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坛

• 广东网络文学院扶掖网络作家初见成效

   近期，广东网络作家其作品在出版和影视方面均取得显著成绩，国内网络文学业界正在悄然刮起一股旋风。其中：阿菩去年出版的五卷本《山海经密码》迄今发行量过百万册，并在台湾出版了繁体字版，韩国、越南也在翻译中；其历史小说《唐骑》在起点中文网雄踞月票榜大半年之久。贾志刚的历史小说《说春秋》七卷本香港繁体版面世，《说春秋》、《说论语》等被改编为一百种绘图本和动漫。红娘子的小说《紫宅》和《笔仙》拍摄成电影分别于去年7月和今年7月上映，小说《凰图腾》拍摄成电视剧也于去年在湖南卫视播出。可以说，在这几位作家从文学新锐走向网路“大神”的华丽蜕变历程中，广东作协和广东网络文学院始终给予关注与扶持。近十年以来，广东作协在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高度关注网络文学领域，介入网络文学的深度和取得的成果居于全国前列。2009年5月，省作协举办首次“广东省网络文学座谈会”和“网络作家权益保障座谈会”，数十位省内网络作家出席，慕容雪村等“大神”参加了座谈，这三位当时尚未引起广泛关注的网络作家都受邀参与。 2010年5月，广东作协与中国作协联合主办了高规格的“中国网络文学研讨会”，同年8月，省作协举办首次广东网络作家高级培训班，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顾作义在开班仪式上做了重要讲话。邀请国内多位著名作家和学者授课，阿菩和红娘子等25位网络作家参加培训，阿菩被委任为学员的班长，如今他取得了惊人的飞跃。此后，省作协除了通过各种大小研讨会、座谈会邀请这些网络作家参加，还先后推荐红娘子、百里南、无意归、猗兰霓裳、邱晓玲等先后赴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第三、四、五届网络作家培训班学习，无意归在鲁院任学员班长。红娘子、无意归、猗兰霓裳分别作为全国各地来的学员代表在开班、结业典礼发言。通过一系列的培训和交流，网络作家提高了写作水准，拓展了文学视野，积累了人气和人脉，为其不断突破打下坚实的基础。2010年，阿菩和红娘子成为广东作协首批发展的网络作家会员，红娘子还成为第三届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而从2011年开始，为贯彻落实《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在广东省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广东作协更全力筹办全国第一家网络文学院。筹建中的广东网络文学院在去年举办了四场专题咨询会、四场“广东网络文学十年精品回顾”主题论坛，匪我思存、金子，携爱再漂流，骁骑校、上官午夜、冷秋雨、汪雪英、亦然、不笑倾城等众多网络作家先后与会，贾志刚更受邀为对谈嘉宾。去年12月，随着“广东网络文学十年精品回顾”峰会暨“广东网络文学院”挂牌仪式举行，中国第一家权威的网络文学批评杂志《网络文学评论》面试，广东网络文学院正式成立。去年至今，广东网络文学院继续组织多次网络作家的座谈、采风，并在广东作家网、《新世纪文坛》开辟“网络风”专栏和创办网刊推介本土网络作家、发表网络文学作品；广东网络文学院还一直以QQ、微博等多种方式和各位网络作家保持紧密联系，了解其最新创作动向，分享创作心得，并及时为其提供适当的辅助。而广东网络作家资料档案库也已建立，正不断丰富内容。如今声名显赫的网络作家依然保持当年学员的谦逊，每当作协邀请各种座谈会和约稿，都欣然答应；每有新作发行纸质本，都第一时间将书寄到省作协，作为向“娘家”汇报成绩单。网络作家参与评定文学创作专业职称工作亦已开展。网络作家的成功自然是个人天赋和努力，以及文学网站和出版机构、影视企业等杰出运营的综合结果，而广东作协和广东网络文学院也颇感欣慰，能够伴随他们一路成长，从崭露头角投身文坛，再到扬名立万。广东网络文学院将一如既往致力于打造网络文学的孵化器，组织和建设好网络文学创作队伍和批评队伍，不断发掘、扶掖更多的千里马，壮大广东文学队伍，推动本省网络文学繁荣发展。 

  2012-09-12 18:54:05 作者:广东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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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震云：许多作家假装是“知识分子”

   首部女性题材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出版，刘震云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昨日，记者从长江文艺出版社获悉，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获茅盾文学奖后的第一部长篇，也是他第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即将在8月初推出。刘震云就这本备受关注的新书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他告诉记者，“大多数中国作家还在与历史和灵魂对话时，我愿意坚持为现实中的小民呐喊。”“潘金莲”书名不影响形象刘震云说，他的一些朋友不赞同《我不是潘金莲》这个书名，认为这有损刘震云的作家形象，或是深度水平远不及刚刚获了茅盾文学奖的书名“一句顶一 万句”。为此刘震云曾想：《我不是潘金莲》其实可以有另外一个名字：《一万句顶一句》。因为《一句顶一万句》是说只因为在人群中想说一句话，而把这句话说 出去是非常困难——并不是说这句话说不出来，而是找不到听这句话的人，所以哪怕飞越千山万水也一定要找到说的着的人。刘震云说：“以前我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男的。我对女性缺乏了解，但是我并没有放弃这种努力。在现实中我做不到，但我可以用一本书来接近她。”小说 中的女性主人公从村里一直纠正到北京，越纠正越糊涂，本来是一件特别小的事，是一个家庭离婚案，最后闹成了国家大事。刘震云就是想把这芝麻变成西瓜、蚂蚁 变成大象的一万句的过程写出来，没有比“我不是潘金莲”更直接的话了。中国说话最“绕”的作家刘震云用一个看似荒诞的故事讲述真切的生活常理。和《一句顶一万句》一样，《我不是潘金莲》也写一个戴了绿帽子的人想杀人的故事，不同的是，这 本书中是一个戴绿帽子的女人，从杀人到折腾人，不过是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这个顶了潘金莲冤名的妇女经历了一场荒唐的离婚案后，要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 的，更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走上告状路……接受采访时，刘震云坦承：“我确实是中国最‘绕’的作家。”他分析他的“绕”是受国人思维影响的——特别容易把一件事说成另外一件事。接着又说 成第三件事。“你要说清一件事，必须说清八件事；每件事里又有八个道理，要说清这件事就要说清八八六十四个道理，说话就变得特别费劲。不把六十四个管道打 通，这个事情说不清楚。”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所有人的思考习惯特别容易大而化之，说“这事说不清楚”。而从别人说不清楚的地方开始，把事说清楚，正是知识 分子的责任。当刘震云想把事情说清楚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你绕！”“在生活中，我喜欢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不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变复杂，这是我们村的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复杂的事变简单。能否明白一个非常简 单和不绕的道理，就看你能否做到听不同的意见，我能做到，我的生活就变得更加的愉快。什么叫愉快？就是两个字：明白。要把一件事搞明白。对一件事糊涂的时 候，我们是郁闷的；把一件事想明白的时候，我们突然豁然开朗，我们是愉快的。所以孔子的话就是说过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说的不是‘朝闻道， 朝死可矣’——你让我明明白白活一天，我就非常愉快。”好书一定是畅销的书对于如何界定一本好书，刘震云不同意关于“好书是给少数人读的”说法，他认为好的书一定是畅销的书。《我不是潘金莲》首印50万册，着迷于与书 中人物对话的刘震云说：“如果你的书只有5个人读，和有50万人读，当然是非常不一样的。在50万的这个数字里边，肯定能够找到更多在人群中想听这句话的 人。通过‘编瞎话’能够让人知道这个‘瞎话’背后可能比真话更接近真实，以这样的途径跟大家交流。如果一辈子能有那么十来次，甚至二十来次，我觉得我生活 得挺好。”谈到畅销书与茅盾文学奖关系方面的话题、关于作品与获奖本身之间是否有关联的问题，刘表示，这不一定有关系。他说，“之前的作品《一地鸡毛》、 《手机》都改编成了影视剧，受很多朋友的喜欢，但是没有获奖。现在再看像《新兵连》、《一地鸡毛》、《温故1942》，还能有温暖的感觉。温暖是我创作时 候的年龄感，当时我才20多岁，我的情感流露是那么的质朴。转眼20多年过去了。现在我有50岁了，但有时候做梦做的还是20多岁的梦，那时候我的外祖母 还在，我经常梦起我外祖母，跟她一块过中秋节。就在我们的村子里，就在我们家的院子里，枣树上面，月亮那么大，那么明亮，我突然觉得我特别的幸福。”对话刘震云：好的作家应是倾听者广州日报： 您写《我不是潘金莲》的缘由，创作初衷、创作背景是什么？刘震云：过去我总是觉得自己有话要说，才写东西的。到了《一句顶一万句》我发现作者要说什么是不重要的，作品中的人物要说什么是重要的。当我由 一个写作者变成一个倾听者，我每天写作不是在写，不是在听，而是在倾听，我突然发现我写作获得了极大的自由。《我不是潘金莲》就是在倾听的状态下写成的。广州日报：《我不是潘金莲》与《一句顶一万句》在写作特点上的相同和区别是什么？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还可以有一个书名，叫《一万句顶一句》。《一句顶一万句》写想在人群中找到一句话是难的；《我不是潘金莲》写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更难。《我不是潘金莲》看上去荒谬，其实比《一句顶一万句》更直逼现实。广州日报：您认为除了畅销，好作品还有哪些要素？刘震云：一、得对世界有新的发现，说的是不同的话；二、书中的人物，是自己的知心朋友，说的是知心话；三、技术层面，用宋朝的话说，“端的写得一手锦绣文章”。广州日报：你做到了吗？刘震云：没有。要做到这三点，还得加上一点：有非凡的胸襟和气度。作品考验到最后，技术层面已显得很不重要了。技术层面是多数人能达到的，非凡 的胸襟和气度，却是少数人才能修炼出来的。或者说，前三点，都是从这一点来的。这个道理，是我的小学老师，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读了一辈子《论语》，得出的 心得，又无私转告给我的。广州日报：您的写作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写作有什么不同？刘震云：许多作家假装是“知识分子”，实际上他们只是“知道分子”，有知识，没见识。他们一写到劳动大众，就写他们的愚昧和无知，“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百十来年没变过。采取的姿态是俯视，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就像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场慰问演出。或者恰恰相反，他把脓包挑开让人看，就好像街头的 暴力乞讨者，把匕首扎到手臂上，血落在脚下的尘土里，引人注意。一个站在河岸上的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他关心的不是鱼，而是他自己和他自己所要达 到的目的。他们找人没有问题，但想找到相互知心的话就难了。最好的写作者不是写作者，而是倾听者。世上有四种话是有力量的，朴实的、真实的、知心的、不同的。你总觉得有不同的话要说，所以开始了写作。一 定阶段你突然发现自己的言说对写作是非常不重要的，渺小的。谁有言说的企图心，就说明你还没有体味到写作的味道和小说的本性。到一定阶段，不是你要说什 么，你说的不重要，你也说不出什么。当你在生活中找知心朋友困难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另外的途径，就是写作，你会发现你笔下的人物都是朋友，写作就是交朋 友的过程。广州日报：得了茅盾文学奖之后的心境与以前有没有什么不同？刘震云：作品获奖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它又一次得到了承认，同时也不说明什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必须搞清楚，作者和作品应该是分开的。像茅盾文 学奖评的是作品，获利的是作者，作品并不因为获奖多一个字，或少一个字。对于作者的说法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一定要清楚，作品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我现在 仍是一个倾听者。广州日报：最近都在忙些什么事情？刘震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在忙《温故一九四二》电影的事情。(吴波)

  2012-09-12 18:40:31 作者:吴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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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需要碰一碰当代生活

   一个发展与变迁中的大城市里，有多少人与事值得发掘和书写？近期，讲述沪上跨国公司发展中“新冒险家”的长篇小说《漂移者》面世，小说主人公马 克追寻祖父在上海的创业梦想，并在这座充满机遇的城市里经历了人生的高潮与低谷。从上一部作品《拍卖师阿独》到《漂移者》，作家孙颙将他对于新兴行业和社 会新现象的观察和思考融入自己的写作中。“写作需要碰一碰当代生活，碰当代生活中非传统的那些人、新兴行业的人、独特的人。”接受记者的专访时，他如是 说。熟悉孙颙的人可能发现，在小说之外，他所关注并涉及的写作范围非常宽泛，从文学、文化到音乐、艺术、社会问题，甚至世界时局和金融问题也有所涉 猎。不久前，有读者惊讶地发现，身为小说家的孙颙陆续写了《巨额外汇占款与通胀压力》、《A股的先天性缺憾如何矫正？》、《对国企改革方向提一点建议》等 长篇时评，思路清晰地阐述了他对于社会发展中金融市场的一些看法，不少人甚至误以为这是同名同姓财经作家的文章。人们不禁好奇，他这种对于社会的广泛关 注，究竟来源何处？从上海文艺出版社任编辑到担任社长主持工作的期间，孙颙所关注的写作范畴还集中于文学和文化领域，而在就任上海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并分管出版工作 后，他“被迫”熟悉了很多以前较为陌生和隔阂的领域。“例如科技出版社这类专业性强的出版社，所报的选题多是基因学、天体物理学。在他们提选题后，我起码 要知道这选题究竟重要不重要吧？”他笑说。在定夺选题和发表看法时，孙颙对自己的要求是“要对所发表看法的问题有所了解，不能闭着眼睛瞎说一气。”他也时 刻记着老出版家罗竹风的训导：出版家应该是杂家，各科都要懂一些。在新闻出版局从副局长到局长、如今任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的多年工作中，他的阅读范围大大 拓宽，许多原本工作所迫而接触的书籍，如今都成了自发且津津有味的阅读。与历任的诸多头衔相比，孙颙最看重的是“写作者”，这也是跟随他最长久的身份。作 为第一代知青作家，“文革”结束后，他早早开始了对于知青时代的反思，写就一系列小说和散文作品。在进入大学后，他的视角开始转变，家族的知识分子传统为 他的写作提供了养分，并造就了《雪庐》、《烟尘》、《门槛》三部长篇小说，展现知识分子在百年社会风云变幻中的际遇。即使在工作最忙碌的阶段，他也会抽出 时间用来思考、写作。《思维八卦》就是忙中偷闲的产物，这部2004年出版的作品从理性和思辨出发，深入浅出地呈现了他在文艺到经济、哲学、宗教等领域的 思考，甚至对于几年后的金融危机也有所预见。他说：“作品要有作者自己的想法，如果作家对自己表现的东西都说不清，只能‘从生活表面轻轻划过’。”这种将 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写作风格与他的性格有些相似之处，“我所看到的东西，总喜欢用自己的思想想通，用自己的语言解释，名词堆砌的文章不见得有多大意义，普通 人能看懂的，才是我需要写的。”新作《漂移者》中，主角马克在跨国公司身任要职，并利用公司机制的漏洞迅速积累了个人财富，书中涉及的许多跨国公司和经营中的情况，孙颙都曾近 距离见证。由于工作原因，他经常接触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并进行谈判合作，有些项目一谈就是数年，在这期间，他深入了解了国外公司的企业文化、运作机制和可 能存在的问题，并在思考中逐渐积累。而马克的原型则来自一位与他经历了数次谈判过程、打了十余年交道的外国友人，这个故事书写欲望也已经在他心中沉淀了十 余年。唯一不同的是，书中孙颙为马克设置了一个洗尽铅华一切重来的结局，而现实中的那位友人则在利用完一切机制漏洞后成功脱身，逍遥法外。“他们是这个社 会真实存在的‘新冒险家’，面对监督机制不完善、法律条款存在空白的新兴市场，尽管有许多人尽忠职守，总有一小部分人会钻空子，人性基本如此。”他说，在 庞大的体系中，跨国公司所存在的问题，其实也折射了一些大型国企的内部矛盾，“也想从他们的发展轨迹看我们的制度、体制、机制上存在的问题。”“如果所写的东西和领域，自己却没经历过，写作者是否会觉得虚弱？”在写作过程中，孙颙常这样自问。在主体内容之外，为了使写作细节更加充盈， 在涉及自己不了解的行业如物流、仓储时，孙颙数次请行业内的朋友支招和校正，确保细节的合理与真实。这样的书写比仅仅写自己所擅长、熟悉领域的写法要难很 多，也造成了写作过程中的数次暂停。他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故事，又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人物。“我想，写作总是应该有所启迪，有所发掘，而不 是一直围绕老话题谈老的故事，小说创作不能走太重复的路。在现成的故事结构上做翻新，如此的写作固然容易，但却没法形成独特的体验和冲击力。”他说，“社 会发展中有许多代表性的新兴事物和新人群的出现，他们是社会、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分子，他们对作家来说是陌生的，甚至对社会来说是陌生的。作家要碰这些新 的东西，不碰就无法回答社会是如何日新月异的。”而在《漂移者》的写作过程中，关于另一个新兴行业——经纪人的写作想法也在成型中。“对于新兴行业，我感 觉还有许多有待挖掘的地方，就我而言，这段写作还没走完。”他说。

  2012-09-12 18:38:32 作者:张滢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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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洪波：让诗歌进入民众生活

   “诗歌是人类文化的源头，是人类有了语言之后最早的文化，加强诗教是推进文化建设的关键。”9月10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就推广、发展诗歌文化谈了自己的看法。高洪波说，一提到襄阳，人们就会想起孟浩然、米芾两大历史文化名人，这两人是“诗画两襄阳”。襄阳可以把历史名人与现在的文化对接，在把古文化的精髓发扬光大的同时，还要注入新的文化色彩，使文化襄阳更加多元化、大众化，更具有覆盖力和感召力。高洪波说，湖南常德打造了一条长10公里的诗墙，把古今中外的诗都刻在墙上，令人震撼，还申请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襄阳可以参照这种做法，还可以打造文化广场，举办“诗人节”活动等，挖掘、宣传、推广张继、皮日休、孟浩然等本土诗人作品，营造文化氛围。加强诗教，光靠政府提倡是不够的，要与教育界、文学界共同努力合作，让诗歌进入学生的生活，进入民众的生活。高洪波称赞襄阳9日晚举办的诗歌大赛颁奖盛典晚会，以山光水色为背景，以天地为舞台，很有创意，让人震惊，是一场视觉盛宴、文化盛宴。

  2012-09-12 18:37:13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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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作家有创作优势 但要杜绝空泛肤浅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尽管如今的儿童文学界异常繁荣，越来越多的作家投身儿童文学创作，但真正得出版社和读者欢心的依然是为几代人所熟知的 “老”作家，这些老将们已经在儿童文学界闯荡了几十年。虽然年轻作家的人数和作品都在快速增长，但他们中很少诞生出像秦文君、沈石溪一样的品牌作家，他们 的作品也难以像前辈们那样长时间受市场的欢迎。有观点认为，儿童文学界的年轻作家缺乏积累，创作浮躁。不少年轻作家在一部作品获得成功后便进行大量创作，有的一年要写好几部长篇，重数量不重质量。与前辈们比起来，这些年轻作家更在乎多出书多赚钱，几乎忽略了自身底蕴的积累，创作显得功利性较强。在儿童文学这个本该“年轻”的文学界，年轻作家是否真的难当大任？昨日，记者采访了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儿童文学学会副会长 薛涛，他表示，年轻作家急功近利的现象的确存在，但也不乏一些优秀的80、 90后作家。大众对年轻作家应怀有宽容和期待的心态，不应一概而论。薛涛表示，无论哪一代作家，在20、 30岁的时候，都不太可能成为某个领域的主流，这个年龄主要处于成长、积累阶段，或者说学习和践习阶段，我们看到，有些年轻作家已经在这个阶段表现出他们 这一代人的优势，或者说这个年代的特征，这预示着将来他们会成为主流，成为这个时代在儿童文学领域的代言人。譬如90后作家张牧笛，她的作品读者很多，很受欢迎，曾在《少年文艺》等刊物上发表过不少文章，并多次在全国性的征文赛事中获奖。她能从生活中 真正发现属于孩子们的东西，文字灵动、优美，既不故作高深也不强布愁云，快乐则快乐，思考则思考。作品清新自然，丝毫不显浮躁，表现出年轻人少有的淳熟和 稳健，开创了90后作家纯正的文风。再如今年刚满18岁的王君心，很早就在各类文学杂志发表作品，曾在《儿童文学》上发表童话《回家的手链》，小说《亲爱的哗啦啦》等，语言文字流畅中不失优美，作品始终贯穿着她这个年纪对于成长和生命的思考，青涩而美好，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作者。薛涛说：“80、 90后的新人赶上社会转型期，创作理念难免会有商业化的成分，文学精神较老一辈作家相对匮乏，很多理想在他们的眼中变得无足轻重。但他们也有着得天独厚的 优势，那就是思想与孩子更接近。年轻作家更容易了解现在的孩子们的思维方式，在语言表达与内容上也有望更贴近他们的口味，这些优势使他们要写出让少年儿童 喜欢看的作品并不难。”薛涛劝诫年轻作家：“杜绝空泛、肤浅的创作心态，从浮躁的创作环境中冷静下来，不要总想着有名、有钱、有关注度，要知道文学创作是一生的使命， 切莫追求一时红了、火了。要尽可能提高自身素养与作品内涵，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地积累，让文学精神贯穿创作的始终；好好利用年轻这一优势，创作出与前辈们 不同的、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才能在文学殿堂里走得更高、更远。”(李爽)

  2012-09-12 18:30:52 作者:李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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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诗歌比过去更发达 没以前那么"酸"

   上周五晚，一向低调的诗人舒婷受邀参加了本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简称书博会)的“主宾国文学之夜”，而在论坛上，舒婷坚决地表达了：现在中国的诗歌比过去更发达。“诗歌是轻便的小武器” 本届书博会的“主宾国文学之夜”是在北京798艺术区内举行，刘震云、舒婷与韩国作家黄晳暎、黄东奎相聚一堂，互相用本国语言朗读对方的作品。舒婷朗诵了韩国著名诗人黄东奎的作品，不过要她朗读自己的作品，她便赶紧推给了台下的读者，为了怕读了自己作品的黄东奎老师觉得不够尊重，舒婷赶紧解释道：“要读自己的诗，实在很难过，现在不大喜欢我年轻时候的东西。 ” 谈到当年写诗，舒婷打趣道：“因为我识字不多，没什么文化，不像刘震云老师可以洋洋洒洒地一写就是几百万字。刚刚读了我的诗，大家都知道，我用 字用词很通俗，小学四年级就认得了，就可以读懂。 ”开罢玩笑，舒婷也不忘严肃地给出答案：“对我来说，诗歌是轻便的小武器，用着顺手。同时也是我的梦想。 ”黄东奎在韩国是非常受喜爱的诗人，而谈到为什么写诗，年过七旬的诗人打趣说：“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是想当作曲家，可是发现自己五音不全，虽然不是完全跑调，但也小小的有些不全，所以只好放弃作曲，选了跟音乐相通的诗歌。 ”“诗的热潮不再是浮在表面上” 在与读者交流的环节，有一位读者的提问非常有趣，“在上世纪80年代，如果两个人喝高了打成一团，回头起身，可能会说一句，‘兄弟身手不错，想必诗写得也好吧？ ’不过现在，诗歌好像不再像当初那么流行了。我去应聘，老板问我有什么爱好，我都不好意思说喜欢诗歌。 ”面对这一问题，几十年拒绝接受采访的舒婷却立场鲜明地当即反问：“说80年代诗歌繁荣，您看到了吗？ ”随后舒婷反驳了读者的观点，“现在的诗歌也很发达。诗歌的刊物有几千种，在民间，有大量的诗歌节，每天都有一个诗歌节在举办。只是诗的热潮不再 是浮在表面上，80年代诗歌热的时候，可能一个诗人写了一首好诗就能得到一份好的工作，可能还会收获爱情，太酸,现在求职，就像你说的，可不能跟老板说喜 欢诗。所以诗歌正常化了，沉淀了下来，诗歌以外的东西越来越少，这才越来越接近诗歌本身。 ”“诗歌在韩国也处于高潮期” 说到诗的流行，黄东奎谈到诗歌在韩国的情况：“我很庆幸，诗歌在韩国从来没有低潮过，只要有一本诗集出来，就能卖个一万以上，要知道韩国只有 4000多万的人口。在韩国有150多种诗的书刊发行，所以诗在韩国没有低潮，这可能在全世界也是很独特的，《三国志》上提到我们的民族说喜欢歌舞，在韩 国走上一条路就能看到两三个练歌房，我想歌舞正是诗歌的基础。不过这样的流行，可能使诗低俗化了，或许这也是我们的不幸。 ”虽然黄东奎和舒婷都说诗歌在中韩两国都还高潮着，但韩国著名小说家黄晳暎却表示不乐观，“两位诗人都说了诗歌没有跌入低潮，但我不是太乐观。诗 歌可能现在在中国和韩国还很活跃、发达。随着现在电子书、网络新科技的涌现，传统纸质的书、严肃文学书都不再景气了。有的时候在地铁里，看见出版社在做活 动，奖励在地铁里看纸质书的读者，难免感慨纸质书不如从前了。”(李倩倩) 

  2012-09-12 18:29:06 作者:李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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