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诗人,看似截然不同的两种身份。当两者集合到同一个人身上时,又会发生怎样的冲突和碰撞?在近日上海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游园集》新书发布会”上,作为房地产供应商的“另类”诗人聂广友,为我们解答如是疑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聂广友于1993年考入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大学曾任校蓝星文学社社长。毕业后即进入商业大潮。“经商以后,我不变的是对诗歌的喜爱,但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忙于生意上的事,没有再写诗。直至2006年碰到诗歌界朋友,受他们鼓励,重新引发对诗歌强烈的兴趣。”他此次出版的《游园集》在诗友郑文斌看来,彰显了商业社会里诗歌的可能性。 

事实上,聂广友作为一个商人身份的诗歌写作,在诗歌界绝非个例。正像有诗歌评论家所指出的:大凡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八九十年代浮出诗坛的一批诗人,他们在差一点“全民皆诗”的1980年代相聚,又各自离散,其中有部分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商业大潮里沉浮,成了名副其实的“当代富豪诗人”。 

作为这群“商界诗人”中的一员,聂广友承认,在诗歌技艺上,他们比起那些学院派诗人会多少有点距离。然而他们的特殊经历,也使得他们身上有很多学院派诗人所不具备的矛盾、复杂的因素,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诗更彰显出一种非常可贵的独特的艺术魅力。谈到经商与写诗之间的互动关系,聂广友甚是感慨。他说:“如果没有多年从商的经验,我对城市认识不会像现在这么深刻。很显然,诗歌的主要作用就是批判,对于我来说,就是要批判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也正是诗歌让他从来都没有丢掉内心的善良。“经商追求利润,但不一定讲良心。诗歌讲的是良心。诗人经商,会对他人心存一份善念。不会只顾自己的利益,把对方置于死地。”

与聂广友相仿,有关诗人和商人的身份问题,曾为书商的李亚伟解决起来也是颇为得心应手。“浪漫情怀、想像力、梦想等等,能使商人将事业做得有声有色,而这些正是诗的特质。那些帝王将相,南征北战时也常常写点五律和七绝,歌以咏志。诗人从不弃绝社会生活,相反,他们是社会生活的先锋。很多人一生只写很少的诗,有的甚或从不写诗但很诗意地生活,这些更是我敬仰的诗人。我是向他们学习。” 

对于商人写诗的现象,有网友表示理解:尽管没法要求每个商人都对艺术感兴趣。但在普通人眼里,有了这些“艺术商人”,商业就变得好看起来。他举曾任华东师大“夏雨诗社”社长,并出过个人诗集《抒情时代》的分众传媒董事长江南春为例,正因为他身上兼具诗人和商人的形象,才赋予了中国创业者更多的个性色彩。进而他调侃道:如果当年江南春没去创办“分众”,那么中国的诗歌还会不会如今天这般落魄?“江南春可以抽出些时间和精力搞一个‘分众诗歌社’,将那些只会用下半身写诗的人、用上半身却不用脑子写诗的人、写不出诗还非要写诗的人、没钱写诗去找富婆包养也要写诗的人分门别类一下,深入细分一下。也许,这就是物质与精神兼顾,事业与文学两全,也算为他曾经深深喜爱的诗歌尽绵薄之力,做一次义工吧。” 

然而,更多的人对商人写诗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充其量只是在玩一种附庸风雅的文字游戏,“也许不止是附庸风雅,更有曲意奉承者,热烘烘地贴上去,丢尽了诗歌的尊严。在诗歌领域里,讲所谓的与时俱进,为商人写诗的合理性铺路架桥,实在是不可理喻”。 

或许正是各种非议,给处身商场的诗人们带来了困扰。无怪乎作为中坤集团董事长的黄怒波,时常会对媒体谈到自己作为一名诗人的无奈。他说:“当我在某些企业聚会的场合,公开自己是一名诗人的时候,往往会听到讥讽的笑声,这种笑声,会让我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孤单。从商多年,让作为黄怒波的我感到失去了许多人性纯真的东西,因此,我便一直以骆英的名字,执著写诗。”在他看来,只有诗歌才能让他找到真正的自我。 

让黄怒波颇感欣慰的是,同行的讥讽、外界的不理解,并没有阻止他对诗歌的喜爱。近年来,他为各类诗歌活动捐资近千万元:“中坤集团有个设想——通过企业来推动中国诗歌的复兴。”他说,拿出几千万来发展诗歌,要比买个豪宅有价值吧。因此,在很多人眼里,黄怒波是作为诗歌活动家、资助者出现的。“商业不是我的兴趣所在。过几年,我的团队建设好了,我就会退出,去过真正的诗人生活。” 

诚如黄怒波所言,不管人们有怎样的非议,对于真正沉浸在诗歌写作中的商人们来说。对诗歌写作永远心存感激。“正是诗歌写作让我们‘逃离’商业,与商业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残酷、利益至上的商业竞争中,我们都保持着对艺术的高度热情,甚至可以说这是我们的最后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