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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伙很懒，什么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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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06级2班郑载望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我不喜欢社交，我喜欢的是有时，有人，同我相与微笑。”他是逻辑学家，哲学家，也是工程师，建筑师。单调而深远的哲学，是他生命的底色。作为哲学家，终其一生，他只写了两本书：第一本写在战火纷飞的生死场上，一叠厚厚的手稿沾满同伴和敌人的血与泪，却成了哲学家记录思想的羊皮卷，整理出版后的《逻辑哲学论》无声中构成了对战争的最大反讽；第二本写在若干年之后，当我们的哲学家不再流浪在外，他在剑桥的一间小房子里拥有了可供取暖的壁炉，壁炉的旁边安置着一个铁皮保险柜，这个柜子守护着哲学家的手稿和笔记，这些如诗行般隐晦和流畅的手稿后来一度无法刊行——哲学家被诊出前列腺癌后，曾一度打算将这些他视如生命的手稿以油印的形式散发给他为数不多的朋友和学生，他的一个学生及时阻止了他——这部足以引发革命的手稿应该处理成皮面，烫金，而不是廉价简陋的油印本，后来整理出版的《哲学研究》令所有后辈忙于诠释和注解，也证明了学生的洞见和眼光。他的一生，就像他用来存放手稿的铁皮保险柜，藏着许多后人无从破解的秘密，他渴望感情，却对心智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一旦成为他的谈话对象，便会陷入迷山雾海般的思想漩涡里不可自拔，他的身边形成一个强大的引力场，吸引一切渴望洞见的人，他的表述形式，习惯用语，声调乃至手势和姿势一再被模仿，所有的模仿无论多么惟妙惟肖，仍无法掩饰模仿者心智的苍白和虚弱。1951年4月29号，他的学生冯赖特如此写道，“我们时代一位声誉卓著的有影响的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英国逝世了。”这是我所翻阅过的，有关他因病离世的，最为冷静客观的一条。后来，他的另一个学生，康奈尔大学的哲学教授马尔康姆在《回忆维特根斯坦》提到，4月27日，在他失去知觉以前，他对一直照顾自己的贝文夫人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为美好的一生。”“一个人陷入哲学的混乱，就像一个人在房间里想要出去而又不知道怎么办。他试着从窗子出去，但是窗子太高，他试着从烟囱出来，但是烟囱太窄。然而只要他一转过身来，他就会看见，房门一直是开着的。”“我的讲课不是为观光者举办的。”维特根斯坦的这段陈述，给他的哲学生命做了一个最好的概括。在剑桥大学教书的那些日子，他独有的教学风格，让所有学生见识了思想的破坏力与洞察力。讲席上，他没有讲稿和笔记，他在听众面前进行思考，课堂上每个人都能体会到他如何绷紧他的意志力和智力，他对所有的课堂提问，乃至质疑有着极其敏锐的预判——他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是因为他自己无数次地经历了那些迂回曲折的推论过程，当对方在力图把自己的思想变成语言时，维特根斯坦就能察觉出思想的来龙去脉，并为他表述出来。“把精神说清楚是个巨大的诱惑。”他的一生，便深深陷落在这种诱惑中不可自拔。仅有的两本著作，《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到底有没把精神说清楚，不得而知。起码，这两部风格迥异的著作做了某种努力，尽管努力的方式如此不同，以致于让读者一度怀疑是否同出一人之手笔。在《逻辑哲学论》中，维氏试图表明，传统的哲学完全立足于对我们语言逻辑的误解，借助于他所独创的图象理论，通过分析来达到对传统哲学的否定性结论，是维特根斯坦的目的所在，而最后的结论极富有终结性色彩和与之具来的悲剧性色彩——对维特根斯坦来说，伦理学和美学的一切命题，关系到生活意义的一切命题，一切逻辑命题，甚至一切哲学命题，严格来说，都是无意义的。维特根斯认为他就此解决了哲学是否可能的根本问题，建立其上的其他问题也就无足轻重了。事隔多年，他在另一部著作《哲学研究》——即一直存放在铁皮箱子里的手稿——转换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立场和方式，在这部手稿中，语言游戏成了一个频频出现的中心概念。取代逻辑研究而不断明晰出现的，是心理学，乃至精神分析，维特根斯坦也承认，《哲学研究》的相当一部分篇幅是对作者早期著作的直率或含蓄的驳斥。一个思想家在一生的不同时期，造成两个具有高度独创性的思想体系，每一个体系都是多年紧张劳作的成果，都以一种优美有力的风格表达出来，都对当代哲学产生巨大影响，而第二个体系确是批评和驳斥第一个体系的——诚如马尔康姆所言，这种演变在哲学史上也许是独一无二的。“虽然我不能提供感情，但我却迫切需要感情。”这句话也许暴露了哲学家隐藏在强大心智下的情感空白。他的学生马尔康姆在传记中写道：“同维特根斯坦在一起总是很紧张，这不仅是由于同他谈话的智力要求很高，同样还由于他的严厉，他的无情批评，他的挑剔脾气和他的忧郁。”维特根斯坦对情感和理智，有着同样的准确性和彻底性要求，这点给试图接近他的仰慕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带来了畏惧。应该说，维特根斯坦是个很彻底的完美主义者，也是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对完美和理想的追求让他在纯粹的哲学领域里纵横驰骋如痴如醉，也让他在现实世界中种种不可避免的缺憾面前一无所措，他固执于纯粹，也受累于纯粹。维特根斯坦于1912年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份巨大的财产——他的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生前组建了奥地利第一个钢铁卡特尔，而我们的哲学家，从战争回来之后，第一步就是把他所继承的财产全部散光。此后，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把帆布靠椅就是他的全部家具。1920年到1926年，他选择到奥地利一个偏远的乡村任教，后来又在维也纳附近的湖特道夫担任园丁助手，这段听上去田园诗般的日子并非诗意而和谐，他的苛求，和理想依旧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从1926年起，维特根斯坦耗费了两年的时间和精力，为他的一个姐姐在维也纳建造一栋住宅，这所房子的所有细节，都是他的作品，免除了一切装潢，以精确的测量和严格的比例为特色，它的美，如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朴素而文静，如赖特所言，甚至具有了典型的现代色彩。同时期，维特根斯坦还完成了一个雕塑，他对材料的处理，依然以心中的完美形态为标准，返照了古希腊人的质朴安详，精致娴静。从建筑到雕塑，包括他后期所从事的医学护理，一方面，足见其天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个性中的动荡不宁。在众多传记中，斯坦福大学的巴特利教授（W.W.Bartley）所著的《维特根斯坦传》，对维特根斯坦的个人生活有着最具争议的描述，作者试图真实展现维特根斯坦在情感生活中的同性恋倾向，这一点在那些试图维护维特根斯坦个人形象的研究者眼中，似乎无法接受。但联系维特根斯坦一生的种种意外之举，也许就不会陷入太大的困惑。“神秘之处不在于世界是怎么样的，而是在于世界是这样的。”马尔康姆曾如此写道：“我相信，维特根斯坦对于任何东西终究会存在这一点，有时会体验到某种惊异的情感。”维特根斯坦从不认为对于上帝存在这样一个“事实”，需要任何理性的证明，这一点，和帕斯卡尔和克尔凯戈尔的思想何其类似——正因其荒谬，我才相信。应该说，维特根斯坦在宗教情感上是有所皈依的，这种皈依在某种程度上给他带来了关键时刻的救赎。维特根斯坦早年就仔细阅读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的性格里有着最为深刻的浪漫悲观主义，这一点让我想起王国维，一位同样深受叔本华影响的学人。王国维后来投湖自尽，是否真为学术之断统，或为晚清之覆灭，斯人已逝，不得而知。王国维灵魂深处的危机爆发之时，如果能领承一份来自不可知处的救赎，是否会有不一样的结局，或者如维特根斯坦，在他临终之际，也对身边的人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为美好的一生。”历史和灵魂从不存在假设，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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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综２班林妮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人的想象力是可怕的。文化是想象力的结果。文化必是创造的出来的，但创造出来之后便有了自己的生命，可以在无形中繁衍。人具有想象的理性。想象力用来产生头脑中的蓝图，理性用来创造。中国的麒麟，头和尾像龙，身子像马。中国人喜欢把认为好的东西集合在一起，然后把这个美好的构身当作神一样崇拜。麒麟送子，一个实实在在的愿望便找到了寄托。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很适合中国人的性格。中国百姓就是这样把认为好的东西就拿来使用，把使用的东西发挥到极致。再说观音菩萨，观音其实非男非女，但我们喜欢把这个救苦救难的慈善的化身当成理想的女性。而这个就是传统的中国妇女的化身。我在莲花山看观音像的时候感受颇多。在民间，佛家与道教其实已融为一体，也不用分观音是道教的还是佛教的，可以说，中国民间的崇拜对象都不是纯粹的而是美好愿望的结合体。第一眼看到观音阁里的观音像时，我就怀疑观音的发型和印度传统男子的发型很像。这种人为的神是人们心灵寄托的具体化身。就像那耶稣基督的像是外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一样。送子观音，滴水观音，如意观音，延命观音，百姓的愿望多么实际。大旱是渴望天降雨就祈求滴水观音，希望事事如意就祈求如意观音，希望延年长寿就求延命观音。而最常用的应该是送子观音了，青年男女想要早生贵子都来拜拜这位观音。观音娘娘还都是赤脚的，这让我想起印度的赤脚风俗。总之，一切都是人间文化的再现。也许这就是所说的“人间佛教”精神。大殿两旁各有一个大层架，放着上百尊观音，真是气势宏大，这么大的震压力想不信也难。人的想象力一旦化为现实的运用，结果真是不可收拾。中国人信风水，莲花山观音阁依山伴水，佛门圣地。所谓圣地也即是风水宝地，进一步就是好的地理环境。在我参观的时候还看到观音像旁贴着“提防小偷”。所谓圣地，不是真神所在地，也不是真神显灵处，而是人们认为摆放神的最佳处。神是人造的，而这个“人造”来源于想象力和愿望的结合。结合后的实体，人们便把它当作心灵所需愿望的寄托。岭南地区自古毒障多，而观音这个来自南海的慈善女神正是来帮助人们清除毒障的。在这片古代蛮荒之地，人们的开化程度，文明程度低，生活导向迷茫，于是，观音就来帮助人们指迷津。这就是土生土长的慈悲大师。观音阁中间供奉着“二七捨身出千千手眼的”千手观音。可见天下灾难多，双手还不够，要千手方能解决这世间的苦难。人们是相信的，曾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事实上，只要相信，便会有奇迹。人们创造了一个愿望载体后，一切便想当然地附加上去。什么禁荤，吃素，放生，禁欲等等，这个体系开始庞大，开始生根，于是渐渐形成蔚然的文化大观。它的生命力不容忽视的。有了生命力便有了生命，活生生的，可触可摸，不是条文规章，可以传递生命的。有人说文化是后天形成的，不能是天生的，从一个角度上讲可以，但是文化一旦被创造便有了生命，它可以造成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先于后天的创造时已产生了作用，并在这种作用中让已创造的文化与后天创造的文化体系趋于一体。于是文化得到传承，文化基因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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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刘恬恬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最近，我一口气读完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由范克明同志撰写的《张学良传》一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本书主题鲜明，史料翔实，文笔流畅。作者不是根据研究张学良的现成结论去表达主题，而是以大量文献、资料和活生生的史实为依据，并注意吸收今年来国内外有关西安事变和研究张学良的最新研究成果，秉笔直书，立论公允，既写史，也写人；既写景，也写情。力求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为传主立传，因而使它既有相当的文学特色，又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它从张学良的青少年一直写到他幽居台湾的晚年。全书内容充实，时间跨度大，涉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多。但作者从容以对，如数家珍，以饱含激情和清丽隽永的笔墨，展现出张将军所走过的曲折坎坷、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道路与他那丰富复杂和波澜壮阔的精神世界，从而较深刻地揭示了他是怎样从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成员演变为一个杰出的爱国将领的。因此，与其说它是一位爱国名将的奋斗史，不如说它是从民国初年至今大半个世纪的历史画卷。张学良不仅是“九一八事变”的悲剧主角，还是西安事变的发动者。由此，改变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也由此他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囚禁生涯，他无怨无悔地说：“我是一个罪魁，却成为历史焦点。但是，如果国家与民族还需要我，我将终身奋斗不已！”读罢此书，你会对他既往茫茫，不堪回首的一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人民之所以深切怀念张学良，是因为他是中华民族的儿子，是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真诚朋友。1934年，张学良为东北大学校刊题词：“现在唯一救国之方，是坚确决心，把我自己无条件地贡献给社会和我的国家。”在民族危亡之秋，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将军置个人生死荣辱于不顾，与杨虎城将军一起义无返顾地发动西安事变，并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和五十周年大会上，周恩来同志和习仲勋同志先后代表我党高度赞誉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他们不朽的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万里碧空孤影远，故人行程路漫漫。少年渐渐鬓发老，唯有春风今又还。这是张学良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囚禁在湘西沅陵凤凰山时，题写在凤凰古寺墙壁上的一首诗，题为《自我遗憾作》。如众所周知，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以团结抗日为重，亲送蒋介石回南京。“死生度外，义薄云阙”。是蒋氏食言，张学良才身陷囹圄。这时，全民抗战已经展开，张学良一方面以西安事变的目的终于得以实现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又为自己被囚禁而忧愤。诗中的“孤影远，路漫漫”就是感叹他和杨将军的不幸遭遇的，这不也正反映出他义愤填膺，未能效命于抗日疆场的隐痛和事与愿违的遗憾吗？谈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就必定会想到蒋介石。蒋是坚决反共的，态度也僵硬得很，这都是事实。但根据只有作用力而无反作用力的事物是不存在的这一原理，我倒觉得，蒋被扣在西安期间所写的暂时停战手谕，对南京方面欲炸西安的制止，在接受“三位一体”的要求，达成六项协议，为事变和平解决作出的让步，以及蒋回南京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他在西安的承诺，国民党政府由“剿共”政策向抗战政策的转化等，说明他在西安事变后期也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这也是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在西安事变中取得的成果。使得局面有了一定的好转。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生命和自由。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为了中国抗日而做出的决定是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虽然没有因此而死，但他却失去了半生的自由。他是为了爱国而付出的代价，他所做的这一切，最终结果是有利于中国的，不能不承认是他的贡献。有的人不同意历史对他的赞扬，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张少帅的爱国情。由此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少帅在前些年一直都没有回来看一看自己为之奋斗的而又阔别了几十年的祖国呢？于少帅，于我们，都是一个遗憾！千里之外，哪个游子不想家？不想自己的亲人？当他离开的时候心里是多么的忧伤与惆怅，可是，他能回来吗？远在大洋彼岸，路途遥远，又几经波折。只有把这份情，这份思念，埋藏在心中了。也许，他放不下包袱，正如李敖先生说的：“他太老了，思想包袱太重。他觉得无颜面对东北父老，毕竟是他放弃了东北。”但最终的、最正确的答案在少帅的心里，外人只是作无谓的猜测。张学良的爱国新是不容置疑的，他为祖国放弃了太多。他没有对国家有何要求，这种高尚的情操和品行又有多少人能有呢？只因为他老年流浪在外，没有回国，就招致那么多的猜疑，甚至诽谤？请你们翻开历史，请你们看看《张学良传》，你们会明白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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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0601张晓玲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从笔墨飘香的字里行间走来，从清末民国的滚滚红尘中走来，一个京华烟云的奇女子，姚木兰。这样一个奇女子，需要用数十万字来阐释。2004年，被张永琛改编拍摄，姚木兰被再一次演绎。一袭精美的旗袍勾勒出动人的曲线，轻施粉黛，明眸善睐，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间尽显大家闺秀风范。她的背后是几个大家族被时代碾过的废墟，苍茫而且悲壮。当书中的姚木兰和屏幕上的姚木兰相遇，看戏人，我，于时空之外，为这个温润如玉、蕙质兰心的女子，哭了又笑。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一张上好的古琴，遇不到精通音律的人，也弹奏不出绕梁琴音。姚木兰，容颜美丽，饱读诗书，还略懂医术，熟谙甲骨，会唱京剧。这样的才女，也只有孔立夫，才能成为其子期伯乐。正因为如此，当看到影视中的姚木兰被一场没有感情的婚姻伤得百孔千疮，孔立夫与姚木兰定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誓言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无论是原著中姚木兰懵懵懂懂地听从父母之命嫁给儿时青梅竹马的曾荪亚，爱慕成为心中一丝朦胧的情愫；还是改编后木兰委曲求全，为了弥补妹妹逃婚犯下的错误被迫出嫁，阴差阳错，衷肠不及倾诉，不同的起因走向的是同一个让人抱憾的结局。只有两处让向来从容淡定、处事不惊的姚木兰方寸大乱，一次是爱女的被杀，一次是孔立夫的被捕入狱。当刚直耿介的孔立夫口诛笔伐当局政府而身陷囹圄，木兰于铁栏外与立夫十指相扣，难以自已，失声痛哭，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与军阀头子周旋试图获得一纸释放孔立夫的公文。一个是有夫之妇，一个是有妇之夫，但他们发乎情，止乎礼，精神的相知相惜足以让他们为任何一方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这种叫“知己”的爱，可以比厮守一生的夫妻之情更纯粹。向来情不自禁，往往至情至性。一场被辜负了的爱，成就了一场盛世的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的深刻。婚姻危机看小女子力挽狂澜林语堂先生的《京华烟云》被看作现代版的《红楼梦》，不同的人物与红楼梦中人该做怎样的对应见仁见智，在我看来，曾荪亚好比不受拘束的贾宝玉，不屑仕途，但少了几分性灵和纯粹，姚木兰有薛宝钗的识大体而少几分功利之心，有史湘云的潇洒豪放而多几分稳重。“妙想夫人”的她志趣高雅，乐于接受新思想，纵容着曾荪亚的不图功名，喜好玩乐。但是，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之中。面对丈夫的出轨，看她如何化解危机，力挽狂澜。不再素面朝天，卸下荆钗布裙，换上锦衣华服，恢复自己的容貌优势；继而与情敌曹丽华秘密见面，没有盛气凌人，而是不卑不亢。在给曹丽华的信中，木兰措词委婉而又谦恭含蓄：“日之所见，幸何如之！快何如之！承蒙不弃，赐予洽谈，谦和坦率，相见恨晚”，将曹丽华的心灵防备层层瓦解，既赢得了对方的好感，又让对方惊叹出语不俗；再次，欲擒故纵，大胆提出纳妾的提议，反叫曹丽华无地自容；最后，三人于家中开诚布公的见面，让曹丽华知趣抽身而退，也让曾荪亚羞惭迷途知返。不同于书中个性软弱，如同手中玩偶的曾荪亚，影视中的曾家三少爷就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不谙世事，任性、执拗，因为把木兰看作父母之外限制自由的枷锁，用种种赌气、伤害他人的方式来追求自己所谓的幸福。这场情感的战役，虽然木兰使用的是同一套路，但赢得很艰辛。这里的木兰过于隐忍，宽容得几乎失去了原则。层层逼近，步步为营，姚木兰好比女诸葛，硝烟殆尽，智慧尽显。此种收心之术为不少女性作家津津乐道。书中所言的胜利出乎意料地顺利，给人一种情节的单薄之感，缺少抵达心扉的力量。而改编剧作中却似乎说明了：哪怕是一桩并不如人愿的婚姻，木兰也能够凭智慧扭转乾坤。其智慧固然让人击节称赞，我却有一种没来由的悲凉之感：你赢的东西是你真正想要的吗？如果不是，赢了其实也是输了。影片所不能阐释和我所不能淡化用短短40几集的影片来打造煌煌数十万字的鸿篇巨制，避免不了情节的删改和浓缩。影片聚焦于姚木兰年轻时候的经历，刻画了生动的人性、时世的动荡、家族的衰落，故事在姚木兰父亲姚思安与日本鬼子同归于尽于熊熊烈火中戛然而止。我一直试图去淡化那个色彩浓重的时代背景，但对于一个完整的姚木兰，我发现我淡化不了，儿时的走散、与孔立夫的精神之恋，与曾荪亚、曹丽华的精神纠葛、痛失爱女、亲人分离、南逃路上收留孤儿种种，构成了一个不断成熟、发展着的姚木兰。我们或多或少可以感受得到道教思想对木兰间接的影响（直接影响该是姚思安），她一直在追寻一种心灵的安宁和平静。而林语堂先生，在全书的结尾，把这种心灵的归宿融于那个历史时代的沉重和悲怆，铸就了一种精神人格的成长和坚韧。于文章的末尾，我不得不申明此文的写作前提——作者死了。绝非对林语堂先生的冒犯与不敬，而是哲学家德里达所说的无法找到作者原本的含义。这部著作绝非影片足以详尽阐释，也非我所能读透，我只愿做那“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之人，取我所需，感我所感。或许偏颇，或许无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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