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向荆棘高地的言论火炬　　

　                                                  ——８０年代“行走讲学”纪事　　　

                                                     ——作者　　　

这段经历过去二十多年了。二十年多来，因把其中包含的波折过多地视为自由个性与专制秩序必然冲突的结果，我很少去想它。　　　　

最近在互联网上读到燕晓冬、老威、天行健忆及我们80年代讲学之事的文字，天行健称我们为80年代在高校中宣传自由思想的“行走思想者”，更把我们的讲学事件称之为“中国社会空前绝后的一道风景”。感慨之余，尘封已久的记忆之门不由得打开。我逐渐觉得，联系我们一贯的非主流社会境况和非体制文化态度，来看我们的“行走讲学”事件，并把它放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文化启蒙运动的大背景下来进行透视，这段经历还是值得记起。　　　　

现在回想起来，80年代的青年文人好像有一种“行走”冲动：徒步考察长城、徒步考察长江，徒步考察黄河……不一而足。其中不乏冒险精神的张扬、回归自然的欲望、寻找人生意义的努力。我们却根据自身之所能与所欲，选择了另一种方式 ——“行走讲学”。　　　　

    准备写这篇回忆文章之时，脑际不断闪出界线、断面两个概念。我明白：界线是指文化的分界线，而断面——就是沿分界线完全分离的切割面。　　　　

1984年10月，我在成都提出“第二文化界”的概念，并把它写进了刊发于《非非》1988年理论专号中的《当代文化运动与第三文化》一文中。 　　　　

今日回过头来看当初自己对“第二文化界”的界说，感到有不少缺失。　　　　

其实，那时第二文化界与第一文化界的分野，中间只有一条弯弯曲曲含含糊糊时隐时现的界线，二者尚未处于两个完全分离的界面。第二文化界尚未被逼到决裂之境，不仅西装革履的第二学术界希望踏着体制内的改革步调前行，就连离经叛道的第二艺术界也期待着被体制的价值容器所迎纳。那时的“各种民间文化团体和文化出版物”，因其身在江湖而心向庙堂，尚不具备完全意义上的民间性。　　　　

“第二文化界”的确立，还需要一把刀：闪光的锋刃对准游移不定的分界线切下，紧接看宽阔的锋面再深入，最后呈现出响亮的断面。　　　　

我们80年代的“行走讲学”事件，仅仅是一次界外行动。它虽然体现了一种纯民间方式和准本土话语的结合，但异常盲目任性，缺乏明确的目的和清醒的驾驭。　　　　

所谓“行走讲学”，主要是我当时体验到的一种近似状态，并沿袭我曾经使用过的一种模糊提法。它包括：1984年我的成都讲学，1985年我和周伦佑的成都、重庆、武汉讲学，1986年的后续回声。　　

                                              一·1984：偶然出山　　　　

回首人生行程，1984年是我生命表现比较充分、比较有力度、比较有成效的一年。从《诗质论纲》和《爱的哲学》的写作、《人格心理学》的创生，到去川大演讲、进四川智协、策划四川青年诗协、初进川师，一切都很偶然、很突兀。当我回过头去看，又像有某种内在的逻辑环环相扣，推动我去完成这些事情。　

                                              两位女诗人促成的出山之举　　　　

1984年金秋，我到远离西昌市二百多公里的甘洛县朋友李建新处住了一个月，完成了两篇文稿：《诗质论纲》、《爱的哲学》。当我披着炽烈的阳光回到西昌，做梦也没有想过要去成都讲学。原因很简单：当年的我如同现在一样，更喜爱在大山深处思考问题，对外面世界的动态以及文化动向了解甚少。两篇文稿写出来什么用途，我也很少去想，只是因为想写就用暑假的时间写出来了。　　　　

不过，我并未完全断绝与外界的联系，这种联系首先来自三弟周伦佑。他是诗人，自有诗人的敏锐与活跃。他这时已活跃于四川诗坛，并与成都地区的一批前卫诗人建立了密切联系。他时而带给我一些新的信息，主要是诗界及文学界的。我从不拒绝这些信息。我不幸结缘于哲学而在精神上独然前行，但我是从文学走向哲学的，所以仍然与身边写诗的众多朋友保持着交往，并获得情感的充实和精神的撞击。　　　　

在前面提到的《当代文化运动与第三文化》一文中，我曾写道：在作为当代文化运动前潮的第二艺术界中，诗歌又是排头浪。这是因为：诗歌是民族精神的综合表现，它把民族精神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熔为一体，从民族生活的突出部位推出一个个前倾的姿势。诗人是人群中最敏感从而最不安定的个体，他们总是生活在希望和不满的情境中，为了暂时的安宁，他们需要不断地扩张自我并凌驾世界，以达到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双重超越。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对于艺术负有的使命时，这种超越便有了特殊的意义。　　　　

的确，只耍你熟悉诗人，你便不得不承认：诗人确实是人群之中最生动、最活跃、最激进的个体，任何地方——包括那些死气沉沉的场所，只要有了他们，便有了激昂的声音、火热的气氛和不知倦怠的生命活力。或许画家也是如此。难怪中国80年代的文化启蒙运动，是诗人和画家最先揭竿而起。我看重诗人，不仅因为他们精神上的敏锐，还因为他们表达上的才气。我曾向北京那位文笔充满诗性的哲学界友人周国平建议，多读80年代诗人的诗论和画家的画论。我认为：不仅诗人和画家文章中所闪现的思维悟性，远远高于很多哲学家的长篇大论，而且文体本身也构成独立的价值。　　　　

我与诗人的这种关系，自然体现了一种缘分。我初赴成都讲学，正好是两位女诗人促成的。　　　　

她们一个叫刘涛，一个叫李娟，是周伦佑在省城诗界的朋友。或许因为伦佑还有朋友蓝馬和狼格早向她们谈到过我这位 “二哥”，所以1984年9月她们刚到西昌，便希望见我一面。　　　　

我刚从甘洛回来，与她们在泸山脚下的邛海之滨见面。后来去了泸山光福寺。同行的还有伦佑、蓝马、建森和狼格。　　　　

谈话很随便，既不深奥，也不独特。记得不经意间她俩谈到当时正在大陆走红的弗洛伊德主义，语气充满了赞赏和肯定。或许出于对自己所持人本主义哲学立场的捍卫，我脱口说了一句：弗洛伊德只发现了我们心中“兽的潜意识”，我们心中“人的潜意识”呢？他没有发现。还记得交谈中刘涛一再说我应该出山一试锋芒,其他说话内容一概不记得了。其实，直到那时，我并未系统钻研过心理学，甚至没有读过一本心理学专著，对弗洛伊德的了解也仅限于报刊摘介，但我已在刚完稿的《爱的哲学》中对他的泛性论进行了批判。　　　　

很快，她们回了成都，我也回到工厂。没想到自那日起，“人的潜意识”五个字便在脑际久留不去。我一度将其修订为“人性潜意识”，随后又确定为“人格潜意识”。紧接着，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一个个新异的概念不断产生出来，一个个似曾相识的深度心理层面展现于视野，我不停地记录、概括、定义……。直到有一天，潜在的思想流动静止了，我也停住了笔。这时才突然发现我记录下了一门深度心理学的理论框架。刹那间，多年来在我心里、在我脑际、在我眼前、在我身边捉摸不定的众多心理疑难现象，第一次得到了照亮。　　　　

我身上多次发生过同样的潜思维过程，所以除了高兴，毫不惊奇。　　　　

接下来，我从市图书馆借来一大批心理学书籍，边读边对照——看自己的理论建构是否重复了他人的思路。当我最终确信它真正属于自己之后，我把这一发现告诉了朋友们。蓝马高兴地认为：现在年轻人的心理空间大多是倾斜的，我的这一理论建构可以匡正他们。　　　　

我决定在朋友圈内试讲一次。地点定在我和伦佑近几年来经常与朋友们聚会之处 ——西昌市卫生防疫站，有四十多人参加。我讲了两个多小时，并回答了大伙的相关提问。朋友田晋川特地进行了现场录音，事后又根据录音整理出了一份三万多字的讲稿给我。　　　　

几天后，蓝马前来告知：刘涛来信说已在四川大学联系好了，邀我速赴成都讲学。自从1968年最后一次外出，我再也没有去过成都。内心思动，我已经在深山里封闭了十五年，也很想出去见识一下外面的大世界。当时，为了摆脱车间里繁重的体力劳动，我正在半脱产读广播电视大学，恰好有一半时间可以自己支配。我决定立即着手修定这之前的讲解提纲和录音讲稿，暂时取名《人格心理学纲要》，并叫蓝马将起程时间电告刘涛。　　　　

提起80年代的“行走讲学”,我总是忘不了刘涛和李娟。的确，不仅我初赴成都是她们有心促成的，而且我外出讲学的内容之一 ——《人格心理学》，也是她们无意中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