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的这句诗用来形容近几年“山寨文化”的井喷现象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其实山寨手机不是今天才上市，山寨明星也不是今天才出道，这种现象由来已久，但似乎慢慢积聚到现在，来了一个大爆发，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词语。尤其在网络上，更是掀起一阵狂潮。连今年两会都没敢小看它，倪萍大姐作为政协委员还特地参了它一本，大有杀之而后快的意思。

有人吹捧它，有人憎恨它，无非是“山寨”意义泛化的结果。认为它好的人，是把山寨看做是草根智慧的结晶，认为它不好的人，是把它与盗版、侵权扯到一块。一个词语的意义一旦被扩大化，尤其是经网络这么一催化、一炒作，就难免会造成多种解读。按我的理解呢，山寨不等同于盗版，而是一种模仿。是弱势一方通过草根方式希望挑战、抗衡甚至颠覆强势一方控制的主流文化的一种现象。为了尽量说清楚我的观点，我还是从“山寨”的原意说起。

话说这“山寨”一词源于广东话。是一种由民间IT力量发起的产业现象。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仿造性、快速化、平民化。主要表现形式为通过小作坊起步，快速模仿成名品牌，涉及手机、数码产品、游戏机等不同领域。这种文化的另一方面则是善打擦边球，经常行走在行业政策的边缘，引起争议。　　

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发现几个关键点：一、山寨原先只在IT业活动，明显地，现在我们说“山寨”，比如“山寨明星”、“山寨春晚”已经是它意思的泛化了。这点应该可以肯定了。二、它的特点是仿造性、快速化、平民化。请注意，是“仿造性”，不是copy（复制）。这里我们再看看“盗版”的定义是什么。盗版是指在未经版权所有人同意或授权的情况下，对其拥有著作权的作品、出版物等进行复制、再分发的行为。这里用的是“复制”一词。复制和仿造可是两个概念。我们可以这样来说，盗版呢就是形式上“一样”的相像，山寨版呢则是“类似”的相像。比如，我们去买周杰伦的写真集《D调的华丽》，如果是盗版的，那么虽然它画质粗糙了，但至少内容上周杰伦还是周杰伦，D调还是D调。如果是山寨版的，那么，它就应该爽快地给改名叫“周杰轮《X调的华丽》”。这个周杰轮就肯定不是周杰伦本人了，这X呢可取26个字母中任意一个，但就不是D。这就是差别。所以在我看来，“山寨”为自己正名的底线就是要坚持哪怕“仿造”也不“复制”。

把山寨从盗版侵权的漩涡中捞出来以后，再来谈谈为什么我把山寨文化在近几年大行其道的现象形容为弱势群体的强势发声的原因。

首先从山寨的发源地——IT业说起。以“山寨手机”为例，虽然在功能上、外包上基本已经达到user friendly的标准，但还是被挑剔着出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处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这个先天条件使小企业和寡头不存在公平竞争的前提。其实剔去标签，大家也就是半斤八两。但就是因为在这样的市场机制下，“等级”出现了。人家是系出名门，而你平民出身，所以小企业只能上演“模仿秀”。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借“名牌”之东风快速上位。毕竟对于它们，生产、销售过程中任何长时间的“待机”都可能断了企业的生命线。这样做的坏处呢，自然是背上“山寨”之名，无法拥有“品牌”。这样一对比，我们看到，“山寨手机”明显处于市场的弱势地位。再看现在“山寨”全面进军的文化领域，以“山寨春晚”为例，这个矛头直指的对象很明确是央视春晚。这个曾经被国人誉为“精神年夜饭”的晚会20年如一年地代表着“主流”。它就是一个缩影，折射着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挥之不去的“主流”控制。如果83年时它还能称得上是“鸡腿”的话，那么现在它就是十足的“鸡肋”。一年365天，你都感觉良好地沐浴着新文化的春风，但是一到年三十，当所有频道几乎一个鼻孔出气时，你会感觉到被人抽醒。这个时候你还会觉得自己有自由选择权、表达权吗，你还会觉得自己是个主体吗？主流的红旗下，寂静无声，我们都是弱者。所以，“山寨春晚”这个非主流的晚会，自然是失声群体在这个“热闹”夜里上演的哑剧。

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旦有了“弱”的出现，就难免有了对立的“强”以及后者施与的“压迫”。 “弱势群体”在累积到一定数量时就会发生“反抗”，马克思告诉我们，那是“量变达到质变”的结果。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草根阶层人数众多，有需求但又与主流有距离，催生出适合这个阶层享用的文化。所以我们看到，近几年“山寨”火了。虽然有外因，诸如金融危机、平民选秀的催化，但是被积压多年的草根在群体人数激增，群体特征明确，群体意识增强的情况下，有了共同争取发言权的愿望。“山寨”是庶民的胜利，至少从现在看来，它的觉醒让我们听到了一个不同的声音。

“山寨”的出现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关注“弱势群体”，给他们一个发言的机会，一个发展的平台。也许这样，我们以后就不用再去强调什么“山寨”，而是去感受什么叫“求同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