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迈入百岁的钱谷融笑容中透着满满的率真与洒脱。本报记者许旸摄记者去采访著名文学理论家钱谷融的那天，街道上一片春节的喜庆气氛。还没走进门，就听到里头传来钱老三岁的重孙女叫“太爷爷”的清脆童音。2017年开年，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再添新丁———1月刚降临的重孙子，让本就爱笑的钱谷融乐得合不拢嘴。子孙绕膝的浓浓亲情、华东师范大学众多弟子的接连拜访，颐养天年的钱老安然享受着生活的乐趣。“享乐”“会玩”，正是钱谷融百年人生的乐观底色。熟悉老先生的人都称赞，这种达观心态，让钱老的治学为人多了几分难得的洒脱。这不，刚进钱先生的书房兼卧室，他就热情招呼着：喝咖啡还是茶？ 还不忘指着旁边矮柜上堆着的零食，“想吃哪种随意拿，想说什么尽管聊。”记者一眼就看到了矮柜上一摞摞 《文汇报》，“我每天翻阅报纸，尤其喜欢你们 《文汇报》。”就在两个月前的第九次全国作代会上，身为参会年纪最长的代表，钱老健朗的身子骨，让许多业内晚辈感佩。要知道，即便有学生陪伴在侧，往返各坐5小时的高铁对一个99岁老人来说，并非轻松事。《世说新语》是钱老钟爱至极的手边书最近，《庆祝钱谷融先生百岁华诞文集》 征稿函在钱老弟子的朋友圈广泛转发。活动联系人之一、学者倪文尖是钱先生1993级博士生，他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同事计划在今年5月底前，征集数百篇有关钱老的文章，汇集成册。学界人士与钱谷融的交集各有精彩，但人们总不约而同提到钱老钟爱至极的手边书 《世说新语》。多种笺注本钱先生都有，记者翻开其中上海古籍社出版的 《世说新语汇校集注》，正是华东师大教授杨扬1994年敬赠给恩师的。钱谷融品读了一辈子魏晋风度，忍不住写文章感慨：“《世说新语》里所记载的谈吐，那种清亮英发之音，那种抑扬顿挫之致，再加之以手里麈拂的挥飞，简直如同欣赏一出美妙的诗剧，怎不给人以飘逸之感，怎不令人悠然神往呢？”“按他的说法，只要有好茶，有《世说新语》和陶渊明的诗就足矣。”在杨扬看来，钱先生崇尚散淡人生的性格，恰是成就他事业的一个要素。“钱先生觉得，要拿出真正的货色，需保养生气，维持一定张弛力度的散淡生活是必须的思想节奏。钱先生的闲心，其实是一种思想的孵养，也就是全心全意完成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光风霁月的襟怀，让钱谷融从事文艺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教学时，不喜欢那种掉书袋、曲里拐弯的论文方式，偏向于真率，讲究性情。虽说著作等身，“无能懒散”却是钱谷融挂在嘴边的自嘲，他说做学问也要“爱玩会玩”，他认为这说明这个人张弛有度。“有健康完整的人格，写出的文字不至于面目可憎。”钱老现在更多的闲暇时光，是学生陪着下象棋。77级弟子、华东师大教授殷国明几乎每隔数星期就上门与钱老对弈一番。大年初一，杨扬约了王晓明、许子东给恩师拜年，钱谷融还记着杨扬年前的约定，春天要结伴再去一趟杭州，“只要身体吃得消，年年都会去西子湖畔游玩。我喜欢美的地方。”今天有些作家写作更多是用头脑而不是整个心灵说到美，钱谷融在评析文学作品时，也自有一套美学标准。拐进另一书房，钱谷融指着书架上的英文原版书 《傲慢与偏见》《战争与和平》说，“除了《世说新语》，国外作家里我偏爱简·奥斯汀和托尔斯泰。”在他看来，相较18、19世纪的文学经典，20世纪乃至现当代一些小说多了理性，少了情感。“昆德拉、卡夫卡我也看，还有魔幻现实主义，但它们都很难使我激动。今天的有些作家似乎理智远胜于感情，好像更多的是在用头脑而不是用整个心灵写作，思想力量大于感情力量。而后者恰恰是我以为文学所迷人的地方。”学生眼里的钱先生“惜话如金”，但钱谷融表明爱憎时却不含糊。他一向坚持，一个真正的作家身上，思想的力量与感情的力量是凝为一体的，一个的强大只会增加另一个的力度，而不会相反使另一个削弱。“我觉得文学作品应使人感到美，能激发起人们的某种憧憬和向往。遗憾的是，一些作家的思想和技巧虽日新月异，作品中却少有丰厚情致和浓郁诗意，更谈不上使人类灵魂无限渴望的美了。”细细观摩钱老的书架，文理艺学间也不时冒出“烟火气”———3年前重孙女诞生后，一批中外育儿书籍堂皇上位。钱谷融笑称，几年前家里装修，自己散了绝大部分藏书，“当时叫了好些朋友、学生来选书，华东师大教授陈子善嗜书如命，如获至宝，挑拣了五大袋，其他人也各有所获。散了藏书不心疼，身外之物，无所谓的。”看书累了，打开电视是定格的戏曲频道，“京剧、昆曲、黄梅戏各有其美，我都听不腻。”午觉后，也常去长风公园，沿着湖边散步。钱谷融曾这样写他的长风公园：“我最心爱的就是那一片碧波荡漾的湖水，每当夕阳西下，游人纷纷离去，园中渐归宁静之时，我常喜独坐湖边，凝神遐想，注目遥睇，而双目无所见，头脑无所思，只觉得浑浑然、茫茫然，胸中一片空明，而心情异常恬适。”
编者按：陈思和先生是复旦大学教授、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对文艺理论及当代文学现象有着细腻而深入的研究。本报记者日前就当代文学现象、好的文学作品如何发生、如何推动当代文艺繁荣以及文艺评论所应起到的作用等问题采访了陈教授。深刻的记忆与好作品联系在一起学术周刊：陈教授，您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已经超过30年了，可以说见证了当代文学起起落落的漫长经历。回顾您的文学批评历程，有没有令您记忆深刻的文学现象？陈思和：其实，30多年的光阴，文学史上只是一瞬间。有时候一个时代的文学，在某部文学史著作里不过一两页的篇幅就概述过去了。但是20世纪的文学是中国社会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开端，这个发轫期来得非常猛烈，辞旧布新，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虽然在未来的文学史上，这100年可能只是一个瞬间，但是它的重要意义不容置疑，留下了很多问题，也留下了很多思考，会引起未来学术界的长期讨论。1977年恢复高考，我是第一届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接受教育的学生，后来留校任教，研究现代文学。当时的文学创作尚处在“伤痕文学”的草创阶段，但已经起步。社会正在走向改革开放。文学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时俱进，迅速反应社会生活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唤起人们对生活的思考。这是现实主义文学最有魅力之处。我被这样的文学深深吸引住了，所以从学术研究中转移注意力，转向当代文学批评。在考入大学前，我曾经在一家图书馆做过书评工作，但正式介入当代文学批评的，是在1978年8月。当时我的同班同学卢新华写了一篇小说《伤痕》，控诉了“文革”给青年人带来的心灵创伤。小说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我与卢新华关系很好，我们不仅是同班同学，而且还同年同月同日生，这是有一点缘分的。我发表评论文章，肯定了《伤痕》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从这以后，我与当下的文学创作发生了30多年的交集，文学评论成为我的主要工作之一。除了“伤痕文学”外，对我来说，记忆深刻的文学现象有过几次：一次是1984年底在杭州参加会议，讨论“寻根文学”。那时候也没有“寻根”一说，是当时张承志发表了《北方的河》这篇小说，贾平凹发表了《商州初录》，阿城发表了《棋王》等，这些新小说不是按照以往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来写作的，却展示了隐藏在生活底层的传统文化的某些东西，这些奇异的文化现象介入创作以后，在小说美学上产生冲击力，形成新的美学视野。这个时候西方文论也开始大量被译介进来，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又一次发生交汇，我觉得自己的学术视野被打开了。我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写《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的，找到了一条介入当下文学创作的路径。还有一次是在1990年代，张炜创作了《九月寓言》，在“寻根文学”基础上更加推进了一步。他把民间传说、野地趣味、魔幻手法、当代情怀都熔为一炉，小说文本里处处散发出奇异火苗，传统的文学批评原则与措辞无法解读这样稀奇古怪但又是自然天成的文本。如果说，寻根文学产生的新的小说美学还是粗糙、人工的，那么《九月寓言》形成了炉火纯青的小说美学。我意识到这是一场小说美学的革命，需要有一套新的批评观念和批评词汇，才能真正解读这样的作品，以推动文学创作的创新。结合解读《九月寓言》《心灵史》《长恨歌》等作品，我开始立说“民间”的批评观念和文学史观，进而形成了一套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言说。再有一次就是新世纪以后的长篇小说井喷现象。新世纪之初，余华的《兄弟》、贾平凹的《秦腔》《古炉》、莫言的《生死疲劳》《蛙》等一大批作品，当然这些作品有的当时是有争论的。抛开这些不说，我们从这里看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经过“寻根文学”、“民间”书写，又回到了作家创作，并发挥出批评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的创作方法，与以前的现实主义有着区别，它们融合了许多新的艺术元素。我把贾平凹的创作归为一种“法自然”的现实主义，把余华的创作归纳为“怪诞”现实主义。在“法自然”的现实主义一路里，王安忆、方方、林白都是代表性的作家；在“怪诞”一路，还有一位作出重要贡献的是阎连科。莫言也属于“怪诞”一路的现实主义作家。是这批作家把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推向了艺术的高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以作为这一高峰形成的标志。作为文学评论者，我的深刻记忆都是与好作品的诞生联系在一起的，好的文学作品刺激批评家的观念更新与理论创新，批评家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反过来也会帮助作家的创作。跟踪当代文艺的发展学术周刊：我发现您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经历很有意思：几乎每隔十年会遇到一批新的作品，然后从中获得了某种启示，使您在理论上获得一次提升。这种创作与批评的关系似乎咬得很紧，也很罕见。您觉得从新世纪初到现在又过去十多年了，是不是又到了一个文学创新的爆发期了？陈思和：这个现在说还早。我在刚才的描述中有一个现象，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我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我所关注的，或者说，我所见证的当代文学的历程，基本上都局限在这个年龄段的作家。我所跟踪研究的贾平凹、莫言、王安忆、阎连科等，基本上都是50年代生人，最迟是在60年代初出生的作家，如余华、苏童等。我眼中的文学史，是这一代人的文学史。如果你去采访比我更年长的前辈批评家，他们的关注点可能与我就不一样，他们眼中的当代文学史，与我描绘的文学史也是不一样的。由此我提出过“要做同时代人的批评家”的观点。因为同时代的作家与批评家是在同一时代背景下成长的，他们的很多思想观点都比较接近，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但局限也同时存在。批评家对于隔代的文学创新未必就那么敏感。说到这里，我就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我所见证的文学，是我们这代作家批评家从青涩到成熟的整个过程，所以我对这30多年的文学比较理解，看的也比较清楚。往后，因为观察不够，我还不太好说。刚才说到从世纪初到现在差不多也有十来年的时间了。这个十来年中间，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那批作家依然在创作道路上发表重要作品，尤其是贾平凹和王安忆，几乎每一两年就会有重要作品诞生，他们依然是主流文坛的中心话题。但接下去呢？我想，是要有新一代的作家继续在创作，继续发展和繁荣当代文学的。目前70后作家几乎是一个过渡。我更关注的是，在市场经济、网络文学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已经拥有很多粉丝，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世界观和文学观。但是他们的成长与前几代作家的培养模式完全不同，资本渗透到文化市场以后，文学生产机制和作家培养机制都发生了变化，文学的评价机制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这些问题，目前在文学领域似乎重视不够，因为一批资深作家还在发挥中流砥柱的影响。但是在其他艺术领域———譬如影视领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媒体有不少报道揭露，影视领域乱象丛生，票房、排名、获奖等评价机制甚至可以被金钱收买，资本的力量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严肃的艺术劳动受到排斥，被边缘化，而粗制滥造的文化垃圾蔓延，受众吐槽……可是，我想，如果需要的话，资本仍然可以迅速制造出它所“需要”神话。关于这一切新出现的问题和现象，理论界没有很好地关注，也没有直面人生地呼吁和揭露，没有认真地调查研究。我们缺乏自觉面对资本渗透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的勇气。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社会主义文化遗产所形成的传统，如何在今天的新形势新环境和新媒体下让文艺保持活力，继续发挥出积极的进步的力量，这是一个新课题。期待文学艺术的繁荣学术周刊：您觉得在新的形势下，当代文学的繁荣需要怎样的条件？作家、文艺评论家还应付出怎么样的努力？陈思和：如何才是文学的“繁荣”？可以有不同角度的理解。我说的仅仅是我个人的一点认识。从文学史的经验来看，文学繁荣的标志，首先是要在短时期内涌现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艺术家，为什么是“一大批”而不是个别的卓越人才？记得我以前读丹纳的《英国文学史》，里面有论述莎士比亚的部分，原话记不住了，大致的意思是：莎士比亚时代绝不是只有一个莎士比亚是大师，而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在群峦之巅，才有莎士比亚这座真正的高峰。我想任何时代都一样，只长出一棵大树，不能称作繁荣茂盛，只有大片的森林覆盖，才能被称作自然资源丰富。自然生态如何，文化生态也一样的。我所经历的文学记忆中，伤痕文学时代，寻根文学时代，上世纪90年代走向民间，新世纪初长篇小说的井喷，都是有一批坚实的作品出现，有一大群作家诞生。我说的“一大群作家的诞生”，并不是说他们只是自然形态地生存和工作，而是指他们的创作在一个短时期内突然被社会所关注，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而且有较持久的影响力。譬如当年的阿城、张承志、贾平凹、韩少功、李杭育、王安忆等等，他们大多数属于知青作家（知青作家是更大的群体），但“寻根文学”把他们从知青作家群体里一下子“分化”出来，迅速建构起新的符号系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具有强大的艺术再生能力，对以后的新写实、民间……等等写作运动都有实际的影响。我想，你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我所说的“一大群作家的诞生”，这是证明当代文学繁荣的首要标志。其次，创作繁荣要建构新的美学范式，建构一种新的话语符号系统。从“知青文学”到“寻根文学”，是改变了一种范式。原来的知青文学基本上是沿着“伤痕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发展来的，题材也比较局限，而“寻根文学”虽然写的也有知青故事，但创作方法、审美观念都发生了变化，成为一种新的文学。艺术境界阔大多了。其三，文化繁荣是整体性的，不会仅仅局限在文学创作领域。标志着创作繁荣的新的文化现象会成为一种思潮，要有整体性的推动力量，在影视、绘画以及其他文学种类、文化思潮中同时出现反响。文化现象都是互相牵连互相影响的，背后是一个整体力量的爆发和创新突破，这样才会有繁荣，才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强烈的推动作用。
《王城如海》 徐则臣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这是苏轼的诗句，被徐则臣拿来做了书名《王城如海》。与之前毕6年之功写就的厚重长篇《耶路撒冷》回望来路的视角不同，徐则臣通过这部10万字的“小长篇”作品，描述现实。他描写我们置身其中的都市：写它的高端大气，也写它褪不去的乡土中国底色；写它的繁华富丽，也写它的行色匆匆……藏在城市里的，是我们的渺小，还是我们的欲望？徐则臣最有影响力的“70后”作家之一，作品曾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华语传媒大奖、海峡两岸新锐作家好书奖等。故事梗概小说讲述了城市各个阶层的现实生活。海归导演余松坡的话剧《城市启示录》涉及“蚁族”，引发巨大争议。争议之下，他的压力也逐步升级，先被家里的保姆罗冬雨洞悉，接着被罗冬雨的男友、快递员韩山发现；然后又被罗冬雨的弟弟、大学生罗龙河引爆……小说篇幅不长，情节紧凑，矛盾冲突不断升级。作家用一支成熟的笔，描摹了城市的新世相。从青春成长中走出来与《耶路撒冷》相比，《王城如海》呈现出不同的叙事特征：在精神的象征物上，从“域外符号”转换为“中国意象”；在精神脉络的设置上，从“到世界去”转换为“归来”；在叙事维度上，从“成长记忆”转换为“现实面向”。在这种种不同里可以看到，作者精神体悟与生命意识的拓深。读书周刊：在您以前的《啊，北京》《伪证制造者》《跑步穿过中关村》《天上人间》《如果大雪封门》等作品中，城市是主人公向往和投奔的乌托邦。但在《王城如海》中，城市成了一种“归来”，是您第一次以一个“现代人”、“城市人”的身份直面城市。徐则臣：我在城市里生活了十几年，不管我有多么喜欢和不喜欢，它都是我的日常生活和根本处境，面对和思考这个世界时，城市是我的出发点和根据地。如果说在《耶路撒冷》中，精神的依托在异域，那么，《王城如海》就在此地，在我们每一个人爱着、恨着、生活着、经历着的每一寸时光、每一个场域中。比起历史带给主人公及其家人的影响，现实的延展空间更加辽阔、结实和有力。读书周刊：在《王城如海》之前，您最重要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成为呈现“70后”精神履历的代表作。如果说《耶路撒冷》重在表现主宰“现在”的“过去”的话，那么，《王城如海》是怎样的？徐则臣：应该是重在讲述“现在”如何与“过去”博弈。也就是说，一个是讲过往，一个是讲现实。人到中年，我们必须从青春、成长中走出来，真正地面对现实生活。这现实一方面是当下带来的切实感受，另一方面是随着生命意识的成熟而对终极命题作出的思考。《王城如海》是我几个长篇小说中最短的一个，我没想把它写长，在四十余万字的《耶路撒冷》之后，我想用一个“小长篇”缓冲一下，也想换一种写法。《耶路撒冷》用的是加法，这个小说我想尝试做减法；《耶路撒冷》是放，这部小说要收；《耶路撒冷》是悠远的长调，这部是急管繁弦的断章。不同层面不同体验小说的角色中，有海归、有精英、有大学生，也有保姆、快递员，还有孩子。他们带着各自的过往，奔涌到城市，奔波在大街上，奔向自己的未来，追寻自己的价值。通过形形色色人物在城市里的现实生活，作者想要和读者一起，打量这个城市，打量拥挤在地铁上、拥堵在路上的人们，然后，问一句，藏在这个城市里的，是我们的渺小和卑微，还是我们的骄傲和欲望？或许，还有藏在我们内心最隐秘处的善与恶的较量。读书周刊：有人说您过去的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都不高，但这次的小说人物，从教授、海归到保姆、快递员，各个层面都有。徐则臣：在小说刚开了个头的时候，我曾在一次活动上说，我这次要写写高级知识分子，手里攥着博士学位的； 过去小说里的人物多是从事非法职业的边缘人，这回要高大上些，是先锋导演；之前的人物都是在国内流窜，从中国看中国，现在让他们从国外回来，是从世界看中国的角度；以前写的城市是中国的城市，这次的城市是世界坐标里的城市。这些不同层面的人物，有着共同的城市生活生存体验。余松坡从乡村到城市求学，后又在纽约学习生活多年，最后又回到城市做戏剧导演。保姆罗冬雨及其弟弟、未婚夫等是从乡村抵达城市，在城里寻找自己的梦想，他们的城市生活体验，与余松坡及余松坡所导戏剧中的教授一角，形成映照和对比，我希望在对比中拓展城市与人的小说主题。读书周刊：从书中《后记》中了解到，您创作这部小说时，“中年”扑面：祖父生病，数次病危；父亲和亲人相继病倒；儿子连咳不止。徐则臣：自2016年元旦始，到2016年5月18日三稿毕，十万余字的小东西用了我近五个月的时间，我写哪部小说都没有比《王城如海》更艰难，很多次我都以为再也写不完了。不是故事进行不下去，而是我遇到了多事之秋。各种疾病和坏消息贯穿了整个写作过程。我从未如此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正大踏步地走进我的中年生活：日常生活每天都在提醒我，我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男人。写作《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三十出头，以一个青年人的心态豪言壮语，要努力进入宽阔、复杂、博大的中年写作，并为此很是认真地想象过，中年写作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现在不必刻意地想象了，我已然中年，照直了写，大约就不会太离谱。交叉视野凸显问题小说共由12个部分组成，其中每一个部分的开头处都是从《城市启示录》中节选出的片段，然后才是作为主体结构线索的余松坡归国后工作与生活情形的描写与展示。戏剧与小说的人物与主题不断勾连交叉，彼此互动而又深度介入，相互密切融合，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即剧烈变动中的现代中国城市生活与文化。戏剧与小说可以说是互为叙事文本的主客体，对城市与人的关系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深度挖掘，提供了一种双向交叉的视野，一种新的叙事维度。读书周刊：小说存在着两条时有交叉的结构线索。徐则臣：小说中的城市是以双重面向被书写的。城市是主人公余松坡生活和创作的地方，这里连结起了引发他生命危机的历史与包裹着生命感悟的现实；城市也是他编导的话剧《城市启示录》的故事发生地，遍览世界、满腹学识的华裔教授回到城市，为城市的蓬勃、热力、喧嚣所震惊，发出了质询与思考。在两者的交互映照下，“王城”作为一个现代化都市所遭遇的经济发展、空气污染、生存问题、信任危机都一一凸显出来。读书周刊：在《城市启示录》的创作演出中，余松坡在处理其中一个教授面对北漂蚁族的场景时，因为一句台词和一个表情的处理不慎，结果引发了一场激烈的社会争议。正是这场争议，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有评论认为，借着回应争议问题这个机会，您借余松坡之口，发表了自己对于发展中的城市的一种社会学层面的理解和认识。徐则臣：小说中的余松坡认为，诸如巴黎、伦敦等现代国际大城市的城市性是自足的，“其自足体现在，你可以把这些城市从版图中抠出来单独打量，这些城市的特性不会因为脱离周边更广阔的土地而有多大的改变； 伦敦依然还是伦敦，巴黎依旧还是巴黎，纽约也照样是纽约。它们没有更多，也没有更少，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它们超级稳定。”而与这些大都市相比较，正处于迅猛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的大城市却并不是自足的：“你无法把它从一个乡土中国的版图中抠出来独立考察，它是个被更广大的乡村和野地包围着的城市……一个真实的中国城市，不管它如何繁华富丽，路有多宽，楼有多高，地铁有多快，交通有多堵，奢侈品名牌店有多密集，有钱人生活有多风光，这些都只是浮华的那一部分，还有一个更深广的、沉默地运行着的部分，那才是这个城市的基座。一个乡土的基座。”我承认，借助余松坡之口讲出的对于中国城市的理解与判断，其实也正是我自己对于中国城市的一种基本看法。
作者简介林 喦（1972—），男，文学博士，教授，新闻学硕士生导师，《渤海大学学报》主编，从事文学与传媒教学和研究工作。李皓，（1970—），男，《海燕》文学月刊主编。从事诗歌创作与编辑工作。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文学》《诗刊》《解放军文艺》《十月》《青年文学》《北京文学》《钟山》等40多种各级报刊发表大量散文、随笔、诗歌作品。作品曾被《诗选刊》《散文·海外版》《青年文摘》《中华文学选刊》《作家文摘报》等转载，入选20余部权威年选。曾获《诗刊》社“雷锋——道德的丰碑”全国诗歌大赛二等奖（2012年）、第二届陈子昂诗歌奖提名奖（2015年）、第七届冰心散文奖（2016年）等多个奖项，主编《海燕之歌》、著有诗集《击木而歌》《韵味·大连方言》（合著）等。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作家协会理事、第十届签约作家，中诗网签约作家。东北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生，文学硕士，大连民族大学文法学院新闻系客座教授。写诗，一直在路上——与《海燕》主编、诗人李皓的对话文学期刊《海燕》主编、诗人李皓曾经在他的诗集《击木而歌》的后记中曾说：“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就应该是像诗一样生活着的人，他敏感、激情、豪放，不与一切世俗为伍；他金钱，权力，重情重义，仗义执言，不向权贵低头，不为五米折腰；他纯净如一汪秋水，纯粹如一缕清风；他表面平静如水，内心波澜壮阔；他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他平凡如草，但仙风道骨，他从平常事物中间找出闪光的语辞，向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这句话也许是诗人李皓在某一特殊时段的特殊感慨，但似乎也道出了诗人的心里话，具有一定的宣言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下的文学创作大环境中，写诗的人很多，能写诗似乎是某些人从事文学创作的开始，但能有如李皓所说的这种境界，又似乎不多。当然，我们也不能要求所有的诗歌创作者能要有这样的境界。今天与李皓，一起聊聊关于诗歌创作以及其他的事情。林 喦：李皓兄，我们也算是朋友，今天一起聊天很开心，在聊天之前，我把你诗集后记中的一段话当作开头语。因为我认为这句话很具有诗人的宣言性。你诗集《击木而歌》是2010年出版的，当时你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我想不仅仅是出版一本诗集所产生的想法吧，这里面一定有你自己对诗人的理解或者说你也想借这样的话来表达你自己的某些人生理念？李 皓：2010年，这是我离开诗歌的第十个年头。鬼使神差，我突然那么迫切地想出版一本诗集。当年8月，我的第一本诗集《击木而歌》终于面世。这一年，我40岁。我很高兴你能从诗集后记中摘录那一段话，如今经过6年的检验，我认为我的“认识”至今也不落伍。说起来，我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开始尝试诗歌创作。像每一个初学写作的人一样，迷恋铅字，崇拜每一个能把手写稿变成铅字的人，把诗人身上的一切都看得那么美好。然而，随着与诗人的接触越来越多，我越来越迷惑不解：他（她）的诗歌写得那么美，怎么在生活当中就那么行为怪异、不近人情呢？而有些诗人名气很大，但却道貌岸然，让人大跌眼镜。或许与我的“处女座”星座有关系，我有一种爱较真的毛病，我苦思冥想，却百思不得其解，我甚至怀疑，我选择的诗歌写作这条路，到底是对是错？我在我的诗歌《我得坐车去一趟普兰店》中有这样的诗句：在大连生活这十来年/我已很少写诗，我看不惯圈子里/一些所谓诗人的狭隘与偏执……这首诗写于2013年，诗中所写的却是我2000年到2010年这10年真实生活的写照。10年不写诗，对于一个酷爱诗歌创作的人是残酷的，但是诗坛的种种怪现状委实让我寒心，索性眼不见，心不烦，敬而远之。遗憾的是，诗歌就像毒品一样“染”上的人几乎没有一个能够“戒”掉。近年来，一批批上世纪狂热的诗歌写作者开始回归。他们带着经历回来，他们带着沧桑的心回来，他们带着成熟的字句回来，很不幸，他们又遭遇了网络时代。网络时代的诗歌，门槛开始降得更低，真诗人假诗人如过江之鲫、泥沙俱下；真诗歌伪诗歌充斥诗坛，乱花渐欲迷人眼。有的人在网上贴了几首诗歌，就敢号称“当代著名诗人”；有的人以“骂”夺人眼球，疯狂地样大骂古今中外的大诗人、名诗人，大言不惭地号称自己“诗坛第一”等等，不一而足。我们的诗坛到底怎么了？我们的诗人到底得了什么病？博尔赫斯说：你可以用诗歌去伤害自己，不可以用诗歌去伤害别人。我说：你永远不要把诗歌与人合二为一，文本就是文本，而人在文本之外。林 喦：你的这些质疑，我也有同感，应该说，近些年来整个华语文坛确实是良莠不齐，光怪陆离之事之人很多。我也真诚希望，我们爱好文学的人，心中有一种圣灵的东西。我们是同龄人，已过四十而立，但我依然觉得我们都很年轻。你写诗的时间大约有二十多年，对于很多读者而言，都愿意听听作家或者诗人讲述一下个人的创作经历，这对对于读者或初学写作的人会有启发。李 皓：谈创作经历，似乎我们已不年轻，开始怀旧了。其实，一个热爱诗歌的人，心理永远是年轻的。读初中的时候，我就疯狂地爱上了写作——写散文，写诗歌。当时，我的一个本家三叔在长春地质学校读中专。他的一位好友张世安酷爱诗歌创作，在当时诗坛上已经小有名气。他在学校主持着一个叫作“北国草”的诗社，并编辑《北国草》期刊，在那个缺少文学书籍的年代，我如饥似渴地一遍一遍研读《北国草》里的诗作，还一边模仿着在日记本里写着似诗非诗的分行文字。同时，我把父亲当年在鞍钢工作时订阅的1976-1979年的《诗刊》翻了出来，偷偷阅读，第一次接触到了北岛的名作《回答》……1987年12月4日，读高一的我与同届学生李秉章、李洪亮三人共同办起了一个文学社——辽南文学社，并且自己出费用油印出版了社刊《辽南风》。不久，共青团新金县委员会成立“青年魂文学社”，面向全县征稿。我写了一首《男生宿舍》的诗歌投了过去，很快，铅字印刷的《青年魂》杂志出版了，我的诗歌赫然在内。《青年魂》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当时正值“蓓蕾杯”全国中学生诗歌大奖赛征稿，我便以《男生宿舍》参赛。命运再次垂青，《男生宿舍》获得了一等奖，我应邀参加了1988年夏天在旅游胜地北戴河举办的“全国中学生文学夏令营”。在这里，我见到了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诗人刘章、尧山璧、边国政、穆涛、刘向东，艺术家刘长瑜、关牧村等。期间，我文思泉涌，很快写出了记录夏令营生活的长篇特写《啊，北戴河》，《太原日报》用大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这篇文章……如今，像我这个年龄、爱好写作的人都对那一次“蓓蕾杯”记忆犹新，那一批获奖的代表如马萧萧、他他、梁云天、王圳、周劲松、苏婷等一大批人从此走上文坛，有的已经成为当下文坛的中坚力量。北戴河改变了我，《男生宿舍》改变了我。那时，我的魂的的确确被文学（具体地说是诗歌）勾走了，我已走得太远，我无法回头。我的学业逼近荒废，我的军旅梦开始浮现，后来我真的参了军，准确地说，我想通过文学搞一次“投机”——到部队报考军校。入伍来到沈空司令部大院后，除了训练、工作，我坚持写作，并拜著名军旅诗人李松涛为师，陆续在《诗潮》《沈阳日报》《空军报》等军内外报刊发表诗歌、散文。与此同时，我始终没有放弃我的军校梦。1991年9月，我考入空军勤务学院航空油料系，校址在江苏徐州。三个月强化训练，让每一个新生身上都扒了一层皮。我依然在课余写一点诗歌，在《空军报》发了两首，在学校教师节征文获得了一等奖。学员队教导员很重视，多次表扬我为队里争了光。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我在那所军校里仅仅呆了一年，我的大学就这样结束了。过了几个月，我的诗歌《解放鞋》在《解放军报》长征副刊发表，诗歌《怀念谷子》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回到地方之后，我依然笔耕不辍，在各级报刊发表了大量作品。由于“有两把刷子”，我先是在全国著名的乡镇企业——大杨集团办公室负责宣传文秘工作，随后招工进入电业系统工作，1995年调入普兰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做文字秘书工作。为了圆大学梦，我参加自考，取得了本科文凭。1999年12月，我被《大连晚报》招聘为编辑、记者。2009年，我考上东北师大文艺学研究生，2012年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对于诗歌，2000年至2010年，为了践诺新闻理想，我曾停笔10年，2011年再度回归。诗歌给我带来很多荣耀，也带了过厄运，但诗歌本身终究是纯洁的，值得我为之付出一生的努力。林 喦：写诗给你带来了快乐也带来烦恼，如你所说：“写诗改变了你自己的命运”。但我想，能坚持住诗歌创作一定是有着“大快乐的”。严格意义上讲，中国新诗是一个演进着的生命之流，无论是新诗本身的文体变化，还是诗人们创作思维的变化，无不印证着一个道理——即自从中国新诗在中国大地上开始萌芽、生根、发展、壮大，乃至于更迭、转换至今，百年来，新诗创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是被广大读者接受了的一种“大文体”。今天，我想听听你对当代华语诗歌创作中存在的问题的一些看法。因为，你做文学期刊《海燕》的主编，诗歌的编审者，也是诗歌的创作者，作为双重身份，你也有资格说说这样的话题。李 皓：我更多还是以一个创作者的面目出现，听从于内心的召唤，我手写我心。我之所以能够回归，是有一个机缘：2010年12月，我被任命为老牌文学期刊《海燕》主编。从新闻界回到文学圈，为了熟悉业务，我又把诗歌“捡了起来”，就像语文老师写下水作文一样，我一边写作一边提高自己的编辑业务能力和审美水准。对于当代诗歌存在的问题，我没有经过系统的思考，更没有带着使命感在新诗百年的大背景之下通盘考量，只有一些不成熟的见解。首先是网络时代降低了诗歌创作的门槛，一些在网络上、民刊上发表了几首诗，就敢自称“当代著名诗人”。再看他们的作品，不知所云，用青年诗人刘川的话说，他们基本属于“零基础”。但网络时代，泥沙俱下，我们已经无能为力。这种鱼龙混杂的局面，难免影响到编辑、评论家的判断力。其次是派别林立，审美标准失衡。诗坛也是一个小社会，各种丑恶现象都存在。我一直在呼唤诗人“德艺双馨”，但事实上，我的这种想法无人喝彩。林 喦：我之所以提出上面的话题，不是难为你。因为，2017年第一期《渤海大学学报》做《当代辽宁作家研究》选择的研究对象是你，三位文学评论家王晓岗、张翠、刘亚明等都撰文给予你诗歌作品很高的赞誉。我也阅读了你的诗歌作品，觉得也很好，很佩服你的坚持和所取得的成绩。但我也有自己的想法想真诚的和你聊聊。这些年我阅读过辽宁的一些诗人作品以及国内华语诗歌作品，总感觉哪里似乎有些问题，但一时又不知道怎么说。忽然有一日，看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孙作云曾撰写的一篇题为《论“现代派”诗》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说：“现代派诗中，我们很难找出描写都市，描写机械文明的作品。在内容上，是横亘着一种悲观的虚无的思想，一种绝望的呻吟，他们所写的多绝望的欢情，失望的恐怖，过去的迷恋。他们写自然的美，写人情的悲欢离合，写往古的追怀，但他们不曾写到现社会。他们的眼睛，看到天堂，看到地狱，但莫有瞥到现实。现实对他们是一种恐怖、威胁。诗神走到这里便站下脚跟，不敢再踏进一步。”（孙作云《论“现代派”诗》，转引龙明泉著《中国新诗流变论》第2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孙作云当年的论述不全面，也不一定完全准确，今天我引来，也不是说当代的话语诗歌有这样的问题，但仔细想来，似乎也存在着“诗歌创作观照现实的少”，是不是这样呢？就因为如此，诗歌也越来越走向小众了呢？李 皓：我对诗歌有自己的追求，我非常同意孙作云先生的说法，非常深刻。但我认为这种现象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因为网络的存在，人们在虚拟的世界里将更加虚无，一些诸如绝望、恐怖、威胁等负面情绪被无限放大，这些细菌无孔不入，必将侵蚀诗歌健康的肌体。没有网络的时代，官方文学期刊尚能行之有效地阻击那些推崇虚无思想的作品。但是今天，诗坛已经患了不治之症。正因为如此，诗歌正呈现一种虚假的繁荣，群体很大，非诗泛滥。诗歌像一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到处流浪。诗坛很热闹，是因为诗歌“叫花子”遍布在中国的各个角落。诗歌“小众”，是因为人诗合一的诗人凤毛麟角，奇货可居。林 喦：如你所说，你自己在诗歌创作中坚持的写作标准是什么？我看你的诗歌创作选材总有一种看到什么写什么的感觉，是这样吗？李 皓：“日有所思，笔下有诗。有感而发，无病不吟。”这是我写作坚持的原则，没有感觉，我绝不硬写。我特别鄙视那些到处参加征文比赛的所谓“诗人”，在网上查查一点资料，就哼哼呀呀吟诵一番，假模假式的感情，让人汗颜。你所说的后一句话，实际上指出了我的毛病。我曾经尝试但凡入眼的就要入诗，所以写过一些探索性、实验性的作品，目前看是不成功的，但对我个人而言，尚有一定的意义。著名诗人柳沄曾经告诫我：每一首新作都要不同于前一个自己，越不像自己的作品，越接近成功。大概我只理解了柳沄老师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有些跑偏。对于选材的必要性，是我在今后写作当中必须时刻提醒自己的。但百年新诗浩如烟海，各种题材无不涉猎，这让今天的诗歌写作者步履维艰。林 喦：作为《海燕》的主编，你选择刊发诗歌作品的标准是什么？这个话题也是一些读者和诗歌作者关注的话题。李 皓：一句话：纯诗。我选择诗歌基本上是各种流派兼收并蓄，只要写得好，言之有物，就能进入我的“法眼”。对于那些空洞的、浅薄赞美的文字，我坚决摒弃。林 喦：闻一多曾经有过诗要有“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的“三美论”。我觉得有一定道理，但我跟觉得诗人更要有一种思想，诗歌创作的更高级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思想，你觉得呢？李 皓：诗歌要适合吟咏、朗诵，押大致相近的韵；诗歌要有画面感，赏心悦目；而诗歌的分行，在哪里停顿，在哪里换行，有内容，还要有形式，形神兼备。这大致可以解释闻一多的理论。思想则是更高的境界。一个真正的诗人，成败唯有“思想”二字，有了思想，就成功了，反之就失败了。那些流传至今的名篇，无一不是思想的结晶。林 喦：2016年即将远去，2017年即将到来，时间于你我都是需要珍惜的。而对于一个诗人创作而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说：“对于‘诗人’的桂冠，我只能永远心存敬畏。好在，我一直在路上；对于诗歌，我从未远离。”我真诚希望你的诗歌创作“以飞翔之姿/舞蹈 乃至燃烧”（李皓《诗意的飞翔》）李 皓：借你吉言。这几天，第十次文代会和第九次作代会同时在北京召开，文艺界、文学界无不振奋。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一个文学编辑，我也要顺应时代要求，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我对文学事业的前景充满信心。林 喦：谢谢！期待你下一部诗集！李 皓：有计划在2017年出版一本诗集。谢谢你给我提供表达的机会，祝《渤海大学学报》越办越好，祝福辽宁文学开启新的春天！文章来源：《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一期本期编辑：刘佩劼
“如果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不读小说、不读文学作品了，他可能慢慢会失去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止庵 选择与迷惘，幻想与失去。学人、随笔作家止庵，以五部短篇小说结集而成的《喜剧作家》，重温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鲜活又沉闷的年代。书中人物，在各自的生活里无所适从，意义和价值成为他们的人生重负；但若是卸了这重负，“人生不过如此”，却又抓不住那个“如此”。“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同时也清楚地知道他寻找不到；这些动着的人和车，这些不动的房子和墙——那个怀抱，那种安慰，他寻找不到了。”四分之一世纪的距离1987年，诗人西川、欧阳江河等参加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提出“知识分子写作”；小说家方方发表了《风景》，池莉写下《烦恼人生》，格非创作了《迷舟》，苏童完成《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这一年，止庵却决定停止小说和诗歌写作。停笔30年后，他从友人的地下室翻出昔日以“方晴”之名发表与未发表的泛黄手稿，整理、挑选后以如今的“止庵”之名结集出版。面对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距离，他喟叹：“方晴”从此成前世。读书周刊：听说30年前您把自己年轻时写的几十万字小说手稿都焚毁了，如今出版的这5个短篇小说怎么被留了下来？止庵：我很早就开始学习写作了，1973年我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就写了部长篇小说，30万字，足足1000页稿纸。我有个“毛病”，一张稿纸上只要有一个字写错了，就必须扔掉重写，所以那时家里常常是满地废纸。大约在1985年，我重读这部小说，感觉当年写它完全是浪费时间，就烧了。焚毁几十万字小说，指的是这个。在那之后，我又写过一部长篇小说，稿子也不在了，大概也被毁掉了。到二十几岁时写了10多篇小说，大部分都发表了。我保留了当时的手稿，和90多箱书一起，存放在朋友家的地下室里。2008年，那时我母亲还在，她问我，你不是写过好多小说么？于是我就去朋友家把手稿找了出来。去年年初，出版社问我要书稿，我就挑了5篇出来给出版社。读书周刊：当年为什么停笔不写小说了？止庵：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比今天要重要得多，但就是在那样的年代，我的小说虽然都发表在省一级的文学刊物上，却没有引起很大反响，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多少是一种打击。之后我就一直写非虚构和随笔类的东西。活到今天这个年龄，我并没有再去做小说家的想法，出这本书对我自己只是一种纪念。不过，30年没写小说，但我始终没有远离小说，我一直在读小说。读书周刊：很多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不读小说了，而偏重社科类书籍。止庵：我倒是认为，小说有别的文学形式无法替代的东西，它具备以下三种独特的能力。一是想象力。非虚构作品不可以太有想象力，而优秀的小说一定是想象力非凡的。像阿根廷的博尔赫斯、意大利的卡尔维诺、塞尔维亚的帕维奇，这几位作家用文字表现出来的那种想象力，是很难从电影等其他影像艺术里找到的，他们创造出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世界。二是穿透力。哲学类、社科类的书籍也有穿透力，但它们的穿透力是十分理性的，而小说带着感性的穿透力，更有人性的温度。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命运，给我们的启示，比任何一本哲学书都深刻。三是克制力。高明的小说家，会谨慎控制自己的情绪，不会纵容自己沉湎于对笔下人物浅薄的同情中。比如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那种冷静的态度背后，其实是带有更辽阔视野的悲悯。如果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不读小说、不读文学作品了，他可能慢慢会失去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它们还没有“死”五部短篇小说，带着风尘，远道而来，孤零零的，却不悲伤。今天的年轻人读着它们，像隔着迷雾笼罩的河流，明知素昧平生，心里却生生地腾起一种熟稔的感觉，边读边寻找过去年代那个与自己同样年轻的作家。“我喜欢那个年代的作家，他们对文字有着崇高的敬意。”一位“90后”读者这么说。读书周刊：这些年里，您常常担任一些包含小说在内的奖项的评委，今天的您，是如何评价过去的您写下的这些小说的？止庵：这30年来，我一直在读小说，知道一点好坏，回头去看自己当年写的，知道哪些东西是坏的，没有再出版的意义，也知道哪些东西还不坏，甚至还挺有意思。我选的这5个故事，它们还没有“死”。作品“死”还是没“死”，本来不应该由自己来评判，但所幸时间给了我这个资格。我已经不是30年前的那个我了，有了客观看待它们的从容，就像在看别人的作品一样。读书周刊：这样一本回望和重温的作品，得到了不少年轻读者的喜欢。止庵：对此我很欣慰，也许这些故事和今天的年轻人还有所沟通，而不是过去留给今天的遗迹。比如《姐妹俩》，讲的是妹妹如何想方设法嫁给老外以离开生养自己的城市，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国潮的一个缩影；《墨西哥城之夜》讲的是男人和女人离异后不得不还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尴尬；“貌似要活色生香的开始，但是却不咸不淡地无疾而终”，这是《世上的盐》中所描述的与今天迥然不同的“艳遇”风格；而在《走向》中，我想表达的是，我们可以忠于内心的选择，离开濒临死亡的婚姻，但即使我们无法达到本初、纯净、原始的觉悟的彼岸，也请在人性的表达上诉说一些饱含良知的词句。这些故事和今天的一些情形多少还是有勾连的。读书周刊：您的随笔非常有特色，两年前，《惜别》一书感动了很多人。小说和随笔在写法上有何不同？止庵：写小说像在布一个局，要把读者引入最后的结局，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不自然。小说还需要描写，可是，随笔就像此时此刻我俩的聊天，我不需要对着你描述窗外那棵树。写法不一样，连写作的态度都不一样。小说是一种创作，需要无中生有，而写随笔是要把一切都放下，两个知己聊天，连声音都没必要说得很大，更不用交代很多背景。我更喜欢写随笔的态度。读书周刊：您的随笔文字，清淡如茶，无喧哗矫饰，情感留白处恰当自然又耐人寻味，有一种特别干净的感觉。这部小说的文字呢？止庵：小说的文字要比我现在写随笔的文字年轻，可能更诗化，也就是丰富些，活跃些。那是当年一个年轻人的文字，不过那时的文字还没有受到港台歌曲的影响，更没有受到网络的影响。我现在写随笔用的语言，是“老”的，灵魂大概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徒劳何尝不是一种悲壮五个故事中，《姐儿俩》是消磨，《走向》是缠绕，《墨西哥城之夜》是撕破，同名小说《喜剧作家》是现世，而《世上的盐》则是幻想，通通带着孤独，娓娓道来，不必悲也不必喜。关于喜剧，鲁迅曾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悲剧和喜剧从根本上讲是对人生的本质的认识，以此来区分，悲剧是以“人生”、“有价值”为前提，喜剧是以“人生”、“无价值”为前提。人生本是一个东西，悲剧和喜剧都是对它的看法。悲剧是正的，喜剧是负的；悲剧是向上的，喜剧是向下的；悲剧最终张扬人生的价值，喜剧最终消解人生的价值。这就是《喜剧作家》。读书周刊：您给集子添加了题记，摘自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一书中关于茨维塔耶娃的部分，里面说：“她置身于历史之外生活、幻想和创作；她也意识到这一点，有一次说道：‘我与我的世纪失之交臂。’”由此，“我与我的世纪失之交臂”是否可以概括这5个故事中的人物的共同命运？止庵：他们就像从A点出发，要到B点去，他们很努力地走，可走了一阵子，一看，还在A点，甚至倒退了。读书周刊：这样的徒然，会不会让人绝望？止庵：看你怎么理解了。如果我们不把成功当作价值判断，那么，这种徒劳何尝不是一种悲壮？一只小蚂蚁把一颗饭粒千辛万苦拖回蚂蚁窝，结果发现蚂蚁窝被毁了，这是一种悲壮；小说里，一个人努力地去爱另一个人，努力地去挽留他，结果两人的关系比原来还遭，但至少他努力了。读书周刊：也许正是这一点，“击”中了现代人的心灵。止庵：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当年这些小说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可能是因为那时主流小说的调子是比较高的，讲述各种成功，而我的小说里这种徒然的努力，和今天那些漂在城市里的心灵，有所契合。不被人喜欢和被人喜欢，可能出于同一个原因，这挺有趣的。读书周刊：首部小说集的出版，会重新引燃您写小说的热情吗？止庵：我说过我没有再做小说家的企图，但我确实计划再写一部，可能还是个长篇。因为这次整理旧物，我发现自己在1989年2月至1990年2月间，关于一部小说的构思写过很详细的笔记，写了一些人物小传，甚至小说的若干片段，一个完整的故事就放在那儿，它曾经陪我走过一段，我想把它写出来，就像对老朋友有一个交代似的。除此之外，我真的不会再写小说了。读书周刊：可以透露是个怎样的故事吗？止庵：我想写两种人，一种人是有过去的人，离不开自己父辈的遭遇，想对过去有个了断；另外一种可以说是没有过去的，只关注当下和未来。其实我们现在的人都是没有过去的人，大家看着一样的人生目的，追逐着一样的物质上的成功。我的小说想写人怎么面对自己的过去，我想拿这个小说去回望我经历的那个年代。止庵学人及随笔、传记作家，出版有 《惜别》《周作人传》《樗下读庄》《神奇的现实》等二十余种著作。做过医生，当过出版社副总编辑，如今是自由恬淡的笔耕者、读书人。
原标题：2016年当代文学：文学镜像中，生活气象万千站在2017年的时光里，捕捉2016年中国当代文学的光亮，具有双重的出发点。其一，2016年被称为中国文坛的丰收年，特别是多部长篇小说在海量文本中闪烁出缕缕光亮。照进2016年的文学光亮，来自哪些优秀的长篇小说？其二，追随时间的脚步迈进2017年的当代文学，依然面对的是现代社会的常态生存与不断变化、表象的泡沫与真实的硬核，那些携带着2016年文字重量的经验或创新，可以为今后的文学创作带来什么启思？今天，本版综合多方面的评论和各大奖项、榜单的评选，为读者介绍2016年的几部长篇小说。这是一种回望，也是一种展望。2016年，广阔而丰富的中国当下赋予了文学坚实的故事性。其中具有标志性的是，乡土成为多名作家笔下的现实空间和价值模式。贾平凹的《极花》，直接取材自发生在真实大地上的新闻事件。这一事件经过作家文字与情感的发酵，最终将现实山村的困与痛酿成了一壶烈酒。这样的酒，不能浇胸中之块垒，却可使人清醒——远离都市，那些容易被漠视的生活现场，肩负着更为复杂沉重的发展命题。格非写《望春风》，让乡村走过了漫长的历史、不同的嬗变，携带着鲜活的记忆与思想资源，走到了现代。如同评论所说，《望春风》“没有把乡村生活风景化，也没有从乡村中心主义的角度来写，而是作为现代生活的元素来写”。在经历了关于乡土粗陋的欲望化、政治化和农村化的记忆之后，今天的作家转向对中国乡土精神性的回望与反思。还有，刘继明的《人境》在乡村凋敝的主流叙事中，试图以情怀去重建一个“合作社”；付秀莹的《陌上》以乡村中那些命运风口处的人们为切入口，书写一个时代的新乡愁……2016年度的乡土写作，拉伸了历史视野，构筑了关于乡村的新的解读和想象。与乡土同在2016年文学现场的是历史。《慈悲》《流年物语》《软埋》《朝霞》《茧》等多部长篇小说里，作家置身于不同的发生地，重返时间的长河，打捞遗失的记忆，或者在历史中艰难跋涉后回归当下，或者在消费性的叙事中让历史走向某种虚无。无论落脚何处，对历史的探寻成为了这一年长篇小说的重要议题。方方的《软埋》直接喊出了不要让时间埋没历史的呼声，以期建构一种“拒绝遗忘”的历史观与伦理态度。80后作家张悦然的《茧》，是这名年轻作家对历史进行回望的蹒跚起步。尽管，她是以“历史被强行植入的方式”来处理历史议题的，但依然赢得了评论对80后书写历史的肯定。历史总是在那里。对历史的书写，被关注的不仅是历史的景致，也是今天对待历史的方式。当历史的议题对作家们施展出不朽的魔力时，作家们所代表的当代态度和思考则显得如此百态千姿。由此，所有的文学创作最终又回到今天的生活现场，在人与事、历史与现实、打捞与消解、冷峻与慈悲之间，寻求文字与现实的精神性联系。说到底，在文学的镜像中，是生活的气象万千。通过慈悲，懂得命运从《慈悲》中我们看到对于中国的经验、对于我们共同经历的丰富复杂经验的表达，依然存在巨大的艺术和人性的空间等待着我们去开掘。在这方面，《慈悲》是非常值得探讨的，它体现出很多新的、有意思的艺术特质。——中国作协副主席 李敬泽２０１６年，路内凭借长篇小说《慈悲》获得第14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这一奖项多少折射出《慈悲》这部作品的力量与作家的成长史：从伤怀走向悲悯，从锋利趋于宽阔，路内的写作已不囿于个人的省思，而开始转向对寻常人生和对日常生活的透析。这是他关于写作超越性的一次跋涉。尽管，《慈悲》书写的主题仍旧是路内所熟悉的“工厂”空间，但他却投射到了冷峭时代下人如何生存的问题。小说讲述了一家化工厂五十年的兴衰史，它既是社会发展的缩影，也是一代工人命运跌宕的时空。那些卑微的小人物们的恩仇，虽然隐忍于生活之下，却成为暗流涌动中人性深刻的印记。评论家认为，就当代文学史而言，路内贡献了一部忠实记录此时此刻的作品，那里有五十年来中国工人的生活史；同时，这也是能超越此时此刻的作品。路内以《慈悲》向读者有力地证明了属于新一代写作者的文学尊严。积极的“旁观者”视角读张翎不可能一目十行。我喜欢作品中精致的、略带反讽语言以及要求读者参与的叙事风格。——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陆建德近年来，多位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被改编成热门影视剧，由此海外华文文学走进大众的视野。在2016海外华文文学上海论坛上，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张翎因其新作 《流年物语》备受瞩目。《流年物语》讲述了大时代的流年中，两个家族三代人之间的中国式家庭生活。从上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初，家国的风云变幻和命运的浮沉飘零，随着故事的迤逦推进一一铺展开来。从文字上读来，故事是关于贫穷和恐惧的，而往深里细思，它同时也是关于谎言和真相、追求和幻灭的。远在海外，书写故土，张翎是沿着母语书写的路径跨越了现实的山水，回返此时此刻的大地，凸显出一种积极的“旁观者”的视角。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流年物语》称得上是代表着海外华文创作的一个当下姿态。生活湍流里，普通人的浮沉《极花》是具有现实提问能力的小说，作家将贫瘠之地写出了人性丰饶和世事纷繁，既有对人的体恤、对乡村的探察，也有风俗志式的地方知识谱系的精妙书写。——《人民文学》主编 施战军文学评论家陈思和曾用“一头沙漠里的骆驼”来形容贾平凹，“他迈着沉重雄厚的步伐，跋涉在现实生活的泥浆之上。”２０１６年，这头“骆驼”带来的是《极花》，作品位列“《当代》 长篇小说论坛2016年度五佳”、“《收获》文学排行榜”等。《极花》依然是书写乡土，但落到了一个难以言说的点上——拐卖妇女、贫困山村的婚姻问题。小说通过女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事，讲述了一个被拐卖女子的故事。在纷至沓来的顺叙、插叙、倒叙等各种手法中，读者看到了女主人公的痛和抗争，也看到贫穷山村的百态。《极花》取材于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个新闻事件。对贾平凹来说，“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十年后，他用自己的文字一笔一画将之刻在纸上、刻在读者心里。来自土地的疼痛，“浇灌”出这朵“极花”。在生活撕开的小口子里，作家用文字忍痛深究——“深度夯入生活的地层，刻画生活湍流里普通人的浮沉”，体现出文学作品向现实提问的担当。重返时间河流，探寻乡村力量《望春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把乡村生活风景化，也没有从乡村中心主义的角度来写，而是作为现代生活的元素来写。——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梁鸿２０１６年年末，《当代》 长篇小说论坛暨第18届《当代》文学拉力赛颁奖典礼上，格非的《望春风》荣获年度最佳长篇小说。小说从1958年写起，一直写到2007年，以乡村里不同的村民故事为切入点，重返时间的河流，刻画村庄衍变的复杂过程。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为“乡村”的概念注入了新元素，《望春风》深入解读了乡村城市化过程中的困惑和隐痛，“今天的人昂扬向前，不习惯往后看。小说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回顾过去，真实了解自己的现实处境”。在中国的文学世界，村庄向来是具有寓言倾向和隐喻意义的原型意象。但《望春风》中所推崇的则是乡村生活中那些鲜活有趣的生命和故事，去努力探寻乡村内部的精神力量，刻写一种失落在生活里的昂扬生命力。以文字的力量，掀开时间的尘埃《软埋》中方方用了一个让我拍案叫绝的方法，特别简单，就是回忆。——作家 格非方方的《软埋》因“历史责任感及思想深度折服评委”，入围２０１６年第三届“路遥文学奖”。《软埋》的故事很抓人。作者在近20万字的故事里，讲述了女主人公和儿子两代人在同一段历史记忆中沉沦、挣扎、追索的故事。但从《软埋》的题旨来看，它又并不只是写历史的小说，因为它的主题已经超越了历史而富有哲学内涵，进而获得了指向现实的笔触。“软埋”的意象或者概念，对某种社会现实有着高度概括力。在引申的意义上，作品把拒绝回忆、用时间把历史中的一些真相掩埋的情形也视为软埋。时间对记忆的“软埋”无所不在。但历史的真相终究要有人挖掘和记录，这便成了作家和学者的责任。《软埋》正试图以文字的力量，拭去一点时间的尘埃。它是一个提醒，也是一种打捞。生命渺小，却值得不断接近我们不习惯那些表现知识的内容，不习惯那些充满对话精神的内容……而《朝霞》却在这方面展示了它的方式。——作家 李洱２０１６年，一份全新的文学榜单“《收获》文学排行榜”首次亮相。吴亮的《朝霞》位列长篇小说排行榜第一。批评家吴亮曾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2016年，他以自己的首部长篇小说《朝霞》，完成了一次从未离开的归来。《朝霞》是一部关于往昔的小说。上世纪70年代的上海，主人公及其伙伴整日生活在漫无边际的聊天和格格不入的闲言碎语之中。在对这群游荡在都市缝隙中少年的摹写中，吴亮精准把握住了上海那个年代的色调、人们日常生活的步子，以及成长期少年的情状。在作者笔下，每一个生命庸常渺小却又值得用文字去不断接近，堆积出一座城市被遗忘的记忆。相比内容，《朝霞》的形式更显露了作者的野心。作为最早肯定中国先锋文学的批评家，吴亮在这部小说里没有线性的故事推进，而用碎片纷呈的段落构筑了一个叙事迷宫。这种略带冒险性的叙述方式，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叙事形式的探索。历史投影下的青春与成长与张悦然此前的作品相比，《茧》的结尾更多显露出作者的善意，这部小说如同病历档案，同时也提供了一份康复记录。——作家 莫言张悦然名下有一个很重的标签：80后。2016年的张悦然，以一部时隔十年后推出的新长篇小说《茧》，赢得了媒体和评论界的关注以及各大榜单的佳绩。《收获》 主编将之视为“一部会改变人们对80后作家整体印象”的作品。在《茧》中，张悦然虽然书写的仍是80后的青春历程，但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关注的是80后和父辈以及父辈历史的关系——历史巨大投影下的青春与成长。这种成长里，时不时充斥着青春气质和历史议题、家族隐秘的冲突。“父辈的历史，就像是一层厚厚的茧，严严实实地包裹着年轻一代的生活”，这里的历史并非线性历史的一部分，而成为了影响和制约成长的巨大投影。历史是茧。作茧自缚，还是破茧而出？在小说中作者通过两位80后展现了不一样的历史观。因此，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使得关于当代历史深思的坐席上有了新的表达者。（本报记者 黄 玮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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