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灿若星辰的古代伟人群中，苏轼兄弟一直闪烁着璀璨夺目的光辉。苏轼、苏辙他们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中华文坛上脍炙人口的美谈。从苏门两兄弟的创作中，不难看出他们兄弟俩具有相当的佛教信仰。相对来说，苏辙的佛教信仰更为笃厚，乃是苏轼所难以比拟，这从他们的诗词、文集中可窥一斑。从苏轼兄弟的诗词切入，结合苏轼兄弟的性格、人生阅历等探讨其在佛教信仰上的异同，剖析二者的差异，对于苏轼兄弟诗词的研究探索有着参考意义。　　

关键词：苏轼；苏辙；佛教；比较　　

《宋史·苏辙传》里面谈及苏门这两位才华相埒的兄弟时说：辙与兄轼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说到无不相同，套用哲学家莱布尼茨一句话，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更何况是人。在《苏辙集》中，“在苏辙的一生中，苏辙对他的影响很大，他们的观点几乎完全相同。”［1］(p3）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有失偏颇，虽说苏轼兄弟出身于佛教氛围浓厚的家庭，苏轼兄弟的人生曲线大同小异，几乎相近，但在人生不同阶段、随着环境、阅历的不同，他们的佛家信仰必定会因人而异。　　

何谓信仰，周国平曾在《信仰之光》中说过，“信仰,就是相信人生中有一种东西，它比一己的生命重要的多，甚至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值得为之活着，必要时也值得为之献身。”［2］可见信仰必定高于我们现实生活。而“宗教信仰的产生，与人类所面对的对象界、人类的宗教意欲和人类某些特殊心理体验有关。”［3］(p5)相对来说，苏轼是借助佛教思想透过现实的苦难获得精神的自由解放,这是一种实用的态度。他的佛教信仰是服务于生活，而苏辙随着人生的际遇，他的佛教信仰更为笃厚，这从他们的诗词、文集中可窥一斑。　　

一、前期：名寻道人实自娱　　

（一）　　

苏轼兄弟出身于眉州蜀山，也就是四川省。佛教在东汉末年进入四川，到了北宋，已经发展得很发达。出身于佛教氛围浓厚的家乡，其父母也是佛教信徒，如苏轼在《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叙》所言：“昔予先君文安主薄赠中大夫讳洵，先夫人　武昌太　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捐馆之日，追述遗意，舍所爱作佛事，虽力有所此，而志则无尽。”，苏轼的父母的信仰必然会影响到子女的教育上。苏轼在《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一诗中写道：“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聘释迦文。”回忆的是庆历年间，苏轼兄弟在家以父为师的事情，对道释经籍有所研读的苏洵，也让儿子一起读。　　

在熙宁七年（1074）七月，苏轼为接近亲人，在由杭州移守密州的早行途中寄给其弟苏辙的《沁园春·孤馆灯青》由景入情地感叹，“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可见，早年的苏轼，虽然嘴边挂禅，实际上还是信奉“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正统儒生。在《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慧思二僧》一诗中，苏轼直接道出，“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　　

（二）　　

早年的苏轼兄弟，一道在南轩（又名来风轩）读书，主要是修习儒家经典,不过二人接触佛教还是比较早。“此时的苏辙，对于佛教，与其说是把它当作一种宗教来信仰，不如说是把它作为一种不同于儒家的异质的文化来欣赏与学习的。”［4］“往年宿东都，局促吁已厌。城西近精庐，长老时一觇。每来获所求，食饱山茶酽。尘埃就汤沐，垢腻脱巾韂。不知禅味深，但取饥肠餍。”（《和子瞻宿临安净土寺》）这首诗生动地描写出了当时的生活场景，不过它只停留在赏景的层面上，而“不知禅味深”。　　

苏辙在《再祭亡兄端明文》(《栾城后集》卷二十）自谓“幼学无师，先君是从。”“苏洵不是一般章句儒生，而是一位有着宏大志向，并且颇具雄才大略的学者。他教授的内容，除经史以外，主要是诸子百家，总是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启发他们思考天下大事，使他们从懂事起便树立治国济民的雄心抱负，在苏辙身上表示得尤其明显。”［1］(p3)　　

早期的苏辙，对于佛教，也是停留在欣赏的层面上，不过他的见解与苏轼不太一样。在嘉祐六年（1061），苏辙曾兴致勃勃地一一和作苏轼的《凤翔八观》的组诗。其中如《王维吴道子画》一诗，苏轼诗是这样写的，“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而苏辙则道出自己独特的观点：“谁言王摩诘，乃过吴道子？”。虽然见解不同，但是苏辙对于佛教的信仰本质上还是跟其兄一样，以“名为寻道实自娱”概之苏辙前半期的佛教信仰，实乃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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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期：外儒渐隐内释凸现　　

(一)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这时候的苏轼已经45岁，而坚决实行新法的宋神宗年方33岁，按照常情推算，如果神宗不会英年早逝的话，那么苏轼能得到的顶多是谅解。受此毁灭性的打击之后，年过不惑的苏轼性格上内敛，行为更为审慎，思想由原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变成以佛老思想为主导，以儒家思想为辅，也就是外儒渐隐内释凸现。在佛家这缕圣火中，他的人生态度变为更加沉静。　　

这位穿着芒鞋、拄着拄杖的人，在雨后天晴唱出了人间绝唱《定风波》，他借助佛教理智的思索人生，深刻地反省，培养出一种超然洒脱的人生态度。这首词是借风雨暗喻政界上的变革，莫听穿林打叶声，隐含禅趣，而“行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体现出苏轼参禅更为豪放潇洒，这是一个归隐者的写照。如此平静乐观的心境，是历经风雨中后的领悟，也是他以后追求的目标和人生境界。“也无风雨也无晴”，换言之，此时不管是自然的风雨还是政治上的风雨，对于苏轼来说，摆脱牵绊，把一切都看成空无，看成无差别。在佛教那里，相信一切皆空的人，心灵才可以得到宁静。苏轼的精神投射到《定风波》这首词上，无疑是升华到了另一层崭新的高度——一切皆空，这真可谓大彻大悟！对于风雨的这种安之若素，不是一蹴而成的，而是在明白宇宙和人生的真谛后，对身世利害的超越。　　

初到黄州的苏轼，定居于定慧院僧舍，苏轼接触于佛教虽不始于此时，但是黄州的贬居生活无疑加深了他在这方面的修养。从“自缺闭门不出，闲居不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我们可以表面地了解到他修道养气的历程。这段时间，他的文风由犀利尖锐转化为一种和谐成熟透彻。苏轼在创作中好融入佛教典故和佛语，如“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念奴娇·赤壁怀古》，“灰飞烟灭”乃出自《大方广圆觉修多了义经》。而后，政治上的失意，苏轼被流放到天涯海角，使他更加地理智，而凝成中国儒学化的佛家思想信仰。　　

（二）　　

苏辙为　陈州　教授期间，据《栾城三集》卷九《书传灯录后·序》云，苏辙在此时开始阅读《楞严经》：“予久习佛乘，知是岀世第一妙理，然终未了所从入路。顷居淮西，观《楞严经》，见如来诸大弟子多从六根入，至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混入性海，虽凡未可以直造佛地。”但很难从其诗文看出讲佛教对他造成的影响有多大。　　

苏辙的思想真正倒向佛教，与他生命中的贬谪有着重要关系，佛教渐渐成为后期的苏辙的精神支柱。元丰三年春，苏辙因其兄的“乌台诗案”备受牵连，受贬下江南时遇到秦观，道出了“高山此去风头恶，犹有庐山得纵游。”也就是说诗人知道前途险恶，但是沿途的山川绝迹不得不看。这样口语化的诗句，跟以往贯以掉书袋的文风决然不同，但却淡而有味，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乐观旷达的气质。　　

在去贬所的路上，苏辙参观了很多名胜古迹，如长淮的龟山、扬州僧伽塔、金陵钟山等，并大都创作了记游诗，从中也可看出他心情的某种变化。路经金陵时，有感于直道获罪，留下了吊古伤时之作《金陵天庆观》。在诗中的“静饲”，“松声”，“竹色”，“草木”这类古朴幽雅营造的凄清环境中也可看出诗人参禅悟道后的心态。“老僧一身泉上住，十年扫尽人间迹。客到唯烧子香，晨饥坐待山前粥。丈夫济时诚妄语，白首居山本良策。茹蔬饭糗何足道，纯灰洗心聊自涤。失身处世足愆尤，愧尔山僧少忧责。”(《栾城集》卷十《游钟山》)，然而此时的境界还不是很高，不过是粗浅的体会。在《雨中宿酒务》中“阮籍做官都为酒，不须分别恨南邦。”这样调侃的诗句，不禁让人心酸，也可以看出作者仍然无法放下世情，无法安心。　　

在元祐八年这个多事之秋，高太后仙逝，哲宗亲政，起用新党，苏辙一年三黜。“闰岁穷冬已是春，当寒却暖未宜人。阴风半夜催飞霰，梢净天街一尺尘。”（《大雪》，《栾城后集》卷一）很明显，这首诗巧借天象，暗喻时局变迁，然而诗中却流露出异乎寻常的平静。这种平淡之美，多灾多难的人生历程，还有佛理的洗礼修炼之功。在《寓居》（《栾城后集》卷二）中，“西邻分半井，十口无渴忧。岁旱百泉竭，日供八家求。艰难念生理，沾足愧寒流。比闻山田妇，出汲争群牛。”在这首诗中，让人看到了一个置自身得失度外，以厚道之心去注视周围发生的一切的苏辙。这样的苏辙比起苏轼，较为感性。苏辙的这种感性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到他的佛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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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轼兄弟佛教信仰总结及评价　　

（一）　　

“佛教译经，依经文的长短而有“大品”、“小品”，因此，文人所作的短小的序跋题记之类，也被唤为“小品文”，是唐宋以来古文中最为自由活泼的品种。”［5］在黄州时期，可谓是苏轼小品文的多产期，在《记承天寺夜游》中，自称“闲人”的苏轼，正如自己所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东坡志林》卷十），享受江山风月之美。笔者认为这为后期的苏轼在创作方面追求平淡的风格奠下基础。　　

“对于一个禅人来说，关键是通过参禅来实现某种特殊的意识的转换，能在意识中体验到“空”以及这种空境的清净，那就是悟道，悟见诸法实性。”［3］(p228)受到佛家倡“空”思想濡染的苏轼，后期创作主张“清空”，“有题材方面的，如苏轼好写月，‘师来亦何事，孤月挂空碧。’而在禅宗那里，月象征佛性，象征真如本心。”［6］他在佛教中找到心灵的慰藉，淡然处世，“不以己悲”，以为“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这种任运随缘态度，是禅悟后的平常心境的体现。这一点，就像李泽厚所说的，“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彻底了悟的哲理高度。”［7］　　

惠洪读了苏轼流放海南所作南迁诗，说他“往来惯酌曹谿水，一滴还应契祖师”（《读　东坡　居士南迁诗》,《参寥集》卷九。）“不向南华结香火，此生何处是真依。”（《昔在九江与苏伯固唱和其略曰我梦扁舟浮震泽》，《东坡后集》七）这虽然都是他晚年心情的写照，但也可以表现他一生心灵的归宿，是他长期接受禅宗薰习的结果。　　

苏轼还常用富于说理的、思辩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关于人生的思考，剖析自我。苏轼诗有明显的说理化、散文化的特征，这大多受了禅思想的影响。苏轼喜欢讲理，喜欢糅合禅和理，通过从禅思想中求得安顿身心的方法，不过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到苏轼的学佛态度。苏轼在《答毕仲举》中谈及自己学佛的立场：“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可见，苏轼学佛并不受其束缚羁绊，意在吸收佛老思想中他认为有用的部分，并加以改造，借助佛教思想透过现实的苦难获得精神的自由解放,这是一种实用的态度。　　

由此可见苏轼和佛教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此外，他还评判禅宗，在密州时，在《盐官大悲阁记》中道：　　

而其徒或者以为斋戒持律不如无心，讲诵其书不如无言，崇饰塔庙不如无为。其中无心，其口无言，其身无为，则饱食而嬉而已，是为大以欺佛者也。　　

此外，苏轼还在《书楞伽经后》批评过禅宗，不得不承认其中肯，可见他对于佛教的修持与言教由始至终保持着理性的头脑。这也可以看得出苏轼还是跟佛教之间的距离。回头看东坡的绝笔诗《答径山琳长老》，“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苏轼道出了以不自然的方法勉强延续生命是无益的。事实上，在临死前，东坡云，“西方不无，然个里着力不得。”又言，“着力即差。”（宋·周煇《清波杂志》）苏轼没有存在侥幸心理，祈求死后得到永恒，对于死后没有愿望和要求，可见东波的理性，这和佛教信仰有冲突之处。　　

苏轼多与僧人接触，但是也只停留在生活，从来没有向其请教，甚至他认为佛教不可接近。而他从“佛僧”那里求得的是“一念清净”，“身心皆空”的境界，摆落尘世染污，得到精神上的解脱。在一定的层面上，这是一种现实的态度。从苏轼整个思想来分析，他习佛并非真诚地相信报应与西方，而是接着佛老精神解决现世人生的问题。笔者认为王懋竑在这方面评价得很中肯，他说：“以佛、老之道治性养心而以周、孔之道治天下，是佛、老得其精而周、孔得其粗矣。苏老学术根柢如此。”（《读书记疑》卷十六《白田草堂续集》）　　

（二）　　

苏辙在这方面倒和苏轼不同，在《赠景福顺长老二首》中，我们能深刻地感受到苏辙对于佛理禅心的感悟和对高僧大德的敬仰之情。在《劝子瞻修无生法》中：“除却灵明一一空，年来丹灶漫施功。”比起苏轼，让人感受到苏辙追求明洁无杂念的思想境界。苏辙与苏轼一样的是，喜欢游览名寺古刹，结交僧人；他也曾为其写过碑文、祭文、铭文，如《全禅师塔铭》、闲禅师碑》。　　

李泽厚说过，“禅宗非常喜欢讲大自然，喜欢与大自然打交道。它追求的那种淡远心境和瞬刻永恒，经常假借大自然来使人感受或领悟。”［8］佛道与田园山水诗一直有密切的关系，苏辙的田园山水诗也不例外，透过静淡有味的语言，佛寓之于诗的魅力穿透纸背直逼眼球。诗中所抒写的那张闲适自得，细心品味，方知就是马祖所说的：“平常心是道。平常心者，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苏辙性情沉静，再加上受禅宗的影响，他也往往通过一些朴质自然的意象来塑造悠闲的意境。　　

年轻时苏辙很喜欢老庄，他在《丁亥生日》里说，“困苦始知道，处世百欲轻。”“老聃本吾师，妙语初自明。”（《栾城三集》卷一），因此他把佛、道糅合于一体，以佛解老，以老证道。“晚年闲居颍昌十三年，杜门不出，以读书著述为荣。”［1］(p5)他在《老子解》中，宣扬“复性”论，融通儒、释、道。就这样，他综合了文化、宗教、哲学、实践多个层面，三教调和的思想也更加明显。然而在苏辙六十五岁时，他说，“中岁谬学道，白须何由生。”（《白发》）在苏辙对于道术存在质疑后，弃道入禅时，他也渐渐地疏远老庄道家思想。　　

后期的苏辙，他更寄身心于佛道，佛教信仰之笃厚非常人所能比拟，他在《书楞严经后》（《栾城后集》卷二十一）中说到“予自十年来，于佛法中渐有所悟，经历忧患，皆世所希有，而真心不乱，每得安乐。”在《次远韵齿痛》中道，“更须诵楞严，从此脱缠缚。”他还在《试院唱酬十一首·次前韵三首》（《栾城集》卷十一）中吟道：“老去在家同出家。《楞伽》四卷即生涯。”又谓：“日断家山空记路，手披禅册渐忘情。”（见《次韵子瞻与安节夜坐三首》）。可见苏辙后期沉迷于佛教，甚至可以说，他将佛教视为身家之性命，苏辙的佛教信仰更为笃厚。　　　 　

参考文献：　　

[1]苏辙.苏辙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2]周国平.朝圣的心路[M].北京：北京理科大学出版社，2009，163.　　

[3]郑群辉.佛教的中国化与中国的佛教化[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4]张煜．苏辙与佛教[J].宗教学研究，2006，（3）：87.　　

[5]王水照，朱刚．苏轼诗词文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24.　　

[6]何林军.苏轼与佛教[J].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21（1）：4.　　

[7]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265.　　

[8]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