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的革命文学的出现，拉近了文学与时代的距离，使文学保持了贴近生活的风貌，反映时代的姿态。革命文学家们不满于“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他们认为“五四”时期作家们脱离现实生活，脱离时代的创作风格。“五四”时期的作家们更乐于专注于个人主义的“趣味”，把反映时代情绪和时代趋向视为文学的重要价值。

有知名人士说过，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一个文学家在消极方面表现社会的生活，在积极方面可以股东、提高、兴奋社会的情趣。“五四”文学革命的初期大致与新文化运动有同样的倾向，但是文学革命有创造社在不断地与恶劣的环境作斗争，诸作家以他们的反抗精神，以他们的新鲜的作风，在文学界养成了一种独创的精神。他们指导了文学革命的方针，率先走向前去。是这种创作的精神拯救了整个文学革命，作家们一方面给予觉悟的青年以鼓励与安慰，另一方面不断地努力完成我们的语体。在作家们的努力之下，文学革命的巨火越燃越烈。然而，“五四”文学革命中的文学主要描写个人生活，内容比较狭隘，没能很好地反映时代的自觉追求。于是，在二十年代，革命文学在我国诞生了。

成仿吾曾说，我们今后的文学运动应该为一步的前进，前进一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革命文学的作家们大多是热情的革命青年，他们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和训练，大革命失败后，他们不得不把目光转向文学，他们不像鲁迅、茅盾、

郁达夫那样以文学为业。在革命文学中，时代现实的革命斗争与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人物进入文学作品中。“从此以后，工农的生活和革命斗争，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史上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才成了文学创作上比较普遍的现实题材。”革命文学的兴起，也加强了文学的政治化作用，如果说以“人”为主题的五四文学旨在思想的启蒙，那么，革命文学的作家们则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价值立场上，以反抗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主题参与新社会的创造。

从“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演化的重要环节，它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按照流行的观点，“革命文学”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延续和深入发展，两者根本上是一致的。至于“文学革命”对五四文学思想及五四文学代表人物鲁迅、茅盾等的批判，也只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缺点、局限的反思、修正，虽然也体现了创造社的某种偏激思想和宗派情绪，但并不是对五四传统的根本否定。事实并非如此。“革命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与五四文学革命有不同的文化渊源和价值取向，后者源于西方文化，前者源于苏俄文化，他们存在着某些根本的差异。因此，“革命文学”对五四文学思想及五四文学代表人物从根本上进行了批判、否定。1923年，郭沫若发表了《我们的新文化运动》一文，首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起批判，并提出“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运动，而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进欧洲科学民主，批判传统文化，反对封建主义，与苏联模式的社会革命性质不同。因此，“文学革命”发动者接受了苏俄革命理论后，对五四文学革命进行批判。李大钊在1916年《文学革命论》中颂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而郭沫若在1923年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中发出“我们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的叫喊。成仿吾的《》一文，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有闲阶级的知识阶层的运动，他们“对于时代既没有十分的认识，对于思想也没有彻底的了解，而且大部分还是些文学方面的人物，所以他们的成绩只限于一种浅薄的启蒙，而他们的努力多在于新文学方面。”

五四文学革命提倡平民文学，革命文学提倡无产阶级大众文学，二者具有一定的联系。茅盾虽然主张小资产阶级群众文学为文学主题和表现对象，但他们已经占到无产阶级文学的立场上。虽然革命文学作家在某些方面对文学革命持批判态度，但文艺的田土，在旧的表现内容与样式没落的时候，我们应该清算——批判一次，在旧的内容和样式才开始固定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批判，旧的东西才会产生出新的东西。

由此观之，二十年代的革命文学是对于五四文学革命是批判的继承。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开始，而二十年代的革命文学沿着文学革命的轨迹，继往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