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校园文学网

首页 > 新闻 > 璀璨文坛

璀璨文坛

  • 有钱打造文学小镇不如脚踏实地扶持文学

     来自福建媒体消息,福建省漳州平和县政府准备做大文化大师林语堂这一品牌,拟斥资30亿元将林语堂故里打造成世界级文学小镇。目前文学小镇的规划已经完成。据称,规划的最大亮点在于“依托林语堂的文化成就和思想造诣将 ‘林语堂’式的闲适生活再现到建筑产品中,让来到这里的游客切实感受文化大师的平和、闲适、快乐、幽默”。众所周知,英国有个莎士比亚文学小镇颇富盛名,平和县政府此番“大手笔”,最终能否遂当地政府所愿,为其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尚待时间来揭开谜底。 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对于文化产业尤其是文学事业的扶持热情,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他们的目光,更多地紧盯着上级考核的各项看得见的经济发展指标,纵然嘴里喊着要“推动文学大发展大繁荣”,却也有点儿叶公好龙意味。正基于此,当前许多地方的文学发展难以做到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文学处于缺乏真正受人关注与呵护的境地,这种状况,制约着地方文学的崛起,影响着地方文学创作与欣赏水平的提升。这不由得让人想到,这么些年来,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难以大规模“走出去”一直让业内人士耿耿于怀,其中固然有诸多客观原因,但我们是否也应该反思——许多地方政府的扶持政策落实到位了没有?最近,有记者采访瑞典儿童文学作家马丁·维德马克,他认为,中国作家未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语言差异;他同时坦言,在瑞典能买到的瑞典文中国文学作品非常少。为此,他建议,政府部门在这方面应该做得更多。马丁举例说,他的作品能被引进到中国,他能与中国作家开展合作,瑞典驻华使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马丁的建议与所举事例,我想,对于我国各地政府部门,应该具有一定启发作用。仔细观察与回想一下,近些年来,各地打着发展文化、文学之类招牌推进项目建设的情形不胜枚举,但往往其中很多曾经引起轰动、被当地政府看好的项目虎头蛇尾难以为继。这既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也是在一再地拉文化、文学垫背,使之受到伤害。如此教训太多了,这样的情形也不该再发生了。地方政府真要为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考虑,真要有心振兴地方文学事业发展,就该脚踏实地多做一些有意义的实事。

    2012-10-11 21:49:48 作者:卉红
    • 0
    • 9698
  • 王安忆:写作者都是生活的弱者

     王安忆,中国当代文学女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多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长恨歌》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1998年获得首届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奖;2001年获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最杰出的华文作家”称号等。写作者是弱者新报:久居城市的人都渴望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景致,在城市又想逃离城市。您觉得人和城市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王安忆:我和城市是一种非常紧张的关系,我向往那种安静的生活。今天的我们都很怀念原始时候的状态,但是如果说真的把我们放在农村的话,可能一天都呆不了。在过去那个特殊年代,我们这些上海的孩子到了农村,真的是焦虑,真的是不习惯,就是想家,想城市的生活。我们从农村回到上海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吃冰淇淋,然后赶紧把晒黑的皮肤捂白,追求城市的时尚。新报:文学与城市的关系应该非常紧密吧?王安忆:有的时候我们看西方古典文学,你会发现,城市在他们的笔下是一个非常阴郁的地方,《约翰·克利斯朵夫》里有一个女性叫安东纳得,父亲破产之后,她和她的母亲到了巴黎,你会发现,城市里的生活是那么的无望,那么的悲惨,完全像地狱。还有阿加莎·克里斯蒂最著名的小说《尼罗河惨案》中,就写到那个罪犯,他到伦敦生活,伦敦非常的阴郁。新报:文学作品中的城市是多种多样的,看上去写作者可以掌控一个城市,但您说过,写作者是弱者。王安忆:这个时代,正是我们走上写作道路之后,不断演进,而且愈演愈烈的时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地被改造,被谁改造?被城市。写作者都是生活的弱者,写小说的人真的都是比较弱的,不是那么积极参加生活的。我们的一些同伴、同行,比如说莫言、贾平凹,他们在写作,我发现他们都是很厌恶劳动的人,他们可以把麦田写得非常美,但是收麦的时候,他们觉得非常的残酷。[NextPage]写作有点儿像种地新报:我觉得以前作家“出名”很容易,也受人关注,现在虽然出书已经是件非常容易的事了,但作家却很难留在读者的记忆里,您觉得呢?王安忆:对,我们那时候写点什么都会被注意到,现在的孩子们很辛苦,机会少了。我最初写东西的时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作者还是安静的风格,还没有今天这样社会化,需要和产业、资本合作。新报:现在人们把作家称为“文字民工”,您最初的写作呢,像什么?王安忆:当时我们的写作,从某种程度来说还是比较自然的,有点像种地。你慢慢种,种出来之后运气好的话,总是会有人要,读者会买你的书读。大家也没有太高的期望,读读你的文字小说就可以了。但是到了今天,突然你的形象很重要,那么多人要看到你,听你说话,我们必须要把话变得非常幽默,使大家都能够喜欢我们。新报:现在想来,您当年创作的初衷是什么?王安忆:其实文艺也罢,文学也罢,我觉得没有什么用的,它又不能吸引资本,又不能创造太大的价值,但是对我来说文学有一个无用之用,就是使人生变得有趣一点。包括我自己,你说为什么我写作,其实我觉得是让我的生活更有趣一些,艺术就是让人的生活有趣一些。陈丹青说得很对,他说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艺术了,不喜欢艺术的人也会觉得很无聊。新报:现在是,写随笔的打算写小说,写小说的打算写电视剧。王安忆:如果你要去写小说,我也不反对,但是事先告诉你,除非你特别喜欢小说,否则这条道路不会给你现实的好处,它不一定挣钱,也不一定能成名,成名要看很多的条件,除非有一点,你从写作当中得到很大的乐趣,这是很重要的。其实这种指导都是很干枯的,但是除此之外也提供不了什么好的意见。[NextPage]看电视为了消遣新报:很多作家转行当了编剧,大概作家太清贫编剧收入会丰厚一些。您平时看电视剧吗?王安忆:我个人觉得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一个周期,当一个周期走完,衰弱的同时有另外新的物种产生。我个人比较喜欢中国电视剧,里面烂片也有很多,但是我看得比较有限,不可能每天同一时间坐下来看,都是别人说好我去买碟片看,这样我也看了不少的好片子。现在无论是电影也罢、小说也罢,对于生活的细节已经不再那么重视了,甚至可以说细节是可以忽略的,但是电视剧不同,因为形式决定内容,必须这么长,所以要掺杂广告,掺杂各种细枝末节的东西。新报:电视剧往往会把一个简单的故事拉得很长,尤其是韩剧。对了,您爱看韩剧吗?王安忆:一般都是别人向我介绍什么我就看什么,有一阵子我特别迷韩剧,有一个叫做《阁楼男女》,韩国叫做《阁楼上的猫咪》,这个电视剧我觉得非常好,虽然看起来很轻松很愉快,但是也是属于蛮严肃的主题。还有《加油!金顺》,80多集,但这个人物最后把握不好,前半段写得很有意思,很有个性,但是后半段变成一个哭哭啼啼的通常剧里面的女主角。后来看了日剧《白色巨塔》,又有一段时间特别迷《潜伏》《暗算》等。新报:我们的电视剧题材单调,戏说历史、家庭伦理和谍战商战,再加上广告,齐了。您看过的国产电视剧哪些比较记忆深刻?王安忆:《潜伏》是非常好的故事,只是我觉得女主角设计实在是太错误了,因为前面看过它的原作小说,是一个短篇,里面女性的塑造非常好,在潜伏的生活里面她非常寂寞,而且对于潜伏各种方式极端不能接受。后来电视剧把这个人物搞得很搞笑,像是“野蛮女友”。新报:电视剧对你创作小说有影响吗?王安忆:它对我主要是消遣,因为我每天写作的时间不是很多,除了看书,到了晚上就是休闲看看电视剧,电影现在真的是很少看的,因为期望值不高。我家就住在电影院旁边,去看过《听风者》,本来不抱期望,因为已经有很好的电视剧《暗算》,同样一个小说结果变成这么一个电影,我觉得很奇怪梁朝伟在里面演,我怀疑他有没有看过剧本,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我对电影的期望不是非常高,我把期望都寄托在电视剧上。记者手记王安忆是我喜欢的作家,因为喜欢,所以就在小说之外多了一些关注。常常在微博里看见一些让人由衷敬佩的观点,标注着是出自王安忆之口,从中让我看到了一个作家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反倒是当年来自《长恨歌》的记忆浅了。第一次见到王安忆是在上海世纪文景集团主办的“文景文艺季”活动上,她侃侃而谈严肃认真不苟言笑。第二次再见王安忆,是在“家门口”,她来天津参加达沃斯论坛。纯私人聊天中的这位女作家,常常会因为某个话题忽然笑起来,跟上海论坛中的样子判若两人,大家像认识很久的朋友,温暖而熟悉。我跟她说起王小柔悦读会,她很惊讶:“天津还有这样的活动?志愿者真用心,你们的活动太好了,得坚持!”这话在我耳边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我又口无遮拦地说了好多悦读会好玩的事儿。无论什么时代,文学都像氧气一样,只要我们需要呼吸,就需要文学对内心的滋养。王安忆说,别指望文学能带给你什么,它唯一有用的地方在于,可以让人生变得有趣。有趣,对于我们一生是多么重要,简直就如同一块发光的金子,想把它直接放进口袋。本版撰文新报记者 王小柔

    2012-10-11 21:40:40 作者:佚名
    • 0
    • 9570
  • 熊丙奇:我们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

     诺奖钟情差等生?就在我们中国人结束双节长假第一天,远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颁出了2012年诺贝尔奖的第一个奖项——生理或医学奖,而摘得今年诺奖头筹的是英国发育生物学家约翰·戈登和日本京都大学物质-细胞统合系统据点iPS细胞研究中心主任长山中伸弥,因为他们在细胞核重新编程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有意思的是,得奖后的约翰·戈登在接受采访中回忆称,他求学时科学成绩曾为全班最后一名,并因此被同学讥讽是蠢蛋,还被老师写报告称不可能成为科学家。而当年老师否定他的报告,至今还放在戈登的办公桌上。约翰·戈登15岁在知名贵族学校伊顿公学求学时,在250名学生中,其生物科学业表现为最后一名,其他科学相关科目也都比较靠后,他的生物老师当年也不看好戈登,并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我相信格登想成为科学家,但以他目前的学业表现,这个想法很荒谬,他连简单的生物知识都学不会,根本不可能成为专家,对于他个人及想教导他的人,这根本是浪费时间”。实际上,诺奖得主小时候学习不好的现象很多,2010年诺奖物理学奖得主之一的诺沃肖洛夫也曾被报道读书时成绩平平,爱因斯坦数次被退学的故事也被广为传颂。甚至,还有一家科研机构专门统计了近年来几十名诺奖得主上学期间的考试成绩,发现很少有考前几名的,不少人甚至在中小学期间成绩一般。许多诺奖得主上学时平庸,这也因此被称为“诺奖现象”。诺贝尔奖是否真的钟情差生呢?还是那些学生时代表现不佳的学生,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培养个人兴趣和创造力上?诺奖和教育之间又是否有某种负相关的联系?对此,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说:“一个人在学校中的学习对未来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是必然有关系,实际上,一个人能够获得诺贝尔奖,更多的是依靠他的基本能力,比如想象力、创造力等。”[NextPage]诺奖和谁有关北京晨报:把获得诺奖和其学生时代表现不佳联系起来,在您看来有没有道理?熊丙奇:学生时代的学习过程,对于一个人未来确实有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必然的。能够使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往往是他的基本能力,想象力、创造力,这才是最重要的。学习成绩其实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因为学校教育并非天才教育,是任何人都可以胜任的,一个学生在学习上投入了较多的精力,那样他的成绩自然就会好,但是如果这个学生在想象力、创造性方面并不突出,那么他未来成为大师的可能性就显然比较小,想获得某个领域杰出的成就就相对更难。如果相反,一个学生想象力、创造力非常强,但是他在学习上投入的精力很少,那他在学校里的表现就可能比较差。所以,并不是说诺奖钟情差生,也不是说差生更容易做出杰出成绩,真正相关的是一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北京晨报:有评论认为中国之所以总是难以获得诺奖,和我们的教育有关,对此您怎么看?熊丙奇:想象力和创造力每个人天生就有,教育则培养它成长、壮大,但是我们单一的学习评价体系,却使得想象力和创造力日渐萎缩,可以说,我们的教育是在扼杀这些东西,那些关于课本知识之外的想象,学校课程之外的活动,是不被允许的,这才是问题所在。[NextPage]熊丙奇:我们离诺奖越来越远作为世界最顶尖的奖项,诺奖不仅仅影响着各个专业的领域,同时也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那么,怎样的社会、文化以及教育等,才能培养出来大师,才能获得诺奖?每到一年一度的诺奖颁奖期间,这些问题便会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近年来,也有许多人对诺奖提出疑问:诺奖真的能代表一切吗?我们是否对诺奖过于执著了?对于以上质疑,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说:“理性看待诺奖,这没有问题,诺奖不代表一切,获得一次诺奖,也并不能说明这个人所在的社会环境、教育环境、学术研究环境就是好的。然而,理性看待并非是否定诺奖。没有诺奖,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方面还存在有待提高和改进的地方。”和诺奖的正相关北京晨报:一直有不少人反思我们为什么不得诺奖,您觉得和什么有关?熊丙奇:首先,和教育有关,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培养的应该是一个人的基本能力,想象力、创造力、学习能力、思维能力、观察能力、沟通能力等,这些都是能够直接影响人一生的能力,我们的教育中全都没有。我们的教育只是一种知识教育,但知识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力早有定论,许多年前就有研究结果,它在一个人未来人生中作用仅占2%。这种单一的教育模式和评价体系,扼杀了学生的个性,想象力,创造性,制造的是千篇一律的考试机器,而那些没有达到分数要求的学生,显然就成了差生,但实际上他们差还是不差,并不只有这一个标准。北京晨报:诺奖是奖励专业领域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影响一个人的应该不仅仅是教育吧?熊丙奇:当然,它还和学术环境乃至社会环境有关。学术环境影响着其中的从业者的思想、行为。我们的学术环境,是一个高度行政化的环境,有整套行政体系、行政指标在控制和规范学术研究,研究者们陷于课题、经费之中,很少有独立的思考,学者都在为社交忙碌,因为社交可以为他们带来课题和经费。同样,社会环境是否鼓励创新、鼓励独立思考也影响着学术研究的创新,我们的社会,看起来整天在喊创新,但实际上很多方面是在扼杀创新、禁锢思想,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的思维逐渐僵化,还怎么谈学术创新呢?[NextPage]没获诺奖说明啥北京晨报:近年来,也有不少关于诺奖的反思,认为诺奖不代表一切,对此您怎么看?熊丙奇:这种思考是有道理的,但也不能过分。诺奖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但是没有诺奖,就一定说明我们有问题。北京晨报:如何理解呢?熊丙奇:正确看待诺奖,理性看待诺奖,其实就是要从中反思我们的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中的问题,在这些方面,我们和发达国家还差得很远。只有反思了这些问题,才能使我们正视自己的问题,去改变它,培养和建立更好的教育和学术环境。所以,理性看待诺奖,并不是否定诺奖的意义。如果只是一味地追捧诺奖,认为得了诺奖,一切就都是好的,这当然不对,事实上,在我们目前的科研制度与科研环境中,如果某个国内学者,获得了诺贝尔奖,那绝对是“撞大运”的偶然事件,而非人才辈出的必然结果。因为诺奖奖励的是个人,完全有可能有这样的偶然。但是,这偶然的结果,则有可能“一俊遮百丑”,成为进一步牢固当前科研制度的理由,掩盖科研管理、评价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即使有这样的获奖,对中国学术界来说,或不是什么好消息。所以说,诺奖不能说明一切,只有一个好的学术环境,才能使得人才辈出。我们和诺奖还差多远北京晨报:您说我们和发达国家差得很远,那我们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呢?熊丙奇:首先是教育,培养一流人才,都是从基本的教育开始,比如我国大学中能跻身国际优秀大学行列的还是很少,而世界上一流的大学都是独立办学、教授治校的,我们则不然,教育资源掌握在行政体系之下,大学的去行政化谈了很多年,但目前仍未实现。正因为我们优秀大学的数量很少,自然培养出来的优秀大学生和优秀人才也不可能很多。这样的教育教学环境,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可摧毁学生们对大学的美好期望。很多高中毕业生,怀着美丽的大学梦进入校园,上完第一节课之后,就从梦想回到“现实”,原来梦想中的大学竟是这个样子。有一位在国内上到大二转去美国留学的学生跟我说,他曾经对大学十分失望,而到了美国留学以后才发现,自己以前上的国内大学在某些方面落后世界一流大学。近年来出现中国留学生捐巨资给自己的美国母校却不捐给中国母校的现象,我想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北京晨报:那么,我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差距如何?熊丙奇:我们的学术研究,不是鼓励学者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去研究,而是通过行政计划安排学者的研究,学术评价体系也同样有问题,不是按照学术成就来评价,而是按照论文多少、是否获得课题、经费来评价,许多本来是给学者提供研究经费的支持,变成了学者的荣誉,晋升职称的前提,因果倒置。许多学者忙于跑课题、跑计划,对做研究却并不热衷。最终,学术共同体无法形成,利益共同体反倒越来越牢固。这样的环境中,学者不但做不了好的学术研究,反而是学术腐败越演越烈,学者们在论文、经费的压力之下,抄袭、造假现象层出不穷。[NextPage]培育有希望的土壤更重要北京晨报:有不少学者曾表示,我们离诺贝尔正越来越近,甚至只有一步之遥,您怎么看?熊丙奇:相对于10年前,这些年我们在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中的投入确实增加了很多,但是那种禁锢创造力,想象力的培养和研究机制不进行改革的话,行政投入越多,行政化就会越严重,问题也就可能越深。虽然每年诺奖都有人预测我们的哪位科学家、学者可能会获奖,可依照我国学术研究的现状,目前还不具备问鼎诺奖的原创性科研成果,也就是说,获得诺奖的希望极其渺茫。北京晨报:我们怎样做才能离诺奖更近呢?熊丙奇:让教育和学术研究回归本位,我觉得这是当前最迫切的事情。在教育中,特别是应该先从基本的教育体系开始,厘清学校和行政部门的关系,使得教育真正有尊严,然后才能真正有精力培养合格的人才。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应该正视现状,反思问题,努力建立鼓励创新的研究体系。只有培育有希望的土壤,才能生长出希望来,只有好的环境,才能有利于创新人才的成长以及有价值的学术研究问世。否则,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投入越多,离诺奖也就越远。晨报记者 周怀宗

    2012-10-11 21:33:35 作者:周怀宗
    • 0
    • 9610
  • 洛夫:写诗不单是一种写作行为

     初秋的长春,风轻云淡,算得上是一年中最诱人的季节,吉林省东博会嘉宾、国际著名华语诗人洛夫先生为长春的诗歌爱好者与学子们带来了名为“感受诗歌之美”的学术报告。从创作到理论阐释,洛夫堪称台湾现代诗坛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并和余光中一起被称为20世纪汉语诗歌的双子星座,但他的风格显然同余光中迥然不同。台湾出版的《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曾将他列为首位,称赞他“对语言的锤炼,意象的营造,以及从现实中发掘超现实的诗情,乃得以奠定其独特的风格,其世界之广阔、思想之深致、表现手法之繁复多变,可能无出其右者。”20世纪50年代以来,洛夫潜心现代诗歌创作,已出版诗集30余部,以及诗论集、散文集、译著、诗歌选本等多部。其代表诗作《石室之死亡》、《众荷喧哗》、《边界望乡》等为广大读者所熟知,有多部作品被收入各种大型诗选和教科书,并被翻译成英、法、日、韩、荷兰、瑞典等国文字。2001年,他以长诗《漂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在一次演讲中,洛夫曾经感慨地谈道:“对当今的大多数读者而言,历史上的诗人可能是一位伟人,而你隔壁的诗人却会被视为是疯子。”诗人与诗歌,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常常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作为将毕生精力奉献给诗坛的诗人,洛夫在报告中首先从诗歌在当下社会的存在语境谈起,认为在一个全面物质化、科技化、商业化的时代氛围中,物质需求过度膨胀,而精神生活日渐枯萎,道德滑坡,高雅的精神文化被迫边缘化,特别是当下诗歌界良莠不齐的创作,诸如所谓“下半身写作”、“垃圾派”、“废话派”等等的出现,以媚俗的姿态挑战读者的阅读底线,诗歌在今天已经失去了本应拥有的美感素质,“现在谈诗歌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了。然而,真正的诗人不会被流俗所击倒,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忍受寂寞正是诗人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种形式。诗意地活着是诗人的理想,也是民族提升境界的因素,诗歌的魅力不会因为欣赏的人减少而黯然失色,当今诗歌的读者少,说明诗歌越来越纯粹了,因此可以说:“今天是一个物质的时代,又是一个需要诗歌的时代”。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曾是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壮士沙场上的慷慨悲歌,仁人志士的微言大义,以及历史时空中的柔情乡恋,太多太多的情怀曾经凭借诗意的抒写得以阐发,正如洛夫所言:“诗歌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想象和创造的空间,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一些浪漫和美感、神秘和梦幻,诗歌作为中华文化中最有价值的精神资产之一,可以帮助我们诗意地栖息在世界中。”因此,在诗歌创作日益陷入荒漠化的状态中,重提“感受诗歌之美”的话题,虽然不无沉重却也十分必要。洛夫先生的那一代诗人,在战乱中流离失所,在政治的高压中透过现代诗艺的探索隐秘地抒发心灵的苦闷,在相隔咫尺却咫尺天涯的海峡那一侧,用泣血的心音喊出游子的呼唤……20世纪70年代,当政治的樊篱还坚硬地阻隔着两岸亲人的团聚时,洛夫曾迫不及待地去边界望乡,听得见同胞的乡音,看得到故国的山河,“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然而,“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边界望乡》),有多少漂泊的游子曾被这内涵深切的生命体验所打动。身世的飘零使诗人能够用悲悯的情怀去理解更多历史洪流中卑微小民的心声,他写了《寄鞋》,以比《边界望乡》更凄美的题材叩问历史。这首源自老友张拓芜亲身经历的诗作,写战乱中被迫离散的一对儿恋人,天涯海角不相闻问,40余年后身处海岛的拓芜忽然收到表妹几经辗转托人带来的一双布鞋,那双千里遥寄而来的布鞋,犹如“一封/无字的信/积了四十多年的话/想说无从说”,人生几回伤往事,年华老去,而情之为物却是生生死死难以熄灭,滚滚红尘中卑微小民的愿望和创伤怎能不令人动容?诸如此类的生命感悟在洛夫的诗作中常常能以撼人心魄的艺术方式呈现出来,他记录了时代,时代也成就了他的诗歌艺术!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的读者和研究者谈起20世纪汉语文学时,都将关注的视野侧重于大陆本土,漠视或忽略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的写作。这种状况和海外学界的汉学研究形成鲜明对比,表现出研究视野的局限性与观念的滞后性。考察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的特征、传统、症结性问题所在,不仅开阔了我们的研究视野,而且填补了以往研究格局的某些空白。洛夫以及他的创作,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成为典型的代表而受到关注和敬重。已近85岁的老诗人,用生命行走、用诗歌记录了1950年以来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他说:“写诗不单是一种写作行为,而更是一种价值的创造,包括人生境界的创造,生活内涵的创造和语言的创造。”因为诗的缘故,他与历史相遇;因为诗的缘故,在金秋收获的季节里他走进了读者的记忆中,因为对他来说,写诗不单是一种行为……

    2012-10-11 21:32:17 作者:白杨 杨荣斌
    • 0
    • 9573
  • 莫言获奖对中国青年写作者是很大鼓励

     (网络新闻联播记者 李夏冰报道)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对此,青年作家蒋方舟对网络新闻联播记者表示,这对青年写作者是很大的鼓励,也会给中国文学打开一个窗口。蒋方舟说,他获奖是很好的好事,会给中国文学带来更多关注。之前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界一直处在比较边缘的地位,收到的关注很少,对中国作品的翻译也很少。这次获奖可能会使更多奖项的评选者开始关注中国,是为中国文学打开了一扇窗口。对中国的青年写作者来说,是很大的鼓励。蒋方舟说,“我小时候就读莫言老师的书,他的文学水准很高,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也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对于在评奖前对莫言的各种非议,蒋方舟认为这些评论大多不是从文学角度,而是从政治角度阴阳怪气地评论,这对莫言很不公平。

    2012-10-11 21:26:47 作者:佚名
    • 0
    • 9706
  • 莫言夺得2012诺贝尔文学奖 成中国第一人

     北京时间10月11日晚上7点,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因此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陆本土作家。至此,自8月国外博彩公司公布赔率以来,种种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猜测的争鸣也终于偃旗息鼓。2009年,莫言凭借长篇小说《蛙》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视野。2012年8月欧洲“全球博彩”公司(Unibet)公布了诺贝尔文学奖预测获奖名单的赔率,莫言以1赔5.5位列第一,而日本诺奖热门村上春树则以1:8的赔率紧随其后。莫言赔率第一,引发国内外媒体及作家热议。瑞典最大日报《每日新闻》、德国《波茨坦新闻报》等外媒纷纷表示看好莫言,而麦家、崔永元等国内文化界人士也纷纷力挺。针对“被诺奖”,莫言专心写作,不发表任何看法。而8月25日,作家张一一又造谣声称莫言贿赂诺奖评委马悦然。莫言发微博反击怒斥,并在此后拒谈诺奖。多年来跟踪研究诺贝尔文学奖并出版相关著作的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旅瑞华人作家万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瑞典文学院很久以来就关注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汉学家马悦然被选为文学院院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学院需要有精通中文的专家来准确解读中国。长期以来,莫言的作品如《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等都很为瑞典文坛所看重,而其由瑞典汉学家陈安娜女士翻译的巨著《生死疲劳》今年刚在瑞典成功出版,在哥德堡国际书展上被隆重推荐。莫言此次得奖,可谓众望所归。[NextPage]回望坎坷诺奖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献媚?贿赂?诺奖青睐却引“《蛙》”声一片2009年,莫言凭借长篇小说《蛙》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视野。然而,莫言酝酿十多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创造的这第11部长篇小说《蛙》,在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和诺奖青睐之余,却被人指责,说小说中的日本人暗指大江健三郎,这是在讨好诺贝尔奖。对此,莫言表示:很多人说我是向洋人献媚,好像中国作家一个个都是被诺贝尔搞得坐立不安,今天去献媚,明天去示好,这怎么可能呢?你知道他喜欢什么?再一个难道文学有配方吗?我能知道吗?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副主任栾梅健认为:莫言挖掘了计划生育主题,而西方又对中国的这种举措存在很多歧视和误解。莫言从一个辩证的角度进行了阐述,这样文学主题是比较受欢迎的。8月25日,媒体又爆出作家张一一声称莫言贿赂诺奖评委的新闻。张一一在微博上表示:“2012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的赔率高居第一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大伙儿知道‘指鹿为马、道貌岸然、一点儿也不能让人心悦诚服’的诺贝尔文学奖资深评委、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翻译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四个作品收取了多少的好处费吗?”在受到攻击后,莫言按捺不住愤怒,发布微博回应造谣:“针对张一一在其微博上传播的谣言,本人郑重声明:截至到目前为止,我在瑞典只出版了三本书:《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劳》,三本书的译者均为陈安娜。我对造谣者深恶痛绝,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并对蒙受不白之冤的马悦然先生深表歉意。”至此,沸沸扬扬的“贿赂门”事件才终于告一段落。[NextPage]▇ 赔率第一“被诺奖”,淡然闭关作新篇成立于斯德哥尔摩的欧洲“全球博彩”公司(Unibet)今年8月公布了诺贝尔文学奖预测获奖名单的赔率,莫言以1赔5.5排在第一位,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以1赔8排在第二位。荷兰作家赛斯·诺特博姆、意大利作家达西亚·马莱尼和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奥茨并列第三位。从该公司押宝的历史成绩上看,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帕慕克、2009年的赫塔·米勒,以及2011年的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都曾被Unibet相中。种种迹象似乎都在说着,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很值得一看。与此同时,国外媒体也对莫言热情追捧。瑞典最大的日报《每日新闻》9月25日以“莫言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热门”为标题,专门介绍了莫言、村上春树以及美国民谣之父鲍勃·迪伦等人的情况。德国《波茨坦新闻报》10月8日以“莫言是中国诺贝尔文学奖的希望”为题称,这是一个伤口,每年都会受伤,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赢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虽然高行健获得过,但他是以法籍华人的身份。不过,这个伤口在未来一周内很可能愈合。德国《图书报道》则认为,今年将是一场“亚洲的竞赛”。法国《世界报》称,两名亚洲作家最有可能获得本次文学奖,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这个奖的竞争意义很特别。不过,也有瑞典媒体认为,上述预测只是在文学奖公布前的一种预热和调侃,不能当真,历史上在博彩公司排名第一位的候选者很少得奖。针对赔率第一,莫言始终不愿谈起这个话题,他曾说“忘掉所有的奖项是作家最高的选择”。在接受采访时,他也表示:诺贝尔奖毫无疑问是影响最大的国际文学奖,但在它的历史上,也确实有很多作家缺席,像托尔斯泰、卡夫卡都并没有获得这个奖项。而获奖作家里面,有的人的作品也并不是我们都很钦佩。为什么我不愿意谈这个话题,因为一谈马上就会有人来攻击,很多人在批评中国作家有诺贝尔焦虑症,对我这种批评就更多了。莫言签约的出版公司,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黎明说:“他不是特别在意,(只是)觉得作家成为博彩业赌注很有趣。莫言是个低调谦和的人。莫言自己也从不提诺奖,作家不是为了获奖而写作。”陈黎明称莫言已经回山东高密写新的作品,面对大家那么高度的关注,莫言很低调,“想安心写作品”,在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出来前,不接受采访。莫言难能可贵地坚持着自己的写作立场,从《红高粱家族》到《檀香刑》、《生死疲劳》、《蛙》,在以英、法为主流的阅读市场中,莫言的作品是被翻译最多、最精准的华语文学作品。莫言签约的出版公司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黎明认为,莫言用国际化的措辞,构思,来书写中国化的内容,使得外国文学家“能看懂莫言书中一些意义,能接受他的表达方式”,因此莫言备受青睐。《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则分析称:在欧美国家,一般而言,中国作家得到认同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莫言的作品在国外出版之后,得到了核心文化圈的认同,莫言作品的丰富性被更多人所知。或许,这就是莫言今年离诺奖最近的主要原因之一。与莫言和村上春树都打过交道的、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就曾预言说,“如果继我之后还有亚洲作家获得文学奖,我看好莫言。”法兰克福书展总裁于尔根·布斯也曾说:“在很多西方评论家眼中,莫言是有希望获得这一殊荣的中国作家。”在莫言和村上赔率榜上有名的消息爆出后,麦家、崔永元等都曾表示过希望莫言此次能够获得诺奖。其中,最有趣的还要属因翻译村上春树作品而闻名于世的林少华,他调侃道:“如果村上春树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于我个人也有好处,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还是更希望莫言能得奖。”实际上,今年和莫言一起位于前列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已经连续多年处于各大博彩公司赔率表前三。此外,中国诗人北岛也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在这个名单里。因此,不少作家学者也呼吁广大网民理性对待诺奖及诺奖赔率。马悦然(诺奖评委)在复旦座谈时曾说:诺贝尔文学奖,就是瑞典几个看不懂欧洲以外文字的70岁以上的老头子,按照他们独特的口味评出来的一个奖,不必太重视。中国人之所以这么看重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本身太歧视文学了。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认为:鉴于诺奖评选过程十分严格,从未提前解密,当前对于莫言获奖的各种猜测更多是一种新闻炒作,对颁奖本身没有太大意义。对于中国民间和舆论对今年诺奖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周宁认为,这反映出一种急于被西方主流文明认可的心态。中国人愿意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做是一个代表最高级别认可的奖项,因而产生对它的崇拜,这就可能走进误区。我们应保持心态平衡,得不得奖绝不影响中国作家的文学成就和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NextPage]学者看《蛙》▇ 童庆炳:直面计划生育,充满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张力媒体把《蛙》定位为计划生育题材,就像以前的农业题材小说、工业题材小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宣传策略。但计划生育是一个不好把握的题材,它存在一个人文关怀和历史理性之间矛盾的问题。从历史理性的角度,国家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的国策是没错的,但是从人文关怀这个层面上考虑,这又是令很多人特别是农村人无法接受的。面对这个题材,莫言的处理是非常巧妙的,他依然把小说写得很精致,巧妙之处在于他以给日本友人写信的方式来讲述姑姑的故事,以及与计划生育相关的事情。因为是写信的方式,他不可能和盘托出,他要适可而止,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段惨痛的历史,同时又进行了淡化的处理,让人文关怀和历史理性之间有了张力。同时也正是因为采用这种写法,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作品的冲击力。我觉得要真正面对这段计划生育史,应该有一些更残酷的东西,一些突破人性底线的东西,而《蛙》写得还不够深入。▇ 梁振华:蛙——孕育生命的意象,考量民族对生命的态度《蛙》的题目十分有意思,在剧本部分作者通过人物之口说出了为何以“蛙”为题,从青蛙到女娲,女娲造人是多子多福的象征,认为蛙是高密东北乡的图腾。在现实中,蛙是壮族的图腾,象征人类强盛的繁殖力和生命力,这也是剧本中蝌蚪关于精子精彩对话的内蕴。计划生育是传媒宣传小说的一种策略,作品根本不是仅仅写计划生育的,我觉得它有更宏大的意图,它写到的是孕育生命。这里面有几个层次的孕育生命,莫言找到一个非常巧妙的切入点,即妇科医生姑姑这个人物形象,而不是孕妇、孕妇的丈夫、孩子的角度,从妇科医生对生命的客观、冷静的角度出发,描述若干个主体对生命的态度,包括孕育者、职业接生人对生命的态度,但更宏大的意图在于时代、社会对生命的态度。依据人道主义观点,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恰恰在中国这个独一无二受到了质疑,把时代历史对生命的态度最终指向一个民族对生命的认识。▇ 张清华:由宏大叙事转向历史横截面的小动作我们知道,莫言过去的很多大作品给读者带来很强烈的冲击,来势汹汹,主题和结构都是很宏大的,时间跨度是很长的,从《透明的胡萝卜》、《红高粱》到《丰乳肥臀》都是如此。特别是《丰乳肥臀》,讲述的是一个世纪的完整历史,《檀香刑》则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化的重大主题,《生死疲劳》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农民被各种政策不断折腾的历史,这些小说都有一个很大的决心和抱负。而读《蛙》,我感觉到莫言的求变思路,这可能是一个作家创作到一定程度、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他想来个小的动作。我认为这部小说的动作偏轻了些,它故意使用四两拨千斤的手段来写小说,正像莫言所说,这是一种“节制”。相比于此前小说从头至尾的紧凑、饱满、大气磅礴,刚开始阅读时我觉得这部小说写得很松弛;待读到三分之二时,小说叙述开始紧张起来了,节奏加快,情感的浓度加强,作品的力量也显示出来了,其对当代中国一个大的文化问题、社会问题、一个关于生命的话题的强烈关注,对历史创伤的关怀,试图进入历史的决心就凸显出来,所以我觉得小说越往后读越感觉到好,这是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莫言其人莫言(1955年2月17日- ),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他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2011年8月,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2012-10-11 21:19:18 作者:佚名
    • 0
    • 95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