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本书由青年作家周其运编审和执行监制，分三十个章节构成，侧重于资料的编审与整合，非个人纯原创作品，是在广泛吸收各类相关资料精华的基础上，在研读大量相关史料后汇编而成，对张居正的家庭、传奇经历，明朝一些当时情况和官场细节及夏言、严嵩、高拱、张居正的更迭做了大量披露，并进行了详细考证与系统解读，是一部非常全面详实的解读张居正的书籍。

市场卖点：1.资料广泛，内容翔实。2.极具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3.解读历史，探究真相，谜案层层揭开。4.更系统，更客观，更翔实，更权威，更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作者简介：周其运，文学爱好者，在《中华文学选刊》、《情感读本》等刊物发表诗歌、散文、小说、历史研究、文学评论等文章近100多篇，出版《周其运文集》、《足迹》、《幻境》、《侠骨柔情》、《历史真相的背后》、《那些历史中的文武全才》、《宛若青云》、《挥着翅膀的女孩》等八部。

目 录

第一章  内阁的起源

第二章  追根溯源

第三章  神童的神秘色彩

第四章  命运的捉弄

第五章  选人机制

第六章  才华初现

第七章  仕途生涯中内阁的初次较量

第八章  与严嵩的特殊关系

第九章  初露锋芒

第十章  鹿死谁手

第十章  徐阶与高拱的纷争

第十一章  友谊与利益之间

第十二章  内阁闹剧

第十三章  边关危机

第十四章  龙争虎斗

第十五章  帝王之师

第十六章  最核心的布局

第十七章  互利互益

第十八章  化险为夷

第十九章  治国韬略

第二十章  整顿吏治

第二十一章  一条鞭法

第二十二章  减编缩员

第二十三章  书院的噩运

第二十四章  用人之道

第二十五章  暗流涌动

第二十六章  危机四伏

第二十七章  巨人的陨落

第二十八章  致命一击

第二十九章  毁誉参半

第三十章 历史的回声

第一章  内阁的起源

确切的说，整个明朝真正的宰相只有两位，一位是李善长，另一位是胡惟庸。元至正二十四年（红巾军宋龙凤十年，公元1364年），朱元璋即吴王位，仿元制，置中书省、行中书省，设左右相国。洪武元年（1368）改为左右丞相。洪武九年，改行中书省为三司，改变行省政治直属中书省局面。同年，裁汰中书省官员，唯余丞相。洪武十一年，诏令六部，政事“勿白”中书省，夺六部政务于中书省。洪武十二年，谪斩右丞相汪广洋。朱元璋称帝初期，设左右丞相，明朝以左为尊，故左丞相为百官之首，即实际意义上的宰相。朱元璋时期，共任命了2个左丞相，第一个是开国功臣李善长，第二个是胡惟庸。

朱元璋在解决了北元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生产和生活的政策，得到了好的效果，但此时，朝廷内部的矛盾又激烈起来，大臣分成两派，以地域为区分。

这些所谓派别，实际上就是老乡会，大家都说一样的方言，朱元璋手下最大的老乡会就是淮西集团，会长本来应该是朱元璋，但考虑到他还兼任皇帝一职，所以当时是由李善长代理，这一集团人多势众，主要成员有李善长、郭兴、郭英、汤和、周德兴，还包括死去的常遇春等人，可以说这些人是朱元璋同志起家的班的。当时的人们见面都以会说淮西话为荣。

有的朋友问道，李善长何许人也，为什么是第一功臣，确实，他好像很少出面干什么大事，这是由他的工作特点决定的。此人主要负责后勤和政务办理，如果把刘基比作张良，那么李善长就是萧何。他一直跟随朱元璋打天下，鞍前马后的劳顿，后勤工作不好搞，劳心劳力又不讨好。朱元璋是个明白人，所以在建国后，便以李善长为第一功臣，任命他为丞相。

李善长是定远人，与朱元璋同是安徽籍贯，算是同乡，很早就投奔朱元璋，并且十分有才能。知人善任，能因材用人，使之各得其所。并且娴于辞令，明习故事，处理政务，裁决如流，将吏帖服，居民安堵；调兵转饷无乏，恢复制钱，榷淮盐，立茶法，开铁冶，定鱼税，国用益饶，而民不困。作为“大总管”，李善长被朱元璋称为“在世萧何”。他在朱元璋最势微的时候投奔而来，一直负责军队的粮饷供应，成为前线将士风扫残云的“发动机”。他是朱元璋登基典礼的“总导演”，是朱元璋大封功成时的“首席公卿”，是朱元璋的亲家翁。朱元璋曾特赐他一方铁制的凭券，上面明写着可以免除他两次死刑、免除他儿子一次死刑的承诺。

但李善长长处明显的同时，缺点也极其突出，他外宽和而内多刻薄，既富且贵，骄横专擅，凭借自己的权势，颐指气使，凌驾于百官之上，为非淮人集团和朱元璋所日渐不满。朱元璋只碍于李善长过去的功劳而一直隐忍不发。一天，朱元璋借与陶凯论斋戒当至诚为由，暗示李善长应趁早退职。李善长立即心领神会，谢恩辞职。

然后，胡惟庸做了宰相。胡惟庸，也是定远人，龙凤元年（1355年），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胡惟庸归附红巾军，颇受宠信。以李善长推荐，被擢为太常寺少卿，对此有人归结为同乡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的淮系集体为了保住优势地位，拉拢在一起，排挤非淮系人士，还有一种说法是李善长收受了胡惟庸的贿赂，反正胡惟庸一路仕途顺利。历任宁国主簿、湖广佥事、太常少卿，洪武三年（1370年），官至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六年，升右丞相，再升左丞相。明太祖朱元璋先后任命过四员丞相（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其中胡惟庸主政时间最长、权最重。任相七年，权势显赫，遇事专断。

可是朱元璋在接替李善长的宰相人选时，装模作样询问刘基的意见，刘伯温很不看好胡惟庸，评价是：“譬之驾，惧其偾辕也。”（《明史 列传卷16》）。当朱元璋向刘伯温询问胡惟庸任丞相是否合适时，刘伯温连连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偾辕破犁，祸且不浅了。"性格耿直的刘基如实回答，不但极力不推荐他，而且说了一堆他的缺点。可是朱元璋不但让胡惟庸当了宰相，而且把他们的对话告诉了胡惟庸，导致心胸狭窄的胡惟庸对刘基耿耿于怀，甚至即便他退休回家，依然不肯放过，下毒将他毒死。　　

胡惟庸在宰相的位置上政绩并不突出，但胡惟庸越发猖狂，他贪污受贿，排挤任何不服从他的人，甚至敢于挑战朱元璋的权力，私自截留下属的奏章，官员升降，处决犯人，都不经过朱元璋的批准。可是奇怪的是李善长立下汗马功劳，仅仅是稍微独断专行了些，就被他勒令退休，胡惟庸何许人也？即无军功，也无政绩，居然敢如此放肆！

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丞相胡惟庸称其旧宅井里涌出醴泉，此为祥瑞，并借此邀请明太祖朱元璋前来观赏。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太监云奇紧拉住缰绳，由于激动，一时说不出话来，拼命指向胡家。朱元璋感觉事态严重，立即返回，登上宫城时，发现胡惟庸家上空尘土飞扬，墙道都藏有士兵。太祖大怒，明太祖朱元璋以“谋不轨”罪诛当时宰相胡惟庸九族，同时杀死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

出人意料的是，李善长还活着，他与胡惟庸是亲家，而且他弟弟李存义是板上钉钉的同党，朱元璋考虑到他在朝廷中的巨大影响力，不但没有杀他，连他的弟弟李存义也免死，放逐到崇明岛（今上海崇明岛）。

可是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洪武二十三年（1390），李善长家里修房子，他已经不是当年的丞相了，不能再呼风唤雨，但总得找人修啊，难道要自己动手？他想到了带兵的汤和。

汤和是他的老乡，也是他的好友，他向汤和请求借三百士兵当劳工。这似乎是一件平常的事情。然而在借给李善长三百士兵后，汤和立刻密报了朱元璋，朱元璋又一次对李善长动了杀机。

然后李善长又犯了一个更加要命的错误，他的亲信丁斌因为犯法应该被流放，李善长却上书为丁斌求情。朱元璋愤怒了，下令不再流放丁斌，却没有释放他，而是将他关到监狱里，日夜拷打。

丁斌抗不出了，在朱元璋的循循善诱，耐心开导下，终于脑子开窍：

说李存义与胡惟庸共同谋反的细节。朱元璋当机立断，把李存义抓了回来，还是严刑拷问，李存义于是又供出了他劝说李善长的情况，而李善长的那句“汝等自为之”也成为了朱元璋嘴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句之一。

李善长的家奴经过仔细的分析，也开始落井下石，痛打落水狗。他们合谋以受害者的身份向朱元璋申述，自己长期受到李善长的欺压，并状告李善长积极参与胡惟庸谋反，并且将时间地点说得相当清楚。

此时凑热闹的人也不断的多了起来，御史们纷纷上书，弹劾李善长，从上朝时不注意礼节到贪污受贿，罪名无所不包。更让人想不到的是，钦天监生怕落后，被人认为觉悟低，也向充分结合部门实际，向朱元璋上了一个非常荒唐的奏报，最近出现星变，是不吉利的预兆，然后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当移大臣”。

朱元璋颁布《昭示奸党录》，以伙同胡惟庸谋不轨罪，处死韩国公李善长、列侯陆仲亨等开国功臣。处死李善长的理由是李、胡两人往来甚密。而李善长身为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心怀两端，大逆不道，招惹灭族之灾，全家70多口被满门抄斩，朱元璋只免了他女儿女婿，也即公主附马（李祺）。后又以胡惟庸通倭、通元（北元），究其党羽，前后共诛杀三万余人，时称“胡狱”。

对于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朱元璋这个人向来多疑，所以功臣几乎被杀完。现在自己逐渐年迈，太子朱标又生性懦弱，所以更加没有安全感。或许也一直密切关注胡惟庸等高官动向，之所以能够七年隐忍不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感觉事态还不够大，他所要的局面是胡惟庸把事情搞的足够大，进行一场大的清洗与政场整合。可是这个机会还是让他等到了。

这场腥风血雨除了许多人遭受灭顶之灾外，另一个后果是朱元璋废除丞相制，除掉胡惟庸后，洪武十三年（1380年）废除丞相制度之举，只是不许“关白”中书省的延续，意思是大权独榄，集自古以来皇权、相权于一身，从此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六月，太祖御奉天殿，敕谕文武群臣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从此朱元璋罢左右丞相，废中书省，其事由六部分理，结束了中国的宰相制度。胡惟庸是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名至实归的丞相。此后，中国封建王朝“丞相”职位彻的消亡。 

可是在封建制的王朝的最高决策层中皇帝相当于企业集团老板，宰相的职能就相当于CEO。能力好的皇帝或许还勉强可以短期兼任CEO，可是要长期维持大国正常运转却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从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仅仅八天内，他收到了一千六百六十六件公文，合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平均每天要看两百份文件，处理四百件事情。

更要命的是朱元璋是标准的草根出生，做过和尚，当过乞丐，带兵打仗也很有天分，可是就是学问不够，因此对一批满口之乎者也的下属那通篇文绉绉的文章看的一头雾水，没少给人打板子的同时，当时的户部尚书茹太素曾经上了一篇奏折给朱元璋，朱元璋让人读给他听，结果读到一半就用了将近三个钟头时间，都是什么三皇五帝，仁义道德之类，朱元璋当机立断，命令不要再读下去，数了下字数，已经有一万多字了。朱元璋气极，命令马上传茹太素进见，让侍卫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于是开始酝酿着找些参谋。

于是一个奇怪的机构—内阁就诞生了，设殿阁大学士供皇帝做为顾问，其职责最开始为皇帝的秘书机构，以顾问、拟票（拟定文草）等。最初的内阁设春夏秋冬四辅官，两年后撤之，仿宋制，改设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四大学士，并增置文华殿大学士。诸大学士仅以“辅太子、备顾问”。建文帝改革翰林官制，废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大学士但设学士，将翰林、殿阁学士合而为一。永乐帝继位后，复旧制，并充实翰林官。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永乐帝命解缙、胡广、杨荣等翰林官七人入值文渊阁，协理庶政，是为内阁肇始。 

内阁设辅政大学士若干，并无定数，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增补，首席内阁大学士也称为内阁首辅。朱元璋、朱棣时期，由于这两个皇帝比较勤政，内阁大学士一直没有什么权利，也就真的只发挥下参谋助手作用，比摆设好一点点而已，对政事没有太大影响。到朱棣的孙子明宣宗朱瞻基时期精力没有爷爷和老爹充沛，于是就开始对内阁放权。此后内阁逐渐恢复了以前丞相的权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内阁首辅就成了有实无名的宰相明朝就两个有名有实的宰相。

从能力看，明朝的内阁辅臣总体素质普遍较高，譬如连中三元的商辂、著名的三杨内阁等，在历史上都赫赫有名。但最具有争议性的却是大改革家张居正。 

第二章  追根溯源

张居正的先祖元末的张关保，凤阳定远人。和朱元璋是非常近的同乡，在元末参加了朱元璋的队伍，虽然没有像朱元璋那样幸运的成为帝王，也没有像李善长、胡惟庸那些老乡封侯拜相，可是在以后的军旅生涯中渡江，破采石矶，随大将军徐达平定江南，立功浙江、福建、广东，最后授归州长宁所世袭千户。入了湖广的军籍。军籍是明代的一种制度，各府设所，诸府要害之地设卫，大致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兵士和官长都有世籍，所谓军籍。这种军籍是一种权利与义务的共同体，明朝军制有这样的规定：武将的嫡长子世袭官职。非嫡长子承担军役义务，为军户，这和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大同小异。

按照古代世袭的标准，普遍采用嫡长制， 张居正的曾祖张诚(字怀葛)是次子，无资格继承千户，只有当军户的份。可是在在重文轻武的年代，军人的地位普遍较低，相较于仕途更是有天壤之别。于是张家一直希望可以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为了谋生，就迁从归州迁至江陵城外十余里处的张家台村。

张诚为人忠厚老实，且有菩萨心肠，在乡里名声甚好，深受乡邻爱戴。虽然他们家中不甚富裕，可素来乐善好施，遇到需要帮助的乡亲从来就是倾尽所有。他说起话来有些口吃，故人称“謇子”。邻居或夫妻、兄弟、妯娌之间每每发生小口角、小摩擦，张诚三言两语，语重心长，双方或破涕为笑或心平气和而就此言归于好，街坊邻居也对他极为尊重。因此张诚在这个村子里威望很高。

张诚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头脑灵活，擅长经商，因此家境颇为富裕。次子(张居正的祖父)，慷慨仗义，颇有先祖张关保侠义之风，在辽王府做了一名护卫，继承了张家祖上的基业。幼子自小有志于学，成年后早早考取了秀才。屡次乡试却都名落孙山。闲暇时候便写诗填词，自娱自乐，成了一个逍遥的文人骚客。

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白小聪明伶俐，机灵可爱，乖巧懂事。

张居正也曾这样回忆：

先君幼警敏，为文下笔立就，不复改窜，口占为诗，往往有奇句，然不能俯首就绳墨，循矩矱，以是见诎于有司。（文集十《先考观澜公行略》）

张诚曾经感慨地说：“我这一生帮助的人数不胜数。后代一定会有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莫非就是这孙儿吗？”等到长大，张文明身材修长，眉清目秀，风度翩翩，恰如玉树临风，因此许多大户人家都托人上门提亲。张诚在媒人面前嘴上欢喜，连声感谢，却对儿子张镇说：“我这孙儿必定富贵非凡。不需要靠女人来寻求富贵。”邻村赵姓人家有一女儿，温柔善良。张诚满心欢喜，做主定了这门亲事。

张文明弱冠之年（20岁左右）补为荆州府秀才。父亲张镇为人慷慨且贪杯，因此家境贫寒。当时的许督学看他颇有才气，是可造之材。因此对他赏识有加，岁考时把他定为高等，招人书院。除每季发给银两外，还由荆州府提供米肉膳食。在科举的时代，这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发展平台，张文明和其他资质优异的秀才们一起，寒来暑往，苦读不辍。但是考过七次乡试，始终没有录取。一直到张居正做了翰林，他还是只能以一个秀才的身份放弃科举考试，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了这个已经入了仕途的儿子身上。

第三章  神童的神秘色彩

张居正出生在嘉靖四年五月初三日，他的曾祖父张诚，祖父张镇，父张文明都在。张文明那年二十二岁，他的母亲比张文明小两岁。史载张居正仪表不凡，身材修长，面目清秀，须长至腹。他为人“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他的这种性格真是很适合在仕途上发展：既有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魄力，也有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的能力。

关于张居正的出生就带着一种传奇色彩：

据说张居正的母亲，夜中看到房间里突然发亮，一阵火光，一直连到天上，然后一个青衣童子，大约五六岁的样子，从天上慢慢地下来，在房间里围着床转，于是赵氏怀孕了。敬修《文忠公行实》还指出赵氏怀孕十有二月才生居正，人家怀胎十月出生，据张居正的儿子的笔记记载，他硬是在娘胎多呆了2个月，直到十二个月后才出生，却也被认为贵征。

同时还有两个离奇的梦：

一个是张居正出生的前夕，张镇梦到遍地大水，一直流满屋子。张镇惊惶不已，问奴仆：“那儿来这许多水？”

奴仆说：“水是从张少保的地里流出的呀。”少保是官名 ，辅佐太子。明清少保皆为正二品。相当于宰相的身份。

同夜张诚也梦到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满瓮发亮，随后一个白龟跟着水光浮上来。乌龟在古代与龙、凤凰、麒麟、鹤、鹿等同为吉祥的象征，因此唐代都把佩戴金龟作为身份的象征和荣耀，搞的武则天都看不下去，下令严格限制。而不像今天乌龟经常成了骂人的代号。古代还有一个意识形态，就是越稀少的东西越是好的兆头，黑色乌龟并不少见，白龟简直稀少之极，因此吉利极了。于是张居正的名字就据此取为白圭，作为白龟的谐音。

张居正的家庭开始非常贫困，嘉靖三十三年张居正请假自京回籍，上徐阶书说起：“窃念正起自寒士，非阀阅衣冠之族，乏金张左右之容”；（书牍十五《谢病别徐存斋相公》）。万历中与王世贞书也说：“仆先世单寒，非阀阅衣冠之旧”；（书牍十五《答廉宪王凤洲八》）都显出他对于这个家庭环境的认识。

不过张居正出生时，张家经济状况方面，已经大大改进，并且有了奴仆。据说张居正就是一个天生奇才，在他两岁的时候，已经表现不俗。两岁时堂叔父张龙湫曾指着《孟子》对张居正开玩笑说：“小伢，都夸你聪明伶俐，要认识‘王曰’二字才算真聪明！”于是教张居正识字。几天后，乳母抱着张居正又碰到张龙湫。张龙湫把张居正抱在膝上，要张居正认“王曰”二字。咿呀学语的张居正用手轻轻指出二字。“神童”的美誉自此传遍左邻右舍、亲朋好友。

儿子聪明是聪明，但张文明却是丝毫不敢马虎，下定决心要好好培养这个爱好读书的儿子。闲暇的时侯，张文明便教张居正背诵《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读物，其后让张居正读《幼学琼林》等浅显易懂的书籍。张居正五岁人私塾读书；十岁时粗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以及《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大义。正是张居正父亲的言传身教，为张居正打下了很好的文化功的，为张居正后来考取功名打下了基础。

嘉靖十五年，张居正十二岁，在荆州府参加考试。荆州府知府李士翱前一晚做一个梦，梦见上帝给他一个玉印，吩咐转给一个孩子。第二天阅卷的时候，一份试卷引起了他的注意，再看考生姓名—张白圭。于是一个不在意的梦开始产生了联想，李士翱把他叫了过来，说道，我已经看过你的考卷，非常不错，你将来一定是个人才，只是看你的名字，虽然也很好，但是只适合小的时候，等你功成名就时恐怕就不合适了。所以，我给你改个名字吧。张居正欣然接受，于是他就改名张居正。

“其身正，下令而行”，“官正则民服”，似乎正是他对张居正的殷切期望。

荆州府考过以后，湖广学政田顼来了。李士翱见到田顼，告诉他荆州府有这样一个聪明的孩子。田学政把张居正招来面试。试题是“南郡奇童赋”，张居正很快地交了卷。学政和荆州府都惊异的了不得。这年张居正补府学生。

通过府衙对话。闲聊没几句便感觉这孩子思维敏捷、才如泉涌，比相当年龄的孩子的确要聪慧很多。不禁心想：“如若自己对这孩子稍加点拨，他日后必成国家大器。否则只怕世间会多出一个方仲永，泯然众人矣。”于是着意培养，经常闲暇时间和张居正谈学论道，指导他做人的道理。在李元阳的点拨下，张居正开始博览群书，遍读名家诗词、文章。在李元阳的细心培养下，张居正进步很快。

第四章 命运的捉弄

于是张居正名气更加响亮，可是却引来一场灾难：

太祖洪武十一年封第十五子植为卫王，二十六年改封辽王。起初辽王府在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建文年间，辽王渡海南归，改封荆州，这是辽王府在荆州的由来。张镇为辽府护卫，张家和辽府从此发生关系。张居正出生的前一年，嘉靖三年，第六代辽王袭封，这是庄王致格。次年庄王妾生子朱宪，正和张居正同年。嘉靖十六年，庄王死了，朱宪因为还在丧服中间，无法袭封，而且年龄很小，大权还在嫡母毛妃手里。说起来毛妃还不是朱宪的生母。因为朱宪的父亲死得早，他父亲的元配王妃，也就是这位毛妃，就成了他名义上的母亲。　朱宪只是第六代辽王跟一个小妾生的孩子，因为毛妃没生孩子，所以朱宪就继承了王位。又因为朱宪是辽王王位的继承人，所以他的生母反倒没有权利管他，而毛妃则成了朱宪的法定监护人和教育、管教者。

　毛妃看到宪放荡不羁，但是张居正已经是名震荆州的小秀才。张居正12岁考中秀才的时候，就早已是名满当地的小天才了。后来，毛妃偶然了解到这个天才儿童的爷爷居然就在自己的府里当护卫，就很高兴。在张居正考上秀才之后，就让张居正的爷爷张镇带他这个天才孙子到辽王府来玩。　

毛妃见到张居正，是越看越喜欢，就让张居正跟与他同岁的朱宪做好朋友。两个人年岁相当，还是有共同语言的。况且朱宪作为辽王王位的继承人，平常被管得很严，根本也就没什么朋友，所以一下子也就跟张居正玩到了一起。　　

毛妃对自己家这个纨绔子弟朱宪总是看不顺眼，所以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教训朱宪。一天毛妃叫来张居正到府中吃饭，却让他坐上面，让宪坐在下面。这还不算，期间毛妃还对宪说：“你这样不上进，终有一天给张居正牵着鼻子走呀！”宪心绪满怀，大有羡慕嫉妒恨之感，但是没有发作。他和张居正，从此成为相识，但是在友谊的后面，深深地滋长了仇恨。其实这也使张居正的处境相当的尴尬难堪。

十三岁的这一年，张居正从荆州到武昌应乡试，这次要是试中，便是举人了。

阅卷的考官把试卷呈给湖光巡抚顾璘，并极力夸赞张居正，引起他的注意，仔细看完考卷，发现小小年纪竟然写出如此气势恢弘的文章，立即连连叫绝。赶紧让人把张居正叫来。

顾璘问他，你年纪这么小，长大后有什么志向呢？

张居正的回答更加让他吃惊：

学生常听父母言及，昔行曾祖父生平极难振乏，常愿以身为褥荐，而使人寝处其上，使其有知，绝不忍困其乡中父老。学生当以曾祖为效尤，宏愿济世，不仅以身为褥荐，即有欲割取我耳鼻，当亦乐意施与！

由于这段话说的极其出彩，所以翻译出来会失掉本质，无法全文翻译，总之这里传递着一个愿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号。

顾璘万分震惊，就继续考他，手指院中墙边翠竹，让他为题作一首五言绝句。

张居正文思如泉涌：

《题竹》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

凤毛丛劲节，只上尽头竿。

倘若单从诗的角度而言，并未见得多么的出彩，但如果透过表现，看内涵就会发现其中的磅礴气势。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大奴固自有凤毛。”《南史·谢超宗传》：“超宗殊有凤毛。”而典故则来自南朝时期著名的诗人谢灵运的孙子谢超宗很有才学，他担任新安王刘子鸾的常侍，他写各种文告十分精彩，孝武帝夸奖他有凤毛，比喻珍贵而稀少的人或物。

其中的意思是：我要以竹子为品格，扬凤毛之才，登上百尺的竿头，一展我的青云之志。

顾璘同样对他十分赏识，他的考卷也名列前茅。可是赏识的结果是这次张居正没有考中举人。主要原因是由于过于赏识他，顾璘担心十三岁的孩子就中举人，以后便会自满，反而把上进的志愿打消，这是对于张居正的不利，因此主张趁此给他一些挫折，使他更能奋发。他和监试的冯御史说：“张居正是一个大才，早些发达，原没有什么不可，不过最好还让他迟几年，等到才具老炼了，将来的发展更没有限量。这是御史的事，一切请你斟酌罢。”

意思是说张居正未来一定是个栋梁之才，可是从塑造人才方面来看，现在还不能录取他。因为他才13岁，过早的进入官场可能成为第二个王维，只会在官场上舞文弄墨，而对国家真正需要却没什么贡献。所以现在他需要一些挫折与历练，从而塑造成真正对国家有用的大才。

这次张居正的考卷，很得湖广按察金事陈束的欣赏。陈束极力主张录取，但是监试御史想起顾璘的吩咐，竭力拒绝，张居正竟没有录取。这件事对于张居正发生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张居正对于顾璘，始终感激。他自己也曾说：

仆昔年十三，大司寇东桥顾公，时为敝省巡抚，一见即许以国士，呼为小友。每与藩、臬诸君言：“此子将相才也。昔张燕公识李邺侯于童稚，吾庶几云云。”又解束带以相赠曰，“子他日不束此，聊以表吕虔意耳。”一日留仆共饭，出其少子，今名峻者，指示之日，“此荆州张秀才也。他年当枢要，汝可往见之，必念其为故人子也。”仆自以童幼，岂敢妄意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思以死报，中心藏之，未尝敢忘。（书牍十五《与南掌院赵麟阳》）

嘉靖十九年，居正十六岁，再应乡试，这次顺利考中。十六岁的举人，毕竟很年轻。恰巧这时顾璘正在安陆督工，张居正到安陆进见，顾璘很高兴，把自己的犀带赠给他，说道；“古人都说大器晚成，这是为中材说法罢了。当然你不是一个中材，上次我对于冯御史的嘱咐，竟耽误了你三年，这是我的错误了。但是我希望你要有远大的抱负，要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做一个年少成名的秀才。”

张居正考中举人后拜访顾璘，顾璘十分高兴，并且一次让张居正到府中吃饭，特意让小儿子顾峻与他相见，并且对儿子说，这位就是荆州有名的张秀才，如果他担任要职，你可以去求他，他会念在昔日老友的儿子的情分帮你一把。

就在这年，辽王朱宪三年丧服已满，照例袭封，成为第七代辽王。张居正的发达，进一步增添了朱宪的惭愧和愤怒。一切的怨恨，都发泄到辽府护卫张镇的身上。

可是朱宪的发泄方式非常奇特，把张镇召进辽府，赐他喝酒。张镇看到孙儿中举，辽王又赐酒，加上他秉性豪爽，于是开怀畅饮。直到他喝不下了，朱宪还强迫他喝。更要命的是朱宪让他喝的酒是那种浓度极高的烈酒。所以，最后竟然使得张镇酒精中毒，醉死了。

当时，张家从张居正中举的快乐里一下跌落到张镇猝死的悲伤里。由于张家还没有话语权，况且谁也不能说就是朱宪害死张镇的，因为张镇是为了庆祝张居正的中举而醉酒死的，这只能说是乐极生悲的偶然事件。你能说是辽王赐酒庆祝是有意谋害吗？不能啊！所以，张家也只能把这事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咽。

所以更多的选择隐忍，没有太大反应，从张居正当时的表现看，似乎也无太大冲击。在朱宪害死张居正的爷爷张镇之后，张居正并没有表现出什么，而且一直还是跟朱宪保持着很好的朋友关系。

比如在踏入仕途后，张居正因为要躲避政治斗争，很快就回家休养了三年。这三年里，他经常跟辽王朱宪混在一起。朱宪，也经常拉着张居正去游山玩水、诗酒聚会。因为他是辽王，所以张居正也不能拒绝，有时候他甚至还得陪着这个纨绔子弟去一些花红柳绿的地方。所以张居正曾在这一时期的诗里表现过愤懑与苦恼的情绪，这里头固然有忧国忧民的成份。

然而从后来张居正与朱宪无休止的争执来看，在张居正心中投下的阴影是非常巨大的。张居正《西陵何氏族谱序》说：“至我国家立贤无方，惟才是用，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恢；王谢子弟，或杂在庸流，而韦布阎巷之士，化为望族。”这篇文章似乎隐约传递着两个信号，一个是一种心胸抱负的抒发，正在准备国家的重用；另一点也表现出了对纨绔子弟的不耻与痛恨，因而后来的改革中专门有一条针对藩王，并且进行致命的打击。

第五章  选人机制

明朝的文官，出身有三种途径，一为进士、二为举人、监生、贡生，三为吏员。监生、贡生分别是由地方学官推荐，考入中央大学和省级大学的“大学生”。 吏员是通过服吏役而获得做官资格的人。明代农民、士兵家有两三男丁以上的，须抽一名能识字的到官府服役，为期三年，抄抄写写，跑跑总务。三年后，优异者可进入京城各衙门服役三年，而后就可做官。

洪武年间，上述三类人都可当官。永乐以后，开始讲究文凭。“吏部用人专以资格”。提拔最快和能升到高位的，惟有进士；举人、贡生则多受限制，吏员更是不用提。部、院和地方正官，全部由进士出身的垄断。

嘉靖皇帝曾经有意改正这一弊病，恢复“三途并用”，但实行了两年，各地巡按保荐上来的官员仍是“进士十之七八，举人百之一二，岁贡则绝不齿及”（《明会要》）。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也就是两京十三省共设十五个考点。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寅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化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主要来源于朱熹注解）演变而成。

对于八股文从长期来看确实弊端极多，同样被人骂的一无是处，明末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选出的人才很多都是书呆子。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形容过八股选出来的某些人才，“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活脱脱一副白痴面孔。

在固定的思维，固定的模式下，明的学子们开始完成他们的文章，让我们不得不惊叹的是，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考生们仍然写出了很多锦绣文章。

这些优秀八股文的作者巧妙的利用既有规则，在有意无意间插入自己的观点，并运用优美的词句表现出来，他们无疑是这场规则竞赛中真正的成功者。

但八股文还是有一定用处的，比如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曾经写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可见，八股文是很多文体写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限制下，很多优秀人才更能脱颖而出。 

从当时的环境来看，为了维持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必须有一个选人用人的考量标准，相较于前期的选人制度是一个大的突破与进步：

以"世卿世禄"为核心的世袭制是我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爵位世代相传的制度，主要盛行于春秋以前的夏、商、周三代，突出体现了王权和族权高度统一的制度结构。与王朝最高统治者血缘的近疏决定了官爵的大小和等级，王公贵族凭借血统和宗法，子孙世袭官爵。

察举制在秦汉取代了世袭制，为秦汉两朝的选官拓宽了途径和范围。察举制史称"四科取士"，从西汉开始实行一直延续到东汉。这一制度的核心，是由三公九卿和地方长官负责考察并向上推荐优秀人才，其察举的科目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明经"、"明法"等，包括道德品行、文化修养、办事才能等诸多方面。察举制对官员的素质起到了一定的保证作用，但弊端也不少，主要体现在依然是权贵垄断着人才的选用。

随后的魏晋南北朝，其选官的主导制度是九品中正制。这一选官制度由朝廷在州郡设置的中正官负责对地方人士的品格、行为、能力进行测定，分九品即九个等级，朝廷依照品级依次授官。与这一"九品官人法"相衔接的政治基础是门阀士族统治。 

而以科举制为基础的八股文只是针对试卷上的文章，以客观存在为准绳，避免了许多歧视性的主观因素，因而更加公平公正，选人途径也更为宽泛。

从客观角度讲，我国古代选人用人制度的核心是为了巩固封建帝王统治，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性，历代选官制度在其创设和执行的前期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其后期逐渐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甚至走向僵化等。尽管如此，从比较的视野看，我国古代选人用人制度还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八股取士也不例外，在相当一段时期像一把筛子，为明朝选出了许多真正尖端的人才。

第六章  才华初现

张居正乡试中式的第二年，嘉靖二十年辛丑，是会试的一年，这次张居正居然没有参加考试。明代的制度，乡试的次年便是会试，新科的举人都要入京，也许居正因为年龄太小，没有去。到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张居正入京会试，这次却失败了。他曾说到失败的原因：

夫欲求古匠之芳躅，又合当世之轨辙，惟有绝世之才者能之，明兴以来，亦不多见。吾昔童稚登科，冒窃盛名，妄谓屈宋班马，了不异人，区区一第，唾手可得，乃弃其本业，而驰骛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旧业已芜，今追忆当时所为，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甲辰下第，然后揣己量力，复寻前辙，昼作夜思，殚精毕力，幸而艺成，然亦仅得一第止耳，犹未能掉勒文场，夺标艺苑也。（书牍十五《示季子懋修》）

从这个给儿子的书信可以看出来，他当时的兴趣转向了西汉的一些政论文。因为沉醉于对汉代政论文治国之道的研究，所以疏忽了对八股文形式上的训练，这就是张居正第二次落榜的真正原因。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张居正再行入京会试，会试以后，再与殿试。这次成功了，中二甲进士，选庶吉士。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史•选举志》言：“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张居正这时，已经身居储相之列，从此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大道。这时政治的大权，一切都在世宗嘉靖皇帝手里。

第七章  仕途生涯中内阁的初次较量

世宗朱厚熜原来只是兴王，他十六岁的时候，武宗死了，本来父死子继，可是武宗没有儿子，于是第一道正常继承程序被阻断，只能走第二种程序，兄终弟及，而武宗皇帝自己也是根独苗，所以大臣们就拥立武宗的堂弟，遗诏召作为堂弟的他嗣位。他自安陆兴王府入京。到了城外，礼部尚书请用皇太子即位礼，世宗立即拒绝，坚持着遗诏只是嗣皇帝，不是嗣皇子。即位以后，为了追尊父亲兴献王的事情，和大臣发生许多的争执。

大臣们都觉得按照朝廷的礼法，那是没办法才让你来当这个皇帝的，你应该就像是过继过来的一样，应该还是跟着武宗皇帝，尊武宗的爹也就是嘉靖的伯父为太上皇啊。

但这样嘉靖又不干。就算按逻辑来说，只要我是皇帝，我爹当然就是太上皇！于是，他就跟这帮大臣们拧上了。在僵持中，嘉靖帝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整出一种叫“廷杖”的刑罚，也就是在朝廷之上把反对的人脱了裤子打屁股。谁跟他较劲儿，他就打谁屁股。不过他越打屁股，跟他较劲儿的人越多。

在这个事件中，夏言脱颖而出。因为他觉着这帮大臣都太迂腐了，嘉靖不就是要给他那死去的爹上一个太上皇的封号吗？说起来是个好听的封号，其实也不过就是个漂亮的外号。你说你们这帮大臣放着国家大事不做，为这事儿跟皇帝较什么劲儿呢？所以他就带了一拨人转而支持嘉靖“议大礼”。

于是嘉靖皇帝十分满意，一满意就重用夏言，最后一直让他当了内阁首辅。

夏言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考中进士，并担任兵科给事中，这个职位主要是按照内阁首辅大臣杨廷和的指示清查北直隶皇亲国戚霸占民田的劣迹。他这个人非常正直，因而汰亲军及京师卫队冗员三千二百人，出按皇族庄田，悉夺还民产。豪迈强直，纵横辩博。夏言实在是个天才，他不但口才好，文笔好，写这种命题作文也很在行，这样的一个人，嘉靖是离不开的。而另一位会写青词的顾鼎臣（严嵩同年科举，状元）虽然写得也很好，却是一个不懂政治的人，虽然入阁，却完全无法和夏言对抗。

嘉靖二十六年，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

嘉靖因为喜欢道教，所以经常要搞个祭天的仪式，他平常不上朝，也不住皇宫，住在一个叫西苑的地方，整天就琢磨着怎么长生不老。因为经常要搞祭天的仪式，这个祭天的仪式中有个重要内容是要火化青词。如果要评选明代最难写的文章，答案绝不是八股，而是青词。

该文体特点是全用赋体、词句华丽，写作难度极高。因为写作时要使用专门的青藤纸，所以叫青词。青词是修道祭天时用的，具体方法是写好后烧掉，主要内容除了陈述个人愿望外，还兼议论叙事，其笔法十分玄乎，经常搞得人莫名其妙，不过也无所谓，反正是写给神仙看的，写完就烧，也不留档。

也就是这位嘉靖同学向玉皇大帝或者太上老君写的思想汇报。

但这个汇报可不好写。要有隐语，因为天机不能明说；还要写得特别美，用诗化的韵文语言，所以特别难写。夏言这个人文笔特别好，一路受到嘉靖皇帝赏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写的一首好的青词也，可是写着写着就烦了，恶心了，于是开始随便糊弄。这正好给了严嵩可乘之机。

严嵩这人给人的形象十足的一塌糊涂，可是真实的严嵩并非一直都是如此的不堪。更不为人知的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是一个正直的人，在书法方面也有一番造诣。严嵩是袁州府分宜县人。弘治十一年乡试中举，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会试考中二甲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旋丁优归里，在其家乡钤山之麓建钤山堂隐居读书8载。

但隐居十年之后，他终究还是答应了一个人的邀约，再次出山为官。并非是他出尔反尔，只是因为这个人他无法拒绝。此人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在严嵩看来，杨廷和是朝廷的支柱，在杨廷和看来，严嵩是难得的人才，而更为重要的是，十年前（弘治十八年1505）的那次会试，点中严嵩卷子，对其赞扬有加，并成为他老师的人正是杨廷和先生。

正德十一年（1516），严嵩还朝复官。复官之初，严嵩对朝政多持批评之论。对于武宗的许多做法，他也持批评态度。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嘉靖四年（ 1525），升国子监祭酒，又由南京回到北京。在最显贵的翰林院任职，不再棱角分明，开始变的圆滑内敛，凡事态度审慎。与批评正德朝政相比，这时的严嵩在为官做人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将利禄看得重了，常说起“禄不逮养，学未有成”之类的话。

嘉靖七年（1528），严嵩以礼部右侍郎步入上层官僚的行列。他被世宗派往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监立显陵碑石。还朝后，严嵩上了两道奏疏。一道奏疏叙述了河南灾区的情况。另一道奏疏叙述了途中所见祥瑞。一呈祥瑞、一报灾异，反映了严嵩既有阿谀圣上的一面，又有关心民情的一面。两篇奏疏都收到了好的结果。

后来的几年里，严嵩先后改任户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

本来严嵩的文笔也特好，这人也特聪明，赶紧用心琢磨青词，在他的努力钻研，后来终于能写出一手漂亮的青词，所以嘉靖就特别喜欢他，再加上他又特别听话，勤勉加上温顺，严嵩博得了世宗的好感。后来他就成了内阁次辅，也就是副宰相。

严嵩的这些行为让夏言很是不耻，觉得这根本就叫不干正事，就像高俅踢球当上太尉一个德行，让人不服。于是矛盾就产生了，其实夏言和严嵩同出江西，算得上同乡，并且严嵩比夏言中进士早十二年，可是进入内阁时间晚于夏言，资历浅许多。

为了麻痹夏言用各种方法讨好，一次宴请夏言，却被拒绝，于是跪在夏言门前，一遍遍大声朗读请帖，夏言感动了，开始关照老乡，甚至还对嘉靖说，等自己退休后，首辅位置可以让给严嵩。

而严嵩表面是个很低调的人，但骨子里却是睚眦必报的人。再加上夏言曾经在政坛上三起三落，可每一次官复原职后都能成为严嵩的顶头上司，这让严嵩感觉很憋屈，所以他暗下决心要彻的扳倒夏言，。

夏言倒没想到要搞掉严嵩，因为他从来就不把严嵩放在眼里，一个人你都不把他放在眼里，又怎么会把他当成对手呢？

他把严嵩很不当回事儿。《明史.夏言传》里说他平常在内阁，对严嵩是“直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略不顾嵩”，也就是他非常鄙视严嵩，什么国务公务，自己说了算，就当严嵩不存在。

严嵩表面上不敢怎么样，但心里恨得要命，于是寻找种种机会陷害夏言。

嘉靖热衷于道教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发展到后来的祭天仪式的时候，嘉靖用荷叶做了几顶香叶冠，做完仪式居然把香叶冠分别赐给了严嵩和夏言。结果第二天上朝，严嵩就戴着这顶香叶冠来了，为了表示尊重，还在香叶冠外面裹了层细纱。

嘉靖看了很高兴，转头就问夏言：“你的呢？”

夏言不但依然朝服上朝，而且怒斥道，堂堂朝廷，居然搞的个个道士一般，成何体统。于是严嵩 以为逮着机会了，在嘉靖目前狠狠打夏言的小报告，并且无中生有，大肆添油加醋。本来嘉靖本怎么放心上，经过这样挑拨，心中有了反应，开始疏远夏言。严嵩又这样告了几次黑状之后，嘉靖就开始不喜欢夏言了。

还有一次，夏言随嘉靖皇帝微服出巡，却没有按时到，严嵩又一次收买皇帝信任的道士，煽风点火，于是夏言被撤职，严嵩成了首辅大臣。可是由于严嵩的行为太嚣张放肆，引起嘉靖皇帝警觉，很快又将夏言官复原职，严嵩降为次辅。

夏言的明显的缺点是高傲，可是到了当时风云变幻，尤其内阁一片混战互掐的环境中，后果是致命的。他连严嵩都看不起，对于那些内廷的宦官就更看不起了。而严嵩对皇帝身边的人就很会巴结。皇帝身边的太监到严嵩那里传个旨什么的，他都会很热情的接待，不仅经常会塞钱贿赂，而且还跟这帮太监称兄道弟的，所以皇帝在大内的动向他都摸得一清二楚的。

这一点夏言刚好相反，他最看不起那帮不算男人的太监。彻头彻尾地把他们当奴才看，再加上严嵩偶尔显得不经意地一挑唆，所以这帮太监也很恨夏言。

明朝的官僚系统内，言官属于监察系统，他们的力量很庞大。

言官顾名思义，就是说话的官，到了明朝后期，也有人把这些人称为骂官，实际上，他们是明朝监察制度的产物。朱元璋建国之初，仿照元朝制度，建立了御史台，到了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将其改名为都察院，都察院的长官是左右都御史，这个官名大家在电视上经常可以听到，而都察院的主要骨干是都察御史，这些都察御史共有十三道，以当时的十三个省区分，共有110人，这些人权力极大，他们什么都管，由于平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务要处理，就整天到处转悠，不是去兵部查吃空额，就是到刑部查冤假错案，办事的官员看到他们就怕。

朱元璋在创立国家机构的时候，考虑丞相权力太大，撤销了丞相，将权力交给六部，但这位仁兄连睡觉都要睁只眼，后来一琢磨，觉得六部权力也大，为怕人搞鬼，又在六部设立了六科，这就是后来的六科给事中。

六科的领导，叫做都给事中，俗称科长，下属人员也不多，除了兵部给事中有十二个人之外，其余的五个部都在十人之内。而且这帮人品级也低，科长才七品，下面的人就不用说了。但他们的权力却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都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这伙人一天到晚找茬，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随地大小便，只要是个事，就能管。

为了防止他们也徇私枉法，朱元璋想了一些很绝的方法来规范御史的行为，首先挑选御史的时候，专门找那些书呆子道学先生，认死理的去干这行，因为这工作得罪人，捞不到钱，而道学先生是最合适的人选。其次，他用了以小制大的方法，这些御史都是七品官，可以说是芝麻官，赋予他们监管长官的权利，就使得他们不敢过于张狂。有个官名叫八府巡按（周星驰电影里出现过），大家咋一听，八府的巡案，官一定很大，其实这也是个芝麻官，往往是朝廷临时委派监察御史担任的，就相当于以前所谓的特派员，官极小，权极大。但就是这样，朱元璋还是不放心，于是他又建了一套班子，来监督都察院。这就是六科给事中。对应中央六部，朱元璋设立了六科，各科设都给事中一人，官位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官位从七品。这些人的权力大到骇人听闻的地步。

他们如果认为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敕令有不妥之处，居然可以将敕令退回！而皇帝交派各衙门口办理的事件，由他们每五天检查督办一次，倘若有拖延不办，或是动作迟缓者，他们就要向皇帝打小报告，各部完成任务，还要乖乖的去六科销账，此外官员年终考核，这些给事中进行审核。

这些人人骂人的功夫极高，都是饱读诗书之辈，骂人也有典籍来历，出自某典某条。自古以来，就有言官的设置，这些人不管具体事情，他们的任务就是提意见，而历来的封建王朝也形成了一个传统——不杀言官。历史上无论多昏庸的皇帝，也很少有胆量敢杀言官的。所以在朝堂上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言官在下面说皇帝的不是，一点不给皇帝留面子。

言官的作用就是议论朝政，但这些言官很多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有意义的事不干几件，却动不动就弹劾谁一下，在严嵩的一些列运作下，这些言官竟然也有许多站到了严嵩阵营。

此时的夏言已经岌岌可危，一股涌动的暗流随时可能把他吞没。可是夏言虽然有些刚愎自用，并且经过几次事件后，也开始提防着严嵩，甚至见形势已经不可逆转，把徐阶拉入了内阁。但他毕竟是个光明磊落心直口快的人，所以不想暗箭伤人，所以不但在意阴谋。加上一心为国事而操心，并没觉察到嘉靖对他态度的变化，也没提防到严嵩的工作已经做得很深入。

他还是趾高气昂地做他的宰相工作。嘉靖二十五年，被夏言一手提拔上来的陕西总督曾铣，想解决蒙古人后裔鞑靼在河套地区的威胁，就想用武力收复河套。在这一点上夏言很支持，嘉靖开始的时候也很支持。但明王朝自英宗以来已经被蒙古人给打怕了，所以在这件大政方针上，夏言是勇往直前的，但嘉靖却是反复无常的。

更糟糕的是，追尊父亲兴献王的事情上，虽然嘉靖皇帝收到夏言支持，但这件事却使他以为大臣都是和他故意对立，于是性格多疑，对大臣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信任。还有一点君臣关系也一直如此，所以宋神宗开始一度那样支持王安石，依然最后动摇。而夏言与嘉靖皇帝的关系况且远远达不到这个程度。可是夏言的光明磊落让他忽视了这些。

夏言的岳父也很支持收复河套的计划，而夏言的岳父和曾铣私下里又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夏言就在这件国事上让自己的岳父作为中央和曾铣之间的联系人。这可犯了国家公共事务操作办法的大忌，也就是领导干部的亲人和家属不能参政朝政。

严嵩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也抓住了这一点大做文章。

他通过太监里的内应了解到嘉靖不敢下收复河套的决心，后来就在嘉靖要摇摆、要翻盘的时候，抓住这个节点，乘机诬告夏言与曾铣内外勾结，家人交易，实际上是要借收复河套谋取私利，从而陷国家于危机之中。

可尽管如此荒谬的说辞，嘉靖依然相信了话。嘉靖二十七年，曾铣先以误国、通敌、贪污等罪名被抓。可是蒙古军队却进入河套，声势浩大，严嵩趁机谗言，这次蒙古军队进入河套，完全是曾铣挑衅的引起。严嵩心腹仇鸾与万镇诬告曾铣欺上罔下，可口军饷。嘉靖十分生气，下令处死曾铣。

可是蒙古军队继续进犯，严嵩继续诬陷夏言，说都是他支持曾铣收复河套引起。于是嘉靖暴露，下令处死夏言。

当时，夏言正在出差回北京的途中。此时夏言刚刚走到通州，毕竟在朝廷干了这么多年，他也早有心理准备，所以当他听来人说要带自己回去的时候，并不慌张，而是端坐在自己的马车上，镇定地问道：“我的罪名是什么？” 　　

但当那个四字—图谋不轨传到他耳里的时候，夏言的意志彻的崩溃了，只说出了一句话，就从车上摔了下来：“我死定了！” 直到此时这时候，他才完全意识到自己的糟糕处境可一切都晚了。 　

回到京城的夏言试图辩解，却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嘉靖二十七年（1548）十月，曾铣和夏言的结局被最终确定。曾铣，按律斩，妻子流放两千里财。 　　

夏言，弃市，弃市为死刑的一种，自商周时即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显示，秦时死刑种类众多，如车裂、腰斩、枭首等，其中亦有弃市。至汉朝，汉承秦制，而略加简约，死刑常法只三种，其一即为弃市。弃市为常法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至隋，第一次将死刑常法定为斩、绞，无弃市。至此，弃市退出死刑常法，但仍然用于处决某些罪大恶极者。 

妻子流放广西，从子从孙削职为民。 

在夏言和严嵩的斗争里，一个新科进士是没有地位的，等到张居正对于当时的时局有了些微的认识，夏言已经失败了。

第八章  与严嵩的特殊关系

以夏言的地位，突然被严嵩扳倒，而且遭到的不是什么勒令退休或者罢官的命运，而是杀身之祸，这就太让当时的官员们吃惊了。所以当时严嵩一取代夏言之后，依附严嵩的人一下子就多了起来。

而张居正与夏言叶保持着非常微妙的关系，事实上依照张居正当时的处境，与严嵩不发生关系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内阁大学士，是翰林院的长官，在翰林院设内阁公座，而且一切公务行移，皆用翰林院印；所以内阁、翰林称为同官。文集中《圣寿无疆颂》，《得道长生颂》，以及奏疏中《代谢赐御制答辅臣贺雪吟疏》，这一类的文章，固然是代严嵩做的，没有疑问；就是在严嵩失败以后，分宜县知县替他经营葬事，张居正正给他说：“闻故相严公已葬，公阴德及于枯骨矣；使死而知也，当何如其为报哉？”（书牍一《与分宜尹》）可见张居正和严嵩，是有相当的感情。

严嵩作为他的校长和老师，而且还是内阁首辅，居然还没让人看清楚怎么回事，居然就十分麻利的将一个当朝宰相和一个边关的总督给放倒了。所以作为新进官场的年轻官员，张居正或许开始的反应也是吃惊，可是却无法绕开与严嵩产生来往。

在张居正的《张太岳集》中总共有十几篇为严嵩父子写的赞美诗，还有一些文章。有的是为了严嵩的生日庆贺，有的是过节的时候写的庆贺诗文，还有一些是代严嵩写的上奏朝廷的贺表。其中最早的诗文就是始于这个时期。

从庆贺生日的诗文，到一些无关紧要的日子也要写庆贺诗文，再到严嵩后来甚至让年轻的张居正代他写上奏朝廷的贺表，这基本上可以看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张居正与严嵩的关系是越走越近的，而且严嵩对张居正也比较欣赏。

第九章  初露锋芒

嘉靖二十七年（1548），严嵩再任首辅时，已经年近七旬，逐渐有些年迈体衰，精神倦怠。这时，他还要日夜随侍在皇帝左右，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处理政务。如遇事需要裁决，多依靠其子。他总是说“等我与东楼小儿计议后再定”，甚至私下让世蕃直接入值，代其票拟。票拟就是内阁在接到奏章后作出批答，再由皇帝审定，是阁臣权力的重要体现。世蕃的票拟多能迎合世宗的心意，因此多次得到世宗的嘉奖。严嵩干脆就将政务都交给其子，世蕃一时“权倾天下”。

严世蕃不是经过科举走上仕途，而是借他父亲的光，先入国子监读书，后做官，累迁至尚宝司少卿和工部左侍郎。据说，他奸猾机灵，通晓时务，熟悉国典，而且还颇会揣摩别人的心意。并且据说甚至聪明到极点，跟人谈话，对方说上句，他就知道人家下句要说什么，而且他看人极准，无论老奸巨猾还是天真烂漫，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嘉靖皇帝有一回夜传圣旨，询问某事当如何处理，票拟颇难。严嵩与大学士徐阶、李本在值班房仔细商议，每人各写一帖，提出处理意见，可是经过反复斟酌修改，三人仍觉不妥，始终不敢誊清呈进。严嵩只好派人飞马向严世蕃求教。时间已过四更，太监反复索取票拟几次了，说皇上“嫌迟滞，有怒容”，要求立刻回报。不得已，三人只好将商议的票拟誊录上呈。太监将三人所拟揭贴拿回，只见皇帝朱笔在上面涂抹了好多处，令重新拟过。恰在这时，严世蕃的回帖来了，照其票拟上呈之后，皇帝顿时满意，依拟照办。徐、李二公才真服了。自此，皇上时有要务难题，严嵩等阁臣谋之困窘不能作答者，即交于世蕃，世蕃则引经据典，参综陈说，每每都能获得皇帝的嘉奖。 　　

嘉靖皇帝喜欢观经史诸书。遇有不解其意的，便用朱笔写在纸片上，令太监交于严嵩等值班阁臣讲解，立等回话。一天晚上，类似的询问之旨又到了，可严嵩与徐阶等值班阁臣皆不晓其义，都惶恐无措。严嵩安慰众人说：“无过虑！”随即密录皇帝所问，令人从西苑宫门门缝中传出，飞马送至相府，要世蕃立马作答。世蕃当即指出此语在某书第几卷第几页，做何解释，立即回报。严嵩等人找来该书翻检，果然如此，遂按其解释并附书呈送，嘉靖皇帝很高兴。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张居正踏入官场的第四个年头，他进入官场四年，前三年都任庶吉士。嘉靖二十八年张居正被授了个七品翰林院编修的职务。也就在这一年，他写出了《论时政疏》，（奏疏十二），内容非常多，其中尤其需要提出的是关于宗藩的词句：

臣闻今之宗室，古之侯王，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观瞻，风俗之移易所系。臣伏睹祖训，观国朝之所以待宗室者，亲礼甚隆，而防范亦密。乃今一、二宗藩，不思师法祖训，制节谨度，以承天休，而舍侯王之尊，竞求真人之号，招集方术通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亲媚于主上，以张其势，而内实奸贪淫虐，陵轹有司，朘刻小民，以纵其欲。今河南抚臣又见告矣。不早少创之，使屡得志，臣恐四方守臣无复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势成，臣愚以为非细故也。所谓宗室骄恣者此也。臣闻才者材也，养之贵素，使之贵器。养之素则不乏，使之器则得宜。

其实，武宗的时候，亲藩造**确有两次，但是即以宁王宸濠那样的声势，但很快就被王阳明灭掉，所以再也没有藩王可以同皇权抗衡的局面，也再也没有燕王朱棣那样的藩王存在。亲藩的威力，已经过去了，没有什么尾大不掉之势。

在明世宗的时候，要说宗室骄恣，就更有点夸张。在这个时期里，世宗正在崇奉道教，于是徽王朱厚爝也奉道，世宗封他太清辅元宣化真人；辽王朱宪也奉道，世宗封他清微忠教真人。这只是讨皇帝欢喜的一种可怜相，并且整个一群不干正事的道士，还有什么远大的志趣呢？所以结合朱宪对张居正的种种行为事情就变得耐人寻味起来。

在奏疏中，这是初次，也许在世宗一朝，除了例行章疏以外，张居正疏，也只有这一次。这里充分地表现居正的政治才能。他看定当时政治的症结，应当说的已经说了，然而没有得罪世宗，也没有得罪严嵩。可是也并未起到任何好的效果，张居正开始再次将主要精力用于朝章国故的探索，对于时政，便不更置一辞。

世宗有八个儿子，五子早夭，熬到成年的只有次子载壑、三于载垕、四子载圳。嘉靖十八年立载壑为太子，载垕为裕王，载圳为景王。可是十年后的嘉靖二十八年三月载壑太子死了。谥为庄敬。按照嫡长制度的继承原则，太子的位置该给裕王载垕了，偏偏世宗认为册立太子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所以无形地耽搁下来。当时得宠的道士陶仲文又提出二龙不能见面之说，皇帝是龙，太子当然是小龙，所以世宗索性不立太子，裕王、景王也看不到他们的父亲。在太子的地位没有确定以前，裕王、景王成为急切的竞争者。于是这个悬念一直保持着，可是载垕终究命更加硬气，也更加耐熬，熬着熬着，到了嘉靖四十年，景王归藩，四年后景王也死掉了。但是从二十八年到四十年的这个段落中，裕王的地位是始终充满着变数。

可是不知什么原因，首辅严嵩对于裕王相当地冷淡。裕王应得的岁赐，一直拖欠了三年，自己当然不敢和父亲世宗提起，并且也没有什么机会，只得由左右先送银一千两给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才能补发。

严世蕃居然还不断向人夸耀：“天子的儿子尚且要送给我银子，谁敢不给我送银子？” 

可是严嵩对于裕王，还是不很放心。一天世蕃对裕王讲官高拱和陈以勤两人说：“听说裕王殿下对于家大人有些不愿意，是怎样一回事呀？”

幸亏陈以勤只是沉静的反应足够敏捷，立即平静的回应：

 “国本久已决定了。裕王殿下的讳字，从后从土，明明是土地之主，这是皇上命名的意思。亲王讲官，旧例只有检讨，（见《明会典》）但是裕王讲官，兼用编修，和其余诸府不同，这是宰相的意思。殿下常说惟有首辅才算得社稷之臣，请问不愿意的话从何而来呀？”

他的回应言语相当漂亮，并且听起来又无懈可击，这一席话，打消了严嵩的顾虑，保全了裕王的地位。

第十章  鹿死谁手

嘉靖二十九年，张居正请假回江陵。回京的时候，已在秋间，居然发生庚戌之变。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间，俺答侵犯，这一次本来也只是打算多抢点东西，所以深入的程度就加大了一些。哪知道，明朝的军队根本没什么战斗力，俺答的军队突入古北口，明军一战即溃不成军，结果俺答乘势兵进通州，一下就对北京形成了包抄之势，史称“庚戌之变”。

巡按顺天御史王忬出驻通州，调兵死守，一面向北京告急。北京原是明代第一个要塞，一切都是取的战时体制。成祖设京卫七十二，计军四十万，加以畿内八府军二十八万，中部大宁、山东、河南班军十六万，一共八十余万军队，当然不会感受任何的威胁。但是成祖的规模已经不在了，京军由三大营改为十二团营，再改为东西官厅，额军由三十八万再减为十四万，世宗初年京营额军只剩得十万七千余人。并且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等到俺答逼到近郊的时候，兵部尚书丁汝夔清查营伍，只有五、六万人，更加严重的是这区区几万人居然很多都是临时冒充者，老弱病残极多，此时一个个只是愁眉苦脸，长吁短叹。于是高层才知道事态的严重程度，都慌了手脚，世宗赶紧下诏勤王。第一个奉诏的，是大将军咸宁侯仇鸾，从大同带了大军二万入援，以后各地勤王军一共来了五、六万，总算有了一点声势。可依然只是一堆空架子，俺答到了北京城下，仇鸾不敢开战，派人和他接洽，只要不攻城，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对于俺答的要求，世宗召大学士严嵩、李本，和礼部尚书徐阶到西苑便殿，手持俺答求贡书，问他们的办法。

“这是一群饿贼，皇上用不到操心。”严嵩说。

徐阶郑重地说：“军队一直驻到北京城外，杀人和切草一样，不仅是饿贼了。”

世宗皇帝只是点首，一面问严嵩看到“求贡书”没有。严嵩也有一份，从衣袖里递出说：“求贡是礼部的事。”而当时主持礼部者正是徐阶，严嵩这一招棋从表面看相当高明，既推卸了责任，又给徐阶出了难题，因为按照正常思维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夏言倒台前，开始认识到严嵩的奸诈，可惜为时已晚，于是他快速提拔了一个正直而又可以在将来跟严嵩对抗的人，这就是徐阶。徐阶这个时候任礼部尚书，因为也擅长替嘉靖写青词，也就是道教仪式中写给太上老君的思想汇报，所以徐阶正逐渐受到嘉靖的重视和喜爱。因而严嵩开始想尽办法对付徐阶。

这次夏言没有看走眼，徐阶是一个典型的江南人。在政治上，他正是严嵩的敌手。严嵩柔佞，夏言刚愎，柔能克刚，所以夏言失败了。但是一味地柔佞，柔到和水一样，便唤不起信任。大难临头的时候，柔佞的人只是推卸责任，这样最容易引起轻视。徐阶不是这样。他不是钢铁，也不是水，他是一方橡皮。橡皮是柔的，遇到坚强的压力，能屈服，能退让，但是在压力减轻的时候，立即恢复原状。

《明史.徐阶传》记载，进士及第是全国第三名，也就是“探花”的身份进入官场的。也就是通俗上的探花，徐阶刚入官场时年轻气盛，意气风发，喜欢发牢骚、议论是非，可是嘉靖皇帝后来心血来潮要彻的整顿风气，竟然废去老夫子“大成至圣文宣王”的称号，只称为“至圣先师”，徐阶十分不满，立即跳出来了，不但热闹了嘉靖皇帝，而且得罪了内阁大学士张孚敬，立即没有好果子吃，虽然很有才，但还是一家伙给贬到边远地区做了个小官儿。被斥为延平府推官，受此挫折，从此谨事上官。延平多盗，到任后捕巨盗100余人；清理积案，释出系囚，赢得声誉，升为黄州同知，后又擢为浙江按察佥事，进江西按察副使，并主浙、闽二省学政。

后来，内阁首辅夏言重新启用了他，在重回中央权力层之后，徐阶当年的棱角突然都不见了，忍功的修养据说无与伦比。

按照常理，他推卸也正常，因为如果把这么重的胆子压在礼部身上本来就有点说不过去。可是徐阶的表现不是推卸责任，而是非常积极而且淡定“事是礼部的事，但是一切还请皇上作主。”徐阶说。不但没有推卸丝毫，反而把事情全部揽住。

“本来是和你们商议的。”世宗一听，心里顿时好感与感动无数，好嘛，终于有担事的了，却又有些不好意思。

 “敌人已经到了近郊，要开战，要守城，什么都没有准备，目前只有议和，但是惟恐将来要求无厌，这是困难。”徐阶的话逐渐地具体了。

“只要于国家有利，皮币珠玉都给。”世宗慨然地说。

 “只是皮币珠玉，事情便好办了，”徐阶说，“万一还不满意，怎样处分？”

世宗竦然地说，“卿可谓远虑。”

于是计划决定下来。徐阶主张，指出俺答的“求贡书”，是用汉文写的，日后不能做讨论的根据，而且也没有临城求贡之理，只要他开出长城，改用鞑靼文写，再由大同守将转达，一切可以商量。当然这是一个缓兵之计。日子拖长了，四方勤王的军队开到北京，朝廷便有决战的实力。日于拖长了，鞑靼的骑士，掳掠已多，俺答也失去决战的热情。

徐阶这一招，看似微不足道，但深有玄机。一来想出了具体解决问题的可操作的办法，二又没得罪严嵩，三还让皇上觉得可以依赖。

形势岌岌可危，张居正坐不住了，就打算找老师请命。可是他最后找的不是严嵩，而是徐阶。其实严嵩是他的老师不假，徐阶同样是。因为徐阶这时候还兼任翰林院的掌院学士，也就相当于是常务副校长，所以自然是张居正的老师。

并且徐阶也特别赏识张居正，嘉靖二十六年（1548）的，徐阶来到了翰林院，成为了掌院学士。他的第一个使命是教育去年刚刚考进来的庶吉士。一般说来，翰林院的掌院学士是不会理会庶吉士的，最多不过是在入学时见个面，训几句话，说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话。但徐阶依然保持了他的传统作风，仍然抽出时间，挨个谈话，当然了，他的目的绝不仅仅是鼓励他们认真学习。正是在这一系列谈话中，张居正给徐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谈吐和见识，还有无与伦比的聪慧，都让徐阶惊叹不已。

张居正曾经写过一篇谈改革思想的《论时政疏》受到过一个人的赏识，这个人就是徐阶。《张居正传》有这样的记载：“时少师徐阶在府，见公沉毅渊重，深相期许。”这话也就是说徐阶看中张居正了，尤其是说“深相期许”，那意思也就是说徐阶很早就看重张居正并打算重点培养他了。

两个人都欣赏自己，可是张居正更清楚的知道严嵩虽然暂时权力极大，却是个奸臣，不是他心目中理想的老师。

而徐阶，一身正气，一心为国，虽然权势这时远不如严嵩，却让他心里更加踏实。

见着了徐阶，和自己的老师一番交谈之后，张居正全面了解了形势。可是俺答的部队已经在北京城下大肆抢劫了，而内阁首辅严嵩的态度居然是投降、献贡，省得城被攻下后，后果会更惨。

所以立即顶撞老师一番，愤怒万分，认为该拼死抵抗。可是徐阶却一语道破本质：你看俺答年年劫掠边境，每次满载而归，这一次虽然一直跑到皇城根儿来了，但他毕竟还是为了抢东西，我看就算是他们打下北京城，也没有在这儿一统山河的志向，俺答肯定也是在北京抢劫一番再回他们老家去。也就是说，这俺答并没有想改朝换代的志向，他只不过是一个要抢东西的强盗和贼而已。并且将全部想法都告诉了张居正。

而事实也正是朝着徐阶预测的方向发展，过了几天之后，徐阶的缓兵计果然奏效。俺答只在京郊地区大肆劫掠了一番就真的退回到长城以外去了，各地勤王的部队也赶来了，张居正简直对徐阶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时世宗正在接二连三地催促兵部作战。丁汝夔问严嵩，严嵩说北京和边疆不同，在边疆打了败仗，不妨报功，在北京近郊打败了，皇上没有不知道的，那时怎样办？严嵩决定等待俺答掳掠饱了，自己退出，丁汝夔居然相信。

可是世宗也决定趁此大变杀戮大臣，“振作纲纪”！俺答一退，丁汝夔立即下狱。汝夔向严嵩求救，严嵩肯定地说：“我在，你决定不会死。”然而世宗的决心，没有挽回的余地，严嵩也没有援救汝夔的意志。直到弃市的时候，汝夔才知道被严嵩出卖了

从此以后，在政治倾向上，张居正算是彻的与严嵩决裂，走向了徐阶的政治阵营。

嘉靖三十年，俺答依然对北京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可是大将军仇鸾不敢开战，只有设法避免战争，主张采取马市的办法。马市是由俺答岁进若干马，朝廷岁给若干币帛粟豆。在表面上，是通商，在事实上，俺答所得的是生活必需的资源，明朝所得的是不能作战的马匹。三十年三月，开马市。第一个反对的是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杨继盛奏言十不可、五谬。可是结局却是马市打开，杨继盛被贬为甘肃狄道典史。杨继盛是徐阶掌国子监时的门生，但是徐阶看到仇鸾结纳严嵩，隐忍着，一句话没有说。

马市开了，世宗一意听信仇鸾的话，仇鸾便成为严嵩的威胁，更严重的是随着仇鸾的实力不断壮大，开始与严嵩经常叫板，这让他心里很不痛快。

马市的事实，对于朝廷毕竟是一种侮辱。更可气的是俺答并没有因为马市而履行承诺，继续不断地进攻大同、怀仁。三十一年三月，嘉靖皇帝一面派仇鸾赴大同巡视边防，一面用礼部尚书徐阶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徐阶看清世宗对于仇鸾的信任已经起了变化，首先便把仇鸾贻误大局的策略揭破。五月召仇鸾入京，八月收仇鸾大将军印，九月罢马市，朝廷和鞑靼间，恢复作战的体制。

后来仇鸾坐大，居然敢跟严嵩叫板。于是阴谋家严嵩又毫不犹豫的搞掉仇鸾，三十一年仇鸾失败，严嵩突然心血来潮地想起了年轻的杨继盛，想想敌人的敌人当然也就可以拉进自己的队伍里来，再加上杨继盛因为勇于弹劾权臣，弄得名声也很大，名头也很响，所以严嵩就开始刻意拉拢杨继盛。不仅把远在边远地区的杨继盛调回了京城，而且还在短短的几个月里给他连升了四次官。

杨继盛便由狄道典史，一升山东诸城知县，再升南京户部主事，三升刑部员外郎，四升兵部武选司；从三十一年到三十二年，一岁四迁，严嵩看清这次杨继盛一定是感激涕零了，偏偏杨继盛性格耿直，也看清严嵩只是一个辜恩误国的权奸。到任一个月，他弹劾严嵩十大罪。

杨继盛上疏之前，斋戒三日，满以为一诚上达，为国除害。但是他却忘去了在世宗的理解却成为：继盛指摘严嵩的奸贼，便是职责我的错误。这一点徐阶看得清，但是徐阶对于杨继盛的上疏，只有坐看严嵩的挑剔，和刑部尚书何鳌的罗织。杨继盛经过廷杖一百以后，在刑部狱中被关押三年。在牢中受到各种折磨，被打伤后得不到医治，伤口腐烂，惨不忍睹。于是许多人开始想办法解救杨继盛，说起来杨继盛跟张居正还是同学，他们俩都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这一年是明代科举史上赫赫有名的一年，因为在这个“二六级”录取的进士里，后来的能人特别的多。有后来的文坛盟主，有名垂青史的勇士，也有以文职镇守边关的封疆大吏，光后来进入内阁、成为名义上宰相的人就有一长串儿，更不用说张居正这样大明王朝的中流砥柱了。杨继盛就是那个名垂青史的勇士。

张居正也为此找过徐阶，可是迫于无奈，徐阶给予回绝。最后在嘉靖三十四年杨继盛遭到弃市。

随着徐阶地位的提高，严嵩看到嘉靖越来越倚重徐阶，就想着法子要打压和迫害徐阶，不仅徐阶，凡属于他政治集团的人，他都会予以打压与迫害。又因为严嵩权势熏天，所以当时官场上很多人都不敢跟徐阶走得太近乎。可是张居正却是这其中的一个特例，他一方面跟徐阶走得很近，另一方面跟严嵩的关系处得也很好，以至于严嵩虽然看到他跟徐阶的关系很近乎，可同时自己也很器重张居正。

张居正虽然从“庚戌之变”中认清了严嵩的本质，也从政治立场上与严嵩集团划清了界限，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与严嵩保持着良好的接触。逢年过节，甚至严嵩生日的时候，他还是会写祝贺的诗文，甚至在明知严、徐矛盾的情况下，也会很自然地提起自己与徐阶的交往。这既让严嵩保持了对自己的好感，也让严嵩错误地认为他与徐阶的关系并没有达到什么了不起的地步。

正因为这种不凡的气度与行动能力，徐阶也特别欣赏张居正，甚至是“深相期许”，所以他着力培养他，尤其是在与严嵩长期的较量过程中，把一些内幕与细节都经常告诉自己这个钟爱的学生。张居正后来在向万历帝汇报一些嘉靖朝重要的大事记的时候，曾经明确说过，徐阶的一些想法与内幕，“惟臣居正一人知之，诸臣皆不闻也”。（《张太岳集，奏疏十一，请乞优礼耆硕以光圣治疏》）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告病三年的张居正回到翰林院。这三年里，他经常跟辽王朱宪混在一起。朱宪，也经常拉着张居正去游山玩水、诗酒聚会。因为他是辽王，所以张居正也不能拒绝，有时候他甚至还得陪着这个纨绔子弟去一些花红柳绿的地方。朱宪以为把张居正指使的团团转的同时，却不知道正是这些交往，使张居正抓住他的把柄，为以后他的灾难埋下了祸根。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张翀和董传策同日上疏，弹劾严嵩。三人同日上疏，同样着重边防，很容易引起严嵩的猜疑。严嵩看见吴时来、张翀，都是徐阶的门生，董传策是徐阶的同乡，更加认定是徐阶的指使。于是进谗言，世宗不听，没有为难徐阶，只是将三人贬蒂。

嘉靖三十八年五月，徐阶晋吏部尚书。这是一个崇衔，因为实缺的吏部尚书还有吴鹏。三十九年徐阶再从少傅晋太子太师，就在这一年，居正从翰林院编修，升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监司业事。

到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还是首辅，徐阶已经是仅次于严嵩的内阁次辅。后来不久，张居正就在徐阶的推荐下，成为了实际上的太子裕王朱载垕的讲席官，与高拱等人一起成为下一任皇帝的老师，徐阶这个安排明显是为张居正的未来铺路，同样赏识张居正的严嵩也没有阻挠。

严嵩因为年龄大了，把权力都放给了他这个荒淫无耻的儿子，所以当时民间流传着“大丞相”和“小丞相”的说法，“小丞相”指的就是严世蕃。当时严氏父子把持着朝中官吏的任选、升迁。官无大小，皆有定价，不看官员的口碑、能力，一切都以官员的贿金为准。严

一次，严嵩的义子赵文华从江南回来，送给严世蕃的见面礼就是一顶价值连城的金丝帐，还给严世蕃的二十七个姬妾每人一个珠宝髻。就这些礼物，严世蕃还嫌太少，心里非常不满，可见他的贪婪到了何种程度。

严世蕃利用各种手段大肆搜刮，家财富可敌国。据说，严世蕃与妻子要将金银埋藏到地窖里，想起这都是仰仗他父亲得来的，于是就请严嵩来观赏，严嵩一见，数量之巨出乎想象，顿时目瞪口呆，隐约感到大祸将至。

严氏父子因其贪赃枉法早就被正直之士所痛恨，不断有人站出来弹劾他们。但是，因为明世宗的偏听偏信、严嵩的奸猾狡诈，这些弹劾不但都没有奏效，那些上章弹劾他们父子的人反而往往备受打击，丢官不说，有的还搭上了身家性命。

沈炼，曾作锦衣卫经历。嘉靖三十一年（1552），上疏弹劾严嵩“贪婪愚鄙”，历数其“受将帅之贿，边防弛备”、“受诸王馈赠，干预宗室事务”、“揽御史之权，败坏政纪”、“嫉贤妒能”等罪状。世宗不但未将严嵩治罪，还认为这是沈炼诋毁大臣，下诏将沈炼廷杖、谪官。严氏父子并不罢休，几年后，指使党羽寻机陷害，沈炼被斩，他的三个儿子，两个被打死，一个被发配到边疆。

嘉靖四十年春，俺答自河西踏冰人寇，七月犯宣府，九月犯居庸关。十一月俺答的侄儿吉能犯宁夏，进逼固原。十二月他的弟弟把都儿犯辽东盖州。这一年鞑靼的攻势虽不特别紧张，但是范围很广泛，正面的北方以外，东北和西北都受到他们的蹂躏。却给与张居正一个新的刺激。

嘉靖四十年十一月，西苑大火，世宗因为所住的永寿宫被毁，只得暂住玉熙殿。他看到地方又窄又小，和严嵩、徐阶计较。严嵩劝世宗仍还大内，不料触动了世宗无限的伤感。十九年以前，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夜间，世宗宿在曹端妃宫里的时候，宫婢杨金英定谋，几乎把世宗勒死，幸亏方皇后来了，才把世宗救活。那时他在惊惶的中间，话都说不出来。方皇后传圣旨，把杨金英、曹端妃都杀了。世宗眼看端妃被杀，连申辩的机会也役有。端妃的冤枉，世宗是明白的，但是却怨不得救命的皇后。从此以后，他不再回宫了。

“那倒不必，”徐阶说，“最近重盖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所余的材料很多，交给工部尚书雷礼，用不到很久，尽可重盖一座。”

 “就这样罢。”世宗高兴地说，一边加派徐阶的儿子徐璠为工部主事，负责督工。

嘉靖四十一年的春天，万寿宫盖好了，世宗住进以后，很得意，升徐阶为少师，兼食尚书俸，徐路也升太常少卿。从此的嵩的势力，逐渐地低落；徐阶的势力，便逐渐的高涨。

同时有一个蓝道士，叫蓝道行，扶得一手好鸾，深得嘉靖皇帝信任。一天皇上问乩仙，“天下为什么不治呢？”

他写下“贤不竟用，不肖不退耳！”

皇上吃了一惊，便问贤不肖是那几个。

乩仙判着，“贤如徐阶、杨博，不肖如嵩。”皇上又问“那么乩仙为什么不除他呢？”

乩盘上还是六个字，“留待皇帝自殛。”

于是嘉靖皇帝开始对严嵩父亲产生警觉，但御史邹应龙却又给严嵩一个严重的打击。

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据说是在东风中，他带着随从出去打猎。远远地看见一座高山，他对准放了一箭，那箭飕飕地不知那里去了。加上一鞭，他骑着马迎着东风走去，当前又是一座山，可是小的多了。山旁一座楼，下面全是田。田里只看到一堆米，米上盖了草。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又射了一箭。只听到哗喇一声，象天塌下一样，米堆倒了！楼倒了，小山倒了，连带大山也倒了。这一场大乱，吓得应龙浑身大汗，原来是做了一个梦。

于是他应开始沉思。忽然醒悟： “山”字连到“高”字，正是严嵩的“嵩”！“好啊！”应龙拍着案，得到了新的启示。事情是容易了。东面的楼是“东楼”。他在桌上写一个“田”字，上面是“米”，“米”上加“艸”，明明是一个“蕃”字。他明白了，这一枝箭，不让它飕飕地落空，一定对准了射去。于是经过精心准备，搜集大量证据，开始弹劾严嵩父子。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严嵩彻的垮台。世宗一面降旨安慰严嵩，一面却叫他回籍休养；严世蕃交法司讯问，最后判决世蕃、严鹄、罗龙文，充军边远。

嘉靖四十二年，是一个多难的年代，福建、浙江的倭寇还是不断地进攻，幸亏刘显、俞大猷、戚继光几个名将，打了几次胜仗，把他们堵住了。北方的鞑靼，正月里在俺答领导下面，进攻宣府，南掠隆庆。十月把都儿和俺答的儿子辛爱，破墙子岭入寇，北京戒严，直到十一月解严，中间他们曾经大掠顺义、三河。嘉靖年间，北京经过几度戒严，这是最后的一度。

世宗还是没有忘情文物制度的事。正德十六年，他从安陆州入都即位。嘉靖十年，升安陆州为承天府，命文学侍从之臣，为《承天大志》。徐阶当国的时候，再修《承天大志》，大学士徐阶、袁炜，都是《承天大志》总裁。四十二年，徐阶荐张居正为副总裁。

嘉靖四十三年，御史林润再劾严世蕃，逮世蕃下狱。四十四年，林润上疏数世蕃父子罪，世宗发三法司审讯。严世蕃被御史林润捉拿后，给他定罪名成了一个难事。严世蕃得意地说，“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他的计划，认定自己的罪状，只要承认受贿的事，其余还不难洗刷，最好是要三法司上疏的时候，提到严嵩坑陷沈炼、杨继盛的事实。两人的被杀，固然是严嵩的策动，但是都取过圣旨。一经提到，世宗想到前事，必然发怒，这样一来，一切的判决都推翻了，世蕃不但会免罪，而且还有蒙恩的可能。计划好了，世蕃的党徒只是一味地数说，“啊，不好！要是三法司提起沈炼、杨继盛的前事，严世蕃没有活命了。”空气在北京城里激动，刑部尚书黄光升、左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果然中计，他们正要上疏，把严世蕃父子陷害沈炼等的罪状，痛快地数责一番。草稿起好了，三个人去拜访徐阶。

徐阶早知道了。“三位的疏稿，可以看得吗？”他说。

三位法司把疏稿递给徐阶。

徐阶只是说，“法家的断案，再好没有了，钦仰得很。”一边领着三人到内室里去。

 “诸位的意思，还是要严公子死呢？还是要他活？”徐阶问。

 “这是死罪，”三位都说，“当然要他死。”

 “那么，办这件案子，”他又问，“还是杀他，还是救他？”

 “在奏疏里，提到沈炼、杨继盛，正是给他死罪的根据。”他们都说。

 “话是不错，”徐阶慢吞吞地说着，“可是另外有一层道理。杀沈炼，杀杨继盛，诚然是犯了天下的众怒。但是沈炼攻击严嵩以后，严嵩把沈炼的名字，放在白莲教徒的供词中，只算杀了一个白莲教徒。这是圣旨。杨继盛，因为疏中‘召问裕、景二王’一句，严嵩认为‘诈传亲王令旨’，圣上大怒，传旨定罪，成为日后被杀的张本。这是皇上的特旨。皇上是最英明的，不会认错。三法司也确实把此罪列为头条，可是却被聪明的徐阶驳回。原来，严世蕃知道当年最终给杨、沈二人定罪的就是嘉靖皇帝，绝非是自己所为，而嘉靖却是一个有些刚愎自用且极爱面子的皇帝，看到这些罪名肯定不会批准的，因为一旦批准，就意味着嘉靖要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嘉靖所不能容忍的。

这一次，大家愕然了。最后决定还是由徐阶主稿，于是，徐阶不提沈炼和杨继盛，只说世蕃“交通倭寇，潜谋叛逆”。换了另外三条罪名： 　　

首先严世蕃和罗龙文（严党之一，确系倭寇）是哥们，而罗龙文勾结倭寇，严世蕃也就与倭寇挂上了钩，他们聚集海匪，并企图里通外国，逃往日本。 　　

其次，严世蕃勾结江洋大盗，训练私人武装，图谋不轨。 　　

最后，他还占据土地修房子，而根据现场勘查，这是一块有王气的土地，严世蕃狗胆包天，竟然在上面盖楼，实在是罪大恶极。 　　

这正好击中嘉靖要害神经，因为嘉靖最痛恨的罪名正是“犯上”与“通倭”！三法司呈上罪名，严世蕃立即被定罪，与罗龙文同时被处死。

不久严嵩也抄了家，得银二百万两以外，在当时几乎和国家一年的总收入相等。有人称赞徐阶铲除大奸，徐阶蹙了眉头，慨然地说，“严惟中（嵩）杀夏公谨（言），惟中的儿子，又由我杀了，必然有人不会见谅，我的心境，只有上天知道罢。”严嵩的政权完全没落了，整个的政局，都在徐阶手里。

第十章  徐阶与高拱的纷争

在四十四年和四十五年的中间，内阁又起了变化。本来是徐阶、袁炜二人的内阁。四十四年三月，袁炜病重罢归，四月，补严讷、李春芳二人；就在这年十一月，严讷又病了，内阁只剩徐阶和李春芳。李春芳是一个好好先生，一切都很安定。但是到了四十五年的三月，徐阶又引进郭朴和高拱。郭朴从嘉靖四十年起，已经是吏部尚书，在资历上，久已应当入阁；高拱在当时是数一数二的人才，而且曾经做过裕王府讲百大学士本来是他的本分，徐阶及早引进，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手腕。他看定高拱对他必定感激，至少也是政治上的友人。但是徐阶却看错了。

世宗皇帝经常住在西苑，商讨政事就差人传大臣，突然有一天，嘉靖皇帝对他们说，现在很多大臣都在西苑，文渊阁没人照看，应该有一个人长期照看文渊阁。

高拱极力想取代徐阶，就对他说，您年纪大了，因此一直留守文渊阁吧，有事我们向您汇报就行。都是人精极的权臣，徐阶立即明白他的意图，非常生气。

这一年，世宗更加衰老了，因为多病，斋醮得更积极，一切的目标只是长生。户部主事海瑞委实看不过，决定上书直谏。直谏！一切直谏的榜样都在那里，世宗的朝廷里，正充满了血腥。海瑞买好棺材，准备后事，一边吩咐妻子，“这条性命，就献给皇上罢！”他慨然地说。他回头一看，书僮和长随都跑掉了，大祸临头，他们平时伺候主子，现在用不到逗留，什么人愿意陪主子坐牢呢！海瑞点点头，他很明白。终于他上疏了，他还记得最激昂的几句：

陛下诚知斋醮无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与宰相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之积误，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间，使诸臣亦得洗数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皋夔伊傅之列，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释此不为，而切切于轻举度世，敝精劳神以求之于系风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见劳苦终身而终于无所成也。

这不仅是一个刺激，简直是一个霹雳！世宗把海瑞的奏疏扔在地下，大声地说；“把他捉住，不要让他走了。”内监黄锦接着道：“奏明皇上，这人不会走的。”他把海瑞上疏以前的行为，一切奏明。世宗待他把奏疏检起，读了一遍又是一遍，长叹了一声：“我虽不是纣王，此人可方比干了。”

这一年的冬间，世宗的病势越来越重。十二月，世宗禁不住徐阶的忠谏，终于搬回大内乾清宫。就在这一天，在位四十五年的世宗皇帝驾崩。

皇帝驾崩以后，第一件事是发表遗诏。在明朝，遗诏常是大臣们的手笔。遗诏草成的时候，皇帝早已驾崩。就要大臣代拟，于是一些大臣常常能这个机会，把前朝的一切弊政，用遗诏的名义，来一个总清算，因此在政治上，遗诏往往发生重大的影响。武宗逝世以后，杨廷和草遗诏：罢威武团练诸军，散遣入卫边军，守京城九门及南北要害，罢遣番僧，释南京逮系罪囚，放遣四方进献女子。这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现在是徐阶的的机会了。他和就和张居正商量一切事宜。可是遗落了高拱， 这下高拱就不乐意了，他倒不是妒忌张居正，他是恨徐阶。心的话这事儿你徐阶怎么能不让我参与呢？怎么说我比张居正的资历也老多了，我又是隆庆帝资格最老的老师，你们借隆庆帝的名义起草诏书，收买人心，怎么能不经过我呢？所以高拱后来在徐阶下台后重新执政的时候，就“尽反阶所为”（《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也就是把当初徐阶、张居正进行的平反昭雪的工作全部推翻，概不承认，可见这个人的气量真的不是太大。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裕王载垕即位，这是后来的穆宗。完全不同于嘉靖皇帝紧紧把权力握在手中，隆庆这个人生性就懦弱得很，他爹嘉靖把他晾了几十年，就是不立他为太子，弄得他提心吊胆、惴惴不安几十年，整天在惊恐与小心中度日，弄得心理上都有些变态了。他登基之后，最大的特色有两条：一是不管事，随大臣们怎么去折腾；二是好脾气，就算是有大臣公开指责他，他也向来一笑了之。他采取全面放权的形式，而当时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顶尖大臣也确实可以治理好国家。他即位的时候，内阁大学士是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四人。徐阶是首辅。

穆宗隆庆元年，张居正由翰林院侍读学士，进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侍郎是正三品，二月居正晋吏部左传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同时人阁的还有师陈以勤。二人入阁，都是因为曾为裕邸讲官的原故。

隆庆元年四月，张居正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据《文忠公行实》，这次进官，因为重修《永乐大典》的缘故。就在这短短的时期里，内阁里发生一次阁潮。隆庆初年的内阁，实际是三个名臣的内阁——徐阶、高拱、张居正。张居正和徐阶、高拱，都有相当的关系，现在还没有到他出露头角的时机，但是徐阶、高拱的对立，正在逐日地尖锐。

第一个攻击高拱的，是吏科给事中胡应嘉。世宗病重的时候，高拱从直庐里，偷偷地回去，准备搬家。因为他已经年过50，却没有儿子，所以一有机会就回去与妻妾团聚。胡应嘉知道了，提出弹劾，世宗在昏眩的当中，一切不问，但是高拱认为胡应嘉和徐阶同乡，一定受了徐阶的指使，事态便扩大了。高拱有仇必报，本来谈不上容忍，一切正在等待机会。隆庆元年，吏部尚书杨博主持京察。京察是明代的制度，宪宗成化四年，奏准，京官五品以下，吏部会同都察院及各堂上掌印官共同考察。孝宗弘治十七年奏准，每六年一次举行。六年京察的制度确定了，但是万历以前，有时还来一个特别考察．这便是所谓“闰察”。在大臣手里的威柄，只是“京察”。这个威柄，照理握在礼部尚书手中，除了都御史可以随时过问外，不受任何的干涉。现在权柄在杨博手中了，这一次的京察，连御史、给事中都降黜了，算得雷厉风行。偏偏杨博的同乡，山西人没有一个降黜的。这一来动了御史和给事中的公愤。第一个攻击杨博的，又是胡应嘉。

胡应嘉弹劾杨搏挟私愤，庇乡里，错是没有说错，可是恰恰错在胡应嘉的吏科给事中上面。在吏部办理京察的时候，吏科给事中应当参加，事前没有提出异议，事后偏要提出弹劾。穆宗，下令内阁商量处罚。

内阁当中，郭朴和高拱同乡，这一次首先发言的是郭朴。他毅然地说：“胡应嘉出尔反尔，全不是人臣事君的道理，应当革职。”

 “应当革职为民，”高拱也说。

徐阶看了郭朴，再看高拱，两位阁老都紧张的了不得，没奈何，只得点点头。胡应嘉的革职，算是革定了。

 “文死谏，武死战”，那就是说文官要死于抗颜直谏，武将要战死沙场，那才是死得其所，算是荣耀的事儿。明代的言官权力极大，还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系统，叫六科给事中。他们的权利大到想说谁就说谁，就是没根据、没调查研究也可随便议论朝政、弹劾大臣。

人多而且极其团结，大有唯恐天下不乱的架势，他动不动就一窝蜂一起涌上，你动了一个，他们会来一群。于是都察院的御史，六科里的给事中一窝蜂的弹劾高拱，御史郝杰甚至直言不讳的说高拱“无宰辅器”。事态更加严重了。一切的责任都在徐阶身上。徐阶拟旨调胡应嘉为建宁推官，处分减轻了，但是一般的言官们还不满意。欧阳一敬再劾高拱“威制朝绅，专柄擅国，亟宜罢”。高拱当然不能承认，便来一次答辩。事情又到徐阶手里了。徐阶拟旨一边慰留高拱，一边斥责言官：他满心以为从此结束了一件公案。

可是高拱没有满意。高拱希望徐阶拟旨，给言官们一次廷杖。这一招非常毒辣，对付言官的同时，也给徐阶出了一个难题，你同意，就要承担责任，到时候言官反弹，即使不是主要责任，也得有次要责任，正好找一垫背的，并且如果这事真不管徐阶的事，也要把你弄进来蹚浑水；还可作为试探，你不答应，那就证明你跟他们穿一条裤子，是你让人坑我，那好，我就以牙还牙，也不客气了。可是徐阶决定不和言官们结怨，没有答应，于是高拱更加怀疑他与言官勾结。就指使手下言官弹劾徐阶。

胡应嘉事后不久，高拱就指使手下言官齐康对徐阶提出一次弹劾。可是这一次却犯了言官们的众怒，欧阳一敬弹劾齐康，齐康也弹劾欧阳一敬。于是徐阶和高拱的手下言官互相弹劾，乱作一团。但是齐康这一边人数太少了，究竟抵不上欧阳一敬的气势。齐康被其他言官们痛骂不算，言官们又把矛头一齐指向了高拱，说他挟私怨报复胡应嘉，又莫须有地指使齐康攻击徐阶。这一下犯了众怒了，从此高拱成为众矢之的。但是最后的一枝箭，却从南京放过来。

京察的大权操在吏部和都察院手里，在京察的时候，得到贬黜处分的，连皇帝也留不得。隆庆以前，京察是无上的威权，五品以下的官吏，一经“察典”，便是终身的耻辱。于是就产生了另一个途径—自陈。自陈便是陈述个人的阙失，听候皇帝的处分。但是给事中、御史们，可以提出“京察拾遗”；经过“京察抬遗”的，没有幸免的机会。这一次高拱和北京的言官闹翻了，因为要顾全身分，北京的言官到的不好提出拾遗。拾遗的责任，落在南京的给事中和御史肩上。虽然有隆庆护着，可是一窝蜂的言官大有吃人的架势，高拱也不好意思在京城待了，于是提出辞职，回老家了。就在隆庆元年五月，高拱辞职。高拱辞职以后，言官对于郭朴还是不断地攻击，到九月间，郭朴也辞职。这一次阁潮里，徐阶又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当然这是一个严重的阁潮，然而居正毕竟度过了，在左右为难的当中，总算没有得罪老师，也没有得罪朋友，但是他对于言官们的嚣张气焰，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言官们得到徐阶的保障，议论逐日地激昂起来，穆宗感觉厌倦，吩咐徐阶惩诫，徐阶只是传谕言官，自行省改，事情又平息下去了。这样度过隆庆元年。

隆庆二年正月，张居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这一年的上半年，政局又发生了一些波浪。内阁里面，除了徐阶、张居正，只有李春芳、陈以勤，没有了互掐的机会。可是隆庆皇帝的贪玩又惹出乱子来了，徐阶一再谏阻，可却换来皇帝的反感，给事中张齐又给徐阶提出一次弹劾。徐阶终于也受不了了，自己年纪也大了，跟严嵩斗了十几年也算是看破红尘了，况且自己培养的接班人张居正也完全能挑大梁了，所以他急流勇退，提出辞职，彻的回家养老了。

终于徐阶也辞职了，回到江南的故乡。临行的时候，徐阶把朝廷大事和个人家事，一切都托付给张居正。

第十一章  友谊与利益之间

等到徐阶退了，隆庆三年十二月高拱利用和内廷宦官的关系，以及他和隆庆的关系，没过多久，就回到京城，官复了原职并且兼掌吏部。这时候老成持重的李春芳是内阁首辅，可是他并没有什么主见，只是充到好好先生，明哲保身。他很清楚高拱与隆庆的关系，也很清楚高拱的野心与为人，所以不久之后也主动辞职了，咄咄逼人的高拱把首辅挤走后，就成了内阁首辅。

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非常微妙，高拱比张居正大13岁，中进士比张居正也早6年，说起来，他应该算是张居正的前辈。高拱这个人很有学问，也很有能力，但因为人比较傲，从来不肯轻易依附于哪一个政治集团，所以一直也没得到过重用。他很早就被选到裕王府当侍讲，高拱也就成了后来隆庆帝的第一个老师。

有一天，秋高气爽的日子，国子监祭酒，也就相当于国立大学校长高拱突然来了兴致，想到郊外去秋游。可是一个人又孤单，就想找一个人陪着，找来找去找到了张居正。

同为裕王老师，按说裕王就是未来的皇帝，高兴才对，可是嘉靖皇帝不希望有人接班，并且极度信任严嵩，于是裕王那段日子处境相当糟糕，甚至严嵩都可以扣工资，甚至为了领工资还要借钱行贿严嵩。于是高拱心中很是愤愤不平：一方面他看严嵩父子专权误国，心忧国事；另一方面，他看隆庆的处境如此难堪，又不免为之着急。

这两位国立大学的正副校长一路登上香山，来到最高处的香炉峰。高拱指着远山近林对张居正说：“太岳，你看如此大好江山，却国势衰颓，江河日下，真是让人扼腕叹息啊！”张居正不像高拱那么多愁善感，只凝重地点了点头。

高拱看张居正没说话，转过头对着张居正说：“太岳，我看你和我一样，胸中自有沟壑，定非久居人下之人，你说我们能为这国家做点什么呢？”

张居正年龄比高拱小，倒反而显得老成持重一些，他沉吟了一下，想起了诸葛亮的一句话，身对群山，手捻长髯，坚定地说：“若他日身肩国事，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高拱听了击掌叫好，说：“好一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武侯虽然当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但终究也不负此生，应该无憾了。”

于是两人击掌为誓，他日登阁入相，定当戮力同心，振兴大明王朝。所以《明史》上说他俩是“相期以相业”（《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也就是以宰相的事业互相勉励。

徐阶在扳倒严嵩之后，立即快速提拔了一些人，这其中就有高拱和张居正。严格来说，高拱并不算徐阶这边儿的人，但作为嘉靖末年的执政大臣，徐阶已经明显看出隆庆不久即将接嘉靖的班，所以他早在几年前就把张居正也安排进了裕王府做隆庆的侍读讲师。在隆庆的各位老师里，高拱无疑是第一块牌子，因为在隆庆最无助的日子，高拱就像父亲一样给了他最大的依赖。徐阶很清楚隆庆对高拱的感情，所以早早地就把高拱引入了内阁。

但张居正的入阁就不一样了。嘉靖四十五年，也就是嘉靖朝的最后一年，张居正虽然是国立大学的副校长，但论官阶不过是五品翰林院侍读学士，到第二年，也就是隆庆元年正月里，徐阶就把他越级提为三品礼部右侍郎。又过了不到一个月，到二月初，在徐阶的力主之下，张居正居然以才干了不到一个月的礼部右侍郎的身份突然就进入了内阁，成为副宰相了。这不只是连升三级了，这在整个明代都是很少见的。徐阶也说这是引用了“特进”之例，也就是特别情况特别对待。

高拱的行政能力那更是非常的杰出。《明史.高拱传》里说他是“练习政体，负经济才，所建白皆可行”。也就是说，有什么事到高拱手上，绝对不会积压下来的，有工作立马做掉了，行政工作效率非常高。

在很长一段时间，张居正与高拱的关系还是非常好：

张居正和大太监李芳一起策划了高拱的复出。高拱回来后的，张居正和高拱在很多事上都是通力合作的。

隆庆二年（1568年），在张居正进入内阁一年多之后，御史陈省弹劾辽王朱宪，诏令削去清微忠教真人名号，事情还很简单。二年巡按御史郜光先再弹劾辽王犯有13条大罪。因为有御史弹劾，所以朝廷便派了刑部侍郎也就是司法部副部长洪朝选作为钦差大人直接到江陵去查这件事儿。

看到朝廷如此重视，朱宪被逼急了，他居然毫无政治头脑地干起了惊天动地的鸣冤的事儿，还在府中树起一面白旗，写着“讼冤之纛”四个大字。内容是鸣冤，但架势却像造**。这一来事情便不简单了。按察副使施笃臣正在江陵，认定辽王造**，立刻调军遣将，迅速调集部队，五百个兵士，整整把辽王府围住，直待刑部侍郎的光临。

后来，去调查的刑部侍郎洪朝选还算正直，坚决不肯上报朱宪是造**，但朝廷的结论还是废了辽王封号，将朱宪贬为庶人，永远软禁起来。后来，这位曾经自以为牵着张居正鼻子走的辽王朱宪就在高墙下度过了惨淡的余生。而辽王府后来竟成了张居正家在江陵的府第。

同时废辽王，所有辽府诸宗，一概改属楚王管辖，由广元王管理辽府事。

高拱这个人非常有才干，在首辅大臣的位置上尽心尽力，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出色，可是他也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缺点，就是心眼小。所以复职后，曾经弹劾他的一些大臣开始坐立不安，胡应嘉甚至过度惊吓而死。但高拱却通过门生传播言论：华亭有旧恩，后小相失，不足为怨。言辞颇有大度之气，大家刚刚松口气，形势立即再次紧张，因为高拱很快对徐家开始了报复行动，其实高拱的招数的还是曾经的旧账再翻一遍。

隆庆元年，高拱指使手下言官弹劾徐阶，揭发徐阶的弟弟和三个儿子横行乡里，有凭有据，这激起了受徐阶保护的言官的愤怒，他们纷纷把矛头对准高拱，弹劾一次接着一次，高拱实在撑不下去，高拱只好于隆庆元年的五月间就辞官回乡了，直到隆庆未年徐阶致仕后，才做为顾命大臣重回朝廷。隆庆五年（1571年）七月，由孙克弘案株连徐阶，大兴案狱，还成立了“徐阶专案组”，这个“专案组”的组长，就是与徐阶有座主和门生之谊的蔡国熙，在蔡的“努力”下，终于拟定“法办”徐阶三子，徐璠、徐琨充军，徐瑛革职为民，徐府家产全部充公。而徐阶的弟弟又去世了，让一向高傲的徐阶不得不低头给高拱写信，请他给徐家留条后路。可是高拱并未因此收手，张居正终于无法忍受，极力义正言辞的说服高拱，这场斗争才宣告结束。

可是后来高拱却通过一些谣言，信以为真的认为张居正帮徐家是因为收了徐家三万两银子，张居正气愤万分，当场指天发誓。

第十二章  内阁闹剧

高拱不但陷害徐阶，而且排挤其他大臣，隆庆五年的冬天，在内阁中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这一天，按照规矩，是个“会揖”的日子。那什么叫“会揖”呢？明代的官僚制度里，特别重视监察系统的作用。内阁成员作为实际上的宰相，主管国家行政系统；而都察院作为最高监察机构，主管各科给事中，也就是那些言官们。给事中的官职虽然不高，一般也就是七品，但他们不仅可以风闻言事，也就是听到点风声，也不搞调研就可以议论朝政；另外，还可以越级言事，就是不管是内阁首辅还是各部尚书，哪怕当朝一品、二品大员，他都可以直接弹劾。

因为言官的地位这么重要，所以明代规定，每逢初一、十五，给事中们都要到内阁跟大学士们见个面。因为给事中们一般比较年轻，所以会见的时候，他们往往要跟那些年纪较大的阁老们作揖，所以就叫“会揖”。

本来从制度上看，这种会揖是对监察制度的一种修正，但因为官场上帮派林立，给事中也是分跟谁的，所以这种会揖最后也就只是个形式。

这一天刚好是会揖的日子，给事中们就到内阁来见这些宰相们了。这时候的内阁，已经只剩下三个人了。原来的首辅老好人李春芳看到高拱势头太猛，自己很识趣地坚决辞职，把首辅的位置让给了高拱。次辅是张居正，还有一个叫殷士儋。

高拱这时候是“一股独大”，给事中大多都是他那个帮派里的人，所以大家的热脸都往他那儿贴。可有个人却看不过去了，尤其当他看到一个叫韩楫的给事中在给高拱行礼的时候，他的火腾地一下就上来了。

殷士儋是山东人，并且也很有才学，是当时的名士，曾经在隆庆帝即位之前做过裕王府的讲师，也就是跟高拱、张居正一样，做过隆庆的老师。隆庆即位后，殷士儋看到高拱、张居正，包括当时同在裕王府当讲师的陈以勤都入了阁，自己就很着急。

他看高拱势力大，就以当年同事的关系来走高拱的门路，可是高拱就是不买账。因为高拱这时候刚好想提拔一个自己的亲信叫张四维的进入内阁。他好不容易挤走了内阁中原来几个跟自己不对路的人，不能再放一个脾气倔的进来了。

可是殷士儋却走通了大太监陈洪这条路，并且很快于隆庆五年初也进入了内阁。于是高拱非常看不起他，动不动弹劾指使手下言官对他弹劾，弹劾。

弹劾的理由居然是说殷士儋入阁背后是由太监陈洪帮忙，这怎么能担当国家宰相呢？根本就不应该让他参政。

在几篇弹劾文章之后，殷士儋上疏抗辩，说自己行得正不怕影子斜。看到前面的人没把这个殷士儋扳倒，给事中韩楫，就放出话来，说那些都是小场面，我这个重量级选手要出招了，这次绝对一击必中，上一道奏章，让殷士儋立刻滚蛋。这话京城里已经传得到处都是，所以殷士儋一看到韩楫，就不由得怒火中烧。

他看韩楫拜见完高拱，正好转过身来脸冲着他，立马笑眯眯地一拱手。因为是会揖嘛，互相参见问候那是规矩，再加上他又是阁老，韩楫不得已也只得拱手弯身施礼，说了句：“殷阁老！”

可是殷士儋的耿直脾气上来了，带着冷笑看着刚刚直起腰来的韩楫说：“听说你韩楫对我不满意啊，还放出狠话来要怎么怎么的。对我不满意没关系，可你姓韩的也犯不着给别人当枪使啊！”

这边韩楫倒没想到殷士儋这么直，所以一下就愣住了，脸憋得通红。他愣了一下，刚想解释两句，或者反唇相讥，结果还没等他说话呢，高拱就先忍不住了，他一下就站了起来。

因为高拱也是个直脾气，立即一拍桌子站起来就喊道：“不像话，太不像话了！这成什么体统了！”

这一下，殷士儋也忍不住了，指着高拱的鼻子就骂开了：“什么体统不体统，你高拱还好意思谈体统。驱逐陈阁老的是你，驱逐赵阁老的是你，驱逐李阁老的也是你，你现在为了要提拔亲信张四维，如今又来挤对我。难道这个内阁就永远是你一个人的吗？”

这还不打紧，说完一撸袖子，上来一把揪住高拱的衣领子，就要揍他。这下高拱傻眼了，他虽然是内阁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平常拽得很，但论打架，他一个快六十岁的小老头，哪打得过山东大汉殷士儋呢？ 这时候各给事中们也傻眼了，虽然有不少是高拱的人，但这是副宰相跟宰相打架，想掺和也没资格啊。

眼看就整个一国产大片要上演了，并且还准能传出笑柄，堂堂宰相居然和副宰相在办公的地方干上了。这时候张居正出手了，把殷士儋紧紧抱住，于是高拱才免了一顿揍。有观点认为他要是存心害高拱，或者存心要高拱难看，完全可以假意相劝，先让高拱挨顿揍，出丑出够了再说，这样殷士儋和高拱两个人的脸面就都丢尽了，谁也不好意思再在官场上混了，他自然就可以渔翁得利，内阁就可以只剩他一人了。可是细细推敲这是行不通的，张居正是个大智慧者，绝不会用小孩过家家的方式处理问题，并且他非常沉稳，所以即使有意见也不会表现的那么突出，这个招式太烂了，所以他肯定干不出来。再说，事情不是高拱挑起来的，并且又有皇帝护着，他怎么都占理，他干嘛挨了打还要回家啊？再说他这人极其贪恋权力，会那么容易放弃权力？还有一点当时有资格劝架的只有张居正，到时候一问起来，你怎么解释，能混到那个层面的都是人精级别的人物，真伪一眼都能辨出，骗不了任何人，所以他的行为十分正常。

殷士儋继续一顿痛骂，骂完了人，打完了架，发泄完毕后立即很拽的一回家上疏请求辞职，我不玩了。

第十三章  边关危机

隆庆四年， 忽然有一天，边关的明军突然开始紧急戒备，并派出快马，告知新上任的王崇古总督：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突然来到边关向明廷投降，这是件令人费解的事。原来把汉那吉要娶兔扯金的女儿为妻，但俺答却将兔扯金的女儿许配给鄂尔多斯，把汉那吉一怒之下投奔明廷。可是这位这位孙媳妇是汉那吉姑姑家的表妹，也是俺答的外孙女，要这么算起来，那俺答应该算是乱伦。

虽说当时没有什么婚姻法，鞑靼部落也不讲究什么三纲五常，但把汉那吉依然愤怒了：好不容易找了个老婆，竟然被爷爷抢走了！于是感觉没法混了，就投奔明朝了。

可他等到的不是王崇古的夸奖，却是一番严厉的训话：自今日起，全军收缩，准备迎战！此外还有一条特别的声明：副将（副总兵级别）以上军官一律不得外出作战！明廷方面封把汉那吉为指挥使，俺答前来关下要人，明廷方面不给。

王崇古把此事上报了高拱，高拱接到了报告，即刻找来了张居正，在长时间思考之后，高拱眼睛一亮：

 “我要用他，去交换一个人。”

高拱所说的那个人，叫做赵全。在逃到鞑靼之前，赵全是明军中的一员，他熟悉明军的布防情况，经常带领蒙古军进攻边界，此外他还劝说俺答当皇帝，组织政权和明朝对着干，破坏能量非常之大。

在高拱的命令下，王崇古派出了一名使者，前往俺答军营谈判，这名使者的名字叫做鲍崇德。

鲍崇德踏入了俺答的营帐，等待他却不是谈判的诚意和酒宴，而是冰冷的刀剑和这样一句话：

 “你知不知道，之前来过的两个明朝使者，已经被我杀掉了。”

 “我知道。”鲍崇德从容不迫地回答。

 “那你知不知道，之前与我对阵的明军将领，也大都被我杀掉了。”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敢来？！”

 “如果我不来，你的孙子就没命了。”

虽然俺答摆出了一副坚决不谈判的架势，但鲍崇德却十分肯定，他不过是在虚张声势，虽说他抢了孙子的老婆，和孙子的感情也不好，但无论如何，他绝不会放弃这个孙子。

因为在此之前，鲍使者曾得到了一个十分准确的情报：俺答是一个怕老婆的人。虽然俺答有好几个老婆，且生性野蛮，也没受过什么教育，但他依然是怕老婆的，特别是那个叫伊克哈屯的女人。这位伊克哈屯大概算是俺答资历最老的老婆，也是最厉害的一个，虽说当时的蒙古部落娶几个老婆很正常，是不是孙女，算不算乱伦也没人管，可偏偏那位跑掉的把汉那吉，就是伊克哈屯养大的。你娶几个老婆我不管，但你赶走了我养大的孙子，我就废了你！于是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俺答的宿营地经常会出现这样一幕：满面怒气的伊克哈屯追着俺答跑：

“老东西，快把我的孙子要回来，要不就打死你！”

俺答终于妥协：

 “我的孙子现在哪里，情况如何？”

 “他的近况很好，我们给他安排了住处，你不用担心。”

“你们何时才肯放回我的孙子？”

 “随时都可以。”鲍崇德笑着回答道。

 “其实我们只需要一个人而已。”

然后他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几天之后，穿着新衣服的把汉那吉回到了蒙古，还带来了许多礼物，赵全抓回来了，被凌迟处死。

不想这竟然成为一个契机，随后明朝与俺答关系转好，俺答顺势提出要求通贡、互市，恰巧明朝方面也早有此意，可以说隆庆四年的一次偶然性事件竟然促使明蒙之间达成和议，不仅通了贡，而且还在大同开了马市。 

隆庆皇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的子孙侄分别封为都督同知、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俺答每年向朝廷进贡马匹一次，每次不超过500匹，进贡人数不超过150人，在大同、宣府、山西三镇开设马市。这对长城内外来说的确是一件盛事，蒙古人激动了，俺答汗激动了，长城内外的老百姓都激动了。隆庆五年的和议不仅结束了中断60年的明蒙互市，更是结束了长城内外200年的敌对状态。俺答汗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严令蒙古各部落去明朝境内骚扰，明廷方面也禁止边军出边攻掠。 

很快，边疆的贸易开始繁荣起来，大的市镇开始兴起，人声鼎沸、商贾如织，其热闹景象竟然不亚于中原各省。如此同时，一部分蒙古人开始南迁到长城内外过上定居生活，唐元两朝的胡汉杂居景象再次在大明朝出现，长城内外又重现炊烟袅袅、人烟稠密的景象，蒙古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改善起来，边境经常出现两族人民“醉饱讴歌、婆娑忘返”的情景。边境贸易的繁荣，更是带动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大运河也忙碌起来。长城内外既然恢复和平，帝国每年节省的军费何止百万，而且从边市中抽的税也颇为可观，帝国的财务顿时得到改善。

第十四章  龙争虎斗

可是张居正与高拱的关系逐渐出现裂痕，其中比较突出的一次是广西的刁民喜欢占山为王，两广总督李延多次带兵剿匪都失败了。于是张居正提议让殷正茂代替他，殷正茂与张居正同年中举，关系很好。可是高拱不干，说殷正茂徒有虚名，在担任广西巡抚时还贪污受贿。

由于高拱与穆宗皇帝的特殊关系，让张居正在与他的较量中一直处于劣势，虽然都是老师，可是性质完全不同，一个同甘苦共患难过，感情刚刚的，一个是后来半道出家，并且大有投机嫌疑，所以站到哪边，不言自明。高拱这人不能容人，一不小心就有被挤走的可能，虽然善于自保的张居正一直把自己保护的很好，使得高拱始终没有让人集体向他开展，面临言官的集体弹劾，但他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于是急切的寻找政治同盟。找来找去，居然太监冯保被他看中。

冯保，字永亭，号双林。冯保于嘉靖年间入宫，隆庆初年掌管东厂兼理御马监。冯保有着较好的文化素养，深得嘉靖皇帝喜欢。他在司礼监监刻了《启蒙集》、《帝鉴固说》、《四书》等很多书。到了隆庆年间成为司礼秉笔太监，在太监中级别已经非常高。可是司礼监掌印太监才是明朝十二监中最具权势的太监职位，负责完成明朝国家决策中“批红”的部分。事实上，几乎所有明代的著名太监都出自司礼监。 

可是高拱和他非常不对路，高拱入阁以后，司礼掌印太监出缺，冯保认为应由自己顶补，偏偏高拱推荐陈洪。以后陈洪又出缺了，高拱推荐孟冲，再给冯保一次失望。因此冯保和高拱结下不共戴天的大仇，于是心存怨恨，并且冯保这个人贪财不假，可是绝不至于像刘瑾、魏忠贤那样坏的一塌糊涂。他也有很多优点，平时对人比较和善，一般没有过节的并不为难，但一旦有过节就会往死里整。因此也想对付高拱，就与张居正结盟，但张居正这个人非常厉害，最厉害的功夫是隐身术，让人搞不懂他的动向，于是严嵩与徐阶争斗，他完好无损。徐阶和高拱的斗争他也没卷进去，甚至和高拱关系不佳时，高拱也没撕破脸皮让人弹劾他。而此时一切高拱还浑然不知。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年仅三十六岁的穆宗因病驾崩，穆宗的儿子，十岁的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冯保假传遗诏“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与内阁首辅高拱、次辅张居正、高仪同为神宗顾命大臣。这让高拱很不爽。

新的一场争斗很快就开始了。六月初十，小皇帝经过了一系列劝进、辞让的礼仪后，坐上了皇位。当天，高拱的第一封奏疏就到了，是《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事》。 

上疏共五条，从表面看是指点上朝该如何做，见了群臣应说什么，奏章是如何一个处理程序，等等。关键是三点：一、要求“一切奏章俱发内阁拟票”；二、如果有不经过票拟就“内批”了的，我们必须向皇帝问明白才执行。三、一切奏本都应发下，如果有不发的，那么原奏事者就要面请皇帝发表一个明确态度。

这一下子就能看出是针对冯保的。通篇又都是尽心辅佐之意，一句没提冯保。你只要发内阁票拟，我就拟“照准”，然后以皇帝名义发布全国。看你冯保今后还怎么跳？

只要这个奏疏一通过，就会有言官一拥而上弹劾冯保，内阁自然票拟“同意”。高拱的奏疏一上，高仪就告病，请假在家休息。张居正在天寿山考察皇陵用地中了暑，回来也歇下了，没来上班。

冯保收到奏疏后，偏就是不发给内阁，自己替小皇帝批了六个字：“知道了，遵祖制。”这句话太深奥了，看似批了文字，实际上打了一通太极，什么也没说，玩起了空手道。样一来，高拱的奏疏内容是什么，公众不知道。皇帝接不接受这些建议，没态度。

高拱毕竟是官场老手，立即第二手跟上，又上了一奏，请把前一奏赶紧发下票拟。

冯保被逼得没有退路，只好在六月十三，也就是4天后将“陈五事疏”发下。高拱立刻写上“俱依议行”，全都按你们说的办！

然后在他的指示下，言官立即出动造势。第一波，以工科给事中程文为首，上疏弹劾冯保“四逆六罪三大奸”，皆是滔天之罪。

紧接着，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给事中陆树德等先后跟进，一责冯保僭越受百官朝拜，二责冯保升官遗诏为何在先帝弥留之后传出？三责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并未免职，为何就有冯保突然任职？组织任免令何在？他们坚决要求，将冯保交付法司究罪，以正刑典！   

这下冯保开始惊慌了，赶紧向张居正求助，在张居正的暗示下。六月十五日，紧急面奏小皇帝、贵妃和陈皇后，将高拱曾在内阁说过的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篡改为“十岁的孩子如何做天子”，恶告了一状。

李贵妃与陈皇后闻言愕然，险些惊倒。就是十岁的小皇帝，也当场失色！冯保见有了效果，自会添油加醋。他又说，高拱欺负太子年幼，想迎立自己家乡开封的周王为天子，企图以迎立之功谋求封“国公”的爵位！   

同时，冯保把金银散给两宫左右的太监、宫女，让他们也跟着学舌。两天里，后宫舆论滔滔。   

六月十六日早朝时分，宫中传出话来，说“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皆至！”

高拱兴奋异常。他以为皇上要下诏开掉冯保了。众人立即齐聚会极门。没见着皇上，也没见有两宫，只见太监王蓁奉圣旨出来：

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曰，东宫年少，赖尔辅导。今大学士高拱揽权擅政，夺朝廷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现令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尔等大臣受国厚恩，如何阿附权臣，蔑视幼主？从今往后洗涤思想，忠心报主，如再有这等的，典刑处之。钦此——！   

这个结果看似意外，实际很正常，高拱虽然掌控内阁，并且在庆隆年间权力极大，可是不要忘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现在时代完全不同了。冯保看似微不足道，可是却伸手新皇帝的身后李贵妃的信任，而皇帝年幼，李贵妃就代表皇权，相权是斗不过皇权的，所以他并未看透其中玄机。而张居正看到了，所以在这场争斗前就与冯保结盟，然而高拱一直蒙在谷里，甚至想得到张居正的支持，还和他说心里话，大肆排斥冯保，张居正一笑了之，却不知竟然暗藏玄机。

吏部左侍郎魏学曾，看不得自己的老师被如此陷害，挺身而出，公然声称：“皇上新继位，为何就驱逐顾命大臣，且诏书出自谁手，不可不明示百官！”他又约诸大臣一起前往张居正家质问。诸大臣不愿去，张居正也以患病避而不见。后来，因这件事魏学曾被降调南京任右都御史，最终，自己辞职了。

还有张四维，当时正在外地公干，闻讯大惊，在返京途中走到北直隶的获鹿，即改道前往邯郸，见到了归家途中的高拱。老同事自是一番欷嘘。后张四维又数次给高拱写信，叮嘱老上级万万谨言慎行。官场险恶，什么事都难料。   

第十五章  帝王之师

于是张居正成了首辅，可以大干一场，实现自己的抱负了，但许多棘手的事情却又摆在眼前。

要好好教育小皇帝，张居正有教育经验，曾经给隆庆当过老师，可是那是一个庞大的讲师团，并且都是牛哄哄的顶级人物，张居正只是这个讲师团中的一个，而且在这个讲师团里按资历和地位他只能排老末。

现在才10岁的小万历就接替了皇位登了基。小万历的母亲李太后开始为儿子的教育问题着急了。

冯保就推荐了张居正。

一个张居正有经验，有才华，这是客观原因，另一个主观感情上，这是政治盟友，所以就推荐了张居正。并且冯保对万历皇帝也十分真诚，一次张居正抓了一只白鸟，采了白莲准备给万历玩，冯保却劝阻了，说他还小，不能让他过多接触这些，以免玩物丧志。张居正连连称赞。

万历皇帝从不称呼张居正的名字，甚至不称他的官职，不论人前还是人后都只称张居正为“先生”，而且不论是在私下还是在朝堂上都这样称呼。

最重要的是这位小万历同学不仅是在形式上尊师重教，而且在内容与精神上完全能领会这位张老师所传的道、所授的业和所解的惑。

在张居正教他练书法之后没多久，他的字就写得非常好了。小皇帝爱上了书法这门艺术，很快就能写出斗大的字来，而且还很有水平。有一天，他很得意地在书法课上写了两个大字，并请张老师评点一下。结果张居正在夸了一番之后却话锋一转说：“一个皇帝，有一些爱好是可以的，但绝不应该在书法这些艺术领域上有太大的偏好，否则精力就不会放在励精图治与治理国家上了，你看当年的宋徽宗，书法独步天下，可是玩物丧志，最终丢掉了大好河山，做了亡国之君，前车之鉴啊！”

张居正说了这话之后，这位号称是“十岁天子”的小万历当时就做出了深刻的反思，并最终认为张老师的观点无疑是极有远见的，于是第二天就主动要求取消了书法课，也就不在书法这门艺术领域上多花心思了。

要好好培养小皇帝，在培养的过程中，还要让小皇帝不知不觉把绝大部分皇权让渡给他张居正。要改革，仅有相权是远远不够用的。若想压服百官，你必须百分之百代表皇帝。

张居正一点一点地教育万历怎么当皇帝。君臣要想常见面，就要坚持早朝制度。明代上朝的时间很早，在每天天亮之前。由于万历皇帝还小，张居正在这上面做了折衷，说皇帝是小孩子，就不必天天早朝了。每一旬只要三、六、九日上朝，其余日子就不上了。

这样，就使外廷和皇帝始终有一个沟通机会。宦官的作用，在万历初年被大大削弱了。

小万历对各种奏疏都看得很仔细，有前后矛盾的、格式不统一的，都能看出来，亲自予以批驳。他亲笔拟的批复，文字上有理有据、温文尔雅。

他处理事务，颇近情理。先帝的遗孀恭妃派人把宫中的金壶偷偷拿回家去，被守门太监举报。万历批示道：“她家贫，赐给她一百金。但先帝赐她的器具，则不能拿出去。”又有文华殿角门的础柱突现“天下太平”四个字，擦都擦不掉。内阁认为是祥瑞，请他去看。万历去看了看，一脸的不高兴：“假的！”  

为了更好的教育万历小皇帝，定了一个课程表（《日讲仪注》），规定小皇帝除了上朝之外，其余每天上午都要来听课，除非大寒大暑或者风雨，全年一天不停。而且说干就干，八月份就开日讲，到第二年元年新春正式开经筵。

这年的，张居正让讲读官弄了一本图文本的《帝鉴图说》，是讲历代帝王“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呈给万历做课外读物，真本书像连环画一样，图文结合，通俗易懂。万历皇帝非常喜欢。

万历皇帝天资聪颖，触类旁通。看到《帝鉴图说》上说宋仁宗不喜欢珠宝，他就脱口而出：“国之所宝，在于贤臣。珠玉之类，宝之何益！”这认识水平比他爹可是强了一百倍。张居正连忙跟进，进行荣辱教育：“明君就是要贵五谷而贱金玉。金玉虽贵，但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区区一点点为价却不低，徒费民财，不适于用。《书经》上说‘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就是这个意思。”         

万历马上想了起来：“是啊，这宫里的阿姨们就是好化妆。朕在年节时赏她们东西，常常要节省一点，她们的话就多，什么‘能用爷爷你多少啊？’朕就说了：‘你们可知道，如今国库里还有多少啊！’”   

张居正不由感慨万端：“皇上，您只要能这么想，就是国家的至福啦！”   

张居正还指导万历读了朱元璋写的《皇陵碑》。这是一篇歌谣体的自传，是明朝人忆苦思甜的最佳读本。万历看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对张老师说：“先生给的《皇陵碑》，朕览之数遍，不胜感痛！” 

张居正便启发他说：“自古以来的圣人，没有一个像咱们圣祖吃那么多苦的。那时候他四处盲流，甚至到了无以糊口的地步。老爷子、老太太去世，竟然买不起棺材。这是上天要圣祖拯救苍生，才让他如此备尝艰辛的。圣祖自淮右起义，动机就是为了救民啊！登了大宝以后，他把所有缴获来的珍奇异宝都毁掉，穿的依然是旧衣服。三十年克勤克俭如一日，到了成仙的那一年，还要召集农村基层的老农与“粮长”，问他们民间疾苦。你知道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只有以‘天心’为自己的心，才能创造宏图大业，传到皇上您这儿。” 

万历心服口服：“朕不敢不效仿祖宗，全赖先生辅导。” 

张居正在隆庆末年需要摆平的第二件事，是处理好与李贵妃的关系。  

李贵妃起自民间，从小生活在京郊宛平，父亲李清是个泥瓦匠，十分热爱劳动。一直到隆庆二年，李贵妃封了皇妃，老人家才收起了瓦刀灰桶。嘉、隆两帝的没出息，让她深感痛心，所以决心把孩子培养成合格帝王。

万历读书有时侯偷懒，她就喝令罚跪。且下令不许30岁以下的宫女在小皇帝身边伺候。每次讲课完毕，她都要令万历把内容复述一遍，“以验其记否”。每逢上朝，到了五更时她就走进万历寝室，喊一声：“帝起！”然后让宫女扶起小皇帝，亲手打水给小家伙洗脸，再把他扶上小轿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