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是鲁迅的元配夫人，她比鲁迅年长三岁，是个心地善良，恪守妇道，没有文化的姑娘。鲁迅本来不同意这桩婚事，可是他母亲却坚持成全此亲事，几次催他回国成亲。鲁迅总是拖延、搪塞。

1906年鲁迅在日本三番五次接到母亲催归完婚的电报。鲁迅回说，让姑娘另嫁他人为好。这位生性开朗、喜读小说的母亲鲁瑞，一生与鲁迅情感极好，唯独在儿子婚姻这件事上，做了她应该做又万不该做的强迫。7月，鲁迅的母亲给他拍电报称：“母病速归。”鲁迅只好立即回国。到家的第二天，母亲就为他举行了婚礼。在婚礼上，鲁迅面色阴沉，听从摆布，并没有什么反抗的举动，她母亲以为儿子认可了这门婚事。

光绪三十二年农历六月初六(1906年7月26日)， 桀骜不驯的青年鲁迅，被装了一条假辫子，头戴礼帽，身着礼袍，一套新郎行头，木然迎亲。新娘朱安的脚怯生生从轿帘中伸出来，中等大小，半天悬空，急欲着地。而绣花鞋终于不慎掉地，鞋头塞有一大团棉花。她旧式女人的小脚露馅了。　　

揭开盖头，鲁迅看到一张狭长的脸，脸色萎黄，颧骨凸出，前额高而近秃，发育未足，似有病容。当夜，鲁迅坐了一宿，彻夜未眠。此后几天皆在母亲房中看书、入睡。4天后，鲁迅便借口“不能荒废学业”，与二弟周作人启程回日本，一走3年。传统婚制把他请进了婚姻的城堡，但他把朱安当成“母亲送给我的一份礼物，我自当好好供养。但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从此，两人分别陷身婚姻的坟墓，一人在里头，一人在外头，只有荒原与冷雨，两人都吞噬了无尽的苦涩。　　

1909年8月，鲁迅回国。1910年7月，回绍兴，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虽身在绍兴，鲁迅却以公务缠身为由，回家次数寥寥，实则有意回避朱安。

鲁迅回国后，先后在杭州师范学校、绍兴浙江省五中和绍兴师范学校，担任教务长、学监和校长。此间，他住在学校，很少回家。1912年蔡元培担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之后，聘任鲁迅到教育部工作。鲁迅自此离家。留下朱安陪着母亲苦度生涯。1919年鲁迅在北京八道湾买下一所宅院，将母亲、朱安和两个弟弟全家接来居住。后因与周作人反目，鲁迅搬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此间，他和朱安依然分居。朱安陪伴着母亲，管理家务。

朱安是受封建礼教影响很深的女子，鲁迅把生活费用交给朱安，日常生活由她安排。她为鲁家做饭菜，缝洗衣服，每天晚上为鲁迅铺好被褥。尽管鲁迅不同意她这样做，但是朱安仍然不改初衷。平时，两人为了尽量不碰面，不说话，她准备了一只箱子，将鲁迅换下的衣服洗好放在里边，让鲁迅取用。这就使得单身的鲁迅始终能穿上干净的衣服。在朱安患病时，鲁迅也很关心她，陪伴她到医院治疗。鲁迅还定期为朱安的娘家寄钱。这对没有爱情，却又无法摆脱封建桎梏的婚姻，就这样延续了30年之久。

彼时鲁迅刚刚30岁，当为一个男人的猛虎之年。但他心境寂寥，形容枯槁，时时“囚发蓝衫”，抽烟买醉，貌若其《酒楼上》伶仃溺饮的回乡青年，陷于苦闷的人生、灰暗的命运。他在写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说：“仆荒落殆尽……又翻类书，荟集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自嘲中道出肺腑之言。话中可见逃避婚姻的禁欲者鲁迅对待女人的态度——女人如醇酒，可解万古愁，欲求之，却禁之。他如同一个苦行僧，承担着存在与禁欲的绝望，而把“力比多”转移到整理故纸堆，郁郁心事，寄托青灯黄卷，后编成《古小说钩沉》。而朱安在周家年复一年独守空房，无望地等待又等待，身体与青春一起枯萎埋没，一直到心如枯灯，命若苦瓜。　　

1912年，鲁迅受蔡元培之邀，由南京转北平教育部任职。前几年，他住在“S”会馆的“补树书屋”里，据《呐喊自序》说，“那里吊死过一个女人……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地落在头颈上。”可见际遇寂寥。鲁迅在漫长的沉寂中潜入历史，抄古碑，拓片……他的枕下，一度藏有一把匕首，寻思“去自己死掉……”到1919年钱玄同等人来找他，他终于呼啸而出，为新文艺呐喊助威，写出《狂人日记》等篇章。　　

到１９１９年，朱安已是４０多岁的人了，她结婚也有整整１３个年头了。对她来说，这１３年的婚姻等于一片荒漠。１９１９年１１月，鲁迅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１１号这一处院子，共花了３５００元钱，其中一部分是向友人借的，一部分是卖掉绍兴老屋所得，其余的是自己几年来的一点积蓄。八道湾１１号是那种老式的三进院，外院是鲁迅自己住以及门房和放一些书籍杂物，中院是母亲和“大太太朱氏”住，里院一排正房最好住，是二弟一家和三弟一家分住。全家虽然团聚了，但鲁迅的心依然孤独痛苦。朱安做的饭菜鲁迅也不想吃，但母亲就在身边，他把火压下去了。朱安缝的衣服鲁迅不想穿，他把它从屋中扔到院子里。夜晚就寝，朱安铺好被褥等着鲁迅，鲁迅大发脾气，闹到要把床拆掉，最后还是分居。虽然如此，但当朱安身有不适，鲁迅还是雇上人力车，陪同她到外国人开的医院去治疗，并且扶她上下车，这使外国医生看了也很感动。１９２３年夏，鲁迅同二弟周作人因家庭纠纷反目割席，同胞兄弟一下子成了仇人，两人从此再无来往。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决定搬家。鲁迅征求朱安的意思：是想回娘家还是跟着搬家？朱安明确坚定地表示，愿意跟着鲁迅。８月２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６１号。”这次搬家是借住。迁到砖塔胡同，鲁迅与朱安依然是分居一室。有时母亲来住几天。在这一阶段，他们的日常生活由朱安安排。鲁迅把足够的生活费用交给朱安，并且跟以往一样，亲自给朱安的娘家寄钱同院住的虽然有“二房东”俞姓小姐妹，但鲁迅和朱安还是感到比以往更别扭，因为他们中间缺少了一个中间人周老太太。为了减少见面，他们甚至安排了两只箱子，一个要放洗的衣服，一个是已洗干净的衣服。鲁迅换洗衣服，都通过这两个箱子来解决。 

　　在砖塔胡同近十个月的这段日子里，是他们单独接触最多的时间，但是一切机会和努力均不可能挽回他们的婚姻了，更何况鲁迅根本就不想挽回甚么。随着岁月的流逝，鲁迅对朱安已经是连发脾气的必要也没有了。 

　　鲁迅似曾也想开导朱安，但他们的精神思想相距太远，谈话几乎无法进行。有一次鲁迅告诉朱安，说有一种食品很好吃，朱安也附和说她也吃过，确是好吃。鲁迅不悦，因为鲁迅说的这种食品是他在日本时吃过的，中国并没有这种食品。朱安想凑趣，但适得其反。 

鲁迅继续坚决地抵制着朱安。据郁达夫说，此时正当壮年的鲁迅为压抑性欲，特意穿单裤睡硬板床。鲁迅自己也有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如果不得已过单身生活，不合常态，生理变化不免导致心理变化，变得偏执，变得世事无味，人物可憎。　　

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反目割席，愤而出走，搬到砖塔胡同。搬家之前，鲁迅问了朱安的去向——是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朱安黯然回答：“八道湾我不能住，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这些事我可以做……”言语十分自卑凄苦。　　

1924年5月，鲁迅借债重新购置了西三条胡同21号，即“我的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之居所。两人同在一个屋檐下，日常见面，形同陌路，日日无话。饭间对话，也无非问菜味咸淡如何，答应者或点头，或曰“是”与“不是”。朱安为鲁迅做了棉裤，鲁迅弃之不穿，后来周母叫孙伏园劝说，他依然不穿——鲁迅之禁欲，居然禁欲到一条胯下之棉裤！母亲问他朱安有什么不好？鲁迅只摇摇头回答：和她谈不来，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自作聪明。鲁迅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点心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点心不但绍兴没有，全中国也没有，她怎能吃到？　　

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定居后，曾一度与朱安同住的俞芳问她以后怎么办？朱安激动又失望地说：“过去大先生待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又打了一个比方：“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又说：“看来我这辈子只好好好服侍娘娘(周母)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这时，朱安真如一只蜗牛落地跌伤了。鲁迅有了海婴后，朱安面露喜色，为自己“无后之错”略微感到解脱。还想着，自己死后，有海婴给她烧纸，送庚饭，送寒衣，阎王不会认为她是孤魂野鬼，罚她下地狱，让她挨饿受冻……　　

1944年，唐弢等人为保存鲁迅遗物，劝阻出售鲁迅藏书，到北平逗留。由鲁迅学生宋紫佩陪同，去拜访朱安。此时的朱安，已是白发苍苍，敝衣霜容，生活贫苦。朱安禁不住冲着来人说：“你们总是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这是她唯一也是最后的一声呐喊，犹如杜鹃滴滴啼血。她曾经是鲁迅的礼物，最后，她成为鲁迅的遗物，而从来不是一个人，一个妻子。呜呼悲哉！虽两人都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品，但朱安无疑承受了加倍的冷遇与痛苦。其一种冷遇与痛苦，直接来自鲁迅。鲁迅虽曾说自己也是“陪着作一世的牺牲”，但他后来有许广平与周海婴；而朱安做了一辈子无怨无尤的家仆，坐了一辈子无夫无子的冷宫。终其一生，鲁迅对她敬重有余而形同陌路。在一生受囿于旧婚姻囹圄的女性中，朱安是妻性最不解放、境遇最悲苦的一个。

鲁迅回国后，先后在杭州师范学校、绍兴浙江省五中和绍兴师范学校，担任教务长、学监和校长。此间，他住在学校，很少回家。1912年蔡元培担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之后，聘任鲁迅到教育部工作。鲁迅自此离家。留下朱安陪着母亲苦度生涯。1919年鲁迅在北京八道湾买下一所宅院，将母亲、朱安和两个弟弟全家接来居住。后因与周作人反目，鲁迅搬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此间，他和朱安依然分居。朱安陪伴着母亲，管理家务。

朱安是受封建礼教影响很深的女子，鲁迅把生活费用交给朱安，日常生活由她安排。她为鲁家做饭菜，缝洗衣服，每天晚上为鲁迅铺好被褥。尽管鲁迅不同意她这样做，但是朱安仍然不改初衷。平时，两人为了尽量不碰面，不说话，她准备了一只箱子，将鲁迅换下的衣服洗好放在里边，让鲁迅取用。这就使得单身的鲁迅始终能穿上干净的衣服。在朱安患病时，鲁迅也很关心她，陪伴她到医院治疗。鲁迅还定期为朱安的娘家寄钱。这对没有爱情，却又无法摆脱封建桎梏的婚姻，就这样延续了30年之久。

　1927年10月，鲁迅在上海与27岁的许广平同居。朱安安于天命，对此并无怨恨，而且还对许广平以妹相称。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后，朱安给周建人写信，要他转告许广平：欢迎许广平母子到北京和她一起居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1947年朱安孤独地辞别人世。爱，在水到渠成时。

许广平祖籍福建，生于广东番禺。1917年考入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1922年毕业后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更名为北京女子师大）国文系读书。

　许广平读二年级时，鲁迅到女高师给他们兼课讲《中国小说史略》。当时的鲁迅已经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女高师的学生们听说鲁迅给他们讲课，都很仰慕，特别是女孩子们更想看看他是怎样一个人。不料，前来给她们上课的却是一位个头不高，表情严肃，衣着陈旧的人。学生们敬重他，可是看到他那严峻的面孔又有些惧怕。他以浓重的绍兴口音的“官话”讲课，常在讲义之外讲些大家闻所未闻的事，讲得很幽默，逗得满堂大笑而他自己却不笑。

许广平是个好学的学生，每次听课她都坐在第一排。认认真真地听课和记笔记，有时有了不懂的问题，还敢于向老师提问。课间休息时，她还主动去擦黑板，也常与老师说几句话。特别是对于鲁迅渊博的学识，精辟的见解，更是从心底里敬仰。鲁迅也对这个勤学好问的女生颇有好感。

1924年5月，北洋政府任命杨荫榆担任女子师大校长后，推行奴化教育和封建教育，引起学生们的不满。在1925年3月11日，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思想激进的许广平是学潮中的骨干。面对学校复杂的形势和面临毕业的选择，许广平陷入思想苦闷之中。毕业后何去何从，心里苦闷，无法解脱。她想把心中的苦闷说给自己敬重的老师，以得到指导。她大胆地给鲁迅写了封信，述说了学校状况、人生道路，以及自己的苦闷，并且要求老师给予“无时地界限”的指导。鲁迅在收到来信的当天，就给她写了回信。这让本来惴惴不安的许广平激动不已。之后，他们书信频仍，虽然每周听课时能见面，但他们觉得通信便于思想交流，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之后，许广平去西三条胡同的鲁迅家拜访，见鲁迅事务繁忙，便帮着干些力所能及的杂事。这样，她逐渐成了鲁迅家的常客，不仅帮助鲁迅处理一些稿件或生活的琐事，还常劝导他多休息，少吸烟，戒掉饮酒。这自然使鲁迅对她的情谊逐渐加深。1925年10月20日这一天，许广平在鲁迅家一直待到晚上，鲁迅坐在书桌边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鲁迅书桌旁的床头。他们谈得很投缘，谈得激动之时，许广平顺手抓住了鲁迅扶在藤椅上的手，鲁迅反手就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两颗心终于跳动在一起。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列出通缉名单，鲁迅被列入其中。为躲避通缉，鲁迅于同年8月来到厦门大学任教。而许广平则回到家乡，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任职。两地分隔，他们间的通信更加频繁，更加强化了他们的感情系念。1927年1月，鲁迅到广州的中山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四一二惨案”发生后，鲁迅因校方营救被捕学生不力愤而辞职，同年的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来到上海，46岁的鲁迅与29岁的许广平开始同居。此后，许广平一直陪伴在鲁迅身边，直到他逝世。

　　到１９１９年，朱安已是４０多岁的人了，她结婚也有整整１３个年头了。对她来说，这１３年的婚姻等于一片荒漠。１９１９年１１月，鲁迅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１１号这一处院子，共花了３５００元钱，其中一部分是向友人借的，一部分是卖掉绍兴老屋所得，其余的是自己几年来的一点积蓄。八道湾１１号是那种老式的三进院，外院是鲁迅自己住以及门房和放一些书籍杂物，中院是母亲和“大太太朱氏”住，里院一排正房最好住，是二弟一家和三弟一家分住。全家虽然团聚了，但鲁迅的心依然孤独痛苦。朱安做的饭菜鲁迅也不想吃，但母亲就在身边，他把火压下去了。朱安缝的衣服鲁迅不想穿，他把它从屋中扔到院子里。夜晚就寝，朱安铺好被褥等着鲁迅，鲁迅大发脾气，闹到要把床拆掉，最后还是分居。虽然如此，但当朱安身有不适，鲁迅还是雇上人力车，陪同她到外国人开的医院去治疗，并且扶她上下车，这使外国医生看了也很感动。１９２３年夏，鲁迅同二弟周作人因家庭纠纷反目割席，同胞兄弟一下子成了仇人，两人从此再无来往。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决定搬家。鲁迅征求朱安的意思：是想回娘家还是跟着搬家？朱安明确坚定地表示，愿意跟着鲁迅。８月２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６１号。”这次搬家是借住。迁到砖塔胡同，鲁迅与朱安依然是分居一室。有时母亲来住几天。在这一阶段，他们的日常生活由朱安安排。鲁迅把足够的生活费用交给朱安，并且跟以往一样，亲自给朱安的娘家寄钱同院住的虽然有“二房东”俞姓小姐妹，但鲁迅和朱安还是感到比以往更别扭，因为他们中间缺少了一个中间人周老太太。为了减少见面，他们甚至安排了两只箱子，一个要放洗的衣服，一个是已洗干净的衣服。鲁迅换洗衣服，都通过这两个箱子来解决。 

　　在砖塔胡同近十个月的这段日子里，是他们单独接触最多的时间，但是一切机会和努力均不可能挽回他们的婚姻了，更何况鲁迅根本就不想挽回甚么。随着岁月的流逝，鲁迅对朱安已经是连发脾气的必要也没有了。 

鲁迅似曾也想开导朱安，但他们的精神思想相距太远，谈话几乎无法进行。有一次鲁迅告诉朱安，说有一种食品很好吃，朱安也附和说她也吃过，确是好吃。鲁迅不悦，因为鲁迅说的这种食品是他在日本时吃过的，中国并没有这种食品。朱安想凑趣，但适得其反。 

朱安对鲁迅，甚至包括许广平并无怨恨之意，但她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有一次朱安向周老太太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鲁迅）领着一个孩子来了，她说梦时有些生气，周老太太对朱安的生气不以为然。可见，朱安在感情上是十分孤独的，因为周老太太对自己的大儿子和许广平的事还是很高兴的，并且盼望有一个鲁迅的孩子在自己跟前“走来走去”。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鲁迅在上海逝世。消息传到北京，朱安很想南下参加鲁迅的葬礼，终因周老太太年已八旬，身体不好，无人照顾而未成行。西三条胡同２１号鲁迅离京前的书房辟为灵堂，朱安为鲁迅守灵。 

　　１９４３年鲁迅的母亲病逝，只剩朱安一个人了。 

　　鲁迅逝世后，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主要是许广平负担，周作人也按月给一些钱，但周老太太病逝后，朱安拒绝周作人的钱，因为她知道大先生与二先生合不来。虽然许广平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给朱安寄生活费，但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朱安的生活十分清苦，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很多时候，就连这样的生活也不能保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只好“卖书还债，维持生命”。 

　　朱安登报要把鲁迅的藏书卖掉，许广平得知消息后，委托朋友去向朱安面谈：不能把书卖掉，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朱安尖锐地说：你们总说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为什么不好好保存？当来人向她讲到了许广平在上海被监禁、并受到酷刑折磨的事情後，朱安态度改变了，从此她再未提出过卖书，而且还明确表示，愿把鲁迅的遗物继承权全部交给周海婴。朱安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到社会上後，各界进步人士纷纷捐资，但朱安始终一分钱也没有拿。许广平对这一点十分赞赏。 

　　朱安还是个明白人，还是有些骨气的女人。 

　　１９４７年６月２９日，在凌晨这段时间里，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早一天，鲁迅的学生宋琳（紫佩）去看望朱安。她已不能起床，但神态清醒，她泪流满面地向宋琳说：请转告许广平，希望死後葬在大先生之旁；另外，再给她供一点水饭，念一点经。她还说，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 

朱安死后次日，接三念经，第三日安葬。墓地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她象未曾存在过一样消失了。她在北京度过了２８年，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６９个春秋。朱安生前反复对人讲：“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从来没有如鲁迅与朱安这样孤独痛苦的婚姻。谁之罪？似乎找不到罪人，但痛苦却是明明白白的。 

1934年12月9日，鲁迅购得《芥子园画谱》三集，是上海有正书局的翻造本。原刻难得，翻本无胜于此者，鲁迅以此赠妻子许广平，并题诗一首，云：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鲁迅说：“《两地书》其实并不像所谓‘情书’，一者因为我们通信之初，实在并没有什么关于后来的预料的；二则年龄、境遇都已倾向了沉静方面，所以绝不会显出什么热烈。”“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学者王得后先生在《‘两地书’研究》①?一书中指出，《两地书》不是所谓“情书”，却是别具一格的情书，很有风格的情书。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原信现存一六○封，其中鲁迅致许广平有七十八封；许广平致鲁迅的有八十二封。收入《两地书》的是一百三十五封。其中鲁迅致许广平的六十八封；许广平致鲁迅的六十七封。《两地书》是1932年11月编好的，因此在这之后有十八封来不及编入，而真正在这之前有而没编入的只有六封半。王得后先生曾就原信与《两地书》的文字作校读，指出他们在编定《两地书》的时候，对原信做了许多增删修改，特别是许广平的信，文字的修改很多，有的信常常是整段整段地删去。但却也不是为了藏匿什么隐私，因为所谓隐私的东西，原信中一点也没有。比起《两地书》来，原信自然更丰富，更生动，特别是有更多的细致的心理活动的表现，但《两地书》却更准确、更精炼。

许广平是广东番禺人，生于1898年，比鲁迅小十七岁。1923年秋天，鲁迅应好友许寿裳之邀，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课，就在这里认识了许广平。许广平长得身材高大，而且总是坐在第一排，尽管如此，鲁迅对这位外貌并不太出众的广东姑娘，并不会有很深的印象。而许广平多年以后这样回忆道：“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来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的竖立著，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一向以为这句话有点夸大，看到了这，也就恍然大悟了。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弯上，衣身上许多补钉，则炫著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钉。人又鹘落，常从讲坛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钉，也遮盖不住了。一句话说完：一团的黑。那补钉呢，就是黑夜的星星，特别熠眼耀人。小姐们哗笑了！‘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也许有人这么想。讲授功课，在迅速的进行。当那笑声还没有停止的一刹那，人们不知为什么全都肃然了。没有一个人逃课，也没有一个人在听讲之外，拿出什么东西来偷偷做。钟声刚止，还来不及包围著请教，人不见了，那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著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的暖气。不约而同的大家吐了一口气回转过来了?”这样的师生关系延续了一年多，直到1925年3月，由于许广平写信向鲁迅求教，他们之间才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原本疏远的师生关系才有了突破。

1924年5月，北洋政府任命杨荫榆担任女子师大校长后，推行奴化教育和封建教育，引起学生们的不满。在1925年3月11日，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思想激进的许广平是学潮中的骨干。面对学校复杂的形势和面临毕业的选择，许广平陷入思想苦闷之中。毕业后何去何从，心里苦闷，无法解脱。她想把心中的苦闷说给自己敬重的老师，以得到指导。她大胆地给鲁迅写了封信，述说了学校状况、人生道路，以及自己的苦闷，并且要求老师给予“无时地界限”的指导。

就在许广平写信的第二天，也就是1925年3月12日， 59岁的孙中山因肝癌晚期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孙中山逝世后，约有74万民众前往致祭。当时的段祺瑞政府决定为其举行国葬，灵柩暂时安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3月12日这一天，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许多学生想去参加孙中山的追悼会，但是遭到了校长杨荫榆的阻拦。 

杨荫榆不希望学生们加入到社会的政治运动中，当有学生提出悼念孙中山时，她觉得孙中山思想当中有另外的一种破坏的作用，认为学生们应当好好的学习文化，因此拒绝了学生的请求，矛盾由此激化。 

杨荫榆的行为引起了学生们的愤怒。而许广平写信给老师的目的，也正是希望先生对学校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作出一些指点。这封信寄出去两天以后，许广平就得到了老师的回信，信中说：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哪里，只好交白卷了。这位向学生交白卷的老师，就是鲁迅。这封信也是许广平写给鲁迅的第一封信。这一年，鲁迅在女师大任教已经快5年了。

鲁迅在收到来信的当天，就给她写了回信。这让本来惴惴不安的许广平激动不已。之后，他们书信频仍，虽然每周听课时能见面，但他们觉得通信便于思想交流，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之后，许广平去西三条胡同的鲁迅家拜访，见鲁迅事务繁忙，便帮着干些力所能及的杂事。这样，她逐渐成了鲁迅家的常客，不仅帮助鲁迅处理一些稿件或生活的琐事，还常劝导他多休息，少吸烟，戒掉饮酒。这自然使鲁迅对她的情谊逐渐加深。1925年10月20日这一天，许广平在鲁迅家一直待到晚上，鲁迅坐在书桌边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鲁迅书桌旁的床头。他们谈得很投缘，谈得激动之时，许广平顺手抓住了鲁迅扶在藤椅上的手，鲁迅反手就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两颗心终于跳动在一起。

1926年9月29日，鲁迅与许广平同乘火车沿着京浦线抵达上海。9月2日清晨，他们又分别搭乘“新宁”轮到厦门，及“广大”轮到广州。鲁迅是应聘到厦门大学执教的，许广平则回到故乡发展自己的事业。临分手时，他们约定：大家好好地为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生活积聚点必需的钱。谁知，许广平还在船上，就给鲁迅写道：“临行之预约时间，我或者不能守住，要反抗的。”而鲁迅刚到厦门，行李甫卸，也马上就“觉得太闲，有些无聊，倒望从速开学，而且合同的年限早满”。相互之间流露出多么炽热的恋情与难耐的心境！《两地书》的第二部分即是这段期间的相思之情，我们看到许广平的回信：“My dear teacher!?你为什么希望‘合同年限早满’呢？你是因为觉得诸多不惯，又不懂话，起居饮食不便么？如果对身体的确不好，甚至有妨健康，则还不如辞去的好。然而，你不是要‘去作工’么？你这样不安，怎么可以安心作工？！你有更好的方法解决没有？或者于衣食，抄写有需我帮忙的地方，也不妨通知，从长讨论。”多么温情的抚慰，多么体贴的“从长讨论”啊！他们为了爱情而饱受苦难，磨练了意志，最后享受了欢欣！ 

1929年10月1日，两人爱子出世，取名海婴。 

1933年5月，两人将此前的书信编辑成《两地书》出版，作为他们爱情的见证。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鲁迅在上海病逝。 

1968年3月3日，许广平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