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在时代的夹缝中悲泣　　

——为中国古代社会之妻鸣冤　　

中山大学法学院06级1班    陈敏

《说文》曰：“妻与己齐者也。”《释义》曰：“夫妻匹敌之义也。”似乎中国古代社会，夫妻之间是平等的。但是这不过是种假象。事实上，古代的夫妻之间是没有平等可言的。《白虎通义》揭露了这一点：“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1]　　

女人以“三从四德”为则，始终在男人的意志和权力之下生活。女子出嫁前，父母戒之曰：“必敬必戒，无违夫子”。[2]然后她们便“既嫁从夫”，却发现自己在“七出”、“义绝”的制度下随时会被离弃，甚至在夫死后，还得沦为陪葬品。　　

在整个婚姻过程中，女子的个人意志与自主权力被完全抹煞，女性作为父权和夫权的附属品而长期存在，使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得以维系和巩固。　　

在结婚问题上，孟子云：“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周人皆贱之。”[3]可以说在古代，“婚姻完全是以家族为中心的”[4]，是一种“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5]的家族责任，是由双方家长决定，媒人做中介，当事人听命行事的“礼教仪式”，与爱情无关，与个人意愿无关。正如恩格斯所言：“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妻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6]　　

这样的婚姻作为古代家族的附属品，其中的夫妻，尤其是妻子，更像是道具、摆设、木偶，任人摆布，毫无婚姻自主权。作为“封建宗法制、家长制足以炫耀的胜利成果”，她们的婚姻甚至还被摆上台面，成为社会交易的祛码。元代郑介夫论之曰：“婚姻聘财，今之嫁女者重要钱财，与估卖牲口无异。”　　

就算是那些衣食不愁的贵族家庭出身的女性，仍然不能免于和亲的命运。西施、貂禅，文成公主，她们因为“有为家族利益牺牲个人幸福的义务”，[7]而不得不成为政治或商业联姻的牺牲品，终此一生，可能都无法参透爱情的真义。　　

 在中国古代的婚姻生活中，妻子的地位也是卑弱的。　　

首先，男尊女卑和夫为妻纲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家庭分工中的表现就是“男不言内，女不言外”。[8]《尔雅·释亲》说得更透彻：“妇之言服也，服事于夫也”。女子须以夫为中心，根据丈夫的生活安排自己的生活起居，每日“供酒食、侍巾栉、执其帚”。　　

在婚姻关系的生活分工中，妻子被赋予了“服侍”、“伺候”的角色，个人能动性被大大地忽略、压抑。她们不能接触到外界社会和生产活动，欠缺基本的谋生技能，因此只能屈服于男性权威。　　

其次，在中国古代社会，妻子不得有私财。《礼记·内则》云：“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妻子虽然统领家事之责，却没有“家事管理权”，只能“按时从夫处领得定额的家用，然后在一定范围内支配这些资财”，[9]甚至女子的嫁奁，也往往并入夫家，成为丈夫家族财产体系中一部分。如宋代案例集《清明集》说：“妇人随嫁奁田，乃是父母给予夫家田业，自有夫家承分人，岂容卷以自随乎？”[10]　　

丈夫死后，妻子就被间接剥夺了财产继承权。夫死而有子者，其遗产由子承受。夫死无子，妻守志不嫁的，承夫分，为夫立继，由继绝子孙继承。只有在丈夫兄弟皆亡的情况下，妻才能分到一份。妇女改嫁，不得带走夫家财产和自己的嫁妆，应“并听前夫之家为主。”　　

    再者，“在法律上夫的地位如尊长，而妻的地位如卑幼。”[11]丈夫有权打骂、奴役、甚至转让妻子，妻子只能无条件服从丈夫的支配和休弃，接受丈夫的奴役和虐待。　　

由于伦理和舆论的支持，社会也认同了夫对妻的“天权”。尤其是汉代“法律儒家化”之后，礼教的法律观当道，夫妻之间的犯罪实行“同罪不同罚”的原则：用“减刑主义”纵容丈夫，为其开脱；而对妻子实施了一系列的限制，“加凡人二等”的法律条文使妇女在婚姻里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夫妻的同罪异罚，是中国古代家族伦常精神在法律上的反映。对于家族内亲属之间的相互侵犯从罪名到刑罚的使用都注重“亲亲”、“尊尊”的宗法等级主义，以宗法服制上尊卑亲疏之序为依据，重处卑幼侵犯尊长的行为。在法律人格上的夫尊妻卑，正是古代婚姻关系中妻子地位的真实反映。　　

虽然“男尊女卑”确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整体格局和基本原则，但要真正了解中国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还需进一步把握到儒家的“孝”文化以及“长幼有序”的礼教观对民众意识的浸淫，以及贵贱、嫡庶、贫富的阶级之分的影响，不能一味强调女性地位的卑下。　　

    与宗法家族制度和古代伦理观念相适应，男尊女卑、夫权统治，在离婚问题上有着极为明显的表现。中国古代的离婚，于礼有“七出”之目，于律有“义绝”之条，于情有“和离”之义。“和离”是历史发展的异数，而前两者无不反映妻子在离婚中权利的缺失。　　

“七出”[12]的出现是中国古代社会，妻子在婚姻关系中卑弱地位的集中表现。这一休妻制度，无一条件涉及夫妻之间的个人情爱归属和独立意志，其本质就是夫家家长靠牺牲女方的利益，来维护宗法统治秩序。但是“夫有恶行，妻不得去者，地无去天之义也”，女性从无提出离婚的权利，被丈夫离弃后，还要遭受不容于夫家，也不容于娘家的悲惨境遇。　　

为了避免被休，妻子大多都会忍辱负重，为丈夫娶妾，以满足丈夫的淫欲和家族传宗接代的目的，否则就会因“悍忌”犯“七出”而被休弃。与众多姬妾分享自己的丈夫，又岂是人道之行为？　　

班昭《女诫》有云：“男有再娶之义，妇无再适之文。”《仪礼·丧服》又云：“妇人不二斩者，犹日不二天也”。简言之，就是男子可以改娶，女子不许改嫁。　　

自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与封建的妇女贞节观结合起来后，女子结婚，就相当于套进了一个永远挣脱不得的枷锁。婚前全无个人意愿的被动接受，婚后夫家的百般压榨，甚至在丈夫死后，寡妻要不为殉夫而自杀，要不为守节而清灯长夜地度过一生。这样灭绝人性的做法，严重地妨碍妇女对人性本质的正确理解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中国古代的婚姻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以牺牲妇女的权利和独立人格为前提，把妇女压制在男子之下，束缚在家庭之中，置于社会的最底层。古代婚姻中的女性是愚昧的自残者，更是无辜的被害者。她们在父权、夫权、家权、族权的威权下，被摧残、被奴役、被戕害、被牺牲。她们必须克制住自己生理和心理的正常欲望，压抑自己追求爱情的美好愿求，以追求伦理道德的完善。呜呼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