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拣了一身没有补丁又带一份新的衣服，我穿上了。母亲给我打了一个小包裹，叫我带上它，看到我穿着大人的衣服那副“道士”（“道士”以穿长袍著称，我们在学校里若见了别人穿了他长辈的衣服，拖着挽起又落的裤腿，甩着两筒长长的袖子，会戏称他为“道士先生”）样子，她干笑了笑。随后，我们一起走出了家门。
    母亲要带我到大姐家去。她是以“看女儿”为借口而征得父亲的同意的，她带我去找出路，是深知其“风险”的，真没想到她会为我着想。“把你带离这个家，到姐姐家去，再想办法。”母亲安慰受父亲之“吓”似悲伤欲泪的我，悄悄地对我说。父亲对我下的“逐客令”不是放空炮，从他那狰狞的表情中我就可以看出来。父亲说到做到，那回他在用餐之际对我“越骂越气”，结果他说“你这餐吃不成了”，而走过来夺走了我手中的碗，将之扔到地上摔破了。用餐时夺人家的碗，这据说是一大忌。俗话说：“雷公不打食饭人”，父亲有一回在用餐时对我打得很起劲。对父亲所有这些“反常”之举，母亲的解释是：他喝酒喝多了，什么事也不顾。母亲被父亲怒骂，父亲手指点到她的鼻前，偶尔打得她动弹不得……母亲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他的脾气就是这么凶暴、蛮横……
    “今年你已十五岁（其实我十四岁都还不满）了，别人像你这么大有的都当师傅敢一个人出门去挣钱。你父亲那样对待你，你自己心里也应激励自己去出门多挣点钱回来，好让父亲看得起你，自己的父亲都看你不起，别人更不用说了。在家里你若再呆下去，他不用扫帚赶你，也会将你打磨个半死不活。他的心那么硬，没年纪（年轻）时我都曾被他打磨个半死，瘫痪在地上……”在背着父亲的房间里，母亲还这样对我说过。
    大姐所嫁到的那个地方离我们这里大约六十里路，母亲带着我抄小路去，要近得多。这天阳光灿烂，和风阵阵，我们从早上七八点种出发，到午后一两点就到达了她家。大姐抱着个小孩坐在门口晒太阳，看见母亲领着我缓缓而来，忙站起身，既高兴又感到有一丝不解。大姐大年初二就回了娘家探亲，怎么能想得到——仅过了几天，母亲又来看她了，呵，母亲身后还有个小弟在跟着她呢。“姐姐！”我老远就对大姐喊了一声。我在家里只有对大姐喊“姐姐”的意识，对二姐、三姐我读是直呼其名的，我那时以为：只有大姐才是“真正的”姐姐，二姐、三姐都没有“资格”做我的“姐姐”——我喊了大姐“姐姐”，就不能再喊别人“姐姐”。
    “妈，你这么有心来看我啊。”大姐笑容满面地向我们说道，“晓愚，你也来啦。好，好——是走路来还是坐车来的？快到屋里去坐，桌上还有果子未端起来呢，你姐夫刚带了几个朋友回来坐了坐，他们刚走。”
    母亲嘴巴张了几下，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口。正所谓“家丑不可外扬”，姐姐的家婆、家公就在一旁笑眯眯地对我们做着“迎客”姿势，教母亲能说什么。
    据说姐夫的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有此背景做家居的“明镜”，光荣之中好客是不足为怪的。我们来到之后，大姐的家公及其夫人以十二分的热情接待了我们。我沾了母亲、姐姐的光，从一个原本在家里无立足之地又笼罩在恐怖之中的浑小子，从一个着装怪异又口袋空空的穷小子，一越成为人家的“贵客”，着实有点受宠若惊。母亲半个下午坐在餐桌旁与大姐的家婆絮絮叨叨，似乎彼此之间的“缘分”可以追溯到前两个世纪，她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大有“情侣”“久别重逢”或“知己”“相见恨晚”之形。大姐则坐在一旁乖巧地听，时而向母亲问寒问暖，时而又问父亲是否又喝多了酒撒酒疯骂人。
    待家婆去厨房里忙她自己的事，身边别无他人，大姐探听了母亲的来意，母亲对大姐轻声细语地说明了此行之“实质”：
    “……他叫晓愚自己找门路，若我煮饭给他吃，连我也打。——唉，女儿呀，我真的都快要给他逼死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他哪有那种能力去……”
    “妈，不要计较爸那么多，他人老了家里负担又重，加上他又好酒，喝醉了酒自然什么人也不认。晓愚现在可以暂时住在我这个做大姐的家里，过段时间我再帮他找个师傅，带他去出门……”
    “女儿既然这么体谅做母亲的，我感到蛮高兴。但是那个‘酒棍’对晓愚说那些话是绝对清醒的，他嘴里没有喷出酒气，而且晓智当时也在场，他跟晓智谈话，一点也没有生气的样子。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那个‘酒棍’问晓智打算什么时候结婚，晓智说他现在刚和那个女朋友相识，接着晓智对他问及晓愚今年是否就一直呆在家里混日子吃闲饭……”
    “是不是晓智挑起爸来赶晓愚出门的？”大姐问母亲道。
    “我也不清楚，”母亲说，“你也知道，那个‘酒棍’从小就看不上眼……唉，老女呢，我真是糊涂，嫁了一个这样的男子人！”
    “哎，晓愚呢？晓愚刚才不是还坐在门口吗，他现在怎么就不见啦？”大姐扭头向门外望了望，大惊小怪地对母亲说道。
    “哎！晓愚这个孩子也真是讨人气，八成是又去什么地方玩或者翻筋斗练武功去了。他读书时就常一个人到我们那里的山上的晒谷坪里或者松树林中又练武打拳又翻筋斗，别人看见了就个个跑来跟我讲，有时还问我‘他是不是思想不正常……’，气得我都时常给他颜色看，可他就是改不掉。晓愚这个人的性格跟谁都不一样，你父亲怎么样打他，他都不会逃避，我有时用竹鞭——‘牛扫子’（赶牛用的细竹条）打他，他也不躲闪，你说怪不怪！”
    大姐的家婆从厨房里走了出来，母女俩停止了各自的话题，一齐向她看去。……
    母亲在大姐家逗留了三天，带着一袋比来时贵重得多的果品、药酒之类的东西，由姐夫和大姐亲自送上了公共汽车。半个月后，大姐送我上了另一辆公共汽车，送我跟篾匠师傅去出门打工挣钱。大姐在我临行前晚给我捡点了行李，我的那个母亲给我打的包裹被她变成了一个精镁的旅行包，里面还有一袋精美的糖果呢，衣服也多了一套新的又合身的。
    两天后，我们一行到达了广东增城福和镇的一个小村庄。这里有一个工棚，是做篓子的。这个工棚的工长即是同我们一起来的那个叫孙东道的中年男子，他带着老婆和一个瑞金徒弟。这工长跟我的师傅是同乡。我的师傅人称“孙大长”，我也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 实大名。大姐好不容易给我介绍了这么一个师傅她在我出门前又对我厚望叮嘱叫我要听师傅的话 ，发肯做事，跟上了他，他就是我的“上帝”，他叫什么名字都好。大姐跟这个师傅说好了，包吃包住，每天的工资是七角，若我吃苦又耐劳、手脚灵活，多给我五分——即每天7角5分也不一定。对于年仅十五岁（时我其实还未满14周岁，谈价“从松处理”也让人嫌），又不懂手艺的我来说，这个待遇是“理想”的。
    我们的工棚长约三十米，宽约八米，两面通风，属于“开放式”工作场所。工棚的正对面是一所小学，背靠一座小山，工棚主人被工头称为“家手”（方言意即瘫痪之手），其有一只手有运动障碍受过伤。篓子，我们的“专业产品”，听师傅们讲，是用来装香蕉的（实际上可作为方便盛物器具，装得了多种固体物质）。
    我们的工作时间没规定，用餐也在工棚里（灶就设在工棚里旁），吃完饭，师傅操起了蔑刀，就是说：“上班了。”这个工棚里的师傅，除工头外，都是些年轻单身的男子，工头年纪稍大，他又有老婆在身边。在工作时间里，谈色情话题是师傅们互相之间取笑、逗乐的惯用方法。我们工棚一侧，住有一户人家，此家女当家的会常到工棚来捡篾屎（篾碎）作柴烧或作引火材料。她家有两个女儿，都已长大成人，最让师傅们垂涎的是小的那个，师傅们称她为“两千块”。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明白，师傅们在工作中高谈笑论的“两千块”为何物。直到有一天，在我们工棚与学校之间的马路上，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子骑着一辆单车缓缓驶过，我的师傅首先看到这一妙景（或许别的师傅已经比他先发现了“两千块”，只是他们还未发兴，他们跟我师傅同时看见她也不一定）并对之做出了反应：“两千块！带我去福和！”师傅扯高喉咙喊叫，别的篾匠也相继对路上的“两千块”发出了野兽嚎春般地吼叫，一时间，但见他们脸上各个嬉皮笑脸。我在这工棚工作的日子里，有件师傅和别的篾匠（包括他们的徒弟）都未发觉的事情：即我每天会很早起来在阔闲的屋子里（离工棚不远）或在马路上练武、翻筋斗。晚上加班到零点，我也是这样，我仍起得早。
    我们一日三餐每餐一个菜(偶而会两种菜混在一起炒),很少吃荤。久而久之，我明显可以看到年纪同我相近的那个徒弟的手脚有点向畸形发展，也有可能是“专业病”（职业病）症。有一个小徒弟因忍受不了工作的劳累和生活的饥饿，其师傅待他又不和善（还会打他），在盛夏的一天，私自出走了。这个徒弟的师傅为此大为恐慌，向工头求助（他在这工棚的四周围都找过了，不见其徒之踪影），工头就向老板告急。数日后，在福和镇街上的一个角落中，他们找到了那个小徒弟：他满脸污垢，浑身脏黑，正在端着乞讨来的一碗饭菜在慢慢地吃着……
    我们刚来的那些天里，师傅破篾、教我们（做徒弟的）织篾成篓的一系列技艺，会与徒弟“合作”完成预定的任务（如若一天计划做出篓子20个，就直到完成为止）。徒弟学会了织篾成篓的全套技能，师傅破好了一天预定完成量的篾，便与其他师傅携手去小食店里打牌，输者请客。徒弟在工棚里拼命地劳作，什么时候完成指定的任务，织完所有的材料，什么时候下班；徒弟加班加到再晚，只能怪自己没用，师傅都不管，这叫“分工”。师傅们在我们徒弟之间造就了“竞赛”空气，别的师傅叫徒弟织了多少篓子，自己的徒弟也必须达到那个量度，否则就会受到指责，说工作落后的徒弟没用，做事慢、偷懒。我们做徒弟的都乖，你快我也快，互不示弱，于是我们每天都在“竞赛”，每天都在拼命地挥洒着汗水。我们在工作中搞“竞赛大战”，忙得不可停歇，师傅们或许这时就在那店子里开杯畅饮笑语声声。师傅们见我们“竞赛”心强，自然皆大欢喜，他们从小食店里娱乐吃喝回来，有时会各自拎着一瓶汽水，送给自己的徒弟喝。破开的篾很容易划伤手，篾刺又多，一不小心篾刺进肉，往往会使人疼痛难受，有时还会发肿、长脓（篾刺若从指间处刺入指甲，难以拔出，带给人的痛苦尤甚）。我托一惯偷偷练武、在地上翻筋斗摔爬跌打之福，手掌变得粗糙过人，比较不容易被篾刺弄伤手。工作时，我还是讲究灵活心巧小心谨慎的。
    工棚对面小学里的学生下课后或上课前，有的常常走出学校，靠在那堵围墙上，看我们工作。我觉得其中有两名比我略小年纪的小女孩会老是用眼望着我（她们望着我们这个工棚或别人也不一定，但我看起来总觉得她们像是在望我一样）。我每天都希望她们站在对面靠着那堵墙，又感到自己面对她们工作难为情，她们出现在对面，我就把头低得比平常更下，织着娄子。有的男学生跑到我们工棚里来，好奇地看我们工作，很快就被师傅们轰出去了。有那么几天，我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他们织娄子的技艺相当快，我与他们“试武”，得倾心倾力才不会落后），工头的徒弟及“五月”师傅的徒弟的手都被篾割伤或被篾刺刺伤了（“五月”师傅徒弟的手被篾刺深深地刺入了指甲，篾刺是从甲尖口刺入甲下皮肉的，疼痛异常，几天后，他的指甲都变松了，甲下肿胀、出脓），我工作起来悠然自得，轻轻松松地占了上风，比他们更早就完成了任务而收了工。
    一点都没有意义缺乏诗情的日子，过起来是那么慢，回头一看，已去的岁月又似乎消失得那么快。中秋节后，我跟着师傅离开了这个工棚，来到了派潭镇（同在增城）的另外一个工棚。在这个地方，我们一直工作到年底。回家前一天，师傅带着我到镇上理了长了12个月的长头发，剃掉了满头的虱子（虱子多得头痒处我用手指按住、捏就可捉到又黑又大的一只，我不知道这样消灭过多少大虱子）。理发师乍看到我还把我当成了“女孩”，真是可笑。
    在回家过年的路上（我们从派潭镇搭车到增城，从增城坐车到广州，从广州坐火车到韶关，又从韶关坐车到……），我支了师傅20块钱，买了一点糖果、水果准备送给家中的母亲、姐姐和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