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载入中...
- 申请“特约校园作家”
- 申请“校园文学新星”
- 申请加入广州青年作协
- 本站简介
- 总编寄语
长篇·连载·精品
第十五章大学是什么？ 是啊，大学是什么？是那围墙里的绿地、教室、图书馆……是那严厉的校长、文质彬彬的老师与匆匆而行的学生？应该是吧。可又似乎不全是……100年前，中国的一位教育圣人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也；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100年中，又有位名士称：“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00年末，有人则如此高喊：“大学者，网络上、信息高速公路上，一切全都虚拟也。”大学是什么，依然是个迷惑的定义。还是让我们看看900年前创办世界上第一所大学的意大利人波洛尼亚是怎么说的。喔，他说得多简单：“大学大学，大家来学。”这，似乎就是目前最贴切与流行的经典定义。是的，大学应该是由许多人(而不是一个人)走到一起，组成集体，互相学习，共同研究而构成一定场所、一定环境、一定教程的“大家来”的学习地方。是的，这是我们通常意义上可以接受的“大学”概念。但这仅仅是西方人的认识观与理解力。中国人则完全不同。大学，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完全是另一番景象：——120年前，当清朝政府允许容闳、严复、詹天佑、孙中山、陈天华等人剪掉辫子去西方大学堂留学时，大学是被上面的这些有识之士当做“睁眼看世界”的窗口，后来他们靠这窗口把西方的近代科技与文化移植到中国，同时还把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一起带回祖国，并在短时间内吹响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战斗号角。——100年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公车上书”，议办“京师大学堂”，意在推动摇摇欲坠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革新与变法”。于是，后来的“京师大学堂”真的成了百年中国伟大变革的摇篮。——80年前，韶山冲的一位身着长衫的青年手持雨伞，来到湘江岸头的爱晚亭旁的大学里，之后又北上到了“红楼”图书馆潜心苦读，为的是熟读一本卡尔·马克思的《 共chan党宣言 》。毛ze东心中的大学，是寻求4万万同胞的解放之道。——再后来的40多年，***、李鹏等一批学子在共和国阳光下走出国门，到莫斯科郊外的列宁课堂上，那时他们心中的大学便是新中国人民也能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再后来的20年时，一声春雷，沉闷的神州大地重新出现生机。作为“被耽误了的一代”，他们心中的大学，则是知识与尊严的回收。——再再后来，就是最近的10年，大学便成了新一代人必须走过的一个人生历程、一个台阶。因为有了它，可以出国，可以官场上升迁和谋一份理想的职业……呵，仅仅100多年，同在一个国度，大学的概念在人们心目中却大不相同。其实，在中国人的心中，无论何朝何代，还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概念，那就是：大学是门第，大学是俸禄，大学还是光宗耀祖、恩泽后代、改变自我命运的金招牌。有人说，这才是大学的根本。是的，应当承认，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大学确实就是这样一个概念。不管你如何粉饰，如何掩盖，目睹了“京师大学堂”100年辉煌历史后的中国人，更加坚定地认为这是个不可动摇与更改的概念。我看过一本考进北大的“状元”们写的有关“大学梦”的书。有好几位都提到这样一段话： 这真是一块圣地。近百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数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结合，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的魅力，科学与民主，已成了这圣地不朽的魂灵。 谢冕教授的这段话，激励了多少青年学子投考北大的信念，同样也激励了无数青年学子勇攀大学“象牙塔”的铮铮步履。大学是圣地。对有知识者它是精神与灵魂的圣地。大学是圣地。对普通百姓它是命运与财富的圣地。于是关于大学，便有了下面的这些镜头： 镜头之一：10年前，“万元户”的称号还只属于那些土地承包的第一批成功者和依靠走私、倒汇的暴发户。一日，在数理化方面颇有些教学成就的某中学老师，突然被一位学生家长叫住：“老师，只要你负责把我儿子辅导好，能考上大学，这1万块钱归你了！”那家长没说第二句话，便扔下那个鼓鼓囊囊的大信封，开着小车一溜烟地走了。我的天哪，这么多钱呀！这位老师有生以来头一回见到如此多的钱，他真的吓坏了。如果说他贪，倒还不如说是被这么多钱吓得不知所措。他从这开始，就苦战3个月，后来那学生真的通过了高考，进了一所重点大学。学生家长又高兴地拿着2000元酬谢费给了这老师，得意洋洋地说道：“大学，就是向着有钱人开的。” 镜头之二：中央美术学院门前，人山人海的新生初试队伍里，湖南的小杨今年已经是第七次参加考试了，而前面6次都因某种原因没被录取。这6年多中，他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背井离乡，独自在京城租下一间离美院较近的老乡私房，然后边在美院附近那些培训班里学习，边在几个小学生家做初级美术辅导。母亲病逝他没有回家，对象吹了他抹把眼泪又专心致志上课去了。在第四次参加考试时，美院的一位老师无意中说了句假如你真考上了也未必能上得起，干脆放弃算啦！他差点跟那位老师打起来，后来他与这位老师交上了好朋友。1998年4月，小杨与1500多名美术学子，共同竞争美院80个招生指标，结果再次败北。有人怕他受不了这残酷的打击，等到复试榜出来后马上到他租住的房间找他，可已经人去房空。后来有人在他桌子上看到他留给房东的一张条上这么说：“我暂时回武汉那儿打工，准备多赚点钱，明年我还要来考。因为大学对穷人而言更重要……” 镜头之三。1994年7月初的一天清晨，江西某县的一个小山村，突然有人惊呼起来：“快来人哪，有人跳塘死啦！”被惊醒的小山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从自家的屋里走出来，飞步赶到那个刚被洪水灌满了的小塘前。在村民们的眼前，清晰地看到水塘上漂浮着一具着红花衣服的女尸。等几位勇敢的汉子把女尸翻过面来时，大家一片惊呼：“小琼，怎么是小琼呀！”是的，正是小琼姑娘。一个17岁的少女，一个全村唯一的女高中生突然暴死水塘。小琼的父亲喊了声：“小琼啊，都是爸害死你的呀！”便当场昏死过去。村上的人都知道，小琼过几天就要参加高考了，大伙儿还不停地在夸她最有希望成为村上第一个“状元”。可是小琼这几天的脸色特难看，原来她父亲坚决不同意她去考，他希望女儿留下来与他一起种20亩山坡地。父亲对女儿说：“女孩子念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嫁个好人家才是最要紧的，明儿我托人给你找个好一点的婆家啊！”小琼跪下求情也不行，于是她感到了末日。她的弟弟后来发现了姐留给他的遗书，上面说：“弟，咱山里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留在山里等死，一条是走出山外求生。大学是你唯一的生路，姐用生命为你引路……” 你该明白和理解中国人心目中的大学是什么样的了吧？！大学，对少数人可能是一种轻松的必然选择，但对大多数人来说，那是一种企求，一种抗争，一种生命的全部意义。中国人心目中的大学，因此不像外国人所说的“大学大学”就是“大家来学”。中国有12亿人，有限的校园，太少的教育经费，更使大学变成最严酷的竞争战场。越过那道分数线，你便是“天之骄子”；挡在线之外的人，你将失去尊严与价值，直至一生。但中国人更理解“大学大学，大家来学”这个大学的定义。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因为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因为我们正在进行伟大的现代化建设，所以我们比谁都有权利上大学。社会主义的大学属于大家，大家的大学就应该让大家都来上。于是中国人的大学比哪一个国家的竞争都更激烈，激烈得超乎大学本身——人们把上大学看成了唯一的改变人生命运的“独木桥”。于是有了“黑色七月”“红色九月”之说，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便成了永恒的真理。富人们一开始便知道走大学路是理所当然和必然的。穷人们明白后便坚信走大学路是应该和必需的。20年前，中国再度恢复高考时录取大学生数为10万余人，后来增至30多万，再后来到60多万，但面对近2亿人数的中小学生“冲刺队伍”，这个数仍然压力太大。这几年又把数字增至100万左右。而加之在校学生，中国大学目前在校生已超过500万。如此庞大的高级人才储备队伍与发达的西方国家相比也并不逊色。然而它对中国人来说依然是个小数，总数为2亿人的学生大军，在经过小学的6年，又经过中学6年的拼搏，最后仅有百万人能进大学，绝大多数的人只能在大学校门外流泪、叹息，这无疑是件极其痛苦的事。对国家、对民族都是这样。中国是个龙的国家。望子成龙，天经地义。愿做虫的不多，除非别无选择。这种激烈的竞争便是必然的了。但另一方面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就其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人均数仍在全世界100多位。如此一个穷国却在办2亿人的九年义务制教育和500多万人的高等教育，俗称“穷国办大教育”。人大会上年年喊加大教育经费，可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们仍然年年喊不够。到底什么时候够，除非体制彻底改革，除非国家真的强盛。但路还得走下去，改革必须深入。于是在总结经验教训和汇总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1992年国家教委提出逐步实行高校招生公费自费并轨，并逐步完善办学机制、就业机制的思路。1993年上海外国语学院和东南大学率先进行收费并轨试点。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大纲 》，从最高权力机构的行政法规上确立大学收费制度。1994年包括北大、清华、南京、复旦、中山在内的40所高校开始收费。之后1996、1997年开始全国所有高校除部分特殊专业外全面实行收费制度。正是一石击起千层浪！多少年来，进大学后就是“国家的人”的概念在百姓中根深蒂固，许多人接受不了这一现实。但政府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政府总理讲得十分清楚：普通高等教育、普通高中、中等及中等以上的职业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实行缴费上学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通用的做法，我们也不例外地坚持这样做下去。中国百姓这才认识到，缴钱上学看来是必然趋势，别说大学，就是高中以后也要缴费了！缴多少？1000元一学年，也有2000元一学年的，一些热门的学科则在三四千元以上……这还不算学生自己的生活费。天，一个大学生一年下来少说也得四五千元呀！四五千元是个什么概念？那就是中国一半以上的收入中下等家庭的全年积蓄。那就是2/5的农民家庭一年的全部收入。这哪成，送孩子上大学后，全家都得挨饿怎么行呀！太多了，国家收得太多了！国家说，不多，绝对的不多。培养一个大学生实际每年至少需要l万元，政府现在仅收20％左右，另外的80％仍是国家在负担。不多吧？是不多，可是……可是我们砸锅卖铁也拿不出那么多钱呀。贫苦的百姓们说。“过去上大学，是勤奋加天才。现在还要加一条，就是金钱。”他们说。勤奋+天才+金钱=上大学这是今天的公式。因为有了这个“公式”，中国的大学才出现了过去从未听说过的“贫困生”，而且其数量和势头之大、之猛，已经关联到中国教育改革的成败。有人说，教育改革是中国计划体制的最后一座堡垒，而大学收费是教育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之关键。我们现在该明白了为什么今天大学贫困生问题如此地引起政府、社会的严重关注！我们现在该明白了为什么要在大学进行“希望工程”，而且这个“希望工程”与九年义务制教育的“希望工程”虽然说同为四个字，但内容与含金量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小学的“希望工程”是在为我们民族走出贫困与愚昧铺路，大学的“希望工程”则是我们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高速列车。你现在又该对中国的大学有了新的理解。它是什么？它是我们民族的脊背与栋梁，它是我们全体人民的责任与义务！它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更是我们祖国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
第十四章为了祖坟上的那棵“弯弯树” 大千世界，草木繁茂，但到底是否有种“弯弯树”，我没有进行过考证。小时候在农村时见过荒坟上常有那种长得很奇特的树木，它们一般都为丈把高，干枝细弯，皮表粗裂。当然也有个别长得参天笔直、叶茂葱郁的。老百姓有种说法，凡是坟头长着这种无论是笔直的参天大树，还是只有丈把高的细弯干树，其后代子孙都能千秋万代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由于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有这种说法，所以在死者的坟头栽棵树木，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出殡内容。这也是有很多讲法的，如果死者在世时鞠躬尽瘁，那他的后代便能金榜题名、飞黄腾达，其坟头也能长出根深叶茂的“弯弯树”，反之则休想长出什么“弯弯树”，只能长些荒草。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已有几千年，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意识从来就没有断过。至于望子成龙，盼女成凤，期望子孙后代出人头地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代人比历朝历代的祖先还要看重得多。现在比过去条件好了，不管穷人富人，男儿女娃，在读书问题上是平等的。而时代的发展，使国家和人民越来越看重“科教革命”。具有传统重教美德的中国人，自大学门向自己开放之后，年年岁岁我们都可以看到在高考的日子里，如潮的家长们那焦虑地等待在考场门前的动人场景，也可以从每个周末与星期天里见到父母驮着儿女去补课的匆匆行踪。1998年7月的7、8、9日，我天天在上下班时可以看到北京四中校门前那一幕幕你想象得到和你想象不到的场面：有的家长背着氧气袋，在烈烈炎日下的校门外一整天一整天地在等候；百米之外的某三星级宾馆突然人满为患，入住的竟都是本市高考学生与家长……有位家长告诉我，在这个时候，如果需要家长们为子女能考上大学而去赴汤蹈火、倾家荡产，他说所有的家长都将毫不犹豫。我听后心头感到强烈震撼。难道不是吗？所有儿女都是父辈的希望所在。当人类进化至20世纪末的今天，这一“定律”仍颠扑不破。尤其是独生子女占绝对多数的中国城市居民中，父母们为了能让儿女们上大学而不惜一切代价的现象，越显突出。在中国广大农村，上大学则更是“跳出农门进龙门”的唯一的也是最佳的道路。尤其随着高科技越来越强大的冲击，社会职业的知识化程度越来越高，“今天不上大学，明天就没有饭碗”的现实已经残酷地摆在了人们的眼前。我们无疑地相信一个事实：每一位大学生的成长路上，他们的父母与家庭是这个学生最坚固的脊梁与后盾。而那些经济条件本来就困难的贫困家庭的父母们，他们为了保证自己的子女能跃进“龙门”和完成学业所付出的代价，更令天公动颜、地母拂泪…… 在渭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偏僻山村，有个驼背的农妇，叫杨秀茹，今年53岁，她和同为农民的丈夫俩人在一座窑洞内带大了4个儿女。后来丈夫病逝了，杨秀茹一个人靠种地、卖鸡蛋和挖药硬是让3个女儿、一个儿子全都考上了大学。儿女上大学后，她又以自己那副柔弱的肩膀，挑起了4个大学生儿女的全部学费与生活费。杨秀茹的儿女实在不忍心看着自己母亲那越来越下驼的后背和颤巍巍的双脚，便一次又一次想辙“逃学”与退学。7年前，杨秀茹刚刚借钱处理完丈夫的丧事，二女儿晓莉从咸阳师专闻讯急回。一到家，晓莉直奔父亲坟头，母女俩抱头哭成一团。入夜，少了父亲的窑洞平添了几分冷森。女儿突然一板一眼地说：“妈，我不想上大学了，回来帮您种地还债，供弟弟和妹妹上学。”母亲一愣，随后便“噌”地站起身来，说：“家里的事就是天塌下来，你甭管，明儿就给我回学校去！”“我就不。”女儿第一次强硬地违抗道。“你敢！”母亲火了。第二天，她趁晓莉不注意时，“哐当——”一声把她反锁在里面。“娃呀，你好好在里头想，啥时候想通了妈就给你开门。”晓莉知道犟不过母亲，只好在第三天背起行李，一路抹泪地回到了学校。此事刚过两三个月，杨秀茹因过度疲劳，在抢打夏麦时连人带车从坡上翻进了几米深的山洼里，被好心人抢救起来送到医院头部缝了57针。从昏迷中醒来的杨秀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别给我用贵药”。那时正值三女儿亚梅上高三，女儿看到母亲伤成这个样，发誓再不上学，不声不响地跑到地里干活。母亲出院后，见此情景，便拖着虚弱的身子骨把亚梅叫到身边：“孩子，你是不是心疼妈？如果你真心疼，那就去上学。妈要看你能像大姐二姐一样进大学，啊，听妈的话，快去上学，过几天就要高考了。”亚梅就是不搭腔，就是不回学校。母亲急了，她又一次使出“关禁闭”的手段，趁三女儿不备时又将其锁在里头。她知道三女儿脾气倔，便一连三天不给她送饭。第三天晚上，亚梅终于顶不住了，只好流着泪向母亲屈服。然而学习成绩一直不错的亚梅在过后的高考中竟以30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妈，这回您该放心让我跟您一起下地了吧？”亚梅丝毫没有因失利而不悦，相反显得异常得意地对母亲这样说。母亲呢，只觉得内心很内疚，认为是由于自己的伤病影响了女儿的考试成绩，于是等新学年一开始，她便走出窑洞，连连找了好几个学校，总算把亚梅送进了一个高中班复读。但在次年预考时，亚梅再次落第。母亲这回算是明白了怎么回事，她把亚梅叫上，然后带她到了已是长满荒草的父亲坟头：“梅梅，你今天当着你爸的坟头给我说说清楚，你这样成心不好好高考，到底对得起谁？你说！”亚梅望着母亲悲戚而苍凉的脸庞，终于不忍心地跪在母亲面前，哭诉道：“妈，家里这么穷，就您一个干活，我们姐弟四个如果都去上大学，万一把您累出个啥好歹，我们做儿女的对不起老天啊！妈，我求求您，别让我再上大学了……”这回轮到母亲心疼了，她蹲下身子，一把搂过女儿，爱抚地为亚梅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你咋不明这理：妈再苦，可要能看到你们一个比一个出息，我心里比啥都甜。你知道吗？如果你不用心，没出息，妈可是一辈子心疼，你该明白这理吧？”亚梅一听，顿时伏在母亲的怀里大哭起来。末后，她仰起脸向妈保证道：“妈你放心，我一定考上大学！”“这就对了。”母亲搂紧女儿，脸上充满了幸福。1994年，三女儿亚梅一举考上了汉中师范学院。同年，最小的儿子赵军也考上了省重点高中，3年后的1997年，赵军又以优异的成绩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轰动了贫穷的偏僻小山村，当然最高兴的莫过于母亲杨秀茹。尽管杨秀茹现在仍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而且身体也显得过早地苍老，但每每想到儿女们个个如此出息，她终于可以在丈夫的坟头欣慰地说一句：“孩子他爸，我心头比过去踏实多了，你也可以在九泉之下瞑目了……” 母亲总是最伟大的，在贫困生的庞大家庭群体中，像杨秀茹这样以其瘦弱的躯体和浩瀚的母爱，编织与恩泽着一群儿女们的大学生母亲，并非少数。在北国辽宁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乡两家村子，有个同为母亲的农妇，在过去12年间，在极其艰难的困苦条件下，竟靠养鸡卖蛋的双手，将6个儿女全部送进了大学。这6个儿女分别是：长子魏广平考入北京大学电子计算机系，现在美国密执安大学攻读博士；次子魏广利考入北京工业学院光学系；长女魏秀玲考入东北大学自控系；二女魏秀霞考入阜新师范专科学校；三女魏秀云考入辽宁银行学校；小女魏秀娥考入辽宁中医学院。魏家六兄妹的母亲叫侯俊荣，现年62岁，但是从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以及佝偻的身影，你几乎找不到这个年龄的妇人们应有的任何风韵。除了苍老，便是一种残烛的感觉。然而又有哪一个风韵犹存的同龄妇人可以像她那样分享如此多的幸福与宽慰？没有。这一切，只属于侯俊荣一个人。侯俊荣跟渭北的杨秀茹一样，都是山村农妇加文盲，她们自然都不会比城市那些有高等学历、有丰厚经济条件的贵夫人有什么高明之处，然而她们在培养自己的子女方面却有独到之处，那就是无法用价值观衡量的精神力量。魏家的兄妹6人不属于“计划生育”的超标范围，因为母亲侯氏生他们的时候还没有到全党大抓人口生育的年代。但如此多的子女毕竟是个沉重的负担，而孩子们的母亲侯俊荣，字不认几个，理懂得却不少。大儿子头一个上大学，当母亲的侯俊荣格外看重，她说不出啥大道理，但知道“头羊”的作用。所以为了解决大儿子广平上大学的费用，那时没有家庭副业的侯俊荣就靠打草换钱。1斤干草可以卖3分钱，10斤鲜草只能晒1斤干草。广平上北京到学校报到时拿了家里给的150元钱，这正是母亲打的5000斤草换来的。另一件东西广平现在即使在美国读博士仍一直留在身边，那就是母亲用144块边角布亲手一针针缝成的那床褥子。大儿子上北大时还没有赶上“并轨”，学校收费没那么多。但后来几个孩子上学时就不同了，除了学校要收取的不同费用外，娃儿的生活费也逐年随着物价的猛涨而直往上蹿，侯俊荣真的感到了沉重压力，有时手头好不容易刚积攒三五十元钱，大娃儿小娃儿一分就见不着啥数。大女儿秀玲印象最深刻，她在上大学时就遇到了家里一分钱也拿不出的窘境。母亲侯俊荣头一回急坏了，因为前天她刚刚从信用社贷的钱才给了秀玲的几个弟妹交学费了，这会儿哪有人再借钱给她嘛！秀玲默默地含泪看着快急疯了的母亲满头大汗在屋里翻箱倒柜，可还是没找到一样值钱的东西。“这可咋办？这可咋……”母亲一边凄怆地将自己的头往土墙上撞，一边嘴里绝望地念叨着。突然，秀玲听母亲哈哈大笑起来：“有钱了！这回有钱了！”母亲说完这话，就拼命用双手猛抠那面土墙……秀玲吓坏了，以为母亲疯了，便带着哭腔扑过去拦住她：“妈，你别这样，我不上大学了好不好！我不上了……”不想母亲脸色一沉，说：“谁准你不上大学呀？啊，你这死丫头，说呀！”秀玲只好说：“咱家没钱就别……”母亲不等女儿说完，就像变戏法似的从土墙里取出一大包东西：“这不是钱嘛！死丫头，你点点！”这回惊呆的是秀玲，可不是一大包钱嘛！但她马上发现：“妈，这钱早没用了！”“啥？这可是我跟你爸结婚时我悄悄藏的呀，怎么会没用？”这一夜，娘儿俩一惊一乍地没少劳神，不过有一点还是让她们很开心，那就是第二天她们把这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钱币拿到银行还真兑换了一笔现款，这使上大学的秀玲解了一难。儿女们还在一个接一个地上大学，可土墙里不可能再出现“奇迹”了。打年轻时就手脚麻利的侯俊荣思忖着老靠地里的几亩庄稼和自己零打碎敲也出不了大钱，得想点法子“致富”才行嘛！做生意是不成的，那是大老爷们儿干的；打草吧，钱来得太少，累死累活，也就百八十块，救不了大急。养鸡吧，听说有人养鸡能当“万元户”、“十万元户”哩，对，咱也试试。于是，没有文化的侯俊荣选择了认为最适合她的副业——养鸡。头一年，她养了80只，纯收入150元；第二年养了100只，收入728元。有了前两年的经验，侯俊荣开始大干起来，第三年一下养至2000只，第四年增至3000只……侯俊荣乐了，她成了远近闻名的“养鸡大户”，更重要的是，她靠鸡生下的蛋换来了可供儿女们上大学的钞票！就这样，侯俊荣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妇，前后12年间成功地将全家6个儿女全部送进了大学，并让他们一个个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值得一提的是，侯俊荣不仅依靠自己那对长满老茧的双手使儿女们圆了大学梦，而且她难能可贵地用一针一线为每一位上大学的儿女都缝了一床同用144块布角拼成的褥子，她以这独特的方式告诫儿女们：啥时候都不要忘了自己曾经是个苦孩子。 我下面要讲一位下岗女工为了上大学的儿子付出心血的艰辛经历。她叫陈秀凤，儿子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陈秀凤原来是哈尔滨恒丰纸箱厂工人，1995年下岗，那时她才40岁，按厂里规定，只有35岁以下的人仍留在厂里，她陈秀凤是“老龄”，厂里发了200块钱就把她和一大群姐妹兄弟打发回了家。开始陈秀凤还觉得下岗就下岗，正好儿子快要考大学了，丈夫为了还掉过去借的几万元债而日夜在外面开出租车，自己离岗回去撑个安宁的家也不算是件太过不去的事。可就在这个时候家里出了大难：1996年大年初三，出车的丈夫被一群抢车的歹徒把车子抢跑后又残忍地焚尸并抛至在几百里外的荒野……一个完完整整的家庭，一下遇到如此打击，失去工作和失去丈夫的陈秀凤面临丈夫留下的一大笔债务和一个正要考大学的儿子，而她自己也正处在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凄凉之时。沉浸在极端痛楚之中的陈秀凤度过了浑浑噩噩的无数个黑夜白昼，那颗惨遭重创的心灵无人能安抚。“妈，高中毕业后，我不准备考大学了……”一天，儿子轻声地对母亲说。陈秀凤仿佛一下清醒起来：“为什么？你怎么能不上大学？”“我已经17岁了，我要自己养活自己，不能再让您辛苦了！”在陈秀凤的眼里，儿子像是一夜间长大的。那一日，连遭打击的她，有一种对儿子的特别感激，因为是儿子的话使她重新扬起了生活之帆。陈秀凤觉得自己该到振奋起来的时候了。她一面坚决制止儿子的打算，一面开始寻求自己的谋生之路。陈秀凤来到劳务市场，经过一番周折终于被一家餐馆聘用当洗碗工，月工资400元。她觉得这已经很满足了，加上原来厂子里给的200元，母子俩有600元钱便可以紧巴过日子了。后来，餐馆里有位专门负责拎脏泔水桶的男打工仔嫌活又累又脏而溜了，陈秀凤找到老板说由她包下这脏活。老板正愁没人干这份差事呢，于是答应每月多给陈秀凤150元。为了这550元钱，陈秀凤每天就像是在拼命。这年，儿子在她的勉励下终于考上了北航。可没等陈秀凤送走儿子缓口气，丈夫欠下的3万元债务的债主找上门来了。“已经过半年了。这是说好的事——还不了，房子就归我。等你什么时候有钱了，可以赎还嘛。”债主早已不耐烦了，就这么一挥手，便使陈秀凤唯一的栖身之地也失去了……那一夜，陈秀凤想往河里一跳就万事了结，但她放心不下刚进大学门的儿子。为了儿子她必须活下来。为了儿子的四年学业，必须活得好好的。城里的房子是租不起的，陈秀凤只得到郊区的一个农民家与房东合住了一间房，一切都为了省几个钱。而所有这一切远在京城读大学的儿子并不知道，母亲在被赶出自家门时，唯一求到的是让债主帮她接一下儿子的来信，这样她可以留下原来的地址而不被在外的儿子知道已经发生的变故。刚刚有了栖身之处的她为了能每月按时给儿子寄生活费，马上又开始了寻找工作，以前那餐馆由于她换了郊区的住处就无法再上班，陈秀凤便在城乡结合部的一家浴池谋到了一份搓背的活。刚到浴池上班时，面对顾客那高傲、鄙视和挑剔的目光，陈秀凤真想甩手走人，但最后还是强打着笑脸留了下来。那时的她已经顾不了自己的脸面和自尊了，她唯一想到的是自己有份工作，而儿子能把大学上好，这是她全部的精神寄托与力量支柱。第一个月发工资，她给儿子寄去了300元，并特意写信说她在一家商场站柜台，工作还算不累，待遇也挺好什么的说了一大堆，意在让儿子花她的钱少心疼些。但即便陈秀凤编织的如此“好境”也不长久，她干活的那个浴池因有人举报说是从事se情服务被查封了。陈秀凤第三次失业了。这可怎么是好？那些日子里，陈秀凤急得天天出外寻找工作，可偏偏哈尔滨市的下岗人员一拨比一拨多，好像这个世界就不再有她可以谋生的饭碗了。一日，陈秀凤在市里不知跑了多少家劳务市场，累得她实在支撑不住了，她不得不在马路边上捡了张旧报纸垫着坐下歇歇。望着车水马龙的闹市，陈秀凤无奈地低下痛苦与自卑的头颅……嗯，这是什么？“一浙江修鞋匠靠在城市里几年修鞋挣得的钱，在家乡盖起一座楼房，并使全家走上了小康。”陈秀凤看着看着，忍不住拿起报纸读了起来。对呀，人家乡下人跑到城里修鞋还发了财，咋我们城里人就不能也当一回修鞋匠，也发它一回财呢？陈秀凤的这一发现不亚于当年牛顿发现苹果落地的“牛顿定律”，她顿时眼前一亮，拾起旧报纸大步融入急急赶潮的人流。陈秀凤尽管什么苦都吃过，她觉得自己若在人后干再脏再累再低下的活儿都不在乎，可头一回摆摊时，面对那么多行人看着自己，特别是偶尔还碰到几个熟人时，她真的有些抬不起头。更主要的是，由于起初并不熟悉修鞋技术，一向麻利的她对自己在众人面前表现出的那笨手笨脚的活计羞死了。第一天，拿锤子的右手酸得直不起，而被锤子砸了不知多少下的左手则早已皮开肉绽……日子长了，有一天一起在街上摆摊的一位小师傅向她建议，如果想多挣点钱，就得到人多的地方比如大学门口什么的，那儿人多，大学生们好动，又远离家人。陈秀凤一下想到了自己的儿子，对呀，大学生的鞋袜是破得最多的，何不上校门口去呢！陈秀凤说搬就搬，到校门口一摆摊生意真红火，特别是下课时和周末节假日里，学生们成群结队地围起来要求修鞋补袜的。看着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们，陈秀凤像是见了自己的儿子，既心疼又喜爱：“你们只管拿来，有钱的给多少算多少，没钱的算阿姨做了人情……”没想陈秀凤的实心实意，更使大学生都喜欢来找她。积少成多，小生意的收入也还可以，陈秀凤除去自己的必要生活费外，每月给儿子寄的300元钱又有着落了。陈秀凤从此与大学结下了好缘。许多与她一样的下岗或做其他小买卖的人也曾在大学门口设摊做活，但最后留下的并不多，唯独陈秀凤一干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大学门。他们不理解陈秀凤为什么能在同样的地段、同样的生意上却做出与众不同的结果？其实那不同点正是因为在陈秀凤的眼里，那些大学生们就好比是她自己的儿女，也正是她发自内心的那份爱，才使得学生们都喜欢上了这个热情服务的“陈阿姨”。“陈阿姨”后来成了“陈老板”。新年开学，陈秀凤发现她原来摆摊的那个大学的学生们也搞起了修鞋一类的勤工俭学活动。她知道参加这一活动的都是些跟她儿子一样的贫困生，所以主动地放弃了自己的摊位。不过她并没有离开校门，经历了放假和开学的两个高潮，陈秀凤发现学生们买箱用包特多，尤其是一些外地学生，放假、开学时，身上少的也有那么一两个箱包。这可是个好市场呀！如果在学校附近开设一家专门从正规渠道进货的箱包店，价格和款式上又能与年轻人合拍，生意一定不错。这时的陈秀凤已经有了不少经商意识，她拼凑了2000元钱，从十几里外的一个箱包市场批进了十几个包，第一天就在校门口卖掉了6个，第二天又跑到另几所大学门口，不想手中的货全都脱销了，虽然她出手的价格比商店里的要便宜，但毕竟还是赚了不小一笔。就这样，陈秀凤批一回卖一回，学生们也知道“修鞋陈阿姨”变成了“卖包陈阿姨”，批发商们也慢慢把她看成“大户”客客气气待她。一日，陈秀凤又一次来到箱包市场，一位浙江温州的箱包厂经销科长把她叫住了：“大阿姐，我们看你做生意蛮好，想请你当我们‘金龙箱包厂’的业务总代理，在哈尔滨开个箱包行。你愿不愿意？”“我？我给你们开箱包行？先生你没搞错吧，我可只是个下岗后摆小摊的呀！”陈秀凤吃惊不小。那温州人笑了，说大姐你再看看这个包怎么样？“这、这不是我前阵子给一个老板瞎比画的包样吗？”陈秀凤做梦也没想到，她半个来月前试着让人问问有没有她想象中的那种款式的一个包样，现在竟成批地放在了她面前。“没错，这正是你设计的。我们只是在用料和装饰上稍稍改了一下，看看，这款式我们刚上市就有不少人订货！”温州人说得有鼻子有眼，但绝不是假话，“我们这个箱包行，实际上你是设计者加经销商，我们是生产厂家，利润嘛按营业额分成，你看怎么样？”还有什么说的，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你不吃也是白不吃！不久，陈秀凤的“金龙”箱包行正式开业，她还特意雇了三个同为下岗工人的女店员，自任总经理。箱包行开业之后，生意果真像温州人预测得那样好。此时的陈秀凤，被这意外的收获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1997年春节，陈秀凤怀揣3万元巨款，怀着不同寻常的心情，敲开了那位占她房子的债主的大门。“钱一分不少地还给你，你必须马上将我家的房子腾出来！”陈秀凤强忍着不让泪水从自己的眼眶里流出。几天后，当她以主人的身份再次回到失而复得的房内时，久溢在眼眶内的泪水夺眶而出……又过了几天，儿子从北京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当他看到母亲一脸红光，和那被母亲装饰一新的房间时，高兴得搂着母亲连声说道：“妈，我走这么长时间后你反倒年轻了许多……真的，妈！”陈秀凤听后，只是冲儿子笑，就是说不出一句话。她的心里有太多的泪在流淌，而所有这些在外读书的儿子则一点也不知道。如果不是后来女记者于秀文在《 遭遇下岗 》的文章中写下陈秀凤上面这段非同一般的经历，她的儿子和我们所有人可能永远不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位母亲为了上大学的儿子所付出的这一切。 天下的爱，莫过于母亲的爱。天下的情，莫过于父亲的情。 在北京市郊的一个建筑工地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学生带我来见他伤重的父亲。那是一片繁忙异常的现代化新区建设工地，但这位大学生的父亲却并不在这个地方，而是在附近一个条件极差的小水泥搅拌场。我们穿过几个大水坑之后，又猫着腰才走进一个又矮又潮湿的草棚。“就在这儿。”学生说完，自个儿先进了草棚。我进去见到了他的父亲。学生的父亲大概并不知道我为什么而来，以为是他儿子的老师来了，便赶忙从那张用两块断了半截的水泥板拼成的“床”上支撑起身子，可后来还是非常吃力地躺下了。“老师对不起啊，我的脚……”他十分歉意地从脏兮兮的被窝里露出一条绑着纱布的腿。“别别，你歇着歇着。”我赶紧示意，然后问，“怎么伤的？严重吗？”“是楼板砸的。没事……”学生的父亲强作轻松地想在我面前晃动一下那条伤腿，结果“哎哟哎哟”地连叫起来。“怎么回事？”不想我这一问，那学生站在一旁就哭：“他……都快化脓了，还说没事。呜呜……”“这孩子，你哭什么！”父亲瞪了儿子一眼，又朝我很不好意思地笑笑，“小毛病，我们乡下人不当回事，隔几天我就可上工地了……”儿子突然冲着父亲嚎起来：“还去啥？要不是你上个星期去干活，也不会又把腿折断嘛！”“这孩子！”我看父子俩有些较劲儿，便赶忙打岔：“这位大哥你能给我说说在北京做工的事吗？”“唉，不就是为了孩子上学嘛！”父亲一声长叹之后，便是长久的沉默……“说来话长呀……”等儿子出门打水走后，这位学生的父亲便跟我聊了起来，令我没想到的是，这位与我们同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了三年的安徽汉子，竟为了儿子的学业几闯京城，历尽沧桑，且险些丧失生命。下面是他的话： ……说起来我家还不算乡下，不过也不算城里，是典型的南方小镇。我孩子的爷爷辈在解放前做小买卖，后来办了个小作坊，结果一解放被划了个小资本家。这好，打那时起，我们家祖坟上的那棵弯弯树就被人连根拔起并抛到荒野……其实我这个解放后才出生的“资本家狗崽子”，打生下后就没有见过家里有什么“资本”值得我能在外面炫耀的，倒是因为父亲头上的那顶帽子使我只上了初中就辍学了，之后是我被赶到公社的一个最偏远的农场落户。直到1980年所有的“狗崽子们”都开始恢复人的尊严时，我才重新获得了城镇居民的资格。但这有什么用？那时我既没有文化可以去攻读大学，也错过了当学徒工的年龄，二十七八岁的我成了一个谁也不要的“无业游民”。后来就在一家乡办小厂当看门的。那时我虽然政治上“翻身”了，但人们却已经开始更多关心物质、关心致富了。我呢，一个看大门的，既无技术又无文凭，加上几十年的“造**”早把我家的“资本”给彻彻底底地刨光了。我年纪又属高龄，经人介绍与一位农村姑娘结了婚——是一位真正的贫下中农。她不仅出身好，而且她的家一直穷到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有了个传宗接代的儿子，且我心里踏实的是，我的儿子至少有一半血统是革命的进步家庭的。有了孩子后，我才感觉自己的生命才真正开始。可是孩子他妈身体本来就弱，生孩子后又落了病，等第二个孩子会走路时，她就瘫在床上不能动了。从那时起我一个人得管全家4张嘴，日子怎么过来的连我自己现在都说不清，反正这个世上啥样的苦活累活没有我没干过的。命里注定的，有啥法子？但我知道有一点不能耽误，那就是孩子上学的事。我这辈子是没戏了，拿你们城里人的话说叫“被耽误了的一代”。我的两个孩子都还出息，大的1995年考上了你们北京这儿的大学，小的考上了合肥一所大学。看到儿子比我有出息，我心里高兴，孩子他妈也高兴。可是我一个人要供两个孩子上大学，还要管家里一个瘫在床上的病人，我知道单靠我原来在厂里看门赚那么三四百块钱是不行的。所以从大儿子考到北京后，我听说北京这儿打工能赚钱多些，于是便来了。第一年我在一个包工队那儿干活，一个月600块钱，管运砖，人家管一顿饭。我就每月自己留100元，给北京的儿子300元，给合肥的儿子200元。但是好景不长，这个包工队在一次给人家施工时出了质量毛病，被解散了。后来我又在亚运村那儿的工地找了一家施工队，可那个包工头心黑，说就给500元，而且不是全额发给大家，每人每月扣100元，说是怕我们半途跑了。400元一月，我的日子就难了，大儿子那儿只能减少成200元，小儿子给150元，自己留50元生活费。50元能够什么用？可这50元我也基本上全部省了下来，我知道儿子在学校有不少事，再说家里还有个瘫在床上的人也得吃呀！包工头很黑，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虽说管饭，可那哪叫饭嘛！早晨是两个馒头，几块咸菜，中午又是两个馒头，多了一盆菜。晚上跟中午差不多，最多把馒头改成面条。那菜从来是不见油星和肉味的，而且长年累月不变样。包工头不怕你不干，用他的话说，在北京想承包一个工程不容易，可两条腿的打工仔是张一个口袋就套进十个八个。再说在他这儿干了一阵你再走，亏的是你自己，因为你这样走是拿不到他所扣下的一分钱。1996年春节刚过，我突发胃病，想不干了，正好大儿子也要放寒假了，我们爷儿俩想一起回老家。可是那包工头就是不同意，说拿钱必须等他的工程完后。我就跟他吵，没用。我只好留下再干，但我的胃越来越不行，一下被工友们送到医院，住了十几天。这时，儿子从家里发来电报，说他娘快不行了。于是我赶紧找到包工头要钱回家，你听人家怎么说？他说你拿什么钱？你看病住院花了我2000多块谁付？我说我是在为你工作时累病住院的，当然你该为我付嘛！他说谁规定的？我说有《 劳动法 》。他说那你去找《 劳动法 》要。等我再想跟他理论时，他干脆叫来一帮小流氓把我的铺盖往水塘里一扔，将我赶出了工地。这个时候我又接到了家里的急电，说孩子他妈已经危在旦夕。可这个时候我身上连一张火车票钱都没有呀！咋办？我开始想到孩子的学校去借，后来觉得这不是给孩子丢脸嘛！所以就没去。但几十块钱也不是白白在马路上能捡得到的呀！不瞒你说，我还真一个人偷偷到五洲大酒店、康乐宫门口转悠过，但一个下午没见到过一个子儿，倒是别人把我当做小偷似的轰了好几回。后来我到西单地铁口当了两天真正的乞丐，总算把回家的火车票钱要到了手。那天我上火车时，正是大年初一，从北京开往合肥的车上没几个人，服务员比平时服务态度好多了，她们不时推食品货车过来问你要不要这个买不买那个，我呢，心里想要可口袋里掏不出一分钱，20多个小时，就吃了对面座位一个下车旅客留下的半截要扔掉的香肠……可是我就这么千里迢迢赶回家，却没有来得及同孩子他妈说上一句话——她在我到家的前一天夜里已经断气了。办完孩子他妈的丧事，我又欠了一屁股债，可孩子开学又得要钱呀！有一天我看到一则报纸上说有人愿出3万块钱换个肾，我瞒着孩子悄悄到县医院想跟人家商量这事。不知孩子是怎么知道的，赶到医院把我拖了回去。两个儿子哭着说，爸你要是这样做我们就不上大学了。我说那怎么行，我跟人家换肾也是为了你们上大学，你们不能胡想，我就是苦到头，也全是为了你们完成学业。儿子说爸你身体本来就不好，你一旦少一个肾就全完蛋了。无奈，我说那爸就听你们一回，但有一个条件：你们必须保证好好学习，争取多拿些奖学金，我呢也争取再谋个打工机会。孩子们答应了，就这样我们爷仨在家里没等孩子妈“头七”就分别重返北京和合肥。我到北京后还是打工，开始听儿子劝后想找个轻松点儿的活，但找来找去都没成。北京这两年外地来京打工的人太多，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又没啥文化，只能到建筑工地上干那些最苦最累的、待遇又最低的活。这一年多里，不瞒你说，我已经挪了七八个地方。孩子现在上大学正是花钱的时候，又是买书，又是买衣服，一个月二三百块钱当然不够，所以我见哪儿钱多、哪儿能当月付工钱的就上那儿。你说苦不苦？当然苦。有时我觉得实在支撑不住了就上医院看看，医生说我的胃病该彻底治一治了，可我说不行，我要是一下不干活了，两个孩子的学业咋办？我现在想，至少等我再拼上那么两三年，让小儿子也念完大学，到那时再说…… “那时……那时你就来不及了！”我们说到这里，打水的儿子已经从外面回来。他一边抹泪，一边又怨起父亲来。“你知道啥？现在你的任务就是把书念好，有可能明年争取考研究生！”看来这对父子总是谁都说服不了谁。因为天黑了，所以我不得不与这位学生的父亲告辞。临别时我劝他注意身体，还是要想法把受伤的腿尽快养好。“他从来对自己的事不在乎，看他那么可怜，我有几次都想退学了，可我知道不能，那样他会一下垮了。”回城的路上，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一直在为父亲低泣着，“他实在太苦、太可怜了！医生已经检查出他的胃上长了个东西……”“是什么？”我心头一紧。“凶多吉少。”“那你得劝他休息呀！”“他能听吗？只要我和弟弟在大学一天，他就是死在工地也不会停下来歇着的……”这位学生又在悲切地哭泣。我心头也早已难受不堪……是啊，一个贫困生，后面就是一个贫困的家庭。而每一个贫困的家庭里，又有多少像上面的这些父母们在为了他们子女的前程、为了祖坟上的那棵“弯弯树”而含辛茹苦，甚至不惜用生命的代价，在托筑起一条可以让儿女们完成学业的血路！这些学生们的父母，有的在把儿女送上大学路时就病倒了，有的没等看到儿女们上完第一个学年回家过春节就离开了人间……虽然他们永远地倒下了，虽然连最后的一面都没来得及见上，然而他们在儿女们的心目中永远是一座不倒的丰碑。在我采访的诸多贫困大学生中，他们中间几乎十个里面就有三四人的父母或在他们上大学之前就积劳而死，或是在他们上大学的期间不别而逝。因此，这些大学生们对用生命换取自己儿女一张大学文凭的父母们，怀有最强烈和深切的亲情。我见过许多学生或在大学期间、或在毕业时刻写给亡父亡母的悼辞。这里抄下一份，一慰我对那些平凡而伟大的父亲母亲们的敬意—— 爹爹：您好吗？时值春天了，您那里还冷吗？我知道您不认识几个字，在您有生之年，在我有限的大学生涯中，我却没能给您写一封信，如今，您去了，您去了异地他乡，有哥嫂陪您，他们是识字的，在您离去百日的纪念日子，我不能去看您，便写此信给您，略表唯一女儿的思念之情。爹，您现在是否在家歇息呢？累了一辈子，您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您的胸口是否还疼呢？您是否还如我最后所见的那样憋闷呢？哥哥嫂嫂是否孝敬您老人家？那么多亲朋故友，他们是否如以前一样常去找您聊天，拉家常呢？您的吃住有没有困难呢？爹，您是搞电的，您去了，您那里是亮了，乡亲们也方便了，可是您别只惦着别人家灯黑，您要抽点儿空把自己的房子也安好灯，您年岁大了，黑灯瞎火的，走路不方便！您离开我们3个月了，可我感觉已有百年之久了，我好想您呀！3个月前，您连最后一面也没等我见，当我见到您的时候，您默默地静静地躺在刺骨的寒风中，看着您安详而平静的脸，没有丝毫痛苦的表情，我的爹爹呀，您那么难受，怎么不肯给您唯一的宝贝女儿说呢？奶奶说您临终前说过“不想我”，我听了泪如泉涌，这怎么可能呢？我是您唯一珍爱的女儿，是您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孩子，虽然您一直没有宠过我，可那份深挚的感情，我体会得到，您肯定在埋怨我没给您找到最好的大夫，您一定清楚女儿在骗您说您的病没什么！您肯定是怕耽误我的学习而不肯让我娘给我打电话！您觉得对不住我，因为您未能实现供我上完大学的诺言！爹爹，您有什么惭愧的呢？为了我上大学，您带病瞒着家人工作了5年，在临终前半年，病已很重，我们才发现，您还不肯住院，我知道，您是舍不得那来之不易的钱，您要留给我上学用！在我苦劝之下，您仅住院一周，便非要回家，难道您为我牺牲得还不够吗？是我有愧于您，两次高考，把您的心都急碎了！然而，考上了大学，您终日洋溢着幸福的笑，把这作为对您最大的回报。爹爹，您走了，带着我无限的眷恋与牵挂，带着我的思念永远地走了。不过，您放心，我会永远牢记您的教导，自强、自立，人前人后写一个完整、独立、自强的“人”字，您的宝贝女儿绝不会给您丢脸的。安息吧，爹，我一定会努力修完大学，以优异的成绩完成您的遗愿，在您两周年的时候，我会带给您欣慰的答案；放心休息吧，爹爹，我会尽力照顾好年迈的奶奶、母亲和幼小的弟弟，也许不及您在的状况好，可一定不会让人觉得我们母女可怜，我要用我业已挺直的脊梁在世界上闯一片灿烂的天空，为奶奶和娘创造一个安定幸福的晚年生活！且至此吧。女儿 珍珍
第十三章驮在车轱辘上的丰碑 我知道白芳礼老人的事是从团中央学校部一位负责人口里听到的，他告诉我，在天津有一位蹬三轮车的老人现已八十五六岁了，10几年来靠自己蹬三轮车赚来的血汗钱，资助了近200个大学生的学费与生活费，曾受到***、李鹏、李瑞环等领导的赞誉和接见。初听这事，我除了强烈的震惊外，心里怎么也难以接受这个事实。我觉得让一个80多岁的老人而且还是蹬三轮车的老人，用自己那么一脚一蹬踩出来的血汗钱，去供那么多青春年少的大学生吃饭、穿衣和上学，实在太残酷了，也太……总之我心里有种说不清的滋味。去采访之前，我给天津团市委打了个电话，请他们帮助找到这位老人。5月19日，我正在北京参加一次文学研讨会，会的中途传来天津方面打在我寻呼机上的消息：“天津无你打听的那个白大爷……”这怎么可能！我走出会议大厅，急忙给天津方面打去长途电话，要求他们继续帮助寻找。下午对方告知“已找到”，这才使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第二天一早4点我就睡不着了，5点“打的”赶到市郊的赵公口长途汽车站，因为来得太早，白白在晨露中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启程到天津。9点半左右，市学联的一位同志带我在大街上转来转去走了好多路，来到了天津火车站。“白大爷就在那个大广告牌后面。”学联的同志指着火车站西侧的那块巨型广告，对我说，“白大爷平时没有固定地点，到处都走。为了今天你的采访，昨天下午我专门来了一趟，让他今儿在这个地方等着。”越过川流不息的车潮和熙熙攘攘的人流，我们来到巨型广告牌后面的一个三角地。我远远看到在那个三角地的路边，堆放着一摊破破烂烂的东西，有各种瓶瓶罐罐、纸屑废桶等，在这些废品堆放物的中央，有一个用旧编织袋片搭成的只有半人高的小棚棚。在棚的后面，只见一位衣衫穿着极为破旧的老人在一只小盆里洗刷着两顶旧鸭舌帽……“这就是白大爷？！”“是他。”这时，老人正抬起头。我心头一颤：这不是油画《 父亲 》的翻版吗？瞧那一道道刀刻般的深深皱纹和充满沧桑的脸……“你是北京来的作家？”老人直起身子，那张黑黝黝的脸盘顿时绽出那憨厚的歉意，“看看，我嘛没干，又让上面重视了。”老人家原来是个一开口就叫人能见得着底的人哪！“可你这阵来看我啥都不像了……”老人皱起眉头，指指点点地对我说，“以前我在这儿有13个小卖铺，前阵子政府号召要整治车站、街道环境，我们这些小卖铺、小亭子都得拆掉。我是劳模，当了几十年的老劳模，得带头响应政府的号召呀，所以我就让政府先拆了我的这些小卖铺。13个小铺哩，他们那天来了30多辆车、100多号人哪，拆了近一天，全给拆掉了。现在我就成了这个样，一点不像样，以前可不是这样的，生意好着呢！”老大爷还是个做过大生意的人呢，这也是我没想到的。“哎，以前生意大着呢！”老人一提起这，顿时神采飞扬。他说他这儿是前些年张立昌市长亲自给他批的一块地用来让他建小亭子，卖些水果、包子什么的。“我是老劳模，嘛事就得想多为国家做点事，多做点贡献。你等着，我给你看看材料……”老人转身钻进那个小棚棚，很吃力地拎出4个塞得满满的包包给我看：“都是材料，写我的，还有照片。好多好多呢。我当劳模十几年，你想十几年了给我写的材料有多少！多去了，家里还有好多好多……”质朴的老人拿起一张张皱巴巴的、早已发黄了的各式各样有关介绍他的报纸和新闻图片，如数家珍似的给我看，那张沧桑的脸上露着一种童真般的笑容。而我正是从这些早已发黄和模糊了的点点滴滴材料上，了解了这位蹬三轮车老人的事—— 白芳礼老人生于1912年，祖籍河北沧县白贾村，祖辈贫寒，他从小没念过书，如今也不认得几个字。1944年，因日子过不下去逃难到天津，流浪几年后当上了一名卖苦力的三轮车车夫。从那时起，他一跨上三轮车就没停过，一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解放后的白芳礼，靠自己两条腿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劳动模范，也靠三轮车拉扯大了自己的4个孩子，其中3个上了大学。从小不认字的老人，对自己能用三轮车滚出的汗水，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大学生感到欣慰。1986年，相当于绕地球蹬了几十圈的74岁老人正准备告别三轮车时，一次回老家使他改变了主意，并重新蹬上三轮，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娃儿，大白天的你们不上学，在地里泡啥？老人在庄稼地里看到一群孩子正在干活，便问。娃儿们告诉这位城里来的老爷爷，他们的大人不让他们上学。这是怎么回事？老人找到孩子的家长问这究竟为啥。家长们说，种田人哪有那么多钱供娃儿们上学。老人一听，心里像灌了铅，他跑到学校问校长，收多少钱孩子们上不起学？校长苦笑道，一年也就百儿八十的，不过就是真的有学生来上学，可也没老师了。老人不解，嘛没老师？校长说，还不是工资太少，留不住呗！老人顿时无言。这一夜，老人辗转难眠：家乡那么贫困，就是因为庄稼人没知识，可现今孩子们仍然上不了学，难道还要让家乡一辈辈穷下去？不！其他事都可以，孩子不上学这事不行。“有件事跟你们说一说我原打算回老家养老享清福，可现在改变主意了，我要回城重操旧业。”家庭会上，白芳礼老人当着老伴和儿女们宣布道，“另一件事是，我要把以前蹬三轮车攒下的5000块钱全部交给老家办教育。这事你们是赞成还是反对都一样，我主意已定，谁也别插杠子了！”别人不知道，可老伴和孩子们知道，这5000元钱，是老爷子几十年来仅存下的“养老钱”呀！急也没用，嚷更不顶事，既然老爷子自己定下的事，就依他去吧。家人无可奈何地叹了几声气，孝顺的儿女们担心的是父亲蹬了一辈子三轮车，如今这么大年纪了，本该享享清福，可他……唉，阻是阻不住了，老爷子的脾气家人最清楚。“爸，咱再说别的啥是没用了，您老可悠着点儿，腿脚感到有点儿累了就早点儿回来歇着呀！”像往常一样，儿女们在老爷子出门时，给他备好一瓶水、一块毛巾，一直目送出街的尽头。白芳礼呢，这回重新蹬上三轮车虽然还是那么熟悉，那么转圈圈，但心里却比过去多装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孩子们上学的事。是的，毛主席都解放我们几十年了，咋还有念不下去书的？！不能，绝不能让小娃儿们再像我不认得几个字而只能蹬三轮车。74岁的老人想到这里，他的双腿重重地提了一把劲儿，而就是这么一提劲儿，又整整绕地球转了六圈……面对一位如此执着、坚韧的耄耋老人，我的心无法不强烈颤动。那辆伴着老人走了地球几圈的三轮车就停在旁边，这是很普通的一辆人力小车，与天津火车站附近千百辆三轮车不同的是，这辆小车前面有一面十分醒目的小三角红旗，红旗上面有3行字：老弱病残优待，孤老户义务，军烈属半价。“你看看咱车站四周有多少蹬车人哪！竞争了不得哟。可我从不挣黑心钱，为了给孩子们多挣些钱念书，我就争取每天多跑几趟。这面旗打出去后，好多以前的老伙计朝我白眼，说你又是压价又搞义务我们生意怎么做呀。我说你们说错了，车站那么多人要车，我哪顾得过来？你们挣钱是为了养家糊口和发财，我不一样，所以我可以搞些义务，当然我也要赚钱，可赚了钱是为孩子们上学用的，好生意你们抢去了，我只能找些便宜的或者半价一类的活。听我这么一说，那些老伙计们就不再跟我过不去了。”老人擦着车，开心地说着。然而我怎么也开心不起来，看看眼前这位苍如古柏的三轮车老人那身破陋得与街边要饭的乞丐无两样的行头，谁能想得到他在这10余年里竟无偿向教育事业赞助了30万元巨款，长年支援了天津、南开等好几所大学里正在读书的200多名贫困大学生和几十名有经济困难的中小学生上学！“大爷，您给学生们捐了那么多钱，自己却生活得如此艰苦！”我实在无法忍心看一眼这位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的生活，从头到脚穿的是不配套的衣衫鞋帽，吃的是冷馒头加一瓶白开水，那张他说已经在此住了10个年头的所谓“床”，只不过是两叠砖上面搁的一块木板和一件旧大衣。没有“屋”，唯一的“屋”是块摊开的塑料编织袋布和4根小木杆支撑的一个弱不禁风的小棚棚。我来此的夜晚京津两地正下过一场暴雨，老人说他昨晚就是在雨中过的，他拿起一床正在晒着的被子给我看，那上面有一大摊水迹……“以前这儿是小亭子，7平方来米，能有个栖身之处。现在不行了，给拆了，不知啥时候能好起来……”老人似乎对我没能看到他以前曾经“辉煌”的小亭子感到有些遗憾。其实有人告诉我即使是那时，老人过的仍是俭朴得叫人不堪入目的生活。为了能多挣一点儿钱，他已经好多年不住家里，特别是老伴去世后他就以车站边的小亭子为家，很多时候由于拉活需要，他走到哪就睡在哪，一张报纸往地上一铺，一块方砖往后脑一放，一只帽子往脸上一掩，便是他睡觉前的全部准备“程序”。“我从来没买过衣服，你看，我身上这些衬衣、外裤，都是平时捡的。还有鞋，两只不一样的呀，瞧，里面的里子不一样吧？还有袜子，我都是捡的。今儿捡一只，明儿再捡一只，多了就可以配套。我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穿着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出钱买的。”老人说到这儿很神秘地对我说，“那么多记者采访我，我都没给他们讲这些事，你是第一个知道。”我忙说谢谢您老了。于是老人接着说：“我哪舍得花钱！蹬一次车赚一二十块钱不易啊，孩子们等着我的钱念书，我天天心头惦记着我赞助的那几百学生。我就不能花钱，只能往里挣才是。孩子们考上大学多不易，可考上大学还念不起，你说这事咋整？那年我听人说咱天津几所大学里有不少学生考上了却没钱买书，没钱吃饱饭，我想孩子们的家长没办法给他们挣来钱，可我蹬三轮车还能挣些呀，所以我就重操旧业，一蹬就蹬到现在，一蹬就下不了车了，你想几百个学生光吃光出学费一年就要多少钱！我是劳模，没文化，又年岁大了，嘛事干不了了，可蹬三轮车还成。一天蹬下来总还有几十块钱么，孩子们有了钱就可以安心上课了，所以一想到这些我就越蹬越有劲……”老人说得我鼻头直发酸。现今的社会上有大款儿一出手可以给哪个单位赞助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虽然赚钱也并不是对所有人来说都那么容易，但无论如何他们要比白芳礼容易不知多少倍。可是我眼前的这位津门老人为学生们送去的每一分钱，却是用自己的双腿一脚高一脚低那么踩出来的，是他每日不分早晚，栉风沐雨，用淌下的一滴滴汗水积攒出来的，它是多么来之不易，来之艰辛呵！一日，老人正蹬车回“家”时，见路边躺着一位昏倒在地的妇女。他赶紧下车将这位40来岁的妇女扶上自己的小三轮，之后直奔医院。谁知在颠簸中苏醒过来的这位妇女说啥也不愿让老人往医院送。“大爷求求您了，我要赶回学校，您给我把车转过来。”老人听妇女说这话后有些不解，便问嘛回事。当这位妇女告诉他自己是位老师，身体不好，有贫血症，眼下得要赶去给学生批改作业呢！白大爷听到这里，心头一阵发热，从此更坚定了他支持教育的那片赤诚之心。而且似乎每每想起这位因劳累导致贫血的女老师，老人不仅一方面更拼命蹬车，另一方面对自己俭朴的生活更苛刻。除了不买衣帽鞋袜外，连吃的东西他都尽可能地不买不花钱，有人常看到他在拾他人扔下的馒头、面包或半截没有吃完的香肠……白芳礼的事迹后来被新闻媒体广为宣传报道，他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一次他正在5路汽车站小憩时啃着一块馍。有人认出是“当代武训”白芳礼老人，便一下围了过来。有人就问他：“您老捐别人十万八万的，为嘛自己这么苦？”老人举起如今到处可见的弃馍说：“这有嘛苦？这馍是农民兄弟用一滴一滴汗换来的，人家扔了，我把它拾起来吃了，不少浪费些么？！”在场的好几位人被感动得直流泪。老人为了让孩子们能安心上学，他几乎是在用超过极限的生命努力相助着。老人告诉我，有一年他到南开大学给贫困生捐款，学校要派车来接他，老人说不用了，把省下的汽油钱给穷孩子买书。后来他自个儿蹬着三轮车到了南开大学。捐赠仪式上，学工部的老师把这事一讲，台下一片哭声。许多学生上台从白芳礼老人手中接过资助的钱时，双手都在发抖，说我们一个个青春年华却让如此一位日子比乞丐好不了多少的蹬三轮老人供学费、供生活费，实在过意不去。当场有一位来自新疆贫困地区的大学生，门门功课优秀，道德品质也好，没毕业就被天津一家大公司看中，并以高薪相聘。在这捐赠仪式上，这位新疆学生情不自禁地走上台，激动地说：“我从白大爷身上，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和力量。这种精神使我的灵魂得到升华，现在我正式向学校、也向白大爷表示：毕业后我不留天津，我要回目前还贫困的家乡，以白大爷的精神去努力为改变贫困落后做贡献。”那位同学说完深深地向白芳礼鞠了一躬。这时全场的情绪激昂起来，紧跟着一批安徽、贵州等地的大学生们纷纷上台表示服从分配，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南开校园里的这一幕是白芳礼老人最感欣慰的事。他说有人说我傻，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送给了别人，自己却过得不像人过的日子。要说人家的话一点道理没有也不对。我过得是苦，挣来的每一块钱都不容易。可我心里是舒畅的，看到大学生们能从我做的这一点点小事上唤起一份报国心，我高兴呀！你都看到了，像我这样一大把年岁的人，又不识得字，没啥能耐可以为国家做贡献了。可我捐助的那些大学生他们就不一样，他们有文化，懂科学，说不定以后出几个大人才，那对国家贡献多大！老人说到这里，从其中的一只包里取出一叠资助的学生名单给我看，他说他不认得字，不知上面都写些啥，但知道这些孩子都是从穷地方来的好孩子，不是好孩子咋能考上南开、天津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老人说这些时，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睁得特别大，仿佛他已经看到自己用汗水换来的辛苦钱有了满意的回报。“我给这些孩子捐些钱让他们买书学知识，买点吃的补补身体。嘿，他们一转眼大学毕业，上了工作岗位，搞出个啥科学发明，你说那该给国家建设做多大贡献哩！”我看到老人说到这儿，脸上光彩异常。1994年，时值82岁高龄的白芳礼在一次给某校的贫困生们捐资的会上，他把整一个寒冬挣来的3000元辛苦钱交给学校后，这个学校的领导说要代表全校300余贫困生向他致敬。老人一听这话，久久思忖起来：现今家里缺钱上学的孩子这么多，光靠我一个人蹬三轮车挣得的钱救不了几个娃儿呀！这可咋办？老人的心一下沉重了起来。回到车站他的那个露天“家”后，老人硬是琢磨了一宿，第二天天还未亮他就把儿女家的门给敲开了。“爸呀，您这么早来没出啥事吧？”儿女们看老人气喘吁吁地挂着一身霜露，不知老爷子有啥急茬，忙让进屋。老爷子要过一碗水，拍拍衣襟上的落尘，说：“我准备把你妈和我留下的那两间老屋给卖了，再贷点钱办个公司。”“哈哈哈，我的老爷子，您昨晚没多喝吧？”儿女们一听这就忍不住捧腹笑起来。老爷子有些生气了，板着脸：“我给你们说正经的，有嘛好笑？我就是要办个公司，名字都想好了，就叫‘白芳礼支教公司’。”“啥啥？子饺还是水饺公司？”“支——教，支持的支，教育的教，支持教育的公司。”老人一个字一个字给儿孙们念清楚。这回都听清楚了：老爷子真是着了魔，敢情自个儿卖老命还嫌不够，还想当个“专业”赞助户！“你们看咋样？啊，说呀，是支持还是反对？”老人心急地问了这个又问那个。儿女们你看我，我看你，异口同声地：“爸，只要您老看咋合适就咋办。”“哈哈哈，我说我的儿女就像我么。”这回轮到老爷子哈哈乐不可支了。“爸，我们嘛不担心，就是担心您老这么大年岁还……”白芳礼朝儿女们挥挥手，说：“啥事没有，你们开口支持我办支教公司比给我买罐头、麦乳精强百倍。走喽——”老人猛地一按车铃，伴着清脆悦耳的“丁零零”声，便消失在晨雾之中……不多时，由市长亲自给白芳礼老人在紧靠火车站边划定的一块小地盘上，全国唯一的一家“支教公司”——天津白芳礼支教公司宣布正式成立，84岁的白芳礼当上了公司董事长。开业伊始，他对受雇的20多名员工庄严宣布：“我们挣来的钱姓教育，所以有一分利就交一分给教育，每月结算，月月上交……”不知道的人以为这下白芳礼老人可以坐享清福了，其实他的那个“支教公司”只不过是火车站边的一个7平方米的小售货亭，经营些糕点、烟酒什么的。“可别小看我的小亭子，这儿可是黄金宝地哩。”与我面对面坐着的白芳礼老人指指如今那块成为他露天栖身之地的地盘，不无自豪地说，“我就是凭着卖掉老屋的1万元和贷来的钱做本钱，慢慢滚雪球越滚越大，由开始的一个小亭子发展到后来的十几个小亭子，连成了一片。最多一月除去成本、工钱和税啥的，还余1万多元哩！”“那可比您老一个人蹬三轮车多赚不少哟。”我听后打心眼儿里为老人高兴。“多好几倍呢！”老人发出朗朗笑声。不过有一件事我不禁要问他：“您老这么一大摊都是自己管呀？”“不不不，我是董事长，不管具体的，我雇一个经理，他帮着我管事。我还是蹬自己的三轮车……”老人连摆了几回手，“我懂嘛做买卖？再说蹬了几十年三轮，你这回一下让我真像皇帝那样坐在太师椅里，看着伙计们流着汗吆喝着，可不是自己给自己折寿吗？要不得要不得！”老人乐呵呵地开怀大笑之后，接着说道：“再说想想那些缺钱的孩子，我也坐不住呀！我还是像以前天天出车，24小时待客，一天总还能挣回个二三十块。别小看这二三十块钱，可以供十来个苦孩子一天的饭钱呢！”这就是一个耄耋老人的全部内心世界。他靠自己的全部所能，烘托着一片灿烂天空，温暖着莘莘学子。我知道自办公司起，白芳礼老人每月向天津的几所大学、中学、小学送去数额可观的赞助费，这些所谓的赞助费实际上就是他的“支教公司”全部税后利润，他因此而由开始资助十几名学生，到后来资助几十名、100多名，直到200多名……并且成为名扬津门和海内外的“支教劳模”。老人讲到这段辉煌历史时，情不自禁地又翻腾起那几口袋有关他的报道材料，并自豪地夸耀起来：“……我到中央、到市里作报告，13个机子对着我，录像的电视机呀！我对学生们讲，我说你们花我白爷爷一个卖大苦力的人的钱确实不容易，我是一脚一脚蹬出来的呀，可你们只要好好学习，朝好的方向走，我供你们学习也越干越有劲么。我干啥支持教育？支持你们学生？我晓得我们国家落后就是因为教育没上去，所以我要支持教育，支持你们学生好好上学。我是上面挂上号的人哪，不干出些事来，咋向上面交代？你看你从北京大老远地跑到我这里来，我没有点儿事迹，没有点儿材料给你写，你就不好回去写了，我就算啥先进、算啥劳模么？所以我越干越有劲儿。我对孩子们说，你们只要好好学习，就不要为钱发愁，有我白爷爷一天在蹬三轮，就有你们娃儿上学念书和吃饭的钱。我这么一讲，台下的孩子们全哭了……”能不哭么！老人在一边依然沉浸在他那幸福的回忆之中，而我却无法平静如波澜起伏的心海世界：一个坐在你面前形似乞丐却比丰碑更巍峨的老人，十几年来从不间断地蹬着三轮，行程50余万里、捐出30多万元帮助贫困生，其本身的壮举便足够让那些大有能力却从不愿向社会、向公益事业施舍的人汗颜，当然那些不仅不向社会、向公益事业施舍且还想尽心思占便宜、伸黑手的人，就更无法与白芳礼老人的精神境界相比。照理像白芳礼这样高龄的老人不仅无需再为他人做些什么，理当完全可以接受别人的关爱。可他没有，不仅丝毫没有，而且把自己仅能再为别人可闪耀的一截烛光全部点亮，并点得如此亮堂，如此光耀！末后，老人告诉我，虽然他为诸多学生提供赞助的主要生财之源的“支教公司”，其经营地盘因整治城市环境而被拆除了，但他的三轮车还在，他的双脚还健壮，他的那颗爱国、爱教、爱学生的心，还在“扑通扑通”地跳，他就要尽快恢复每月向200多名学生的资助。“大爷，允许我在这里代表所有受过您老资助的同学向您致意！”我觉得再在老人面前呆下去我就会哭出来。“好好，让同学们放心，我身体还硬朗着呢，还在天天蹬三轮，一天十块八块的我还要挣回来。”老人吃力地从小凳上坐起来，向我伸过双手。“您老的手怎么啦？”在我触摸到那双粗糙的手时，心头一阵颤动：老人的两手背上都有一大块发紫的淤血斑！“前天夜里被几个小偷打的。”老人说，“他们看我这儿乱哄哄的，就想占便宜。我出去拦，他们就用木棍打我……”我抚摸着老人手背上的伤痕，又是悲愤又是心疼，就像抚摸我自己爷爷的手。“您老快去医院看看呀！”“我不去，一去的话他们就要让你住院啥的，我这摊咋整？”真无法明白老人在对待自己的问题上为何总是那样毫不在乎。临别时，我向他要几份资料带走。老人显得有些为难。我马上明白过来，便说：“大爷，我要的资料我自己去复印，顺便给您多复印几份，以后有记者什么的来了您就可以给他们了。”老人听后，似乎一下激动起来，脸都有些涨红了，他把手伸过来握着我连连说：“你是我碰到的好人。以前他们来写我，一来就拿走好多材料，我一印就是好几十块哪！可人家是来宣传我的呀，我有嘛话说么！那会儿我做买卖的那些小亭子没拆，也有钱应付得起。现在不行了，我断财源了，资助的那些学生有的一两个月没拿到钱了，所以你看你大老远地来宣传我还让你掏钱，怪叫人那个的……”“大爷你可别当一回事，比起您这么高龄还一脚一脚地蹬车为学生们捐钱，我们算什么？大爷千万别……”我感觉自己的鼻子阵阵发酸，再也说不下去了。“再见了，大爷！”“欢迎再来！”身后，突然传来老人的一声叫喊，“……等文章出来了给我捎上一份啊！”“哎，一定。”当时已经走出几步的我，真想再回头看一眼津门的这位令人无比尊敬的老人，可是我没勇气。我发现我的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我猜想这是第一次、或许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见我一生中最最值得尊敬的人，我多么渴望转过身去再看一眼他，但就是没有那种力量，没有那种可以让我不失声痛哭的力量…… 离开天津，我到了山西。这完全是两个世界的天地。一个是海与河的天地，一个是山和丘的世界。在喧闹的大都市街头，当白芳礼老人蹬着他的三轮车艰难地穿梭奔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小巷时，人们几乎谁也不会注意或听到一声是属于一位80多岁老人所碾出的那个车轱辘声。在太行山脉的崎岖小道上，人们同样不会注意或听到一位普通农家妇女推着她的那辆两轮板车的轱辘声……但，我却听得清彻、悦耳，甚至那么动情。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可以在咖啡馆里随意听一出富豪们为情人或美女的一个笑脸而一掷百万的绯闻，也可以唾手捡一篓有关腐败官员费尽心机地替自己添金博彩而丧尽天良的佐证。然而你或许不能相信和明白这样一件事：一位山区妇女和她父亲二人，前赴后继20年，靠推小车养猪致富来济助一大群从不相识的贫困学生。令我感动的是，这对许多年间每次出手都是几万几万的“济困父女”，自己家中却一贫如洗。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不会相信这对经常出现在京城、省城的大会堂、电视台里的慷慨资助者家中不仅见不到半点儿“富裕”，就连基本的生活家什都难见到：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几间农舍，农舍里面是一字形排着的3个立柜，主人说这还是曾祖父传的；一张方桌，两把老式椅子，其中一把还短了半条腿；唯一的奢侈品，是方桌上摆着的一台17英寸电视机，那是父亲在他当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时从省里得奖抱回来的。主人见我们的眼睛有意无意地盯在那只老式立柜上的那把铜锁上，便不好意思地掏出钥匙当着众人面打开了——没有金银财宝，更没有绫罗绸缎，只有上下两层补丁摞补丁的旧衣破褥。毕腊英说她从来不愿有记者、作家什么的到她家采访，她说她宁可披红戴花地站在主席台上让人们认为她真的是财主什么的“吹”着、“抬”着，那样那些贫困学生就会心安理得地接受她的捐助，否则她说她的一份心意别人就不敢领受了。与太行山的泥土一样质朴的毕腊英，不善言辞，更不善装腔作势，除了当她推起两轮车给一群猪崽喂食扫圈时所勃发出的那一股麻利劲儿外，你见到的她只会是一脸憨厚的笑容和大山女儿那特有的举止。然而这只是你所看到她的表面现象，你看不到她的那颗对生活、对贫困学生的怜惜的滚烫之心！毕腊英和她的父亲都是农民，也没有特别的能耐，他们靠一个庄稼人能做的一点种粮养猪的本领，一个成了全国人大代表(父亲)，一个是省人大代表和第一届国际家庭年“五好家庭”金奖得主(毕腊英)。“咱是农民，农民除了身上有力气外就没其他啥本事。力气虽不是金银钱财，但却能生金银钱财。咱有力气呀！力气用完了会再生出来。出点力，少睡会儿，多收几百斤粮就少掏钱买饲料，少掏钱买饲料一年就能省出万儿八千块来资助那些贫困娃娃上学、读大学。”让毕腊英谈帮困助学的“思想境界”，你就会发现她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但你又同时会发现她是位真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没有高深的智慧，没有华丽的辞藻，毕腊英跟着她那位可敬的父亲走过了近20年的助学历程，而这条漫长的助学历程既非惊天动地，又非常人所能。毕腊英对自己为何走上一条“养猪助学”人生路的最初印象并不深刻，她说还在她是个十六七岁的姑娘时，就亲历过父亲出的一次当时让她难以解开的谜。那时“文革”刚结束，因受不白之冤而蹲了几年大狱的父亲为洗刷屈辱，在目不识丁、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开始了长达10年的上访生涯。小腊英那时不知父亲求的是什么，她只知全家人为了父亲能出行上访，可以几天几宿不起灶、不热炕，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喂成六七十斤重的小猪崽子总被提前出栏卖掉，换得几十块钱给父亲上省城、京城。那时小腊英也像别的女孩一样想上学，可她不敢开口，知道全家唯一能生钱的小猪崽子是为父亲上访而饲养和准备的。她清楚记得，每次父亲从省城、京城回来时总要带回一只病怏怏的小猪崽子，而且父亲总说那猪崽不是买的，是路边捡的或是别人送的。小腊英一见这病怏怏的猪崽就生气，一则这半死不活的猪崽总是那样难养无比，娇得比婴儿还难侍候，二则只要有这小猪崽的存在，父亲那上访的心思就断不了。恨死你这狗猪崽！有一次小腊英乘父亲不在家时，有意把一堆猪饲草放在露雨天里淋湿后再给猪崽吃，那猪崽一吃便拉个不停，小腊英觉得十分解恨。可第二天她发现父亲竟累昏在猪栏里——他老整整一宿用自己的体温和草禾给小猪崽子取暖哩！那次小腊英哭了，她哭父亲可怜，也哭自己的不幸命运。后来的她不仅对小猪崽子渐渐有了感情，而且发现父亲在养猪崽上极有一套，什么样病弱的猪崽，一经他手没有不被养得体胖膘肥的。小腊英似乎从父亲对养猪的专注中看到了老人家在上访问题上那义无反顾的执着和对美好人生的无限希冀，于是她也开始学养猪，直到后来父亲或家人不在的时候她能独立喂养几头猪崽。这样的日子过去了近10个春秋，小腊英也变成了大腊英，而父亲也在一位老将军的帮助下平反了往日的冤屈。“爸，你现在不用上访了，咋还养猪崽，而且是一大窝崽？”一日，腊英见刚刚宁静了不足半年的猪圈里又热闹非凡，便问。父亲嘿嘿一笑，没理会女儿的话，照常用他往日的养猪本领一天一天地精心饲养他的那些小猪崽。半年过后，小猪崽养得又肥又壮，该出栏了！邻里们都来观摩，并在一旁七嘴八舌地说这回毕家可再不是“上访贫困户”了，而马上是养猪致富户啦！腊英听得也高兴哟，她想跟老爸全家苦了几十年，咱毕家也该有出头日子了！晚饭时分，父亲从镇上回来，腊英和母亲、丈夫及孩子们欢欢喜喜地把老人家让到上座，等待着那“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激动时刻……可是直到碗空锅朝天时，这激动的时候仍不见到来。腊英和全家人大眼小眼直瞪着父亲，问你卖掉猪崽的钱哪去啦？我都给邻村的那几个辍学的娃儿送去了呀！父亲眯着堆满皱纹的老眼笑嘻嘻地说道。腊英和全家人你看我、我看你，全都呆了。先是老母亲的一声撕人心肺的啼哭，接着是娃儿们的哭闹……“咋啦？我做错了？”父亲把饭碗往桌上重重一放，说，“你们咋忘了？忘了我是为什么坐监狱吃劳苦的？忘了我为啥上访10年才平冤的？不就是我、我们全家没有人识文认字嘛！一个家，不认字、不识文，全家就没有出头的好日子过。一个国家，没有文化、没有科学，就是全国的人没有好日子过。我看到邻村的娃儿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考上了重点高中，却因为没有钱而半途退学，可惜啊！我想我老农民一个能做啥呀？不能。可我能养猪，养好几栏猪崽，我就这点本事，我就这点能耐。那就把这点本事和能耐给那些能上大学、上重点高中的好娃儿尽一份心、一份力，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你们说，我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英儿，你说爸是老昏了还是老得有出息了？你说呀，爸要听你的话。”腊英哭了，哭得双肩抖动。许久，腊英抬起泪眼，重重地向父亲点点头：“爸，你做得对。我、我们全家支持你！”“英儿……”父亲顿时老泪纵横，哭得比谁都动情，最后是在儿孙们劝导下才破涕为笑。父亲选定的济困助学路并不好走，尤其对缺乏经济来源的一个农民家庭来说。而且除了经济原因外，还有更严重的是不被人理解。最早有关助学的事都由父亲一手操办，腊英和家里人只管把地种好，把猪喂大，至于外面的事他们一概不太清楚。1987年父亲资助山西经济管理学院的一批贫困大学生时，在临上省城时父亲便叫上了腊英，说我年岁越来越大了，可咱家助贫济学的事才刚开始，以后怕你得替我多走走了。腊英是孝女，父亲说啥都听着。那是腊英第一次上省城，在向山西经济管理学院贫困生捐助的仪式上，她不仅深深感受到了父亲选择济困助学这条路的意义，而且也被另外一件事触痛了自己的心。那是她和父亲捐款结束后，准备返回高平老家的前一夜，突然她和父亲住的小招待所里来了好几位“募捐者”，他们有的是报社记者，有的是省直某某单位或什么基金会的，牌子都很大，他们共同的一句话是：希望毕家父女为他们的“事业”掏钱，而且一开口便说得那么轻松随便——3万、5万不嫌少，10万、8万凑整数。腊英哪见过这种场面，说我跟爸到省城几天除了受捐助单位请客吃上两顿好饭，其余的饭我们吃的都是方便面和自己家中带来的干馍馍，别说3万5万，就是三五百也没有呀！那些伸手者哪相信腊英的话，说你别逗了，谁不知你们毕家是“大富翁”，说句痛快话，我们这些单位办的事也跟救济贫困大学生的事差不多重要，你到底给还是不给？腊英第一次碰见这样的事，她想说可又嫌自己嘴笨。最后还是父亲见识广，说同志们不要着急，这回我们出门没多带钱，只准备了给几个念不下书的大学生带了些钱，下回一定也多为大伙想着些。来来来，捐款的事留着下回，咱们先上馆子喝一杯。父亲叫腊英跟着一起去，腊英哪有这份心思，推说不舒服留在招待所。晚上10来点钟时，父亲踉踉跄跄回来了，一头栽在床上直到第二天天亮才苏醒过来。“英儿，本来我留了300元钱想给你和娃儿扯几块花布做件新衣服，不想昨晚都给那几个人吃光了……爸对不住你和娃儿。”父亲喃喃地说。腊英啥都没埋怨，说爸我们还是早点离开太原吧，保不准呆一会儿有更多的人来向我们伸手哩！于是父女俩连早饭都没顾上吃便“逃”出了山城……其实，腊英父女俩“逃”回老家高平后，仍有人不远数百里追来向他们毕家伸手要赞助，只是当那些充满欲望的人走进毕家亲眼目睹了这家“富裕户”的贫困程度才一个一个甘心自愿地主动放弃了募捐的念头。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人们才真正相信，毕家捐助给学生们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这来自毕家人的一滴滴血汗啊！从80年代中期父亲靠三百五百捐助到现在的毕腊英能两万三万地拿出手，毕家一共资助了贫困生10余万元巨款。可所有的这些钱，毕家人除了靠养猪生钱外，没有一分钱来自其他途径。有人给毕腊英父女算过一笔账，一年毕家饲养50头猪，每顿至少要喂30担饲料，一天就是90担；每一担饲料约40勺，从磨房一勺一勺舀好，担到猪舍再一勺一勺地舀进猪食盆，每天毕腊英一家人就要舀7200多勺。一年365天，毕家人几乎重复着同一种繁重而单调的劳作。从早晨东方泛白到皓月当空的夜晚，毕家人忙里忙外地或是在磨房磨粉、沥浆、搅兑猪饲料，或是大担小勺地在猪栏前一伏一起地喂食清圈。毕家是个大家，腊英的父亲和二叔老兄弟俩没分过家，这样毕氏一家便有了祖孙三代十几口人。但如此三代人并没有影响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养好猪、挣得钱去资助那些念不起书的穷学生。1992年，腊英的父亲、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毕生才老先生不幸惨死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当这不幸的消息传到太原的山西经济管理学院等几所曾获得过毕家捐助的大学时，好几所大学的学生们自发组织了悼念活动。那些接受过毕家资助后重新获得学习机会的贫困学生们，在悼念会上泣不成声朗读着一篇篇情深意切的奠文，学子们为自己过早失去一位可敬可爱的农民老伯而无限悲伤。可是同学们万没有想到的是，仅时隔两个月，逝者的女儿毕腊英只身带着家中全部的9000元积蓄和新近卖猪所得的11200元钱，又来到了经济管理学院。这回她是代表父亲及全家人的心愿，专程来与校方商量设定一个以先父名字命名的“救济贫困大学生奖励基金”。“……我父亲不幸去世了，但他生前担起的支持教育事业、资助贫困生的这份责任，从现在开始由我和全家人接过来。我是一个农村妇女，不识字，也没有啥本事，还是一句话，我有力气，有力气就能种地养猪，种了地养了猪就能生来钱。我向同学们保证，只要我毕家能拿得出一分钱，就不会让没有半分钱的同学挨饿辍学！”这段话是腊英在为父亲设立的教育奖励基金仪式上说的。她说这话时，台下的许多大学生们忍不住上台把这位个头不足1.55米的妇女，高高地簇拥起来。呵，毕腊英，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可在大学生们的心目中，你和你家人是一座耸立云端的擎天丰碑。
第十二章流金的呵护 我记不住哪一天的电视节目，但有两个镜头却永远刻烙在我的记忆之中：一个镜头是一位患癌症的女教师在她即将离开人世的前几个小时，她用极其虚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向家人叮嘱：“你们……一定要、要继续给、给广涛按时寄钱，让他在清华……读完大学。还有、我死了……千、千万别、别告诉他，那样会影响他学习的……”镜头里的这位女教师说这些话时，泪流满面。看得出，她是多么留恋这个美好的人世，而她心中最放不下的似乎还是那个在她生命最后时刻仍在千呼万唤的一个叫“广涛”的人。第二个镜头是：在清华大学学生宿舍里，学生赵广涛蹲下身子，吃力地从床铺下拉出一个木箱，他从这唯一的“家当”里取出一叠信件，随后含泪向记者说：“……这都是李妈妈写给我的信。几年时间里，她不仅在经济上给予我巨大支援，每月寄钱来，而且更多的是慈母的关爱。可是她现在已经离我而去……我、我到现在还没见过她一面，我还没来得及当面叫她一声‘妈妈’她就……”我看这镜头时流了许多泪，因此我也决心一定要找到这个女教师的家和这位在清华读书的赵广涛同学。后来我如愿以偿，而当我听屏幕之下的主人公讲述那段超乎寻常的人间真情后，更是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现在就读于清华大学精仪系的赵广涛同学是河南郾城县龙城镇仲李村人，那个离他而去的女教师是湖南娄底涟钢子弟学校的李赛明女士，这二位后来认做“母子关系”的人素不相识，平生也未谋过一次面，却因为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使他们之间演绎了一段情深似海的母子之缘。那天我到清华去见赵广涛，我们开始几乎没说上几句，虽然客观上还有另外几名贫困生在场，但我看得出赵广涛似乎已不太再想谈他与李赛明老师之间的事。等对其他的学生采访完毕后，我约他单独在清华园的一块绿地上倾谈。那已经是晚霞落地的时间，只有我们俩人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不太愿意提及李赛明妈妈的事，他说李妈妈的不幸去世本来就使他非常非常地悲痛，电视上把事情一播后隔三差五地就有记者什么的找他谈这件事，各地来信的也特别多。赵广涛说，正是因为他与李赛明妈妈的特殊“母子”关系，本来李妈妈去世后他一直把这巨大的悲痛深深地埋在心底，每天尽量地用满负荷的学习来抗衡这一对心灵的沉重打击，另一方面他决心通过努力学习争取早日毕业后抽个时间到湖南的李妈妈坟前磕几个头……“现在不行，我越是不想提的事越老有人来左问右问的，我实在受不了，每提一次李妈妈的事，我就会好几天缓不过劲儿。你们这些当作家记者的就知道找素材，可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是在一次又一次地剜我的心？”赵广涛瞪着一双略带怒色的目光看着我。“真对不起了，广涛。”他让我有种负罪感。稍顷，我把手搁在他垂下的双肩上，然后说，“好，今天我们就不谈这事……”“不不。”赵广涛同学又突然抬起头，抱歉地说，“对不起，刚才我不是对着你的。你是学校学工部老师安排的，我当然得跟你好好说一说的，不过我是想通过你对新闻界还有社会上的人说一说——其实他们都是好人，他们报道我，还有很多人寄钱给我。可我希望的是自己能够安下心，努力学习，用优异成绩来报答李妈妈，同时也报答所有关心我的人。我只是不想别人再打扰我，顺便也想通过你的笔，对所有关心我的人说清一件事：当初我接受李妈妈一家的资助，是因为我那时太困难。现在已经几年过去了，我自己已经能自立了，所以不想再接受别人资助，而且我已经做到了。可是有个记者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我还在接受李妈妈家的资助，我觉得心里挺难受的，事情已经不是那样了，真要那样我就太没出息，更对不起九泉之下的李妈妈了……你理解我的心思吗？能答应帮我做这件事吗？”我十分郑重地点点头。“好，那我就从头跟你说……”赵广涛的脸侧仰着，正好一缕金色的晚霞打在他的眼上，于是他双目微眯，那神情一下陷入了无边的思恋之中……1994年9月1日，赵广涛一直没有忘记这个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他带着家乡龙城镇的数万名父老乡亲的厚望，踏上了进京的路。从收到清华大学的录取书那天起，赵广涛就成了当地的“名人”，因为在他之前全镇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尤其是名牌大学生。虽然郾城是个穷地方，但祖祖辈辈靠天吃饭的父老乡亲们却都知道中国有个清华大学。在当地人的心目中，能考进清华的那就是正正经经的“状元”。那阵子乡里的干部、乡里的百姓都感到光彩，要是出家门往外乡走一趟，谁都要提及“俺乡有个娃考上了清华”这句话。但是乡干部万没想到的是，赵广涛家人却因儿子考上了这么个大学而整天满脸忧愁，一问，说是为了几千块一年的学杂费。上了大学不就可以吃国家了吗？乡亲们还是老观念，他们不知道从这一年开始大学实行双轨制，所有上学的人都得交学杂费，除此个人还要承担生活费。“凑！俺们全乡人就是每人捐出一毛钱也要让我们的‘状元娃’上清华！”乡长把袖子一捋，对着广播向全乡百姓发出号召。就是在赵广涛上路的这一天，乡长代表全乡数万名乡亲把一笔钱交给了他们引以为自豪的“状元”。赵广涛呢，他正是用这笔钱进了首都北京的清华园。但是，令赵广涛这位乡下孩子不可思议的是，要踏进现今的大学门，除了要交一笔高额学杂费外，还得至少每月200来元的生活费。哪儿来那么多钱？他太清楚自己的家是个什么样，别说每月200元，就是一年到头也难见200元的现钱呀！一个早已年迈的奶奶，久病不治的父亲，还有一个正在上学的弟弟……赵广涛知道要从这么个家里每月抠出200来元现钱，就等于扒家人的皮。清华园里的“状元”陷入了窘境。这时，一位记者把面临几近失学困境的赵广涛的情况录入了中央电视台的《 焦点访谈 》。“得帮帮这个有出息的苦孩子呀！”在中央电视台这一节目播出的那一短暂的时间里，有一位远在湖南娄底市的中年女老师心头刹那间被紧紧攫住了。那一夜，这位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女老师辗转难眠，伟大祖国的最高学府里的一位孤苦无助的学子的影子一直在她眼前晃动着……不行，我得帮一把这孩子，考上清华大学多不容易，不能让他因为家境的困难而影响学业！第二天，这位女老师悄悄来到邮局，给远在北京的赵广涛同学汇去100元钱，特意在附寄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一个真诚的心愿：“你就当自己是我的一个孩子吧！”邮局工作人员清清楚楚地看到汇款人一栏上写着3个秀美流畅的字：李赛明。没几日，李赛明一天中午回家吃饭，看到有封自己的信。她拿起一看，就兴冲冲地对老伴欧游说：“你看看，北京给我回信啦！”“北京？你啥时候有了北京的亲朋好友？”李赛明老师见老伴一脸狐疑，便开怀地公开了一个心中的“秘密”。老伴欧游一听，就把儿女叫到一起，很是郑重地说：“你们妈做了一件好事，也是善事。我们都要支持她的行动，把赵广涛同学当做你们兄弟姐妹中的一个。”“嘿，这回咱家可就出了个清华大学生啦！”孩子们也十分高兴地议论开了。从此，李赛明每月领完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上邮局汇款，而且从不拖时，从不间断，就连寒暑假期依旧将一张一张汇单寄向清华园……清华园内的赵广涛同学开始接到这一张又一张的汇款单时，心里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愧疚感。要强的他终于忍不住给这位“李妈妈”写信，并婉转表述了自己再不好意思收取资助的心境。他哪想到，这封信不仅没“冷却”对方，反而收到了“李妈妈”更情深意切的来信——赵广涛承认在这之前他对“李妈妈”的称呼也纯粹是出于礼貌，而绝非等同后来他所称之的“李妈妈”之真切。“李妈妈”的信上这样对他说：广涛，我的好儿，你这么想了让妈我心里都不好受。我不能看着你在大学里为了一顿饭钱、为了买个本子而总是那样愁眉苦脸。如果真是那样，我每天生活在又有冰箱彩电，又有音响空调的家里会极不舒服的。好儿啊，你知道吗，当妈妈的假如不能为自己的儿女做些什么，心头都会有种负罪感，那更不用说她自个儿偷着一人在享受安乐富裕的生活了。明白吗？只要儿在外面受苦，当妈的就是有金山银山也不会有丝毫的幸福可言。赵广涛哭了，他从这位平生根本不相识的“李妈妈”信中，看到了自己亲生妈妈的那种发自母性最原始、最崇高的珍爱与呵护。“李妈妈，看了您的信，我一下有千言万语想对您说，可我不知该从何说起，我唯一能说的就是一句话：让我像对亲娘一般地叫您一声妈妈——”打这以后，赵广涛的内心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归宿感，他说那时开始他叫“李妈妈”完全与叫自己的母亲一般，面对的就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亲娘，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超过了亲生母亲，因为这个李妈妈有时几乎一个星期就要给他写一封信，这种心灵间的异常频繁的交流与融会，时间一长就慢慢变成了一种亲情，一种两相牵挂的、不可消失的永恒的亲情。赵广涛直到李妈妈去世后才从由长沙专程到北京来采访他的记者那里知道，李妈妈一家根本不像她在信中向他所描述的那样富有，当时李赛明老师就是为了打消赵广涛接受资助的内疚感而有意这么说的。当老师的李妈妈当然懂得这一点，所以她在赵广涛面前也做得天衣无缝。其实李赛明的家是个再平常不过的家，也可以说是个生活水平低下的家庭。她和老伴两人才各拿每月四五百元的工资，3个孩子中大的未成家，小的正在发育年龄，中间的大儿子与赵广涛同龄，也是属于能吃和长身体的时候。李赛明本人又是个体弱多病的人，一家五口挤在3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唯一的两件最现代化的家什是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和一台单缸洗衣机。两个低收入的父母要带3个又在读书又在长身体的大孩子，生活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但李赛明不仅从来没有向赵广涛透露过一丝一毫，相反每一次向北京汇款时总刻意表现出一位有钱的母亲向一位有难的儿子施恩时的那种豁达与大度。如此长久的“美丽谎言”，使一南一北的“一家人”共同进入了一个无比幸福的童话世界。亲情不仅仅来自血缘，它还属于那些相互关爱的人。时间一长，已有3个孩子的李赛明总是特别惦记北京的赵广涛。有一次，李赛明的小儿子对妈半开玩笑地说：“妈，我们感觉在你心中广涛哥好像比我们更亲似的……”母亲笑了，说：“傻孩子，你们天天在我身边，还用得着我那么牵挂吗？广涛就不一样了，他一个人孤身在外，自然得多为他想点儿。”在清华园上学的赵广涛呢，心头也慢慢老有一种对远在湖南的李妈妈及其一家人的牵挂。有时倘若晚收到一两天的信，他便有些坐不住了，回去赶紧发一封信问问为什么，是不是“妈妈”身体又不太好啦，总之是那种无法割舍的惦念。平时，赵广涛也不时把学校和自己在学习生活中所发生的事写信告诉李赛明。李赛明呢，则用她母亲的那般特有的细微关怀着远方的“儿子”。只要她稍稍从赵广涛的信中感觉到他正需要什么时，就赶紧倾其所能地去办。冬天到了，她忙着向北京寄去棉大衣；夏天来临，她便把本来给亲儿子买的衬衣汗衫邮到清华园，同时还寄去一笔特殊的“回家费”。“你出来又快一年了，该回去看看父母了。如果不打算回家，那这笔钱就算你在北京打工的本钱吧……”李赛明信中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叮嘱。1995年的春节前四天，赵广涛的奶奶突然去世，为了办丧事，本来就清贫的赵广涛一家犹如雪上加霜，一下多了不少新债。李赛明得知后，一面给赵广涛写信安慰，一面忙着筹钱。她除了每月给赵广涛寄100元，还一次又一次地向好几个孤儿及一群无家可归的乞丐们施舍捐助。一个本来就极低收入的家庭，要是整天摊上那么多事，谁都感到极其为难。但当李赛明知道赵广涛家里出事后，便毫不犹豫地把全家所剩的200元伙食费给汇走……“妈，咱一个多月了，老吃地瓜加茄子，我一闻家里的饭菜就反胃，么子就不能换换口味呀？”面对儿女们的抱怨，李赛明只得无可奈何地苦笑着向他们许了个永远难以实现的愿。又一个暑假到了，李赛明把该汇出的“回家费”汇走了，也把该备齐的衣物寄出了，然而却一晃近两个月没收到赵广涛的回信。是他没回家？可学校的人说他没留在北京打工。难道他回到亲人身边就把我这个“妈妈”给忘了？不像，广涛这孩子不是那种人。那他到底怎么啦？李赛明心里好着急也好担心，她猜想一定是广涛这孩子的家里又出什么难事了。不行，说什么我也要找到广涛听他说说是怎么回事，就是天大的困难，还有我这个妈妈给你顶着嘛！一不做二不休，李赛明一连发出3封信和一封加急电报，催着广涛给回音。事情果然不出所料，赵广涛家里还没有来得及处理奶奶死后的债务，5月份，多病的父亲又离开人世，年仅49岁。赵广涛一面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一面不想再让李妈妈一家跟着承担他和他家的不幸。从每一次湖南邮寄来的用旧布做的包裹和一件件不新不旧的衣物中，赵广涛多多少少隐约感觉到了李妈妈一家的生活并不像她信中所描绘的那样富裕。正是因为这个，他不想再由于自己家庭的不幸拖累李妈妈一家，他也不想让好心的李妈妈跟着为自己父亲的病逝而悲伤，所以一直没有回信。现在看到李妈妈一封又一封的信件与电报，赵广涛只得将注满泪水的话倾诉给远方的李妈妈听……赵广涛说，这一封信他写得很长很长，也很悲伤忧闷。信发出没几天，他就接到了李妈妈的信，李妈妈的信比他写得还长，整整密密麻麻的十几页纸，那每一页字里行间都镌刻着一位慈母的伟大的爱。她告诉广涛，从现在开始每月给他的生活费由原来的一个月100元，提高到300元。“好儿呀，你不用为我们家里想，妈妈一家人长年过着要吃啥就有啥、要穿啥就有啥的生活，可你呢，情况就大不相同，你要读书，你家又频频出事，我这个当妈的担心的是你因沉重的困难而影响学业，你千万要顶住，你也完全可以放心地相信有我这个妈妈做后盾，纵然有天大的困难，也一定能克服……”信中，李赛明一方面继续编织美丽的谎言，一方面用中外名人的奋斗事例鼓励赵广涛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完成学业。赵广涛就是在李赛明的鼓励下重新站立了起来，而且学习成绩也从入学初期的全班中游水平，跃入前五六名。他的班主任说：“是李赛明老师所给予的那种人间至诚的特殊精神力量，为清华大学重塑了一个赵广涛同学。”1997年春节过后的新学年已经有一段时间，然而赵广涛却奇怪地一直没有收到李妈妈的亲笔信，虽然钱还是准时收到，但落款却不是李妈妈的字。赵广涛焦虑起来：莫非李妈妈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事实正如他所猜，李赛明本来一直身体多病，这年3月开始她就再也支持不住，到医院一查，竟是晚期肺癌并发肝硬化。病魔的痛苦折磨使李赛明连动手写信的力量都失去了，她不得不躺在床上让老伴代写，并吩咐信上一定要说明是因为自己工作太忙而由人代笔的。“广涛这孩子心细又敏感，不然他会发觉什么的。”李赛明对老伴特别说明。其实从这微妙的变化，赵广涛还是感觉到李妈妈出什么事了。他回信说，等暑假一到就去湖南看“妈妈”。但是，赵广涛没有等到这一天，1997年5月3日，李赛明老师与世长辞。这对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母子亲情的两代人却因此而永远失去了见面的机会……其间，当地有一位电视台的记者知道了李赛明与赵广涛的事，便在李赛明的生命最后时刻录下了这位伟大母性的形象，那就是后来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里出现的镜头。镜头里有记者与李赛明的一段对话：记者：“您现在想不想见见赵广涛？”李赛明将头侧到一边，流起了泪。片刻，她毅然道：“不想！让他把五年的书念完再说！”记者：“可您的病……难道您就不想先见他一面？”李赛明重新把头侧过来，她的脸上尽是泪痕。“我不相信医生说的我只有3个月时间了。我有信心等到他毕业的时候见他……可现在不想打扰他，他太不容易了，他爸爸死时他都没回家……”良久，记者又问：“您这样关心赵广涛，有没有想等他以后有了出息报答您呢？”李赛明肯定地摇摇头：“我不要他报答，只要他能够独立，能够自己保自己就行。我最大愿望是他能顺顺利利读完5年大学，然后走上工作岗位能为国家做点出色的事，因为他是清华大学生……”这段话说完没几天，李赛明带着她对赵广涛的无限惦念永远地离开了人间。在办丧事时，有人提出应该给清华大学的“儿子”发封电报，但被李赛明的老伴阻止了，他说：“在生命最后一刻，她还一再叮嘱不管自己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去惊动和打扰广涛，让他安安心心地读书。她唯一让我做的是要继续给广涛寄钱及以她的名义写信……”后来如果不是赵广涛坚持在暑假上湖南去看李妈妈，李赛明家人是绝不会将他心目中的一位形似泰山的母亲已入天国的噩耗向他告知的。“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李妈妈这么好的一个人会溘然逝去，老天竟是如此不公！”当赵广涛向我讲述完他与“李妈妈”之间的故事时，清华园里已是一片灯火。“何先生，现在你大概知道我为什么不愿别人老在我面前提起李妈妈的事了吧？”赵广涛忽然说。我点点头：“你内心还有一份别人并不懂的愿望，就是尽量地少去打扰九泉之下的李妈妈，让她不要再多为你这个清华学子操心了……”赵广涛突然把我的手紧紧握住：“谢谢你！谢谢你的理解！”分手时，赵广涛告诉我一个心愿：“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我的清华大学毕业证书去湖南，去李妈妈的坟前喊一声：‘妈妈，你的儿子完成学业后看您来了！”夜色下，我分明看到这位清华学子瞳仁内的闪闪泪光。 与赵广涛一样，杨虹的几年大学学业可以说是自始至终被特殊的爱与温暖沐浴着，而当人们了解这事情的整个过程后，有谁还能说人的本性不是善良呢？杨虹现在已走出校门，在沈阳市某交通局客运集团公司上班，他是作为特批对象落户在这座北方城市的。其实如果不是与这座城市早有的一段情结，杨虹也许今生今世成不了一个沈阳市民，也许根本不可能与大学有缘。杨虹的老家在四川省巴中县的一个边远山村。这里的人受传统和客观条件等方面的影响，一般的年轻人上完初中就开始务农，能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念高中的娃儿几年也出不了个把，在娃儿的父母眼里，那些想上大学的都是在做梦。与其做梦，还不如早些拿起牛鞭粪桶置个家业。所以当那年杨虹把上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拿出来时，父亲一脸的不悦：“家里连拿出一分钱都费劲，你还念啥子高中么？”“我就要念么，将来还要上大学！”杨虹与父亲顶完嘴，就开始走自己的路。他到同学那儿借了150元路费，买了一张站台票便坐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火车。结果乘了几天几夜车子准备在哈尔滨找个工打的杨虹落了空，于是他又辗转到沈阳。这回他运气不好，半途被查出没票而赶下了车。后来他一路徒步，到沈阳时口袋里只剩5块钱。走投无路的他突然想起自己的舅舅在沈阳东陵沙场工作，便搭了一辆车子赶到那儿。此时天忽然下起大雨，又饿又乏的杨虹再也支撑不住了，在一棵避雨的树下，他刚落足便昏死了过去……第二天醒来时，杨虹感觉自己好像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似的。他拼出全身力气，挥动着手臂，以示过路的行人与车辆注意。最后还是一辆开小货车的师傅拉他上了车，并将他送到东陵沙场。杨虹一问，人家说他的舅舅早已不在这儿干活了。当时杨虹一听这，又一下昏了过去。沙场上好心的人看这孩子太可怜，便留下了他。杨虹后来说，当时他好比一个乞丐，别人留了两碗面汤他吃得却如山珍海味一样惬意。打工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杨虹他们干的活是帮人家拆旧房，偏偏这是个要力气的活儿。杨虹个小，没有人跟他搭帮，于是他被安排在工地做饭。也许是机缘巧合，也许是老天开眼，杨虹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后来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沈阳市民项士信一家。项士信的家当时就在杨虹做工工地的附近，他儿子项鑫比杨虹小几岁，每天中午回家吃完饭后就喜欢上工地那个地方玩一阵子。时间一长，项鑫便与杨虹熟了。杨虹见项鑫经常从工地那儿担水回家很吃力，就帮小项鑫挑，这样杨虹也认识了项鑫的母亲郭淑杰。项家的人都是老实本分又善良，见杨虹聪明热情，便经常请他到家里来吃个便饭什么的。有一天，小项鑫的母亲郭淑杰正在家里忙活，见杨虹愁眉苦脸地坐在她家的门槛上，一问，原来杨虹打工的这个工地上已经没活了，人家甩下他换到别的地方，他杨虹一下又成了孤独的流浪者。“阿姨，我想到您这儿借点米吃……”杨虹终于开口了，他说他现在跟一个老乡一起蜗居在工地上的一间小破房子里，靠捡砖头卖过日子。因为旧砖不好卖，他与老乡两天没吃啥东西了。郭淑杰二话没说，找出一个小口袋便给杨虹装了10多斤米。“有难，你就说一声。阿姨一家只要能做得到的一定帮你。”郭淑杰随口说了一句，杨虹却把它牢牢地烙在心上。项鑫的家要动迁，杨虹第一个来帮忙。在运货的一路上，杨虹见项鑫的父亲是个大好人，便半真半假地说：“项大叔，要是我认您做爸，您能不能供我读书？”项鑫的父亲项士信憨厚地一笑，说：“你上学要花多少呀？”“一个月50来元就够了。”项士信一思忖，说：“读书是好事，我一定帮助你。”当时杨虹并没有把这话放在心上，嘴上说说，不就图个快活嘛！但是杨虹虽身在他乡，心里却一直惦念着高中快要开学的时间。想想眼前的境况，杨虹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没了重进课堂的希望，为此他写信给老家的同学，流露出走绝路的念头。偏巧，郭淑杰在给杨虹洗衣服时无意中看到了那个同学给杨虹的回信。郭淑杰吓坏了，把这事赶紧告诉了丈夫项士信。夫妻俩都是心地善良的老实人，一商量，说什么也要帮这孩子一把。可是家里哪有钱呀？项家3口人，其实挣钱的就项士信一人，郭淑杰是沈阳头一批下岗的人，他们的儿子也在上学，3口人本来日子就过得够紧巴。“杨虹这孩子实在太可怜，容我想想办法。”项士信说完就出了门。他是去朋友家借钱去。“怎么样，借着了没有？”半夜，老伴给项士信开门后的第一句话便这样问。“成了。”项士信说。第二天，项家夫妇找来杨虹，当面把1000元钱交给他：“这钱是给你上学用的，赶紧收拾行李，还来得及赶上开学……”杨虹愣了很长时间才缓过神，眼泪禁不住哗哗直下。他“扑通”一声跪在项家夫妇面前，泣不成声：“我……我这辈子永不忘记你们！”再说杨虹回家跟父亲把自己离家出走后的前前后后的事一说，老父亲大为惊讶，对儿子说：“项家真是天底下的大好人。虹儿，你能重新上学，这事我跟你妈做亲爹娘的都帮不了你，项家的义举对你来说就是再生父母。以后你得改口，叫他们爹妈才是。”杨虹呢，这回跟父亲想到一起了，其实他内心早有此愿，只是经父亲这么一提就更加迫切。当晚，杨虹含着泪水把久存在心头的愿望连同上学的喜讯，一起写信告诉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沈阳那个新家……之后的3年，村里人都说杨虹交上了好运，因为他有一个沈阳的“好爸好妈”每月寄钱来供他上高中，而且寄钱的数目从最初的50元，升到80元、100元和200元……逢到新学年开学，甚至升至五六百元还多。杨虹一家和村上人真的以为遇上了一家有钱的好心人。说好心不假，但说项士信是个有钱的人家那实在太离谱了。那时项士信一人上班挣500来元的工资，为了保证给四川的杨虹每月寄钱，老伴郭淑杰一等丈夫把工资领回家，不管家里有什么大事难事要办，她总先留出一半钱来放在抽屉，第二天又匆匆寄走。郭淑杰说她是怕钱在家里多留一天，就可能被别的急事挤用掉了。“在认识杨虹后的这五六年间，我心里一直提着弦，生怕有一天突然自己家里出件什么大事把给杨虹的钱挪做它用了……”郭淑杰每每谈起此事，心中总有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负重感。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丈夫的500来元工资，却要把其中的一半留出来给别人念书用，而仅用剩下的那么一点点钱维持一个三口之家的生活，这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恐怕除了郭淑杰和她丈夫项士信能说得出外，再没有人能回答上来。1993年夏，项家又接到四川寄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是杨虹写的，里面还有一张沈阳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的入学录取通知书。“孩子他爸，杨虹这回有出息了，考上我们沈阳的大学了，你快看呀！”丈夫项士信下班刚踏进家门，妻子就激动地把这一喜讯告诉了他。“好啊，这孩子总算没辜负我们的一片心血！”项士信其实比妻子还要高兴，因为他曾跟杨虹半真半假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哪一天你真考上了大学，我就正式认你这个儿子。”看到丈夫从心底里都在乐的样，一边的妻子郭淑杰则双眉慢慢紧锁起来：“杨虹上大学的费用就更大了。你看，光上学报名时就得一下交1700元呢！”“还能凑一凑吗？”“拿什么凑？咱鑫儿的学费这回也得出去借了……”妻子“唉”了一声，忍不住两眼直流泪水。“杨虹已经到这份上了，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得帮他进大学门。”黑色夜幕下，丈夫一把搂过瘦弱的妻子，有些哽咽地，“只是又要苦了你……”天亮后，项士信叫妻子去给杨虹发电报让他先到沈阳来，自己又去到朋友那儿求情借钱。这回他把该想到的人都想到了，但仍然只借到了600元……开学报到的日子已到，那天郭淑杰特意给杨虹换了一套新衣服，但领杨虹去学校报到的丈夫项士信那天脸上却显得很沉重。“老师，我们杨虹的家就在沈阳，离学校不远，能不能让他走读，这样他的住宿费啥的我们不出行不行？”来到学校，项士信把杨虹安顿到一边，自己便带有乞求地问正在登记的一位学生处工作人员。“那怎么行？上大学有规定，必须住校。”“您高抬贵手给通融通融……”“不行就是不行，你别浪费时间好吗？来来，让一让，下一个！”忙得不亦乐乎的工作人员根本没时间跟项士信多说什么。头一回没办成，项士信只好带着杨虹回了家。第二天他没让杨虹去，自个儿又去找那个管报名的学生处工作人员，那人一见项士信又来提这根本“不着边”的事，就干脆回答道：“要是交不起钱，就别上了嘛！”项士信气得掉头就往回走。气归气，人家学校有规定么。妻子好言劝道：明儿找找学校的领导，把事挑明了，看看他们到底能不能照顾照顾。还有啥法子，只能这样呗。报名的日子只剩最后一天了，项士信再次来到学校。这回他直接找到了学生处的杨处长。“好吧，正好有点空闲时间，你就说说你儿子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实巴交的项士信苦笑了一下，只好无奈地把他一家与杨虹的事全盘倒给了杨处长听。“竟有这样的事呀？”杨处长听项士信的讲述后，激动地站了起来，并当即表示，“如果情况属实，我一定促成领导批准你的这个特殊要求！”值此，项家七年含辛茹苦帮助一位贫困生上学的事才被旁人所知晓。杨虹也顺理成章地被学校破例允许走读并免去了一切学杂费。有人说杨虹太幸运了，幸运遇到了像项士信这样天底下最好的人家。这话其实一点不过分，先不说过去的几年里项士信一家为了帮助杨虹这个对前途、对人生失去信心的苦孩子怎么重新树立信心、上完高中的那片苦心，单单在杨虹上大学的3年时间里，项家就曾几度倾家荡产、高筑债台。有一次杨虹入学后需要办个30元的图书阅览证，当时“妈妈”郭淑杰手里别说30元，就是3毛钱都拿不出。可孩子在大学里有个阅览证是必需的，郭淑杰想来想去也没招，最后她想到了自己有件没穿过的新呢子上衣，于是毫不犹豫地拿到自由市场上廉价出手卖了50元钱。当她看到自己还没有穿过一回的新衣服被人无情地拿走时，竟坐在马路边上哭了起来。项士信自打添了个“大学生儿子”后就更不用说了，因屡屡借钱他把朋友都给得罪了，“老实、仗义”的名声也变成了“可怜、可气”的骂名。至于在邻居的眼里，他项氏一家是抠门抠到了自个儿的皮肉。这话咋讲？人家说你没有注意他项士信的脚上那袜子？咋？是从垃圾箱里捡的！还有你没看他媳妇，倒也天天上菜市场，也筐里常满满地往回提，可那都是别人扔下的烂菜根烂菜叶哩！我们再来听听项士信一家是怎么说的。问男主人，可他不愿提这些事，大老爷们儿的说不出口呀！女主人并不在乎人家怎么瞧不起她所做的事，她说得也平淡：“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我们本来就鑫儿他爸一个人挣工资，后来虹儿进了我们家，四张嘴吃一个人挣的钱，自然只能过苦日子。可咱心里亮堂、踏实，因为看到虹儿能有出息，能上完大学，现在又能找到一份能发挥他才能的工作，我们全家一点儿不感觉冤。虽然为了他我们背了一身债，但现在两个孩子都大了，他爸也还能干，我也可以腾出空了，准备办个托儿所，再苦干两三年，欠的债就差不多可以还尽了……”听，本是滚烫、激昂的豪言壮语，却在这样一个普通人嘴里说得那么平平淡淡。这才是我们中国百姓的真实情怀！
第十一章来自团中央的内部消息 1998年4月29日，北大校园内异常喜气。因为师生们都知道今天有位贵客要亲临校园，他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上午，才艺卓著的***主席或在与教育界泰斗畅谈之际，或在参观北大新落成的图书馆途中，时而出口成章，时而高歌咏赋，给百年大庆的北大校园带来阵阵涌动不息的春潮。临近中午12时，***主席来到了学生食堂，正在就餐的学生们沸腾了，他们想不到国家主席如此平易近人地来到了他们中间。特别令学生们激动的是，***主席亲切地走到一个打菜的窗口，饶有兴趣地看着一位同学用一张磁卡在买饭菜。当他得知全国高校的大学生都有这张生活磁卡，而学校有关部门正是通过这张磁卡上出现的“晴雨表”来及时掌握和解决那些经济有困难的同学生活问题时，情不自禁地高举起那张小小磁卡，连声说了几个“好、好”！江主席手持磁卡的镜头在当晚的“新闻联播”中播出时，团中央机关的一些干部特别激动，因为对大学生手中那张磁卡的诞生和后来开展全国性高校济困工作的过程，他们最知其来之不易。1994年下半年的新学年开学后，北大、清华在内的几十所重点高校按照国家教委指示精神，首先开始了“双轨制”试点工作。随着对新生入学的收费，一批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随即出现了上不起学、进了校门也面临辍学的严峻问题。作为主抓青少年工作的团中央，像敏锐地关注山区失学儿童一样，又一次敏锐地把目光投向了大学贫困生群体。也许是十几年来开展声势浩大的“希望工程”使团中央的领导们有了一个更清醒的认识：组织和动员几千万失学儿童重新走进课堂其任务艰巨而繁重，而如果眼巴巴地看着好不容易通过“希望工程”培养出来的学生，最后仍因经济贫困而不能进大学门，或者进了大学门又不得不面临辍学，这实在不仅是学生本人的不幸，更是民族的悲哀。“我们应当全力配合国家教育部门，像抓希望工程一样地关注大学贫困生问题！这件事关系到下世纪科教兴国的大业，一定要抓紧、抓好！”团中央的书记处会议上，青年工作的领导干部们激情如潮，迸发出一个共同的心声。贫困大学生之所以贫困就是手头缺钱，要开展帮助他们的济困助学工作缺的也是钱呀！团中央作为共青团的最高领导机关，它本身并没有钱，当年由他们一手发起的“希望工程”也是一项公益事业，靠的就是动员和鼓励全社会“众人拾柴献爱心”。如今进行大学济困助学，路子还是一样。团干部们戏言：他们是专业的“星星之火”火把手。可不要小看了这火把手，现在我们人人都知道、就是在联合国也挂上名的中国“希望工程”便是他们搞起来的。在最初时的1989年，当团中央领导听说联系上了第一笔2000元的“希望工程”捐款时，喜得奔走相告。常务书记刘延东亲自带人前去捐款者那儿接受捐款。十几年以后的“希望工程”是个什么样，今天我们都看到了，它已经成了深入亿万人心的中国最大、最广泛的一项公益事业了。团中央有关部门开展大学贫困生济困助学这项工作时，形势并不比“希望工程”的初期乐观。1995年12月，他们商议在新年的寒假来临之时，进行第一次有影响的全国性救济贫困大学生活动。战略部署一经确定，剩下的就是找钱——没有钱只能是纸上谈兵。最初谈定一家企业资助，捐款仪式也隆重地安排妥当。不想半途出岔，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赶着星期天不休息，操起电话，向熟悉和不熟悉的企业“老总们”求助以解燃眉之急。就在与原定的捐款仪式仅差十几小时之时，棘手的问题终于有了转机：深圳黄金灯饰集团公司老板、著名的青年民营企业家夏春盛先生，同意出资捐助，每年40万，连续3年共120万元！深圳的夏春盛老板救了青年干部们一急。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关注贫困生”跨世纪公益活动拉开了序幕。1996年1月底前，团中央、全国学联将首批由深圳黄金灯饰集团公司捐助的40万元济困助学金，发到了高校的630名贫困生手中。团中央第一书记***等4位团中央主要领导赴北京、重庆、西安和新疆等地的高校，亲自将济困金送到学生手里。从此，为中国大学贫困生济困助学的活动开始在全国蓬勃兴起，广大民众也在各种媒体上认识了一个过去不曾听说的名词——“大学贫困生”。大学还有“贫困生”呀？社会主义大学里还有人饿着肚子、半途辍学的呀？老将军洪学智坐不住了，拿出几千元积蓄，让秘书迅速送到全国学联。老部长孙大光躺不住了，在病榻上吩咐老伴张刚女士：“把家里那50多幅书画交拍卖公司拍卖掉吧！孩子们连大学都上不起，我心疼哪……”老部长南征北战60余个春秋，那些书画都是中国近现代书画大师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李可染、潘天寿等人的杰作，上面大多落有老部长名字的上款，价值连城。“设个助学基金，奖给我的那些安徽籍同乡贫困生。”老部长爱家乡，也爱家乡的下一代。老院长慕玉生呆不住了。翻箱倒柜，把一直没动的3笔政府补发的战争负伤荣誉金、一笔“文革”后重返工作岗位的补发工资和离休后从事种植业所得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哇，二十几万元呀！”儿孙们好不惊喜，他们从没听说一向俭朴的老爷子还有这么巨额的存款。慕玉生抱歉地对儿孙说：“这些钱我一直留着没舍得拿出来。现在该是时候了，我要设立个‘寒窗基金’，奖给那些念不起大学的苦孩子……”慕老用这些钱先后资助了19名贫困生上大学。花木工张俊年是在《 中国青年报 》上看到一则贫困生问题报道的，他睡不着了：咱老百姓能做些啥贡献呢？哎，我们俩人一月的工资加起来有1000来元吧？我想每月从中拿出100元捐助一个贫困大学生读书，你同意吗？张俊年用胳膊轻轻碰碰妻子。妻子打了个翻身，说：啥事我没依你？张俊年一笑，第二天正好口袋里有100元钱，他跑到邮局，向全国学联填了张单子……从这以后的第二个月开始直至今日，张俊年每月领到工资后的第一件事，便是乘车到全国学联办公室，亲自交上100元捐助款。现在他还是济困助学的青年志愿者，每天下班后他多了一件事：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介绍为贫困大学生们济困助学的意义。…………上面的这些事，都是我从团中央机关了解到的。因为材料大多是从特别设立的“全国学联济困助学办公室”的卷宗中获得的，所以只能以简单的排列形式来告知读者，其实在这些人和事的后面都有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细节。由于这些做善事的人，几乎没一个人愿意接受外界采访，所以社会上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事。有位老将军从1990年开始就已经为援助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资助过十几万元，每月的离休工资一大半给了山区苦孩子。当他从广播里听说有那么多大学生因经济困难而面临十分艰难的生存问题后，又强制自己戒烟戒酒，每天再省下5元钱来帮助某名牌高校的一个贫困生完成学业。而像这样的事，自1996年1月，团中央和全国学联开展为贫困大学生“济困助学”的活动之日起，全国各高校的学联、团组织内都能找出一大批来。那天我在南京大学采访，江西籍的大四女生朱早红拉住我，第一句话就非常激动地告诉我，她已经同南京某国家科研所签好了就业协议书。她拿出那份已盖上用人单位大红章的协议书给我看时，双手在剧烈发抖。后来听了她的自我介绍，我才明白这位临将走出大学门的女孩子不可能不激动。朱早红的家在江西临川，那是个十年九涝的低洼山区。她上高中时就是方圆十几里唯一的一个女生，后来她考上大学、考上名牌大学更是当地女界第一人。可小朱的家里贫困，父亲早逝，她与母亲和弟妹5人，靠种五六亩山田度日，无灾无旱的年份里全家人勉强能解决温饱。她考上大学那年却又遇发大水，家里几乎颗粒无收，偏偏她在办理上大学的“农转非”时，有那么个部门竟反要她交550斤“上缴粮”，最后还是好心的粮管所职工代她交了一笔钱才算了事。可是面对入学通知书上写的2000多元学费，小朱傻了眼。母亲一边唉声叹气，一边劝闺女：“咱是苦人家，你就认了命吧！”朱早红不服，说我从小就知道“我们是祖国的未来”，就不信没人救救我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真是人小胆大，朱早红提笔就给当时的省长吴官正写了一封求助信。“说实话，当时我是赌气给省长写信，根本没想能顶啥用。但我万没想到的是吴省长真的回了信，而且专门又寄给我1000元钱……”朱早红说她接到吴官正的信时，才真正从心底里感受到了什么是“共chan党好”。这位女大学生后来转上了好运，乡里、县里的干部也都学着省长的样，为她捐款捐物。不过朱早红内心最深刻的感受还是来自吴官正这位“大官”那儿。因为进了大学门的朱早红又一个“没想到”的是，后来已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省委书记的吴官正，仍然一如既往地帮助、支持她读完了4年大学，并经常写信鼓励她好好学习。有一阵小朱因为没拿到奖学金而很苦闷，吴官正得知后写信对她说：“只要你努力了，这就够了！”一位日理万机的党的领导人，正在中南海的紧张会务期间，能给一名普通学子亲笔写下这般语重心长的话语，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激励青春斗志的？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朱早红不久前写信对我说：“我现在想的最多的是怎样来报答社会，因为我过去‘拿’得太多，以后的日子就该我为别人‘拿’了，只有这样我才对得起所有曾经给予我关爱的人……”我相信这是女大学生的肺腑之言。 在山西，我见到了另一位与大学贫困生打得火热的省委书记，他就是被山西人民誉为“我们的好书记”的胡富国同志。到山西之前就听山西作家协会的朋友说过许多胡富国的轶事，比如他专爱在山西治穷，为了修那条“太旧高速公路”，他号召干部带头捐款，结果有人为此事整整告了他4年状，而老百姓因为有了一条可以走出大山的通天大道而就差点没呼“胡富国万岁”；路刚修好，他又来个卖掉身上的衣服也要“引黄入晋”，山西过去穷就穷在没水上，但办这么大的好事自然也会在一些利益上得罪某种人。还真有人干得出来，用爆炸他的住宅相威胁。可胡富国说，你就是把我炸烂，我也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把黄河水引到山西来。有人因此上中央告他“像阎锡山一样爱山西”，胡富国知道后大叫“冤屈”，说：“我在提‘爱山西’的口号前面，还有‘爱党’‘爱国’嘛！”嘿，他就是那么个既幽默又敢作敢为的人。大学里的老师、学生，更喜欢胡富国去，因为“我们的胡书记”说实话、办实事。他到山西农大考察，见学生们连个像样的吃饭地方都没有，当即指示有关部门解决。这个学校的贫困生太多，胡富国听了直掉眼泪，说我这个省委书记也难当，山西有那么多穷的地方要根治，大钱要花在能彻底改变旧貌的大地方上，但眼下也不能让娃娃们饿着，我胡富国眼下能做的是每天让娃娃们吃上一个鸡蛋。“副省长，这件事你一定给我办好！”胡富国脸色凝重地对陪同他一起到农大的副省长说。那副省长点点头，“可你没记下嘛！”胡富国盯着那副省长，直到看着他用钢笔在小本本上记下这事才换了话题。在太原，我有幸与这位被山西人民传神的省委书记面对面地谈论有关贫困大学生的话题。一提起这，他马上显得很焦虑地说：咱山西贫困大学生多啊，我曾作过一个调查，其中国防工办有个中年妇女，培养了两个大学生子女，可家里经济困难呀，靠卖血供孩子上学，后来她自己闹了贫血症。农村家的孩子上不起大学的就更多了，许多苦孩子就连中学、小学还都念不起呢！我来山西当省长、省委书记后，与省里的同志一起就抓了3件事，其中第一件事就是改善贫困山区的教学条件。我们山西底子穷，可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呀！我们管教育的副省长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社会做出承诺：不能在山西出现一个因家庭经济困难而退学的大学生。这是我们全省的承诺，可是个硬指标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对省长就说过这样的话：“我胡富国和你孙长盛省长，要是有那个靠卖血供孩子上大学的妇女百分之几的精神，咱山西省所有上大学、上中学和上小学的娃儿就有活路了。孩子们今天有了活路，咱还愁山西明儿没前途？”胡富国的魅力就是在于他说话干事总是带着浓烈的感情色彩。他公开提出的“要带着感情抓教育”的口号，在山西全省深入人心。其实，中国共chan党人要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需要的正是这种感情色彩。胡富国对贫困学生的特殊感情，还在于他自己青年时代有过一段特殊的经历。这位煤矿工出身的党的高级领导，从小生活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上学时的苦难岁月深深地烙在他的记忆中，而母亲为了保他上大学忍痛让两个女儿辍学当文盲的那块伤痛，至今一直留在胡富国的心头…… 关于我们党和政府的高级领导关心爱护贫困大学生的事不止一两个人在做。早在1995、1996年时，李鹏总理就曾多次专门从“总理基金”中拨款给不能在寒假时回家的贫困生送去路费与棉衣等钱物。主管教育的李岚清同志近年来每一次到高校视察工作，几乎都要提及贫困生问题，而在他的多次亲自过问下，全国高校的贫困生问题越来越引起各界重视。教育部近几年也连连推出新举措，使各高校的济困助学工作纳入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并有步骤地逐一落到实处。河南、江西、上海等省、市政府，把解决大学生经济困难问题的工作列入政府行为，建立了保证贫困大学生最低生活费和“济困基金”等制度，从而使当地的济困助学工作走入经常化、正规化、制度化。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党和政府对贫困大学生们的特殊关爱。正是党和政府对寒窗学子的这份特殊关爱，影响与激起了每一位善良的中国人的爱心。值得一提的是福建恒安集团公司总裁许连杰，这位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民营企业家，在一次参加团中央召开的大学生自强自立事迹报告会上，学生们饱受贫困之苦而依然发奋读书的精神，令他泪流满面。许连杰当即表示，他的公司要大力资助那些自强不息的贫困学子。就这样，迄今最大的一笔救助中国贫困大学生的基金——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基金·(恒安)济困助学金已正式建立，每年有一批品学兼优的贫困生获得“恒安”基金的爱心援助。 我在自己的老家苏州听说许云凤的事后，忍不住与许多在场的医生一起流了眼泪……许云凤是个只有19岁的少女，然而她生来就不幸。12岁那年的一天，她在连发十几天高烧后终于晕倒在上学的路上，诊断结果是白血病。听到这个消息后，云凤的母亲欲哭无泪，因为八年前孩子的父亲也是得的白血病而死在回家的摇桨船上。小云凤从小是个好学生，每天早晨，都是她第一个叩开学校大门。猝然而至的不幸，使她不得不住进了苏州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开始漫长而痛楚的吃药、化疗与骨髓抽检。但她没有放弃学习，那之后的五六年间，她时而住院，时而上学，成绩一直非常优秀。1995年9月，她以545分的成绩考取了盐城市供销职工中专商储班。云凤多么渴望像别的女孩一样过着美妙的花季生活，但她不能，时常一节课下来，手腕上就出现许多“出血点”。顽强的她没有被这可怕的病魔所吓倒，在1996年1月的期末考试时，云凤的病情又开始恶化，四门考试每次都是同学们扶着她进教室，当最后一门考试结束时，老师和同学们发现她坐的椅子上全是血，教室里顿时哭成了一片……可云凤那张苍白的脸上则露出一丝微笑，因为这次考试她得了全班第一。第二学期开始，云凤又不得不回苏州医院治疗，这时学校才知道她得的是白血病，学校为此发起了两次捐款活动，当地市长得知云凤的情况后也亲自批复2万元的救济款。但当校长把这些钱送到云凤手里时，她就是不接受。校长觉得不可理解，因为他知道许云凤的家里早已被十几万元的治疗费压得一贫如洗了。当晚，校长还在思忖时，一个同学给他送来了许云凤写的一封信。信中说：“我从小就在困难中长大，再残酷的现实我都不会害怕，可我害怕得到别人的帮助，父母已经为我付出了太多，我不能再违心地接受他人太多的帮助，因为我知道没有时间再允许我去还清这么多恩惠了，所以我不能接受别人给予的那么多的钱。我只希望把这些来之不易的钱用在延续有用的生命上……”校长含着泪水，只好向市长如实汇报。但就在这时，已知生命不太多的云凤姑娘却在做着一件壮举。她看到《 当代青年 》杂志上一则有关贫困大学生的报道时，忍不住提笔给杂志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请求联系一名贫困大学生给予资助。她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生命已经短暂，我只想让它点点滴滴都化成一份美丽的回忆。我要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分钟，希望去爱每一个人。”《 当代青年 》杂志社很快来信说，西安外国语学院教育系女生宋春阳家庭困难，父亲患了严重肺炎不能下地，母亲是个残疾人，所以上大学的宋春阳生活十分困难，平时只吃馒头不吃菜，日久天长，得了胆囊炎，极需帮助。云凤没有任何犹豫，把自己用于治病的钱拿出来，又给远在千里之外、素不相识的西安外国语学院的宋春阳写信说：“从现在开始，我每月给你寄30元钱，以助一臂之力，帮助你完成大学学业……”当代青年杂志社的人并不知道云凤的真实情况，还以为促成了一件美事。只是西安外国语学院的宋春阳同学见给她资助的也是位学生，便回信说：“云凤妹妹，我真心感谢你的支持和鼓励，我会鼓足勇气渡过难关的。不过你也在上学，是个消费者，好妹妹我求你，以后不许再寄钱来啊！”云凤见信后马上又回信写道：“从我第一次提笔给你写信的那一刻起，我就决定帮你渡过人生的暂时困境。也许生命本来就是一种缘，就再让我们用一颗坦诚的心对待彼此吧！”随信，云凤又给西安寄去30元钱。宋春阳再次收到信和钱后，就突发一种“哭的感觉”。其实宋春阳当时根本不知道此时给她写信寄钱的小妹妹，生命已经处在十分危险的时刻。此时云凤的身体凝血机能已经被白血病破坏殆尽，每天大量失血。一个多月时间内，她整整用掉了22袋卫生巾和22包卫生纸……去年2月，为云凤医治了7年之久的苏州医学院，在万般无奈中向这位可爱的少女关上了大门。回家后的云凤，因癌细胞扩散，全身剧烈疼痛，后来又头发脱光，生命最后时刻的每一分钟，都使她承受着生者无法感受的痛苦……2月20日凌晨3时，只有19岁生命的许云凤永远离开了人间。悲痛欲绝的母亲在整理女儿床头的那个书包时，发现了3样东西：一是女儿心爱的课本，二是没做完的作业，三是她给哥哥写的一张纸条。那纸条上这样写道：“陕西有个女孩生活太艰难，以后请你代我每月给她寄30元钱……”4月，西安外国语学院学生宋春阳得知一直资助她的许云凤原来是位白血病患者并已不幸离开人世的内情后，悲痛得肝肠欲断。因为她过去一直认为许云凤是位非常健康而富有的女孩。“比起云凤，我简直太渺小了。从今后，我将以云凤妹妹的精神，尽力克服所有困难，完成好学业……”宋春阳在给许云凤母校的信中这样说。
第十章朗朗书声有条路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句名言，对南京大学94级学生屠娟来说几乎是天天要默默念上几遍的信条。大学4年，4个365天，16个春夏秋冬季节……今天的屠娟再回首看一看自己走过的大学路，她连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她在经济困难的绝路边缘竟然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哈，1998——我该对你笑了！因为我要大学毕业了！不，我还要告诉你，我现在已被学校保送上研究生……”5月，当我在南大校园的那座西式小楼前见到屠娟时，她是一脸的灿烂。当你上大学时，父亲因重病长期卧床在家，不仅不能像别的父亲那样给予你父爱，反而要家里负担高额的治疗费。而你母亲又偏偏在一个不景气的工厂工作，厂长一句话，你妈拿着400元一月的退休金，刚刚40来岁就被打发回家，并且是永远的。400来元钱，要支撑一个3口之家，且有一个重病号，一个已经考上了大学……你，还有你家人当时就没有想过——这个大学怎么上呀？“想，想得太多，太苦。”屠娟说，“躺在病榻上的爸爸由于想这个问题，堂堂七尺男子汉竟然泪流满面，他捧着我的脸说：娟娟，是爸爸的这身病害得你不能高高兴兴、轻轻松松去上大学。最令我心酸的是我妈，她搂着我哭，在哭诉中让我原谅当妈的当初没进个好厂子……可我没哭，我强制自己不把心头的忧苦带给这个世界。我知道爸爸妈妈的不幸，他们原来都是出类拔萃的‘老三届’，‘大学梦’本来应该属于他们去圆的。但他们不能，不能抗拒那个‘革命’的年代，于是他们把全部的期望留给了我。他们含辛茹苦地将我带大，送到最好的小学、中学……他们还要把我送到他们心目中最好的大学。他们没有白费心血，他们的女儿要上南京大学了，他们多么高兴，就像自己考上了一样。可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却几乎没有一点能力供他们心爱的女儿进大学……他们能不伤心吗？还能有比这更令他们痛苦的吗？”我默默无语，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屠娟同学，想感受一下她父母当时的那种心情。她仰起头，说：“我当时没有伤心，反过来安慰我的父母，我说爸妈，你们只要给我一口饭吃，其他的我自己能行，大学我读定了。爸妈流着泪笑了，说娟娟你放心，家里永远有你想吃的东西，即使爸妈饿着，我们的娟娟会饱着肚子去上大学的。我搂住爸爸妈妈说，娟娟一定会好好读大学的……”屠娟羞涩地摇摇头，说这回是轮到我扑在大人怀里哭了。我们又开始对话—— 问：进了大学后，你没有因为自己家庭的贫困而自卑过？答：当然会有的，但我相信一点，就是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自豪与自卑的最高衡量标准应该是表现好、学习好，而不是谁家有多少存款谁家的父母官位大小。所以我曾有过的一点自卑也很快没有了，因为我要用自己的实力来向同学们证明我不比别人缺什么，更不比别人矮一截。问：没有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集中精力读书，家庭苦的孩子能一心一意坐下学习吗？答：有钱人不为生活所愁当然是优势，他们可以不去勤工俭学，可以在下课后的时间里去跳舞、看电影，以便轻松轻松。我们则不行，但我们可以利用他们放松的时间多学些知识、多看或熟读些功课。他们换来的是休息与娱乐，我们赢得的是进步与充实……问：你也打工吗？答：基本不，我靠学习“创收”。问：一年能“创”多少？答：我们南大的奖学金制度很健全，只要学习好的就会获得很可观的数目。问：能公开一下你的所得吗？答：可以。我几乎每学期都能得奖学金，而且基本都是一、二等奖。最高的得的是“吴健雄奖学金”，一次就是2000元。嗯——我平均每年都能保证拿到不少于2000元的奖学金吧！问：靠这，够你上大学的生活和学习费用？答：够。我家就在南京，我能每天回家吃住，所以每月给家100元，自己留100来元在学校吃顿中饭，加上买些书等其他小费用。问：成绩好除了带给你不再为生活所困外，还有什么好处？答：有呀！受到大家的尊重，再没有人认为我是那种不合群的“贫困族”。请不要误会，其实即使有人把我纳入“贫困族”，我也照样不在乎，或许可能还多一份自豪感。问：你能公正说一声自己作为一名贫困生，能不能做到心灵与现实生活里平常人的融通？答：怎么不能？我从来就一直很坦然地面对贫困，特别是不可改变的家庭困难。但就像我对待学习一样，我有信心，因此也就用不着掩饰什么了。我公开地对同学们讲，我一个月就200来块“财金”，而且这是学习得来的奖学金，我拿这些钱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我更不隐瞒自己的家庭，甚至常带同学们上我家，让他们看一看我家到底是个什么样。许多同学到我家后回来都跟我说，屠娟，你家生活这么困难，但你爸妈都非常开朗、乐观，好幸福哩！你说我还有什么在同学面前说“不”的？ 我笑了，笑自己成功地完成了对一位成功贫困生的采访。其实，如何对待和处理贫困问题，作为高校、作为贫困生本人，情况虽然各有各的不同，其做法也各有各的招数，但有一点大家是认同的，尤其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群体更加这样认为，那就是学习好本身就是一条理想的出路。谁不想学习好？然而想学习好并不一定就能成功。对一个生活困难的大学生来说，有时想好好学习却也未必成为可能。南大的屠娟同学从小在南京重点中、小学成长，有着较好的学习环境，而且她很聪慧。可是那些从边远地区或大山里走出来的同学，比起她来则要不幸得多。北京医科大学的一位女生告诉我，虽然她是当年河南考生中的佼佼者，但进了京城的大学才发现自己的知识面和以前中学的教育水平明显差许多。比如现在大学实行英语“四级”考试制，这就得有相当的听力和口语水平，可是她从前在中学念书时连什么是“随身听”都没见过，别说进行什么“语音训练”，她所有的英语是在一块黑板和几个练习本本上完成的。如今大学里要求那么高的外语听力、口语方面的能力，像她这样来自大山和边远地区的农家儿女的基础水平，就无法与城市学生相比。 拿一个高高的考分进入大学，却不能成为学习和成绩上的佼佼者，几乎是农家弟子与城里学生的最显著区别。而那些贫困学生们所面临的难题就更是多出几倍。为了明天的学费和买饭钱，本来一堂必须听的课他则不能听了；本来考试前应该多一些的自习时间，但他因为预先安排好的打工或家教而只得放弃……这样的事太多太多，故而贫困生们承载的又何止是简单的基础水平问题。但他们清楚，生活从不同情弱者，大学更不是穷人的慈善机构，所有成绩上的败兵，你无论有多少充足的理由，都将被神圣的殿堂沦为下人。学习好——是所有走进“象牙塔”的大学生必须完成的最终目标，每一位贫困生也毫不例外。他们因此比别人付出更高昂的代价。上海同济大学的吕咸涛同学不相信有人给贫困生下的“口袋与成绩单里都装着0”的定语，为此他制定了一份长时间的“午夜自修学习表”——因为他不能不打工，贫困的家里已经为他做了力所能及的全部，故而他必须有足够的打工收入来确保自己的学费与生活费。一天24小时，一星期7天，老天的“法则”对所有人一视同仁：5天学习或工作，2天留下自己支配。但吕咸涛与诸多需要靠打工来维系大学生活的同学一样，他得在同样的时间里多干出以下几件事：每周3次外加周六、周日2次到一家超市打工，每次上班时间6至9小时。第二件事是每周两次的家教，每次两小时。完成如此两件事约计工作时间50小时，如果加上来回路途用去的时间约计55小时。不算不在意，一算也许对许多同为学生的人来说，才能真正体味贫困生们的艰辛。这道算术题谁都会算，吕咸涛等同学在一个星期里要比别人每天平均多付出8小时的劳动。8小时是什么概念？8小时是国际劳工部门规定的每个就业者在一天里最长的“法定劳动时间”。这种简单的分析说明了吕咸涛同学每天的学习和打工时间共为16小时。他的一天仅剩了8小时，这中间包括吃饭、睡觉……然而他不能将这宝贵的8小时全部用于吃饭和睡觉——他要跟上别人一样的学习水平，因此他必须自修，因此他就只能定一个长期的“午夜自修学习表”。多少个午夜11点开始，上海同济大学的校园内夜阑人静，而某教室的灯光则分外明烁地依然亮着。正在贪婪自学的吕咸涛似乎从没感觉宽大的教室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你看他偶尔抬头做几下眼保健操后，又伏案很久很久……嗯，是不是太晚了？可不，已经清晨2点了！小吕赶紧收拾书包，关好灯后往宿舍跑。坏了，大门又被值班的师傅给锁了。得，还是回到教室去吧。于是，他又重新开灯、打开书本……多数时候他是清醒的，再自修一会儿，就该眯盹儿了，因为明天还有明天的课程与打工内容。也有少数时候他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直到外滩的钟声在耳边响起……他的一天中，只有上、下午的第二节课间是最快乐和惬意的，因为这是大课间，可以与同学们轻轻松松地聊聊天，或者欢欢快快地娱乐一会儿。他的一星期中，只有每个周日的上午是彻底“放纵”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既没有课，也不打工，他有意痛痛快快睡上一大觉，以此恢复整个星期的精力，并为下个7天养精蓄锐。他珍惜大学有那么好的学习与生活环境。比起过去曾经就读的那所乡间的破旧中学，吕咸涛觉得同济大学真的是殿堂。他上的那个中学要什么没什么，在他吕咸涛之前竟有5年之久没有一个人考上过大学，如果不是1995年吕咸涛获得全区第一名的高考成绩，这所破旧而无建树的中学就可能已经永远地被撤消了。当地人至今仍流传着“好学生吕咸涛拯救了一所中学”的轶事。上大学了，又是同济这样的名牌大学，吕咸涛觉得自己是一个来自穷地方的穷孩子，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条件，再不好好学习，简直就是一种犯罪，一种对知识与年华的犯罪。他始终以为家庭的贫困虽然不能选择，但人生的奋斗目标则完全可以选择。一个贫困生无论你可以怎样地诅咒家庭与自己命运的不幸，但你却无权对学习与知识有丝毫的懈怠。吕咸涛说，他刚入学时也很自卑，加上他的性格又内向，有一次班里组织第一次班干部竞选，同学们个个滔滔不绝，显尽风流。可等他上台时，没说两句就面红耳赤。然而他没有后退，以自己特有的纯朴和憨厚赢得了同学们的信任，最后他以较高的票数当选了班级生活委员。虽说这只是个“芝麻官”，但吕咸涛极其认真和投入，把班上有关同学们的一些生活问题安排得周周到到，活活泼泼，大家因此把他当成“小管家”，什么都爱听他的吩咐与调遣。打工有时难免影响一些课程，同学们则主动帮助他整理笔记、抄补讲义。吕咸涛呢，打大一到现在快大四了，年年班里成绩第一，去年还被学校评为“百名优秀大学生”之一。成绩好了，奖学金自然也多了，现在吕咸涛可以不打工也能基本保证学费和生活费了。他说能达到目前这种状况是比较理想的了，因为不去打工就有更多时间与精力放在学习上。现在他有两个目标，一是利用大学的最后一段时间，争取尽可能多地掌握那些在参加工作后直接可以服务于社会的知识与技能。二是帮助班里一部分成绩相对差的贫困生们把学习赶上来，使他们不仅在学校能自立自强，日后毕业就业时也能有个满意的着落。吕咸涛用牺牲自己的无数个午夜与节假日，换来老师和同学们的尊重与优异成绩，使得他成为上海高校大学生中自强不息的先进典型，像他这样的贫困生绝不是少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