空里盘旋。 然而这一切春天的信息，并没有引起军政干校师生们的注意。操练、听课、讨论、吃饭、睡觉，他们的生活依旧按照同一个节奏紧张地进行着。总不断地有新鲜的知识和新鲜的革命道理吸引着他们，总不断地有学习中的“拦路虎”需要他们去努力克服。他们只觉得每天早上到河湾里去洗脸，水变得既冰又浑。他们只感到晌午坐在院子里听课，捂着老棉袄的脊背热得有些发痒。只是粗略望去，原野上并没有改变冬日的色调，也就没有人注意到春天来了。这天，马文瑞正上着课，见河川下的大路上过来几个骑马的人。走近了才看出是老刘带着几个红军战士。马队沿着斜坡，一直走到学员正在上课的院子里。志丹前两天刚走，该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任务?马文瑞有一种预感，觉得他们的到来，似乎与自己有关。 果然，刘志丹牵着马从坡里走上来了，同来的还有习仲勋。刘志丹见到马文瑞，第一句话就说:“老马，快下课了吗?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咱们商量一下。” 当下，马文瑞给学员们布置两道讨论题，便随刘志丹他们走进时常备课的那孔窑洞。一进门，刘志丹显得有些兴奋，开门见山说:“老马，这期学员眼看要毕业了，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想派你带人去做。” 马文瑞听了，看看刘志丹，又看看习仲勋，见他们正用期待的眼光望着自己，便问:“什么工作?”刘志丹说:“开辟新区。”说着由桌前站起来，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交给马文瑞，掏出烟卷，点燃一支吸着，很快地在地上踱来踱去。马文瑞已经习惯了特委军委主席的这一举动，当他对一个重要问题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即将做出决断的那一刻，总是这样。马文瑞迅速展开信来读，原来是红42师师长杨森写给志丹和仲勋的。信中写道:“……近日我团在甘泉、南泥湾、金盆湾、麻洞川、临镇和宜川云岩、北池镇等地打土豪，给群众分物分粮，并打算在此休整半月。这回东进，我骑兵团连日奔袭沿途民团、保甲武装，使反动政权受到重挫，当地人民革命热情很高。请求特委、军委速派文武双全的得力干部来领导群众，建党建政，开辟新区……” 马文瑞看完信，刘志丹突然停下来，面对着马文瑞，十分慎重地说:“昨天夜里，我反复想过了，这个任务，只有老马你合适。”“开辟新区?”外表看着依然平静如故的马文瑞，脑子里飞快地思索着。他很快便想到了东部的延安、甘泉、宜川一带。因为他知道，苏区眼下除了南梁（含东华池，合水山区、庆北、赤安一带）大本营外，在南地区一带（栒邑、淳化、宁县等山区）成立了南区革命委员会，张邦英担任主席。但实际情況是，北区（即南梁一带）山大林密，地处偏远，虽便于红军隐蔽，但人口稀少，物产欠丰，不利于筹集粮食，补充兵员，也不利于开展群众工作；南区又距西安和关中平原地区太近，虽建立了红色政权，敌人说到就到，拉锯作战，局面较难控制；而人口稠密、自然条件较好的东部地区，尚未建立红色政权。他知道，在那一带开辟新区，就意味着在陕甘边与陕北之间架设一座桥梁，使之连接起来，便抬头瞪圆眼睛，等待刘志丹下达具体任务。习仲勋不慌不忙地端起桌上的碗喝了一口水，以他特有的简洁、准确的语气介绍道:“从地理位置来看，甘泉、宜川、韩城是关中、陕北边境地带，地形较复杂，进可以出击延安、宜川、甘泉县城以及韩城等东府渭北诸县，退能够入南泥湾、金盆湾一带梢区。加之又有临镇、云岩、北池几个镇以及洛河川、阳湾川、麻洞川等几条大川，人口稠密，物产也较丰富，如果开辟出来，不光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和政治意义，对于解决目前苏区经济困难都大有好处。特委决定派你以陕甘边特委党代表和东区工委书记的身分率领一支武装工作队开赴这一地区，杨森同志将率骑兵配合你们工作。” 马文瑞的脸上依然是那么平静。他望着窗外的远山沉吟了片刻，又扭头看了看刘志丹，异常果断地说:“好吧，什么时候出发?”刘志丹紧紧握着马文瑞的手说:“不急，等队伍组织起来再说，你先提个设想。不过，这可是一次既重要又很艰巨的任务。那一带远离南梁，杨森率领的骑兵团也不过仅有百八十人马，而你们的周围，西南是甘泉、洛川守敌；东南是宜川、韩城守敌；西北又是延安守敌，可以说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孤军活动。敌人随时都可能出动围剿，你们随时都处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 马文瑞说:“不怕，只要有老百姓的拥护，就什么也不怕。我们过去后可以深入发动群众，等到时机成熟，再建立红色政权。”刘志丹听得，紧紧握着马文瑞的手说:“相信你能完成任务。” 派马文瑞去开辟新区，是陕甘边特委研究决定的。刘志丹提议，这项工作事关重大，必须派最得力的人去。这个人既要政治上可靠，还要有做地方群众工作的丰富经验；既要有组织领导能力，又要善于集思广益、团结同志。他说这些条件，唯有马文瑞具备。 一支短小精干的武装工作队，很快组建起来了。三天之后，一身戎装、腰间挂着短枪、背着习仲勋送给他的皮公文包的马文瑞，带领胡自禄(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经济部长)、张彦福(原华池县赤卫队队长)、许克昌等，外加军政干校几名干部，并有三十多人的一支警卫队，按照陕甘边特委指示，赴南梁地区以东开辟新区。 一整天，他们都在荒无人烟的梢林地带翻山越岭。天拂晓时，他们来到延安城西南的三十里铺村。延安是敌人在陕北盘踞的一个重要城镇，仅次于榆林、绥德。高双成的师部驻在城内。各县城都派驻一个连的兵力，加之三十里铺又是西安至延安公路的咽喉，交通便利，敌人说到就到。马文瑞率队到达三十里铺，进入南面的仁台沟，再翻过一架山就进入南泥湾梢区了。就在他们越过三十里铺公路后，有个衣衫破烂、蓬头垢面的乞丐在后面不紧不慢地尾随着他们。马文瑞早就注意到了这个人，便对张彦福说:“后面这个叫花子有点不对劲儿，他怎么老跟着我们?”张彦福立即派人把“叫花子”带了过来，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那人不说话，但眼睛里流露出惊慌失措的神色。马文瑞亲自审问:“你家是哪里人?” “当……当地人。”那人指着不远处的三十里铺村说。 “胡说，当地人怎么说的外路话。” “说——不老实小心狗头!” 张彦福从背上“嗖”的一声拔出明晃晃的大刀，按在“叫花子”的后脖颈上。 马文瑞说:“老实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我……红军老爷，我……” “快说!” “唉呀，我……说，我是延安城里派出来的探子。” 那家伙说着，就要伸手去怀里掏枪，被两个战士把双手扭到了背上。张彦福上去缴了他的枪。 马文瑞一看，此处不可久留，便下命令说:“杀!” 话音刚落，张彦福手起刀落，探子的脑袋早“嗵”的一声掉在地上。这是工作队进入东地区开辟工作的“第一刀”，也是马文瑞第一次下令杀人。自从那天接受了任务，他就明白，这次东进，不同于在陕北搞秘密工作，这是武装开辟新区，是要把政权从敌人手里强行夺过来。因此，既要深入发动群众，又要同敌人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而群众能否真正发动起来，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能不能把敌人(包括当地各种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镇住。因此，他在三十里铺下令开的这第一刀，虽是无声无息，但是震动很大。身边的干部战士们发现，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党代表，倒是一位敢作敢为的痛快人! 杀了敌人的暗探，本来连续行军已经有些疲倦的工作队员们，士气顿然高涨。还不到吃早饭的时候，已经行进三十多里，来到山根下一个叫驴粪坡的小村庄。庄里只住七八户人，多数是由绥德、米脂一带逃荒下来倒山种地的饥民。他们早就听说刘志丹的队伍过来了，眼见一支红军队伍从天而降，真是又惊又喜。为首的这位慈眉善眼说话和气的老马，一拉话竟是上头老乡(延安一带俗称绥德米脂诸县人)，备感亲切。虽是青黄不接的春荒时节，仍然几家凑着给他们压着吃荞面饸饹。吃饭时，马文瑞坐在热炕上端起一老碗调了腌韭花、芝麻盐的香喷喷的饸饹，却感动得难以下咽。因为他留意到，老乡的几个嘴唇上拖着鼻涕的猴娃娃像一窝小燕子一样，挨着个儿站在炕棱下面，仰起头，张大口，巴望着他那一碗冒着香气儿的饸饹。他便用筷子敲着碗沿儿说:“我吃不了这么多，给娃娃们拨些。”不料，做饭的大嫂一听急了，慌忙解下腰裙，像赶麻雀一样，把猴娃娃们赶到窑外面去了。马文瑞看着，心里很不是滋味，挑在筷子上的长长的饸饹面，怎么也不忍心往嘴里送。房东老乡说:“快直劲吃，咱庄户人再没好的，荞面有哩。”他吃着饭，心里热乎乎的。多么好的老百姓，他们没有多少欢迎你的言词，他们对于共产党和红军的情意，是通过这一碗热饭食，送到你的心窝里去的。这样好的民众，只要组织起来，必然形成不可估量的革命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任何凶恶的敌人都将溃退灭亡。马文瑞一边吃着饭，一边很动情地想，随即同地上站着的农民拉起话来:“老乡，家里几口人?”一个老汉说:“唉，七口人，只一个吃闲饭的，还没吃的。”“种多少亩地?”“种两架梁，四颗屹，一年有三季两头不见太阳，秋里打的粮食全让延安城的‘刮民党’搂走啦。”另一个接过说:“你们这一来，我们可盼到头来了。‘刮民党’半月二十天就要来掳一回粮草，保长、甲长像催命鬼，三天两头踢踏门槛。”“麻洞川那边情况怎样?”“唉，一个样!人家实行的是乡村保甲，像给咱老百姓脖颈上套了铁链子，远远近近，谁想逃也逃不脱。” 就这样，马文瑞他们进入东地区一路走，一路搞调查，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考虑着如何着手开辟工作。在敌人神不知鬼不觉中，他们就像一阵春风，悄无声息地刮到了陕甘边东部地区的梢林、原野和沟壑，呼唤着刮进一个个村庄、一孔孔窑洞，唤醒着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王维玲（中国传记文学会会长、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长时期以来，传记文学作品，一直在我国拥有大量的读者，这是因为传记文学凝聚着一个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乃至精神和道德的历史的社会的广阔内容，为我们提供了感性的丰富的知识。同时，从作品中所记述的人物的身上，还能汲取到智慧、力量、经验，受到感染和启迪，给人有益的营养。 在今天，传记文学已成了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侣、导师和朋友。回想50年代初，当时中国传记文学为数甚少，而外国传记文学作品，在我国赢得了大量的读者，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奥斯特洛夫斯基传》《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传》《古丽雅的道路》《真正的人》等等。但不久就被中国青年英雄传记文学作品所代替，这就是《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丁佐君》《向秀丽》《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在烈火中永生》等等，以及60年代初出现的《雷锋》《焦裕禄》《欧阳海》《麦贤德》等。这些传记作品流传甚广，鼓舞了千千万万青少年，对塑造新一代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培育他们为祖国、为人民、为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起了重要作用。 “文革”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记文学的领域一下子拓宽了。首先大量涌现出来的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传记，还有将帅和老同志的传记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岁月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而且在帮助人们认识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历史和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使传记文学既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又有广大的社会影响；既有深刻的教育功能，又有特殊的文学地位。 现在传记文学作品，从革命领袖到老革命家，从革命英雄到革命烈士，从科学家到军事家，从理论家到外交家，从文艺家到教育家，从企业家到发明家，从民主人士到侨胞华人，方方面面不断扩大，过去从未触及到的人物，包括有争议的人物，而今也有人写了。过去“知名”人物不敢写，“无名”人物不想写的现象和顾虑，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写的传记文学作品，不仅有知名度很高的名人大家，也写了一批各条战线上的先进模范人物。所以从我们的传记文学作品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党和军队的光荣战斗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杰出人物的事迹，而且还可以了解当今时代的有突出贡献和重大贡献的各行各界先进人物的事迹。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不少青少年读者就是在读了这样的传记文学作品之后，从传主的思想情操、精神风貌、品质作风、光辉业绩、突出成就、重要贡献上受到感染、受到激励、受到熏陶、受到启示之后，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态度、人生道路，软弱者变得坚强向上，悲观者变得乐观奋发，失足者、后进者变得自强自信。我觉得特别喜人的是，这些年来，在众多的传记文学作品中，有相当一批传记文学作品的艺术质量是很不错的。这就是从过去以写事为主，转到了以写人为主，写人的性格、特征，突出传主的人物形象，大至重大的历史事件，小至生活细节，都与对人物的描写刻画相结合，写得形象具体，写得生动准确，这样就使传主在作品中变得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有情有味，就好读了。《群山——马文瑞和西北革命》就是这样的传记文学作品。作者把马老的风度与气质、品格与作风、举止与言谈、趣味与情操、严肃与灵活、多思与好学、坚韧与宽容，写得形象、写得逼真、写得生动、写得深刻，所以读起来就好读，就放不下。 传记文学作品重在写人，而且是运用文学手段描述传主的精神风貌、思想性格、生平事迹的一种体裁，具有纪实性的特点，所反映的内容，既要生动准确，有史料价值，又要抓住主要情节和重要细节展开描写，把历史的真实性和描写的文学性和谐地融化在一起。所以高尔基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们创作出的传记文学，那聪明的、善良的、强有力的人，那大写的人，比过去任何演义、传奇小说的主人翁要高得多、大得多。”这是对社会主义传记文学的价值、特点、意义，比较准确、比较全面的概括和评价。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喜读《群山》之第一部分第45章：马文瑞和吴岱峰深受感动，刘志丹备课，为了弄清一个实战问题，竟下这么大的工夫 刘志丹也经常来豹子川给军政干校的学员们讲课。他一来，马文瑞他们的窑里就格外地热闹。这位年长马文瑞9岁的红军将领足智多谋，很有号召力，在红26军和南梁苏区威信很高。然而他仍然保持着谦虚谨慎、平等待人的本色。马文瑞感到，志丹和自己在一起时，总像是亲兄弟一样亲热。志丹走南闯北，见的世面大，马文瑞很爱听他山南海北地拉谈。当他望着那鼻梁高高、目光聪慧明亮、仿佛永远都在和善地微笑着的脸，听刘志丹用地道的保安话讲述着什么时，很自然地就要把他同谢子长加以对比。这两位在西北红军中很有影响的同志，都是他所熟悉的，也是他所钦佩的。他们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谢子长比刘志丹年长几岁，外貌气质倒更像一个爱憎分明、富有正义感和幽默性情的农民。他的精神世界和感情，完全同贫苦农民相交织着。因此，当他同农民群众在一起，就显得特别富有魅力。在任家砭时，马文瑞亲眼看到：那个身材瘦削、背还略微显驼、说话好掂本腔、留着长头发的老谢，当他盘着腿往农民的土窑热炕上一坐，就像一块磁铁，紧紧地吸引住了那些挽着羊肚子手巾的、剃着光头的穷苦农民。只要老谢在，那孔原本很普通的土窑，就变得异常温暖甚至有些神圣起来。“老谢回来了!”消息很快传开。远远近近的农民，奔走相告，像赶集上会一样，从四乡八村聚来，探望他们的老谢。炕上坐满了，地上站满了，连窑洞外面也聚集着许多人。“唉呀，老谢，你可回来了!”许多人拉着老谢的手，满脸的笑纹里溢着泪水。老谢见了人们，也是亲热得不得了。他不停地伸手在衣兜里抓几颗炒豆豆，像抓着什么宝贝一样，放到那一只只布满硬茧的颤抖的手中，农民们欣喜地嚼着老谢招待他们的炒豆豆，就像获得了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马文瑞感到奇怪的是，老谢衣兜里的炒豆豆，怎么总是掏不尽呢?“给，吃炒豆豆!”总见他笑嘻嘻地从衣兜里抓出一把，又抓出一把，递给这个，又递给那个。于是在充满旱烟气和汗腥味儿的热烈而亲切的氛围中，人们嘴里嚼着炒豆豆，几十双热情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瞅着朝思暮想的老谢。 这时候的老谢，手里端着身边一位衣衫破烂的老汉递给他的旱烟锅。大家用农民的语言亲切地拉家常。然而就在这拉家常的过程中，老谢机智而巧妙地把人们的思想从狭窄的“沟底”里引到了豁亮的“山峁”上，使大家看到了许多先前看不到的地方，明白了许多从前不大明白的道理。也不知从哪一刻开始，苦难的农民兄弟反叛旧世界的热情被他鼓动起来了，终于像烈火一样燃烧起来了。每一张黑黄的脸，都开始泛着红光，像一块块被点燃的煤炭，仿佛只要再吹一口气儿，火焰就要燃成燎原之势。马文瑞亲眼见得，随着拉话的深入，每个人的眼睛里都开始跳动着愤怒的火苗。这种情形，使马文瑞深受鼓舞。他从农民的情绪里，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魅力。老谢做群众工作的本领，使他赞叹不已。他知道，老谢神奇的号召力，来自他对农民生存状况的真切了解和对他们困苦境况的深切同情。只有把自己的一切，包括家庭和生命都奉献给人民解放事业的人，只有把自己的意志融入人民大众的灵魂之中的人，才会在人民心目中如此神圣。有一次，也是在任家砭的时候，农民们听着老谢的话，都兴奋地说：“老谢这次回来，咱陕北革命大有指望啦!”这句话，他永远记在心头。他明白这是人民的期望和嘱托。也看得出，身材并不高大的老谢，就像一棵参天大树，在贫苦农民心中威武不屈地耸立着。眼下，当他有机会同刘志丹一道工作时，他隐约地感到，又是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耸立在自己面前。而这种感觉，又不使你产生丝毫的压抑，只是感到亲近，感到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带动着自己的思想在升华。也许这种感觉早在1929年米脂城郊那次令人难忘的漫步交谈时，他就朦胧地意识到了，只是那时候，还没有眼下这么明显，这么强烈。于是他像第一次见面一样，仔细打量这个面目清秀、鼻梁挺直、棱角分明的嘴上总是挂着诚恳的微笑的瘦高个子，觉得同这样一个人在一起干革命，心中很坦然。“老马”，除了给别人介绍时偶尔也称“马文瑞同志”外，多数情况下，刘志丹总这么亲切地称呼年龄比自己小的马文瑞。正像周围的人们都称他“老刘”一样，“老某某”在南梁是一种战友之间亲切的称呼。马文瑞很快便习惯用这个称呼来同刘志丹拉话。 “老马，你们能在庆阳城敌人的眼皮底下偷出一排人，十多枝好枪，可不简单。” 马文瑞说：“老刘你不要夸，这是敌人逼出来的，没办法的办法嘛。” 刘志丹说：“当然，如果采取公开起义的方式打出红旗，宣布起义，拉出的人枪会更多，震动会更大，可情况不允许呀。” 马文瑞说：“在三边时，我们原本打算工作成熟了就公开起义，不料敌人突然要把队伍调往西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半路上才决定秘密起义。” 老刘很认真地听马文瑞谈着当时的情况，最后恳切地点了点头。开展兵运工作，刘志丹有丰富的经验。他是一个很注重实际的人。实际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多数情况下，需要针对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办法。那些日子里，他们只要有机会在一起，总觉有拉不完的话。谈话中马文瑞感到志丹很虚心，联想到他的足智多谋，其实也正是善于集思广益的结果。 老刘每次来给学员上军事课，并不是上去便讲，也要认真备课。这就使马文瑞有更多的时间同刘志丹在一起。有时一整天，他俩都在那孔小土窑里研究探讨问题。说来也怪，有时候，内行提出的问题，倒被外行讲清了。他们一文一武，在那小土窑里“坐而论道”，都感到自得其乐、获益匪浅。有时候谈着话，他们便有意无意地走出窑洞，到豹子河畔散步。那往往是在争论问题的时候，他们都觉得需要换一种环境。他们都相互感觉到了，对方虽然穿着朴素，甚至是破烂土气，又处在偏远闭塞的小梢沟里，但精神上却十分充实富有。因为他们都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又经历过出生入死的革命斗争考验。交谈中，马文瑞进一步认识到，刘志丹不光懂得军事，政治理论水平也高，称得上是西北地区党内、军内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如果说，他对老谢的感情，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深深的信任和爱戴，那么，他对老刘，也是心悦诚服地敬佩。 有时，小窑里也会出现长时间的沉默。两人面对面在两张并起来的白木书桌上埋头备课。即使这种情况下，他们各自的个性也体现得十分鲜明。有一次，吴岱峰收操回来，见窑院里静悄悄的，以为老刘和文瑞又到河湾里散步去了。他走到拐窑门前，见门开着，两人都在，却不说话。文瑞端端正正坐在桌前，右手握笔，左手抬起来摸着脑门。志丹则嘴里噙着纸烟，背抄着手不停地走来走去。吴岱峰怕打断他俩的思路，刚打算走开，不料刘志丹一抬头，看见了他，便走出窑门小声问：“老吴，你知道我们兵工厂自己造的子弹，能连续发射多少发不锈膛?”这个听起来似乎很简单的问题，一下子把老吴问住了。他挠挠头皮，没有把握地说：“大概能打六七颗吧。”刘志丹说：“‘大概’可不行。这个问题很当紧，不给军事干部们讲清，打起仗战士就要吃亏。” 他俩正说着，马文瑞从窑里出来了。政治教官显然也对他们讨论的军事问题很感兴趣。 刘志丹说：“咱干脆找兵工厂的工人们拉一拉，把这个问题彻底调查清楚。”那时，红军的子弹很缺，原先主要依靠在战场上缴获敌人的。刘志丹主张苏区的兵工厂自己造子弹。三个人来到兵工厂。保安支队的王四海和刘宝珠带着一批旧枪来修，修好了正要试枪。刘志丹问修枪的工人，工人说：“我看打三五发就擦膛，没问题。”刘志丹说：“你说了不算，打一打再看。”说着拿起一枝德式七九套枪，很麻利地把一夹土造子弹压入弹槽，又拉着枪栓一颗一颗退出来，这才重新压进去，对保安支队的两个战士说：“你们每人打十发。”并指定刘宝珠在二百米处打，王四海在一百五十米处打。十发子弹打完后，刘志丹亲自去看弹着点，回来说：“我们的战士不简单，用土造子弹打得这么好，说明我们的子弹也过了关。”随即接过枪看看枪膛，说：“打了十发，膛才有些发暗。那么，打四五发，当然没有一点问题。” 这一切，使马文瑞和吴岱峰深受感动。志丹备课，为了弄清一个实战问题，竟下这么大的工夫。马文瑞暗下决心，自己备课，也要进一步将红军和苏区的实际情况，同每个学员的思想实际联系起来。回到学校吃饭时，马文瑞心里还很不平静，觉得志丹许多地方值得自己学习。饭菜照例是黄米干饭、清水煮野芹菜。他们和学员们一样，每人到灶房窑打一碗，下面是饭，上面是菜，蹲在窑脚地上吃。快吃完饭的时候，炊事员端来一大碗山木耳烩蘑菇汤，刘志丹忙说：“这种东西我吃够了，老马你多喝一点，看你最近熬得瘦多了。”三人你推我让了好一阵儿，还是没人喝那碗炊事员特殊照顾他们的“山珍”汤。结果由吴岱峰代表他们三人把汤热了，送给一个生病的学员。 接连两三个月的紧张工作和过度疲劳，使马文瑞生了眼疾，双眼红肿。他开始对此并没重视，夜间还是坚持熬夜备课。学校没有脸盆，几个人才能均到一条洗脸毛巾。早晚到河边去洗脸，他和吴岱峰伙用一条毛巾，不幸把眼疾传染给了老吴。两个人的眼睛都红肿起来，互相一看，都苦笑着直摇头。吴岱峰打趣地说：“这回咱们可真正成‘红军’了。”马文瑞被逗得嘿嘿直笑，也打趣说：“国民党反动派说我们红军是‘青面獠牙，红眼睛’，看来也还不完全是造谣。”吴岱峰听得从不逗趣儿的马文瑞的这句笑话，直把眼泪笑得流出来。 眼睛生了病，没有眼药治疗，只得咬牙硬扛。病情最严重的时候，白天眼睛疼得睁不开，夜里难受得睡不着觉。他们白天忍受着病痛忙完工作，夜里睡不着觉，就躺在草铺上唱歌。吴岱峰的肚子里，好像装着唱不完的歌谣。这个忠诚坚定的红军指挥员，他说话时声音低沉甚至略微嘶哑，但他唱起歌来，却格外高亢动人，婉转而富有感情，又充满了陕北农民式的哀婉幽默，使人百听不厌。“再给咱唱一段，老吴!”马文瑞总是这么鼓励他。老吴像许多学员一样，很喜欢这个比自己年轻但又沉稳老练的“老革命”。有时候文瑞在他眼里像知书达礼的先生，有时候又像兄弟一样和蔼可亲。因此，文瑞迟早一说唱，老吴总是二话不说，清一清嗓子就轻声唱起来。这一回，他唱的是一首淳朴欢快的革命民歌： 1932年， 红军起首蟠克塬。 谢浩如，刘志丹， 领导人民把身翻。 打开仓，把粮放， 车子推，口袋掂， 家家户户吃白面。 常开会，常宣传， 打碎旧天换新天。 唱到兴奋时，原先躺在草铺上的吴岱峰坐起来，怀里紧紧抱着枪，黑瘦的脸膛被木炭火盆映照得发红。马文瑞显然被战友的歌声感动着，也坐起来，轻声跟着老吴唱。就这样，忘记了冬夜的严寒，忘记了眼疾的疼痛。两人的心，正如那炽热的盆火一样燃烧着，眼前的世界，也就成了一片火红，火红一片。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马莹伯（江苏省文化厅原厅长、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传记文学《群山》除了着重记述马文瑞同志的革命生涯外，还刻画了许多西北老同志和革命英烈的崇高形象。白乐亭、崔文运、任志贞等烈士的英勇牺牲，足以感天地、泣鬼神。当然，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群众领袖、人民英雄刘志丹、谢子长的形象。这些西北同志和革命英烈，他们和马文瑞同志一样，都具有上述的革命传统。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当珍视这笔财富，在新时期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革命传统。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人热衷于鄙薄革命传统。例如，自称“中国文艺界的一位重要作家”就说什么:“江山依旧，风物长新，人生苦短，管他中国人外国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老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他赞赏的只是香港电视一两分钟节目中出现的一条美丽围巾，他说，只有“以这围巾为代表的美好事物永存不移!……让我们相信这个不移，依恋这个不移吧。如果不相信，又能相信什么呢?”(《美丽围巾的启示》，《读书》杂志1996年第8期)好一个“都老了”，好一个“又能相信什么呢”，这充分说明了他对革命传统、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所持的是什么态度!这里，我想特别指出，马文瑞同志在密切关心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同时，对文艺界的状况一直十分关注。在这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甚嚣尘上，而批评文章在报刊上几乎绝迹之时，他于1993年4月14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对文艺工作的一些意见》，尖锐指出:“有这样一些文艺家，由于放松了政治理论的学习和自身的思想改造，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追求所谓‘个性解放’和‘人性复活’，不负责任地编造了一些思想格调不高的作品。这一类作品，它们也反映生活，但反映的不是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而往往是某些个人小圈子里的遗闻轶事；它们也抒发感情，但抒发的不是工人、农民、战士和广大知识分子劳动创造、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而往往是某些有闲者或小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小情小调；它们也刻画心理、塑造典型，但总是喜好刻画、塑造一些利己主义者、财迷、色情女性、堕落者，且对于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往往又态度暧昧，甚至还暗示着某种同情。更为严重的是，创作这一类‘远离政治’、‘力求写真’的灰色作品，似乎成了一种‘时尚’，成为某些人衡量一个文艺家是否跳出‘清规戒律’的标尺，这样的创作风气，其危害万万不可轻视。”“我们还有一些文艺家，他们没有能够经受住改革开放与商品经济大潮的考验，在金钱及财物的诱惑下，乱了方寸，结果陷入了‘拜金主义’的泥坑。他们写书、拍电影、拍电视，目的仅仅是为了赚钱。只要有钱可赚，什么亏心的事也愿意干。不该写的他写，不该拍的他拍，不该歌颂的他歌颂，不该暴露的他歪曲事实也要去暴露。一句话，只要有钱，不惜降低品格、出卖灵魂。于是鱼目混珠，泥沙泛起，污七八糟的所谓文艺作品充斥文化市场，粗俗之作、趣味低下之作随处可见。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们还有这样一些文艺家，他们也想为人民服务，也情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但是他们又整天把自己关在大都市的单元楼里，冬天围着暖气，夏天开着冷气，搜肠刮肚，闭门造车。由于脱离了生活实际，也就中断了创作的源泉。既不熟悉工农，也不了解战士，偏又要去写他们，结果只能是画虎不似反成犬。”针对这种情况，马文瑞同志大声疾呼:要“使我们新时期文艺的主旋律回归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引的正确方向上来”。这些话今天读来是多么亲切啊!马文瑞同志指出的这三种现象，同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文艺界要反对的三种错误倾向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现在问题的严重程度又大大超过了1993年。由此可见马文瑞同志的远见卓识和敢于直言。他老当益壮，年届耄耋，那颗心仍然像参加革命时那么年轻。我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贡献他的极为宝贵的智慧和力量。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革命传统的颂歌》之第二部分第44章：刘志丹只要往战士面前一站，就有一种巨大的凝聚力，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每个人的心 新创办的中国西北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设在离南梁寨子湾二十多里路的豹子川。校舍是向阳的山湾里一排土窑洞。漫山遍野的梢林中，有弯弯曲曲的小河，静静悄悄地由林壑中流淌出来。东西两条小河交汇处有一大片山洪淤积起来的滩地，如今就成了军政干校的操场。太阳刚刚由前川的山峁背后伸出半个头，金色的光芒照耀着山林河流和河湾操场上操练的红军干部们。乳白色的晨雾沿着河川升腾起来，为湿漉漉的林莽披上一层朦胧的轻纱，使深秋的山野更加显得景色迷人。 这时候，有几个人由窑院走下山坡，朝河湾的操场上走来，为首的是军政干校校长刘志丹。他一边走，一边给身边的马文瑞介绍着这所学校的情况。这是近代西北革命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办的第一所培养红军干部的军事政治学校。马文瑞穿着一套草木灰染的浅灰色红军军服，虽然肩头和膝盖上打着补丁，却洗得干干净净，红色的帽徽、领章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还是他第一次穿红军制服。戴上八角帽扎起腰带打上裹腿，年轻的马文瑞显得格外英武。 吴岱峰正在带队操练。一百八十多名精神抖擞的学员，穿着各色衣服，但头上统一戴缀有红五星的八角帽，下身打着一色的绑腿，加上整齐的步伐，队伍显得格外整齐有力。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操练的口号声，震撼着山岳林壑，豪迈地显示出红军的威武雄壮的战斗力和团结一致的决心。多少年了，多少人艰苦努力、流血牺牲，为的就是要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面对操练的队伍，心中兴奋不已的马文瑞暗暗对自己说：“这些可是红军中的精英呀!”他突然发现自己熟悉的杨佰伦、康天民、贺北平也精神昂奋地走在队列中，心中别提有多高兴。 恰在这时，学员们唱起歌来： 黄河两岸， 长城内外， 炎黄子孙再不能等待。 挽弓持枪， 驰骋疆场， 快! 内惩国贼， 外抗强权， 救我中华万万年…… 歌声鼓舞着士气，也感动了所有的人。 马文瑞感叹道：“这支歌真有力量。” 习仲勋介绍说：“这是《爱国歌》，红军战士们最爱唱。歌词是志丹亲自编的。” 马文瑞扭回头，见刘志丹也被战士们的歌声感动着，心想志丹可真是个能文能武的红军首领，今后能同他一道工作，正好向他学习。这么想着，却听刘志丹问：“文瑞同志，你看咱们的学员怎么样?” “不错，很不错!凭这精神面貌，一定能学习好，将来也能把兵带好。” 刘志丹点点头，随即又说：“这些学员，多数是红26军的连排长，还有地方赤卫队队长，基本全是共产党员，经过培训个个都能成为呱呱叫的军事指挥员。” 此刻，吴岱峰把队伍集合起来。四路横队，面对着刘志丹、习仲勋和马文瑞这边。“报告!中国西北工农红军南梁军政干校第二期全体学员集合完毕，请校长讲话。”刘志丹举手还礼后，严肃地扫视了前排每一个学员，声音洪亮地喊道：“同志们！”“刷！”队伍回之以立正。学员们见到刘志丹，个个抬头挺胸，显得格外精神。“稍息——”刘志丹亲切地说。大家又齐刷刷地把左脚侧前伸出半步。仅仅这两下，就使人感到，这位著名的红军将领不光是带兵有方，而且是人心所向的红军的灵魂。看得出，他只要往战士面前一站，就有一种巨大的凝聚力，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每个人的心。这种难以言状的魅力，使马文瑞对刘志丹更加钦佩。不料刘志丹一开口，就手指着马文瑞对学员们介绍道：“这位是新到任的政治教员马文瑞同志。你们别看老马年轻，他可是个老革命。来南梁之前是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政治理论水平高，也搞过兵运工作，师发直那个排，就是在他领导下秘密起义过来的。文瑞同志教政治课，大家欢迎不欢迎？”“欢迎！”队列响起一片掌声。马文瑞脸呼地一下红了。吴岱峰突然宣布：“请政治教员马文瑞讲话。”队列中再次响起了掌声。马文瑞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看刘志丹，发现志丹正微笑着同大家一齐鼓掌，望着自己的目光和蔼地透着期望和鼓励。马文瑞朝前迈出一步，讲道：“同志们，首先感谢大家的信任。我刚到南梁，没有多少话说，只讲一点感受，也就是刚才看大家操练想到的。多少年了，为建立一支红军武装，我们许多同志艰苦奋斗，还有许多人流血牺牲了，我们活着的人绝不能忘记他们。我们今天有机会在自己的军政干校里深造提高，机会来之不易。我为自己能在这里工作而自豪。希望同志们支持配合我完成教学任务。”马文瑞刚一讲完，刘志丹带头鼓起掌来。就在这一刻，马文瑞意识到一种全新的斗争生活开始了，有许多艰苦的工作等待自己去做，更有许多困难要努力克服。 处在革命时期的南梁西北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工作和生活是紧张而艰苦的。除了住人的窑洞外，没有专门的教室，多数情况下学员们都是在院子里露天上课。没有桌凳，学员们就盘腿坐在地上，把本子衬在膝盖上做笔记，多数情况下是把院子扫净，用柴棍在地上写字。学校的设施虽然如此简陋，但课程设置和教学要求却很正规。每天食宿操练上课，完全按照军事化要求。刘志丹平时住在二十里路外的寨子湾，主持陕甘边特委军委工作。学校日常工作主要由马文瑞，吴岱峰负责。军委参谋长吴岱峰，每天都亲自带队出操。每天清晨，操练的队伍步伐整齐，口号山响，威震豹子川。马文瑞担任政治理论课教学，由于没有教材，更没有参考书籍，开始他只能凭记忆的知识备课。他同吴岱峰住在一孔窑洞里，没有炕，也没有床，他们打着草铺睡在地上。那是一种梢山里随处可见的白草，打回来晾干，人睡在上面倒也还暖和。没有被子盖，马文瑞夜里就裹着自己带来的一件长袍子睡。梢区早晚温差大，深秋的夜晚，阴湿的冷风在山野里肆虐，窑里就冷得躺不住，得生起木炭火盆。每天晚上，他俩忙完了工作，就围着火盆拉话、唱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土窑中，炭火旁，一曲悲壮的《国际歌》常常使他们热血沸腾，激奋不已。马文瑞感到，这首歌实在太好了，真正唱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心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一唱起这首歌，周身就充满斗争的勇气和战胜任何敌人的力量。吴岱峰说：“这首歌，最早是从南方红军传到晋西游击队，又由山西带到陕北。这首歌实在太好了!我们那时候是走到哪里唱到哪里。只要歌声不断，咱们的队伍就不会垮!” 第二天，马文瑞把《国际歌》教给军政干校的学员们唱。这是他给大家上的一堂别开生面的政治课，多么生动而深刻的一课!当他把歌词写到小黑板上，又联系大伙苦难的身世，逐字逐句讲解给大家，每个人都被那歌词感动了，都觉得那是自己早就想唱又唱不出来的歌子，是自己早就想吼又不曾吼出的声音。从此《国际歌》歌声在豹子川里回荡着。马文瑞渴望着学员们把这无产阶级战斗的号角传遍苏区，传遍西北大地，召唤起更多的“奴隶”，砸烂旧世界。 政治课教学起初是很困难的。他记得上第一堂课那天，窑院里黑压压坐满了人。人们聚精会神地瞅着政治教员在黑板上写字，小黑板挂在当院那棵老槐树上。马文瑞工工整整写道：“中国工农红军”。他写好了，回过头来，见每个学员都瞪圆眼睛看，便就近叫起一位，请他念一遍。那位同志站起来，脸涨得通红，憋了老半天，也没念出来，只好摇头说：“解不开。”他又一连叫起几位，都说“解不开”。他问大伙：“哪位会念?”没有人应声。问了好几遍，才有人结结巴巴地念了一遍，总算是发现有识字的人了。他明白了，这个军政干校的学员绝大多数是祖祖辈辈受苦受难的工农分子。他们没文化，这给他的政治课带来了很大困难。他意识到，政治课必须同扫盲识字课结合起来。 “中国工农红军”。 “总司令朱德”。 “政治委员毛泽东”。 “打倒帝国主义列强，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这些标语口号式的最基本的政治常识，经他反复领念，又像讲故事一样地加以解释，如卤水点豆腐，渐渐把学员们的政治觉悟提高着。“……井冈山根据地有个哨口叫‘黄洋界’，是进入井冈山的要道口，地势十分险要。1928年8月30日，比咱们今天还要早上两个月，国民党湘军吴尚和赣军王均的队伍，共四个团，乘红军大部分往湘南未归之际，会合猛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情况十分危急。当时留守井冈山的红军不足一个营。结果，他们在赤卫队和广大老百姓的支援下，凭借黄洋界天险顽强抗击敌人。激战一天一夜，敌人伤亡很大，丢下一大片尸体，连夜夹着尾巴偷跑了……” 马文瑞用讲故事的方式，把许多中央红军的情况、全国各个苏区的情况和革命道理讲述给大家听，既新鲜又生动。开始大家觉得深奥难懂的政治课，很快成了一门很受大家欢迎的课程。 当时，红军在刘志丹指挥下，时常分别在南梁地区周围的陇东、陕北三边和关中一带活动。红军打了胜仗，就把各种各样的战利品带回苏区。马文瑞最感兴趣的，是那些国民党办的旧报纸。刘志丹听说后，就时常派人把报纸给马文瑞送来。他就根据那些报纸上的“消息”经过一番仔细的分析研究，把有用的东西去伪存真加上自己平时由书本和党内文件中所获得的理论和情况，编成系统的教材，讲给学员们听。马文瑞喜欢在夜深人静时思考问题，翻阅资料。他俩住的窑洞旁边，有一孔小拐窑，夜里怕影响岱峰休息，马文瑞就点着小油灯在拐窑里备课。夜深了，窗外冷风飕飕，寒气逼人。小窑里没有生火，寒风不断由门缝钻进来，马文瑞披着一件夹袍子的身体因受寒而不住地颤抖。他拼命咬着牙关，不叫牙齿打出声响来。他伏在那张白木桌上写呀写呀。写上一阵儿，便停一下，翻上一阵报纸，又在地上踱着脚步思考一阵儿。豹子川的夜，静极了。西北风在山野中肆虐，饿狼在梢林中哀嚎，豹子河湍急的流水声越发显得急切。然而这窑洞外面的一切，他仿佛根本听不见。 1994年冬季，年已九旬的吴岱峰将军回忆说：“马文瑞备课，那可叫认真，常常是晚上人睡静以后。有一回大约到了后半夜，我被冻醒了，一看拐窑里的灯还亮着，心想他一定冻坏了，就披上衣服，把火盆给他端过去。走到窗前，从门缝里瞅见他正用毛笔在土造的马蔺纸上写，写上几行，就停下来，皱着眉头，用左手摸着脑门儿想。我很感动，心想他真是闹革命顶真的人，志丹把他留下来，可是留对了。”老人讲到这里，显得有些激动，沉吟片刻后说：“我真佩服文瑞同志的记性。许多中央文件上的话，他能整段整段地背写出来。许多情况，如江西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闽浙赣苏区、川陕苏区和各路红军的情况，他都清清楚楚。我时常说，‘文瑞呀，你可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他只是嘿嘿一笑。” 入冬以后，大雪封山了。整整一个漫长的冬季，马文瑞都是这样夜以继日地热情地工作着。他似乎不知疲倦，好像总有一种兴奋的烈焰在胸中燃烧腾跃，有一种崇高而强烈的愿望催促着他忘我奋进，有一种无形的压力鞭策着他争分夺秒地工作着。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正肩负着一个极为重要的使命——为发展中的西北苏区和红军，为中国的革命事业锻造栋梁。他常常想：军政干校就像一座革命的熔炉，一块尚有杂质且缺韧性的生铁投进来，经过加温供氧，才能锻炼成刚强铁汉。他深知，一个革命战士，假若没有清醒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没有用革命理论武装头脑，就很难坚强不屈，很难肩负起充满艰难险阻的革命重任。于是，他从扫盲识字和最简明的革命口号讲起，继而从阶级、阶级压迫和剥削，讲到推翻地主阶级封建统治，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从无产阶级、共产党，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从清涧起义、渭华暴动，讲到广州起义、南昌起义、朱毛红军和井冈山的斗争……总之，他努力把自己所了解的一切，都传授给年轻的红军干部们。 一天清晨，当吴岱峰照例早早起来准备集合队伍时，却发现身边的草铺空着。他感到奇怪，难道马文瑞已经起床了吗?他记得昨夜自己躺下时，他还在小窑里备课哩。吴岱峰一边穿起衣服，一边走出门，却见小窑窗上的灯光还亮着。推门一看，马文瑞伏在桌上睡着了，半个脸压在墨盒上。他心里一阵感动，才意识到马文瑞熬了一夜。他正寻思着，马文瑞醒来了，一扬头，半个脸全被墨汁染黑了。那样子一下把吴岱峰逗乐了，他指着马文瑞，哈哈大笑，说他一夜之间变成了“黑包公”。马文瑞起初莫名其妙，等到瞅见面前的墨盒，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禁不住笑着，忙用一只手捂着脸，朝时常洗脸的河湾里跑去，老远远还听见吴岱峰在笑。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