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涂武生（《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原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原所长、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只描绘了马文瑞的前半生的事迹，只写到1949年5月23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前夕马文瑞离开了延安。从那时起到今天，又经过了几乎半个世纪。由于我长期工作和生活在首都，有幸能在许多重大的社会活动中，或者在电视里还常常看到这位老党员、老干部、老革命的高大身影。虽然已是85岁的高龄，他依然还是那么精神抖擞、容光焕发、生气勃勃、神采奕奕；当我与他握手时，那只伸过来的大手竟是那么有力。他仍然像以往那样，热心关注和积极参加国内外的许多重大活动，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忽培元在书的《后记》中，简略地介绍了马文瑞建国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一些活动，如要求和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给党中央上送《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书》；4次批示、写信并多次督促政协有关部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到天津大邱庄了解情况、查处禹作敏案件；以及向江泽民同志亲自提出对党中央今后工作的建议等等，等等，虽然极不完整，但已足够感人。这后半生的事迹，看似普普通通、平平常常，不像前半生那般轰轰烈烈、惊心动魄，可平凡中寓意着伟大，普通中蕴含着崇高，对新一代同样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从我个人的心情来说，是希望能早日读到《群山》的续篇的。

 不过，我同时也感到这部续篇的撰写不是那么容易，可能在某些方面比《群山》还要难。因为描写的对象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与过去大大不同了，职务与地位有了很多的变化，和平建设时期表面上看不像战争巨变中那样有传奇性；这样，就更需要从平淡中去发现和采掘闪光的宝矿，就更需要运用为新时代读者易于和乐于接受的艺术手法，也就向作者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还有，既然是上、下篇，也就存在着作品风格、结构和品性的连贯和统一问题，两者的反差不能太大。这些，都需要作者有足够的各方面的准备。应当说，积累了多部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包括《群山》这部近40万字长篇著作的写作经验，以及长期丰富的基层工作生活经验的忽培元同志，在已有的基础上再向前跨越一大步，飞跃到一个新的高峰，尽管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可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我相信，经过作者的不懈努力和细磨细琢，《群山》的续篇一定会更加光彩夺目，耳目一新，熠熠生辉，引人入胜！我期待着她的早日问世！

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

《群山》——不朽的雕像之第四部分

第59章：马文瑞认真地听着，努力把周恩来讲的每一句话都牢牢记在心里。他感觉到了肩头担子的分量

 中共东北军工委驻扎在党中央、毛主席所在的保安县城。周副主席时常来安塞指导工作。马文瑞在安塞上川一个叫白家坪的村子里见到了周恩来。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周恩来一见马文瑞，显出很高兴的样子握着他的手直截了当地说：“文瑞同志，你对开展东北军的争取工作有什么想法?”

 马文瑞说：“我打算边学边干，请周副主席布置任务吧。”

 周恩来说：“这个态度就很好。我们干革命，本身就是一件新事情嘛。你们的任务，主要是负责安塞、延安这一带的工作。这一带是王以哲部的防线，大约有两个团，团部设在延安城里。可别小看这两个团，这就好比在我们的大门口设了岗哨，限制了我们的自由。做好了这两个团的工作，我们的事情就好办多了。你们的任务：第一，想办法让他们停火，不要再打我们；第二就是要宣传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激发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乘机还可以在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培养发展党员。”

 周恩来最后说：“总之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地位——流亡者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变为抗日的军队。因此，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道路的基本方针，党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也不是要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要争取东北军成为坚强的抗日武装力量，由红军的对手变为友军。”

 马文瑞认真地听着，努力把周恩来讲的每一句话，都牢牢记在心里。他知道，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周恩来亲临这里主持工作，说明这一带的争取工作很重要，他由此感觉到了肩头担子的分量。

 谈完了工作，也就到了吃晌午饭的时候。马文瑞告辞要走，周恩来说：“在我这里吃饭吧，吃完饭再走也不迟嘛。”

 马文瑞便留下来与周恩来同桌用餐。

 一会儿，勤务员端来了饭菜。很简单，一碗小米干饭，一碟炒土豆丝外加一盆绿豆南瓜汤。马文瑞也不客气，端起碗就吃。陕北人的生活习惯，吃米饭总喜欢把菜舀到碗里和着米饭一道吃，这和南方人的习惯很不相同。因此，一开始吃饭，周恩来便端起菜碟，不由分说给马文瑞碗里拨了一多半，说：“我知道你们陕北人只有把菜拨到米饭里才吃着香。”马文瑞说：“那是劳动时在山里吃饭养成的习惯。”周恩来不再说什么，一边吃着饭，一边开始认真地批阅文件，嘴里嚼着饭，眼睛瞅着文件，手里还不停地从菜碟中准确迅速地夹着菜，你说不清他是附带着处理文件还是附带着吃饭。他不停地放下筷子，用一枝铅笔在一份电报或文件的上方，迅速地批上几个字或一两句话，随即又抓起筷子吃起来。显然，他已经习惯了在吃饭的时候处理一些紧急公务，那个封皮上注明“急件”的夹子，总是在吃饭时摆在他的面前，忙而不乱，反倒显得格外敏捷。看到这种情形，马文瑞再也不能安心吃饭。他注视着周恩来那留着长胡子的瘦削的面孔和那双因长期睡眠不足、布满血丝显得有些混浊的眼睛。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已经有些苍老的人，实际上年仅三十八九岁。他肩负的担子实在太重，工作的头绪也太多，繁忙的事务致使他没有时间休息，只能夜以继日地工作、工作，像一部机器，几乎不停息地运转着。难怪上次交谈时，正说着话，他就睡着了。此刻，马文瑞真有些后悔那次把周副主席惊醒了，应该让他多休息一会儿，他过度疲劳的身体，太需要休息啦。可他看见那撑着蚊帐的炕上，被褥叠得整整齐齐，像是好久没有人动过一样，只是那件旧棉大衣丢在炕边上，也许是用来和衣盖着睡觉的。

 “哎，你怎么不吃饭?快吃吧，你们陕北的小米饭，可是要趁热吃的。对，吃完米饭，喝一碗绿豆南瓜汤，这是最好的消暑食品。”周恩来说着自己带头大口地吃起饭来，一边吃，一边还说：“别看这饭简单，可都是好东西，营养价值很高。”马文瑞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吃完饭，他要走了，周恩来派警卫人员一直把他送到村外大路上。临分手时，马文瑞问警卫：“周副主席每晚几点钟休息?”“有时通宵工作，有时是天快亮了，才盖着大衣打个盹儿。”“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返回的路上，他的心很不平静，有几分亢奋，也有几分沉重。他想，周恩来同志的忘我工作精神，为共产党人树立了一根很高的标杆。中国革命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它的目标的远大，更在于艰苦卓绝的斗争，磨炼造就了一大批这样无私奉献着的伟大的革命者。“干革命就应该像周副主席那样地工作!”这是拉着骡子行走在崎岖山路上的马文瑞不断对自己讲的一句话。

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英雄，那富于传奇色彩的事迹，总是充满了迷人的魅力，令人感到可歌可泣。而那些在革命这部大机器上，充当着某种不引人注目、实际上却十分重要的角色的人们，往往鲜为人知。看起来，他们没有直接创造辉煌的奇迹，他们没有亲自率领千军万马冲锋陷阵，他们甚至没有亲自举枪射击过，更没有端着刺刀同敌人展开过你死我活的白刃血战，但是他们在另一条战线上，于无声的战斗中，却为革命的发展和胜利，甚至为创造某种关键性的转机，默默无闻地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而这种推动革命前进的转机，又常常是千军万马也无能为力的。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普通而寻常的，别人也许更是这样认为。因此，那些轰轰烈烈的场面掩盖着的另一种辉煌和奇迹却至今鲜为人知。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英雄，他们的事迹虽不惊天动地，却是感人至深的。

 红军主力开始西征以后，陕北地区暂时出现一片空寂。张学良的军队，被迫放弃被日寇铁蹄践踏着的东北地区，离乡背井来到西北“剿共”，本身缺乏士气，又同红军交手几仗，被打得焦头烂额，只好画界防守，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不料红军主力西进以后，地方游击队却异常活跃起来，他们来去迅速，出没无常，搞得东北军日夜不安。边界地带小的战斗时有发生。东北军对红军有些害怕，对游击队感到头疼。于是东北军在边界地区修筑了许多碉堡和哨所，企图把苏区封锁起来。

 这天上午，山野里的太阳很毒，晒得地里的糜谷卷起了叶子。山峁上，安塞与延安交界的一座哨所里，有三个东北军的士兵还穿着棉衣抱着枪挤在一个小草棚下面执勤。陕北的山，在山峁上看就像许多摆在锅里的包米窝头，如今被烈日一蒸烤，热烘烘的更像刚揭锅的包米窝头了。一眼望去，周围除了这模样相同的“窝头”，再连一棵树、一只小鸟也看不见，更不要说有什么人。一个垂头丧气、瘦骨嶙峋的士兵口唇干裂着几道口子。他把腰间的水壶举起来摇了摇，发现里面没水了，但他还是拧开了盖子，把壶嘴颠倒过来对着口，老半晌儿才控出来几点水。他生气地把水壶摔到地上，声音嘶哑地骂道：“他娘的，蒋介石这个老不死的，这不是存心要把老子放在火鏊上烤嘛!‘剿共’、‘剿共’，剿他娘个屌，连个人毛也不见，剿他娘什么‘共’哩!”另一个干脆背靠在棚柱上歪戴着帽子，呼噜呼噜地打瞌睡。突然， 先前骂娘的那一个瘦子说：“唉，老李头，你看，那边山梁子上有人来了!”翻起裤腰捉虱子的老士兵连头也不抬地说：“哪有什么人，一连五六天了，连游击队也不见捣乱了。”“快看，真有人!大驴子。”他摇着打瞌睡的那位喊道：“红军来了，快，红军来了!”那一个听得，呼地由地上跳起来，迷迷糊糊抓起枪。“孙猴子，在哪里，红军在哪里?”“那不是，顺山梁那边走过来了。”三个人这回都看见了。果然有三四个穿着红军军服的人，大着胆子从山梁那边走过来了。走在前面的是一个腰板挺直的高个子，他穿着军衣却没有戴军帽，身后有人手里牵着一匹马。老李头急忙系着裤腰带，眯着眼睛望着山梁那边说：“奇怪，他们好像没带枪。”大驴子说：“该不是腰里别着烧鸡腿儿!”说着哗啦一声，把子弹推上膛，趴在地上就瞄准山梁上的人要打。孙猴子也立即趴下来，拉响了枪栓。老李头忙说：“哎，我说大驴子，你别他娘给我冒冒失失就开火，情况搞清楚再打也不迟。”于是，三个人都趴下来，子弹推上膛，对着那几个越走越近的人。大驴子说：“这回看清了吧，地地道道是他娘红军。看那样子，还有个当官的。”“哎，你没看见有一个还挑着一担水。”孙猴子的声音充满了兴奋。“去去去，难道说红军给你送水来了不成?”大驴子说着，又开始歪着头闭上一只眼睛瞄起准来。这一回，他把那个走在前面像是当官的那个放在准星里面。他的枪法准，那是全团有名的。他心里划算着这距离最多一百五十多码，只要老子的手指一扳，碰上天王老子也没命了。

 这时，却听山梁上的人把手张在口上对着哨棚这边喊道：“东北军兄弟们，我们是红军，是来给你们送水的。”

 大驴子一听，火了，嘴里道：“送水的，说得好听，一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我叫你给我再说假话。”说着就要扣动扳机。孙猴子从旁边把他一推说：“先别开枪!”这时，枪响了，幸亏孙猴子那一推，没打着人。

 对面山梁上的人听到枪声，站下来。这回喊话的是为首那个当官模样的人。他的声音很洪亮，是他们已经听惯了的陕北口音。“东北军兄弟们，不要开枪。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手里的枪，应该对着日本人。我们的每一颗子弹，都应该射向日本侵略者。”

这一回，哨棚里的三个士兵一下松了劲儿。他们的眼睛，虽然还看着山梁上立着的人，但心却早飞回东北老家那边去了。山梁上的人喊过来的话，像用一只手轻轻地揭起了他们心里头的伤疤，他们立即感到了疼痛难忍。他们是豪爽的东北人，又一个个是背着枪杆子的五尺男儿，却眼看着日本人来了，倒丢下父母兄妹妻子儿女，退到关内来“剿共”。日本人眼下正在他们的故乡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这使他们感到日夜不安，羞愧难言。三个人默不作声地想着心事，渐渐像是霜打了的庄稼，低下了头，枪杆子也歪躺下，显得无精打采。

 这时候，对面的喊话声又传过来，仍然是方才那个洪亮的陕北口音：“东北军兄弟们，蒋介石不顾东三省人民的死活，不叫咱们打日本，硬要叫咱中国人互相残杀，给日本鬼子笑话，我们难道能听他的话吗?”

 听到此，那个先前捉虱子的老李头早已是泪流满面。前些日子有消息传来说，他的老父亲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了，妻子和大女儿被轮奸后活埋了……他听着红军的宣传，觉得句句在理，他恨死了日本鬼子，恨死了蒋介石这个大卖国贼。当他听到对面传过来的话，多少日子积在心头的冤屈和愧疚，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丢下手里的枪，站起来，解开衣扣，亮出瘦骨如柴的胸脯说：“红军只要不打我们，咱东北军不跟红军较劲儿。有种的，咱联合起来打日本。”

 那边说：“这位老兄讲得好，真正爱国的中国人，应该联合起来打击日本侵略者，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是我们的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

 大驴子和孙猴子听得也丢了枪站起来，异口同声说：“只要联合打日本，谁他娘再‘剿共’，谁不是娘生爹造的!”

 山梁上的人听了，又开始走过来，他们果真为东北军兄弟们送来了泡了甘草根的绿豆水。为首的那个人，便是马文瑞。三个兵士见了他们，就像是闹了一场误会的老朋友一样，很亲热，也很有些不好意思。过去听当官的说，红军都是红胡子绿眼睛的怪物。今天见了面，觉得人家个个长得年轻又英俊，便知平日上了当。那个外号孙猴子的瘦兵士，一气儿喝了两大碗绿豆水，这才缓过劲儿来说：“我真不明白，你们红军整天躲在这穷山沟沟里，这么苦，为什么还闹革命？”

 马文瑞说：“为了砸碎人吃人的旧社会，为了让全中国的穷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那个老李头听了，抬起衣袖抹了抹有点发红的眼睛说：“天底下果真有这样的好人吗?”

 跟随马文瑞一道来的秘书张耀宇说：“咋没有，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个个都是这样的人。”

 那个性情暴躁的大驴子（本来姓吕），这时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心中暗暗叫险，要不是孙猴子推他那一把，面前这个好人，早就……他不忍心往下想，一时激动，握着马文瑞的手，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平日刀架在脖子上也不眨眼的东北硬汉，眼睛里却聚了两汪泪水。

 于是他们几个人，红军和东北军，像亲兄弟一样地坐在原本是一家用来对付另一家的哨棚下 用一只黑粗瓷大碗，喝着清凉的甘草绿豆水，拉着掏心窝子话。

 一连十多天，马文瑞就这样亲自带着人，顶着烈日，在红白边境地带一座山头一个哨所地走访东北军的士兵弟兄们。他把个人的安危完全丢在了脑后，就像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战士，奋不顾身地工作着。他和他所领导的安塞东北军工委的同志们用真诚的态度和明白的事理感动着、启发着那些东北军士兵兄弟们。有些人，还成了他们的好朋友、这些兵士，回到兵营里，没有不讲共产党和红军好话的，他们无形中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同样一个道理，被他们接受了，再由他们说出来，东北军的弟兄们更容易信服。很快地，一传十，十传百，包括那些下级军官在内，没有人再仇恨共产党和红军了。大家的心目中，渐渐地只剩下两个可恨的坏蛋：一个是日本鬼子，另一个就是不让他们打日本人的蒋介石。这一带边界上，再没有人愿意向苏区开枪了。他们果真把子弹留下来要打日本鬼子。他们每天在哨所里，剩下的事情只有一件了，那就是变着法儿骂着蒋介石那个乌龟王八蛋。

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