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记者 钟华生 文/图9月23日晚,著名诗人、翻译家黄灿然从香港来到深圳,在旧天堂书店举行了一场《奇迹集》朗诵与交流会,吸引了来自深圳、广州两地的100多位诗人与诗歌爱好者参加。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奇迹集》是黄灿然2006年至2008年的诗歌选集,近期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它是一本诗集,但我更希望读者能把它当 成一本书,可以在短时间内一口气把它读完。”昨日上午,黄灿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虽然《奇迹集》中所收的诗跨越的时间很广,内容覆盖面也很广,要一口气 读下来并不轻松,但他发现一些读者确实一口气读完了。《奇迹集》属于黄灿然关乎生活、信仰、灵魂的诗歌创作,也被誉为多年来黄灿然最重要的一部作品。黄灿然告诉记者,他希望此书能够吸引、打动一些平时并不读诗的人。“有个朋友说他读完这本书很喜欢,甚至有了写诗的冲动,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人手一本“场刊”黄灿然的诗会是在晚上8点开始的,但7点就有20多位观众慕名而来,其中大部分人手上都拿着几本黄灿然的著作或译作。诗会开始时,现场响起了古斯塔夫·马勒的音乐。这是黄灿然最喜爱的音乐,他还特别在《奇迹集》的扉页写上:“献给古斯塔夫·马勒”。抽完几根烟,匆匆见过一些熟悉的朋友,黄灿然出现在主讲人的座位上。他身穿深灰色上衣和迷彩休闲裤,笑容明媚,很像一个刚刚徒步旅行回来的“驴友”。他的开场白很短,大意是说他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上一次举办诗会是在香港的歌德学院,也是只有少数人的聚会。黄灿然最先朗诵和讲解的并不是自己的诗,而是他翻译外国诗人的作品:扎加耶夫斯基的《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莱奥帕尔迪的《无限》,米沃什的 《咒文》等等。观众每人都领到一本40多页的小册子,是出版社特意为这次诗会印制的非卖品。黄灿然在会后告诉记者,他对诗会的要求是必须要有这种“场 刊”,可以使现场观众穿插于通过视觉阅读诗句,又通过听觉聆听诗朗诵的过程之中,感受不同的诗歌体验。小册子里收集的诗分为“冥想集”、“灵魂集”、“奇迹集”、“发现集”和“译诗集”五个部分。实际上,前四个部分与黄灿然已出版的诗集《游泳池 畔的冥想》、《我的灵魂》、《奇迹集》,以及计划出版的《发现集》是相对应的,而“译诗集”则代表了他多年来潜心翻译多位国外一流诗人的作品。从探索语言到内心成为主导朗诵完几位国外诗人的作品,黄灿然才谦逊地介绍了几首自己的诗。他时而在读某首诗之前回忆当时的创作背景,时而读过几行诗就停顿下来解析某个意 象,时而对照自己不同时期创作理念的区别。之后,包括陈寅、张尔、莱耳,凌越、从容等深广两地诗人在内的部分观众也朗诵了多首黄灿然的诗。黄灿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系统讲述了他的诗歌创作历程。他早期的诗主要是《游泳池畔的冥想》中所收的1985年至1997年的作品,有一个特点 是包括语言和形式都有某种渐变;另一个特点是既注重内心感受,又探索语言形式,“有时两者分离,有时两者混杂,总趋势是追求复杂和深度,但似乎是在寻找一 个更准确的声音。”之后的诗选《我的灵魂》,涵盖了黄灿然1998年至2005年的作品。“这是一个较成熟也比较稳定的时期,也是无论我自己、朋友或读者都较重视 的时期,可以说我已找到那个更准确的,同时也更宽的声音。”黄灿然介绍,这个时期他的创作特点是情绪性、即兴性、语言挥霍和炫耀被清除出去,转而倾向于客 观性和距离感。“早期创作的朴实也被重新肯定,但这种朴实已因阅历和一直以来的语言磨炼而得到加厚和深化。”从《我的灵魂》就可以感觉到黄灿然的诗中,内心感受已成为主导。黄灿然说,这种内心感受是“个人与人人相通的结果”。对此,他这样解释:“他人 即自己,自己即他人。”他在这个时期的诗,对道德、美学、世界观都能够较清晰地表达出来。“即使从后来《奇迹集》更率直、更无顾忌、更自由、更随意也更自 信的角度看,我仍对这个时期的节俭、内敛、克制怀着敬意,不是因为我自我恭维,而是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一个诗人——也是一切诗人,推而广之,一切人——的含 辛茹苦和谦虚诚实。 ”第一次解除完美的束缚谈及《奇迹集》,黄灿然说,这本书对他而言是奇迹。“毫无准备,毫无来由,毫无预兆。它把我原来的一切全部漏掉,却又同时在一颗颗一粒粒重拾起来。”黄灿然告诉记者,如果说他早期的诗是“看山是山”,中期的诗是“看山不是山”,那么《奇迹集》便是“看山又是山”。“实际上这是我写诗以来第一次解除了完美的束缚。我处于无情绪的状态,也可以说是处于‘全诗’的状态,如同一湖静水,任何风吹草动或叶子飘落或 阳光的温暖或没有阳光的阴凉,都使它起反应,都是诗。”黄灿然说,他对写诗的态度也与此相吻合:以前总是害怕写不出诗,但《奇迹集》却是“诗自己找来”。 “以前是我在写诗,现在是诗在写我。在这里,声音降为语调。 ”事实上,《奇迹集》最初属于黄灿然完全自我的“秘密之作”,他仅以复印形式装订了十几册送给朋友,但很快就悄悄传阅开来,其中有几十首诗还被发 表于报刊。后来,《奇迹集》又被归入民间刊物,作为《新诗》专辑的形式印行,主要在网络上销售,深受读者喜爱,半年后即重印。如今,这本颇具传奇色彩的诗 集虽是首次正式出版,但已经是第四次印刷。记者了解到,该书此次的印数达到了5千册,在诗集类图书中是比较罕见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黄灿然和出版社 对“吸引一些平时不读诗的人”的信心。黄灿然向记者透露,他自2009年至今创作的《发现集》,诗作数量已经超过了《奇迹集》,但近两三年内并不会出版。他表示,诗主要还是写给后代人看的,“诗人只是在做自己该做的事。从这个角度来看,有3个读者,还是3000个读者,实际上都并不重要。”
□ 解玺璋今天回想起来,当初决定要写《梁启超传》,其实有些不自量力。这位传主,太过宏阔,太过博大,太过深邃,太过崇高,即使是胡适这样的大学问家,也曾为梁启超生前没有留下一部自传而深深感叹:“虽然他的信札 和诗文留下了绝多的传记材料,但谁能有他那样‘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来写他那五十五年最关重要又最有趣味的生活呢!”胡适称这是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现代文 学“无法补救的绝大损失”。最难是迈过两道坎儿最初为写作《梁启超传》做准备的时候,我陆续看了一些有关他的材料,包括1949年以后出版的好几种梁启超传记。坦率地说,这些材料囿于以往的 叙事尺度的限制,往往不能客观、公正地对待这个人及其在近现代历史上的作用,不仅有意或无意地抹煞他的功绩,甚至给他栽了很多赃,泼了很多污水,看过一部 表现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电视剧,几乎把他演成了一个小丑。这时我便意识到,写好梁启超有千难万难,最难的是有两道坎儿必须要迈过去,既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 绕道走。这第一道坎儿来自对他的政治定性,而另一道坎儿便是多年来流行于民间的对于他的道德评价。政治定性是多年来我们研究历史人物的弊病之一。梁启超的头上就被人为地戴了好几顶帽子——维新派、改良派、保皇派、立宪派,直至反革命派,一顶 比一顶吓人,全不管这些帽子戴在他的头上是否合适,也不问给他戴的究竟是帽子还是桂冠。而道德评价更是摧毁一个人的锐利武器,比如有人指责他多变、善变, 是个没有操守的反复无常的小人;还有人把他与袁世凯、段祺瑞,以及北洋政府的合作,视为贪恋权势的证据,甚至有人骂他欺师灭祖、欺世盗名,人格、天良均已 丧尽。实际上,在写作“梁传”之前,我也曾经迷惑过,糊涂过,犹豫过,就这个意义而言,我写“梁传”的过程,其实就是以今日之我说服昨日之我的过程。如何才能走近梁启超的时代,并走进他的内心?我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也只有读书。丁文江、赵丰田编写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我至少读了五遍,同 时,有选择地读了《饮冰室合集》,以及与梁启超相关的一些人物,比如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汪康年、唐才常、孙中山、章太炎、杨度、袁世凯、蔡锷、蒋百 里、丁文江、胡适、徐志摩,乃至蔡元培、夏曾佑、张君劢、张东荪、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陈寅恪等诸多同时代人留下的年谱、传记、书信、日记和文集。如 此集中的阅读让我在几年里换了两次老花镜,视力迅速退化,然而,恰如刘再复先生所说,正是这种阅读,使我“一再和梁启超的伟大灵魂相逢。所谓相逢,便是请 教、对话、商讨、质疑、提升。在相逢中,我愈来愈觉得梁启超了不起,愈来愈觉得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中国现代社会的开山巨匠”。我变成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我希望我的这部《梁启超传》能和以往那些“梁传”有些不同。通常写作人物传记,比较多的是采取一线到底的结构方式,从传主的家世,写到他的童 年、少年、青年、壮年、晚年,按时间顺序一路写下来,展现其一生经历。如果能破解这种结构,是否会给传记写作带来新的面貌呢?我隐约感觉到在梁启超的人生 经历中恰恰包含着这种能量,可以支持写作者做一点新的尝试。我把传主的生命历程作为纵轴,也就是经度,划分为外出求学之前、戊戌去国之前、民国成立之前、旅欧考察之前和旅欧考察之后5个阶段,再从各个阶 段延伸出传主的横向坐标,即在每个阶段找到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人物,比如,戊戌去国之前的康有为、黄遵宪、汪康年、谭嗣同;民国成立之前的唐才常、孙中 山、章太炎、杨度;旅欧考察之前的袁世凯、蔡锷、蒋百里;旅欧考察之后的丁文江、胡适、徐志摩;而外出求学之前则集中处理了他与祖父、父母、妻妾、恋人及 儿女的诸多关系。其中有些人物关系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时间段,而是互相之间交错、牵连或纠缠的,这样便形成了一个纵横搭配、经纬分明的网状结构,比较充 分地展现了梁启超的生命历程,及其在构建中国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也在众多人物的映照下,呈现了梁启超多层次、多面相的人格与性 格。在这个过程中,我是一边写作,一边自己和自己打架。最终,梁启超能说服解玺璋,除了他的雄辩,自然还有本人这些年来对自身、对革命的不断反思和 重新认识。如果说写作《梁启超传》让我有所收获的话,那么,最大的收获就是在现实情感、社会政治、思想理念等层面对革命进行了深入的再思考,使自己能在当 下纷乱复杂的现实中找到一种比较理性的立场。有朋友开玩笑说,因为写作《梁启超传》,我变成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有一些列入计划的人物要写梁启超的一生,始终没有放弃对国家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追求和努力。他从开民智走到新民,其核心就是人的现代化,而国家现代化的聚焦点,则是宪 政和政治的民主化。他是最先将民族、国家、国民等新术语引入中国思想界的启蒙者,同时,他也是宪政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等新观念的权威阐释者。还有一些我曾列入计划的人物,这次没有完成,也是一种遗憾,比如张之洞、严复、夏曾佑、张元济、徐佛苏、蒋观云、黄远生、林长民、张君劢、张东 荪、王国维、陈寅恪等,都与梁启超有过很深的交往或合作,他们之间的关系都牵连着各自的时代风云;还有梁启超的诸位兄弟和万木草堂的诸位同学,尤其是梁启 勋、麦孟华等人,与梁启超之间的手足之情、同学之谊,也是很值得抒写的;最后,我把陈独秀、鲁迅、毛泽东也列入计划之中,其实是想探讨梁启超身后的影响所 及和存在方式。所以,对我来说,《梁启超传》的完成仅仅是个开始,围绕梁启超,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编者按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重镇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今年开设了一门“网络文学研究”取代以往的“文学期刊研究”。身在“精英阵营”的“学院派”,为什么把研究兴趣从以“文学期刊”为主阵地的“主流文学”,转向目前基本以类型化文学为主导的网络文学?这到底是中国当代文学即将“重新洗牌”的信号,还是一个更多可能性的文学时代的开始?本刊特邀学者邵燕君撰写此文,回应疑问,并期待此一话题能对当下文学创作与批评有所启示。“当下性”在主流文学中稀少“当代文学”固然和“现代文学”“古代文学”一样属于一个有连续性的文学史脉络,但它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属性,就是它的“当下性”。一个国家的当代文学有责任以文学的方式呈现它所属时代的精神图景,给当代人的核心困惑以文学的解说,从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向标;或者为当代读者提供精神抚慰,缓解其焦虑,引发其共鸣,满足其匮乏,打发其无聊。前者的要求使作品趋于经典性,后者的要求使文学趋于流行性。我在这里不想使用纯文学/大众文学、严肃文学/通俗文学的概念,因为产生这些二元对立概念的精英文学体系本身需要反思重估,而这工作极其复杂。我这里只想强调经典性和流行性不是二元对立的。我们今天对经典作品曲高和寡、遗世独立的“自然”联想,大都基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和大学文学系的教育制度。如果将眼光放远放宽,古今中外的伟大经典大都在当世老少通吃,雅俗共赏,甚至是熔铸了几个世纪无数匿名高手智慧的“集体创作”。也就是说,无论是“古代文学”、“现代文学”,还是各个国家各个时段的“外国文学”,在它所诞生的那个时空,都是“当代文学”。越是不朽之作越需要凝聚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精神、最饱满的信息,它和速朽之作同根同源,那些速朽之作正是不朽之作的文学土壤。我更愿意相信那些横空出世的大师是时代骄子,而不是某个神秘学派的一脉单传。按照我对“当代文学”定义的理解,“当下性”在“主流文学”里已经相当稀薄,产生经典性作品的可能也日渐减少。而网络文学一边,“当下性”异常丰茂,虽然现在仍处于“大神阶段”,但“大师”的出现不是没有可能。不是说“主流文学”不会再有好作品,但即使有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遗产的硕果仅存;而网络文学正在上升期,其文学生产是成规模的、可持续的、有发展空间的,并且随着时代和技术的发展不断产生着分化和新变。若照此势头发展下去,十年之后,代表中国当代文学主流的将是网络文学。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局,不仅与媒介革命有关,也与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生产机制密切相关。“圈子化”使主流作家被边缘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起来的当代文学生产机制是以各级作协为领导、以作协主办的文学期刊为中心的网状结构。与“作协—期刊”相配套的是“专业—业余”作家体制。中国作协和各省市级作协都有专业作家编制,虽然人数仅在数千,但与此相配的是一支堪称百万大军的业余作者队伍。他们分布在生活的第一线,从各级文学期刊到厂矿田间的墙报都是他们的发表空间。无论我们今天如何评论这一文学体制和文艺政策的影响功过,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它在一个文盲众多的国度,全面而迅速地建立起一个文学阅读—写作者的网络系统,这个系统是“新时期”文学复苏和产生轰动效应的基础。进入“新时期”以后,文学权力开始向文学期刊集中。文学编辑在享有极大的改稿权力的同时,也形成了优秀的伯乐传统,资深编辑和业余作家之间形成了一种切实的“师徒关系”。从“伤痕文学”到“先锋文学”,每一种文学潮流兴起的背后,都可以看到引领风骚的名编们巨大的文学导向能力和组织能力。特别有趣的是“先锋文学”,在这个以“回归文学自身”为宗旨的“纯文学”运动中,至今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李陀那样的大刊名编树起大旗,余华那样的县城青年冲锋陷阵。对于千千万万的基层文学青年来说,从业余作者到专业作家之间,有一条现实可行的梦想之路。然而,这条路恰恰在余华等“先锋作家”之后被渐渐阻隔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纯文学”的理念使发表门槛大幅提高,广大土生土长的业余作家骤然失去了晋身的阶梯。与此同时,文学期刊未能在社会整体市场化转型的进程中成功地完成自身转型,迅速萎缩,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这些都使文学新人的成长既失去土壤又失去方向。在“业余作家”衰落的同时,“专业作家”越来越走向自我封闭。严格地说,目前的专业写作是一种寄存在体制惯性延续下的惯性写作,与其说是精英的,不如说是特权的,本质上是一种圈子内(作协—作家—出版社—研讨会)的自我循环。“主流作家”写作的“圈子化”正是“主流文学”边缘化的主要原因。网络文学恢复了民众的文学梦正是在“主流文学”荒芜的田野上,网络文学的野草旺盛地生长起来。如果说新中国文学机制是靠政治力量建构的,这里的庞然大物却是资本。资本使最初非功利的、五花八门的网络写作迅速类型化。但凡事都有一体两面,就像当年的“革命暴力”把作家变成了“文学工作者”,但与此同时在工农兵中建立起一支前所未有的业余作者百万大军,今天的“资本暴力”又在把作家再度变为“网络写手”的同时,迅速建立起一个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覆盖规模上都足以和当年的“专业作家”匹敌的作家网络。网站编辑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期刊编辑的职能,当然,一切都以商业利益为唯一标准。网络写手的生存条件可以说极为残酷,门槛极低,千万人竞发,一日数更、一更几千字的写作强度使之几乎成为一种高风险的青春行业。最后能存活下来的“大神”都得有“小强”般的生命力。不过,不少没有写作经验的写手也正是这么硬写出来了。今天小镇上的“余华们”是会投奔文学期刊还是文学网站呢?恐怕是后者。这里没有褒贬的意思,我们不能小看粗俗的名利动机对文学的催动作用,没有一种生命力旺盛的艺术是生长在蒸馏水里的。总是先有泥沙俱下,才有大浪淘沙。一个文学的大国需要文学人口的基数,应该说,网络文学恢复了亿万民众心中的文学梦,修复了千万文学青年脚下的作家路。批评界先学“土著”语言,再发出自己的声音 一直关注研究网络文学的马季先生有言:网络作家是“在生存中写作”,主流作家是“在写作中生存”。“在生存中写作”决定了网络文学天然的“当下性”,但能否从中生长出经典性的作品呢?这主要依赖于受众的分化和分层。在此过程中,精英批评的介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精英批评能够有效地影响粉丝们的“辨别力”和“区隔”,将自己认为的优秀作品和优秀元素提取出来,在点击率、月票和网站排行榜之外,建立一套“精英榜”,对网络文学的良性发展,抵抗文化工业“向下拉齐”受众趣味的力量将十分有益。现在,这部分工作一直是“精英粉丝”们在自发地、零散地做,学院派的批评家们极少介入。一方不屑于说,一方也不屑于听。对于一直高居象牙塔尖的学者们来说,突然发现身下的底座空了,十字街头上盖起的摩天大楼与自己无关,难免错愕。有时我想,如果网络时代遭逢的是“文学产生轰动效应”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会如何?这就像设想“如果鸦片战争打响在康乾盛世会怎样”一样。想必战局会有不同——“主流文学”在保持自身阵营、维护文化领导权以及收编网络文学等方面都会比今天更有实力。但是,只要市场化、全球化和网络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变局迟早要发生。或许,对于文学,我们不能抱任何一种本质主义的态度,文学不必绑定于某种文体,也不必绑定于某种媒介、某种机制。自由、活力和热爱在哪里,文学就在哪里。如今,网络文学的强势发展已经到了逼得学术界不得不正视的时候了。进入网络文学,在理解网络文学的基础上重建一套有效的批评标准和批评话语体系,其实是网络时代对当代文学研究的从业者提出的新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必须先放下身段,进入人家的地盘,先学会“土著”的语言,再发出自己的声音。(邵燕君)
新媒体到底是什么,意味着什么,能够产生什么,能够改变什么?这也许是一个很多人知道个大概却又无法或难以完全表达出来的问题。最近,一场主题为“新媒体与文艺发展新态势”的艺术沙龙由广东省文联和广东省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承办。全省各界的专家学者,包括文学界、理论界和媒体界人士共同来参与讨论。这个话题是当前一个全新的,有研究价值的一个课题,也是文艺界、理论界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有专家提出,从文学、影视、音乐、动漫等方面来看,新媒体文艺是广东文艺发展的一个机遇。中国当代文学主流将是网络文学?“作为一个身在‘精英阵营’的‘学院派’研究者,我为什么要研究网络文学?”在学术期刊《网络文学评论》第二辑中,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邵燕君的“自白”,也正是让人觉得疑惑的问题。在很多人眼中,网络文学,包括微博写作等文字的创作和阅读,是一种轻松随意的行为,这种碎片化的信息仅仅是拿来填补人们零星的闲暇时光,那种阅读的体验往往伴随着一笑置之、过目就忘。对于网络文学作为艺术作品的价值,大家怀疑的态度一直存在。那么,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流行文本,值得这样被重视,被研究吗?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创作还是阅读,人们对于网络文学的需求越来越凸显。与此同时,他们对于传统文学的关注度也越来越低。这种鲜明的对比表现为:文学网站的繁荣和文学期刊的凋零,网络文学作品的大张旗鼓和纯文学作品的悄无声息,知名网络写手的一呼百应和纯文学作家的默默无闻。“我们广东省作协会员4000多人,在全国作协中是最多的,但是在盛大注册的广东写手就有14万。”在广东省作协副主席杨克看来,网络文学这种惊人的发展,固然是一种网民自发的行为选择,但是如果把传统文学的基本功和网络文学的传播力结合起来,将有助于网络作家们创作出更多好作品,减少文字垃圾。近年来,广东省作协在推动网络文学发展方面有不少动作,包括举行网络作家研讨会、网络文学论坛,主办网络文学培训班,甚至建立广东网络文学院,出版国内第一本专门研究网络文学的学术期刊《网络文学评论》。从培训班走出来的广东网络写手,现在很多已经成为知名网络作家。暨南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的阿菩,他的《山海经密码》销量已过百万,其历史小说《唐骑》在起点中文网上雄踞月票榜大半年之久。贾志刚和红娘子的小说也在网络文学界大受好评,红娘子的《紫宅》、《笔仙》和《凰图腾》都已改编成影视作品。另外,对于马上要评的广东省鲁迅文艺奖文学部分的评选,网络作家也可以报名,由广东网络文学院推荐,而不像以往全部评传统文学作品。《网络文学评论》由杨克担任主编,国内研究网络文学的两位权威人士欧阳友权和邵燕君担任副主编。欧阳友泉教授是教育部网络文学基地的主要负责人,他是全国第一个带网络评论研究生的博导。邵燕君副教授在北大开设了网络文学课程。这本期刊中充满了对于网络文学各个层面的理论化探讨,涉及的作品包括我们熟悉的那些网络言情、穿越小说,比如《步步惊心》讨论专辑、《失恋三十三天》讨论专辑。讨论的话题有,“同人”视野下的清穿小说,男闺蜜或雌雄同体的第二人格等。而更加严肃的话题还有《中国大陆网络文学社区及其先声》、《浅论网络互文性的诗学意义》、《微博客文学的形态与价值》等。邵燕君曾在一篇文章中大胆预言:若按现在的势头发展下去,十年之后,代表中国当代文学主流的将是网络文学。“正是在‘主流文学’荒芜的田野上,网络文学的野草旺盛地生长起来。在强大的商业力量和大众读者汹涌澎湃的阅读欲望的作用下,中国网络文学并没有像西方那样走上实验文学的道路,而是成为大众文学的天堂。”尽管很多人质疑中国网络作家的写作已经被大型文学网站所操纵,写作也被类型化而格式化。然而她认为这种影响并非完全负面:“对于商业力量,也要看到它巨大的生产力。网络写手的生存条件可以说极为残酷,最后能存活下来的‘大神’都得有‘小强’般的生命力。不过,不少没有写作经验的写手也正是这么硬写出来了。”[NextPage]有了微电影,大电影的票怎么卖出去?如果说网络文学的发展已经有十几年的过程,在新媒体艺术形态中已经不够“新”,那么“微电影”则在今年一出生就出现爆发式增长。微电影作为当下最热门的娱乐产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目光和实实在在的投资。不管是视频网站,还是企业,还是视频网站和企业的联合体,加上一些电视台也来凑热闹,推出一个又一个的“微电影计划”。在这些计划中,不仅有陆川、王小帅、张杨等第六代导演的身影,甚至葛优等大牌明星也被宣布要参演微电影。微电影(视频短片)这种并不新颖的视听传播形式,为什么一夜之间红遍全国,呈现井喷之势?原因有很多,尽管影片的内容和技术没有太多变化,但在新的概念包装下,新的传播媒介中,新的商业价值体系里面,它的整体形态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电影导演郑华从去年到现在,一直研究微电影增长的过程。他一直在做广告,发现广告商现在也纷纷转向微电影。“传统电视台的播出,由于‘禁娱令’的一些限制,在播电视剧的时候,有一些广告不太方便,就纷纷走向网络做微电影。”微电影受到欢迎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传统电影的创作者和观众的年龄趣味已经脱节,而微电影创作者基本都是年轻人。郑华介绍,在广东,传统电影的创作人员不超过50个人,多说一点可能100个。体制内的专业创作人员是极少,而且都是年纪大的,他自己都50多岁了。“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大银幕创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在50岁左右,他们为20、30岁的人提供内容,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反差,你看张艺谋、陈凯歌,像我们这些年龄的人,目前还是所谓一线的拍片的人,比如说现在40岁的刚上来的,传统银幕大电影的创作队伍以及他所提供的内容,是远远脱节于他的主流观众的,主流观众是20到30岁左右,他们的内心需求是需要极为丰富的内容,网络提供给他了,所以微电影成为他们特别喜欢去点击的一些内容。”在他的工作环境中,人人都在聊微电影。“跟哪个客户一聊,他就说拍个微电影吧,我给你十来万。十来万够我们拍还是够剧组用呢?但是十来万对一些刚刚出来做片子的人来说又是很大的一笔钱了。所以目前这种平民化的视频,确实也使我们在反思:回到大电影的创作,到底创作什么样的内容大家才值得买票去看大电影呢?”郑华很困惑:“微电影已经给我们提供这么丰富的内容,隐喻、讽刺、阴谋、下三流等等的都有。但是大电影提供什么内容给大家看,让大家觉得值得花钱看?这个也是我们的困惑。我没钱了,很少的一点钱,找的香港一批剧组在拍,香港的剧组也是因为长期没有开饭了,收费极低,远远低于我们国内创作人的费用。香港的编剧、音乐制作人他们的费用完全不是我们目前内地一般性的收费,是很低的收费,但是做出来也确实不怎么的,它的整个映象质量各方面也比较低,低费用所产生的低价值的作品。”而他发现,年轻的微电影导演已经有大量的粉丝群,这些粉丝群是逐渐培养出来的,当他们一个一个作品发布的时候,他们的粉丝群队伍就壮大了。“有一些电影的投资商,他们可能就注意到了这样一些网络电影导演,于是有可能他们会逐渐被培养成大电影的导演。这些有可能会成为我们这支传统电影队伍里的一个新生代力量。” [NextPage]新媒体催生了庞大的音乐产业唱片已死。这是音乐界的一个共识。一开始,造成唱片业衰落的主因是网络免费下载。在版权问题逐渐解决以后,现在情况发生逆转,新媒体催生了音乐庞大的产业。广东省音协专职副主席、著名音乐家姚晓强透露:“因为音乐产业与新媒体结合以来,这几年创造了非常大的产业空间。我们知道中国移动的手机音乐下载产生的利润一年就260个亿,电影、电视加起来才是160个亿。光中国移动就是260个亿,还有联通、电信呢?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产业。”在他看来,新媒体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又非常便捷,铺天盖地,已经成为最具影响的媒体形式。“这些年广东在新媒体音乐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很多的网络歌曲都是广东人做出来的,从当年的《老鼠爱大米》、《月亮之上》、《一万个理由》到现在的《最炫民族风》,在网络操作上非常成功,产值非常大。”不过对于新媒体音乐的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让音乐人担心。姚晓强提出:“我相信广东所有的音乐创作者和歌手都在网上上传过自己的音乐,有一些是公司的行为,有一些是有组织的,也有很多是零碎零散的。零散零碎的我估计上传是上传了,但是大部分没有拿到什么好处。所以回想起来,现在网络操作的个人行为非常困难,还是需要一个商业团队,或者是一个机构来代理这些音乐版权。像广东有很强的创作力量,音协也想有所作为。我也在考虑能不能做一个音乐的产业联盟,结合几方面,各有各的职能,在音乐的创作、生产、网上推介形成一条龙的服务。”广州话友金信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兰刚透露,现在真正能够下载付费的音乐网站有酷狗音乐盒、酷我音乐盒、QQ音乐,这三个是真正能够付钱给零散音乐人的。从今年年底12月份以后,国家有一个规定,歌曲试听可以,但是所有的下载都要收费。兰刚从16岁开始做唱片发行,做到现在已经26年了。金信子以前是一个内容提供商,是一个音乐创作团队,一直在做网络歌曲,《秋天不回来》、《求佛》、《你到底爱谁》、《伤不起》等都是他们的作品。“现在有很多音乐创作人,以及MV和电影的拍摄者都不知道怎么赚钱。我现在是酷6视频网华南区的负责人,也是酷狗流行音乐的负责人,我们用了5年搭建平台,一个是视频播放平台,是酷6的视频网,一个是音乐下载的平台。”兰刚希望,把这个平台建好了以后,广东省乃至全中国的音乐人能够集聚在一起,影视拍摄者也能聚集在一起,通过互联网把内容提供给比如说广播电视网络,进行深入的合作。在版权问题解决之后,新媒体音乐的内容和品质也同样让人担心。姚晓强表示,因为新媒体在音乐这个产业里面有庞大的商业机会,所以很多作品都基本上是迎合了老百姓的口味。“音乐实际上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同时也代表各种不同的功能。听音乐也是多层面的,有人爱听经典音乐,有人爱听民族音乐,也有人爱听大众音乐。在网络上70%、80%是年轻人,导致了现在网络音乐的类型比较单一。但是我们能否有一些机构帮助音乐类型全面发展,满足各个层面的各种需求。”另外,有些人对声音的品质要求很高,从以前买CD回家听,到现在上网听MP3,音乐的品质实际上是在下降。“CD格式和MP3是不一样的,音质差很远。原来对声音的要求是很高的,现在是快餐文化,或者是信息爆炸年代,加上MP3占的空间不大,容量不大。现在的MP3我听声音就像塑料似的,非常的没有意思,我相信也有很多的群体跟我有同样的感觉。所以也可以做一些稍微精英一点的网站,把格式调高一点,我知道国外有一些唱片公司的网站他们都是格式是很高的,母盘比一个CD的母盘还要高,他们下载价钱也是很高的。所以社会是多元的,需求也是方方面面的。”[NextPage]新媒体艺术,广东文艺的新机遇?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冰认为,新媒体产生的各种文艺形式,是广东文艺发展的一个机遇。“网络文学,我们广东确实是走在前列,这可以说我们抢占了先机。而且网络音乐我也有接触,我们也是走在前列的。从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就具有这样一个文化氛围,我们是能够做出一些北方做不出来的东西,这跟南方这块土地很有关系。”在影视和动漫方面,广东的发展也有很大的空间。广东省文艺职业学院动漫系系主任黄友镇介绍,现在中国动漫就进入了“苏醒期”。“2002年以后,广东地区的珠三角、长三角、北京等一些发达的城市率先大力发展动漫产业,经过这几年的努力,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现在广州的动漫水平也可以算是可以拿得上台面了。我从2006年开始从苏州回到了广东,进入高校,开始在高校里一边在教学,一边做动漫片。身在其中,我感受到这几年动漫与新媒体融合的轨迹,从传统的二维到三维的立体动漫,从一张张传统的原画稿到现在的无纸动漫的制作,已经越来越接近现代的状态了。针对目前国内市面上的动漫片大部分都是无厘头搞笑的,我们想做一些带有文化传播性质的动漫片。除了传统的播出平台以外,我更希望在新媒体平台占有一席之地,我在做策划的时候就曾经想过手机发行或者是以微视频的形式发行。”此前红遍网络的短片《红领巾》,是广东导演吴慕清女士指导学生制作的作品。这个短片在全国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获得今年“马克思未来映像暨网络电影单元最佳导演奖”,还有“南方短片节最佳剧情片奖”,2012年土豆映像节的“金土豆”,南都娱乐周刊“最佳微电影奖”等等。吴慕清回忆,《红领巾》是她学生的一个毕业作品,。“在创意上面,他是怀旧路线,是关于他过去那个年代的红领巾的故事,但是有一定的偏差。在策略把握上,如果按照他的想法,这个片子是会被枪毙的。后来我们在剧本上做了一些调整,之后就出来这样的效果。现在《红领巾》点击率超过了2000万了。我还有很多学生作品,如《好好先生》,点击率是200万,其他的都是10万以上的点击,都是在热播的一些短片,像《空巢》、《关心老人社会》、《关心父亲》等等。吴慕清认为,正是广东文化的开放和包容,使得这种“自媒体”的迅速发展成为可能。“像特定的个人传播,就是每个人他自己是媒体,在新媒体里面,他既是受众,又是一个传播者。如果是谈到微电影,我希望大家引入传播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最初土豆网叫出了口号,‘人人都是生活的导演’,这个跟自媒体是非常吻合。”广东省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白洁对此也表示认同:“我们现在很有体会,新媒体在不经意之间也慢慢深入到了我们现代艺术的各个领域。在文艺创作、展演、传播、研究等等这些艺术活动当中,我们越来越感受到新媒体的影响和冲击。所以要不断拓展我们文艺发展的思路,也在不断丰富我们文艺创作的内容,开创了新的传播形式,也催生了新的文艺流派。”[NextPage]能否产生新时代的经典之作?“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新媒体艺术产生什么?它会不会跟其他的艺术形态给人的心灵产生一些冲击的东西?还是形式大于内容?”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电学系主任谭天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关注新媒体的人同样在思考的问题。广东省作协文学院院长、曾获鲁迅文学奖的著名作家熊育群就实话实说:“艺术发展到今天,进入平民化、草根化的时代,它带来的结果就是把艺术消减,它会变成什么呢?有人说那是文学史终结,因为你出不了经典,出不了名家,那么前面是一片草根的荒芜。现在网络文学经过十多年发展起来了,它一代一代地变化,但你说网络作家留下了什么作品?当然十年的时间不长,我们相信会有经典,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像现在这种趋势,这种浮躁的心态,能不能有经典出来?文学史在这里终结也是有可能的。”他坦承网络文学的发展对于传统文学作家是一个打击。“我们这一批作家,你说是传统作家,我们也是电脑写作,我们也有博客。但是跟网络作家还是有区别的。他们是在网络上写作,也是在网络上生成,我们写作是把作品发到传统的纸质媒体上,比如说《人民文学》这些杂志,你要从那里取得稿酬。现在作为传统的作家,我参加了很多活动。其实从一个作家的成长来讲,我们现在是创作的高峰时期,但是很不幸,新媒体出现后就把我们打成传统的作家,这是第一个打击。”第二个打击是,70后、80后、90后作家出现,他这样的60后作家被说成是“老古董”了。另外,他认为真正的名家经典被边缘化,被淹没。“我是广东文学院的,我们主要的精力就是抓精品文学力作。在新媒体面前我们又被边缘化,所以我们感觉挣扎的痛苦。如何利用新媒体跟我们艺术家真正的精品结合起来,这是关键。”对此,邵燕君的态度更为乐观。她认为经典性和流行性不是二元对立的。“如果将眼光放宽,古今中外的伟大经典大都在当世极为流行。”她非常看重文学作品的“当下性”,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当代文学有责任以文学的方式呈现它所属时代的精神图景,给当代人的核心困惑以文学的解说,或者给读者提供精神抚慰。“‘当下性’在‘主流文学’里已经相当稀薄,产生经典作品的可能也日渐减少。而网络文学这一边,‘当下性’异常丰茂,虽然现在仍处于‘大神阶段’,但‘大师’的出现不是没有可能。”她还设想,一个如当年余华那样的居于县城的文学青年如何走向文学之路,他会选择给网站写稿还是给文学期刊,“十有八九是前者”。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广州大学教授王首程则提出:“要革新文学,文学要走出孤独与衰落,必须要革新生产方式,文学不是少数作家、专业作家对大众的声音,而应该是大众自己的声音。”谭天教授分析,新媒体产生海量的作品,当然会产生海量的垃圾。问题是怎么把其中有价值的东西开发出来?不仅搞新媒体的人,包括搞艺术的人,也要懂其中的规律。“不仅要掌握艺术创作的规律,也要掌握传播的规律,这样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够释放出更大的能量。”本报记者 陈祥蕉
著名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郁葱首部随笔集《艺术笔记》日前出版。12日,郁葱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之前没想到要出一本诗歌之外的集子,也没想到是这么厚厚的一本,像是《郁葱抒情诗》的姊妹篇。郁葱现任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诗选刊》杂志主编,其作品《郁葱抒情诗》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艺术笔记》收入作者2006年至2011年五年间的散文、随笔共83篇,内容为读书笔记、游历笔记和人物笔记三部分。“这让我感到意外和兴奋,也让我对自己多了一点儿自信。此书的出版开阔了我的思路,让我觉得除了诗,还可以换一种表达方式。”郁葱说,当代诗人在写诗之余,最好拓宽视野,成为驾驭多种文学样式的“多面手”。面对当下纯文学,特别是诗歌逐步走出大众视野、走向边缘化的境遇,郁葱建议,当代作者要有意识地注重与读者内心的碰撞、契合与交流,要注重对个人情绪和公众情绪的把握。“诗歌写作是个人的事情,但之后还需要获得更大范围的检验和认同”。业内评论称,《艺术笔记》“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多年行走、阅读与思考的结晶;一本汇集了诗与思,倾注了真与情的艺术专著;对从传统诗词、民间艺术、经典名著,到当代的绘画、音乐、电影等先锋艺术崭新而独到的解读;从中可以读到一位诗人阅读和思考的脉络,也可以读到他对一些人,一些事,细致入微地描摹”。“内心纠葛的时候写诗歌,内心平静的时候写散文。”郁葱坦言,随着年龄、阅历的逐渐丰厚,一些情绪和细节很难完全用诗歌来表达。这与他《艺术笔记》中平和、内在、自然的笔触是相吻合的。对于今后写作规划,郁葱透露,由于编辑职业的特点,自己慢慢成了“杂家”。散文、随笔会继续写下去,这样会逼着自己多读一些书,多回忆一些曾经读过的书。“多一些文字,心理会踏实”。(陈林)
文/南方夜雨这是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这是一个浮躁功利的时代;这又是一个追求真理呼唤时代解剖刀手引领审美和信仰的伟大时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在飞速发展,然而中国文学却失去引导人们仰望星空的重大作用。近年来,社会上对中国当代文学总体评价主要有三个观点:一是“垃圾”;二是作品的创作达到“前所未有高度”的狂欢;三是质量达到前所未有的低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的大解放,西方现代主义等创作思潮在中国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在中国当代文坛上上演一场场走马观花西方新文学思潮“秀 ”,中国现代主义派、先锋文学等文学作品纷纷闪亮登场,这场文学思潮“秀”由于缘于缺少加工过的拿来主义,外来的文学思潮没有民族土壤的支撑,不久便匆匆偃旗息鼓了。网络文学在九十年代兴起后,许多网络写手平均每天能写出一万字甚至更多的文字,传统作家一两年就出一部长篇小说,有的甚至一年内就出版长篇小说二到三本,令人对其才思和写作速度拍案惊奇。据有关数据统计,现在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约二千部以上,这不能不让人惊叹中国当代文学数量的飞速发展和高产率,难免有人说,中国文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惊叹中国文学数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人在网络上都是“作家”,写的人比阅读的人还多。在创作题材上,玄幻小说、校园青春小说、魔幻小说、身体写作小说、下半身写作小说、痞子文学、历史架空小说、三角恋爱小说、反腐小说、乡土小说、解读经书书籍可谓战果辉煌,题材战线之广,思想之前卫令人瞠目结舌、眼花缭乱。网络文学的出现,兴起了了全民写作一股又一股的热潮,使文学这本来是神圣的事业变成了大众化,也使民众有了练笔的大舞台,对提高国民的写作水平是有所益的。但网络写作门槛的降低,写作水准的参差不齐,造成文学垃圾大量泛滥。不少缺少思想内涵,艺术水准低下的传统文学作品能够出版等原因,于是造成了国外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是否是垃圾产生了质疑。在文学批评和文学评奖上,许多拉帮结派小圈圈垄断局面的形成,使国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质量产生了信任危机,更多的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甚至是国内重要的获奖作品更是不霄一顾或者连获奖的作品和作者都一无所知,在此情形下,有学者甚至呼吁和建议茅盾文学评奖暂停十年。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史记》、《柳斋志异》、《长生殿》、《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传寄)的作者都是十年磨一剑。现代文学的奠基者鲁迅是一位具有深厚古文功底又有非常之思想的学者,他写的文章尚且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对于天才的产生,一九二四年鲁迅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作了一个很精辟又启迪极强的讲座——《未有天才之前》,时至今日,我们读起来,依然受到很大的启发。关于天才的论证,有关数据表明:每100万人口当中,天才的出现只有四千分之一的可能。今天,难道是随着工业化大生产,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涌出了更多的不为人知的“天才”?文学的本质要反映人类的灵魂,要写真实的灵魂,写出时代主流的脉搏,这需要寂寞,更需要思想的沉淀,需要像老鹰一样盘旋在高高的天空一样看到人类最崇高最阳光明媚的“处女地”和捕捉到最“丑陋”要撕给人看的“猎物”。文学是艺术,艺术的创作离不开其规律。不管是现实主义作品还是现代主义的作品,任何每一部长篇小说都是在人生的体验上加上虚构(想象)的结晶。没有人生的体验是很难写出贴近民众的艺术之作。任何脱离生活、远离生活的作品只是建在远离土壤的空中楼阁,其最终命运的归宿只是昙花一现,成为过眼烟云的泡沫而已。抛弃文学的尊严、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违背艺术的创作规律,把文学变成现代工业化似经过机器加工日产千吨的速成产品,这是现代文学的悲哀,也是对中国几千年优良传统文化的严重挑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谁在创造中国当代文学数量飞速发展质量下降的“奇迹”?一是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二是唯利是图和唯名气为上,出版的背后是某种利益的交易和唯名气是尊,目前出版界普遍认为,凡已出名的名人作品一概是好作品,在观念上存在名人作品质量定终身的不科学的理念。其实,正如一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说,名人的作品不一定好作品,不是名人的作品也并非不是好作品;三是已出名的名人由于拥有了优势的出版平台和人脉关系及媒体的“包围”优势,在自己的圈子里互相吹拍,造成文学垄断之势,再加上一些丧失社会责任感的媒体的推波助澜,使稍为有一点潜力的新作者的作品难见天日;三是网络文学的低门槛,使大量的垃圾文学丝毫无审美价值的文学商品大量涌现;四是在社会转轨多元化思想猛烈碰撞,新的人文价值体系尚未构建之时,大多数读者的美丑不分,审美趣味的低下,促使文坛上山中无老虎猴子称王称霸,造成文学游戏商品离奇走俏的怪现象。中国当代文学数量飞速发展质量下降的“奇迹”,中国当代文学之发展所谓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违背文学的真正概念要义的。中国文学创作数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是客观现象;中国文学普遍水准质量的下降亦是客观的现象;中国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是垃圾之说难免有人质疑,但网络作品中也不乏贴近民生反映现实的作品。刘勰:“凡操千曲而后知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文学森林本来是绿树参天,空气清新,而当文学森林中这些文学商品之颓树超过整片森林的三分之二时,别人从远处拿着望远镜看到的无疑更多是颓树而非乔木。中国当代文学森林中有乔木,也有很多颓树和杂草,至于如何培植更多的乔木,铲除影响文学森林中大刹“风景”的颓树和杂草,还原文学丛林中的原有的大片乔木,让走进文学森林中更多读者呼吸到更多氧气,那不是仅仅用解剖刀就能那么简单解决的事了。不懂中外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不懂时下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现状,没有创作的实践经验,不懂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不去探索美学、心理学、哲学、史学和文学的关系,在摇摇欲坠在中国文学环境下,去探索中国当代文学的新路子,无疑是空中楼阁,难于上青天。中国先哲们的思想精华是站在世界的山顶之上的,按照达尔文进化论的思维,中国先哲们的后代应长江后浪推前浪,特别在当代高科技一日千里发展的时代,中国当代文坛应产生像西方萨特这样伟大的哲学家和文学家,然而在中国十三亿人口中却难觅所谓这些“家”们的踪影,这是和人被物化、异化、社会风气等深层原因密切相关的。诸如文学被利益所绑架、一些作者创作的极度浮躁、投机取巧、功利性强的心态,社会急剧转轨下人们的审美观和生存处境面临心理的巨大挑战,造成大多数人文化消费转向影视、追求娱乐等“视角转移”,靠成文学失去大批的读者等。北京艺术家曼陀罗花:“民族精神必须要有文化支撑,学习西方的启蒙者把美育作为国策在中国倡导,富裕起来缺失文化是民族的悲剧。我一直关心中国的文化现状,强调从文化启蒙,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做起。用启蒙审美改变低品位生活,低等级道德观。”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成份,健康优秀的文学作品对造就人健全的人格起着不可估量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中外历史证明,任何伟大行动的实践,必须有理论先行。文艺作为文艺发展的排头兵和引导信仰的“航母”,其在推动人类精神文明之作用不言而喻。特别是在当下部分人丢失信仰精神陷入迷茫的今天,中国需要产生像西方萨特等这样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也需要像老舍这样多才多艺幽默的文艺大师,更需要像鲁迅这样“横眉冷对千夫指,伏首干为儒子牛”的文学大师。当前,要推动文学的大发展大繁荣,必须思考以下问题:一是必须思考传统文化如何传承的问题。这是解决我们文化的根从哪里来的问题。文学工作者必须谙熟历代以来的名家、名作以及他们理论的智慧及其创作的规律,包括了解当代文坛的发展脉络及其存在的哪些问题。唯有如此,在对古今文学史有所了解的基础上,才有突破创新的可能性。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及现当代文学史是文化发展创新的基础和前提,是文化源源不断创新的源泉;二是必须了解西方文学发展脉络。这是促进中西文学交融的基础,也是只有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方能知道两者之异同和差距所在。由此,才有可能站在高度上,把中国的文学放在世界文学之视角上去考虑如何发展、扬长避短;三是必须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华所在,这是解决我们的文学该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系统的庞大的知识体系,唯有钻研才有可能正确掌握其精髓所在;四是文艺工作者必须了解与文学相关的边缘学科。诸如哲学、史学、科学、美学、心理学、政治等相关学科。唯有如此,才能触类旁通,在文学批评、文学创作上方能融会贯通、游刃有余;五是必须考虑从事文艺工作者的生存质量问题。从事文学工作是一件劳心劳力之事,没有必要的物质支撑及精神鼓励难于为继。建议要通过提高稿酬、为精品力作提供更多的出版便捷路经等予以必要的扶持等;六是必须在文学评奖的机制上真正实现公平竞争的环境,严格维护文学评奖和捍卫文学神圣的尊严;七是必须培养一大批大有潜力、德艺双磬的文艺工作者,通过各种途经使这些人才脱颖而出,以期之酝酿出一大批精品力作,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学流派,构筑牢固文学大厦的根基;在推动文学发展之路上,必须避免跑步前进的浮夸风。文学的发展有规律,人才的成长也有规律。文学的发展关键在人才,而人才的成长需要一个长期积累沉淀的过程,急功近利万万不可;新闻媒体在推动文学发展中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文学的传播大都靠新闻媒体传播。由此,有关部门应在这方面采取有关措施,多鼓励新闻媒体在宣传报道上,除了关注早已成名的名家、名作之外,更要重视推广一大批在文艺方面有潜力的新人新作;必须重视和培养一批复合型的外语翻译工作者和德艺双馨的文艺理论批评家。文学有了精品力作,要走向世界,关键还是靠翻译;有严肃公平海纳百川的文艺批评家才真正促进文艺的良性发展;最后,必须考虑中国文学的出路如何和世界接轨的问题,从“诺奖”获奖作品上,也许能探寻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的规律。“诺奖”获奖作品真正代表了其审美标准与时俱进的演变风格,代表了外国文学发展演变的真正脉络和规律,由此,以包容的心态去研究这些作品,中国文学作品和外国作品的差距到底何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方向和标杆在何处?瞩目全球,历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无疑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参照物。这是因为,这些作品都是反映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和具备了反映人类灵魂穿越时空的穿透力。中国最早的文学形式当为诗歌。《诗大序》:强调诗歌要“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认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五四”时期,周作人大力张扬“文学首先是人学”的概念。中国文学的方向是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和对人类灵魂的挖掘,乃至对人类自身苦难和社会、世界的真相的挖掘和剖析,这种挖掘和剖析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世界而不是破坏世界,是为人类的精神信仰提供有力支撑,这是时代的呼唤,民众的需求。中国文坛,需要涌现一批具有高尚人格、融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于一身的文学名家;中国文学需要一棵棵参天文学大树净化浮躁的污浊风,支撑陆地上清新的空气;中国文学需要集伟大思想及文采于一身具有照亮人类心灵、挺起民族精神信仰的伟大作品。谁都不是真理的化身,谁都不是文学的“判官”,在推动文学大发展大繁荣之路上,既需要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理论探讨,允许学术上不同善意观点的出现,也需要出现一大批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内容以及创新形式融为一体,经得起历史考验、时代考验和人民考验优秀文学作品。(作者简介:南方夜雨,心理学探索者,著有长篇心理小说《月挂花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