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海七宝中学读书班学生对话文学之美

“文学已经死了……它的躯体正在腐烂”——这样的话语当然不无偏激，但文学在当下的惨淡似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这一切在知名作家、上海市作协主席王安忆看来，依然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前天，在首次与上海市七宝中学学子人文书院读书班的中学生对话中，王安忆说：“史铁生辞世后，十多个城市自发追思，这个情景必须引起重视，所以不要把文学生态看得那么惨淡，史铁生生前的作品也不是很畅销，出的书也不是太多，但他辞世后引起这样大的反响，足以说明文学的生态并不是太糟糕。”

　　回忆往事：

那时并非想象中的惨淡

　　首次走进七宝中学的王安忆面对一张张青春的面孔，不禁回想起她描述成长的代表作《启蒙时代》：“《启蒙时代》写的是插队之前的事，这个故事对我是挑战——是一种经验之外的写作，很多人批评我这本书，认为这本书未反思‘文革’。写小说其实是局部生活，其实那个时代并不像你们年轻人想象的那么惨淡，其实并不可怕，青春都差不多，年轻时总觉得与长辈不一样，经历过以后其实发现差不多——但这也不是单纯的重复，对于那时的情感是复杂的：一方面它耽误了我们的教育，比如，我和吴亮就没有文凭，那时还好，如果再晚20年就惨了，我常常被人家作为没有上大学就成为作家的例子——但如果我上大学，就一定会写得好一些。”

　　在对比现在的学生与当时上山下乡的知青时，王安忆认为，现在的孩子要学英语、钢琴等，也是种不幸，与他们那时的不幸相比各有不同，回过头去看，其实是有所失有所得，“革命一代中，我没赶上红卫兵的趟，我们那时下放到江苏滨海农场的多，我被下放到安徽插队，那里很贫瘠，与想象中的‘农村艳阳天’差距太远，但虽然贫瘠，农村中也有抒情的诗意，比如，一个邻居的女孩叫我们赶集，我嫌远，她跟我说没关系，因为‘路上有好几口泉水井’，这样的话其实真是一种诗意。”

王安忆说，很多事件其实是过去以后才知道的，“我下放后，我母亲是作家，她和我通信十分频繁，她劝我记日记，当时我既愤怒又渺茫，这些当然会反映在信上，她就留着我的信，向别人复述，她说她记着我的话：‘别人家屋梁上来了燕子，但我家的却没有来。’可见那时还是有诗意的东西，虽然很艰难，也不开心。”

　　评述当下：

文学生态并不是太糟糕

　　对于中学生提出的她到底是不是“海派作家”的问题，王安忆说：“海派这个词比较暧昧，鲁迅最早提出‘海派’的说法，当别人说我是海派时，我不知道是夸我还是骂我。把我归入海派与王德威的评价有关，在《长恨歌》之后，他写文章重新定义海派的概念，说我是张爱玲后又一人，而《长恨歌》最早也是在台湾地区有反应，如果把张爱玲作为海派的代表，我个人觉得与她并不一样，在台湾，评论界对我还有一个名字是‘共和国的女儿’，这倒很贴切，我们是共和国以后成长起来的。”

　　王安忆称，她与张爱玲相像处其实只是书写的对象都是上海，除此之外，并不一样，“我对人生是有热情的，但她不一样，她很冷淡。她的一生其实很落魄，她写得好的东西也就是那有限的几部——但张爱玲还是有她的意义，她有对日常生活的兴趣，但‘五四’以后的很多人都没有。”

　　对于十多个城市在史铁生辞世后自发举行追思活动，王安忆说，这足以说明当下的文学生态并不是太糟糕，“我对史铁生很尊重，他写得很好，我们私交也很好，他的东西确实不一样，由于身体的原因，他(身体上)那么痛苦，但他却不是那么愤怒，可以说其实很快乐——这种信念来自何处？我认为是他懂得敬畏！他认为坐在轮椅上是一种命，人有了大敬畏，就会平静下来。我现在正慢慢开始了解他，记得我第一次到他家，谈到北方的面食，我说很不喜欢，他就很平和地问我：‘那么包饺子呢？’他写了那么多哲理的话，但其实他很日常，和他在一起，你会受到感染。”

　　同时参加对话的学者吴亮、陈子善、蔡翔、黄育海等分别就学生从文与从商的选择、好作品标准、《开明国语课本》的意义、电子书发展前景等回答了读书班学生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