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坛

• 黄灿然：以前是我在写诗，现在是诗在写我

   前晚8点，著名诗人、翻译家黄灿然新作《奇迹集》诗歌朗诵与交流会，在深圳旧天堂书店举行。来自广深两地数十位诗人、诗歌爱好者读诗、谈诗。现场气氛诗意弥漫。黄灿然，著名诗人、翻译家；1963年生于福建泉州，1978年移居香港；1988年毕业于广州暨南大学，现为香港《大公报》国际新闻翻译。据介绍， 这个月刚刚出版的《奇迹集》，最初由作者以复印装订形式送给朋友，其中有数十首诗发表于报纸杂志，后来在民刊《新诗》以专辑形式出版，主要是在淘宝出售，但半年后即重印，深受读者喜爱。黄灿然坦言，《奇迹集》的诞生对自己是一次启示，“我处于无情绪的状态，也可以说是处于‘全诗’的状态，如同一湖静水，任何风吹草动或叶子飘落或阳光的温暖或没有阳光的阴凉，都使它起反应，都是诗。”朗诵会前，记者与黄灿然展开一席对话。诗人清瘦，话语轻细；诗里诗外，侃侃而谈。关于诗歌创作： 第一次解除了完美的束缚记者：在阅读您的《奇迹集》之前，我到书店找到您的上一本诗集《我的灵魂》。我对比阅读了一下，有一种直观的感觉，《我的灵魂》更显繁复、沉重，有一种往下坠的感觉，比如说《杜甫》这首：“汉语的灵魂要寻找恰当的载体 / 而这个流亡者正是它安稳的家”，“灵魂”、“流亡者” 都是一些很重很厚的意象；但到了《奇迹集》，您的笔下突然“轻”了起来，写了大量的日常，阅读节奏也很明朗，有一种身体打开了、自由了的感觉，比如《孤独》：“在南丫岛山上 / 一张空凳 / 面对大海，如同 / 一个孤独者， / 而且好像还有一个 / 无形的孤独者 / 坐在那里 / 面对大海。”这样的诗歌很多。再打个不太好听的比喻，以前是重口味，现在有点小清新了。我相信我的阅读体会也反映了你这些年的创作变化。黄灿然：“有一种身体打开了、自由了的感觉”，你的这个表达，有意思，也很准确。既然你谈到《我的灵魂》，那就在谈《奇迹集》之前先谈谈《我的灵魂》吧。《我的灵魂》主要收录1998年至2005年的作品，这是一个较成熟也较稳定的时期，也是无论我自己、朋友或读者都较重视的时期，可以说已找到那个更准确的，同时也更宽的声音。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情绪性、即兴性、语言挥霍和炫耀被清除出去，转而倾向于客观性和距离感，早期的朴实亦被重新肯定，但这朴实已因阅历和一直以来的语言磨炼而得到加厚和深化。道德、美学、世界观都能够较清晰地表达出来，尽管从后来《奇迹集》更率直的角度看，这表达有时仍是谨慎的，迂回的。但即使从后来《奇迹集》更率直、更无顾忌、更自由、更随意的角度看，我仍对这个时期的节俭、内敛、克制怀着敬意，不是因为我自我恭维，而是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一个诗人——也是一切诗人，推而广之，一切人——的含辛茹苦和谦虚诚实。我接着要说《奇迹集》。《奇迹集》，它对我而言是奇迹。毫无准备，毫无来由，毫无预兆。它把我原来的一切全部漏掉，却又同时在一颗颗一粒粒重拾起来。如果说，早期诗是“看山是山”，中期诗是“看山不是山”，那么《奇迹集》便是“看山又是山”。在语言上，是出了语言。这并不是说它完美了。它恰恰是不要完美了。这不要完美可能带来完美，也可能带来不完美，但都是附带性的，因为完美不是它的准绳或尺度或目标。记者：不再追求完美，在我理解，就是创作者的自信。绑在腿上的沙袋自然散掉了，无沙一身轻，轻功终于练到家了，文学中真正意义上的“飞翔”从此开始……黄灿然：《奇迹集》是我写诗以来第一次解除了完美的束缚。我处于无情绪的状态，也可以说是处于“全诗”的状态，如同一湖静水，任何风吹草动或叶子飘落或阳光的温暖或没有阳光的阴凉，都使它起反应，都是诗。我自己对写诗的态度也与此相吻合：以前，总是害怕写不出诗，但《奇迹集》却是诗自己找来。以前是我在写诗，现在是诗在写我。在这里，声音降为语调。关于翻译：中国古典诗歌对西方影响很大记者：您写诗，又翻译了大量的诗。我倒想反过来问问你，关于我们自己的诗歌被翻译的问题。汉语诗歌的翻译问题，也是现在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话题。有一种观点是，汉语诗歌很难走向国际化，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汉语不好翻译。您怎么看？黄灿然：现代汉语诗歌和古典汉语诗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要知道，西方整个20世纪的诗歌，一个主要影响就来源于中国古典诗歌。1917年前后吧，英国一个叫阿瑟·韦利的汉学家，他单独把中国古典诗歌翻译到西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像波兰的米奥什，意大利的莱奥帕尔迪等很多优秀的外国诗人都受了中国古典诗歌影响，到现在都是这样。记者：影响具体体现在哪里？黄灿然：体现在西方诗人对于日常生活、山水的关注，作品中表现出的平静和禅味。因为阿瑟·韦利翻译最多的古诗，不是李白、杜甫的，而是白居易的。白居易的，又主要翻译了他清新、雅致的诗篇，而不是沉重的《卖炭翁》。所以我就说，中国诗歌走不到世界，得分成两部分来分析，一部分是中国古典诗歌，一部分是现代诗歌。中国古典诗歌已经走出去了。那么，中国现代诗歌发展不到100年，还没走出去是正常的。记者：古典诗歌都被老外消化了，看来现代诗也不存在语言之“隔”的问题。好多人一天到晚在喊：汉语太特殊啦，我们不适合翻译。黄灿然：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的语言是最美的、最特别的。其实，外国翻译家非常喜欢中国古典诗歌的韵意，转成另外一种语言就有另外的味道。翻译中，他们确实也会有走样的。但经过翻译后也会有新的东西。翻译就是这样，有失也有得。没必要固执地说汉语不合适翻译。关于香港诗歌：香港“本土诗”比较成熟记者：今天和您聊，还要请您介绍一下香港诗歌的情况。别看这几年，大陆、台湾和香港各种文学交流活动很多，但很多人对香港诗歌的发展情况并不了解。黄灿然：香港诗歌比较有意思。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继承了五四到三四十年代的传统，受西方诗歌影响较大。70年代，台湾文学有“现代主义”运动了，香港开始产生“本土诗”，“本土诗”并非反对现代主义，也不能从字面上的“土”理解，以为它写的是农村、农业，恰恰相反，它描写的是城市，这很有意思。诗人们开始描写自己周围的环境，包括城市的变迁。最近十年香港“本土诗”变成了一个小传统，得到新一代读者的喜欢，但也慢慢地演变成一种套式了，这点需要改变。记者：香港的诗歌生活如何？活动多吗？生活压力估计也不小。黄灿然：香港的诗歌活动，其实还蛮多的。各种交流都有，场面不一定很大，但大家都是实打实的交流。生活压力？香港的生活压力肯定大了。但这些都不会影响到一个诗人的创作。不能说哪个地方生活比较舒服、出版扶持比较好，你就要到哪个地方去写诗。诗人就是要面对真实的生活，而不是去寻找舒服的生活。黄灿然著作列表诗集：《十年诗选》、《游泳池畔的冥想》、《我的灵魂》、《奇迹集》； 评论集：《必要的角度》、《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译作：《见证与愉悦——当代外国作家文选》、《卡瓦菲斯诗集》、《聂鲁达诗选》、《里尔克诗选》、《巴列霍诗选》，苏珊·桑塔格《论摄影》、《关于他人的痛苦》和《同时》，库切《内心活动——文学评论集》、布鲁姆《如何读，为什么读》和米沃什《诗的见证》。

  2012-10-07 20:25:05 作者:钟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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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开祯：面对现实乱象，作家要率先发声

     许开祯不认同自己是官场小说作家，因为作家就是作家，不受题材约束；许开祯写传统、写诗歌还写散文，因为作家也不应受文本形式的约束；许开祯说作家的写作离不开故土，因为乡愁是灵魂的根，是精神的占领地。近两年，许开祯以每年多部小说的速度进行写作，不久前他又拿出了转型之作《独立团》。许开祯称自己正处在写作生涯的井喷期，无法停笔。>>《独立团》也是乡愁写作的一部分齐鲁晚报：怎么会想到写《独立团》这样一部抗战题材的小说？许开祯：我以前写过军事小说。《独立团》构思得很早了，是我对中华民族抗战史的思考。抗日题材小说尽管很多，但写抗战史的多，写抗战中将领甚至普通士兵内心世界的作品较少，这部小说我是从人性的深度与广度去探讨抗日大背景下，作为一名中国军人，他们经受的各种考验。既有面对外敌入侵的愤慨，更有内部抵抗与投降之间的较量，更有亲情与大义之间的博弈。齐鲁晚报：这部抗战题材小说，也算是乡愁写作的一部分吗？许开祯：这部小说应该也算是乡愁的一部分吧。因为小说里面的河流、山川，包括米粮城，在我内心都是特别有象征意味的。包括小说的几位主人公，在取名过程中都倾注了我不少感情。在作家心里，故乡有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村，不是某一座具体的山，故乡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情结，一种思绪，是灵魂的根、精神的占领地。这种情感在具体释放也就是在具体写作过程中，是可以嫁接到任何一片土地上的。>>官场小说没有得到公平评判齐鲁晚报：最近您的两本新书《菜子黄了》和《独立团》都不是官场小说。过去写了这么多部官场题材的小说，觉得自己写尽兴了吗？许开祯：我的创作基本分两块，一块是传统写作，不管是乡土还是军事，基本坚持的是传统写作。而官场小说是我奋力干预现实、叩问现实的一个渠道。作家应该对复杂多变的现实做出基本的判断，面对现实乱象，作家更不该沉默，而是要率先发出声音。写官场小说，就是表达我的政治理想，表现我对当下社会万象及社会矛盾的看法与观点，帮读者对现实乱象进行梳理。我不会放弃官场小说的创作，而且会将官场小说持续写到底。我要做的是，如何让自己的官场小说在批判现实、重构理想的同时，保持足够的文学品质。这是我下一步努力的方向。齐鲁晚报：官场小说名声不好，读者追捧，主流嗤之以鼻，争议声至今不断。官场小说的根本问题在哪儿？许开祯：官场小说最大的争议就是文学界不给它应有的位置，主流文学界始终排斥，缺乏对它的公平公正的评判。大家都觉得它“俗”，是对现实的简单描摹。这种说法是欠公允的，而且不利于文学的大繁荣。但是另一方面，官场小说又广泛受到读者的热爱与追捧。这里一是主流文学界的观念问题，二是文学到底要不要对现实进行最大限度的干预与批判，三是对文学性的理解，可读性在文学性中应占有多大比重。主流文学界喜欢拿所谓的“纯文学”标准衡量一切，而目前“纯文学”又广受质疑，读者拒绝，市场遇冷，生存形势越来越不妙。不少人就将原因归结到畅销书，归结到“官场小说”。这是当下文学界缺少胸怀的标志。文学界如果不打破这种“圈子”，文学就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失去读者。>>我的创作很活跃，正处于井喷期齐鲁晚报：您从18岁开始发表作品，做过多种文学样式的写作尝试，您最想去写的是什么？许开祯：在当下文坛，我是被定义为官场小说作家的。我不大认同这点。我认为作家不能以某种题材来定义，作家就是作家，不受题材的约束，也不受文本形式的约束。写了这么多，我感觉最得心应手的还是乡土题材，写故乡，写故乡的人和事，写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写人与自然的博弈与斗争还有和谐。军事题材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挑战，我喜欢这种挑战。战争的天空下，人性会发生诸多变化。亲情、友情，甚至对生命的理解都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才是作家要去研究、去叩问的。齐鲁晚报：这几年您出书的数量很大，是不是与自己所处的年龄有关系？是到了多出创作成果的阶段了吗？许开祯：我始终认为，作家成名不能太早，作家必先完成生活积累与生活磨炼。当生活打在作家心灵上的烙印足够深时，作家才能拿起笔，将生活的沉重写出来。作家的黄金期应该是人到中年后，经历了生活的各种变故，感悟了人生必须感悟的一系列苦难与悲欢，作家对生活才能吃透，才能把生活最核心的东西体验出来。作家的创作是有活跃期的，有些作家甚至有井喷期，一个特殊的时期会表现得相当活跃，然后再进入缓冲或平静期。我想这几年我的创作可能正处于这样一个状态。内心总有想表达的东西，强烈的创作冲动驱使着我，无法停笔。>>畅销书写多了会对内心有伤害齐鲁晚报：您说“爱上写作是一件麻烦的事情”，麻烦源自心灵与肉体感知世界时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作家所必需的写作养分吗？许开祯：作家常常是分裂的，这种分裂表现在——作家多是活在内心世界里，所思所想有时候完全归依于内心；而这种内心的欲望与渴求往往与现实有太大的差距，作家屈服于内心，而从不屈服于现实。但更多的时候，作家对现实的混乱与麻木又无能为力。内心的强大与现实中的虚弱是所有作家无法克服的一个痛，正是这痛的存在，才促成了作家写作的动机。作家对所处的现实永远不满意，永远存在内心的抵抗与批判。齐鲁晚报：那么您自身，会因为写作需要屈服于市场而矛盾不已吗？许开祯：我希望自己能不为名利去写，专注于内心的表达与倾诉，专注于自己想象的那个精神世界。但这种写作越来越受到物质世界的抵抗与拒绝，作家写作不能不考虑市场，不能不考虑读者的阅读习惯；考虑过多，又不可避免地对创作本身构成伤害。畅销书并不是我最想写的，但为了生存，我必须去写。畅销书写多了，对内心以及文学理想造成的伤害就越来越多，这是我所面对的一个困境。我正在调整，并力图保证文学品质不受伤害和浸染。作者简介许开祯，著名作家，经历丰富，却于事业顶峰时辞去公职，进寺院修行一年。2002年开始专业创作，已出版《打黑》、《政法书记》、《人大代表》、《堕落门》、《省委班子》、《拿下》、《跑动》等多部小说。

  2012-10-07 20:22:01 作者:师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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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华：我不是“专一”的作家

   “我是一个观众，一个对这个故事非常熟悉的观众，但是孟京辉还是给我带来了陌生感。 ”在观众阵阵掌声和欢呼声的簇拥下，站在演出结束却余温未消的舞台上，著名作家余华显得兴奋、激动，甚至有些五味杂陈：“我在下面看着，百感交集，不断地抹眼泪，现在眼睛还没干。谢谢所有人！ ”被誉为中国内地先锋派小说代表人物的余华， 1992年9月3日，将一部抒写了真实而艰苦生活的小说《活着》封笔； 2012年9月4日，长达3小时零5分钟的话剧《活着》 ，首次被搬进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20年一路走来，台上各位主创、台下众多观众与余华一道感叹：经历了诸多不易，但我们都在共同努力地美好地活着！本报记者在首演后，专访了作家余华。“没有必要忠实原著”记者：当年看到电影《活着》时，您提出质疑：“怎么不像我的小说了？ ”那么这一次您如何看待话剧《活着》 ，之前和孟京辉导演有过什么沟通呢？余华：从头到尾我都没有管，我不想干涉。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对谁错，只是人们难免因为对一个东西太过熟悉就把陌生的定义为错的。几年前，我和孟京辉在一个意大利朋友家碰面，他当时说要做《许三观卖血记》 ，我说可以先做《活着》 ，之后就全部交给他了。他的想法很多，不断地变化。记者：对于之前读过《活着》原作的读者，这一次也会不由自主地将两者进行比较，对此您怎么看？余华：这是我第一次看由我自己的作品改编的话剧，当年话剧《兄弟》在上海演出的时候，我在北京，没有过去看，后来他们来北京演，我又在国外，所以没看成。我要谢谢孟京辉这个团队，为我们呈现了这么好的舞台表演，采用了叙述特征，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手法什么都有，但绝对不是抽象的，让我们往情感和人物命运方面联想，而不是往思想哲学方面联想。而且演员的演出让我非常感动，个个情绪都是那么饱满，尤其是我要说，黄渤谢谢你！20年前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一直认为福贵是充满乐观精神的一个人，所以才能历经各种苦难挺下来，黄渤将这种最重要的乐观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他表演得很辛苦，高强度的演出安排和极繁重的主角戏份对于体力要求很高，接下去还要演10多天，说实话，这不是人干的活儿！饰演家珍的袁泉表演也很精彩，因为表现性格容易，表现内心很难。确实，观众难免会对小说和舞台剧进行比较。这次的编剧张先也是很成功的编剧，他曾经说过小说的成功程度越高改编的难度也就越大。但是这两种艺术形式完全不同，我认为只要能够把自己固有的形式发挥出来就是成功，没有必要忠实原著。在我的心目中，只有自己心里没有想法的导演才会忠于原著。孟京辉想怎么改都是好的，哪怕是改成《许三观卖血记》也可以。我在伦敦看过一次音乐剧《悲惨世界》 。看之前，我就很好奇这么大部头的著作会被改成什么样子。两个多小时的演出，导演借用《悲惨故事》的故事进行再创作，把舞台剧和音乐剧的形式结合并发挥，类似这样成功的作品还有很多。记者：我们了解到，您在今晚之前从未看过这部改编后的话剧，说不知道孟京辉会弄出什么东西来，但您第一次看完后哭了，这么多年后仍然很有感触？余华： 《活着》这部小说解放前的段落是在北京写完的，解放后的段落是回到嘉兴写的。如今已经过去了20年，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当时写作时的感觉，但对于这部小说感受非常深。后来因为换了很多家出版社，校对重读时曾泪流满面。记得1998年去国外开朗诵会，要选段落—— 《活着》是比较悲伤的， 《许三观卖血记》是比较幽默的。第一站在维也纳，我读着读着就哭了，翻译也哭了，后来在瑞典朗诵时也哭了。一想到会掉眼泪，再开朗诵会我就坚决不愿意选《活着》 。 《兄弟》也是如此，我在写的时候没有特别强烈的感受，修改时痛哭流涕，边上全是纸，因为几万字是几个月慢慢写完的，修改时则要一气呵成。[NextPage]“我的书在借它的光，我也在借它的光”记者：记得您曾经说过， 《活着》之所以畅销是因为大家都感到活着不容易，但《活着》畅销了20年，同样不容易。余华：每个作家都会有一本幸运书，如果说我有一本幸运书，那就是《活着》 。没有《活着》 ，就不会有后面的一切。1992年，我在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今年作家出版社到现在已经印了26万册，到年底达到30万册应该不难。出版20年后还能够一年印30万册的书，出版社的人说新书都做不到。 《活着》在台湾出版了18年，现在一年仍然可以卖出四五千册，这对于这个2000多万人口的地方来说实属不易，今年他们还要做20年的纪念版；在美国， 《活着》出版了10年，现在每年可以卖出4000册，一个中国作家的书能够卖1000册就不错了；在西班牙， 《活着》第一年出版就印刷了4次；在法国、德国， 《活着》就不像《兄弟》那么畅销；在韩国， 《活着》远远不如《许三观卖血记》 。但《活着》的销量仍然遥遥领先我的其他作品。曾经我在写《兄弟》时认为，我还能够写出比《活着》更受欢迎的小说，这样比说“卖得好”好听些，因为“卖得好”太商业化了，现在发现这完全不可能。记者：那您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余华：这很难解释。应该说，《活着》已经走出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本书比作者更有名。其每年出版至少10万册的节奏，已经培养了一个很大的读者群体。 《兄弟》《许三观卖血记》 《在细雨中呼喊》都借了《活着》的光。假如没有《活着》 ，就不会有读者对我其他作品的高度关注。 《兄弟》就是这样，一上来销量很猛，但那股劲一过，现在一年也只能卖七八万册，跟《活着》 30万册的差距太大了。虽然20年过去了，但我所有的书都在借它的光，我也在借它的光。[NextPage]“我不是‘专一’的作家”记者：很多读者都说好久没有看到您的新作品问世了，谈谈您当下的一些创作吧。余华： 2006年写完《兄弟》后，我开始另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是以中国近40年当代社会发展为背景的， 30多万字，当然之前还有一部停下来的长篇小说准备写，同时还有几部短篇小说也在动手。我现在的状态是一直跑来跑去，出国太频繁了。这两三年是我作品在国外出版的高峰，《兄弟》刚忙完，又迎来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 ，国外出版商都希望我能够亲自到场宣传。我马上又要去美国，送儿子上大学，回来后还要去挪威、德国。因此，我只能断断续续地写，不过尽管不顺利，我一定要把它们写完。以前我总想，过10天、半个月就又要出国了，算了，不写了，但现在感到不能这样，否则时间一下子又没有了。于是，最近我开始学会“时差写作” ，在倒时差的一周时间里还写了两三天。我现在一般是晚饭后睡两个小时，然后起来开始写，状态好的话可以写到凌晨四五点，有时凌晨3点就收工了，然后我就会上网看新闻、发微博。我不是“专一”的作家，哪个感觉好了就写哪个，从德国回来写这个，从英国回来写那个，从美国回来可能又会写另外一个了。所以，我的生活节奏是碎的，写作节奏也是碎的。当然这样也有好处，虽然很慢，但都在前进，也许我会集中出版四五部长篇小说！记者：在微博里，您好像比较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这是作家的敏锐性和责任感使然，还是您个人的兴趣？这些会成为您创作的灵感来源吗？余华：我觉得写作是需要一种刺激的。微博我已经写了两年多，基本都是我在看到新闻或者消息之后产生的感想，大部分是对时事发表的评论，也有一些是与时事无关的。其实，看新闻是我的爱好。上小学时，我就特别喜欢看父亲订的《参考消息》 ，那里面有很多小孩子特别感兴趣的话题，比如航空母舰一类的。上初中时，我每天放学不会马上回家，而是特意绕道去邮局，看墙上贴着的《人民日报》 《浙江日报》 《解放日报》 《文汇报》 ，因为那时除了报纸，没有别的东西可读。这是这么多年来形成的习惯，以前我还订报纸，现在有了网络，就喜欢每天在网上看新闻。[NextPage]“任何一个创作者，同时也是一个读者”记者：您说“作为一个作家他是否优秀，取决于他作为一个读者是否优秀” ，那么您认为阅读对于创作者而言有着怎样的作用呢？余华：对于任何一个创作者而言，他同时也是一个读者。我想，一个创作者的阅读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写作质量。如果一个创作者总是在读优秀的、经典的作品，他对于自己文字的要求就会相应地提高。在阅读优秀作品的时候，会觉得很振奋，也会想起自己写的东西有什么地方还不够好。通过阅读经典，能够不断反省自己，尤其是在我年轻的时候，这种情况频繁出现。相反地，如果一个创作者总是在读烂作品，就会不思进取，自动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哪怕他是一个天才。因为他会觉得我写的东西比我看到的都要好，误以为写作是很轻松的事情。创作者总是要不断地挑战自我，在故事进行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会出现不同的选择，伟大的作家会选择往艰难的地方走。如果他胜利了，就会有不朽的篇章。另一方面，创作者在写作的推进过程中是作者身份，但在重新审视文字、把握分寸的时候是以读者的身份出来发言的，所以写作的过程本身就是两种身份在进行交替。根据《活着》改编的电视剧《福贵》剧照记者：您近期有什么好的阅读体验？余华：最近一直在飞来飞去，所以这段时间没有读太多的书。有一本是罗贝托·波拉尼奥的《2666》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在2008年我到法国和意大利宣传《兄弟》时就看到满书店里都是《2666》 ， 2009年2月去美国宣传英文版《兄弟》时，又看到书店里堆满了英文版的《2666》 ，好像到处都能见到这本书。在此之前，我还读过罗贝托·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 ，虽然是删节版，还是从英文版转译过来的，但我仍旧很喜欢。另外，新经典文库刚刚再版了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 ，我又重读了一下印象深刻的段落。记者：现在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网络小说，在地铁、公交上都能看到他们用手机看得津津有味，能谈一谈您对网络小说的看法么？余华：我对网络小说不太了解，因为我不习惯在网上阅读。新闻我可以在网上看，但读小说我还是更倾向于传统的阅读方式。我觉得网络小说是中国特有的，起码在欧美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他们会选择用电子阅读器去阅读传统出版物，另外纸质书籍也还是占很大比重的。因为欧美各国政府会对电子书的价格有相应规定，最少不能低于纸质书的百分之七十。但是在中国，电子书的价格只有纸质书的百分之十，何况更多的网络文学都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对于这种形式，不能简单地说是支持还是否定，因为它根本不容你否定，这是无法阻挡的。但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还是喜欢看书。翻书页的感觉特别好，书越读越薄的愉悦是任何电子阅读器所无法带来的。我儿子也喜欢读书，有些书他会自己选择，我也会给他一些阅读建议。前不久我们在伦敦时带着新经典文库中的《百年孤独》 ，他就是在路上看完的。

  2012-10-07 20:13:56 作者:云菲 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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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佩荣：哲学就是把“道理”说清楚

   ■记者蒋楚婷实习生虞贤莹报道傅佩荣先生毕业于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先后获得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和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比利时鲁汶大学客座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讲座教授，现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他在央视《百家讲坛》和凤凰卫视《国学天空》主讲哲学、国学，引起很大反响，拥趸无数。近日，他的《哲学与人生》，以及“译解系列”(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经、老子、庄子)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傅佩荣先生也专程来上海作“哲学与人生”的演讲，并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周报：最近微博上所谓“法国哲学高考试题”事件炒得沸沸扬扬，引发了一系列对于中国哲学教育的讨论，您对这件事怎么看？傅佩荣：法国人在中学时就学习哲学，他们的“哲学高考题”是没有固定答案的。这些题目在内容上注重人性的讨论，形式上注重逻辑的推演。中国在哲学教育方面有一些忽略，有一部分原因是哲学在学术方面的出路比较少。哲学本身是没有固定答案的，重点在于学习原理后的运用。具体方法我之前也提到过：第一步是学习别人怎样说，第二步是自己在理解思考之后，怎样去运用这些原理。通过自己的思考，学会怎样面对人生，重要的是独立思考的能力。人如果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人性没有自己的认识，就会凡事都将责任推卸给别人，找不到自己的错误。周报：这样的微博讨论，以及李泽厚两本哲学新著《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和《中国哲学如何登场？》的热卖，貌似哲学问题在内地很受关注，但实际上真正学习或者阅读哲学的人并不多，您如何看待这一面是热闹一面是冷清的现象呢？傅佩荣：哲学并不是一门实用学科，一百个人学习哲学，最后有些人可能会去教书，有些人干脆放弃了哲学，甚至有些人走进死胡同，思维上混乱疯掉或者得了抑郁症，只有几个人在学习哲学之后形成自己的思考，也就是所谓真正的学成。我是比较幸运能够在大学里教书，同时继续学习哲学，才有了今天的这些思考。哲学与医农工商这些实用学科不同，它更多是思想上的东西，因而难以把握，也很难看到切实可观的作用，因此也很难得到重视。周报：您除了《哲学与人生》，也出版了大量对国学进行解读的译解。近几年国学经典解读书籍层出不穷，您怎样看待这一股“国学热”？傅佩荣：所谓的国学经典，就是将古代的东西用现代的文字解读，融入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在人性方面西方可能会比较注重概念上是否科学，是否符合规律；而中国则更会注重“性善”、“性恶”这样的内涵的方面。但是对于“性善恶”的概念却没有明确的提及。我本身是哲学系出身，受的是西方训练，用西方的视角对东方进行解读，因此可能与传统的解读方式不同，我会更注重“道理”，更注重“逻辑”，更重视把“道理”说清楚，道理才是最重要的，有道理才接受。孔子说过“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很多人就会说，孔子歧视女性，但这是孔子的话语并不是孔子的思想，要从整体上把握内容。周报：这本《哲学与人生》是您开设的“哲学与人生”通史课程的讲义，那么，您对学习哲学的学生以及普通学生有什么建议吗？傅佩荣：哲学系的学习可能大部分都是西方的思想居多，但不要忽视东方的哲学。哲学系的学习和中文系不同。中文系看哲学，可能更重视“辞章”方面；而哲学系的学习，最重要的就是“逻辑”。相信喜欢哲学的学生会找到自己的道路。最重要的就是三点：首先是澄清概念，每当看到一个词语，要弄清楚它的概念，才能加以运用；其次是标准何在，要弄清楚判断的标准所在；最后就是要讨论，讨论我们的推理是不是有矛盾之处。最重要的还是思考。其实选我课程的都是非哲学系的学生，他们很喜欢这门课，以为它和其他课程不同，是与生活相关，同时思维程度“高”且“深”，是思维上的游戏。哲学不一定有多严肃，可以很轻松，就是问为什么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道理”。

  2012-10-07 20:10:32 作者:记者蒋楚婷实习生虞贤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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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忠实：创作，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陈忠实:文学是我的幸与不幸 电影《白鹿原》“能拍到这个程度,应该是完成了它的使命” “作家要把握的是一个时代人的精神心理，普遍的一种社会精神心理。在那个时代，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解体了，但在中国人精神心理上的遗留不会随着皇帝退位而消失。”■杨一苗“像我这种出身农村的作家，经历了农村社会生活的演变，我的创作正得益于我在乡村工作二十年。”9月15日，电影《白鹿原》正式公映，原著作者陈忠实，谈及自己的这部呕心沥血之作，有着别样的感情。谈作品：读者喜爱高于任何获项20年间，《白鹿原》以每年5到10万册的数量持续畅销，20年销售超百万册，这在我国当代文坛非常罕见。谈起这本书，陈忠实引以为荣的不是多次获奖，不是超过百万册的总印数，也不是被多种艺术形式表现，而在于《白鹿原》没有经过“炒作”，就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陈忠实说：“这本书，令我感到自信的，心里觉得踏实的，就是整个过程没有经过任何的‘炒作’,而对作家而言，作品最终都要与读者完成交流；对我而言，获得最广泛的读者喜爱，是高于任何奖项的安慰。”为什么这部作品会引发读者持续的兴趣？陈忠实认为，这是因为自己是从心理层面来写历史。他说：“作家要把握的是一个时代人的精神心理，普遍的一种社会精神心理。在那个时代，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解体了，但在中国人精神心理上的遗留不会随着皇帝退位而消失。在这本书中，我想要尽可能把握那时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和精神历程。”这部作品被搬上了舞台，先后被改编成秦腔、话剧，电影《白鹿原》近期也在银幕上与观众见面。对于陈忠实来说，自己的作品以更多的艺术形式为读者接受，是一件令作家释然的事，“我以虔诚的态度对待作品的改编，只要能扩大与读者的交流，有些改编我甚至放弃了报酬。”评电影：表现出了关中人的精神气象，但也有所局限电影《白鹿原》被称为“最难改编的电影”，影片公映后，并未获得小说原著那般的一致好评。各界评论对此片褒贬不一，有观众认为这部电影较好的还原了作品的“史诗性”，影片中的麦田与秦腔非常震撼，也有观众觉得150分钟的片长无法容纳下这部鸿篇巨制，小说的主题与情节被“碎片化”了。在陈忠实看来，这部影片有它的个性，“能拍到这程度，把人物展现到这程度，这个电影应该是完成了它的使命。”陈忠实认为，电影表现出了关中人的精神气象，但同时也有所局限。影片经过多次剪辑，从最初的310分钟的完全版到210分钟的文艺版，再到现在观众在影院看到的150分钟的正式版，尽管影片时间仍然超长，但却无法容纳下原著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和情节，“我觉得很多重要人物都没进去，白灵、朱先生都没进去。”对于演员的表演，陈忠实则认为可圈可点，“段奕宏很好地呈现出黑娃的复杂，张雨绮则完整体现出一位在那个时代受封建道德迫害的、有反抗性的女性。张丰毅这个白嘉轩也演得好，从封建制度的解体到新思想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白嘉轩这个人物身上体现得最为集中。”忆当年：我的创作得益于我在农村的20年陈忠实的大半生都在自己的老家——西安灞河边的白鹿原上度过。从儿时上学，到后来当民办教师、在公社工作，又调动至区文化局工作，从没有离开过那一片土地。他说：“像我这种出身农村的作家，经历了农村社会生活的演变，我的创作正得益于我在乡村工作二十年。我生在农村，先在农村中、小学当老师，后来又在区一级文化部门工作过四年，尤其是有幸在公社(即乡镇)工作了十年。那时我不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去体验生活，而是以公社干部的身份进行工作。那十年是我对中国乡村的体验、理解及生活积累最重要的时期，对农民世界的了解和感受，为我后来创作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回忆当年，在农村生活和工作的岁月里，陈忠实基本终止了自己爱好的写作，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乡村工作上，当时公社所辖的30多个自然村，他不知跑了多少回，有好几个村子一住就是大半年，甚至各家人都能叫上名字。陈忠实说：“这些经历让我对农村和农民世界有了理解，对我后来的创作非常珍贵。现在看来，乡村工作二十年给予了我最大的收获，是当老师、做乡镇干部让我对中国乡村有了体验、理解以及生活积累，成为后来创作最重要的基础。”说创作：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上世纪80年代，陈忠实调入陕西省作协，这一次他结束了自己的“上班族生活”，带着铺盖回到了老家农村的院落潜心创作。回顾《白鹿原》的创作经历，构思与准备两年，提笔写作四年，期间经历许多艰辛。陈忠实感慨：“文学是我的幸与不幸。”陈忠实说，专业作家的身份让我得到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由，在查阅了大量地方县志和当地老人的回忆之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家乡也曾是陕西呼应中国革命最早的地区之一，这些燃起了我创作的热情。孩子多，生活负担重，家里的老屋已经破败不堪却无钱维修。陈忠实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创作。遇到下雨天，家里甚至找不到一块不漏雨的地方睡觉。后来，陈忠实就借住在亲戚家的小屋中，一张小饭桌，一个板凳，便成了他笔下中国乡村历史风云变幻的发源之地。他说：“我在创作时必须把自己关在屋里，这里笔下的人物仿佛都在我的周围活动，要是屋子里进来一个人那些人物都吓跑了，我也就写不出一个字了。”陈忠实在农家小院一住就是十年，直到《白鹿原》出版他才回到西安。关于《白鹿原》的写作，陈忠实写过一本取名《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的小册子。“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源自作家海明威。陈忠实说：“读到海明威的这句话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作家创作这种颇多神秘色彩的劳动，让海明威一句话说透了。这句话很准确，要准确就不容许夸张；这句话又很形象，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如同勘探者寻矿源；这句话尤其着重在‘属于自己’这个划界，可以说把作家的个性化追求一语道破了。”陈忠实分析自己的创作历程，认为也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他说“我从初中二年级的作文课上写下第一篇小说，实际上就开始了寻找，只是那都是无意识的盲目，是从模仿赵树理的语言开始的。许多年后，当我在经过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的探索，进入到长篇《白鹿原》的创作时，企图要‘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句子’的欲望是前所未有的。”

  2012-10-07 20:04:49 作者:杨一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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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汇报：文艺批评要我手写我心

   “文艺批评要我手写我心”——访第四届中国戏剧奖·理论评论奖得主毛时安、单跃进第四届中国戏剧奖·理论评论奖颁奖仪式昨在京举行。经过初评、终评等严格评奖程序，最后从全国43个单位报送的165篇文章中评选出9篇获奖文章。上海京剧院常务副院长单跃进撰写的《京剧何以长荣——尚长荣艺术创作力微探》荣登榜首，上海市政府参事、文艺评论家毛时安撰写的《关于文化发展和文艺创作的四个问题及其思考》榜上有名。毛时安：我说的未必对但必定是真的年逾花甲的毛时安自称是“慵懒之人”，是这个伟大时代给了他太多来不及书写的命题，是领导和媒体朋友不断鞭策促使他笔耕不辍。继2005年评论《我们的戏剧缺失了什么》获得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一等奖后，他再度摘得全国性文艺理论评论大奖。在《关于文化发展和文艺创作的四个问题及其思考》一文中，他从宏观角度论述了当下文化建设的一些根本性话题，所强调的文化的精神性价值、政府对文化有所为有所不为、文化不要被金钱所累等见解，富有启示意义。文中所概括当下创作中存在的浮躁、浮夸、浮华和肤浅的不良现象，切中时弊，又有丰富的材料佐证，写得有棱有角、有理有据，颇见功力。毛时安身兼两职，既是公务员，又是评论家。按照王国维“出入说”，白天，毛时安“入乎其内”，兢兢业业地工作；晚上，他“出乎其外”，全身心投入写作。他扮演的两个角色，如果统一，他很快乐；一旦有矛盾，并且有时矛盾很尖锐，令他痛苦。有时，文艺界所做的事，并不符合文艺规律，这让“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毛时安很纠结。15年前，毛时安从文学界转行到文艺界，正如昆曲《牡丹亭》的唱词“不入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投身文艺界，看了上千台剧目，他领略了文艺随时代而进步的明媚春光，又经常在不经意的一瞥中看到断墙残垣；前者让他欢欣，后者令他忧虑。多少年来，他都肩负批评家的责任，对现实中不合理现象提出温婉的批评、冷静的提醒。回首30多年文艺批评路，毛时安心生安慰：“不能肯定我说的都是对的、好的，但我能保证都是真的和善的。凡是用我的手写下的文字，都是经过自己思考的。”“修辞立其诚”，正是他写作的信条。他一直追求这样的文艺批评：一种是介入型的，即介入当代文艺发展的实践过程，对正在发生的文艺现象和文艺作品提出批评及褒扬；一种是行动型的，批评的建议要有助于文艺院团付诸创作和修改的行动；一种是建设型的，批评家在提出无数“不”之后，还要能提出“是”在哪里；还有一种是美文型的，文艺批评不是教条，得有文采，要写得明白晓畅，有可读性。作家王安忆曾评论说：“毛时安是把评论当创作来写。”[NextPage] 单跃进：探究传统艺术如何激发创造力文艺批评难，坦诚的批评往往得罪人，因此，坚守在文艺批评阵地上的人才总是太少。对优秀文艺评论家的要求，又是如此苛刻。他必须热爱艺术，否则难以探摸到文艺的真谛；他要有敏锐的艺术感觉，能直击艺术深层次问题；他要建立对艺术判断的价值体系和坚定的文化立场，不为时风所动摇；他还得有表达自己对作品和现象看法的能力。而文艺批评常常是尖锐的，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时不时就会触及艺术家和相关机构的利益，很多有才能的人就不愿触碰这烫手的山芋。对文艺界的这些忌讳，身为副院长的单跃进心知肚明，但他却乐此不疲地写批评，做着这吃力不讨好的活。单跃进笑称自己是“业余作者”，正业是“剧院打杂的”，写文艺批评是“不务正业”。这位“剧院打杂的”对面办公桌前坐着的正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两个忘年交，对面而坐时，尚长荣坦诚相见，海阔天空地聊，聊艺术，聊人生。当闲聊的点滴逐渐累积时，单跃进发现，对面这位杰出的艺术家，却对传统有着深重的膜拜心理。于是，一个探究的念头在单跃进心头越来越强烈：有着深厚传统积淀的尚长荣，为何能突破传统的拘囿，致力于艺术创造？他极富创造力的艺术人格的形成，对京剧界有什么启示？这样探究的念头，同样来自于单跃进对京剧界几十年的浸淫与观察。京剧市场不景气，令京剧的“尊严”备受伤害，京剧界弥漫着困惑与尴尬。为了维护京剧，极端保守的艺术观念甚嚣尘上，导致京剧的“尊严”被盲目激发。京剧界很少有人敢轻言“创造”一词，甚至有时会忌讳此说。单跃进发现，当前京剧的创造力薄弱，与京剧界长期对创造力的轻视有关，是认识存在误区。舞台上，太多著名演员仍然懵懂不开，热衷于了无生趣的复制，敷衍出一些粗砾乏味的演出，让京剧日渐暗淡、灵性不再。他意识到，京剧确实要注重传统，但所谓“原汁原味”的传统，必定来自前人的创造，否则便不会有丰厚的传统积累。一个剧种如果只躺在传统的温床上不思进取，不再创作属于这个时代的艺术，这与“啃老族”又有何异？尚长荣的与众不同，正是基于他“死学”传统后又“活用”传统，在此基础上，他才拥有塑造新的人物形象的信心和能力，他才能够脚踩传统、不断攀登艺术高峰。单跃进正是敏锐地捕捉到了现实中京剧界观念层面的困惑，以生动的案例，逻辑严密地剖析，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传统艺术在传承发展中也要有创造力的命题。

  2012-10-07 20:00:52 作者: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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