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哪儿说起》

三、堂堂大学门外

　　笔者刚考取大学的时候，要办理户口迁移和助学贷款，这是祖国农村孩子进入大学的两座独木桥。前者洗脱了农民身份，岂有不迁之理；后者是社会的仁慈给予穷苦大学生圆梦的法宝，都争抢着办理，更何况不贷白不贷，因为利息由财政补贴。我也是在穷苦之列的，故而也就争抢着去了。我们的乡政府距我家二十多里地，近年煤矿被政府统制了之后，路面状况每况愈下，吓得小面包车都不敢跑了，那路面突起处足可以让这样的小四轮四脚腾空，纵是钢铁的底盘也得畏退七分，以致坐车也就十分困难起来，这也是我每次回家的一怕和一恨。我总在想：自己他妈的怎么至今还没有能力改变一点点这种状况呢？说到煤矿和公路之民间轶事，简直是罄竹难书。

　　六盘水号称西南煤都，这不是捏造，学文科的人应该都知道的。我也曾一度感受了身在煤海的荣耀，但严格根据我在里面近二十年的生存体验——吃奶的时候不算——来看，这荣耀确实给我和我的父老乡亲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因为河水和空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颜色，有些河段直接就可以就地开染坊，山坡和地基也下沉了不少，有如七十年代末唐山大地震的残颜。我亲见那些搬迁后的村落，有如三十年代日本鬼子洗劫后的阴森凄凉，只差没有狼烟四起了。这就是所谓“坐在金山上叫穷”了。煤是土地的一种，泱泱九百六十万的土地都是国家的。国家其实是虚无的概念，真正实在的“国家”其实是政府。这没有多少讨论价值，我是农民是群众是百姓，没必要瞎想那么多，只要弄得好日子舒畅安逸，才不管那些破概念馊理论呢！要犯贱就上网，犯不着这样费劲。但从我居住的那个小乡镇来看，就很有必要研究一下了。政府统制着那里的一切资源开发和基础建设，这本来没什么不妥，也不能让农民去乱折腾，既浪费又低效率。当然，从理论上讲绝对是这样的。其实“政府”也是虚无的，真正起作用的是政府里工作的人。人是灵活的，本来这是很好的特点，但偏偏就是这“灵活”作祟：人都有趋利性（说自私不够专业显得俗气，大学里教人写作文都叫写作学，纵然内容和授课比初中语文还要幼稚荒唐；跟学术和严肃有关的一般都带“性”和“学”），政府是人的集合，当这个集合里的人都带上某种特征之后，它也就跟具体的“人”没有了两样了。本来中央下达命令整改小煤窑是为了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合理规划，但却给某些部门的某些经手人和裙带人提供了绝好的口食：办理一个煤炭经营许可证动辄上百万，三岁小孩都知道这叫“取之于民”，但下文的“用之于民”怕白白活了三十年的人也不甚了了深藏的玄机。对这高约千仞的铁面门槛，一般人——更不必说农民——显然是望而却步的，那就只有等着有人来投资后去卖苦力下矿井了，从就业的角度看，这样的整改无疑是有效率的。诚然，我也看到了一些光明的方面，比如矿工的意外死亡率下降了，死亡的赔偿费也明显增加。这似乎就天衣无缝了，要大呼万岁了，实则窝囊得很。农民矿工出苦力挣一点点血汗钱天经地义，但这根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任何实质性的生存问题，只能是富的愈富穷的愈穷。我们不是高调叫嚣人民当家做主吗，却硬是让我们的人民守着“金山”却成了乞丐一般的劳工，这“主人”到底主的什么鸟肺，凡人不懂，这算什么世道。或许您还没有听说过矿井里有这样一种现象吧：据民间扯淡，有的矿工发生矿难时本来还可以救活，但出于一次性的赔偿费远远低于赡养一个伤残工人的费用，有的劳工因此就被“黑杀”了。仔细琢磨人类的语言史，一切率真的言论都是扯淡，而那些貌似严肃听着顺耳的高调演说无非是成人们相互搪塞敷衍的大把戏。每次回家都会听说有人死于非命，能出苦力的一般可都是青壮年呀——并不是说农村的老人都可以闲着享受。更可怕的是冠以“人民”之前缀的政府和那些“外商”之间有什么非比寻常的瓜葛，凡人不懂，也不敢懂，懂了又如何？泱泱大中国二十三个省四个直辖市五个自治区加总起来又将如何？——哎，现在都二十一世纪了，饿不死人了，对我们的社会要宽容，不要苛求嘛。现在的年轻人，浮躁肤浅，不学无术，只会血口喷人喷国喷社会，谁叫那些破农民的孩子没钱还念什么破书嘛，反正饭有的吃地有的种房子有的住。对呀，叼民！您真是看得开的人呐，足以写禅学著作了！

有句让笔者赧颜的俗话：汽车跳贵州到。在二十一世纪都跨过了这么多年的今天，这仍然不失为一条真理，在我生长的那个小乡镇尤其如此。我们的乡政府也还是仁义的，曾试图两次修缮乡公路，至少观念上——对，观念上还是为民作想的。一次大约是在十几年前，听说要重新修路，万民鼓舞，不料几十万的拨款就只当给公路锄了一回草。那时笔者尚且年幼，个中缘由一概不知，只亲眼所见那路面仍旧坑洼的厉害。大家也不怎么失望，似乎都习以为常了，因为民众的失望何尝有如放个屁的影响重大，后者尚且可以引起周围人的捂鼻掩口。政府行为，内容太深奥，形式太复杂，草民难以理解，不便多问，也不敢多问。随着时代的发展，第二次动作可就大了许多，我们分明见一些戴着旅游小红帽的专家模样的人抬来一堆从未见过的仪器来测路线，并进行了大肆的改道。据我的父亲说，此次的拨款是每一公里十三万人民币，那一共就是近三百万。这可是我们农民难得机会听到的数字呀。父亲是个小包工头，其实也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包工头，因为他自己也得一块儿干活。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当地搞建筑的人都纷纷活动开了。父亲苦于没有“关系”，竟然失手了，没有承包到哪怕一小段的工程。但后来的结局却充分证明了这绝对是“塞翁失马”的孪生或盗版，因为劳作一年下来，那些靠运气（区别于其他手段）才承包到工程的小包工头没有几个赚到钱的。为什么？这漫漫长路坏就坏在一个词语上：验收。验收不掉，钱从何处来？可行的办法就一个字：扣。这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若按当初的承包价付讫，是可以稳赚一小笔的，可如今牛绳拽在人家手里，牵在你的鼻子上，叫你往东，你不敢朝西，叫你耕地，你不敢吃草。干活的农民工就更不象人样了，有的苦干几个月只挣到几十块钱，也就是每天只有几毛钱的收入，我一想起他们用锄头一天天一点点挖土，用木板一天天一点点推土的情景就想替他们自杀，有的连家里耕地的老黄牛也参加了劳动。这个中“细软”，见识短浅的我是猜不透了。据内行的父亲说，他们是层层承包制，事先都订立了合同，由政府向包工头预付一部分材料费，其余款项到工程验收后付讫。其时正值农闲时节，很多农民出于“宁小进不闲吃”的生存习性，也就纷纷去“支援”政府建设了。由于缺乏经验估摸不出实际的工程量就稀里糊涂的承包了，不料人毕竟不是推土机，纵然从早到晚的忙碌，很多路段还是没能按期完工，这个问题好解决，一个字：扣。修一条乡村公路大约也想整“深圳速度”，还大力推动了中国“承包责任制”的理论进步。从表面上看，是农民们自己吃了没有经验的亏，实则个中阴谋早就被政府部门——不对，该是部门里的人——掐指算死了。他们大压包工头的价，包工头顺其自然就要压农民的价了，还会挖掘或盗版一些新招比如交工期限，工程指标，等等伎俩，农民们缺少文化，难以理解这等高深的词汇，往往就稀里糊涂的摁了红手印，他们以为摁那红红的手印像三十年代的入党宣誓一样光荣神圣，也就忽视了它的厉害。问题的根源就在此，全权负责（他们是很负责，只是对象不同罢了）验收检查的仍旧是那帮腆着鼓鼓啤酒肚的两脚兽，合不合格，还不都是他们放个屁打个嗝的工夫就决定了的嘛。很多被定为不合格的路段，从那可怜的工钱看，真想放弃不干了，但合同在先，不完工就不结帐，那之前的臭汗他妈的不就白流了吗？真是羊头钻篱笆——进退都两难。小百姓尤其怕事——“那些人”可是深谙此道的——人家嗓门大一点就给震住了，也就不敢理会自己的得失了，埋头只管干。十三万修一公里，农民的的劳动却低贱到几毛钱一天，还动用了很民主很法律的种种手段。更何况据我亲眼所见，那条路并不见有多少改善呀，只是改道处农田倒占了不少，不修一座桥梁，连背水沟都没有，十三万？我久久的纳闷，在庆幸父亲没有承包到工程的同时，实在替那些农民父辈们寒心切齿。一日在地里做活，我愤愤的追问父亲这是什么世道，他沉沉的吸着皱巴巴的烟卷，告知我一些内幕。

此路原本是打算用机械化作业的，要拓宽加厚路面，修筑背水沟，这是他去承包工程时得到的信息。确实也来了一个施工队，开来了一台推土机，一台挖土机，一台压路机，但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却迟迟不做开工批示，暗中意思是尚未“烧香献佛”，那施工队的老板也是“酒精”考验的明白人，遂宴请大小佛爷，在乡里最牛叉的菁华牛肉馆大吃特吃大喝特喝，这寂寞清冷的小乡镇，一时间笑声拳声呕吐声声声入耳，唯独乡事民事公路事事事缺心。一人得利，百人眼红，其他跟公路毫无瓜葛的各部各门的“相关”负责人也都纷至沓来，吃得那小馆子笑得跟慈眉善目的弥勒大佛似的。该馆子的来路也是非比寻常的，自是戴了个官官帽，或是系了条官官带的——该餐馆的主人老板正是我市水电局长的弟弟。这个初中毕业生也就因此成了我乡水电站的站长。您可别误以为一两顿饭食就能轻易打发掉他们的胃口，谁见一群狗吃了你扔给它的一个骨头之后会乖乖走开的，除非它们多番确信你手里确实没有骨头了，气急之下可能还会反咬一口，以泻私愤。这可是十年难得一遇的大好“食机”呀！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吃了约有一月，那施工队老板回来一看自己的帐目上凭空被吃出了十几万，怒不可遏，却又不敢当面发作，便来了一招釜底抽薪之计，悄悄把那堆机器开回了城里，顺便卷走了余下的几万预付款，他也是老谋深算之人呐——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短”，那些吃饱的两脚兽也就纷纷失掉了喷粪的口舌——哑然了，是为“观棋不语真君子”。这笔款子的命运恰如人类的饮食过程：那吃食在锅里（暂且只追溯到锅）被沾去一点，在碗里又被沾去一点，吃到嘴里连牙齿缝也想沾一点，好不容易到了胃里，又全给磨碎了，血管来吸取，五脏脾肾来吸取，肌肉毛发也来吸取，到了小肠还被再次吸收，出得肛门，唯有一团大便渣滓了。不要让这恶心的比喻驱赶了你的思考，这是很值得反思的修辞——当然不是修辞本身，是修辞的目的和本质。这一折腾，几十万的工程款硬是给整没了。他们各得其所，大家当然守口如瓶哩！于是就上演了一出层层承包的好戏。那些热爱幻想的小包工头和没有实战经验的农民活该当垫脚石，给人在背上肆意践踏，当这完美阴谋射击的枪靶子。听完父亲的这一番讲解，我才恍然大悟，破口大骂狗娘养的些，气得使劲刨地，父亲却冷冷的一语不发，半饷才期盼的道：儿啊，我们是靠不住咯，就看你们小辈了。

　 我在这条有些路段坑洼足有尺许深的土路上来回颠簸了三次，其中两次还有父亲的陪同，另外父亲又单独去了两次，唯一的收获就是认识到考大学还不算难，上大学原来他爷爷的才叫贼难啊，这农民身份也不是想丢就丢得掉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第三次，因为前两次一是人家金口一开说准备的材料不齐全，我们只得牢记之把一通材料弄齐了，不料第二次去时他们又说电脑出了问题，无法办理。这似乎他妈妈的还在情理之中，但第三次就令我汗颜了。我把他们口头和书面要求的东西全部准备就绪，欣欣然的奔向乡派出所，本以为这该是最后一次登门，漫漫户籍路可以就此终结了，不料刚走到派出所大门外，一对父子模样的人正恹恹的打道回府，骂骂咧咧不止——这是从政府机关出门长舒或长叹一口气后的习惯性义务——与我打了个照面，瞥见我手里的录取通知书快件大信封，大约出于同道的同情，就顺便告知说不可以办了，人死了。这个“人死了”我听得尤其真切，胜过一切做作浮夸的抒情修辞。我的心顿时凉了大半，却还是不肯接受事实，万一是他们父子不知趣冲撞了佛爷，想拉我下水陪葬呢，遂支吾了一声后仍旧往里走去——果然，户籍室门扉紧闭，那个被叫着公务员的东西不知去向，生死未卜。旁的一个屋内倒是有两个男人，那姿态造型态度很像是在值班：一个仰天长睡，鼾声震天，比我家的两头白毛猪都要响亮几分，另一个懒散的躺在沙发里，脚翘到茶几上，一双白色的棉袜如两柱烟囱，恣肆的喷吐着臭气，从外面看进去，没有脸，只见下半截身躯，像是被谋杀后的荒野抛尸。我惴惴的走进，那翘脚的男人好奇的打量我一眼，从鼻腔里哼出几个字：干啥子？我遂问起办户籍的人为何不在，他的回答浑然天成：回家哩，他不是本地人，礼拜五一律只上早班，谁叫你不是早上来？我暗想：你些个狗崽子！这上班的制度到这里何以就成了礼拜五一律只上早班了。但是暗想有什么屁用，鼻孔气得开花又如何，无非遭人笑话罢了。

　　草草回过话，他兀自看报吸烟。头也懒得抬起，想是给锋刀砍断了脖筋，软软的耷拉着。被他这一提醒，我只恨自己他妈的为何没有天不亮就爬起来赶最早的一趟车，那现在不就遇见了吗？现在可好，白白跑了一趟，我们农民的劳力本来很贱的，浪费一点倒也没什么，只是痛心那高额的车费，真是混帐。至于精神意志心情这类抽象的损失就更贱了，岂敢抬到桌面上显摆招人怜悯，那无异于西装革履的去乞讨，必是讨要不成的，或许有人想给怕也不敢，唯恐有什么阴谋文章，大约还要遭暗中的取笑算计。其实我是在心里大操他祖宗十八代为何不早早的被诛灭或阉割掉，那现在这类玩忽职守的奸贼小人就不会被生产出来了；那么，他先祖的灭绝无疑为人类的和谐美好作了杰出贡献，我们也该乘兴来点演给活人看的把戏，诸如追授什么什么头衔功名之类，云云。这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的幼稚无知，没有事先打听研究一下各大小公务员的办事作风及“为人民服务”的习惯，以致三登宝刹仍未办妥一件小事，还有何颜面步入大学的神圣殿堂。

　　从这宝刹出来，我郁闷至极，越想越憋屈，回首这三番五次的劳碌奔波，竟被人家一个不成文的小小习惯就轻易捏死掉，还只能像哑子脓包一般缄默。当时，我真恨不得自己是基地组织的成员，也整个汽车炸弹把个活死人庙给轰隆了，我牙痒痒还嫌不解恨，干脆把把全国光吃干饭不办实事的一干人等连同他们的狗屁庙堂也都轰隆了。这样想后，我稍微快活了一点，但又想到自己毕竟只有一条命——还是我爹娘辛辛苦苦才抚养到这个体积质量的——只能死一次，完成不了这伟大的事业，又伤感起来。

　　面前是乡场集市，此时不逢市，空有我一人游荡。我在一块用来摆小百货的宽大的水泥板上屈膝坐下，竟觉得自己还不如一件小百货的有用，有如被情人抛弃后的绝望。七月的骄阳暖暖的烘烤着身体，心却凉到骨子底。这样一个小小圈子里的隐规则我都读不懂玩不来，还指望改变什么。理想竟成了一个恶毒的诅咒，游蛇般吞噬着我的欢乐、意志、品格，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点点可怜的惊喜，顷刻被乱棍打入地下十八层，血淋淋的在狂喊“救命”。

　　幼稚可笑的阿Q完一通，我禁不住卑劣的暗想起来：倘若我是某官宦或地霸之英明神武后代，或者是某官宦兼地霸之子嗣，或是多多少少有些裙带关系，那此事根本就不必我亲自出马，一通电话或口信捎来立马了事。我又暗笑自己的愚蠢，倘是那样，还犯得着有这些鸟程序读这破书吗，直接走后门谋个差事算了，文凭满地都是，打个哈欠饱个嗝，抽口香烟放个屁，表面上当然得走走过场，自己整的考试考自己，只要不是白痴呆小，自然不成问题。之后开辆公家车去装便是，贱如烂菜叶，公家人从不吃菜叶，他们吃揩来的油水，有的腻得化不开，如那星级酒店丢弃的汤水，上面的油层足以被三流的商家看中，草草加工一番卖作桶装食用油，在油水奇缺的那些年月，硬是养出了无数暴发户。坐了半天自觉无趣，哀叹的唯一作用就是把自己的心境搞得更糟更软弱，遂恹恹的往回走。还得办贷款手续呢，人家只是说你有这个权利，并没有说这权利不必花费工夫代价就能争取。行了一里路，到了街上三姑母家，免不了一番数落，嫌独自在心里还骂不够。我有个表妹和我同志，同年接到通知书。她教我将证件什物都搁她这里，过两日她代我去办妥。我如释重负，在心里千恩万谢。想来还是亲戚好，人家距离政府仅百步之遥，距派出所也不过几百米，地理上的近距离都可以产生如此便利，那精神血肉的近距离就更是立杆见影了，也难怪国人要孳生和信仰“裙带主义”了——杂草的生命力我们是有见识的，纵是匮乏的墙隙石壁，只要稍有湿气，便会孳生成长，今天铲除，待你不注意，过几日又蓬勃起来，倘使有象样的泥土水分，那长势就更为惊人了，他们必会结交成片成群，铲不尽，烧不绝，灭不掉，唯一根除之法：铲除它们赖以孳生的泥土水分湿气。理论总是完美的，实际操作起来，总不免幼稚可笑，不可理喻，冥想不通。

　　吃了表妹的定心丸，我方才又鼓了些勇气去办理贷款，被这多次的折磨，早已心生厌烦畏惧，想这一去也是“凶多吉少”。果不其然，那个巴掌大的办公室里挤了各色人民，但还是以黎黑色为主，能在这长凳上乖乖定坐还和颜悦色的，多半只有极其普通的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才做得出。我的前面早已排了五六个档案，这是合乎天理的，我没有丝毫的埋怨，只怪自己迟到。约莫半小时，才办妥两份，掐指一算，至少也得一个多小时才轮到我，本想抽身离开去撒泡尿，又怕排队的人陡增，遂坚守阵地不敢轻易挪步。这贷款的程序问题，草民不懂，是人家借钱给我，不是我借钱给人家，那就只好悉听尊便哩。我不跪倒六体投地大叫三声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万岁万万岁就很无理缺德了，岂敢对恩人的行径妄加指责呢？更何况父亲还教导做人要以德报怨。子从父，我难免也略带些这样的习气。又或者说，在现行的制度下，还犯不着去想这么高远的问题。不要共产主义的影子尾巴都不曾抓到就把它的肉身给践踏腐烂了。主义本是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其实世间本没有主义，信的人多了，也便成了主义，信的人少了，是主义又如何。从目前的生产力水平着眼，我们着实该想想下面这类问题。

　　快到我的时候，进来一个中年男子，西装皮鞋，白衬衫扎花格领结，那板眼在这样的乡旮旯里显得浪费，但马上我就承认自己错了，从那一个个静坐苦等的眼神里，我分明看到了不同程度的仰慕欣羡之色，他一踏进屋子，整个气氛倏的似乎严肃紧张起来，他结实铮亮的皮鞋像踏着弹簧支撑的世界，一切都为之一缩，除非他松脚，那一切才得以舒张开来。西装两眼平视前方，我们坐着的和身材矮小的人自然都无一落进他的视线，他向右微微侧脸，来了一招反客为主，从一盒十支装的在座的怕没有一个能叫上名号的烟卷里慢慢的抽出一根，黑黢黢的样子，而后缓缓的递出去，显出三分笑后，保持着，直到那位忙碌的办事员抬头既而也显出三分笑的接过烟卷，闪电般瞟了一眼，塞进唇间——之前我亲见几个人递过去的也是闪电般的瞟了一眼，却是扔在桌上或是直接借口说不抽烟，还免得伸手麻烦；我想他这态度大约也没什么不妥，就比如那些阔人太太小姐们，嘴上推脱说不想吃饭，实则吃的比饭还尊贵百倍，可能无论什么狗屁东西价钱高至一定程度后性质就陡然改变了——又假装忙活起来。西装又很知趣的把火机打着了，用另一只手虚掩着，隔了桌递过去，那位很忙的同志没有去做演员是电影艺术的不幸，却是演员的大幸，他假装指导身边的那个人写东西，让那双谦逊温和的手在空中稍作停留，又恰到好处的扭头去点火，面上还自然的带着三分歉意，真可谓不卑不亢，他的每一细节动作和表情都是那样的传神和准确逢时，说明他该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或是表演艺术家，大约是生不逢时或家道中落至此，不惑之年才混得个乡村信用社的小职员的差事。他们彼此寒暄几句，我才听出原来竟是老同学逢面。西装老同学的爱子高就，也凑热闹上了大学，特来办理助学贷款手续，兹闻是老同学当道，甚感欣慰，自然免去排队及被恶意刁难怒斥之酸苦。弹指唏嘘间，近万元的无息贷款就到手，傻Ｂ才闷在屋里吃干饭呢。我们一群老少——没有爷们儿——眼巴巴看人插队，却都冒充哑子傻子，愤恨着，又缄默着，大约我们都一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却假装去探究他这一行为是否算插队，以转移内心的不满情绪的碰撞纠结。插队是相对于排队而言的，人家根本就不需要排队，又何来插队呢？看来这排队的规矩只在低贱的人群里适用。

　　西装三五下就填好了表格签了字摁了手印，硬是让我多等了十几分钟。我就突然纳闷，为什么一般人要半小时，而到了西装就陡然高效起来，这千年的玄机，凡人不懂。又折腾了约莫一个小时，我终于对那位办事员触手可及了。心里牵牵挂挂的那几千元无息款化着一只壮年蟋蟀，稍触一下就跳跃不止。我刚要把材料档案递出去，却又突然闯进一群西装来。心中欢喜顿时大面积塌方，怨恨的情绪再次浮游起来，恰似水面的一层劣质猪油。其中一个西装发话，我们才得知他们是县法院的，也算是这位办事员的拐弯抹角上司，虽不是同一行业部门，从等级交际上来说，也得先敬畏三分吧。在中国，这可是铁的纪律，早就达成共识的，大家也都不约而同的臣服，远比法文规章来得凑效。这次的西装可与上次大相径庭，他们面容冷峻严肃，不必有任何笑意，唯一相同的是我们坐在长凳上和身材矮小的一群人，无一落进他们的视线，他们不必环顾，心虚和弱势的人才会主动去观察陌生的环境。出示了相关证件后，我们得知这位办事员与某个案件略有关联，需要他配合。那位办事员的神情却比上次多了些恐慌，笑容也格外灿烂做作起来，远不如上次的娴熟专业。那几个西装草草说完，转身就走，干脆利索，全无后顾之忧，还背对着人群补了一句：可不要让我们等你啊！

　　那位办事员慌忙唯唯诺诺的点头哈腰说是是是，尽管人家全看不见了。大约那些人从他的这几个“是”里全能准确推测他的情态动作，并精确至小数点后十八位。我眼睁睁看着这利索的短暂交接，暗想：要是祖国各地的机关部门办事也都如此干脆的话，我们何必需要长寿呢，五十年岁足矣。我这漫长的等待，被这突如其来的程序截断，甚是不甘，明知道问了也无好结果，还是惴惴的问道：那我的手续什么时候可以办呀？他大约是有豆子正愁没有锅炒，遂把刚才的气愤全砸到我的头上，愤愤的道：你没看见县法院的人来了？县法院呀！还办，办个球哟！人家不放我走，我怎么来办？你好歹也快成大学生了，这点智商都没有？他把那个“县”说得如霹雷一样重，仿佛是自上下门牙猛烈碰撞而出。本来这长久的站立，腿脚早就软了，被他这一红眼的呵斥，险些跪倒在地，自知罪孽深重，为何要上大学，做个平庸的汉子，窝在家里种地生孩子，也不至于受这等瞎气。我大约是有自尊的，慌忙从心底捞出准大学生的涵养来告戒自己要冷静，我有权保持沉默，云云。我想他这一去怕是遥遥无期，又受了刚才的窝囊瞎气，遂恹恹的踱回了三姑母家。

　　与家有关的东西大约都是用来避难和疗养的，在外面闯荡碰了壁吃了灰留了伤口，进到家里面就自然的康复了。接着又去碰壁吃灰划伤口。而在外面，每个人似乎都很坚强不可摧，从未有人愿意主动显露自己的脆弱懦弱孱弱。又过了几个钟点，我估摸着那位办事员该被“释放”了吧，又一次鼓起些志气步向“信用”合作社。登上二楼，发现早已人满为患，暗自悔恨没有早来。先前的秩序显然已被打破，并不如那播放影碟，摁个暂停，一切凝固，回来时一切照旧。人是活的，路是死的，活人走死路，死路也得变活起来。

　　普通人的竞争，仅限于普通人之间——并不如西装那般享受插队抄小道走后门的优待——使用的也是普通的方法，譬如早到苦等，反正就是拿那不值钱的好象永不会消减的被称着生命或青春的东西来耗，不可能亦不敢越这雷池半步。我虽在心里一万遍的破口大骂混蛋黑帮走狗垃圾流氓，却仍旧很有风度的堆出十分的笑容，只要人家肯为我办事，何苦惹那一身馊，无端惹祸上身。

苦站了约两个钟点，总算是签了字摁了红手印，噔噔噔下楼来，到出纳处再次排队，一双双期盼的手握着档案资料，穿过那坚实的铁窗，恨不得有超人的手臂能够自由伸长，我纵是有超人的手臂怕也够不到，队列实在太长，人头实在太严密，秩序实在太混乱。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一道人墙，足以挡住日本军一个营的出路罢。待我再次签字摁上红手印，已是傍晚时分。身心像鏖战后的疲惫。所幸尚有一班晚点的小巴，大约是路上抛锚，我才得以顺利踏上回家的征途，否则还得寻个旅店住宿，花销必又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