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冯文江说：“唉，咱们是出来了，可杜衡和焦维炽被捉去了，押在县衙门里，还听说有李文芳和贾拓夫”中秋节刚过。米脂县城一反常态，连往日最为繁华的十字街口，都冷冷清清，空无一人。由无定河川吹来的凉风，扫着满地的黄叶。大街小巷的店铺、作坊，不知何故，大天白日都是铺门紧闭。街面上没有行人。随处可见的是穿着土灰色军服的井岳秀的大兵。这些凶神，手持钢枪，捣门袭窗高喊抓人。各城门洞口，也由往日的双哨改为班哨。整个县城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时值1928年。城西门洞，是出入县城的交通要道，如今威风凛凛站了两排持枪的兵士。一个臃肩子小军官带着个歪嘴子勤务兵娃娃专事搜身。“站住，做什么的？！”臃肩子小军官满脸凶气，高声训斥着每一个出城的人。稍有可疑，不问青红皂白，便被扣留下来。这时，由东街里走来两个穿着破衣烂衫、肩头搭着衬垫和背绳的农民，看样子像是弟兄二人进城卖柴的。两人来到西门口，浑身被搜了个遍，什么可疑的线索也没发现。臃肩子小军官不甘心，随即盘问道：“进城做什么去了？”“卖柴。”年长的农民说。臃肩子军官听得，眼睛突然一亮，又追问道：“柴卖了，钱呢?”两人都不说话。歪嘴子勤务兵很机灵。他一下从那个年轻些的农民鞋帮里抽出个小布包。臃肩子劈手夺了，打开来果然是两块亮光光的现大洋。年长的农民一见急了，忙说：“老总，这卖柴钱可是我一家的口粮性命。”臃肩子小军官脸一沉道：“我就不信，钱比命还当紧?”说着话，把两块银元往衣兜里一装，厉声喝道：“你们还不赶快滚蛋！”年轻农民还要上前论理，年长的忙拦住他说：“算了，咱们走。”心中遂骂一句：“狗日刮民党！”便匆匆离开了这道鬼门关。敌人万万没有想到，这两个卖柴的农民，正是他们兴师动众要搜捕的共党要犯——中共陕北特委负责人冯文江和中共米脂县委负责人窦增荣。再说冯、窦二人出了城门，放开脚步直奔无定河畔。过了河，一口气爬上对面的高山，这才坐下来望着远处的米脂县城歇气儿。窦增荣兴奋地说：“没想到咱施的小计谋，敌人果然上了当。要是昨晚上出城，不一定有这么顺当。”冯文江说：“唉，咱们是出来了，可杜衡和焦维炽被捉去了，押在县衙门里，还听说有李文芳和贾拓夫。杨国栋住在三民二中，也不知情况如何?”“奇怪?”窦增荣说。“也不知是什么人给井岳秀告的密。不过杜衡也太大意了。我和常应黎发现事情不妙，几次向他告急，催他快走，他却总不当一回事。这下可好……”“唉，咱们是跑出来了，可特委的文件还在城里，得尽快派人设法取出来，不然落到敌人手里，可就损失大了。”“派谁取呢?敌人防备这么严……”窦增荣显出很为难的样子。“得选一个胆大心细的同志去。”两人正说着话，却见半山腰里有棵树下，垂头丧气地坐着一个人。走到近前一看，却是杨国栋。他是昨夜趁着天黑，从城里溜出来的。三人合计一下，决定先到西川马家岔隐蔽，那里有特委秘密交通站，一路还商量着派谁去取文件。亮红晌午，进出城门的人渐渐稀少下来。那个占着肥缺的臃肩子小军官，手伸到衣兜里，摸着一上午搜刮来的十几块沉甸甸的现大洋，正暗自得意，却见前面走过来一个吆毛驴子的小后生。他顿时眼珠子一亮，心想好事又来了，便吩咐歪嘴子勤务兵注意，命令站哨的振作精神，拉开个架势。吆毛驴子的人越走越近了。只见那小后生剃着光头，穿一件光板破羊皮袄，赤脚打片趿拉一双突着老拇趾头的遍纳鞋，腿上扎着腿带儿，土里土气的模样，一看就是个进城赶集的乡圪农民。秋日的阳光下，那后生不紧不慢地吆着个毛驴子大摇大摆走过来。到了城门口，他也不瞅站岗的，也不主动停下来接受检查，傻乎乎地手里拽着驴缰直朝城外走。臃肩子小军官一见急了：“哎哎哎，你是解不开，还是个实憨憨?”吆驴后生这才停下来，也不说话，只是傻乎乎打量着阻拦他的人，显得莫名其妙。“进城做甚去来?”那后生还是不说话。“置办下什么好货了?”后生还不说话，只把肩头的破顺顺指了指。歪嘴子勤务兵伸手进去掏出一个纸包，凑近鼻子闻了闻。臃肩子小军官夺过去，也闻了闻，弄清是抓的中药，便不耐烦地把手一挥说：“走，走走。”走出老远了，那个勤务娃娃突然说：“哑巴驴背上的毛口袋里不晓装的甚?”臃肩子小军官自以为是地说：“穷小子能有什么值钱货。看那虚鼓鼓价，保准是喂驴的干草。”敌人万万没想到，那个吆着毛驴大摇大摆走出城门的“哑巴”，竟是中共陕北特委派进米脂城里取特委重要文件的马文瑞。马文瑞出城后，便离开大路吆着毛驴一直朝西走。蹚过无定河，走进山沟，翻过一道山梁，又沿大理河川匆匆西行。一路上不停地用手摸摸驴背上搭着的毛口袋。特委的重要文件，就藏在口袋里。他还是头一次在敌人眼皮底下执行这样重要的任务，想起刚才出城时的那一幕，心还咚咚直跳。他平时不苟言笑，但很爱动脑筋思索问题。眼下，他一边赶路，一边想着近几个月米脂城里发生的事情。自那次学生游行斗争后，井岳秀开始注意米脂县城的动向。这一情况并没引起中共陕北特委主要负责人杜衡的注意。特委的工作，依旧还是那么暴露，甚至公开要求党团员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好像生怕敌人不知道米脂城是共产党新的活动中心。人事政策，也照搬上面左的一套，有一个口号很离奇古怪：“提拔暴徒、泼妇。”于是派人到城乡四处物色。绥德县委在这个口号下，提拔了一个叫叶毓荣的二杆子，说话就想打人。特委机关还办了个刊物《工农先锋》，公开登载政治时事消息及理论性的短评，封面上是一幅工人，农民联合高擎一面绣着镰刀斧头的红旗阔步迈进的政治宣传画，到处公开散发。这样大张旗鼓地搞了几个月，又决定召开规模较大的党代表会议，把各地党的代表调到米脂城里。延属一带来的同志穿着黑衣服，引起米脂城内群众议论。一时谣言四起，说土匪要攻城，又说共产党要举行暴动。敌人闻讯，暗中调兵遣将，特委竟然毫无觉察。结果，会议没开成，特委机关也遭破坏，主要负责人杜衡、焦维炽被捕，前来开会的地方党代表贾拓夫、李文芳也被抓了。为什么要这样蛮干呢?文瑞一路想着，百思不得其解。正走着，突然迎面驰来一辆马车，他急忙拉驴闪到路边。原来车上坐着几个背枪的团丁，可能是下乡催粮收款的。他心里顿时紧张起来，待马车过去后，他下意识地把驴背上的毛口袋用手按了按。不远处就是周家了。为了安全，他在离镇街不远处，丢开大路，绕到大理河滩，过了河，顺着背川的小道继续赶路。他又记起了前天刚返回米脂城，接受取这批为党代表会准备的重要文件时，心里还总担心完不成任务。他知道米脂城里刚出事，敌人防备很严。那么多文件怎么从城里带出来?思来想去大半夜，还是决定把家里的毛驴吆上，装成个哑巴进城。县委机关设在米脂高小内。他一进城，就直奔高小，按照冯文江、杨国栋交代的，找到景仰山，取了文件，装在毛口袋里，终于蒙混出了城……马文瑞重任在肩，一路上不吃不喝，专拣人迹稀少的小路行走。翻山越岭，忍受着饥渴劳顿，一口气行走一百多里，赶回马家岔。当时天将傍黑，冯文江和杨国栋正等得心焦，却见文瑞赶着毛驴进了沟岔。杨国栋是个好冲动的人，得知马文瑞圆满完成了任务，高兴得把他一把抱住，在肩头捣了一拳，说：“想不到你文文雅雅，倒有这么大的胆头子，敢在老虎下巴上捉狗蝇。”文瑞说：“老虎也有三打盹嘛。”冯文江立在一旁，眼瞅着文瑞，只笑不说话。他想，在目前这样严峻的斗争形势下，许多人惊慌失措，动摇退缩，年仅16岁的马文瑞，竟然冒着生命危险坚持斗争。这使他深深感动，也更加喜欢这位年轻的共青团员。看着他又累又饿的那副样子，又有些心疼。党的工作转入地下，多么急需像文瑞这样的同志投入斗争啊，想到此便说：“文瑞，你已经参加了特委的工作，干脆离开学校，做实际工作吧。”“对，像马文瑞这样的人手，咱需要。”杨国栋不假思索地说。有了特委文件，几天后，冯文江、杨国栋召集由米脂疏散出来的部分代表开会。会址在绥德苗家坪。会议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布置了各地党的工作，同时讨论了如何营救被捕者，强调了严密组织和提高警惕的问题，通过了总结米脂“中秋节事件”经验教训的《党内通告》。文瑞完成了任务，才感觉又累又饿，便赶着毛驴回马家阳湾。一进村，人们看到他那一身穿戴打扮，又赶着个毛驴子，都很奇怪。那时候，村里出个中学生，可是了不起的事，全村都敬慕。有人见他那么一副不商不学的打扮便问：“文瑞，你不是在米脂城里念书吗，怎么回来啦?”他只是“嗯”了一声，也不好回答，祖父和大哥见他，倒不惊奇，也不追问。大哥帮他往槽头上拴驴，祖父乘机小声说：“听说米脂城里捉住共产党了，你要操心些。”文瑞只是听，不说一句话，径直走到祖母炕边。祖母病得很厉害，多日卧床不起，人已经瘦得失了形。祖母见了文瑞，也不说什么，只是拉住他的手流眼泪。文瑞从怀里掏出一个酥油饼，递给祖母。这是他在路上买的，一路饿得发昏也没舍得吃。那破顺顺里的中药，也是顺便替祖母抓的。祖母颤抖着双手接过文瑞孝敬的饼，眼泪更止不住地流。文瑞眼看祖母病得这么重，想到这回见了，不知下次回来，再能不能见着，心里很难受，眼睛也模糊了。他怕祖母看见自己掉眼泪难过，急忙背过身去，假装同祖父说话，乘机用衣袖抹去了泪水。中共陕北特委遭到破坏后，白色恐怖愈演愈烈。“左”的工作方针，造成了血的教训。从此，陕北地区党团领导的革命活动完全由公开转入地下，工作的重点，也完全由城镇和学校转入农村。马文瑞在这种情况下，奉命离开三民二中，参加地方党团工作。从此，开始了他艰苦漫长的职业革命者的斗争生涯。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第13章：马文瑞和刘澜涛、常黎夫等党团员带头走在最前列。队伍就像滚雪球，聚集到数百之众 中国革命初期，在南方诸省就像苏联十月革命一样，多是以组织声势浩大的工农兵武装暴动的方式，取得初步胜利的。但是在偏僻闭塞的西北地区，在军阀割据、普遍实行着野蛮军事统治的情况下，如陕北、陕甘边地区，革命力量开始十分薄弱，反动统治异常严酷。党所领导的数次军事暴动和兵运工作，几乎全都归于失败。唯独那种像春雨润泽万物一样，一点一滴、无声无息地在敌人的眼皮子下面开辟出来的地方党团工作，奠定了革命以后大发展的基础。这是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党在白色恐怖下的一个创举。这种斗争方式一直坚持了许多年，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陕北和陕甘边的老百姓，很亲切地给这种形式的“革命”，起了个很形象也很贴切的名字，叫“闹红”。革命者怀着崇高而坚定的信念，从马克思那里求得“火种”，然后悄无声息地把它传播到每一个村庄、每一孔窑洞，传播到每一位劳苦大众的心坎儿上去，点燃起反抗的火焰。 这种一步一个脚印唤起民众的工作，看起来是那样的平凡，甚至有些平淡，毫不轰轰烈烈，绝无传奇色彩，但却是极其艰辛又卓有成效的。它对革命者的意志和信念要求更高。陕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坚实基础，就是这样打下的；西北红军力量的产生和壮大，主要是依靠这种方式实现的。从西北革命斗争的整个历史看，这种卓有成效的、坚持了许多年的地方党的工作的历史作用，不可忽视。这种状况到1935年大发展之后，才得以改变。在此期间，陕北党团特委的许多同志，前赴后继冒死苦斗。马文瑞从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那一天起，就作为骨干分子，一直默默无闻地行进在“闹红”者的行列中，数年如一日。 1928年5月3日，发生了济南惨案。原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为了实现反动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北上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英美势力向北方发展，借口保护侨民，公然出兵侵占济南。5月1日，蒋军开进济南，日军即寻衅开枪，打死中国军民多人。5月3日，日军又变本加厉，大举进攻。蒋介石竟然下令不准抵抗，并撤出济南。日军气焰更加嚣张，在济南城内奸淫掳掠，屠杀中国军民五千余人。惨案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前去交涉，竟被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割去耳、鼻，最后与十七名外交人员同遭杀害。消息传到陕北，民怨鼎沸。 米脂三民二中党团组织在中共米脂县委秘密策划下，组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为扩大影响，事先动员一些高小学生参加。适逢冯家渠高小的牛岗、徐登启二人来到米脂。他俩见到马文瑞，十分高兴。大家在一起拉了许多学校的情况和当地农民斗争形势。牛岗说：“眼下咱冯家渠学校，可不像你在那阵儿了，校长更反动，学生略有‘出格’，就要遭到毒打。许多进步学生被迫离开了。”文瑞说：“关键还是要团结起来坚持斗争。他敢动手打人，你们就组织罢课！”牛岗他们回到学校，组织学生罢课，果然制服了反动校长。这是后话。再说1928年5月5日这天，三民二中数百学生按照事先计划，突然由各班教室冲出，拥向操场集合。随后打着标语彩旗，列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军阀！”“日本侵略省从济南滚出去！”“严惩杀人凶手！”等口号，一路冲出校门，拥向街头。惊天动地的怒吼，震醒了平日死气沉沉的米脂县城。赶集上会的农民和手工作坊，建筑工地的工人以及做生意的市民纷纷挤到街边观看，有的干脆加入到学生的行列中，声援助威。游行队伍行至十字街头，形成了激愤的旋涡。整个县城，都在愤怒的吼声中颤抖起来。 马文瑞和领队的刘澜涛、张雄飞还有常应黎(常黎夫)、师俊伟、朱敏等党团员带头走在最前列。队伍行进到城内县政府附近的广场上，就像滚雪球一样，已经聚集到数百之众。文瑞转身望了一眼那黑压压愤怒的人群，发现有许多头上挽毛巾的农民，有剃着光头的作坊伙计，有石匠师傅和戴瓜壳帽的市民。人们的脸色都是激动得涨红，神情也是同样严肃。队伍停下来集会，刘澜涛宣布开会，马文瑞和同学们先后跳上广场前面的戏台演讲。人群顿时安静下来。他们忘情地挥动着拳头，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侵略罪行，无情揭露反动的国民党政府软弱无能和不抵抗政策，号召民众抵制日货，以实际行动反对侵略者。人群不断发出震撼山岳的怒吼。这海啸般的吼声，惊动了国民党县政府的上上下下。如些多的平顶子老百姓在神圣的县大衙前喧哗怒吼，这可是破天荒的胆大妄为！ 在这座偏远山区的小县城，门首蹲卧着两只威风凛凛的石狮子的县大衙，朝南洞开着厚重朱门的阎罗殿般森严的地方，平日，老百姓路经这里，也小心翼翼地连呼吸都压抑到了最低度。而那个面色苍白、笑里藏刀的大烟鬼柴县长，把自己装扮成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逢人一脸假笑，开口“民众”，闭口“民众”，其实是井岳秀反动统治的爪牙、帮凶。 眼下，竟然有人敢在“阎罗殿”前面示威喧哗。县大衙的神圣受到了亵渎，县太爷的尊严受到了挑战。于是平时凶神恶煞的胖警察局长同平素一样无理，挺着大肚子训斥众人是“山野村夫，愚不可及！”如此骄横之举，如同火上添油，结果引火自焚。愤怒的人群，不顾一切地呐喊着冲上前去。那个整天狐假虎威横行乡里的反动政府的鹰犬头子，竟被人们不由分说拉出来当众狠揍了一顿。结果，他的“神圣”无比的大盖帽子也掉在地上，被人们用脚踩来踩去。他的黑色的制服也被撕破，露出生了毛的丑陋的胸脯。他像一头被捅了一刀又没有杀死的肥猪，躺在地上呼哧呼哧喘粗气。一个赤脚的农民，把脚踩在局长的屁股上，高声问道： “按你的说法，老子们受苦受穷受压迫，就应该忍气吞声？” 文瑞认出了这个扬眉吐气的农民，正是那个请他们吃洋芋叶混饭的光棍农会主任，心中别提有多高兴。 “说，你狗日凭借县政府的威风，背地里糟蹋了多少良家妇女？” 胖警察局长无言以对，屁股上又重重挨了几脚。 众人打罢警察局长，日当正午。人们还嫌不解气，就又出发去抓米脂县城有名的富豪劣绅艾丕发。不料这家伙做贼心虚，早逃得渺无踪影。人们一气之下，动手砸了他开的银炉。砸银炉时，文瑞看见那天唱《揽工人儿难》的小石匠也挤在人群里，一手锤子上去，就把银炉铺面上的字号牌匾“发盛炉”砸成两半个。学生们都为他拍手叫好。随后，人们又拥向县政府请愿，才知县长早吓得躲起来了。这次游行示威，从早到晚整整搞了一天。声势之大，前所未有，震动了整个陕北。 当下，柴县长气急败坏，惊慌失措，连夜差人前往榆林城，向井岳秀报告，声称“共党分子秘密煽动，无知学生带头闹事，民众盲目随之起哄，殴打警察，围困县府，气焰之嚣张，前所未有，请求井大人火速派兵镇压”。井岳秀得到报告，先是大吃一惊，心想自从解散绥师，端了共产党的老窝，再加各县通力剿共，陕北共产党的活动从此即可销声匿迹，他这土皇上从此又可高枕无忧，为所欲为了。没料想近在眼皮底下的米脂县城，又是刚刚办起的学校，怎么会冒出什么共党分子煽动闹事？刚愎自用的井岳秀，不相信这是真的，认为是几个学生娃娃胡闹，并不十分重视。过了几天，等事态平息下来，才派一名姓谢的参谋前去“训导”。 这天，学生正在上课。点头哈腰的柴县长陪着趾高气扬的谢参谋来到三民二中。“训导”大员一进校，见到社校长，二话没说，便瞪起三角眼命令道：“立即把学生集合起来，谢某我要训话！” 全体学生紧急集合。一间大教室里黑压压站满了人。全体教师也被喊来听训。 “由谢参谋训话。”杜校长声音低沉地宣布，流露出对训话者的到来并不热心。 谢参谋站在学生面前，并不立即开始训话，故意耸起单薄的肩膀站在那里，故作威严的目光扫过来扫过去。随后还是不说话，手叉在腰间，气势汹汹，踱来踱去。起初有些胆小的同学真还有点儿怯火，到后来看破他故意装出的那副样子，就觉得很可笑。人群里开始有人偷着笑，也有胆大者交头接耳地议论开来。 “参谋？这是多大个官，瞧他这副凶神样子？”有人小声问。 另一个回答道：“解不开，只听人说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 周围的同学听得，都哧哧偷笑。 就在人们冷不防时，一个尖细的声音突然吼道：“胡闹！你们……” 由于调门太高，听着像母鸡嘎蛋一样，格外尖炸刺耳。许多人都被惊得打了冷战。 谢参谋的训导终于开始了。 “……你们学生娃娃能闹个啥？你们懂得什么？老实告诉你们，我谢某跟朱、毛是同学，他们都闹不出个名堂，你们胡闹腾顶什么？” 他跟朱、毛是同学？文瑞听得很可笑，心想这个“放屁也不响”的家伙，吹牛皮倒还挺能沉得住气。他那张瘦脸皮，恐怕比米脂县城墙还厚哩。 “……今后，你们再这么胡闹腾，我就下令解散你们三民二中！” 谢参谋的训话终于结束。柴县长接着讲。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他和谢参谋的风格完全不同：“黑眼(孩儿)羔羔们，娘们(你们)可不敢再胡毬日鬼啦，好好念书息(学)好……” 他是府谷人，满嘴的神府带把子的土腔土调，逗得学生不停地笑。他却不笑，只是一股劲地啰嗦下去，讲了老半天，过来过去还就那么两句话。平时喜好出洋相的学生李登岳，这阵儿再也按捺不住他的调皮性格，县长大人在前面正讲着，他就在下面装腔作势地学起来，“黑眼羔羔们，娘们可不敢再胡毬日鬼啦，好好念书息好……”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柴县长居然不恼。显然他对那天的示威游行，还是心有余悸。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附：读者留言摘录忽老师您好，看了《群山》连载第十章，很有感触。一是史料翔实，文笔朴实，将现在的各种说法（史评史论）推远推开，将远去的历史拉回拉近，说给读者，这点十分珍贵；二是有点有面，文连整个中国革命，而不是只限于延安，只限于榆林，只限于陕西，或某个领域，给人的感觉就像作者是个学者一样站的很高，对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的土地革命时期很熟悉，写的胸有成竹，娓娓道来。这点，陕北作家做的都不够好，而忽老师填补了这个空白。假如把井岳秀以及76师官兵用《三国演义》笔法演义这段历史，那就更好了，那就再过几百年上千年，都是能拿出来的好书，是不论朝政如何换代改变都是要拿来学习的作品。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电视荧屏上的欧阳夏丹，从去年到今年，好久未见。没做任何解释，难道就此与观众辞别？无数观众心有不甘，希望你回来，还是“国脸”。我看电视主要看新闻，大多只看内容提要，欧阳夏丹出镜主播，就会把节目看完。欧阳夏丹，平民家腾起的凤凰，勤奋向上、自强不息的典范。你甜甜的微笑，让人难忘。你美丽的倩影，犹如鲜艳芬芳的牡丹！
第12章：“谁该穷，谁该富，其实不是命里注定的。宣统皇帝号称‘真龙天子’，倒被人们赶下了台” 1928年春天，马文瑞同高学孔、韩钟杰等同学一道，来到米脂县城，报考三民二中。米脂三民主义第二中学的校址设于城北盘龙山上的李自成行宫。 这原本是一座明朝嘉靖年间所建“真武祖师庙”基础上扩建的“大顺皇帝行宫”。传说，李自成在北京登基后，便派他的侄子回故乡耗巨资修建这座行宫，打算有朝一日衣锦还乡、荣归故里时居住。不久发生的“甲申悲剧”，破灭了英雄的美梦。数百年来，人们把这座行宫以“真武祖师庙”的名义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本意却在纪念那个明末率领农民造反的英雄。李自成的壮举，毕竟成为一段充满豪情又不无缺憾的定格了的悲壮的历史。唯有这座难以让人评说分明的“行宫”，依然巍峨地耸立在这里，仿佛不时地对人们暗示：历史功过，须由后人评说。无论如何，在少年马文瑞的心目中，他的那位同乡李自成，毕竟还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英雄。根据后来的回忆，他只是在考试之前，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这座历经百年风雨依然完好无损、岿然屹立的古建筑群落。我们可以猜测，当他同他的同学，漫步在那些营造十分讲究的宫殿屋宇和石坊牌楼之间，所产生的必定不仅是思古幽情吧。李自成的造反精神，对于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者来讲，毕竟显得原始、落后了好几百年。新的更壮烈的历史还等待着他的后辈同乡们去书写。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古老建筑，被用来办成一所学校，显然是统治者当初并没有意识到，在这样的场所办学，学生很容易养成“叛逆精神”。 当时，前来报考的新生有三百多人。学校只录取五十名。马文瑞以榜上名列第一被录取。第二名、第三名竟然是与他同来的高学孔和韩钟杰。考完试，文瑞他们三人住在城北一家小客店里。许多并不相识的学生都跑来看考了“头名”的马文瑞是个什么样子。来看的人，有男生也有女生，“噢，原来他就是马文瑞！长得俊颜颜价。”几个比他年岁大的穿花衣服的女生，挤在门口窗外，指指划划地议论，声音那么高，好像有意要让他听见。文瑞的脸呼地一下红了，很不好意思地背转身去，窘迫得双手不知该往哪儿放。 学校一开学，文瑞很快便同校内的秘密党团组织接上了关系，学生会的活动他也积极参加，并且结识了同情革命的校长杜立亭。文瑞欣喜地发现，尽管仍在白色恐怖之下，三民二中的党团组织却很健全，革命气氛也很浓厚。教师中间，刘春园、高克明、田焕辉、姜纯志、杜守智、吴伯樵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经常在课堂上向学生宣传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讲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和几千年封建统治的黑暗，还把各种进步书刊介绍给学生来读，在青年学生的心灵中传播着革命的火种。在革命教师的影响和引导下，不少学生秘密加入了党团组织。开学不久，三民二中的党员、团员很快发展到近百人。 正当井岳秀一心做着他的“清党灭共”黄粱美梦时，1928年4月，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会议在绥德西川苗家坪南丰寨古庙里秘密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杜衡、焦维炽、杨国栋、冯文江、李文芳、张蜀卿、师应三、苗仰实等十多人。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和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讨论通过了《陕北政治形势和当前工作》等决议，宣布成立陕北党、团特委。会议选举杜衡为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冯文江为组织、农运委员，焦维炽为青年委员，杨国栋为军事委员。至此，陕北革命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三民二中党团组织活动十分活跃。刘澜涛、高植民等负责团组织的工作，马文瑞担任团小组长。课余时间和节假日，他们就带领团员和进步学生下乡搞农民运动。 一次，马文瑞带着几位同学到一个村子访问宣传。刚进村，迎面碰见一个人提着粪筐在村道上拾粪。他穿着开了花的破棉袄和一双没屁股鞋。谈话中才知道，他是个穷得问不起婆姨的光棍汉，光景过得很苦。大家一路上拉谈着进了村。那个农民指着路边一孔破窑洞说：“这就是我的家，你们回窑里暖一暖吧。”同行的几个同学站在窑门口一看，不约而同地皱起了眉头。文瑞见状，带头跟随光棍进了窑。由于没有窗户，窑里显得很黑暗。人刚进去，就有一股热烘烘的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令人憋气。光棍倒很热情，硬把大伙儿让到只铺着一片儿破席的炕上。过了一会儿，文瑞这才看清，灶口上正煮着一锅东西。那种难闻的气味，大约是由锅里冒出来的。光棍把稀客让到炕上，就揭开锅盖用勺子搅那东西，顺手还从旁边的荆条筒筒里抓一把米糠，撒到锅里，用勺子反复搅。一个学生好奇地问：“是给猪煮食吧？”光棍苦笑着说：“哪里，是我熬的干洋芋叶子混饭。你们碰上了，一人吃一碗，尝尝咱受苦人的春荒饭食。”同学们听了，个个面有难色。光棍很爽快，说话间就找来几只用猪血泥糊的破瓷碗，给每人稠稠舀起一碗，摆到大家面前。大家皱起眉头，面面相觑。文瑞起先也很为难，但想到彭湃搞农民运动的经验，便带头端起碗，看着光棍，问：“我们吃了，你不够咋办？”光棍忙说：“熬得多哩，够咱们吃。”文瑞便吸溜吸溜地喝起来，不时还把红柳条儿筷子伸进脏兮兮的黑瓷盆里抄一口又苦又涩的酸菜，放进嘴里嚼。同学们见平时最讲清洁的马文瑞吃得这么香，也都跟着吃起来。主人见他们吃得爽快，心想这些秀才娃们不嫌咱光棍做的饭食孬，这是瞧得起咱受苦人，心中别提有多高兴。文瑞刚吃毕，热情的光棍早用他那没有嘴子的椿木烟锅装起一锅旱烟，递到他手中。文瑞原本不抽烟，也接了咬在嘴里缓缓地抽着。烟末子在烟锅里燃得吱吱叫，火光随之一闪一闪。光棍瞅着，一双眼睛细眯成两条缝，脸上的皱纹挤得像绽开的梨花，当下打开话匣子，东山里上西山里下，给他们介绍了农村许多新鲜事，随后又带着他们挨门逐户，漫山二洼访问宣传。文瑞从此和光棍成了好朋友。那个村子不久就成立了秘密农会，光棍被推举为农会主任。有时候，他们也到工人中间做工作。绥德米脂一带，号称“石匠之乡”，有许多开山凿石修窑造屋的石匠。这些人大多是农村中心灵手巧的实受农民，由于家中土地太少，打的粮食不足养家口，农闲时便成群结队出来替有钱人揽工做石活。文瑞发现，这些人身背锤錾，走州过县，见多识广，加之长期的集体劳作，他们的合作意识和组织纪律性远比单干种地的农民强，同时又受着农村的地主和城镇有钱人的双重剥削和压迫，致使他们有较高的阶级觉悟和反抗精神。因此，他很注重带领大家到石匠中做工作。恰巧此时三民二中修建校舍，有不少石匠在操场上打石头，文瑞他们一有空儿就泡在石匠群里，伴随着那叮当的凿石声，同他们拉话。石匠的劳动很繁重，也很单调。寂寞难耐时，他们就随着凿石的节拍，唱起陕北民歌，那积郁在胸、有感而发的歌声，往往如癫如狂，如泣如诉，十分动听。有一次，一个光着上身浑身抖动着肌肉疙瘩的年轻石匠，滑稽而又不无悲伤忧郁地唱道： 大红果子剥了个皮，人家都说我和你，其实咱们两个没有的，(咿儿哟)好人担了些赖名誉…… 他嘴里唱着，还情不自禁地用眼光扫着那几个羞红了脸的女学生。文瑞听得也觉很不自在，知道那小石匠唱的是一首“酸曲”。在原始的陕北民歌中，这种发泄性苦闷，倾诉男女被扭曲了的隐情的“酸曲”，占有相当的比例。小石匠唱完一首“酸曲”，便调皮地冲着学生们挤一挤眼，低头干着手中的活。文瑞便凑到他身边说：“石匠大哥，你的嗓门真好，为啥不唱一首诉说咱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歌，你大概不会唱这一类歌吧？”小石匠一听急了，停了手中的活，仰起脸说：“什么，你说我不会唱？唉，愁你们的嗑，咱这肚肚里，旁的东西没有，要说这酸曲子民谣，装得满悠悠价。任你要听哪一种，尽管点，老哥是光棍汉，有劲儿正没处使哩。”“唉，你后生说着说着，又歪到沟洼里去啦！”一个上了年纪下颌留着一撮山羊胡子的老石匠说。小石匠狂气地做个鬼脸，抬手抹了一把光脑上的汗珠，随即唱道： 揽工人儿难，唉咳哟，揽工人儿难，正月里上工十二月里满，受的是牛马苦呀，吃的是猪狗饭…… 想不到，他竟然唱得那么哀婉凄凉。一曲未了，唱歌人自己已经泪水盈盈，嗓音呜咽了。顷刻之间，石场上的石匠师傅们都情不自禁地停住了手中的活，文瑞他们一群学生也随之沉浸在一种悲伤愤懑的气氛中了。那歌声显然勾起了每一个石匠师傅苦难的回忆，使同学们的眼前浮现出一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苦难的长工形象，使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都能意识到：地主老财们的富日子，不正是受苦人用脊梁扛着往前走的吗？马文瑞想，这首动听的《揽工人儿难》，绝不是秀才文人们编写出来的，而是苦难深重的生活从揽工汉的心头挤压出来的痛苦的呻吟和反抗的呼喊，其中每一句，都唱出了真情和血泪。他头一次深切地感受到民间文艺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歌声终于落下了，人们依然沉浸在痛苦的回忆和苦难的想象中。哪一个出门揽工的人，心中没有一本难念的经。小石匠的一曲《揽工人儿难》可真唱到大伙儿心上去了呀！歌声落下时，锤錾声渐渐又响成了一片。只是人们依然沉默着，仿佛每个人的心头都还笼罩着一片阴云。过了好一阵儿，马文瑞问那位留着山羊胡子的精瘦的老石匠：“石匠师傅，你的手艺这么高明，家中的窑箍得保准是庄里数一数二的吧？”“唉，这你才说错了。我住的那两眼土窑窑，还说不清是祖上哪一辈传下来的。尔格窑面子叫山水溜烂了，想接点厦子顾救一下，都接不起。你问那些人，看我们人老几辈打石头的，哪一个住过石窑？自古道：织布纺线的无衣衫，烧砖瓦的睡露天，熬小盐的吃甜饭，种庄稼的肠饿断嘛。唉，贫贱富贵由天定，人生命运早安排！”“可不是，”唱曲子的小石匠接过话茬儿说。“依我看，这后头还得加两句，“石匠后生没婆姨，一尺的錾头子磨成三寸几！"众人听了小石匠的儿话，却没有一个人发笑。马文瑞乘机说：“谁该穷，谁该富，其实并不是命里注定的。宣统皇帝号称是‘真龙天子'，却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赶下了台。我们北边有个苏联，出了个列宁，他也就不信穷人是命里注定要受穷，领导人民起来推翻了封建沙皇的统治，穷人从此当家做主。可见，咱们揽工人受穷，也不是命里注定的。咱们动脑筋想一想，一户财主剥削压迫一大片穷人，少数人骑在多数人头上作威作福，咱们农民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任人欺，任人骑。天长日久，辈辈相传，到头来就好像咱们穷人是理所当然的奴才，他们富人是天经地义的主子。大家想一想，假如咱们穷人有一天一齐都把腰脊梁挺直了，从此不甘心做奴才，到那阵儿，地主老财该是个什么样样？”“保准甩他狗日个‘毬吃天’！”小石匠高声抢着说，逗得大伙儿，包括那些女学生都哧哧地笑。只有那位留山羊胡子的老石匠忧心忡忡地说：“常言道‘人心齐，泰山移’，可这‘人心’咋能得齐哩？”一个同学冒冒失失说：“要想人心齐，就得跟上共产党起来闹革命。”石匠师傅们一听，惊得面面相觑，随即低头打石头，谁也不再做声了。这话只要传出去，叫井岳秀的队伍知道了，可是坐班房、掉脑袋的罪呀！打石场上的气氛突然紧张沉闷起来。人们都低头想着各自的心事，锤錾撞击的丁当声里透着不安。过了一会儿，文瑞说：“咱单说这国民革命，原本是孙中山先生号召闹起来的。孙先生主张‘天下为公’，主张‘自由、平等、博爱’，主张‘耕者有其田’，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提倡‘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一切，都是替咱们广大劳苦大众说话。只要大家都按照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去努力，人心自然也就齐了。”“这么好的主张，为什么不实行？”小石匠情不自禁地问。这回他也顾不得逗笑了，满脸严肃地瞪圆那双滑稽的小眼睛。一位女同学气愤地说：“还不是因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拦挡着！”“听说，孙中山把皇上都赶下台了，还能把这些狗日的没办法？”一个老实巴交的石匠师傅说。“孙中山先生殁了，他的国民党里出了败家子。”马文瑞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慨，一字一句地说：“那些败家子，他们嘴上还喊着国民革命的口号，口口声声要‘继承总理遗志’，实际上却掉转枪口镇压革命。事实上，真正拥护革命的，是孙中山先生主张要联合和依靠的共产党人和工农劳苦大众。为了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我们劳苦大众要组织起来，农民参加农会，工人参加工会。这样，我们受苦人就攥成了两个有力的铁拳头，任他反动军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这些王八乌龟，谁还敢欺侮咱们！”小石匠听得一激动，将锤錾重重朝石料上一丢，说：“这位学生兄弟说得对着哩，咱们石匠行当再加上木匠行当，还有毛毛匠、泥瓦匠、弹棉花的、打铁桶的，联合起来成立个工会，看他谁再敢剥削压迫咱们！”留着山羊胡子的老石匠听了也点头称是。从此后，文瑞和同学们经常到石匠住的工棚里去拉话，他们成了石匠们最能信得过的人。过了没多久，这些手工业工人的联合工会成立了。留着山羊胡子的老石匠德高望重，办事稳妥，被选为工会主席。喜好唱曲子的小石匠跑前跑后对工会的工作格外热心，当选为宣传干事。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习仲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第11章：暗夜中，中共绥德县委书记冯文江的许多话像银针一样，拨亮了马文瑞心头的灯盏 1927年八九月间。陕西省省会西安。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岗哨林立。城墙上，城门洞子里，钟楼四壁，到处张贴着通缉共党要犯的布告和已被捕、处决或被驱逐的共产党员照片、名单。整个古城笼罩在一片杀气腾腾的白色恐怖中。敌人妄图通过紧锣密鼓的“剿共”、“清党”，把共产党人一网打尽，扑灭方兴未艾的西北革命的斗争火焰。 但是，革命的火种，仍然在黑暗中闪烁着亮光。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秘密召开第一次全委扩大会议。 历史永远铭记着那个不平凡的日子，那个在城内西七路一座富家宅院客厅中所聚集着的为追求光明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们。城内突然停电，黑沉沉的夜伴随着凄厉的警车嘶吼声，包围着这个燃起了蜡烛的房间。人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带着血腥味的近在咫尺的魔爪正在四处搜捕自己。橘红色的烛光，映照着每一张严肃而兴奋的脸。每一双眼睛里都闪烁着坚定而充满自信的亮光。此刻，大家正聚精会神地倾听一位仪表堂堂、一身正气的人讲着什么。这个人就是曾经在北平创办《共进》杂志、在绥师创建党团组织的西北革命早期领导者李子洲。这个典型的绥德汉子，正用地道的陕北口音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敌人的白色恐怖，通过了陕西的《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农民斗争决议案》、《军事行动决议案》等九项决议。会议针对新的斗争形势，对陕西党的工作作了全面部署。 再说，绥德师范被强行解散后，马文瑞只得心事沉重地又回到周家硷高小就学。起初那段日子，他感到精神压抑，忧心如焚。他所寄予无限希望、全身心投入其间的风起云涌的国民革命，似乎从此要在陕北大地消失了。他想象不来，世间还有什么灾难比一个人立志献身的伟大事业遭受如此打击而叫人痛心疾首。清晨和傍晚，他常常一个人呆坐在大理河畔，出神地望着默然逝去的流水发呆。暴风雨来临时曾经是汹涌澎湃、浊浪排空、令人心潮起伏的大理河，眼下变得平平静静、毫无生机。因天气大旱而过早干枯了的秋庄稼，在燥风中呻吟。洪水过后，又为烈日暴晒过的土地龟裂着。他觉得自己就像一株刚刚开始在春风里伸展枝叶的小树，突然遭受到酷旱的磨难。天空板着清冷的面孔。远处官道上偶尔扬起一哨黄尘，那是富人的马车招摇而过。拄着打狗棍讨饭的穷人，在尘雾中挣扎着。远远近近的，一切都令人忧伤，令人不寒而栗。 不久的一天，突然传来了清涧暴动的消息。这如同酷旱中自天而降的一阵甘霖，浇到文瑞焦渴难耐的心头。原来，井岳秀在解决了各校共党组织后，又向军队“清党”。1927年8月22日，他以给自己过寿为名，把同情革命的旅长石谦由清涧诱至榆林城暗杀。当时在石部组织兵暴的共产党员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等乘机打出“为石谦旅长报仇”的旗号，发动清涧兵暴。起义部队公推李象九为旅长，唐澍为参谋长，谢子长为营长。部队先后转战延川、延长、宜川、韩城等地，沿途打击敌人，宣传革命，威震西北。其后不久，起义部队遭敌重兵“围剿”。由于孤立无援，部队在谢子长等人率领下，一路苦战，经安定、保安，到达甘肃合水豹子川一带，仅剩二十多人，终因寡不敌众被打散。省全委会议的召开和清涧兵暴充分证明：来势凶猛的白色恐怖，并没有吓倒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依然在前仆后继、英勇顽强地斗争着。大革命失败后，公开在西北地区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的清涧暴动失败后不久，中共陕西省委毅然派遣冯文江、焦维炽等人秘密回到陕北。冯文江以绥德第一高等小学教员的身分做掩护，立即着手恢复党团领导机构。首先恢复了中共绥德县委，冯文江亲自担任县委书记。于1927年农历八月初二，利用城隍庙庙会之机，秘密建立了中共绥德城区区委、四十里铺区委、铁茄坪区委。党团区委在一起，实行双重领导。此时，中共绥德县委实际上担负着原绥德地委的领导职能。冯文江留绥德主持工作，派赵通儒到横山、榆林、神府、米脂、葭县等地，整顿党团组织，恢复工作。 得知表兄冯文江回到陕北，马文瑞心中格外高兴。他们上次分手后，已有两年多没有见面。只是文瑞入团、领导周家一带农运的情况文江都听说了。那天，表兄来到大理河川，还没回家就到学校来找文瑞。两人一见面，相互握着手，心情激动而又复杂，老半天无话。过了好一阵儿，表兄才说：“你瘦了，文瑞。” “你瘦得更厉害。”马文瑞接着问道：“唉，这几个月，大表哥你的日子不好过呀！听说西安‘清党’很厉害，你没事吧？” “多亏腿长跑得欢，总算逃脱了。可我们不少同志被捕了。唉，冯玉祥，我们这一家子，到头来还是不可靠呀！” 文瑞发现表兄说话还是那么幽默风趣，充满乐观。这种情绪很快感染了他。 “井岳秀这个老混蛋下手更狠。” “可是天下就没那么简单的事情。打个比方说，咱们共产人就像山野里的白草，你放上一把火，咱来年春天生得更旺；你斩断一条根，过不了多久，又会聚出三条根！” “大表哥，这个比方恰当，白草是生命力顽强的植物。” “文瑞，你知道白草的生命力为甚这么强？” “是……根扎得深。” “对了！这些日子，我就寻思着，咱共产党人要把革命闹成个气候，这‘根’还得往更深处扎。以前咱们党员、团员大多数都是些读书人，工农分子很少，这不行。再说总待在学校里读红色书籍、书写张贴革命的标语口号不行，得到农村中去……” 两人一见面，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一路拉着话，不觉得已到了冯家渠。当晚他俩又躺在大表哥家的小拐窑炕上整整拉谈了一夜。 在和新任中共绥德县委书记冯文江的交谈中，马文瑞讲述了绥德师范被封和周家高小党团组织被迫停止活动的情况。同时，他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中共陕西省委对眼下陕北革命活动的战略部署有了明确的了解。特别是得知许多县的党团组织都在秘密恢复，他对今后的斗争增添了信心，不无兴奋地说：“大表哥，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大革命失败是件坏事，说到底也是件好事。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反倒使我们革命队伍变得纯洁了。失败和挫折换来的教训，可以使我们的党变得成熟起来。” 冯文江听得，十分高兴。他觉得文瑞的思想较两年前更加成熟了，心想经过一番实际斗争的锻炼，他一定能够成为坚强的革命者。两人彻夜长谈，不知不觉就听见村子里的鸡叫了。窑窗上开始透出微明的曙色。马文瑞突然由炕上坐起来，郑重其事地对冯文江说：“我想离开学校，跟你一道工作。” 冯文江听得，也激动地坐了起来。他很喜欢文瑞在革命最困难最艰苦的时候，自觉向组织提出要成为职业革命者的请求。但又觉得他还太年轻，暂时还应当留在学校，便说：“你这个想法不错，我很能理解，可你才十四五岁，正是求学、增长知识的好年华，特别在当前，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能隐蔽在学校中，多读点书最好。” 尽管大表兄讲得有道理，文瑞还是有一些失望，说：眼下我高小已经毕业，榆中、绥师被封闭解散了，到哪里去继续念书？” “可以上米脂县三民主义第二中学嘛，这是刚刚创办的一所学校。表面是国民党政府办的，据我所知，校内也有我们的同志，校长杜立亭，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同情革命。你可以报考这所学校。在学校里，可以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秘密工作。” 文瑞欣然接受了冯文江的建议，决定报考米脂三民二中。 那一晚，在冯文江家小土窑中的交谈，使马文瑞终生难忘。暗夜中，中共绥德县委书记的许多话像银针一样，拨亮了马文瑞心头的灯盏。交谈中，马文瑞兴奋地回顾着投身革命以来的情形：一次次投入斗争，一次次遭受失败和挫折；一次次重新激发起革命的热情，一次次再度陷入苦闷彷徨。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块铁矿石，被斗争的洪流卷入革命的熔炉中，翻来覆去地经受着脱胎换骨的考验和锻炼。他感到有一种超常的高温和高压，使自己身上潜伏着的那些农民的局限性和小知识分子的急躁狂热，逐渐像生铁中的杂质一样被冶炼剔除着；使自己头脑中那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不切实际的天真和不无浪漫色彩的情绪，开始像气泡一样在高温高压下挥发着；使自己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有了一些切身的体验。他觉得自己较前坚定了，对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迎接新的斗争风雨有了一定的精神准备。残酷而富有戏剧性的革命斗争现实，将把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一步一步培养锻炼成能够经受斗争考验的无畏的革命战士。 几十年之后，当那一段历史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当马文瑞像一位登山者，即将登临生命峰巅时，回头望着山下起步阶段的足迹，他最感亲切的倒不是那前进顺利时的欢乐，而是那经受失败和挫折时的痛苦。作为过来人，他总觉得：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磨难和困苦，那种叫你苦闷彷徨的曲折经历，倒是更值得回味。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习仲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第10章：整个绥师校园，吼骂之声四起，还夹杂着用枪托猛砸课桌、捣破门窗的声音和哭喊惊叫声 榆林城内，警备森严的国民党八十六师师部。平时总喜欢穿长袍马褂、一副大绅士派头的师长井岳秀，一反常态，戎装整齐，正襟危坐在太师椅上。虚胖泛黄的长脸上，一双水肿眼里射着凶残的亮光，加之那唇上浓密棕黄的一抹八字胡，两边骄横地朝上翘着，越发显得杀气腾腾，不可一世。他呆坐了半晌，突然仰脸翻起眼皮，望了一阵天花板，矮胖的身子慢慢离开椅背，双手背抄着，开始在铺着方砖的地上踱来踱去。马靴后跟冷冷敲击地砖的声响，使窑里的气氛显得更加紧张森严。门口立着的双枪卫士大气儿不敢粗喘。井岳秀踱着步子，突然神经质地停了下来，狠狠抓起桌上一封密电，迅速扫视一遍，用力往桌上一按，像唱戏一样，用冷生生的关中腔厉声喝道：“请刘旅长。”卫士迅即把师长指令传出二门去了。井岳秀猛然像发狂一样仰面大笑。笑毕之后，回到太师椅上，安坐养神。周围的一切，复归于死一般的沉寂。这个专横跋扈、心狠手辣的土皇上，十多年前(1914年)，带一哨(不足一营)亲兵，奉命由关中开到陕北，就任榆林道镇守使。榆林城距省城西安翻山越岭，千里之遥，可谓穷乡僻壤，蛮荒之地。这位井镇守使，虽是行伍出身，却粗通文墨，颇有心计。在那八方争雄、兵荒马乱之际，他瞅准了榆林这块山高皇帝远、百姓好统治的地方，正是自己理想的发迹之地。于是他一到陕北，便乘各地军阀混战之机，大肆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很快将不足一营的二三百亲兵，扩编为一个师。同时和地方土豪劣绅勾结一气，狼狈为奸。随即又着人在西安送礼走动，终于独揽了陕北二十三县的军政财务大权。县长由他委任，粮款归他征用，各县税务局长也都由他指派。他利用手中兵权，实行残酷的军事统治，横行无忌，为所欲为，成了骑在陕北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土皇上”。 再说井岳秀坐在太师椅上等着，一会儿工夫，大高个子旅长刘润民便诚惶诚恐地匆匆赶到。井岳秀不说什么，只随手把一封密电递给他看。刘润民看完电报，偷偷瞟一眼戎装整齐的师座，心中也就猜出几分自己被召来的使命。这个善解人意的刘润民是三原人，跟随井岳秀多年，深知他心狠手毒，又能随机应变。他统治陕北十多年来，无论上面城头变换什么旗子，他都能以不变应万变。这回蒋、汪先后同共产党翻脸，冯玉祥也忸怩一阵儿，终于亮出了反共的面目。井师长又该到露一手的时候了吧。于是他心领神会，却又是模棱两可地说：“井大人，上峰清共密电已到，如何行动，您尽管吩咐。” 井岳秀慢慢由椅子上抬起臃肿的身子，举起右手，从容地摸一摸歇了顶的脑袋，慢条斯理地说：“这次行动，可不那么简单。绥德第四师范，可是陕北共产党的老窝子，弄得不好，恐怕会引火烧身。”说着站起来，又开始背抄着手踱起方步来。刘润民知道，井大人每每遇到棘手事情，总是这般坐卧不安。 “唉，‘国共合作’，合作个狗屁，简直是放虎归山！如今人家成了气候，弄得我们反倒是老虎吃天，无法下爪呀！” 井岳秀自言自语地说着，走到窑掌墙下，自上而下指着地图道：“神木、榆林、葭县、米脂、绥德，横山、安定、清涧、延安，共产党的组织几乎遍布陕北。说得轻松，要我们‘一网打尽’，谈何容易！”“那——该怎么办呢？” “我还是一贯的老办法，来他个简单对复杂。一家伙把共产党的老窝子端了算慆咧！免得后患无穷。” “井大人是说……” “就是绥德那个省立第四师范，这些年可没让人少操心。那里1924年就建立了SY，不久又建立了CP。当时正值中山先生北上，赤色分子派人到各县开展学生运动，完全操纵了全区的国民党组织，使我们手中只剩下一杆光枪。后来‘五卅’事件发生，四师闻讯响应，罢课长达十余天。不轨分子流窜各县，四处演讲、演戏，煽动学潮，挑动农民抗税，还发动什么反基督教运动。唉，实在闹腾得你不得安宁！你瞅瞅看，全陕北这六所中学，校校有共党组织，高小教员多半是四师毕业的学生。唉，这个绥师，真正是一颗炸弹。这颗赤色炸弹不除，陕北难安呀！” “嗯，不才明白。井大人尽管吩咐，何时动手？” “立即行动，限你三天之内，把绥德四师给我解散关闭！” 1927年7月15日上午，北边的“黄云”终于滚滚而来。马文瑞和预科班的同学们正在上课，突然听见教室外面一片混乱。骚乱中有人高喊：“快跑，井岳秀派兵来了！”话音刚落，就听啪啪两声枪响，刘润民已经亲自带兵冲进校园。 正在上课的学生，顿时乱作一团。大家都没有经见过这种阵势，许多人吓得满院乱跑。有人还慌慌张张点火烧书。有几个代课的高年级同学喊道：“大家镇定，大家镇定，不要乱跑，不要乱跑。”受了惊的人们还是满院乱窜。文瑞赶忙把书籍文具收拾起来，随了几个高年级同学一动不动坐在教室里静观事态发展。他很镇定，虽然暂时还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有了上次冯家渠村斗争的经验，知道军阀的队伍来了，也不敢把学生怎么样，大不了抓去坐牢。 这时候，就听院子里有人厉声高喊：“全体师生都到操场集合，一个也不许少！” 教室里的人们，互相对视着，默不作声，也没人出去。随即有几个手持长枪的兵士闯进教室，把枪口对着大家高喊：“到操场集合，你们听见了没！不想活咧！”另一个站在门口恶狠狠地喝道，“统统把书带上，排队出门，老子要检查！”大家只得照办。文瑞也带着两本书，随前面的同学来到院子里。 整个绥师校园，吼骂之声四起，不时地还夹杂着用枪托猛砸课桌、捣破门窗的声音和哭喊惊叫声。平日宁静的校园，霎时被搅得乌烟瘴气，仿佛突然遭受了雹雨袭击的一片庄稼地。每一棵庄稼都在淫威中摇晃、呻吟、颤抖。不一会儿，在校的师生全被赶上操场，荷枪实弹的兵士，个个铁青着脸，凶神一般围立四周。林立的枪刺，在光天化日下闪着寒光。 敌人开始挨个检查学生手中的书籍。他们的检查标准很简单，凡发现是红封皮，或是有“革命”、“共和”字样的，均为有“问题”书，统统没收。没收了书的人，被赶到一边，等待发落。操场上很快堆起一大堆书。等待发落的人群也随之增大起来。马文瑞的两本书自然也在劫难逃。 文瑞镇定地站在那里。一个兵士走过来，劈手夺下他的书，随便翻了翻，即恶狠狠地丢到书堆里去了。平时格外爱护书籍的马文瑞一下来了气。他固执地冲上前去由书堆里把书捡回来，气呼呼地质问：“这两本书有什么问题？” “凡有‘共和'二字的，统统有问题！” “‘共和’有什么问题？国民革命就是要推翻‘君主’，实现‘共和’……” “你还敢嘴硬！”文瑞话还没说完，已被那个兵士再次把书夺过去，另一个用枪横着把他推到“等待发落”那一群人中间了。他气愤得不行，又无可奈何，心想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跟随刘润民实施“清党”行动的，还有反动的绥德县长。这家伙狐假虎威，跟在全副武装的刘旅长屁股后面摇唇鼓舌，帮腔助威。他见师生已被强行集合完毕，便装腔作势地扯着杀猪嗓子不无讨好地奉承道：“刘旅长亲临绥德，整饬治安，我们热烈欢迎，下面请刘旅长给大家训话！” 刘润民，这个反动军阀井岳秀的打手，他总是对井的意图心领神会，执行起来也最卖力。他此刻威风凛凛，满脸杀气，右手摸着腰间的手枪，左手伸到衣襟下面，努力挺起干瘪的肚皮，虚张声势地干咳两声讲道：“大家听着，绥德省立第四师范，本为国民政府耗资创办，却被共党分子长期利用，成了培养赤化分子，煽动工农反对政府，破坏友邦关系，扰乱地方治安的罪魁祸首！今天，敲明叫响说吧，刘某就是奉命前来解散你们这个共匪窝子的！” 他讲到这里，故意停顿下来，扭头看着沉默不语的人群，示威似的从这边走到那边，然后接着说：“我真不明白，你们这些学生娃娃，小小年纪不安分读书，尽看这些赤色宣传品，看这些离经叛道的东西，还想成龙变虎！革命呀，革命呀，什么革命，纯粹是胡闹，统统是跟上共党分子捣乱！还有什么‘民主’、‘共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统统是赤化分子的异端邪说。常言道：文魁武魁，顶不住半拉子锅盔。我刘某奉劝你们学生娃们一句，不要热心讲什么‘主义’不‘主义’，安分读书学点本事，将来有碗省心饭吃，有什么不好？国家大事、国计民生，叫你们狗逮老鼠瞎操心，那还要我们这些军队和政府干屌哩些！一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若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到时候可不要说我刘某手下不留情些！聪明的赶快收拾行李离校回家！” 他说毕，还十分夸张地伸手拍了拍腰间的手枪。人群仍然沉默不语。 果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刘旅长训完话，一群全副武装的兵士，先点着了那一堆书籍，随后便极其凶残粗野地把操场上的师生统统赶出校门。 次日，榆林《上郡日报》登出消息：“‘四师'赤化，强制解散”云云。中共绥德地委书记蔡南轩、宣传委员关中哲二人被驱逐。校长常汉三(共产党员)被软禁。敌人对他约法三章：三年不准任教、任职；三年不准离开绥德；必须由三家大商号出面担保方可放人。绥德党团组织处于瘫痪。 值此，国民党八十六师师长井岳秀奉冯玉祥“清党”密令，公然勒令查封榆中、解散绥师之后，反革命白色恐怖降临陕北。不久，中共肤施地委(原延安地委)所在的延安四中也被解散。一时间，各县城镇驻扎的反动军队纷纷出动，四处剿共灭赤，通缉逮捕共产党负责人，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犹如沙暴袭来，霎时昏天黑地。各地党团组织多遭破坏，或处于瘫痪。轰轰烈烈的陕北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过去了，反革命乌云遮天蔽日，白色恐怖笼罩着陕北大地。附：读者留言摘录（一） 薛建强：谢谢化民，忽培元的群山很好看，语言也很生动接地气，特别是对西北革命描叙的很详细，使人受益非浅，是一本好书。 风轻云淡：是的，写的非常好，6章都已收藏。（二） 薛建强：忽培元的三部曲写的很好，语言朴实内容充实，值得一读。通过学习，补习了陕北革命史，了解了马老一生革命历程，历历再现在面前。感谢忽培元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佳作。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习仲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2018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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