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帮赵红英家割了两天稻子，在她家住了两夜，我跟陆泥手同宿一个房间。这两天除早上在她们院子里做体育运动觉得有点不方便、不太“雅观”之外，在工作、生活上我都是无比愉快的。赵红英的父母、奶奶待我亲若儿孙，我在田地上的“割禾风采”毫无疑问成了她父母双亲（她的奶奶在家里搞炊事工作，未来地里，故这奶奶只在“耳闻”的基础上对我的“英雄劳动”作出了赞赏之神态）捧夸我的依据。我割禾“技艺”不凡，踩打谷机打禾照样行，我还挑得起一担谷子（一担湿谷子重约一百三四十斤）呢。赵红英不像我以前在学校里读书时班上的那些女同学，最大限度约束跟男生交往（我在学校里读书同样最大限度地限制与女生交谈），或许是她在工地上的“社会劳动”（这种劳动更要体力蛮力，用智较少，一个好样的少女来干这种活，在适应“蛮劳”的基础上，还得接受泥手、包工等男子的“情话”、“粗俗话”。在工作中“情话”，“粗俗话”连篇，或许是我们这个地工那些人的“最大特色”）磨炼了她的“社会属性”——我在她们家两天中她变得越来越愿主动跟我接近，学校里女同学的那种“怕生人”（害羞）的性格她好像“没有”（这是我的主观看法）——总而言之，我发现她对我有点非同小可的亲……面对她对我的这种热情我心里觉得很不自在、很不平静，我其实似乎比她都还“怕生人”（或许我的这种性格、心理表现来自于我的仍埋在于心底的欲重返学校读书之心愿，这种心愿强时感情上的约束亦强、对异性的爱慕限制亦强）。我羡慕她，却又越来越怕见到她，越来越不敢跟她说话，我隐隐约约觉得她对我的这种热情像是一种“不祥之兆”，这种感觉意识使得我对自己的“学习雷锋做好事”——帮她们家割稻子这一行为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这件好事我做得“祸”兮、“福”兮？ 
    用完这顿精美的早餐（红枣瘦肉面为“先点”），赵红英扶着单车跟我一起上路，走向了我们在一块工作的那个工地。在她们的这条乡村路上，这天一大早就有一位少年与一个少女在行走，她扶着单车在右我在左。我本是想帮她扶单车的一一你知道我即使真的怕她也还是特别愿意帮她的忙的，可是我不好向她开口；她走得稍为向我靠近了一点（这其实是很平常的，我记得我读初一时就曾看到过学校里有的男女同学下操后“肩并肩”式地走路），我就觉得若肤遇针棘（我出过远门、出过多次门打过工，并未影响我原有的那份“生羞”，对异性的交往水平仍停留在从前的那个位置上），忙向一边让——这个样子，假设有一个学识识阅历丰富、年事又高的老者作为旁观者见到了，他（或她）一定会觉得相当好笑的说：“她这么一个弱小的少女，你一个猛男式的少年为什么这么怕她？”我这个样子，是否为真的害怕这个人，我是回答不出来的。不过我可以保证，在必要的时候，比如说若这路上遇见了一条狼，我这种对她的“害怕”会迅速激化成为一种所向无畏的勇气——我会用生命去向她展证：我是勇敢愿意为伊去拼搏的，在还有一口气之条件下，我仍会想方设法与狼决斗，我不会轻易让狼爪扑向她的。这是我的一种志愿，能否做得到，光用“保证”一词无法验证；一个少年若对这种志愿连“保证”的信心都没有，那就不行，这个志愿即是假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志愿或许会成为现实的。 
    “晓愚，若工地装模板、扎钢筋我们（泥手、小工都）停工了，你就来我们家玩，你愿意吗？”赵红英在路上先对我起了话，这是她首回直呼我的名字（工地那胖阿姨向我开玩笑说我以后若娶赵红英做老婆如何如何之后一天，这胖阿姨问清了我的名字；前天晚上赵红英的母亲也问了我的名字 ，我告诉了她，赵红英要知道我的名字并不难），不称我为“陈师傅”（称我为“陈师傅”者在这工地乃至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我记得跟弹棉师傅上井冈山弹棉被的今年春天，井冈山的一位年轻的阿姨在我们帮她家弹棉被的那天遇上了出工作室外呼吸换气的我而喊了我一句：“小师傅！帮我们弹好一点。”时隔一季，我就从“小师傅”上升为“准师傅”——“陈师傅”，为此我心里有时不免会沾沾自喜）。我听到她这么叫我，心跳节奏连日常思维也给打乱了，别人问我什么，我一般都是可以快速作出回答的，她这一问我真不知该怎么答才好。 
    “作怎么不说话呀？”赵红英见我迟迟不作答，扭头看着我说道。 
    “你姐姐今天会去工地上班吗？”我把头向左边微侧，视线同移，以避开她的目光，满副平静的样子借问代答地对她说道。 
    “他们（指她姐姐与陆泥手）可能要明天才会上班，他们的事我也不太清楚。”赵红英说。 
    “你姐姐没有对你讲啊？” 
    “没有。” 
    “你是今年刚初中毕业的吗？”我“快马加鞭”式地问道。 
    “是的，”她说，“你觉得在工地上干工累不累？” 
    “我们挑沙浆、打砖这种功夫不算重，我觉得做这样的事情还难不到我。”我不管她听意如何答话与否，只顾自己开口道： 
    “你觉得像我们男的若一辈子都做这种（工地小工）功夫，算不算有志气呢？” 
    她听我这一问似乎很感有趣，含笑说：“我怎么晓得，你有没有志气你自已不知道吗？” 
    …… 
    我对赵红英讲的这些话都是用“你”代其人的，我不敢直呼其名（我觉得她这么一个美好的名字，不是一个靠卖蛮力生活、有家难归、满脸愚味的少年所能随便叫喊的，我觉得喊了她一声名字，就得为她献出更好，我不能为她更好奉献，就不值得喊她的名字；我觉得喊她的名字也是人所进步、发展达到的一种“境界”，我现在对这“境界”可望而不可及，我没有资格喊她的名字）。我实际上也无心跟她聊天，我的心在想：“快过年了，自已离家这么久做到了什么？钱挣到了多少、假设有学校接受我，钱够不够去读一年的书？前路是险了还是阔了……难道自己一辈子就这样下去、做小工吗？自己想重返学校读书之愿难道就从此给湮没了、不再有希望了吗？…… 
    走出这条乡村小路，我不想再跟她“并肩”同行了，我觉得在大路上跟她“并肩”一起走路很“不好看相”。我左顾右盼想坐公共汽车去工地，赵红英叫我坐她的单车去，“若你怕生（怕我载不起你，会跌跤），就你来骑，我来坐。”她这么对我说。我不怕坐（单车）也不怕骑，只是觉得跟她同用（一坐一骑）一辆单车很不“雅观”，但我口里说不出原因来拒绝她的一番好意。迟疑不决中，一辆公共汽车来了，赵红英也不为难我，指点我就搭这辆车，还告诉我要叫司机在什么什么地方停一下（我心里对她的这种热情关心很受感动）。 
    …… 
    11月份的工资我多发了五块钱，庞包工头对我说：“这五块钱是陆施工员提议发给你的‘勤工奖’——你那天上班时在紧要关头出手扯拉了别人（胡须汉）一把，这‘勤工奖’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全工地的人都没有，只你一个人有。”庞包工师傅这么说，其含义通俗易懂：我拉了别人一把，使别人免受飞来横祸（或许这祸将微不足道），他们才借“勤工”的名义来奖我五块钱的，我得到了他们的“特殊照顾”。陆施工员在工地“拉人一把事件”发生的当天，就知道其中“关键”人物就是“那个小陈子”。我帮赵红英家割禾到回工地后，陆施工员见到我一反以往其阴沉沉之脸色——对我面带微笑、以趣话悦人，似乎我已成了他的“上级”，他的“职能”之一是对我献媚拍拍马屁。比如：有一天上班期间，陆施工员在工地里巡回“视察”，来到了我们这几个装砖的人这里，他一只脚高高地踏在砖堆上，另一只脚则站在地上，又用一手肘部顶在踏砖堆脚的大腿之上，此手巴掌托着他的下颌，在饶有兴趣似地看着我们装砖的同时向我拉开了话：“小陈子！你有没有去过‘鸡公’店，想不想去啊？想去就说一声，我叫‘骚古’带你去！” 
    “哈哈！”“哈哈哈！”胡须汉与庞工友听到陆施工这么讲，都笑了起来。 
    “陆师傅，你说到哪里去了，人家一个好孩子，怎么会想去‘鸡公’店呢？”庞工友在一旁主动替我说道，“他的女朋友赵红英若知道他胆敢有这种想法，会给他一个耳光的。” 
    “小陈子！你晚上有没有带赵红英去看过录像啊？”庞工友话音刚落，陆施工员又对我发话了，“要带她去看嘛，现在的年轻人交女朋友都是这样的，看一两场录像事情容易搞定，要胆大一点！”陆施工员说完，还口里“嘿嘿、哈哈”地，像是在发笑。 
    “陆师傅，你说得不错，你的侄子以前晚上就带赵红英的姐姐去看过录像又看过电影，现在他们的关系恐怕已经好得难分难解了。”胡须汉在一旁说道。 
    “后生人的事，谁管得了那么多！”陆施工员道。“小陈子，加把劲啊！挣到钱来早点子把赵红英聚回去做老婆！”陆施工说完这些话，收回脚，也不管我听不听见、答不答他的话，甩手就向他的办公室那边走了。 
    在陆施工员对我说话的时间里，我一刻不停地弯腰埋头捡着砖。有这“工作”（正在干活）做理由，我不回答陆施工员的话是不会有“不礼貌”之“嫌疑”而令他觉得伤心、反感的。我觉得很奇怪，怎么搞的，为什么他们都把赵红英当成是我的“女朋友”了呢？我只帮她家割过一回禾，在工地上我又很少跟她说话，更少有跟她在一起，私下里跟她聊天这类事情前所未有（所谓的“私下里”说的应是在不会被他人干扰的环境或情形下私行所事，而且这“私下里”应是“有意”的）――怎么这么快赵红英跟我的一丝小事就成了“大事”搞得在这地里简直成了“司马昭之心”――“路人”（工地里的人）皆知了呢？ 
    如果说陆施工员及庞工友等人讲我关于与赵红英的“情谊”之话令我近乎感到“不可思议”，那未，胖阿姨后来的一番话就更加令我“震惊”而至不眠。这天上午约工作了两个小时，工地因突然停电而致这帮工人不得不就地“休业”。泥手、男女小工们从楼面上下来，聚在一块做是“下班”还是“等电”（电若隔不久就来了，此时下班是令人扫兴的：这个上午将少上两个钟头的工，这是浪费时间。既然来了，就做好了干一天得一天工资的心理准备，电停而一直停到晚上停到底停到下班这无话可说，若电停待人下班后马上又来电了，这样下班就会“气死人”）逗留时间里，这胖阿姨把我叫到了一边。“小陈子，你还是蛮有福气，”这胖阿姨悄悄对我说，“你给赵红英家割禾割得好，她父母都说你干活很利索、很灵巧，他们说你人长得清秀、端正，手脚又勤快，他们想招你过门，将来做他们的二女婿（招婿过门在我们这地方并不罕见），他们叫我问下子你……”这胖阿姨是来到我们宿舍把我悄悄叫到外面去说的，此时赵红英她们在庞包工的“办公室”里闲聊。 
    赵红英自我帮她们家割了稻子之后，在工地上、下班都会特意从我身旁或宿舍门外走过（她从我们宿舍外走过我往往就在这宿舍里）。有时她若瞥见我这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会走进房间里来热情地对我问这问那，如她会问“你在看什么书啊”、“你在写子给（“什么”的地方语）东西啊”、“你的衣服（工作时穿的）怎么又没换呀”、“你觉得一个人在这房间里孤单不孤单”、“你去外面快餐店吃饭吃不吃得饱”、“晚上休息你会不会觉得冷”等等这类平淡无味又有点“稀奇”、“古怪”的问题，她有时还会凑过脸来看我写字，看我正在阅读的书呢，赵红英对我的这种热情、这种关心，我内心对之是无比喜爱、无比感激的。在另一面，我总觉得她对我如此热情似乎存在着一丝“别扭”，或者说我其实是怕她对我的这种热情，我对她的题问总是回答得支支吾吾，有时甚至还有话也说不出来。她见我这种模样，似乎并不怪我，她脸上还显得像是更加笑意绵绵、对我的热情（其中含不少关心）日益不减。一天早上，赵红英从家里来到这工地上班，带了两只煮鸡蛋给我；又一天早上，她带了两只大红薯――蒸得出糖色的熟红薯给我。她进入宿舍递鸡蛋给我这一情景，孙老汉及庞工友都看到了，他们正准备出去吃早餐。当时我觉得自己的脸上热得烫人，还是伸出双手接住了她所递来的这贵物，我觉得她在别人的眼底下对我表现出来的这种热情是倍加珍贵的，我不应冷冰以待。 
    我虽然愚笨，毕竟也还是一个通灵感的动物，通过胖阿姨对我透露的有关信息，及赵红英在工地上对我的热情相待，可知：我帮赵红英家割稻子学雷锋做好事做出“祸”来了――赵红英似乎把我当成了她的“心上人”，她的父母也似乎把我当成了她们的“未来二女婿”，“祸”从天降，这下我该怎么办呢？赵红英最多跟我年龄相同，她不比我大（我邻居家的一位女孩她跟我同年纪又曾是同班同学，她今年也已初中毕了业，依此类推，我觉得赵红英可能跟我的这位女同学年纪是相同的），这个“故事”（这门亲事）暂且这样定下来，等待时机成熟再剪那个“喜”字，这样面对世界、面对未来、面对公众都是不愧的。问题是，我一个在工地上卖蛮力为生的少年，何以能承担起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之责任？我觉得我不配去提起这个“故事”，不配做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我宛如一只雏鸟，只会觅食、学走路，不会飞，更不用说在身上担负一份比自身还重的物体去做远行飞翔；我需要进步成长，不仅需要风雨营养。 
    孙老汉似乎看出了我沉重的心思。一天晚上入睡前，他对我讲：“小陈子啊，你跟赵红英的事情你不应该对之过于高兴也不应该过于忧虑，你现在年纪其实还小，虽然像你这么大一点的人有的甚至已结了婚，但我认为你不应该去学他们的样，你不应该去早婚，早婚对国家和自己都是有害的。你们年轻人能来做做工地上的这种活锻炼下子，这是好事――你不能一辈子都想着这样做，应该去追求更好的目标，不然你的前途会被毁掉；老是想着做小工卖蛮力这是不积极的想法，会远远落后于别人的，落后是要挨打的。像我们这么老的年纪，干与不干这工地里的活对我们的前途都不会有什么影响，余生都做这种工作也无所谓，因为我们的路快要走完了，前途是过去的事——我们老年人做这种工作是尽力奉献，你们年轻人做这种工作是预备奉献，你们以后的正式奉献应比这做得更好、更有价值。你若自己有上进心，有觉悟，冷静地跟赵红英交往，那就最好不过了。你现在吃了点苦也有益的，你应用革命的乐观主义来看待自己的未来，力求上进更好地奉献，不骄不躁也不悲观失望。”“……你日后若能再去学校里读书那就最好了。”孙老汉后还这么对我说了一句。 
    我到现在还未对孙老汉及工地里除胖阿姨之外的任何一个人讲我的读书问题，孙老汉后面这句话正言中了我的“心事要害”（我估计孙老汉是从我给他修改的稿件中获知我的读书欲犹存的）。孙老汉后来的这句话是包含着我的一个愿望，包含着一个我已付出最大努力和正在付出后继不懈努力为之奋斗的目标。孙老汉后面的这句话还无意中向我表明：在这工地，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位老人在热忱地关怀着一个少年。孙老汉的对我这么好，我只能将之暗记在心里；我在这个工地的日常工作、生活中，对他仍然保持着往日的那副面孔――他对我这么好，我对他感到可亲、可敬、可师，我可以叫他一声“爷爷”，需要时我愿付出更大的力量来帮助他、回报他；要我在他面前摇尾乞怜或嬉皮笑脸一副阿谀相，我是办不到。我的家境中的难言之“味”（痛苦，我为何要离家出走之因）是我的“个人隐私”，我不好将之向孙老汉这位能力很有限的老人倾诉（我不想连累这位老人），我觉得孙老汉精神（为后辈幸福宁愿自己多吃苦）可贵其情（来此工地卖老力）可怜其心，这就使我与他之间仍然保持着无法跨越的距离。 
    有孙老汉的关怀，那胖阿姨待我又好，还有赵红英对我的热情，这都为我诚实做人、追求进步加厚了基础。同时，孙老汉、胖阿姨、赵红英对我的关怀和热爱证明――我不听信光头工的话、不去办什么“退伍证”是对的。“做人诚实为本”，我从一个可悲的家庭里走出来，浑身散放着酸气与苦臭，我只有依靠“诚实之本”来力争奉献以存；我从小到“学好样”、“做好人”的意识与习惯，我觉得我的“诚实之本”占有比其它“资本”更好的优势。若按光头工所言，我办到了假证――“退伍证”，那就意味着我在这个工地卖蛮力（或在别的什么地方“混日子”过）也是在“服兵役”，这多么荒唐可笑！我怎么会去欺骗一个关怀我的老人，我怎么会去欺骗一位对我好的阿姨，我怎么会去欺骗一位对我热情相待的可羡可慕的“美丽女士”，我怎么会去欺骗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公众呢！制造、买卖“玩具枪炮”，制造、买卖“冥府用币”（清明节烧给死人的“纸钱”），制造买卖具有明显标记的“仿真人民币”，都不会构成违法，因为所有的这些物品的“真实性”（真面目）都已明摆在人们的眼前：“玩具枪抱”是儿童玩具，“冥府通用纸币”是烧给死人用的“钱”，“仿真人民币”（此币应加印有公认假币标记）是用来欣赏或当“玩具”玩的。倘若假证只能当做玩具来玩，或当作烧给死人用的“职衔证明”（且假设“冥府”中的死人们也流行使用这证那证，死人的有关活人们就必要像烧“钱”一样烧“证”给他们用，以防死去的亲人无“钱”花又无“证”受大鬼小鬼的欺压），办一张假证那才问心无愧，据关头工自己透露，他有一天午后骑朋友的摩托车去兜风，在路上不意与交通执法人员相遇。他出示了朋友给他的与摩托车有关的单子后，执法人员查了他的“驾驶证”，没有查出他这张假证的问题。在“证件齐全”又未违规（光头工戴了头盔）之情景下，光头工得到放行。光头工给我们讲起他的这个“传奇故事”是喜形于色的，看他那个样子，仿佛拥有一张假证也是光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