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进四川师范大学　　

返回西昌，获知三门考试全部及格，自然放下心来，于是一边回复川大、川师同学的众多来信，一边考虑着再次出行。　　

对于讲学的具体方式，经过此次在川师的可行性操作，已经成竹在胸。这就是：与大学生在一起吃住，同时适当收取报酬并正式租用场地。照此实行，无论走多远，车费不成问题，基本生活也有保障。　　

唯一使我不满意的是，迄今没有走出四川，甚至还局限在小小的成都坝子。　　

我找伦佑商量，伦佑愿意同行。他认为具体方式已定，走出四川不成问题。条件在于：他同全国不少高校的大学生诗歌团体一直有联系，重庆西南师范大学“五月诗社”正好邀请他去讲学。于是商定：他请两月事假与我同行，先到川师，再去重庆，然后顺江而下去武汉、南京……随后北上安徽、北京。可开具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的介绍信，他是诗协副会长兼秘书长无可置疑，我则干脆挂衔诗协“理论顾问”。至于讲学的前置名称，他建议用“走访讲学”，我虽无疑议，但内心深处却对“流浪讲学”情有独钟。　　

兄弟出行就此开始。       　　

1985年4月10日来到川师。三进川师，只是对我而言，伦佑却是第一次。赵天春、罗志庆、李明等同学得知此次只是把川师作为“南征北战”的起点，虽然略感失望，但仍旧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并积极投入演讲准备工作，希望川师演讲的成功能够成为我们远行演讲壮举的隆重奠基仪式。       　　

为了答谢川师同学的盛情，我产生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把欧阳江河、黎正光、蓝马、杨远宏等一齐邀来，为川师举行一个大规模的系列讲座。伦佑认为：仅凭记忆一口气讲几个小时已经很难，再要求用纯正的普通话像诗朗诵一样讲几个小时，而且要有思想，更是难上加难。邀请他们本属好心，一旦朋友们在巨大的反差之下黯然失色，能不令人难堪而被误解为恶意捉弄？而且按行程计划，在川师只能呆十天，不可能再作延长。这两个问题使我放弃了原有的设想，确定只是我和伦佑讲：他先讲三场《现代诗的想象形式》，我后讲《人格心理学》。  　　

    伦佑在川师的名气虽不如我，但川师热爱诗歌的同学不少，三场演讲仍然场场爆满。因限于现代诗创作，他演讲的理论走向不同于我，但演讲的气势和激情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记得他第一讲的内容是“想象的定义、想象的三种形式”，第二讲的内容是“构成个人存在的三种现实、超越三种现实的努力”，第三讲的内容是“现代诗的六大想象形式”。当时的大学校园有一种现象：大学生熟知官方80年代初对现代派诗歌的批判，心里非常同情，但真正了解现代诗理论与创作的人却少之又少。伦佑的演讲恰好为川师的同学补上了这一课，反响自然非常强烈。同学们从他讲说的理论中，从他现场朗诵的自已创作的诗篇里，第一次拔开重重迷雾，目睹了现代诗雄伟辉煌的殿堂。我妻子在当年听讲后的日记中写到：周伦佑朗诵的诗作如果就属于曾经遭受批判的现代诗，现代派诗便是人世间最美的诗篇，而他们也拥有人世间最高贵的灵魂。批判之类恰好暴露了批判者的愚昧无知。同学们的强烈反应，既是现代派诗歌的胜利，也是人性觉醒的明证。                                                  　　

这几天确实很忙。伦佑的演讲我只听了一场，另两天时间，分别应邀参加了四川省音乐家协会的一个座谈会，川大研究生会举行的悼念青年女作家龚巧明的座谈会。在我演讲《人格心理学》之夜，伦佑也去川大浓缩式地讲了一场《现代诗的想象形式》。　　

我讲《人格心理学》，仍在川师电教大厅。有前两次演讲造成的影响，又提前五天贴出海报，听众自然更多，其中不仅有本校数十位青年教师，还有不少专程从四川音乐学院、川大、四川社科院赶来听讲的青年教师、研究人员和大学生。座票售完已久，又将可以站人的地方都售了站票，窗外仍然站满了听众。在我80年代的十多场演讲中，要数这场演讲的场面最大、听众最多、现场气氛最饱和。我早已决定将整个内容放开来讲，尽量做到不急促、无遗漏，所以整整讲了四个多小时。其中只有一点遗憾：讲到正中间时，我突然忘了往下衔接的内容，不得不看了一眼放在桌上的提纲。在我的感觉中，这场讲演的内容最饱满、层次最分明、节奏最适度、身势语运用最自然本真，语言也最流畅有力，除了那一点遗憾，几乎达到了浑然一体的境界。　　

现在回忆起来，在我80年代的演讲中，社会反响最大的是川大的《人格心理学》，对听众心灵影响最深的是川师的《爱的哲学》，而自我感觉最好的却是川师的这场《人格心理学》。　　

在川师讲完之后，按行程我们该走了，可是只有伦佑按时出发，我却后延了一天。原因是：成都地质学院学生会主席张长顺、川大外语系查常平、成都中医学院学生会宣传部长***前来川师，力请到他们学校讲《爱的哲学》。时间紧促，需要三天时间的《爱的哲学》显然不能讲了，最多再停留一天，便只能讲《人格心理学》。因为这一内容川大、川医已经讲过，于是我同意去地院。　　

地院的演讲，内容、形式别无二样。我却又有了两样“第一”的亲历：第一次在海报上写出“流浪学者”的字样，第一次享受学院官方给予的副教授级的讲学课时报酬。地院同学毕业后大多在荒山野岭工作，自有一种流浪感，我的自称与他们心心相印，受到了他们发自内心的热烈欢迎。而学院党委副书记***听讲时全神贯注的神情，地院同学热情、豪爽的性格，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我的三次川师之行就此结束。虽然一直到1987年7月，我也曾多次来过川师，但已经不是讲学，而是访友。随着84级的毕业，曾经相识的和听过我们讲学的最后一批同学，也带着所受的精神影响离开了校园，川师在我眼中终于变得陌生和冷漠了。只是在记忆中，还保持着那份亲切和热烈。　　

                         美丽而热情的北碚 　　

1985年4月20日，我同周伦佑在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大学会合。北碚有两所高校：西师大和西农大。我们住在西师，由该校学生团体“五月诗社”负责接待。　　

具体接待我们的是诗社社长胡万俊、副社长邱正伦及郑凯、王帆同学。在艺术创作上，胡、邱属传统派，郑、王属现代派。艺术倾向不同却能共处一个文学团体，这在大学校园是普遍现象。我们与郑凯、王帆等现代派同学更为亲近，胡、邱二同学毫不见怪，依然积极出面替我们联系讲学事宜。　　

当时中国的大学校园，大学生民间团体如雨后春笋遍地生长，小到“扑克联谊会”，大到“外星人研究会”，各式各样，应有尽有，只是很少有进入90年代后那种弥漫校园的“经商”、“打工”气息。其中最活跃、活动能量最大的，当数文学团体——尤其是诗社。大学生文学团体在同学们心目中的地位，不只取决于服从艺术自律的创作成就，往往取决于发起人与学校各方面的关系及其作品被官方价值系统认可的程度。由此，大学生文学团体在学校的地位和影响，便不能不分三等九流。照此看，川大诗社当属下，川师“海涛文学社”当处中，而西师的“五月诗社”当为上。　　

短短几天，胡万俊等同学便把讲演之事办好，而且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同成都地质学院一样：学校不仅欢迎讲学，而且同意按副教授级付给报酬，同时安排我们住进了李园招待所。　　

我们的心情从未有过的开朗，西师那建筑在巨大岩体之上被绿树繁花掩映又被条条曲径联为一体的校园，风景固然迷人，而校方的开放态度更是令人欣慰。　　

    演讲很快安排妥当：第一轮，伦佑在西师讲《现代诗的想象形式》，我在西农讲《人格心理学》；第二轮，伦佑去西农讲《现代诗的想象形式》，我返回西师讲《人格心理学》；最后，我重返西农讲《爱的哲学》。两轮半讲完，至少也要九天，故未确定是否还要在西师讲“爱的哲学”。西农的讲学待遇与西师完全相同。　　

    4月24日晚，我们的演讲同时在西师和西农开始，分别由两校学生会出面主持。尽管两校的演讲带有学校安排的正统色彩，由于我们在成都高校演讲的讯息早已传到重庆，所以大学生们仍然怀着某种非正统的尖锐心理，踊跃参加。两校演讲的效果更为轰动，讲台上下，群情亢奋，掌声如潮，校园内外，奔走相告，议论纷纷。其空前的盛况，从当时西师中文系校园诗人向阳所写的一首诗中可见一斑：　　

                 他们来时我躲进空白没有抽烟　　

                 他们来时我躲进空白没有烟抽　　

                 所有的目光展开道路如虹指向他们　　

                 所有的声音流走槐花如雪开放他们　　

                 男人的天空被一股喧嚣沸腾成火酷热难当　　

                 女人的原野被一股热潮冲动如三月的羊群奔走迷狂　　

接着是我和伦佑对换地方，进行第二轮演讲。因为有第一轮形成的声势作为铺垫，前来听讲的同学更多，反响更强烈。　　

我这次在西农、西师讲《人格心理学 》，内容又有充实，进度又有调整，所以演讲长度跟川大和川师不同：连续讲了三个晚上，共计七个多小时。　　

记得在西师讲第三场回答同学们提问时，整个桃园突然停电。演讲正处于最后的高潮，同学们不同意就此结束，纷纷拿出自备的蜡烛，放在讲台和各自的桌上点燃，让问答活动在烛光中进行。　　

在烛光之中回答问题，有一种宁静、肃穆、庄严的氛围。不仅我自己，就是正面望去同学们那朦朦胧胧明暗不定的面容、身影，也笼罩在这种氛围之中。其实回答问题也是演讲，讲自已对世界、对社会和对人生最真实的看法。在烛光中我很投入，也很动情。记得在回答一个尖锐而又敏感的提问时，我强烈地感到：我的声音随着我的手势，正一浪一浪地涌向同学们的精神空间，然后越过最后几排人的头顶，涌向墙外深远的夜空……后来听说，西师团委书记陈**当时也站在后排听我讲，他和同学们一样也被烛光中特殊的氛围和那仿佛能穿越时空的声浪深深感动。                         　　

我重返西农讲《爱的哲学》时，已决定这个讲题不再回西师演讲，西师同学便纷纷前往听讲。西农学生会便把演讲场所改到了一个更为宽敝的演讲厅。所以，这三场演讲虽然是在西农举行，但每场都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听众是西师的学生。　　

在第二轮演讲中记忆最深的，要数我在西农讲《爱的哲学》第二场时发生的一件事：　　

尚未进入五月，重庆天气便突然暴热起来。由于没有预料到气温会突然升高，我仍在没有风扇设备的首讲场地进行二讲。西农学生会同学见我热得满头大汗，连忙安装了一台立式风扇对着我吹。我凉爽了许多，可是近千名同学仍在承受着灼灼高温的烘烤，甚至在我独享电扇吹拂又讲了几十分钟，也没有一名同学因极度闷热而退场。我太感动，实在不忍心让广大同学继续承受这份令人难以忍耐的痛苦。于是我停止演讲，大声告诉同学们：因为天气太热，今天不讲了。其余内容，放在明天第三讲之前接着讲。满以为同学们会齐声赞成，然而我听到的却是相反的声音：接着讲！接着讲！我站在台前，心潮翻滚，告诉同学们，以身体遭受痛苦为代价来听我这点演讲，值不得，要求他们听从我的劝告。我得到的回答却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声音：值得！值得！刹时间我泪流满面，汗水和泪水完全模糊了视线。我只好让同学们把门窗全部打开，然后接着往下讲。　　

这件事引发出另外一件同样令人难以忘怀之事。它的难以忘怀之处要在数日之后才会显示出来，但这里还是不能不提及：就在这个炎热之夜的同一地点，当我完成了第二讲正待走下讲台，重庆师范学院学生会宣传部部长余**挤上前来，先自我介绍，再赞扬我的思想、激情、口才和风度，然后代表重师学生会邀请我前去演讲。我见他眼前挂着激动的泪水，满脸热情和真诚，便答应了他，依据在北碚两校的演讲日程，将重师开讲时间定在5月4日晚。　　

两校演讲的反响，强烈而持久。　　

曾到西农听讲的西师历史系84级乔菊在三个月后的来信中写到：　　

那天晚上，您因同学们不顾酷热坚持听讲而感动，我却从您沉勇有力的演讲中听出了您内心深处对青年学生而生的深沉的爱。您的演讲在我们学校引起巨大的反响，我们宿舍全体成员听后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认为您的演讲很鼓舞人。　　

西师政治系82级周荣兰半年后来信说：　　

你走后，录在两盘录音磁带上的声音，却留给我们思考，还带来失眠，以及关于你和你的“人格心理学”的众说纷纭。刚听完你的演讲，自己多年来无法与人沟通也无法得到证实的东西，都从你那儿得到解答。往后一个时期，同学们的话题都以你和你的弟弟为中心。终于，你所掀起的热浪平息了下来，便经常听你的录音，而每次都有新的感受，都有一种因被别人理解而产生的快乐。我所佩服的是你的胆识、勇气、激情——这在你很平常，而这正是大多数人所缺少的。　　

西农土壤系罗明一年之后来信说：　　

一年前在我校听了您的《人格心理学》，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至今难以磨灭。从那以后我逐步走入了心理学的领域，它总使我想起您。我衷心地感谢您！是您指引我步入了这引人入胜的天地。　　

从西农毕业分配到重庆市委的甘薇一年后来信说：　　

听了您的演讲一年后，我初涉心理学领域，希望有新的发现。但国内的心理学书籍，大量篇幅用来争辩物质和意识谁先谁后的问题，用陈腐的说教取代心理学的科学，或者千篇一律，人云亦云，很少有真正的创见。我像在无知的沼泽中渴望灯光一样，渴望您的帮助。您的《人格心理学》，是我所见真正有最新发现的作品。              　　

连续九场演讲整整用了十天时间，这时已是5月2日。休息了一天，我们正准备5月4日准时赶赴位于沙坪坝的重庆师范学院，进行预定的演讲，没想到这一行期却因我的一念之差而遭致延误。　　

这件事牵涉到一位同学，西师**系82级的，姓梁，我是和伦佑一起在一位诗友宿舍认识她的。她非常美丽，但又患着精神病：大白天经常关在蚊帐里看书，不与任何人说话，一日三餐也总是在校园清静之时，才悄悄地溜到小卖部，买些面包、方便面之类回宿舍偷偷食用。诗友曾得过精神分裂症，她说自己发病之初的异常表现也是如此。我萌生帮助她的念头，于是嘱托诗友每次听演讲都能带上她并耐心陪护，希望能有奇迹发生。　　

几场演讲下来，她果然开始信任我和伦佑，并流露出某种寻求心理支持的意图。我试图用我在《人格心理学》中占了整整一章篇幅的“人格心理分析”对她进行治疗。用此方法实际治疗精神病人的设想，并非因她而突然产生，早在成都中医学院演讲《人格心理学》时我便有此想法，并亲自到成都某精神病医院做过病例调查。我一直以为，亲手治好一个精神病人所带来的心理满足感，肯定胜过一场万人演讲会。遗憾的是对她的治疗尚未正式实行，我们便要前往重师了。　　

其实，北碚这十来天，是我这一生内心最宁静、感受最真实的少数几个时期之一。我有一种沉默即充实、说话便空虚的深切体会，宁愿自守自处，也不愿外界因素——特别是情感因素侵扰我的内心。面对满园春色、无数美丽，我心如止水，全无波动。白天的时间，我大多在招待所读书，很少与人往来。川师青年教师郭英来西师进修认知心理学，就住在同一幢小楼，对她这样可以理解的朋友，我也仅限于应酬。西师同学白日很少见到我，向伦佑打听我的行止，伦佑只好解释我喜欢自处，不必去干扰。“五月诗社”校园诗人向阳赠送我一首诗，从题目到内容只有一个字：头。仅管含义多重，但也是我当时状态的某种近似写照。没想到我沉默而宁静的状态，竟从5月4日这天起被打破。　　

延误行期之事，具体发生在5月4日中午。当时我的伦佑正欲离开北碚，梁却恳求我们第二天再走。不走不行——重师当日的演讲必须按时进行，然而又不忍心拒绝她的请求。我内心陷入两难，无以作答。伦佑看出我的心思，提出一个两全的意见：立即打电话给重师余**，将演讲时间延后一天，我们明日再去重师。于是去邮电局打电话，余**不在，接话人承诺一定立即转告。于是我们又在北碚停留了一天。　　

这一天，我有意识地对梁实施了心理支持疗法，同时也在无意间犯下了一个错误。　　

随后发生的事，归根结蒂都来自时机环节上这一天的延误。虽然表面上看，梁没有过错，我也没有过错，一切纯属偶然，但事后反省，这一天的延误确实在环环相扣的行为链条上，造成了一种中断、一种错过。　　

1985年10月，我结束外出讲学返回西昌四个月后的一天，突然收到梁的来信。她说我对她的帮助在我看来是举手之劳，但对她来说却永生难忘，因为我使她获得了新生。她对生活有了欣欣向荣的感觉，她的病完全好了，就像忽然换了一个人，而且这种变化就发生在我们离开西师之后。她还说永远永远感谢我。我没有回信告诉她我们离开西师后所发生的变故。　　

美丽的北碚，美丽的错误，在我80年代的讲学经历中，久久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