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袖的诗情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诗经》爱美是人的天性，除了过于雄心勃勃的人，除了精神病患者、白痴，美的栩栩风华不稍衰。自古多少人冥冥然醉倒在美的幻影里，醉倒在百合般贞洁脱俗的美里，醉倒在玫瑰般冶荡逼人的美里，醉倒在感性的、煽情的、丰饶的、纤弱的、冷峻的各种韵致中，眼波才动被人猜，旧情似灭复又燃……衣香鬓影之外，捕抓到的是时间长流里的千缕似水柔情。诗经中的美人是“手如柔夷，肤如凝脂，齿如瓠犀，螓首娥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董小宛是“眼如横波，气如湘兰，体如白玉，人如月华”，林黛玉是“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古籍中对美女的描述至今仍让人绮思不断，神魂追慕。然而，寻找美貌大抵不难，美而兼有风韵却又不易。今天的许多人沉湎于功利物欲的追求中，无形中忽略了情趣，结果美貌只能“看”，而不能“品”，因为一品就要煞风景。鬼本来可怕，但蒲松龄的女鬼竟可以迷住书生，还不是因为她们有情趣。《羊城晚报》1992年载，广州第三届花城小姐竞选，前五名佳丽竟无一人知道孙中山是广东人。虽事已久矣，仍令人喟叹至今，真是无可奈何。文学家董桥讲述一事，说伦敦有一书商藏票以仕女画图案居多。董桥询之何故，该书商低声反问：“你不觉得她们迷人吗？”在艺术品上寄托心事，许是书与红袖不易合拢罢。所以钱谦益柳如是的故事颇令人感到深情与缠绵。《聊斋志异》中，红袖添香的境界往往都是发生在鬼狐精怪身上，要由她们变成美女，才能与那些“新愁易感，幽恨悬生”的书生衬在一起，该是多难。红袖添香夜读书是中国古代士子一种悠远的理想，按一般读书人的设计，这种生活大概是没有缺陷的了，然而红袖添香，温馨曼妙，终究是才子佳人的美事罢了。西班牙诗人贝尔凯尔有诗写道，“只要世上还有一个漂亮女人活在世上，诗歌就不会灭亡。”什么才算是真正美丽的女子呢？大抵如曹子建心中的洛神，陶渊明《闲情赋》中的意中人，戴望舒《雨巷》中那个撑着油纸伞的女子，那简直是带一些宗教情绪了。但在漫漶的文字里，不难看到的是古代文人对美丽女子的痴迷和浩瀚文情的激荡。明末吴中名士卫泳著有《绿窗女史》以为“美人有态、有神、有趣、有情，有心。神丽如花艳，神爽如秋月，神困顿如软玉，神飘荡轻扬如茶香，如烟缕，数者皆美人真境。”由女性的万种风情而引发的最热烈灼人而又蕴涵缕缕柔情的文学佳作当首推情诗。伍立杨说：“情诗有多种。或诉悲愁，雪压梅花；或倾相思，辗转反侧；或喁喁求偶，同心绾结；或良缘春风，凤凰惬意；或忆前缘，百般难释；或伤离别，黯然魂销。”在艺术史的墙壁上，有一束水意淋漓的奇葩，色泽鲜活，奇香馥郁，亘古保持盎然的春意，片言如宝，照人若雪。那就是晚唐花间派词人们和他们的作品，创作时周围环绕着丰姿高秀的女子，几乎是晚唐的词人们固有的特征。那时是一个风流的时代，“家家香径春风，处处红楼月夜。”这一派的词人，主要有欧阳炯,温庭筠，牛希济，和凝等十八人。不过由此误会花间词风只是偎红倚翠，纸醉金迷，却也不妥。他们只是以出世的心境，来抒发入世的情怀罢了。当然这与其所处的年代氛围有着深切的联系。在古代读书人的心目中，有才情的女鬼都蒙络上凄情却温暖的诱惑。不但美貌绝伦，且带有深厚的文学情味。唐代才女薛涛才死不久，进士杨蕴就梦见一妇人对他说：我就是薛涛。杨蕴还得其赠诗一首：“玉漏声长灯耿耿，东墙西墙时见影。月明窗外子规啼，忍使孤魂愁夜永”。绮思妙想，不论其真假，那洋溢的暖人的诗情才气，令人神往之。苏小小是最有文学情味的鬼，其《油壁车》甚为著名。“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诗人李贺曾为之倾倒，去拜谒她的坟墓，看到幽兰上的露珠，觉得像她的泪眼；听到丁冬的流水，觉得像她的佩玉。李贺的《苏小小墓》是因为苏小小的万种风情才让人风神摇曳，宛如雪地里忽现一朵红花。诗情豪迈瑰奇的李贺，没有等到苏小小的踪迹，惟有西陵下的凄风苦雨，徒生造化弄人之慨。旧时文人作品中渗透的曲折的红颜消息，影响到诗文的兴味与风韵，绮丽的情致给僵死的文字铺上青苔般舒适的绿褥，于是那些文字就别有一番生动的风味，如芍药含烟，海棠带露，令人幽思不断。李商隐的“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棠东”，白居易的“清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韩偓的“想得那人垂手立，娇羞不肯上秋千”，都隐藏着一个桃花下的女子，一个小桥边的女子。白居易醉心佛教，一方面又“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也曾摩挲慧剑，欲斩业缘，但终究“拈花未了禅”。杜牧之出入秦楼楚馆，萧韵溶溶，弦索悠扬，自是风流。红袖的诗情，想必其体会颇深，方有“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萧”之佳句。《离骚》极写芳草美人，梁启超不以为然，否则“屈原到处调情，到处拈酸吃醋，岂不成了疯子？”屈原是否到处调情，我们不得而知，但绝非疯子，他倘若没有满心的绮思，没有浓郁的柔情，情思必不至如此辗转复杳，袅娜谴绻。

2006-03-04 00:00:00 作者:谢锐君 9584 0

平民写作平凡生活

阅读于坚的诗歌，并不是一件太吃力的事情。一切都像他早就设计好一样，总是不由自主地被他带领着扩充和深入。虽然他的抒情有时显得不太干净，甚至冗长拖沓，仿佛他是一丛生长于幽深的海水中的水草，不断地向四处延伸的柔软触须。我惊讶于这种植物，在缺少阳光与空气的空间里，竟然能够长得如此茂盛。于坚是当代诗歌标志性人物之一，以倡导“口语诗”闻名于世，强调诗歌和生活的互动关系。他的旺盛而持续的创作生命力更加令人敬重，作为“第三代诗歌”的代表人物，他的写作一直站在汉语诗歌的前沿，不断地给诗坛以新的冲击。他的长诗《0档案》更是一部具有革命性的文本，被誉为当代汉语诗歌的一座“里程碑”，改编成话剧之后，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在《0档案》全诗中，最充满活力的一个片段是“卷三恋爱史(青春期)”，你甚至可以隐约感到一种艾略特式的抒情(“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参合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为了满足叙事对时间的要求，《0档案》模仿了一种档案式的文体格式。全诗300多行，通过对一位活了30年的人的档案的展览，呈现了他的“出生史”、“成长史”、“恋爱史”和“日常生活”的过程，这无疑是一种戏仿。因为我们立即看出了这种编年史式的档案“时间”的虚假性。但是也有论者把于坚的诗贬斥为非诗。面对这种可怕的指责，于坚没有后退，反而高兴地接受了这一说法，并说：“我的写作拯救的是我自己的生活。而生活的价值就在于，能够用我自己的话说话。因而它与‘当代诗歌’这一公认的美学原则无关。”有的人学于坚，只学了他的口语，却学不到他口语中的诗，这些有口语而无诗的作品倒了读者的胃口，还有的人以为“这样的诗，一天可以写二十首。”说这话的人至今也没有成为诗人，指责《０档案》等诗歌为“非诗”，只是从习惯的诗歌形式来判断诗，而不懂得《０档案》对人的存在状态透视所达到的深度。于坚的诗歌的确少见繁杂的结构障碍，他并不是靠文本构架显示内容的人。但他写得轻松自如，如熟悉的老朋友聊天，夸夸其谈——其实你不用多插嘴，他是在独自诉说。“这些树出现于傍晚的边界/歪歪斜斜的枝干泛着苍白”，很投入地谈着谈着，“某种忧郁也许并非忧郁会深深地感染我”（《傍晚的边界》），你就不自觉地进入他的话语情景，从而也温柔地感染你。他把他的感情和触及这份感情的氛围一股脑儿捧到你面前，甚至是不顾及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趣味，自话自说，却令人不能自已。他的叙说能涉及很多现时代诗人无法触及的事物，不是缘自知识的理性积淀，而是自身经验的激情喷涌。当许多诗人走向西方的经典，走向幻化，走向虚无的时候，难得有一位诗人站在现实的生活状态下写当下的世俗生活。《啤酒瓶盖》、《在牙科诊所》，诸如此类，于坚大胆的舌头就直接把生存说了出来。这种站在生活的现实面前的诗歌总是给我深深的反思，在我脑海中不断浮现另一种诗的生存状态，让我在两者之间做出比较，做出取舍。有些写作者除了嘴巴之外，所有的感官都是闭塞的，他们会莫名其妙地激动起来，比如，对着一个节日的早晨抒情，对着一棵被污染的小草，看到水珠里映出了自己的面孔，看见风吹落几片树叶便惊奇得文思不断。，而且在他们的诗中总是可以看见四处泛滥的眼泪。他们对白天的现实生活不关注，而是固执地关心自己个人的虚假的抒情。也许你可以说这也是诗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脱离现实的诗又能让谁满足呢？我的女人是沉默的女人/她像炊烟忠实于天空/一辈子忠实着一个男人/她总是在黎明或黄昏升起/敞开又关上我和她的家门/让我大碗喝酒大块嚼肉/任我打任我骂她低着头/有时我爬在地上像一条狗舔她的围裙/她在夜里孤零零地守在黑暗中/听着我和乡村的荡妇们调情-——《我的女人是沉默的女人》当于坚在１９８３年写下这样富有生活质感的诗句时，中国的绝大多数诗人都还深陷在血泪控诉式的泛政治抒情中，然而于坚先走了一步，通过《尚义街六号》、《作品号》等一系列的作品，开始建立起自己那简明、日常化、注重细节、回到事物本身的写作美学。当晦涩成了大部分诗歌的通病时，于坚的诗歌显示出了难得的朴素力量；当越来越多的诗人远离生活现场，转而习惯于二手的阅读经验时，于坚却甘愿留在有血有肉、看起来却平常的生活中，以期用词语保存一些私人的细节和记忆；当整个诗坛因为海子的自杀而热衷于麦地、王子、天空这些集体乌托邦的语言符号时，于坚却清醒地从其中转身离去，并尖锐地指出：“细读某些先锋诗歌，不过是词汇的变化史。基本的构词法———‘升华’，从五十年代到今天并没有多少变化，不过是把红旗换成了麦地，把未来换成了远方而已。于坚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先锋诗人”，但当于坚发现所谓的一些先锋诗人们从本质上看沿袭的仍然是老套时，他转身离去，拒绝了“先锋诗人”的桂冠。他保持着自己一贯的民间立场，仍然用最平常的语言抒写最基本的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他倡导“回到常识，走向事物本身”。在习惯了象征、意象、诗眼、隐喻、升华等诗歌的人们看不见诗意的地方，于坚写出了他的诗，他刻意回避那些大词，从平民中，从普通人中寻找与他的日常生活、普通人、平民意识两相吻合的方式，他重铸了诗性，在平白如话的口语中营造出令人回味的诗意。诗歌之所以会在今天面临如此艰难的境遇，实在是与许多诗人背离了诗歌的原意有关。如果有更多的人愿意像于坚这样，从词语、原创和生活本身出发，诗歌的命运必将改变。用于坚的话说：“应该是时代和它的美学向诗歌妥协，而不是相反。”参考资料：〈1〉《棕皮手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参考资料：〈2〉南方都市报2004-05-3109:18:09参考资料：〈3〉《诗刊》2004–03点评：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一直处在摸索、模仿的岔道而未找到自己的方向，三十年代以至抗战期间，“九叶派”诗人穆旦等为中国现代诗坛擦亮了火光，从个人式的抒情口吻中走出来，让诗歌重复高贵的品质，然而如昙华一现般短暂。十七年文学期间，所有文学样态都笼上意识形态影子，包括诗歌，主题先行的颂歌并未能保持住贺拉斯式的人格魅力而走向程式化。文革之后，伤痕文学，朦胧诗歌的本质是一种哀悼不幸、推卸责任的感伤情感的复制。之后，我们审美的多元让诸如“非非”等诗群一夜间喧哗着中国诗坛，所谓先锋，却只能让诗歌朝着孤僻化的路子，逐渐疏离了我们的生活，普遍的情感而沦入个人虚无情感的陷阱。在此中意义上，于坚的出现，那种不费解的口语式的诗意和朴质本真的情感，如作者所说的”平民式“的书写，带给我们一种亲切，欣喜。（点评人：暨南大学郑焕钊）

2006-03-04 00:00:00 作者:李萧然 9576 0

青春 真实 电影

缘起：贾樟柯《小武》——行走着的小武小武行走着，在1997年山西汾阳的街道上。戴着黑框眼镜，大号西装，头时刻歪斜着，舌头总是顶着腮。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几个人——和他的三个小偷徒弟，和一个歌女胡梅梅。他寡言，不怎么笑，每次挑（偷）了皮子（钱包），总是把里面的身份证扔进邮筒……更多时候，他还是行走着，一如你身边匆匆而过的再平凡不过的人。小武是个小偷。因为这个尴尬的身份，从前的“同事”现在的大款已不愿再同他说话，更不要说会主动邀请他参加婚礼。得知婚期的小武，在“严打”的口号下，铤而走险，连续作案，终于因此而被捕。此时此刻，他所记挂的，不再是徒弟的负义，小勇的轻视，母亲的讨好，他只希望能看一眼寻呼机——终于，它响起：一个姓胡的女士祝你万事如意。小武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甚至他有一个令人鄙视的职业。但是小武的意义不在于提供一个说教的工具，他的喜怒哀乐在提醒着我们，生活的一种真实性。人们对于伟大的定义往往是建立丰功伟绩，出人头地，为自己的头顶罩上一圈又一圈的神圣光环，膜拜不已。这是一种生活。然而这决不是生活的全部。我们也许会仰望、艳慕、进而谄媚，却忽视、鄙夷、甚至践踏——身边存在的另一种人，毫不起眼却真实的存在。也许他们一无所有，明天是小孩子口中吹出的一串泡泡，顷刻间碎掉；但是今天却依然如大理石般坚硬、真实：小武去看望生病的梅梅，小武的热水袋，梅梅的歌声，在那间低矮的平房里弥漫着：一种久违的暖。褪去所有或真或假，或虚或实的身份，一个人所能给予另一个人的纯粹的暖。《站台》：记录寻找的每声呻吟如果说《小武》是关于一个真实的独语版，那么《站台》则是关于一个巨变时代的青春痕迹。1979年的中国，当乌云散尽，一切旧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都在瓦解，崔明亮、尹瑞娟、钟萍、张军，我们看到这几个文工团青年，依然是或蓝或绿的解放装、棉布鞋。直到张军去广州看望姑妈，一句“花花世界真好”和一把红棉吉他，为一片灰雾中洒了一道艳红；钟萍学会吸烟，学会画眉；崔明亮穿上条喇叭裤——80年代正是他们最可宝贵的青春，撒播在他们所走过的每一个寂寥村庄，每一条扬尘的黄土地，每一个临时搭凑的舞台。有人说，这就是放逐，不是某一个人的放逐，而是集体的放逐。然而，我想说的是，寻找。也许他们的青春不过是一个闲得发慌的午后，不过是一个过了时的新发型，不过是顶着台下扔的臭鸡蛋、西红柿声嘶力竭地唱《站台》——然而，他们的确是在寻找，寻找的目的与意义都成虚空，惟有寻找的动作犹如那条梦中的铁路般绵延不已。是的，他们存在着，他们寻找着，虽然他们根本没意识到这也是一种寻找。当他们或幼稚或拙劣地模仿那些五光十色的镜头时，带着激情、渴望、投入……青春的一个个闪亮字眼不会因他们笨拙厚重的外壳而发生质变，相反，愈加闪亮。虽然，无所谓结局的结局趋于宿命的妥协：钟萍离开了家乡，张军的头发留成了“妖道”，跳舞的女孩儿成了税务官，而崔明亮，烂瘫在一堆沙发里，闭着眼。但是，这已与青春无关。结局总以为自己是枚标本或是徽章，可以将青春牢牢囚禁，这个荒诞的笑话一点都不好笑，青春在眨眼的瞬间收起了闪着柔光的羽翼，不留一丝痕迹——生活，仍在继续。《任逍遥》：狂想过去19岁的彬彬失去了工作，出没在小城的各个场所。他的好友20岁的小记个子瘦小留着不羁的发型，喜欢骑着一辆摩托车，无所事事的游荡。22岁的时髦女明星巧巧，出现在小城的各个舞台上——主要推销“蒙古王”酒的演出。巧巧有个黑帮大哥乔三，而小记想泡巧巧，就得罪了乔三。彬彬想去当兵，检查出肝炎，为了还钱，他和小记绑上假炸药，去敲诈银行。习惯于几近不真实的唯美画面，习惯于3D制作的精良动画，习惯于飚车的快感和肉体的惊艳——习惯于电影中最具感染力的细节。这渗透进电影人丝丝缕缕情感的细节，一如《小武》中那些不经意的瞬间，回响着贾樟柯的固执理念：真实与体味。不要妄想从《任逍遥》中找到一个泛滥的故事，或某种道德典型，目光追随几个青年人的脚步，就可以走进他们的内心：彬彬和女友坐在包间里，刻板而单调；被乔三问一句打一句的小记只重复者“高兴”；派出所里，彬彬紧靠墙，唱起《任逍遥》……一个个似曾相识有极为平凡的瞬间，只需你从容、冷静、完整的旁观。片片岁月的倒影也许有些相似的边角。相信爱情，就不会再虚无。更何况，相信青春。尾声：贾樟柯无论是天光将暗时街头拥挤的人流，还是阳光初照时小吃摊冒出的白汽，都让我感到一种真实的存在。我愿意面对真实，尽管真实中包含着人性深处的弱点甚至龌龊。我愿意静静凝视，中断我们的只有下一个镜头下一次凝视。我们对自己承诺——我不修改。

2006-03-04 00:00:00 作者:佚名 9606 0

儒家的入世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在伦理学、宗教学、哲学、政治，甚至是在文学等范畴,都受到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主题,将仁爱之心由己推而广之,使人人以礼相待,以至于整个社会,造就一个大同的理想乌托邦,这是儒家学说拥护者长久的希望。也正是儒家这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积极的投身国家的思想,使历来的封建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以此作为人生最终的目标。这种入世的思想不但在政治上发挥效用,同时也渗透到各个层面,甚至是在文学艺术方面,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孔子对诗的"兴,观,群,怨"说:"诗可以兴,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由"兴"感发修身的意志,"观"风俗之盛衰,"群"合团结的作用,"怨"刺上政,可见这是孔子根据长期的文学实践经验所作出的对文学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功用和为礼教政治服务的价值的概括。由此也体现了儒家的入世思想与文学是有紧密的联系的。一代文学的产生是需要环境的氛围,儒家的入世思想正是营造了文学创作上的氛围,让无数的知识分子得以将他们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籍此喧泄出来,同时也使得这种建功立业的题材历久不衰。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乱,知识分子目睹这一切,激发起他们要大济苍生,建功立业,拯救生民于涂炭的雄心壮志,以曹氏父子,建安七子为首的文学家将他们对社会离乱的忧虑,,对人民苦难的关心投放进文学中,形成建安文学。建安文学正是将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等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构成了"建安风骨"这被后世的诗人们追慕着,并成为反对淫靡柔弱诗风的一面旗帜。对慷慨多气的建安风格,刘勰有过中肯的评价,说:"观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慷慨而多气也。"在建安文学中以曹操,曹植父子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曹操的,,;曹植的,,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将作者要招纳人才,帮助建功立业的意志表露无遗。曹植的：[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在中塑造了一位为国捐躯,视死如归,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的壮士形象藉以表达自己也想报效国家的愿望。“仁”是儒家最本体性的东西,“仁”作为“爱”,作为“恻隐之心”是一种情感,而“情”是全部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成部份。所谓的“入世思想”其实正是对世间事物有“情”的一种体现。对国家社会的关心,对人民百姓的体恤,对自身品格修养的追求,所表现的正是诗人作家们心中的“情”,这种“情”在文学作品中抒发出来,成为衡量文学作品是否具有社会意义的重要标准。如我们所熟悉的诗圣杜甫,其作品就充分的流露出对社会,对民生疾苦的关怀,以及忧国忧民的情感。他的诗所蕴含的是一种沉郁顿挫的风格,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这缓慢,深沉的感情基调源自于他的仁者之心,儒家的入世思想和对世间万物有情的表现。如他的,,>等都是控诉当权统治者们大肆发动战争,只顾个人奢侈生活,劳民伤财,无视百姓生存的作品。杜甫：[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史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诗中刻划了当权者的不仁和残暴,还有百姓深受其害却无力反抗的情景。源于政治道德遭遇的情感一直是被认为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的,这种情感蕴含于文学作品中,使作品具有重大的思想份量,这样的作品也为后世的评论家们所重视。反观那些缺少“情”只具备形式化的文学作品其在文学或社会上都不具有任何深远的意义并且是受世人轻视的。刘勰在中就分出了为文造情和为情造文的特征。他认为“诗三百”是为情造文,其“志思蓄奋,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是为情造文的典范,为情者,为了把真情表达出来,会写出“要约而写真”的作品;而那些辞人赋颂,诸子之徒,本来心中并无忧愁,而“茍驰跨饰,”造出许多淫丽而“泛滥”的作品。所以真情者所作之文,实如桃李不言成溪;矫情者作文,便如“男子树兰而不芳”。由此可见“情”在文学作品中所占的重要位置,而这正是儒家的入世思想的体现。儒家的入世思想是使文学作品中的现实主义步向更成熟的阶段。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它是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并不断丰富,逐步完善,渐趋成熟的。一般而言,现实主义的发展须经历三个阶段：第一,古代朴素的现实主义。这主要是指原始文艺和奴隶社会中具有现实主义因素的文学作品,它的主要特征是简单而朴素地描述人们的劳作、战争、生活的片段和方面,具有如实的描写生活的倾向,但缺乏典型的文学形象,也很少典型环境的描写。中的很多篇章就属于这一阶段的现实主义文学。如,,等。第二,是完善、成熟的现实主义。它的主要特征是,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严谨的组织结构,感人的典型形象,广泛、深刻、具体、生动地再现了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儒家积极的入世思想正是使知识分子将他们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对自身的感情充分的发挥和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使那些文学作品真实的反映社会现状,同时流露出真挚的个人情感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如汉乐府民歌、、、等;又如[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动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餔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诎,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在这篇里刻划的是一个城市的贫民,在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无衣无食,最后不得不为家人的生存铤而走险从事非法活动的社会情况,同时也寄托了作者对低下阶层的贫困生活的怜悯。由民歌中可见现实主义正趋向成熟,透过平白的叙事手法,对人物的语言,动作的描写将一个在生存与道义之间徘徊的人物表现得栩栩如生。还有在盛唐时期的杜甫,白居易,陆游等伟大的诗人,以及后世相继出现的无数作家,都将儒家入世的思想体现于文学作品中,使之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独特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由渐趋成熟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最后过渡到批判的现实主义,以在小说中进行深刻的揭露和严峻的批判,从而达到如梁启超所认为的“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革命始,欲先民,必自己新小说始。”的改良群治和新民作用,如鲁迅,矛盾等人的作品便是以笔为匕首刺贬时弊,透析现实生活的阴暗面。儒家的入世思想引导了中国知识分子们由自己的修身做起,到怀有报负关心国家,立足社会;这种为天下苍生尽责的心同时也由文学作品充分的体现出来,从而对文学作品的题材,社会性以及创作方法都有深远的影响。参考书籍：1.文学价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文学理论基础（上海文艺出版社）3.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4.古诗文精读要解（巴蜀书社）5.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6.宗法论理精神与中国诗学（上海三联书店）

2006-03-04 00:00:00 作者:杨少媚 9595 0

小议文人

提起“文人”二字，有些人心目中大抵会有一些轻蔑的意思，或许会多少想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文人相轻”，“文人好色”等诸多贬义之词。如宋朝刘忠肃就告诫其子弟：“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则无足观矣。”轻蔑之心，溢于言外，只差没有像元朝皇帝那样明令“八娼九丐十儒”公开排座次罢了。欲评文人，首先就要明白文人之“文”。我们而今所说的“文”，一般主要是指文学。所谓文人，自然就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然则，古时说之“文”与今天有所不同。文人之“文”，在春秋战国时，乃文化和学术的总称，具体而言就是《诗》、《书》、《礼》、《乐》等著作，其中只有少数是文学著作。其时虽未出现“文人”一词，与“文”打交道的，多称“作”或“作者”，是指那些知《书》而达《礼》，言《诗》而通《易》的博学之士。战国后期，各国疲于攻守，忙于利害，法家理论备受统治阶级青睐。而法家反对一切诗书，文学，认为是游辞虚文，对国家有害无益。“农战之民千人，而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韩非子·农战》）。所以对诗书，文学要反对并排斥之。而诸子百家中，最倡导“文”的正是儒家。墨子作《非乐论》，又提倡“先质而后文”，对“文”之的认识仅在于实用。老子则反对一切“文”，认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致于无为”，提倡“绝圣弃知，民利百倍”。庄子更是要“灭文章，散五彩”，以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对“文”是不屑一顾的。只有儒家始终紧守着“文”不放：不仅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而且对于“文”的评论也是诸子百家中最多，最细的。所以韩非子把儒者列入到“五蠹”，称其“以文乱法”。法家受尊崇之时，便是儒家受灾难之日。至秦始皇一统天下，焚书而坑儒。“文人”们的灾祸，始于其时。而经此一劫，不单是文学典籍，便连“文人”自身应有的襟怀及怀疑之精神也随之大量丧失。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质也是把“儒”当成“术”之一种而已，但毕竟是公开把它当成一面旗帜了。既已独尊儒术，“宗经”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汉代的风气。此时的“文”不仅包括儒家典籍，文学成分也增加了不少。此时的文人虽以诵经学经为主，但与文学有了较密切的联系。而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其时文学作品中铺张扬厉的风气，在汉赋中尤其明显。一方面是经学的烦琐呆板，一方面是辞赋的铺张扬厉。前者失之于笨重，而后者又失之于华丽。这也类似于后世文人中存在的两种不良的极端：一种是墨守成规，埋头读经而脱离实际的书呆子，一种是头重脚轻，浅薄虚妄而夸夸其谈的文痞。魏晋时，文风趋于清俊，通脱。曹丕著《典论》一文品评建安七子。建安七子均是从事文学创作之人。可见，当时把七子称为“文人”，其“文人”之含义与今天我们所认同的含义已相差不远了。曹丕在《典论·论文》之开头便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文人相轻”之说法自此流传；曹丕而后又说“盖文章，经过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又把“文章”之作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谓“文章”，已经主要是指诗赋、散文等文学作品了。“文人”之含义至此似已基本定型。而其特性，以我陋见，以为有以下三点：一、心高气傲。文是文人之长处，亦是其兴趣之所在。作为文人，太多以不能博览群书，自成一家为耻。既然已熟读万卷，尽知古今纵横之事，而又精研其中一门或几门学问，真真是“腹有诗书气目华”，而这股“气”除表现为才气之外，又往往带有一点傲气。个个都如高傲的刺猬，难免会文人相轻。二、情绪波动大，或者说是喜怒不定，极其敏感。西晋某名士雪夜访友，将到时兴尽，乃归。做事全凭兴致。文人之所以情绪波动大，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书生意气太浓，易激起心中鸿图大志，而少考虑世道艰辛；易慷慨激昂，忽化成绕指柔情，而少顾及旁人之看法感受。天性率真，胸中缺少沟壑城府。另一方面也是其角色所要求：传世之作，或以气势惊人，或以柔情动人，或以文辞取胜，或以道理见长，总是作者真情实感的表现。心如止水，古井不波的人只能去写佛经却难以写出好诗。同理，文人若没有了心中独有的那份激情，便绝无佳作产生。激情来时亢奋，退时则平静或低沉，所以情绪受其影响，难免波动会大。三、偏于浪漫，不切实际。文人之讲究浪漫，自古即然。所谓“郎才女貌”，这个“才”相当程度上有包含“文比之才”的意思。所以文人们除渴望能经天纬地外，便是恨不得能如曹子建一般七步成诗以博佳人一笑。除在感情上容易临风洒泪，对月伤心外，在事业上，文人们也容易重浪漫而不切实际：在心中藏有计策千条，运筹帷幄不下百次，而皆难于付诸实际或实践能力太差。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就是这样。文人虽有这般那般的毛病，但也有许多可爱，可敬之处。当然，这是专指真正的文人而言，对那些粗念过几本书便招摇撞骗的人不适用。其可爱之处在于有一颗赤诚率真的心，其可敬之处在于有一双明亮而“狠毒”的眼。因为赤诚率直，心里便容不得假、恶、丑，便总想把其铲除。而文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但他们总不气馁，要用手中的笔，痛苦淋漓地声讨一顿；如果泣不行，也宁愿负手独立，而绝不同流合污，而也正因为他们对理想的执着，故容易成为殉葬者，而史书上也因他们的气节、风度而频添光彩。因为胸藏万卷，学富五车，看尽了先贤们智慧的结晶，文人们的眼睛容易变得明亮而“狠毒”。历来朝代更迭之际，新统治者登上皇位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安抚（或压制）这些最易评论的时事，最易慷慨激昂的文人。究其原因，便在于惧怕那一双双久而久之必然洞穿“天朝伎俩”的“狠毒”的眼睛。所以说，文人成也文也，败也文也；兴于文，而亡也在于文。能以小小笔杆书写畅丽人生者，少之又少也。

2006-03-04 00:00:00 作者:张志清 9614 0

也说故事

这篇故事的人物来自历史与幻想。当历史学家不紧不慢地叙述他们的故事时，他们的灵魂已经衰老，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皱缩的姿态，疲惫而慵懒。我试图重复他们的故事，就像当初污秽的铜镜，以及他们不常见到的玉砌的深井，如一缕澄黄的月光流向他们握着匕首的指尖。我知道（也许应该换一个更具体的动词，谦卑或者高傲）这样做是卑劣的——他们是一枚枚银币，一块块晶体，——我则把他们比喻成火焰，幻化成蝴蝶，雕刻成通体透明的老虎。关于他们的名字，每一个人，不同的历史书有不同的记载。有的学者试图使读者相信这些不同的名字有相似的发音。有些学者更加恶毒（前者也许有一些愚蠢）的使他们的成员成倍增加，像男女交媾一样。我不记得我引用的名字出自哪本历史书，一如我不清楚谁写下了下面的故事。断裂的衣袖曹沫是鲁国的将军，带兵和齐国打仗，吃了三次亏。他赋予历史学家叙述血腥和暴力的权利，在这种血腥和暴力中溅满了他的泪水。有人说，鲁国已经把齐鲁边境的小城一块块割让给了齐国。鲁庄公否认了这种说法，用严肃和责备的语气。曹沫暗自难过，这种难过的情绪和眼泪分属不同的范畴，后者是液体相的，如迷宫一般，而前者则如早晨的光线慢慢生长。他一次次地在自家庭院徘徊，始终想不到对付齐国的办法，一直到夕阳下山，天空收敛起忧郁的蓝色，偶尔泄漏的红霞像是战马的血。曹沫停止了徘徊。他环视四周，庭院里的每一寸土地他都熟悉，屋檐的雕镂，墙角的斑驳，窗格的花纹，庭院深处的长木椅；他无法容忍这些细致的形象。他突然怜悯起鲁庄公登高时千里的目力和摊开地图时惊人的记忆力。他抽出自己的匕首，像深秋的孤独的稻穗直指向天空。不久，齐国和鲁国在柯结盟。根据后来历史学家的猜测，为了表示结盟的诚意，齐国归还了先前侵占鲁国的土地。曹沫也参加了这次结盟活动，回鲁国后，在日记里记录了自己的一场梦，但是却令人不解的使用了第三人称。历史学家尽可能的还原了曹沫的日记，甚至还原了日记簿上粘有的曹沫书房里的灰尘，但仍然留有谜一般的省略：“曹沫梦见自己蹿到齐桓公身后，左手抓紧齐桓公的衣袖，右手握着匕首……突然，齐桓公的衣袖断裂，曹沫差点从梦中惊醒。他呓语几声，继续作梦。那断裂的衣袖缓缓飘落，似乎越往下落，离地面越远。不知道是被恶鸟啄了，还是被雷电劈了，这巨大的衣袖碎成一块块，如裂开的地图，散落一地……曹沫把这些碎片拾起，交到鲁庄公手里。”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写下了《三梦记》，我不知道这奇异的梦属于其中的哪种类型。涂鸦的墙壁从前，赵国的一个国王不喜欢宫廷墙壁的绘画。他的墙壁总是像纸一样白。有一天，他却叫人在屋子的墙上画了三幅画。这三幅画是三个故事（我现在把它们合在一起说）：古时候，这条街市上，有一个小姐非常的丑陋，但是她家里很有钱，穷小子们都想娶她。她却想嫁给一个聪明的男子，一个欣赏自己容貌的男子。可是，她实在太丑了，没人喜欢她的容貌。有一个卖柿子的小贩听说很远的地方有一座山，山顶上有一根很轻的羽毛。这洁白的羽毛会教你赞美女性的容貌。小贩吃了很多苦，终于得到了这根神奇的羽毛。他对那位小姐的容貌大加赞赏，说得跟真的一样。小姐很高兴，决定和他结婚，并且要仔细打扮一番。婚礼的时间到了，人们左等右等不见小姐。一直等到天黑，小姐还是没来，客人们实在饿得不行。可是小姐不到，婚宴不能开始。客人们全都回家吃饭去了，我们的这位小姐还在自己的屋子里化妆呢。有一天，街市上来了一个怪人。他没有眉毛，头发也剪得乱七八糟。大家都不认识他，以为他是一个要饭的。有人问他，要饭的，你从哪里来？这个怪人也开口说话。一个过路的女子听见他的声音，说，这个怪人我从没见过，为什么他的声音那么像我失踪的丈夫？女子疑惑不解的走过街市。怪人说他饿了，抓起身旁烤甜薯的烧炭，香喷喷的吞了下去。第二天，那个女子又来到街市。她看到一个男子没有眉毛，头发也剪得乱七八糟。这个男子声音嘶哑。她从没见过这么古怪的男子。她的孩子也不曾见过。这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那位女子早已不在人世。可是，她的孩子或许还在。如果你们有兴趣，我是说你们如果对那位丑陋的陌生男子有兴趣，可以去问问，那位女子亲爱的孩子，我猜他们还活着。伤痕累累的披衣豫让举着剑狠狠地向赵襄子的一件披衣刺去。他的身旁是一排排赵襄子的卫士。这是他刺的第二剑了。起先，他一手拿着披衣，一手刺剑。现在，这披衣漂浮在他面前，像长了腿一样。锋利的剑在披衣上又划开了一个大口子，豫让吃力的把剑抽出，胳膊酸痛。他一不小心又刺了一剑，不可遏止的鲜血从披衣中涌出，模糊了他的视线。豫让的皮肤迅速腐烂，毛发如早该零落的树叶瞬间枯萎。他艰难的在自己的喉咙上划了一个大口子，喉咙口冒出滚滚的浓烟。赵襄子说，豫让刺第一剑时把自己想象成知伯的儿子，是报父仇。他把自己想象成知伯敬仰的国士，刺了第二剑，吃力的从披衣中抽出。仓促的第三剑，为了他的名誉长存，所以他的形体溃烂，接着消失。没人要的黄金聂政是一个杀狗的屠夫，他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老母亲。严仲子为聂政的母亲祝寿，送来了百两黄金。聂政不肯要，他和母亲都没见过这么多黄金，但是心里很高兴。聂政的姐姐却倚在破落的门框上叹息。老母亲不明白女儿的不安，也没有把自己的不解告诉儿子。母亲去世后，姐姐也出嫁了，聂政去为严仲子杀仇人。他提着一把明晃晃的长剑，敲在地面上，砸出火星。他用这把长剑结束仇人的生命，也毁坏自己的面容。有人说，这是为了隐藏雇佣者的身份。也有人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觉得在隐藏雇佣者的身份的同时也掩埋了自己的名声，这样做很不值得。他们都没有识出这张混沌的面部之下的平静的期待。但是这个平静的混沌的脸又是一个危险的象征。聂政的姐姐迎合了这种危险，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她来到韩国的街头，高声宣布这个“暴徒”的姓名和籍贯，特别感谢了严仲子对自己弟弟的赏识，在悲痛中猝死在聂政尸首的旁边。那颗被长剑划得模糊的头颅，只拥有了片刻的平静。这平静一开始就像一件快要破了的旧衣服。聂政不会听见姐姐当众宣布自己的名字，一如他当初没听见姐姐无可奈何的叹息。他固然要隐藏严仲子的身份，但更不想惊动出嫁了的姐姐。他期盼他的事迹如一首随风消逝的民歌。但是最终他显赫的永恒的名声如黄金雕塑一般。他的姐姐是贪图黄金的雕塑者，为了她和弟弟未曾得到、给母亲祝寿的一百两黄金，为了没人能够得到的国王为辨认尸首悬赏的诱人的一千两黄金，恶狠狠的提及了严仲子的名字，恶狠狠的训斥了街头那些国王的子民。掷出的药囊历史学家一般不怀疑以下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它是用第一人称叙述的，但是也有不可避免的不连贯）：“我叫夏无且，先前是秦宫中的医生。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叫秦舞阳的少年时，还只是一个实习医生。我的工作是在咸阳宫里端药囊，从日出到日落。我有时也踱步，但是步子很小，就像风吹过时，墙壁上悬挂着的象征先王的剑摇晃。我也不知道药囊里究竟装着什么。那一年，秦舞阳十三岁，皮肤非常得白。荆轲说他是一个乡下人，没见过世面。我不相信。我从秦舞阳的眼中窥见了这个少年的残忍。他那苍白的脸分明是一句反话，记录了燕国百姓对他的恐惧。我们这些秦国大小官员傲慢的脸色和脸皮下的凶残反倒是……我越想越可怕。这时宫中一片混乱，大理石地面、黄铜柱散发出各种古怪的声音……我在慌乱中掷出手中的药囊……”秦王拾起地上的药囊，交到夏无且手里（历史学家虚构了秦王弯腰的动作，狡猾的，仅仅用了“拾起”这个普通的动词）。附记：《史记·游侠列传》按时间顺序叙述，在曹沫到专诸之间甚至有十分具体的年代——一百六十七年。专诸不是这篇小说中唯一被忽略的一个人物，但却是有意忽略的，因为他甚至没有得到吴王阖闾的眼泪。豫让决定成为知伯眼中的那个人，我几乎没有自信说明在豫让心里到底是为知伯报仇重要，还是作为一个复仇者本身更重要。我虚构了赵襄子的话，表示对他的敬意。荆轲的故事是最可相信的，因为夏无且的存在；但也很难说是不是司马迁的一面之词。我更关心狠毒又懦弱的十三岁少年秦舞阳，添加了完全不可靠的解释；我不希望他是那种无头无尾的人物。至于荆轲的命运，鲁句践的叹息最具说服力（有些类似齐楚晋卫对聂政和他姐姐的称赞），司马迁在荆轲故事的开篇就埋下了伏笔；我又一次有意的忽略，不知道能否突出英雄的主题。但是荆轲在死之前可笑的说辞，让我想起曹沫故事中管仲的存在；我把秦王断裂的衣袖移植到了齐桓公身上。最后一个值得说明的人物是燕太子丹，司马迁否认了“天雨粟，马生角”的传说，但是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这让我对燕太子丹如何逃出秦国表示怀疑，甚至怀疑整个故事的完整性。我觉得燕太子丹的狡猾过于暴露，宁可相信他是不存在的。《战国策》的记载让我对故事中的女子添加了笔墨。但是我无论如何不能生造出淫乱的太后这样的形象。这使故事的可读性大大降低。这也使我重新思考司马迁的叙述中高渐离的合理性；我觉得这个人物完全是无中生有。《战国策》中对话的优势在这篇小说中几乎找不到，我觉得是小说的气氛不允许。刘向也许会习惯我的小说的叙述方式，据说，他的儿子写下了为我所迷恋的杀龙术的主题以及和熊搏斗的爱好。也许我还参考了《公羊传》，但是我不能具体的说明我在那里学到了什么。如果班固的《汉书·外戚列传》写完李夫人的故事就结束，从篇幅和气氛上来说，就成了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的延续。“这篇小说能否成立取决于它的气氛”，因此，伍员的坚毅是我不得不回避的。

2006-03-04 00:00:00 作者:佚名 9601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