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晚报》风波　　

1985年真是好戏连台，刚过完炎夏，又迎来一个多事之秋。　　

事情仍然发生在岩石上的城市——重庆，仍然是关于我们讲学的事。8月10日，西师一位刚分配到《重庆日报》社工作的同学给伦佑来信，说8月4日《重庆晚报》头版登了一篇抵毁我们讲学的文章，给人印象不是遭到官方禁止，而是受到听众抵制。他读后感到纯属捏造事实，非常气愤，正打算与《重庆晚报》主编取得联系，以便向他介绍事实真相。他随信寄来了8月4日的《重庆晚报》一份。　　

当时的《重庆晚报》是张四开小报，文章登在头版左下方，属新闻报导，字数不多，但从标题到内容，几乎找不到一句话是事实，可见居心叵测。　　

我们自然比来信的西师同学更气愤，认为作为一级共产党组织的报纸，公然在80年代的中国，发表如此肆意歪曲事实真相并恶意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文字，简直是闻所未闻。于是我们给《重庆晚报》主编写了一篇题为《驳正》的长篇书信，对所发文章从五个方面进行了逐条批驳。同时由伦佑执笔给该文作者董谦去了一信，对其卑劣行径进行了痛斥。在两信结尾，我们都申明：保留按有关程序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9月12日收到董谦来信。董说《重庆晚报》主编将我们《驳正》一信转给了他，其实他文章的标题是“周伦佐、周伦佑在渝讲学受到抵制”，发表时带攻击性质的标题是编辑改的，内容也有改动。言下之意颇感委屈。他承认文章是根据重庆市委宣传部有关简报和省委宣传部有关批示写的，同时认为亲自目睹我们的演讲盛况空前，因为觉得观点错误，担心大学生们被误导，为了正确引导学生的思想，让他们接受正确的观点，才写了这篇稿子。　　

董谦信中的语气自然不会如此诚恳，而是通篇自以为是，处处振振有词。只不过浅薄无知之处依然难以掩饰。比如胡诌什么“弗洛伊德哲学”，比如胡扯什么“任何艺术品都渗透了阶级意识”，比如胡说什么“你们宣扬自己的美学观影响听众就是参预政治”。　　

 《重庆晚报》之事，因我们寄给四川省委宣传部及全国十多家报刊的申辩材料没有正面回音而拖延，又因主编将责任推给作者，作者又将责任推给编辑而拖延。　　

倒是省委宣传部高教处通过西昌农专向周伦佑转达了四点结论意见：一、原以为是擅自外出，现在知道是请了假的。二、原听下面反映他们打着省委宣传部的招牌出去讲学，现查明不是事实。三、周伦佐不是四川青年诗协成员，和周伦佑合用一张介绍信不合组织手续。四、回答问题中个别提法欠妥。　　

当初以莫须有的罪名动用公安机关非法立案，后来又利用报纸公然造谣……如此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事件，不向受害人道歉，不追究枉法者的法律责任，就以这区区“四点意见”作为结语，不是太荒唐了吗？　　

其实并不荒唐。在80年代的四川，这太自然了——自然到连我们也默然接受，而且还略感宽慰的地步。　　

整个事情便这样不了了之。　　

今日回顾这件事，颇有一番感触。　　

《重庆晚报》为何在重大5月9日风波过去快三个月之后，才来发表这篇以旧闻冒充新闻的稿件？当初分析：此时了解事情真相的大学生们已经放假，更便于该报造谣惑众。今日思之并非如此。他们要造谣惑众，区区大学生何足挂齿。只要想到此时重庆**机关对我们的追查已无功而返，就不难推断对我们耿耿于怀的重庆市当局还能干什么。干什么？武的不行来文的，也算是对“二周讲学风波”作个了结——这恐怕才是《重庆晚报》上造谣文章此时出笼的真实原因。仔细想来，在整个85年的事件中，四川**部和**厅的动作，显然是轻信重庆**部和**局报告的结果，重庆**部和**局的报告又是轻信重大谎报的结果。重大当权者患了“钴60”恐怖症，却硬要把我们视为放射性元素，必置之死地而后快。我们的籍贯也是重庆，亲不亲家乡人，想不到重庆的火锅如此麻辣烫！　　

我们当初的申辩努力虽在情理之中，但未免太幼稚。　　

你认为他们无中生有任意编造，或者强奸人意混淆视听，真相成了假相。　　

可在他们那里，假相就是真相。　　

你还申辩什么？　　

我们有什么可申辩的？　　

                          三·1986：结束与开始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本存在方式。伦佑的方式是诗歌创作，我的方式是哲学探索，“行走讲学”只不过是一种短暂的调剂，不可能成为我们实现人生价值的永久方向。很快，我们回到自己的主行道。1986年8月，伦佑创立了对中国青年诗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非非主义”诗歌流派，为中国“第三代诗”建起了最巩固的营垒；1986年，我外出讲学的积极后果也逐步显示出来。记得前些年我问过伦佑：讲学事件对他后来创立“非非”有无影响？他答：肯定有，主要是心理刺激方面。如今，这段问答他或许已经忘了，但我1986年的小小果实或花朵，确是讲学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