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人强调文学应贴近心灵与现实，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古典文学自不用说，从西方现代主义、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都不会诞生在真空中，也不会凭空想象，即使是历史文学、童话、寓言或科幻等文学样式，不管它们的情节多么离奇，也都呈现出心灵与现实的观照背景。不同的心灵背景和现实背景中所产生的文学形式都有不同，先秦有楚辞、汉有赋、六朝有骈文、唐有诗、宋有词、元有曲，这也是王国维所认为的一代皆有一代之文学的深层原因。文学是在心灵、现实的土壤上产生的，但是成功的文学作品都不会沉入到心灵与现实中止步不前，都会以讽喻、象征或批判的方式，对自身所处的心灵环境与现实环境进行独特的反思。因此面对心灵与现实，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所贴近或反思的对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对象？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灵与现实？因为创作者自我的心灵也好、他人的心灵也好，心灵永远都是一个谜语一样的东西，谜有谜底，但是心灵却没有谜底。以前认为上帝是心灵的谜底，但是自从“上帝死了”以后，人们的心灵就像泛滥的河流，不仅随处拐弯抹角，而且四处奔流，你根本无法紧随其后，不但常常给别人造成灾难，给自己也造成灾难。而现实呢？不乏为了物质利益而战天斗地的名利场。在这种情形下，理论家感到一种压抑和苦闷，重申文学要贴近心灵、贴近现实，这种重申如果仍然让文学、让作者也让读者在心灵与现实的迷阵中无法自拔，那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是试图要寻找让心灵透气的窗口，是试图找到像陶渊明《桃花源记》那样既入世又出世的现实，那是文学的幸运。能不能实现呢？我认为还是需要限定，那就是在文学的前提下可以实现，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完全可以实现，那些许许多多优秀而伟大的文学作品就是例证。这也是文学的魅力、文学的意义。文学就是给人一种理想、给人一种继续寻找的力量，给人一种永远的感动与冲动，不管结局如何，人们却永不放弃，用哲学家尼采著名的概括来说，文学的精神就是“酒神精神”。在尼采的阐释中，“酒神精神”是悲剧精神的本质，是人类伟大精神的见证。这种精神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是对于复杂现实与人类狭隘心灵的一种超越，对悲观结局的一种超越。

　　随着社会的变迁，人的心灵越来越曲折，现实也越来越复杂。文学中主体所面临的心灵与现实这个客体，已今非昔比。这也是《黄帝内经》中黄帝与岐伯论道时反复指出的人心与现实都不古的事实。人的心灵并非古典主义时代那样简单、朴素，现实也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理想与纯净，心灵也可能是伪心灵，现实也可能是伪现实，或者说现实与心灵越来越不是自己所应该成为的那种样子。人所在的现实与心灵被扭曲、异化的现象，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明确指出过。因而只靠单一的反映或贴近，文学也无法成为人们所期待的文学。事实上任何一个由人群组成的社会，都不存在一个理想的现实与理想的心灵。海涅在1824年写的小诗《世界和人生太残缺不全》中直接叫喊：“世界和人生太残缺不全，/我要请教德国的教授去！/他有的是拼凑人生的本领，/能搞出个明白易懂的体系。/他还会修补宇宙结构的窟窿，/用他的睡帽和破睡衣。”(杨武能译)这首诗歌反讽了教书匠对残缺不全的世界和人生所故意进行的掩饰，理性的虚假的掩饰让诗人生厌。我记得舒婷曾在一首诗歌中写道：“我要求天空的纯洁/和道路的正直/我要求真理”。舒婷的这首诗歌曾经让人的内心受到过震颤。在舒婷富有象征含义的语汇中，之所以要求天空的纯洁和道路的正直，那是由于天空可能不纯洁、道路可能不正直。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将现代社会的人类比做一窝蚂蚁，人就像蚂蚁一样被本能的欲望控制着，也就是被无穷的物质利益所驱使，这就是人类真实的心灵和欲望。他认为人类理想的心灵则是超越物质利益而指向精神层面的，是对于自由的向往。他的小说《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其中主人公所有的行为与心理都是围绕这样一条心灵悖论式的存在而展开。他在《略谈乔治·桑》一文中指出：“她的信念、希望和理想，都建立在人的道德感，人类的精神需求，人类对于完善、纯洁的憧憬上，而不是建立在蚂蚁的欲望上。……即承认个人及个人的自由(因此也承认个人的责任)。由此并承认义务以及对于履行义务所需要的严格的道德上的要求，同时也完全承认个人的责任。”这既是在谈论乔治·桑的小说，也是在谈论他自己的小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人类有了受物质利益驱使的心灵本能，也就有了追逐物质利益的纷繁现实，文学的责任就是要试图超越这种人类受本能驱使的心灵和在利益追逐中形成的现实，从而为人类的心灵建立一种信念和理想，这种信念和理想并不是空泛的，是建立在道德与责任基础上的人的自由，或者是对于自由的追求。没有这样的理想，人类的心灵是空泛的、茫然的甚至是罪恶的，所以他笔下那些被痛苦煎熬的人物，基本上都是由于利欲所致。利欲让人陷入罪恶的牢狱不得自由，幸福平静的人生需要超越人本能的欲望。而建立在道德、正义和他人幸福基础之上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才具有广阔的前景和空间。

　　另外，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能动的参与者是作家这个主体。作家除了要描写心灵与现实这样一个客体外，随时还要反观主体自身，也就是说作为现实存在与心灵所在的主体，同时要反观或面对自己所在的现实与心灵。在这种反观中，常常会走样，正如古诗所吟诵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者在感知自己所在的现实与心灵时，由于主体本身对客体认知过程的绝对干扰，很可能使这样一个过程发生偏离，从而出现量子力学中所说的“测不准”现象。所谓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是指测量工具本身对测量对象的影响导致所有的测量结果都要发生偏差。而文学艺术中，作品的创造者即主体不是标准严谨的工具，主体的复杂与自身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使测不准的几率将远远超过现代物理学中工具对测量对象的测量。因而本来是试图对于心灵与现实的贴近，结果却因为主体本身的偏差，而最终无法贴近。不只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常常是差之百里，谬以千万里。这就是主体与客体发生背离的一种结局。

　　事实上，面对客体时，创作者从任何一个角度试图进行的非虚构描写都具有角度的限制，限制就意味着片面或无法窥测全体，无法达到感知中的通透。现实的迷雾在你试图贴近现实时常常会将你与现实一同笼罩，让你无法看清现实的真相，文学却要揭示这种真相，因此文学艺术鼓励作家要运用想象、虚构、象征等非现实的手法逼近心灵与现实，进行创造性的工作，目的也是为了超越角度的限制，为了弥补真实描写中无法填补的空缺，为了廓清真实描写中的迷惑。只有在对客体的想象和虚构中，主体才能够获得解放，才能够全方位地触摸到对象世界的全部，才能让文学超越大地的囚禁，飞越到自己的天空，才能让文学具有自己的生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要贴近心灵与现实，并不意味着文学就是写实，写实反而会消解文学的意义。只有超越现象的真实，才极有可能获得本质的真实。因而这又是一个悖论，文学离不开心灵与现实，但是又必须超越心灵与现实。

　　文学的创作者，仅贴近心灵与贴近现实的写作，还远远不够，只有在对心灵与现实的不断感知中，最终超越心灵本能的狭隘和局限，超越现实中的功利和障碍，人类才能凭借文学体会到更加自由理想的境界，主体才能在对客体的感知中，最终获得精神的自由与解放，文学才能够意义无限。不然，那种出自动物的利欲本能、虽然是写实但却是功利的、堕落的文学，呈现给人类的只能是心灵的无底深渊和现实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