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刘润为（《求是》杂志文教部原副主任、编审，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进行民族精神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保卫我们民族的优秀人物。同志们知道，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化界刮起了一股翻案的歪风。凡是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有过重大贡献的人物，凡是在亿万人民中树有丰碑的人物，都在他们掀翻、打倒之列。鲁迅不是伟大么？他偏说没有那么伟大，那是“鲁祸”，中华民族的祸害；屈原不是高尚么？他偏说没有那么高尚，他经常搞女人，他的死也没有那么壮烈，根本不是为爱国而死，而是因为搞到楚怀王的宏妃头上而被楚怀王派人杀死的……至于对中国的发展进步产生过划时代影响的老一辈革命家，则更是首当其冲。中国穷人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他们的笔下，简直成了恶魔；中国穷人敬爱的好总理周恩来，也被泼上很多污水……那么，这股风是从哪里刮来的呢？是从西边刮来的，风源就是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众所周知，西方的那些大亨寡头们是一批霸权主义者。他们不但要在经济上、政治上谋求霸权，而且要在文化上谋求霸权。谋求文化霸权的手段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以花样繁多的形式向第三世界渗透他们的文化，用他们的那一套价值观念来给第三世界人民换脑：一个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消解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其核心是摧毁支撑第三世界人民独立、主权的那一套价值观念。而要消解第三世界的文化，首先就要搞臭这个文化的象征——为本民族发展进步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优秀人物。这就是说，搞臭第三世界的优秀人物，是西方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既定政策。既然洋大人们有这个导向，就有第三世界的民族败类趋之若鹜。小题大作呀，无中生有呀，歪曲丑化呀，深文周纳呀，什么手段都用上了。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个呢？因为这里边有不小的实惠。可以出国风光，可以获大奖，如果干得再“好”，则可以在西方捞到一个终身的什么职位……当然，不是说所有反传统的人都是甘当大亨寡头的帮凶或者帮凶的奴才，其中有很多人是为了赶时髦，尤其是一些小青年，学历浅薄又急于成名，于是就玩起了邪门歪道。这就更加令人痛心。有人或许会说，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人物确有缺点呀。有缺点就应当糟踏么？在这一点上，我看我们到应当学一学西方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对于自己的代表人物，从来就没有糟踏过。岂但没有糟踏，简直是百般呵护的。拿破仑有没有毛病呢？不但有，而且大得很。他干了多少没德行的事？杀了多少无辜？侵略了多少国家？除了这些之外，还干了当皇帝那样倒退的事。但是西方资产阶级从来不因为这些而否定他对发展资本主义的伟大贡献，一直对他的错误采取宽容的态度。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一定要把我们的优秀人物搞臭、打倒呢？毋庸说宽容，不再无中生有、造谣栽赃好不好呢？从这个角度看，《群山》是一本反潮流的书。它以对马文瑞、谢子长、刘志丹至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歌颂，驳斥了群小的无耻谰言，回答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挑战。这对于我们民族的现在和未来，都是很有意义的。我希望有更多的文艺家觉醒过来，振作起来，投入捍卫民族文化的战斗！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陕人的光荣》之第四部分第55章：董老穿着很不讲究，一件米黄色长袍，好像是寺庙里出家人的衣服，穿着很宽大显得臃肿 许多日子，马文瑞的心情不能平静。回到瓦窑堡，他还沉浸在东地区人民的深情厚谊之中。作为一名坚定不移的职业革命者，他从人民的火辣辣的情绪中，感觉到反动派的末日不远了，也预想到了革命事业的辉煌前景。这是一种来自人民的特殊力量，对于他那颗刚刚受过创伤的心灵，是莫大的慰藉。老百姓的信任和拥戴又像一阵强劲的风，吹散了错误肃反留在他心头的最后几丝阴影。绳索和镣铐留下来的伤疤尚未痊愈，他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个人的冤屈。此刻，毛泽东亲率红军主力挥师东征，后方诸机关的工作也是非常的热烈而紧张。他焦急地等待组织分配工作。从14岁投身革命开始，他几乎每天都是在紧张的工作中度过的，从临镇被抓至今已经近两个月没有工作了，他感到了一种新的痛苦。这种闲散的日子，甚至比囚禁的日子还要难熬。这天晚上，他一个人在窑里看书，但却怎么也看不进去。灯光里，眼前的字迹，恍惚之中化作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那是刘大才、黑志德，是房东大娘……是与他日日夜夜同甘共苦的同志和朝夕相处、时常嘘寒问暖的农民朋友们。他渴望着组织能派自己重返东地区，他将按照原先的设想，再开辟两个县…… 他正想着，突然听到院子里有人说话。窑门开时，进来的是郭洪涛和贾拓夫两人。他们的随行人员手里提着一盏马灯，一起带着一股寒气进来，马文瑞感觉有些突然。 两人一进门便高声说：“文瑞同志，我们看你来啦!” 马文瑞跳下炕，同他俩握了手。三个人坐下来。一小会儿，谁也没说什么。马文瑞抬眼看了一眼郭洪涛，郭洪涛也在此刻打量着马文瑞，两人的目光不期而遇。郭洪涛显然很敏感，他从马文瑞的目光里隐约看出了一种情绪。但他毕竟是善于处理微妙场面的人，立即用那特有的高嗓门对贾拓夫说：“我刚回陕北那阵儿，多亏文瑞同志帮忙，才避免遭祸……” “是吗?”贾拓夫莫名其妙地问：“我怎么以前没听你说过?” 马文瑞也被他的这句话给闹糊涂了，瞪起眼睛等待他的下文。 郭洪涛笑着问：“文瑞同志，你做过的好事，难道忘记了吗?” “什么事情，我怎么一点也不记得?” 郭洪涛说：“忘了吧?我刚到陕北时，回了一趟家，消息很快传开了，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你离开特委要到三边搞兵运，我想了个办法，写了好几封报平安的家信，要你带上，过一段时间给我家里寄一封。你办得很认真，寄的信家里全收到了。有一封信还是从西安寄出来的，连我家里都以为我不在陕北了。” 马文瑞听得，这才恍然大悟，便笑笑说：“信是我替你发了，但你能在陕北站住脚可主要不是因为那几封信，而是因为有党组织，有那么多拥护革命的老百姓呀!” 郭洪涛连声说：“那当然，那当然。” 贾拓夫说：“文瑞同志，你对工作问题，有什么考虑?” 郭洪涛听得也接过话茬儿说：“对，有什么想法你就直说。” 马文瑞说：“工作问题，我给周副主席已经表过态了，由组织决定吧。” 二人听得，相望一下，郭洪涛说：“你能不能到陕北省委来工作?” 马文瑞听得，看看郭洪涛，又看看贾拓夫。发现两人都用同样期待的目光望着自己。他想，郭洪涛是陕北省委书记，他们两人来，一定是省委事先在会上已经商量过了。郭洪涛见马文瑞沉吟不语，又说：“省委眼下的情况是，拓夫任宣传部长，王达成任组织部长，李坚真任妇女部长。你来担任省委秘书长吧?” 马文瑞听罢他的话，随后才说：“关于工作，我服从组织分配。” 郭洪涛听了对贾拓夫说：“文瑞同志担任秘书长一定能搞好。”陕北省委机关设在米粮山上。这是整个瓦窑堡镇的一个制高点。站在山巅的关帝庙前，全镇的东西南北大街小巷一览无余。瓦窑堡在当时的陕北，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城镇。特别是在军事上，这里东南距延安不足一百公里，西北距绥德也不过百多公里，像一颗钉子，钉在敌人的两眼之间，又像一把虎钳，夹在老虎的首尾之间。进可以东渡黄河，直捣阎锡山的老巢，退可以越过靖定，进入鄂尔多斯高原乃至内蒙古草原的广阔地域里。更重要的是，这一带的老百姓大革命时期在谢子长的领导下，开展农民运动，以后又在中共地下党县委领导下，发展党团组织和贫农团等革命团体，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当时正是红军东征期间，扩红支前、开展经济工作的任务很紧急、很繁重。马文瑞一到陕北省委，便责无旁贷地同大伙一道进行这些工作。不久，他到安定农村去搞扩大红军的工作，由于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下病倒了，重感冒，发高烧。人已昏迷不醒，当地政府派民夫用担架抬着往瓦窑堡送。走到半路，遇白军飞机轰炸，抬担架的农民没有见过那阵势，怕得把担架丢在当路上跑到路边沟渠、树丛中躲藏起来。敌机发现了路上放的担架，接连反复俯冲扫射，还投下几颗炸弹。马文瑞迷迷糊糊躺在担架上，听见爆炸声就在耳边，震得地动山摇，枪弹在周围打得土花飞溅，惊醒过来，却无力爬到路边隐蔽，只得硬着头皮躺在担架上听天由命。好在敌人的枪弹打得不准，才使他大难不死。 一次省委开会研究支前、扩红工作，周恩来也来参加会议，同来的还有一位身材高大看着很有精神的同志。他和周副主席一样，穿着一身普通灰军服，只是腰间未扎皮带，裤脚也敞开着，看着有几分文气。马文瑞过去没有见过这位同志。趁着还没有开会，周恩来指着那个同志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吧，这一位是罗迈同志，我们党中央的组织部长，中央确定他帮助你们陕北省委工作。”从此，他们时常一起开会，研究工作。马文瑞发现，曾经到过苏联的罗迈读了不少的书，有实际工作经验，觉得和这样的同志共事，有助于自己进一步提高工作能力。 过了一些日子，当时担任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刘少奇也来参加省委会议。他穿着便服，戴着一顶深色工人帽，由于身体瘦削，面部颧骨和牙床骨显得突出。当有人发言时，他总是严肃而目光专注地望着发言的同志。由于一支接一支地不停地抽烟，他的周围便总是弥漫着烟雾，越发显出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领导者。当马文瑞发言的时候，他表现出了格外的关注。马文瑞由于长时期搞地方党和群众工作，他讲的许多情况和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的主张，在刘少奇听来，既新鲜又很实际。他开始用钢笔往自己面前那个摊开的小本上简明地记录几笔，还不时地提出问题，要他谈得更具体翔实一点。刘少奇似乎对数字特别感兴趣，许多原本很抽象、甚至有些模糊的情况，被他几经追问，便用一个较为确切明了的数字（包括百分比）表现了出来。他的提问方式既简明却又很巧妙，叫你一下便能抓住要领，把你原先掌握的那些零散的东西像卤水点豆腐一样地点化出来，形成集中的意见。马文瑞发现，刘少奇是一位很善于调查研究的领导者，而这种本领对于党的领导者来讲，又显得十分重要。他当时的一些提问，对马文瑞很有启发。譬如谈及苏区的土地改革问题，有的同志提出，土改分配土地，只能分给贫雇农，地主富农的土地统统没收，不能再分给他们。马文瑞说：“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应该，但没收之后，不给他们地种，有问题。他们也是人，也要吃饭穿衣。你不给他土地，他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冻饿而死；另一条就是逼迫他们跑到敌人那面去。我们在东地区采取的办法是，地主富农的土地没收后，也按人口分配给他们一份土地。只是把握一个原则，只分给差点的土地，不分给好地。让他们通过劳动，自食其力，改造成守法农民。”刘少奇点头称是，问道：“东地区多少户，多少口人?像这样的地主、富农有多少户?你们分了土地后，他们是不是自己动手干活?贫雇农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提出的一连串简明的问题，一下子把讨论深化了，也量化了。把一个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上升到了理论探讨的高度，使它有可能成为一条新的重要政策产生的依据。此后不久，中华苏维埃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发布命令，公布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陕甘苏区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对陕甘苏区土地斗争中在阶级成分划分与土地财产处置等方面“左”的偏向进行了纠正。那次会议，刘少奇给马文瑞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一天，马文瑞正在办公室起草文件，郭洪涛领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同志来找他。一进门，郭洪涛说：“这位是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同志。”马文瑞一听，赶忙站起来迎接。早就听说了参加红军长征的四位备受尊敬的老同志：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人称“四老”。不料其中的董老，如今就站在自己面前。只见董老穿着很不讲究，一件米黄色长袍，好像是由寺庙里搞来的出家人的衣服，穿着很宽大，举止显得有些臃肿。董老也不客气，坐下来端起碗喝了一口马文瑞给他倒的白开水，然后说：“党校普通班多数是你们陕甘地方的干部，我们想请省委负责人去讲党的建设问题，郭洪涛同志让你来讲。”马文瑞一听，先红了脸，说：“我怕讲不好。”郭洪涛说：“你去讲比较合适。”马文瑞无奈只好答应下来。他考虑了一番，第二天就去中央党校讲课。董老对他讲课很重视，亲自搬一把椅子坐在前排听。普通班三个班的学员都来听课。当他登上讲台时，起先的确还有些紧张。后来发现那一百多人个个很诚恳而殷切地看着自己，便消除了最后一点顾虑，大胆地讲起来。他讲的内容很注意联系陕北党建工作的实际，有理论，也有实际情况，讲经验，也讲教训。大家听得很认真，许多人还不停地做笔记。那一次讲课，长征来的同志破旧的衣着和瘦羸的身体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他暗暗下决心要努力工作，和大家一起，尽快改变党中央和红军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困难境况。讲完了课，董老拉着他的手，连声说：“马文瑞同志，你讲得很好，你们这些同志虽然年轻，但是从革命最基层最具体的事情做起的，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一套呀!”马文瑞说：“董老过奖了，我也是奉董老之命，勉为其难呀。”董老遂留马文瑞一道吃午饭。他们一边就着咸萝卜喝小米稀饭，一边拉谈得很热烈。马文瑞的印象中，董必武很有学问，但却又是很虚心、很注重学习的人。他问了许多西北革命的情况，有些问题是马文瑞平素并不关注的，经董老一提，对他很有启发。在此期间，马文瑞还认识了在中央党校任教的成仿吾、冯雪峰。在他的印象中，这些同志都是很有学问的大知识分子。这一时期，中共陕北省委实际上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使马文瑞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了中共中央高级领导层中的一些同志。这段经历，对于一直在西北地区坚持斗争的马文瑞来讲，显得很重要。他感到自己仿佛是上党校深造一样，那些领导同志，更像是自己的老师。他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和实际斗争中难以学到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大大开阔了他的政治视野。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刘润为（《求是》杂志文教部原副主任、编审，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在这里，我想对两极分化问题和腐败问题多说几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硕鼠”的问题。现在的硕鼠可真的不少哇！有的个头已经大到了惊人的地步。它们的确是先硕起来、富起来了，但不是靠辛勤劳动硕起来、富起来的，也不是依据市场规则靠合法经营硕起来、富起来的。他们是靠盗窃国有资产、出卖国家利益硕起来、富起来的，也是靠吸工人、农民的血硕起来、富起来的，这些硕鼠的一部分是由我们的领导干部及其子女变成的。像王宝森那样较大的硕鼠，其大宗盗窃行径诡秘得很，一般很难为平头百姓察觉。但是他们的一些小勾当以及一些小鼠的小打小闹，例如大吃大喝、搞“三陪”等等，却是尽人皆见、尽人皆知的。这次到陕北来，听几位同志讲一个故事：一位老农怀揣20块钱，牵着一头毛驴进城。在路上，毛驴啃了人家一株苞谷，被罚款10块，走了一程，毛驴又啃了人家一个苹果，又被罚款10块。就这样，老农还未进城，身上的钱便全光了。20块钱对大款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对贫困的陕北农民来说可就不是一个小数。无端地丢掉这么多钱，老农不禁恼怒交加，于是扬起鞭子打驴，一边打一边骂道：“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是领导干部啊？可以随便吃喝不花钱啊？”从美学上说，这个故事可以归入黑色幽默一类。什么是黑色幽默呢？说白了就是悲哀的笑、带泪的笑。当年那么舍生忘死地保护我们党的陕北人民，而今却是这样认识我们党的干部，这怎能不让我们感到辛酸呢？当然，不能说我们党的领导干部都是这个样子。即使是一小撮罢，几颗老鼠粪也足以坏掉一锅汤啊！很明显，这些问题的解决单靠市场经济是不行的。怎样来解决呢？办法当然很多，但是其中必要而又重要的一个，就是继续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那种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而勇于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过去主要表现在不怕牺牲上，现在则主要表现在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办事上。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无论实行怎样的经济体制，这一条也动摇不得。不仅一百年动摇不得，一千年、一万年也动摇不得。动摇了，我们就失掉了根本，就要被老百姓唾弃，就会留下千古骂名。“载舟之水也覆舟”，这是李世民说的。令人悲哀的是，我们党的某些干部对于老百姓的认识，还远远达不到这个封建帝王的水平。在他们眼里，这个“水”只会傻乎乎地载舟，而不会覆舟。谁才有可能覆舟呢？唯有官场的同僚。因此，他们对老百姓是不屑于一顾的，而只把精力集中在官场倾轧上，集中在修炼纵横捭阖的权术上。我建议这样的领导干部牺牲一点去歌厅、舞池的宝贵时间，也来像我们在座的同志们一样，认真地读一读《群山》。倘能由此开出一条反省的路，则于已于民、于党于国，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同志们听得出来，我在这里强调了精神的作用，先进的精神力量的作用。承认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不能说是唯心主义，因为这也是客观事实。我们可以想一想，马老他们闹革命时，物质生活条件何等菲薄！但是他们硬是创造了那么辉煌的业绩。这难道不是精神的作用？只有否定物质的第一性地位，把精神看成是可以离开物质基础的独自立足的存在，才是唯心主义。不错，过去我们确曾将精神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例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样的口号。这当然是十分荒唐的。但是，在纠正这种错误倾向时，我们似乎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从精神万能论走到了拜物教。请看，放纵物欲、放逐精神，迷信金钱、鄙夷崇高，在今天是何等时髦啊！为了强调物质，经常有人援引“仓廪实而民知礼义”这句儒家名言。我认为，对此话不可作出机械的理解。诚然，礼、道德、精神不可能超越一定的物质发展阶段，我们不能要求封建社会里出现雷锋那样的人物，但是物质并非时时处处都把精神捆得死死的。物质对精神的制约虽有一定的圈子，但是这个圈子并不算小。在这个圈子之内，精神是可以自由驰骋的，这就是受动性与主动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仓廪很实的人并不怎么知礼知义，而很多阮囊羞涩的人却非常知礼知义，例如不受嗟来之食的人。事实上，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人能够实现精神对于物质的超越。如果精神永远跟在物质后面亦步亦趋，那么人和动物就没有什么两样，一个只看重物质和物质享受的民族是不会有希望的。我们越想现代化，越想快一些富起来，就越要重视民族精神的建设。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陕人的光荣》之第三部分第54章：周恩来要保卫局长周兴派人护送马文瑞回陕甘边东地区，随即又把一套洗干净的军服递给他 1935年11月，毛泽东、党中央移驻瓦窑堡以来，这座古老的小镇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平时孤寂的小镇，空前热闹起来。一天黄昏，刚刚担任瓦窑堡市委书记的崔田夫来看马文瑞。老战友劫难之后重逢，心情格外激动，也备感亲热。话别叙旧一番，两人相约上街去吃羊杂碎。走在街上，见到处是穿军装打裹腿的红军战士。商店铺门大开，生意空前兴隆。正走着，迎面过来几个人，其中有一个瘦高个子，留着长发，面色和蔼清秀。崔田夫小声说：“这就是毛主席。” 正说着已走到近前。大家互不相识，只是擦肩而过。走过去了，马文瑞还回头望着毛泽东的背影，见那穿着灰色棉军服却没戴军帽的人身材显得很高。他留着长长的头发，走路迈着轻捷的方步，双手从容地前后摆动着。听说过多少次的“毛委员”，今天终于见到了。想不到，他和周恩来一样，穿着打扮也是这样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只是在那擦肩而过的一瞬间，他隐约觉得，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和周恩来不大相同的东西。他一时还想不明白，那究竟是什么。只觉得他很严肃，目光冷峻而深邃。当他在镇街上散步的时候，仍然好像在思索着问题。如果说，初次见面的周恩来像是一个军人，那么毛泽东给他的印象，倒更像一个精明而胸有成竹的读书人。 第二天，各机关单位在南门外操场上集会。毛泽东亲自登台讲演。马文瑞站在台下，很认真地听。可惜，毛泽东的湖南乡音太重，开始有些话听不明白。也难怪，他是头一次听南方籍的领导人讲演。但毛泽东站在台上，目光炯炯、昂首挺胸的神情，使他领略了一个革命领袖的风采。毛泽东讲话很简短，不时地在胸前打着手势，显得果断而有力。时而幽默风趣喜笑颜开，时而又双目炯炯居高临下，特别是将原本叉在腰间的右手，高举过头有力地挥下，身子随之朝后一仰，便有一种藐视一切的气派传递给人们，令人觉得那一只大手挥下去，能扫除一切妖魔鬼怪。人们听得津津有味。台下不时地响起掌声、笑声和口号声。那演讲有神奇的力量，不断地在人群中掀起感情的波澜，把人们的思想统一起来，把人们的情绪鼓舞起来。毛泽东讲演的主题是：《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有一段话，听着很令人觉得痛快： “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毛泽东的讲演不停地被雷鸣般的掌声打断，被震撼山岳的欢呼声淹没。马文瑞也情不自禁地被卷入了激动不已的情绪昂扬的波澜之中，也随着人群欢呼着，热烈地鼓着掌。他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简明、精辟而又充满激情和诗意的论述。这些话，似乎在自己心中埋藏了好些年了，今天终于听人讲了出来，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激动，从未有过的面对一个人而如此敬佩不已，而如此心悦诚服。他感到，自己和会场上的每一个人的革命热情都被点燃起来了。许多人忘记了是站在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的旷野里。人们的脸兴奋得发红，有人解开衣领挽起袖子，仿佛是准备着立即行动起来。米粮山回荡着那鼓舞人心的洪亮的湖南口音，整个秀延河川都沸腾起来了。毛泽东的演说轰动了小小的瓦窑堡，他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很快传遍了陕北、陕甘边苏区，传遍了全中国，成为抗日战争的伟大纲领。此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由秦邦宪任主席。划分陕北、陕甘边根据地为陕甘省、陕北省、关中地区和神府地区四个行政区域，统归西北办事处领导。中共陕甘省委书记为朱理治，李富春为副书记，中共陕北省委书记为郭洪涛。同时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办事处，由周恩来兼任主任，刘志丹任副主任，统辖西北地区的革命武装和红军后勤工作。遂将西北各地革命武装编为红28军(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红29军(军长谢嵩、政委甘渭汉)和红30军(军长阎红彦、政委蔡树藩)。另外还组建了神府、关中两个独立师。从此，西北革命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进入了一个重要发展时期。 不久，周恩来第二次约马文瑞谈话。 这一次，周副主席一见马文瑞就风趣地说：“文瑞同志，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非你这个‘马主席’出马不可!” 马文瑞觉得有点奇怪。 周恩来接着说：“前两天，陕甘省委书记朱理治同志找我诉苦，说他那里的工作很不好做。” 马文瑞听到“朱理治”这个名字，便有些不舒服。说老实话，西北的许多同志，对“肃反”问题解决后，仍然让这样的人担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有看法，但中央已经决定的事情，也不好提什么不同意见。周恩来一下便看出了马文瑞的思想，故意又说：“朱理治同志告诉我，”他故意把“同志”两个字咬得很重，“说你被错误地关押以后，陕甘边东地区的老百姓很不安，谣言和误解不少，有人认为是白军把他们的马主席抓走了，靠边境地区的许多老百姓干脆跑到苏区以外去了。‘肃反’问题解决后，那里的老百姓仍然不信任红25军。尽管他们一再讲‘马主席已经被放出来了’，老百姓没有亲眼看见，就是不相信，思想情绪很不稳定，陕甘省委工作很不好搞呀。” 周恩来说到这里，停下来，注视着神情异常严肃的马文瑞。他发现马文瑞表面依然很平静，但由那紧咬的嘴唇和微微皱着的眉心，可以看出，他的内心很不平静。这种心情他很能理解。他深知，每一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都充满着血与火的斗争，充满了坚忍不拔的奋斗和牺牲。根据地的领导人，是在群众斗争的疾风暴雨中冲杀过来的。他们和那里的群众建立了亲密无间的革命情谊和血肉联系，他们在那里群众的心目中，就像高高耸立着的大山一样峻拔，一样受人尊敬、令人敬仰。这种情况，就连当初下令抓走马文瑞的朱理治，也不得不承认：“他在那一带的老百姓中威信很高，许多人一提起‘马主席’就动感情，请求派马文瑞同志去东地区安民，不然我们的工作无法开展。”他也知道，这种情况下，提出让马文瑞去东地区有些强人所难。因为“肃反”问题虽已解决，但一手造成这场灾难的人并没有被查办。中央在这个问题上考虑再三，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还是采取了慎重态度。他也知道目前这么处理，许多受迫害的同志是会有些想不通的。周恩来正沉吟着，却听马文瑞恳切地问：“周副主席，你看我什么时候动身合适?” “当然是越快越好呀!”周恩来显出很高兴的样子，亲切地拍了拍马文瑞的肩膀，说：“文瑞同志，你辛苦一趟吧。你去了，见了老百姓随便唠一唠，让群众亲眼看到你这个‘马主席’果真还平平安安，大家也就放心了，好吧?” 马文瑞说：“那好吧，我一两天就动身。” 周恩来立即着人找来西北保卫局局长周兴，要求他派人护送马文瑞去陕甘边东地区，随即又取出一套洗得很干净的军服递给马文瑞，风趣地说：“去时，穿上这身衣服，群众就会相信他们的‘马主席’和红25军原本是一家人嘛。”周副主席考虑问题细致入微，使马文瑞很受感动。 两天以后，马文瑞在西北保卫局的刘子义陪同下骑马进入陕甘边东地区。他穿着周副主席送他的那一套军装，外面套着那件老羊皮袄，头发刚刚理过，骑在一匹枣红马上，容光焕发，显得格外精神。一路上老百姓迎来送往，问寒问暖，气氛十分热烈。这天到达东地区革命委员会所在地临镇。“马主席回来啦，马主席回来啦!”正是阳光温暖的冬日的中午。当他们牵着马从镇街上走过时，远远地就认出马主席的老百姓奔走相告，镇街两边转眼之间聚集了许多群众。“马主席，咱老百姓可把你盼回来了!”“马主席，你该好着哩吧?”“马主席，这回回来可再不走了吧?”“马主席，到底是些什么人把你们带走了?”男女老少，一个又一个他叫起姓名的和叫不起姓名的老乡，从人群里挤过来，亲热地同他们盼望、惦念了许多日子的马主席握着手，使马文瑞很感动。他事先并没有想到，自己在这一带老百姓心目中，竟然这样重要。他由那一双双粗糙有力的紧紧握着自己的手上，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感受到的真挚的敬仰和爱戴。这种真挚的情感，使他激动，却又有些不安，觉得东地区的工作，才刚刚打开局面，许多事情还只是打下一个基础，开了一个头，便被迫停了下来。还有许多群众居住在敌我时常“拉锯”的游击区，受着白军、土匪和地方反动势力的困扰，苏维埃政权也还没有最后建立……群众自发欢迎马主席的队列越拉越长，几百米的街道，拥挤得只剩街心一道细巷。马文瑞牵马走着，走了老半天，也走不出热情洋溢的人群。同行的刘子义也很感动，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热烈的场面。他从马文瑞手中接过马缰替他牵着，好让他腾出手来接受群众的欢迎。群众的情绪像海潮一样不断地高涨。那位在东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夕的夜晚，曾经给马主席送去一碗热米汤和一碟干菜的老婆婆，自从马主席被人不明不白地抓走后，她心焦得一连好几天吃不下饭。以后的日子，她像思念自己的亲人一样地思念马主席。眼下听说马主席回来了，她不顾一切地拨开人群扑到马文瑞面前，拉住马主席的手，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白发苍苍的老妈妈，她是眼看着马主席被人捆起来戴上帽套拉走的。如今，她看见了马主席穿得整整齐齐，脸色也还好看，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老妈妈终于破涕为笑了。老人说：“天晴了，灾害过了，走，还住咱窑里。你盖过的铺盖我谁也没叫动，见天黑里烧着炕，总算把你盼回来啦!”就这样，马文瑞不由分说地被房东大妈拉着手引进了他原先住的那孔窑里。一连几天，这个普通的窑洞里，像过喜事一样热闹。人们带着连夜赶做的鞋袜和鸡蛋、红枣、金梨等当地土产的各种吃喝，从几十里路外赶来看他们的马主席。这些天，临镇街上就像遇集一样红火。赤川县各区乡的代表们来了，红泉县各区乡的代表们来了，临镇附近的农民自发地来了，不需要通知，也不需要组织，人们是闻讯受成千上万老百姓的嘱托来的。这两县革命委员会在临镇召开一个座谈会，请马主席给各地的代表们讲话。大家冬末寒天远道而来，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亲眼见一回马主席，回去好给老百姓有个交代。马文瑞的讲话，实际上是同大伙面对面地拉家常。他急切地想知道自己被抓以后，各地的情况。土地分配完了没有?地主老财有没有乘机反攻倒算?赤贫的农民过年有没有白面猪肉包饺子?贫农团是不是真正在村子里挺起了腰杆子?有没有发展新党员?党团组织是不是仍在坚持活动?靠边境地区跑出去的群众有没有回来的?……这些在他“坐牢”时，日夜萦绕在脑子里的问题，全都一气儿涌出来了。那个原本是欢迎马主席的座谈会，很快就变成了一个研究总结和布置工作的会议。临镇座谈之后，这次东地区之行的主要目的也就达到了，按照计划应返回瓦窑堡去了。但马文瑞得知宜川靠近边境一带跑了不少群众还没有回来，他坚持要到当地走一趟。刘子义看他态度坚决，便只好同意。他一路走去，又接触了许多老百姓。在宜川的北池镇，召开了群众大会，马文瑞亲自讲话。躲在宜川县城里的敌人都知道他到了北池镇。跑出去的群众在几天之内，纷纷返回苏区。这次奉周副主席之命的东地区之行，使马文瑞再次体会到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色政权的深情厚谊。朱理治有一次对周恩来汇报说：“马文瑞的到来，对于稳定东地区群众的思想情绪，巩固苏区，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刘润为（《求是》杂志文教部原副主任、编审，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我们的文学，理应表现这样的光荣的人物和这样光荣的历史。但是，这个使命不是谁人都能承担的。你对老一辈革命家的事业本来就不感兴趣，甚至对他们领导穷人反抗剥削、压迫的实践采取仇视态度，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来呢？只有在心灵上与老一辈革命家相通的人，才有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光有这一条还不够，还要有其他条件：一个是陕北地域文化的熏陶。如果你对陕北的风土人情不了解，对这里革命的来龙去脉不熟悉，例如我们这几个从北京来的同志，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的。另一个就是必要的文学素养。这就是说，写出这样的作品，需要思想感情、文化熏陶、文学素养这三个条件。培元同志对老一辈革命家非常崇敬，慨然以继承他们的事业为己任，而且历经十几年的风雨不动摇；他生长在陕北这块土地，血管中涌动着的是这块土地的热血；他刻苦自励，艺术感觉好。我在《光明日报》时发过他的几篇散文，写得都不错。他恰好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所以写出了这样的好作品。 这部作品所传达的那种革命、反抗的精神，说到底是一种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而勇于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谁都知道，起来革命，起来反抗，就要承担被杀头的危险。杀头对于人来说，这个牺性是很大的。因此，在压迫之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揭竿而起的。像贾桂那样的奴才，即使主人要他坐他都不肯坐，还振振有词地说：“奴才站惯了”，坐着不舒服。这样的人怎么会起来造反呢？与贾桂相反，刘志丹、谢子长、马文瑞这些老一辈革命家是一群顶天立地的人。这“地”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苦百姓，这“天”就是穷苦百姓们向往的那片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乐土。《诗经·硕鼠》说：“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可以说，这样的乐土，中国的穷苦百姓起码向往了两千几百年。刘志丹、谢子长、马文瑞他们就是要用自己的牺牲奉献，带领穷苦百姓们把这个向往变成了可感可触的现实。于是就有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让那些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硕鼠们胆颤心惊的革命事业。今天，中国搞起了市场经济。有人说，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那种精神已经失却了存在的依据，成为一种精神垃圾。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在座的同志都反对这种论调，不然我们为什么耗费时间在这里研讨这部作品呢？其实，这个论调是和现在流行的市场万能论一脉相通的。那个市场万能论离谱得很哪！在它看来，一旦实行了市场经济，便是满天钱雨、满地财货，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这当然是《天方夜谭》般的神话。时下有一个很时髦的词——“误区”。我们说，神化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误区。同志们都知道，现在，中国的社会问题很多：治安问题，假冒伪劣问题，腐败问题，两极分化问题，失业问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下降问题……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陕人的光荣》之第二部分第53章：“噢，欢迎你呀，马文瑞同志。”周恩来热情地大步迎上前来，这热烈的情景，他始料不及 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当时住在瓦窑堡水沟坪的一座石窑院里。这家地主的宅院，眼下是中央军委机关所在地。 这天上午，马文瑞踩着镇街上的石板路，朝水沟坪走去。他说不清曾经有多少次从这条古老的镇街上走过了，唯有今天的感觉格外不同。街道两边的商店和卖绿豆凉粉、荞面煎饼和羊杂碎的小摊、饭铺那种独有的地方特色和风味是他所熟悉的，如今看着却格外新鲜。站在门首笑迎顾客的穿着长棉袍、头戴瓜皮帽的店铺小伙计似乎显得较平时更有趣，像穿梭一样旋转于顾客之间的性情活泼的饭馆跑堂的肩上搭着毛巾腰间系着围裙，显得特别精神。瓦窑堡的绸缎布匹和风味小吃是方圆百里有名气的。不知道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可尝过瓦窑保的绿豆凉粉、荞面煎饼？马文瑞心中想象着即将见面的周恩来，猜测着这次谈话的情形，走上前面的小坡，就要到水沟坪了。当他望见那窑院街门上站着的哨兵时，心情突然变得复杂起来，脚步也开始有些迟疑。脚脖儿上被铁镣磨破已经结痂的伤疤和手腕子上被麻绳勒出的伤痕似乎又开始隐隐作痛。这些日子已经平息下来的愤懑和委屈不知怎么又一齐涌上心头。整人也不是这么个整法呀！特别是想起刘志丹，想起他被折磨得瘦弱不堪的那样子，除了一双眼睛，几乎变得叫你认不出来。马文瑞就这么低头想着心事，一直走到大门口。哨兵问明情况，通报进去。就见一个穿戴像普通战士一样的人，由门里迎了出来。 “噢，欢迎你呀，马文瑞同志。” 离着老远，周恩来便伸出手臂，热情地大步迎上前来。这热烈的情景，是马文瑞所始料不及的。此刻他的思绪尚未从那令人痛苦的情绪中完全摆脱出来，双手已经被周副主席有力地握住了。他感觉到那手很瘦，但却很温暖有力。当周恩来那有力的手臂连同整个上身都很投入很有个性地大幅度摇动着时，那其中传导出来的真诚，就仿佛有一根火柴，点燃了对方心中的热情。是的，他觉得面前这个人，当他和你握手时，你感觉到他周身全部的热情都集中到了那只瘦削的大手上。那是真诚而含义丰富的一握，是有意要敞开胸襟，使你感到心中踏实的一握。当你同他握着手时，你感到如同春风拂面般的舒畅，感到如沐冬阳一样的温暖。你像面对一条清澈见底的碧流，像身临一片令人赏心悦目的绿洲。总之，你觉得很惬意，却又很难准确表述那种情形，总觉得这不同寻常的一握，是这个人极富有魅力的一举。你只要同他握过一次手，便会回味无穷，永远难以忘怀。这个人，就有这样的魅力，他使每一个同他初次见面的人，在与他握着手的那一刻，会突然感慨万端，甚至感到自己的精神得到了升华一样的兴奋，不无深刻地体察到这顷刻之间的礼节那完全脱俗的含义和分量，倒往往忘记了关注他这个人。与周恩来初次见面那一瞬间，他留给人的往往倒不是视觉方面的印象，而是感觉上的记忆。那天，那只紧紧握着马文瑞的手，有好一阵没有松开，一直握着他走上窑外的台阶，走进窑门，这才慢慢松开来。 “马文瑞同志，请坐下来谈吧。你们陕北的窑洞可是一个奇迹，据说它冬暖夏凉，住在里面，人会长寿的。” 周恩来以他那特有的轻松愉快情绪说着话，热情地把客人让到一把柳木圈椅上坐下来，自己伸手拉过另一把椅子坐在他的近前。他们脚下不远处生着一只火盆——喇叭口形的铜盆中，燃烧着木炭。新添的木炭劈啪爆响着跳蹿起紫红色的火苗。窑窗上阳光明亮，窑里气氛暖融融的令人惬意。周恩来敏捷地用铁筷子拨动一下木炭，火苗立刻扩大了，跳蹿得更加踊跃。他放下火筷，并不急着开口说话，只是微歪着头，目光和蔼地注视着面前这位年轻的陕甘边东地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前两天，他同刘志丹谈话时，听到了关于马文瑞的情况，就很想见一见这位同志。西北苏区和红军的存在，对于困难重重的中国革命简直是太重要了。周恩来对这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长期艰苦奋斗创造了这片苏区和这支红军的人们，有一种超越一般同志的特殊感情。一见面，仿佛早就相识一样，感觉特别的亲近。加之面前这位年轻同志，又是这样的显出稳健持重和谦虚谨慎。说真的，他见多了那种血气方刚、热情奔放，甚至锋芒毕露的年轻的同志，他们的坦诚和直率令人高兴，但总担心那种年轻人的性情能否适应极其复杂残酷的斗争环境。而望着眼前这位年轻人，却令他有另外的感觉。革命事业虽是轰轰烈烈，但并非单凭几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就能搞起来，倒是更需要一大批脚踏实地的同志。周恩来独具风采的微笑与和蔼可亲的目光，很快便使马文瑞消除了初进门时的那一点拘束。他开始用敬仰和好奇的目光，大胆地注视着这位外表看着比实际年龄要大出许多的长者。他发现自己面前这位年约40岁的人，大胡子好久没有理了，脸庞显得瘦削憔悴，但那浓黑的眉毛下一双聪慧而深沉的大眼睛，仍然炯炯有神。这独特的眉毛和眼睛，很容易使人想到“胸怀坦荡”、“忠贞不渝”这一类成语。在不识字的老百姓眼里，这样的眉毛和眼睛组成的是一副忠实相，是“好人”模样。这是周恩来留给细心的马文瑞最初的直观印象。然而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辛劳困顿的折磨，使得面前这个人面色黑黄，疲惫而憔悴。穿的衣服也很破旧……“他果真就是周副主席？”是不是有些过于平凡，过于朴素了？又好像几天几夜没有睡觉…… “马文瑞同志，听说你曾在这安定县担任过县委书记，抵制了‘立三路线’，巩固发展了这一带的党组织，是当时陕北幸存下来的唯一的一个组织健全的县。”马文瑞没想到，周副主席会讲这件事，更没想到他对陕北革命的情况了解得如此深入，便说：“那主要是因为这一带党的工作基础好。早在大革命时期，谢子长同志就在这个县发动群众，搞农民运动，许多党员同志，都是在那个时期涌现出来的斗争骨干。” “与你们县委坚持正确的斗争策略当然也分不开嘛。” 马文瑞不好意思地说：“那倒也是。” “马文瑞同志，这回把你们整错了。”周副主席说这句话时，表情突然变得格外严肃，显得心情很沉重，目光中透出的感情复杂而真挚。 马文瑞听得低下头，心中感到很温暖，像严冬刚刚过去，领略到了一阵扑面而来的和暖的春风。他不知道该说怎样一句话来回报这驱寒送暖的春风。 “我听刘志丹同志讲了，你和许多同志在陕北搞武装，对创造苏区有贡献，做了很多艰苦的工作。这些情况，中央都了解。” 周恩来的话很简短，但很明了，很有针对性。马文瑞听着，感到这是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的，绝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当面搪塞。说着话，周恩来停下来，又像起初那样热烈地望着马文瑞，目光专注而殷切，显然是等待他说点什么。 马文瑞抬头望了望周副主席，似乎想说什么，终于又低头不语，大约是觉得没什么好说的。窑里一阵沉默。周恩来又说：“现在‘肃反’问题解决了，过去的事情结束了。要向前看，有许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你休息休息，就准备参加工作。噢，对了，文瑞同志，你愿意到哪里工作？” 马文瑞没有立即回答。回想起“肃反”中的冤情，他此刻的心情有些复杂。无凭无故，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当他面对着这样一位值得信赖的领导人，有许多许多的话想说，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又觉得不该因个人的小事耽误周副主席的时间。此刻，火盆里的木炭完全烧红了，加之外面阳光的照射，窑里的温度显得有些过高。马文瑞感到穿着棉衣的上身有些燥热。他沉吟了一小会儿，轻声说：“周副主席，工作由组织确定吧。”不料周副主席没有回答。当他抬起头时，发现疲劳过度的周恩来坐在圈椅上睡着了。马文瑞一扭头看了一眼桌上堆放的那些电报和文件，心想恩来同志日理万机，实在太忙太劳累了。他不忍心再占据他的宝贵时间了，便轻轻站起来，小声地，也是自言自语地说：“你先休息，以后再谈吧。”不料他还没退到门口，周恩来突然醒了，显得很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噢，对不起，文瑞同志。你谈，咱们接着谈。”他们又谈起来。马文瑞发现，只是打过一个小盹的周副主席，像刚睡了一大觉似的，精神较前好了许多，谈吐得体，话锋机敏，那双睿智的眼睛显得越发诚恳专注，越发光彩照人、富有魅力。 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突然窑门被人很响地推开来，由外面大大咧咧进来一个人。马文瑞看见，此人个子很高，黄头发，蓝眼睛，尖鼻子。周副主席站起来介绍道：“文瑞同志，这位是李德同志。”两个人有些不大自然地握一握手。李德最初给马文瑞的印象是：面孔冷漠，满手都生着黄毛。李德心神不安，好像有什么话急着要谈。马文瑞便说：“周副主席，你们谈，我走了。”周恩来说：“那好吧，咱们以后找时间再谈。”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刘润为（《求是》杂志文教部原副主任、编审，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从北京到延安，到榆林，一路看到陕北的风光，陕北的地貌，就考虑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在这里诞生马文瑞这样的人物，为什么会出现《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这样的作品。我以为，这是陕北特定地域文化、革命传统和陕北特有的群众基础所决定的。 我是第一次到陕北来，第一次看到黄土高原。这里的雄浑、苍莽、粗犷给我的心理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我的感觉就像禅宗的顿悟一样，一下子找到了心灵的归宿。这种感觉微妙得很，真可以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由此我也明白了陕北的“信天游”等民歌，何以是那样一种风格、那样一种曲调。从地理的意义上说，正是陕北大地的这种磅礴大气，造就了陕人独特的气质，造就了陕北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或根。与会的很多同志都谈到陕北的穷，刚才肖云儒同志就讲了一只羊为了吃悬崖上仅有的一株草而粉身碎骨那样悲惨的事。中国自古就有一句熟语：“穷山恶水出刁民”。这话当然不是穷苦百姓们说的，而是饮甘饫肥者流造出来的。不过，它也从反面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越是穷的地方，就越是容易发生反抗、发生革命，因为这样的地方是阶级压迫、阶级剥削最为深重的地方。由于土地贫瘠，生存条件本来就很艰难，你还剥我身上衣，夺我口中粟，钩爪利牙食人肉，我能不造反么？对剥夺者进行反剥夺，本是天经地义，怎么能说是刁民呢？陕北人民反抗压迫的革命，至少可以追溯到闯王李自成。李自成是一位真正的农民领袖，在他的纪念馆，就有毛主席的题词：“陕人的光荣”。李自成这样伟大的人物出在陕北，的的确确是陕人的光荣啊，在座的陕北同志们的光荣啊！那么，陕北的革命传统是怎样传下来的呢？谁是这个传统的载体呢？就是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群众。和我住在一个房间的陕北党史专家高中哲同志，曾对我讲：像马文瑞同志这样的革命者，在当年无论走到哪里，老百姓就是热忱接待、舍命保护，从来不问姓甚名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多好的老百姓啊！我们说，刘志丹、谢子长、马文瑞这样的人物出在陕北，也是陕人的光荣，而且是比出现李自成更大得多的光荣。然而，这样光荣的人物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这片光荣的土地、这种光荣的传统和这些光荣的人民孕育、培养的。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陕人的光荣》之第一部分第52章：毛泽东、周恩来立即派王首道、贾拓夫等前往瓦窑堡，“要他们刀下留人！再不要抓人了！” 正如1930年秋天的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给陕北地下党的工作造成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一样，1935年冬天，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像远方飘来的一团乌云，刹那间遮天蔽日，给陕甘苏区和西北红军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根据地以刘志丹为首的许多地方和红军负责同志被错误地划定为“肃反”对象关押起来，他们有的被杀害，有的备受折磨，连准备活埋的土坑都挖好了。在这千钧一发的危难时刻，毛泽东、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这给事态的发展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转机。历史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首当时的民歌至今流传西北民间： 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 咱们中央红军到陕甘； 满天的乌云风吹散， 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一杆杆红旗迎风展， 苏区军民好喜欢。 然而当时，被关押在瓦窑堡的人们并不知道中央红军长征抵达吴起镇，更不知道在毛泽东亲自布置指挥威震西北的直罗镇战役的同时，张闻天、博古、刘少奇、邓发、董必武、李维汉等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率领党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机关已经进驻瓦窑堡。 马文瑞事后得知：就在党中央到达吴起镇时，张明科、刘锦瑞、龚逢春等人找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反映了刘志丹等一大批苏区和红军负责人被抓的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听，觉得情况紧迫，立即派王首道、李涛、贾拓夫、刘向三等前往瓦窑堡找有关领导处理此事。王首道等人临出发前，毛泽东特别叮咛：“要他们刀下留人！再不要抓人了！”这几位同志接受任务后，星夜兼程赶到瓦窑堡。戴季英一伙正在磨刀霍霍、杀气腾腾，情况万分紧急。他们立刻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命令停止抓人，立即审理释放被关押的同志。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干预，陕北错误“肃反”的问题很快得到了纠正，释放了被捕的刘志丹等党、政、军领导干部一百多人。就这样，马文瑞枕着的砖头尚未画满三十条线时，便被出乎意料地打开脚镣释放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他舒展着解放了的四肢，迈步走出“牢”门，望着蓝天白云，深深吸一口气时，心中还莫名其妙地问自己：“难道果真是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来了？” 马文瑞被放出来，暂时住在保卫局的窑院里，同李涛住在一起。他很快就感觉到自己由“囚犯”一下成了“贵宾”，处处都受到令人有些不大舒服的过分的“礼遇”。前几天还暴戾恣睢的保卫局长戴季英突然变得像漏气的气球一样，蔫头耷拉脑地仰不起脖子了，腰间的短枪和手中的马鞭也不知去向。事态的发展充满了戏剧性，一切变化又来得过分突然，令人思想上一下还有些反应不过来。窑院的大门口依然有哨兵站立着，但那不是为了看守“犯人”，而是为了保卫首长和“贵宾”的安全。住在里面的人进出自由，许多在瓦窑堡工作的陕北同志听说马文瑞住在这里，都纷纷前来看望他。马文瑞每天出来进去，看到前几天还持枪看守过自己的穿着灰色军服打着裹腿的战士们很庄严地举起右手向自己致礼时，简直有些处在梦境之中的感觉。同样是这些战士，他们突然变得英俊可亲起来。他们显然已经明白过来，过去发生的事情完全是不该发生的一场灾难。 马文瑞出牢的第二天，刘嫂子就带着刘力贞来看望他。一见面，见他被折磨成那副衰弱的样子，未曾开口说话，眼泪早流下来了。马文瑞见状，急切地问：“志丹怎么样？”刘嫂子说“人也放出来了，被折磨得不像样子。”“人在哪里？”“在窑里，叫我来喊你吃剁荞面哩，走。”说着拉了马文瑞的衣袖，不由分说就往外走。到了米粮山半坡上他们住的窑里，一进门，马文瑞见刘志丹裹着他那件老羊皮袄，斜仰在炕上，头发老长，面色苍白，全失了以往的精神。刘志丹见了马文瑞，挣扎着把他迎上炕，两人双手紧握着，老半天相对无语。过了一阵儿，习仲勋、张秀山几个相继来了。大家都没有多说什么，但都知道彼此心中想着什么。不一会儿，刘嫂子端上了香喷喷的酸菜剁荞面，大家也只是埋头吃饭。马文瑞发现志丹吃得很少，只吃了几口，便满头冒汗，停下来，用拳头压着肚子。知道他的胃病又犯了。看他那痛苦的样子，真想象不来，不久之后，他竟能率部出征，真是钢铁的汉子。昨天的“罪人”马文瑞，今天同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派来解决错误“肃反”问题的负责人之一的李涛住在一起。从李涛处处表现出的敬重和热情里，他体会到了同志式的平等、信任和温暖。每天晚上一盘烧得滚热的土炕上，并排睡着他们口音不同、素昧平生的两个人，但他们却相互感觉很亲近。窗外是陕北寒冷而漫长的冬夜，越发衬托出了窑里土炕的绵绵温情。他们吹灭了炕桌上的小油灯，却依然大睁双眼，瞅着弧形的窑顶，毫无睡意。此刻，他们——李涛和马文瑞，并不像南梁军政干校时的马文瑞和吴岱峰，围坐在通红的木炭火盆旁轻唱《国际歌》。他们躺在热炕上，起初虽然默不作声，却因为各自都十分熟悉的《国际歌》的旋律，感觉到了同志心灵的相通。于是，一种同志加兄弟的亲热，洋溢在这孔小小的窑洞里。真诚而绝少顾忌的交谈，像小溪流水，把两颗滚烫的心连接为一体。马文瑞介绍着陕北和陕甘边党的组织、地方革命政权建设和红军的发展情况。李涛详细地叙述着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光辉历程，讲了五次反“围剿”，讲了遵义会议，讲了令人肃然起敬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马文瑞还是第一次听到有关一、四方面军会师和“分家”的情况，这虽然是长征路上的“插曲”，但却闻所未闻，惊心动魄。使他第一次比较清醒地意识到，革命的敌人和绊脚石，不光是白军和反动政权，不光是地主老财和种种反动势力，还包括革命阵营内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等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和错误行为。这些错误思潮和行为的蔓延滋长以致泛滥成灾，往往抵消削弱革命力量，甚至断送革命事业。这种令人痛心疾首的恶果，往往又是外部任何穷凶极恶的反动势力所难以办到的。有一个问题，马文瑞有些不大明白，便问李涛：“毛主席、党中央怎么能一下就看出我们这里的‘肃反’是错误的？”李涛说：“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有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教训，因此一下就看清了问题的本质。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搞‘肃反’就抓了不少好干部，也杀了不少无辜者。你们这里的情况同鄂豫皖十分类似。为了尽快解决陕北错误肃反的问题，毛主席派我们四个人来，随后周副主席又亲自赶到瓦窑堡，坐镇解决这个问题。中央认为，把你们抓错了。为此，专门在甘泉下寺湾召开会议，纠正西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并且研究成立了党务委员会，董必武同志为书记，李维汉等同志参加负责审理此事。” 听了李涛的话，马文瑞很受感动。通过这件事，他感觉到毛泽东、周恩来是英明的领导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实际上是在千钧一发之际挽救了西北革命。要是没有党中央的干预，任凭那些人折腾下去，不光苏区保不住，就是红军内部也可能出现分裂的局面，后果不堪设想。 隆冬腊月里的瓦窑堡夜话，充满了融融的春意。1936年的春天，仿佛提早来到了依然被冰雪覆盖着的旁延河畔。眼前虽然是一片冬天的景象，但是人们的心间却已明显感觉到了春天的温暖。寒冷的西北风突然变得并不那么凶猛严酷，阳光倒显得格外温暖起来。避风向阳的山湾里地椒草和白蒿芽子悄悄冒出了地皮。据拦羊的老汉说，这是往年没有过的新奇事儿。 此后，过了几天，马文瑞接到通知，说周恩来找他谈话。周恩来这个名字，对于马文瑞来讲并不陌生，许多年了，经常在党内会议上和党的文件上听到和看到这个亲切而熟悉的名字。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名字和朱德、毛泽东是一样具有令人肃然起敬的魅力。这个名字，在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武装暴动和八一南昌起义中被人们叫得最响。未曾见面之前，周恩来这个人就像一棵在风雨雷电中巍然挺立的大树，耸立在马文瑞心间。因此，接到周恩来亲自邀请他谈话的通知，他心中十分高兴。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阎纲（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原副会长、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圣贤也有过，马、恩、列、斯、毛无一例外。“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我始终觉得，为贤哲或名家立传，完全将缺憾、弱点、过失、错误甚至严重的罪错有意遮掩，而要既真实、又深刻、又富于人情味、亲切感、可信性宣传之“传”，传主之神将不堪设想。在这一方面，爱因斯坦、罗丹等科学家艺术家的新传记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当然，不写缺点错误不等于不存在缺点错误；有缺点错误不一定非写缺点错误不可；我国有个不成文的惯例，活着的一般不写传记，因为还不到盖棺定论，有时盖棺不能定论，自然不便于涉笔缺点错误。说到底，在这个问题上作家有自己选择的充分的自由，而且都可以创作出优秀的传记文学出来。至于文学性，我以为传记文学的人物描写就是文学的人物描写；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家同时应是优秀的小说作家，具备小说创作刻画典型的一切有效的艺术手段，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例如尊重历史真实，戴镣铐跳舞的传记作家比小说作家更难。《群山》表现了陕北时期马文瑞同志的真实形象。这位陕北农家子弟半辈子和羊肚子手巾热土炕头山窑崖畔羊肠小道丘陵沟壑风沙吼鸣打交道，滚在农民中，沿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主线轨迹一路“闹”将起来。黄土高原的群山赋予他艰苦卓绝的高大；他带领的群众聚拢而起，像一座拔地出世的峦峰置身群山之林。一位陕北农民的儿子兼陕北农民的领袖令人敬仰。马文瑞同志的将近50多年的后半生比前半生更长、更深邃、更富色彩，好戏还在后头。47.9万字的《群山》远远没有写完，培元同志，何时再见？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长篇传记文学的佳作》之第二部分第51章：高朗亭扶着马文瑞走回“牢”里，从军衣襟子上撕下一大片布，细心为他缠到脚镣紧贴脚腕处 整天坐在阴暗潮湿的窑洞里，外面的阳光透不进来，寒冷的西北风倒从门缝儿和气孔中不断地灌进来，直吹进每个人的骨头里面去。肚子里每天咽下去的那一点变质的食物，除了充饥，产生不了多少抵御风寒的热量。而脚上冷冰冰的铁镣，还贪婪地吸收着那一丁点儿维持生命的体温。每个人的脸色都因饥寒交加而变得灰白，嘴唇发暗。人们白天抱着膝，缩成一团坐等那放风的时刻。只有那一小会儿时间，才能拖着沉重的脚镣走到院子里去，晒晒太阳，活动一下冻僵了的筋骨。阳光和自由啊，只有经历了牢狱之苦的人，才能体味到你的温暖和宝贵。一个人，为了信仰而吃苦以致牺牲，也许是无所畏惧、毫不遗憾的事情，唯独糊里糊涂、莫名其妙地失去了阳光和自由，那该有多么痛苦！如今，在充满阳光的院子里多待一分钟，都可能使一个生命勉强维持着活下去。因此，一到了放风的时间，人们就相互搀扶着走到院子里。人们在院中仰头望着那一块天空，像瞅着期盼已久的亲人。陕北的冬季，天空多是晴朗的。湛蓝的天幕，总有几朵淡淡的云彩飘着。太阳仿佛总是固定在头顶上，总像专意要照顾他们这些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沉冤苦牢的人们。四周都是一人多高的围墙，墙脊上还密密麻麻栽着枣刺荆梢。外面的消息完全被高墙隔绝了。马文瑞两腿蹒跚地走在难友们中间，望着高远的天空默默地想着心事。老刘他们不知道怎样啦？他的身体本来就瘦，撑得住这份折磨吗？他们就这样把人关着，也不问你青红皂白、是非长短。这些人，他们究竟要干什么？把这么多地方和军队的负责同志都抓起来，苏区和红军眼下不知成了什么局面？白军、地主豪绅和反动民团会不会乘机反攻倒算，把老百姓再度推入水深火热之中？经过千辛万苦从敌人那里争取过来的武装，会不会掉头反水，或沦为土匪？……当院子里的阳光驱散了困扰人的寒气之后，这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就又像一只只小虫子，撕咬着他的心，使他感到忧心忡忡，精神负担很重。每天放风的这段时间，他总是一边走，一边全神贯注地反复思考着这些问题，从各种可能性出发，推导出各种结果来，然后又一一地把它们否定推翻，重新再想。他像揉面团一样，反复地在头脑中揉着这些问题。长期的秘密工作，使他养成了走路思索问题的习惯。即使在坐“牢”的这段日子，他也还保持着这种习惯。然而这眼下已经不合时宜的习惯，可把他整苦了。近乎机械地戴着脚镣行走，铁镣磨破了他的脚腕，居然毫无觉察。一天，他正蹒跚地走着，却听身后高朗亭惊呼：“唉呀，文瑞的腿磨烂了！”他低头一看，果然见自己双脚腕子上的皮磨破了一圈，殷红的血一滴一滴地渗滴着，在院子里滴下了一大圈。眼睛里看到了血，才觉得钻心地疼来，顿时，无论他怎么咬紧牙关，也走不动了。高朗亭立即扶着他高声报告带哨的看守，要求给马文瑞把脚镣下了。那看守显得很为难，说这要请示戴局长。马文瑞一听要请示戴季英，心中便来了气，说：“算了，脚磨掉了，我还可以爬！”正说这话时，戴季英来了。他趾高气扬，腰间挎着枪，手里照例提着一根马鞭。据听说这个保卫局长经常随意用皮鞭打人，马文瑞还没领教过。见“犯人”们都围着马文瑞，戴季英厉声喝问：“怎么回事？”看守说：“他们要求给马文瑞把脚镣去掉。”“凭什么去掉？”高朗亭忙说：“他的脚腕子被磨破了，血流不止。”“磨破了又怎么样？”他一手叉腰，一手用鞭柄指着众人说：“你们可知道，什么人才给他戴脚镣？”见没人答复，他又说：“既然戴上了，还管他什么磨脚不磨脚，只要脑袋没掉，就够宽大了！”他随即转身又对带班的看守说：“不能去掉，这是上面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违抗！”突然，人群里像什么东西被憋破一样，发出一个声音：“你娘的，法西斯！”大家的目光一齐朝那声音望去，见是一位穿着破旧红军军服的瘦羸不堪的难友，极度的愤怒，使他的脸色变得铁青。这个人，马文瑞以前本来认识，但眼下他被折磨得失了形，听他说话，才知他是张琴甫。马文瑞印象中，他原先很胖，都叫他张胖子，可眼下……大家发愣时，戴季英突然疯狂地举鞭朝那人扑过去，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鞭子。张琴甫先是咬牙不做声，最后也许实在耐不过，突然抱着头，大喊起来，一边喊一边还骂道：“你娘的，法西斯！你娘的，法西斯！”戴季英的淫威，终于激怒了所有的“犯人”……“你娘的，法西斯！”一个人的喊声终于变成了大家的怒吼。在这惊雷一样的怒吼声中，戴季英提着马鞭的手到底战栗着垂落下来，随即气急败坏地退后几步，说：“你们等着瞧！”就赶紧溜走了。 高朗亭扶着马文瑞走回“牢”里，一句话不说就从自己的军衣襟子上撕下一大片布，细心为他缠到脚镣紧贴脚腕的地方。马文瑞很感动，站起来试着走了几步，果然不磨了。他慢慢地走到刚才被鞭打的张琴甫身边，见他躺在那里，脸色苍白，显得很衰弱，衣服上渗出一溜一溜的血渍，几个难友正帮他解开衣扣，查看伤情。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从刚才开始，马文瑞已暗暗敬重着这个很有骨气的同志。张琴甫见了他，双肘撑着地铺挣扎着要坐起来，马文瑞忙俯下身子按住了他。两个难友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闪着泪水的目光对视着，却说不出一句话来。其实这种时候，也不需要说什么，同志间的心灵，通过刚才院中的那一幕，早已像电闪雷鸣一样，把天地的灵性连通了。仅仅凭着相互间这种理解、同情、信任和感激的目光，也就足以表达一切了。就这样，他们默默地注视了一两分钟，马文瑞终于看见，那张因由胖变瘦而显出许多皱纹的布满痛苦和忧郁的脸，终于浮现出了一丝儿苦涩的微笑。眼见那紧咬着的、透着坚定与刚强的嘴唇，终于张开笑了，马文瑞立即回报以同样的微笑。这时，却听张琴甫说：“马文瑞同志，我早就听说他们也要抓你。你是西北革命中的一个很坚定、很有贡献的同志。他们这样对待你们，实在令人寒心！”马文瑞没说什么，也不好说什么。他心想，这房里关押着的每一个人，包括这个由上海来到陕北的张琴甫在内，谁又不是为革命出生入死过来的？此时，当他握着这个坚强的同志的手，他才明白自己进了这个房子，何以突然觉得不孤独了。这里其实是一个战斗的集体，意想不到的厄运把大家归拢到这里，其实倒是一个绝好的相互了解和学习的机会。张琴甫见马文瑞沉默不语，便以一种神秘的口气小声说：“听说中央红军快到陕北了，只要中央红军一来就好办了。我认识周恩来，到时候，我要向周恩来同志告戴季英这个法西斯分子！”马文瑞听了他的话，突然眼睛一亮，小声问：“这消息可靠吗？”张琴甫有些神秘地说：“可靠。”马文瑞有些不大相信，可又希望这是一个确切的消息。第二天放风时，大家惊奇地发现院子四周挖了许多土坑。大伙都觉得蹊跷，就相互偷着打问：“他们挖这坑干什么呢？”被问的人心情沉重地摇一摇头，大家突然语塞，问题的答案各人心里早已猜得明白，只是谁也不愿意说罢了。马文瑞心细，他不动声色，一边慢慢散着步，一边偷偷数那些莫名其妙的土坑。不多不少，刚好同他们“牢”里的人数相符，每人一个土坑。显然，他们预备对“犯人”下毒手了。他早先听说，鄂豫皖苏区错误肃反中，许多人就是被活埋的……这么盘算着，眼前这些深坑，突然变得像一只只饥饿的怪兽的血盆大口，狰狞可怖地觊觎着这些蓬头垢面、戴着铁镣的人们。他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焦虑和不安，感到有一种愤懑的火焰在胸中燃烧起来，感到想极力寻找一种发泄的方式。但当他举目四望，除了栽着枣刺荆梢的高墙和靠着墙根站立着的哨兵，便是那些褐色的尚在太阳光下散发着湿气的可憎的土坑。这时，他听到一个声音：“挖这些坑，看来是要活埋咱们。”是张秀山，他故意站着，等马文瑞走过来，便凑到身边小声说。马文瑞扭头看着他，见那双深陷在眼眶中的大眼睛，因极度的愤怒和惊愕而有些鼓凸。马文瑞故意避开他的问话说：“不知老刘他们怎样？”“不知道嘛！”“咱们得想办法同外面取得联系。不然，等哪一天夜间被偷着活埋了还没人知道。”“嗯。”马文瑞发现一个哨兵的目光注视着这边，便用肘子挨了挨张秀山。两人不再说话，只是慢慢地朝前移动脚步，心里盘算着如何同外面的同志联系。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临了感觉到也只有束手待毙一条路。等到收风回到“牢”里，脑子里猛地空白一片，眼前立刻变得漆黑一团。一种绝望的痛苦噬咬着每个人的心灵。马文瑞备感痛苦的是，近十年了，一直同凶恶的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周旋，到头来没倒在敌人的屠刀下，而是……他不愿意再往下想，觉得此刻想这些太沉重、太痛苦，他突然想到了母亲和祖母，想到了米脂事变中英勇就义的六位亲密的战友……这些亲人和同志，正在另一个世界里等待自己，可见了他们，又该怎么解释眼下这一切？……就这么想着想着，居然睡着了，梦境居然还充满了欢乐。 头下枕头上的细线画到二十多条，一块砖头即将画到头了。马文瑞估计着，剩下的日子也许不会很多。他很镇定，手中时常捏着衣角的那个圆圆硬硬的东西。那是一块银元。还是离开陕北到三边搞兵运时，马明方亲手交到他手中做路费的两块银元中的一块。一块请老刘和张达志、贺晋年他们吃了鸡蛋，这一块看来只能留下来交最后一次党费了……他盘算着，得找一张纸或一块白布，写上自己的名字和交纳最后一次党费的留言，用这纸或布把银元包着藏到墙缝或是地铺下面。这也许是他唯一的一个心愿，也是仅能做到的最后一件事情，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他因此考虑得很周密，要力求做到万无一失。即使最后的时刻，他仍然冷静地保持着以往的作风，对任何一件事，只要是决定要做的，就要一丝不苟地做好。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编者按】阎纲（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原副会长、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谢诸位的厚意。《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读后甚喜，比我预想的还要厚重。那天（1996年12月3日）人民大会堂的会上，老同志们那样称赞这部作品，足以见得您对于马文瑞同志自“红”之日起至离开延安前担任西北局常委和西北局党校校长这一历史时期的记述已被历史所认同，而且事态的发展、人物的行止、性格的演变、历史的氛围、时代的气息、地域的特点等等水乳交融，将陕北当时红火世事艺术的再现；活灵活现，娓娓动听。砖头厚的一大本，沉甸甸的，堪称长篇传记文学佳作。谁让您本来就是位妙笔生花的传记文学作家呢！三年辛苦非同寻常，培元同志，向您表示祝贺！传记文学创作的成败在于真实性与文学性的能否统一。这是最高标准，但是真实性与文学性本身又有各自的标准，这方面往往被论者忽略或者简单化。例如真实性，什么是传记文学的真实性？什么是历史真实以及历史真实中的人物真实（传主的真实）、个性真实、人性真实？什么是历史真实与历史评价的深刻结合？你说真实我说不真实；你说本质我说表象；你说全面我说片面；你说是新观点我说已陈旧过时；你说应该以史带论我说必须以论带史；你说六经注我说我注六经；你说是多数人的看法，历史教科书上的看法，我说不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评价。“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女起解》老解差的话）你说你真实，我说我真实，真实不真实，传记文学作家（何妨、理当）好为人师。人物的真实即人物的是非功过。不可是非颠倒，不可夸大缩小，不可隐恶扬善为贤者讳，不可隐善扬恶过苛于古人或诋毁于今人。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长篇传记文学的佳作》之第一部分第50章：到了瓦窑堡，马文瑞才知自己是被抓较迟的。刚松了绑，就又被戴上十多斤重的土制脚镣 被抓的人们，一路押解步行，到达甘泉县城附近，早已口干舌燥，人困马乏，却没有一口水喝，也不得停下来休息。绳索捆绑着的身子早已麻木，两条腿机械盲目地朝前迈进，心胸中装着一大堆问号。甘泉城里尚被白军占着。城外有红军部队正在周围攻城。头顶上不时有敌人的飞机轰炸扫射。炸弹就在身前身后轰然炸裂，充满火药味的浓浓的硝烟呛得人咳嗽不止。呼啸着的流弹像受惊的麻雀一样从头顶、身边飞掠而过。马文瑞真担心会伤了同行的同志们。奇怪的是并没有一个人受伤。队伍终于穿过了炮火连天的战区。黄昏时分，他们这支不伦不类的队伍绕过敌军占据的甘泉城，拐进朝北的一条小川。正走着，马文瑞由眼前的小洞，看见由南边的一条小路上过来几个人也押着被抓的人，“犯人”头上也套着同样的黑帽筒子，他便明白是怎么回事。果然，一会儿，两支队伍会合到一起，谁也不说什么，继续闷头朝北走。当晚，这支奇怪的队伍在甘泉北边一个叫稻草铺的村子过夜。黑暗中，抓来的“犯人”才被除去头上的帽套，分别关进几孔窑洞里。窑里不许点灯，黑咕隆咚像大张着口要吞噬一切的怪物。马文瑞和另外一个人被强推进一孔窑里，立即闻到一股霉沤的气味儿。随即，窑门哗啦一阵响，锁上了。起初，窑里的陈设是什么也看不见，只隐约瞅得见小窗外的山影和一小块天空中的星星在忽闪着。脚下胡乱丢着些谷草，霉沤味儿大约是由那谷草上散发出的。两个人谁也不说什么，各人就地蹲坐下去，默默地瘫在谷草上，缓歇着已经僵硬麻木的腿。过了好一阵儿，渐渐能相互看得清脸的轮廓。马文瑞觉得同窑的这一位似乎有些面熟，正想着却听那位压低嗓门问：“这不是马文瑞？你怎么也在这里！”声音好耳熟，马文瑞往前凑着身子，正要搭腔，那边又说：“我是张仲良。”“张仲良？你不是在南地区中宜县担任苏维埃主席吗？”“唉，听说把你们这些负责人都抓了，开始对我们下手了。”黑夜里，两个“犯人”凑在一起小声地拉着话，互相都急切地希望从对方那里得到更多的消息。但到头来谁也说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两人便背靠着背，不再说话。窑里再度陷入了沉默。窗外天边的星光，此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大约被乌云遮住了。两人的心间也像眼前一样，完全是一片漆黑。黑暗中，人的感觉显得特别灵敏。深夜的严寒使得被麻绳紧勒着的双臂开始钻心地疼。绳索就像刀刃一样，直往由麻木变得有了知觉的肉里割进去，使人连一刻也难忍耐。两人的身子便不由自主地依靠得更紧，仿佛这样可以由对方身上得到一种宽慰和解脱。然而，两人很快便发现，这办法并不能丝毫减轻绳索勒捆的痛苦。马文瑞死死地咬牙忍着。不忍又有什么办法呢？从早上被捆打的那一刻起，他一直这么忍耐着。他下决心再不向那些失去理智的人们讲什么道理，也不乞求什么。在这貌似突如其来、其实也有一定精神准备的变故面前，他很理智也很镇定。到了后半夜，他们仍然疼痛得难以入睡。张仲良终于忍耐不住，咬牙切齿地夹带着哭声说：“文瑞，胳膊疼得受不了啦，你给我松一松绑。”马文瑞没说什么，扭头望了望窗外，只有风吹着那棵不知名的树叶子沙沙响着，岗哨的脚步声听不见了。估计已经到了后半夜。于是他回转身子，低下头去，摸黑用牙齿咬着绳头，好容易替张仲良把绑松开。不料绑一松，并不能立即消除痛苦，反而比捆着更疼——那些因捆扎而麻木的毛细血管突然充血，恢复知觉，简直比刀割还疼。难怪张仲良咬牙呻吟着，倒在谷草上打滚。马文瑞起初有些害怕，过了一会儿，张仲良镇定下来，吃力地爬到马文瑞这边，动手为他松绑。两人偷着互相松了绑，倒在谷草上睡了一小会儿。鸡刚叫，怕岗哨发现，就又把绳子相互捆束到身上去。第二天一早，照例戴着黑帽子上路。一直走了两天，到达安定瓦窑堡。以戴季英为局长的保卫局把抓来的人都分别关押在这里，审理处置。到了瓦窑堡，马文瑞才知自己是被抓较迟的。他一到那里，刚松了绑，就又被戴上十多斤重的土制脚镣，关入一孔较大的平房。这房子原先是一户财东开办的店铺，名叫“汇川通”。眼下只留门，封了窗，墙上有一个一尺见方的小口透气。房中黑糊糊关押着几十号人。狭窄的土炕上，用砖头垒出许多矮墙，每人一格，仅能坐卧。虽是隆冬季节，气味也很污浊。马文瑞刚进房，就听见几个人几乎同时喊道：“马文瑞也来了！”虽然都是些老战友，但他一时看不清。想走过去，脚下绊着镣链，很不自由。“马文瑞，这里有个空位子，你就睡这儿吧。”这回，他听清了，说话的人是老红一支队的高朗亭。他慢慢朝那个声音走去，见高朗亭又黑又瘦，头发胡子老长，衣服又脏又破，双脚也同自己一样戴着脚镣，心想，好端端一个人，竟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他正替高朗亭难过，高朗亭咧开雪白的牙齿笑着说：“这砖巷子里睡觉可不好受，睡到半夜想翻身了，你得向门外的哨兵报告，得到准许再翻，不然，铁镣一响，他进来要拿刀背子砍人！”高朗亭说得很风趣，把众人都逗乐了。一个难友说：“咱们这等于是人埋了还没死，瞪着眼窝活受罪哩。”这句俏皮话，却没有引起笑声。马文瑞会心地摇摇头，此刻他的确不知道该说什么，只不过原先那种孤独的感觉倒是没有了。他敢断定，这些被抓的人，都是好同志。“好人为啥会遭这罪？”正这么想着，却见一个人拖着脚镣走过来。此人个子较高，胡子头发也像高朗亭，茅草一样乱蓬蓬竖在头上脸上。本来就大的一双眼睛因眼眶深陷而显得更大。瞅了足有两三秒钟，马文瑞才认出张秀山。突然之间，两双颤抖着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心中纵有千言万语，一时也说不出来，只得化作说不清是愤懑还是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在极其复杂的心境下沉默了片刻，马文瑞轻声问：“老刘怎么样？”“早抓起来了，”张秀山气恼地说。“咱陕甘边大部分负责人都被抓起来了。刘志丹、习仲勋、刘景范、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果然是这样，老刘他们现在怎样？”“听说也被关押在瓦窑堡，哎，文瑞，你知道张邦英怎么样？是不是也被抓了？”“不知道，我在甘泉碰见他们把张仲良也抓来了。”“张仲良？他们连县一级负责人也不放过？！”张秀山控制不住自己的大嗓门了。这句失控的话，显然被窑里的“犯人”们全听到了，大家一齐把吃惊的眼睛对着他俩。高朗亭说：“你两个坐下来慢慢拉，操心看守听见，保卫局长戴季英又要抡着鞭子打人了！”张秀山正在气头上，一边蹲下身，嘴里还骂道：“什么保卫局长，完全是法西斯那一套！”他的葭县本腔，无意间给他的愤怒增添了几分幽默。这时候，只听门锁一阵响，门开处，看守把头伸进窑门说：“开饭！”随即进来一个做饭的老汉，手里提着两只冒着热气的木桶，一声不哼，把桶往房脚地上一蹾，便转身退出去了。房门立即又被锁上。奇怪的是一看见饭桶，大家并没有一个人显出高兴的样子。有人原先本来坐着，见送饭的来了，反倒唉声叹气地躺进砖格子里去了。赶了一天路，马文瑞早饿了，见有热饭可吃，心里总觉得有点欣慰。这时，只见黄子文走上前去，用铁勺敲着桶沿子说：“哎，开饭了，你们怎不积极？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嘛！快来。”仍然不见有人动。张秀山说：“饭不吃不行，把咱饿死，有人才高兴哩。”说着端起一只粗瓷碗，呼啦呼啦地拖着铁镣走过去，对黄子文说：“马文瑞刚来，多打点菜吧。”人们这才开始懒洋洋地往饭桶跟前挪动。马文瑞接过张秀山递给他的饭菜，肚子饿得也顾不得客气，端起就要吃，却被一股扑鼻而来的霉沤味儿呛得直闭气，这才看清那米饭是用存放多年的沤谷米做的。所谓的“菜”，也只不过是几片发黑的干土豆叶子之类煮的汤，这在早先，是农民用来喂猪的东西。难怪大伙对吃“饭”毫无兴趣，“这种东西，怎么下咽呢？”马文瑞硬着头皮，抄起一块黏糊糊的米饭，填进嘴里，一股难闻的气味儿，逼得他嚼也不嚼就匆忙咽下去了。这样过了几天，他才明白，即使这样的饭食，每人也只给一点儿，根本吃不饱。有时连那宝贝“干菜汤”也没有，只好硬着头皮嚼霉米饭。由于营养严重缺乏，每个人都被折磨得面黄肌瘦，皮包骨头，加之蓬头垢面，个个失了形，熟人见了面，都有些认不出来。这样的日子实在难熬。马文瑞每天用指甲在头下枕着的砖上画一条细线，等画出七条线的时候，却感觉像过了好久好久的日子。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