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新周刊》曾搞了个专题——《中国，我的诗歌丢了》，这个名字化用了80年代初合肥制药厂学徒工梁小斌的诗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梁作表达了他们那代经历了十年动乱的青年们的精神迷惘，而新周刊的呼喊则表达了多数人的叹息：精神迷惘尚且可以用诗歌来唤醒，现如今我们的悲剧则是精神似乎已同诗歌一道“死亡”……　　

 是谁在唾弃诗歌？　　

   09高考早已悲壮落幕，顺延着它前辈的残酷。多数省份的作文题仍旧无情地刻下文字一行：“除诗歌外，文体不限”。似乎嫌教育对学生的束缚限制还远远不够，他们总是天真地用荒谬来转化自己生发的罪恶与恐慌。　　

 这个很早便闻名于世的诗歌国度，仿效“科举取士”，几轮变革转型，扩大门类、加大压力创造出了更加震惊世界的“国考”，但却迥异于古人注重诗文与书法的考察，排斥诗歌。另外，中国式教育下的孩子忙于遨游题海，哪有写诗的闲情雅致。关于教育制度和高考的运转模式，他国很难理解这种“荒谬”，常连连发出疑问，可都被国之人口基数太大等诸多理由搪塞。关于这等分歧，不愿争论，时间会给出公正的评判。但是高考的影响力是唯一没有争议的，的确，在我国，高考是全国性的选拔相对高级人才的竞赛，它在客观上对社会及大众的基础知识、普遍审美趣味等广泛素质起着一定的导向作用。正如前些年社会上遇到了错别字满天飞的尴尬，高考决定在设有辨别错别字的选择题的基础上，增加对作文中出现错别字进行扣分的措施。从这以后，错别字疯狂于街头巷尾的情况确实有所改善。然而这次高考，多数省份的作文题依然对诗歌大亮红灯，这对中国诗歌的悲惨现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有人会说：诗歌被禁是有道理的，毕竟诗无达诂，诗歌的评价判分会让阅卷老师无从下手，很多老师也早已对诗歌陌生了。照此逻辑推断，那么难道散文、说明文、议论文等高考通行文体就有明确的评价标准吗？它们的审美几乎就存有死板的模式吗？再者，因为评分者的自身缺陷就废止评判对象，这不使得评判者心安理得地完全抛弃这一评判对象吗？恶性循环后，诗歌当然会死得透彻。倘若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老师们对于高考其它通行文体的评审能力退化，岂不就要取消作文，再作联想，实在让人揪心，这一切显得太“诙谐”……不用啰嗦，教育制度和其孕育的高考在唾弃诗歌。　　

 “诗歌除外”，这已对眼下的诗歌很是客气。殊不知，诗歌在这片诗歌的国度已经成了一种极大的罪，诗歌的现状没法找到恰当的哀辞来形容。诗经、楚辞、汉乐府、文人五言、唐诗、宋词、元明清诗直到20世纪的现代诗所显现的一切荣耀，在这个多元的时代却被耻辱无情地取代。在当下，人们对被称作“诗人”的人是倍加怜悯的，甚至太多的“做过诗人”的人也极力用其它头衔掩盖他们自认为的“屈辱的曾经”，诗人作为一种自我身份确认似乎会成为最大的笑话。在这一紧要关头，出现了一波无法逃脱的“诗人”，他们自嘲抑或“自我糟蹋”，着实使诗歌在边缘了N多年后，强作欢笑的小丑般舞动起一丝丑陋波澜，将这个久违的名字拉回了人们的视线。他们中，有的“慷慨且无奈”地将自己的诗歌论斤叫卖；有的脱光衣服大诵其诗，借行为艺术吸引大众对诗歌作零星打量；有的则明码标价，寻贵妇包养身为贫穷诗人的自己……这些事实生动具体地阐释了邹静之所说的“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兴高采烈地诋毁诗歌”。很显然，多数诗人与大众在唾弃诗歌。　　

 一个没有真正诗人的时代，却又是个人人皆诗人的时代，难道这是文学在诗的国度的悖论和恶搞。以《木兰辞》的格式“歌颂”陈冠希，取《沁园春》的词牌填写性暴力的内容，更有人改写《静夜思》——“床前明月光，地上鞋两双……”，充斥饭局、浴室的荤段子，节日里疯传的色情短信，诸如此类繁多，不甚也不忍列举。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点就是多数采用诗歌的形式，歪用了诗歌朗朗上口、易于传诵的特点。有多少人在强奸诗歌？我们无法知晓。但可以确认的是，污浊的汉语环境在唾弃诗歌。　　

 非典时期、汶川地震等天灾袭来时，我们眼前总会呈现诗歌的盛景。诚然，一些真情的诗歌很是动人，但是有很多人是将更多的“感动”植入“政治抒情”。歌功颂德的诗笔随处可见，当然该“歌德”的时候就应该及时抒发，可是过犹不及，一味的浮夸、扩大反倒会失信于民。曾被感动过的人越发觉得此等宣言口号似的作品的作者太作态、太暧昧，纷纷敬而远之，继而厌恶作者憎恶诗歌。诗歌似乎只出现在举国的大悲大喜时，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中已经见不到诗歌的身影。孩子们痛苦地背着教科书里的诗歌，死记住老师授予的“评诗模板”，以应付考试中出现的诗歌鉴赏。他们甚至没学过考题中出现的诗，但不慌不忙、坦然借助模板在考卷上写满了“套话”，千篇一律的答案都得到了很高的分数。个别自我发挥者，反倒会得到一个圈。对待诗歌时冷时热以及潜藏其中的功利性在唾弃诗歌。　　

 我们的社会极其现实。为何四处奔波、招商引资？是“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海上过度捕捞、疯狂填海建设，哪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感慨；夜生活里灯红酒绿、歌舞升平，怎会有“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思考……曾经穷怕了，如今我们“向钱看齐”，追逐着貌似最流行的暴发户一般的文化。太多的诗人不写诗了，大写特写电视剧，他们大多是冲着高额的稿酬去的，没几个是单纯为了繁荣大众文化。大众不读诗，诗人不写诗，媒体、诗人（还有作家）和大众自己共同将审美定格在泡沫剧及以下的层次。如此恶性循环，诗人丧失了写诗的天分与才华，大众失去了欣赏诗歌的能力，所有人只能适应没有诗歌的日子。不是杞人忧天，倘若任其堕落，这些很快便会发生，甚至连我们的祭奠和泪水都来不及送上。或许有人愿把希望寄托于“留守诗人”，实话告诉你——靠不住。做最后坚守的那一小撮诗人也追名逐利，大肆将诗歌商业化，诗行里都镶嵌满了他们朝思暮想的人民币。诗歌不能作博取情人欢笑的开心果，诗歌不能作升迁发达的筹码，诗歌不能作购车买房的货币，诗歌不能、不能、还是不能……过于现实的价值观夺取了本应存有的精神空间，使一些有识之士不禁发问：“精神啊，你在哪里？”列强们对我同胞曾发出的“东亚病夫”的骂名，并不仅仅是对中国人生理上羸弱的耻笑，更多地是鄙夷我国民精神的萎靡，看来我们的精神问题有些许历史基因的遗传，看来我们并未因为抗战解放建设的胜利而扭转精神拙劣的惨状。其实早在06年，据相关组织的调查就已显示：我国约有7成人亚健康，至少有1亿人患有各种精神障碍疾病。专家并预言：“到2020年精神疾病在全国疾病总负担中仍将排名第一。”除却精神疾病，还存在众多精神方面的一般问题。诸如：丰富的娱乐生活使人们思维变得单一，安逸的物质生活使人们懒于思考，巨大的社会压力使人们的精神不堪重负，社会转型期的突变使人们的精神无法适从，日益复杂激烈的矛盾使人们的精神不时得恐慌。在“宗教信仰自由”的环境下，我们的信仰反倒缺失，精神则表现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缺失；在紧抓精神文明建设的潮流中，无数大场面中多姿多彩的形式隆重地掩盖了精神的本质；精神之说因泛泛而谈失去了严肃性，少数人对精神的详查审视与深入探究反而被多数精神贫瘠的人大为耻笑。毛主席早就强调过“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但是我们却似乎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没有足够的精神。精神的缺失在唾弃诗歌。　　

 难道真是“诗歌死了”？难道这个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奋勇前行的国家，没有复兴诗歌的勇气和能力？不，绝不。不管是谁在唾弃诗歌，请拿出我们的精神，不负“诗歌的国度”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