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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伙很懒，什么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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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08级汉语言11班莫国辉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男，一米八五的瘦长个儿，双手几乎过膝，窄脸塌鼻，颧骨微凸，小眼睛，一副酒瓶底厚的眼镜，一说话便露出一口玉米粒颜色的黄牙。这是我的大学新同学，邓沛沛。提及邓沛沛，肯定会牵涉到一个不得不说的人，我们的教官王东。方开学，我们就要进行大学第一课——军训。因为在入学的头几天里，沛沛同学是不爱出声的。傍晚天一暗，洗了澡爬上床看书，看完书就倒床睡觉，我们其它几个舍友也不好意思侃大山了。所以我对沛沛同学的认识是从军训开始的。此时已是日上三竿，我们已在炎炎烈日下站军姿将近三十分钟了。广州的阳光仿佛格外毒辣，炙得我直皱眉头耸鼻子。我们纹丝不敢动，因为我们的教官王东同志绝对不是省油的灯。他把哨子的绳子固定在食指上，然后熟练地晃动着手腕让哨子围着食指打转，一圈，两圈，三圈……待绳子绕尽了，反过来绕，一圈，两圈，三圈……一双狡黠的眼镜死死盯着我们，惟恐漏过了我们一个违规小动作。他那脸上的黝黑和坚毅，饱蕴着风霜日晒。大概有二十五六了吧，我们私底下猜测他的年龄。“沛沛，出列！”“到！”邓沛沛站在第一列第一位，他迈了两步，已站在王东鼻子前了。嘴唇抿得很紧张，甚至两嘴角有些向下撇了。眼神直勾勾的，一脸的严肃。队列中传出几声像喷饭的时候发出的压抑的笑。我也忍不住咧了嘴，心里道：傻子。“晓楠刚才动了，指挥他们唱歌，抱头蹲下起立！”“是！”沛沛的声音特别的沙哑，像公鸭的，而且常常严重跑调。但是我跟同学们似乎都挺爱听。“抱头！《团结就是力量》！”我们纷纷听话地双手抱头，便如拉了把舒服的椅子坐下，等待着一场好戏。“团——结就是力——量，一二唱！”我们于是跟着傻得可爱的沛沛同学一边做蹲下起立，一边唱歌。除了沛沛那副窄小的至始至终都是严肃的的面孔，似乎操场上其它任何地方都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至于王东同志什么时候看上了邓沛沛同学，我大抵也忘了，反正是军训后不久。其实也不是王东同志眼光特别好，应该是沛沛同学太“突出”了。一个是身高突出，一个是……自从王东同志看上了沛沛后，说实话，除了下暴雨不用军训以外，沛沛没有一天是可以清静地过的。每一军训，沛沛肯定是最最劳累的一个。当然，同时也是全班焦点。王东同志不指挥的活动全归他指挥了，无形中他成了我们的第二教官。但是，大凡体罚，不论是哪一组受罚，他都脱不了要陪罚。最初的时候，邓沛沛同学害羞得要死，站在大伙面前整队时，常常会把“向右看——齐”喊成“向右——看”或“向左——看”，抑或喊了“向左看齐”后跟着喊“立正”，逗得大伙直乐。记得小时候老师教我们课我们领悟不了的时候，他总是这么骂：“教牛爬树都比教你们好！”明显，沛沛同学很不幸成了小时候的我们。因为他站在第一列第一位，所以我们整个排都得以他为标准。但是他个儿高，步幅大，所以我们老是跟不上。而且，他老是踏错步子。当然，沛沛又无意制造了一个让我们休息并开怀的机会了。教官狠骂他笨，我们在下面开心地笑。末了，他认真地问：“教官，是不是这样，踏错了，脚尖要垫一下？”……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我踏步不行，老是错。我这个人节奏感不好。”“今天你真勇敢啊，第一个上去灭火。”“教官踢我上去的，他在后面踢我屁股，说如果你能走没瘸，你就上去。”我问沛沛高考多少分，沛沛露着他那口似乎永远也刷不白的牙说，我是复读的，复读了两年，分数很低，不好意思告诉你，你真的想知道，我也可以告诉你。我心里崩地乐坏了，比我估计的还要笨。踏正步的时候，他让沛沛站在旁边观察。“报告！第二第四组很好，第一第三组不好。”教官笑了：“讲明好在哪，不好在哪。”。沛沛低头想了一下，喊道：“第二第四组好在排面整齐，第一第三组不好在排面不整齐！”包括教官，大家“哄”地笑得满地找牙。“哪一组最差？”“第一组。”第一组全是女孩。“罚俯卧撑。”“罚唱歌吧。”沛沛说。“那好，那罚他们唱歌你做俯卧撑。”于是女孩子们飞快地唱起了《打靶归来》。沛沛异常痛苦地做着俯卧撑，本来他那双竹竿般的手臂已经难以承受他的身体，现在还有一只粗大的手压着他的肩膀！大家都不笑了，鼓着眼珠半张着嘴，很有些担心。女孩子们也越唱越快。不过以后沛沛做的多了，我们见他死不了，也就依然笑嘻嘻的。但是有一些女孩子看不过眼，在军训日记里写“这个王东太狠心了，居然这样体罚学生”“明摆是耍沛沛”云云。我也有些于心不忍，认为这是王东同志在军队里受了太多的压抑之故。沛沛有时候也是十分聪明的。教官有意逗逗我们班最矮最可爱的小女生诗陶同学。他让诗陶站在沛沛旁边，让我们做正步摆臂练习，他对诗陶说，你的臂膀要跟他的一般高。我们哄的笑了。出乎意料的是，沛沛同学立马半蹲下来，诗陶就够得着了。此后的日子，关于王东同志和沛沛的美妙故事，自然是层出不穷。我们严酷的军训生活也在此得到调剂。我们也逐渐觉得沛沛不是那么傻了，人也健谈了。而对于王东同志的做法，其实还是颇有微词的。直到有一天，在军训的小结会上，我们才知道：王东才十九岁！跟我们同年！后来，在填简历的时候，我们才得知，邓沛沛的父亲去世已久！那时我们才知道，原来沛沛是特意叫教官锻炼他！！！我们都误解了……是的。对于沛沛的改变，我们都发现得太迟了。我更加不能原谅自己的是，怎么可以将一种晶莹剔透的纯洁可爱，看做是傻？我们都太聪明了。……再后来，我们背地里不再叫教官王东，而叫——东哥。再后来，再没人在沛沛做俯卧撑的时候嗤笑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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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06级2班郑载望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我不喜欢社交，我喜欢的是有时，有人，同我相与微笑。”他是逻辑学家，哲学家，也是工程师，建筑师。单调而深远的哲学，是他生命的底色。作为哲学家，终其一生，他只写了两本书：第一本写在战火纷飞的生死场上，一叠厚厚的手稿沾满同伴和敌人的血与泪，却成了哲学家记录思想的羊皮卷，整理出版后的《逻辑哲学论》无声中构成了对战争的最大反讽；第二本写在若干年之后，当我们的哲学家不再流浪在外，他在剑桥的一间小房子里拥有了可供取暖的壁炉，壁炉的旁边安置着一个铁皮保险柜，这个柜子守护着哲学家的手稿和笔记，这些如诗行般隐晦和流畅的手稿后来一度无法刊行——哲学家被诊出前列腺癌后，曾一度打算将这些他视如生命的手稿以油印的形式散发给他为数不多的朋友和学生，他的一个学生及时阻止了他——这部足以引发革命的手稿应该处理成皮面，烫金，而不是廉价简陋的油印本，后来整理出版的《哲学研究》令所有后辈忙于诠释和注解，也证明了学生的洞见和眼光。他的一生，就像他用来存放手稿的铁皮保险柜，藏着许多后人无从破解的秘密，他渴望感情，却对心智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一旦成为他的谈话对象，便会陷入迷山雾海般的思想漩涡里不可自拔，他的身边形成一个强大的引力场，吸引一切渴望洞见的人，他的表述形式，习惯用语，声调乃至手势和姿势一再被模仿，所有的模仿无论多么惟妙惟肖，仍无法掩饰模仿者心智的苍白和虚弱。1951年4月29号，他的学生冯赖特如此写道，“我们时代一位声誉卓著的有影响的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英国逝世了。”这是我所翻阅过的，有关他因病离世的，最为冷静客观的一条。后来，他的另一个学生，康奈尔大学的哲学教授马尔康姆在《回忆维特根斯坦》提到，4月27日，在他失去知觉以前，他对一直照顾自己的贝文夫人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为美好的一生。”“一个人陷入哲学的混乱，就像一个人在房间里想要出去而又不知道怎么办。他试着从窗子出去，但是窗子太高，他试着从烟囱出来，但是烟囱太窄。然而只要他一转过身来，他就会看见，房门一直是开着的。”“我的讲课不是为观光者举办的。”维特根斯坦的这段陈述，给他的哲学生命做了一个最好的概括。在剑桥大学教书的那些日子，他独有的教学风格，让所有学生见识了思想的破坏力与洞察力。讲席上，他没有讲稿和笔记，他在听众面前进行思考，课堂上每个人都能体会到他如何绷紧他的意志力和智力，他对所有的课堂提问，乃至质疑有着极其敏锐的预判——他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是因为他自己无数次地经历了那些迂回曲折的推论过程，当对方在力图把自己的思想变成语言时，维特根斯坦就能察觉出思想的来龙去脉，并为他表述出来。“把精神说清楚是个巨大的诱惑。”他的一生，便深深陷落在这种诱惑中不可自拔。仅有的两本著作，《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到底有没把精神说清楚，不得而知。起码，这两部风格迥异的著作做了某种努力，尽管努力的方式如此不同，以致于让读者一度怀疑是否同出一人之手笔。在《逻辑哲学论》中，维氏试图表明，传统的哲学完全立足于对我们语言逻辑的误解，借助于他所独创的图象理论，通过分析来达到对传统哲学的否定性结论，是维特根斯坦的目的所在，而最后的结论极富有终结性色彩和与之具来的悲剧性色彩——对维特根斯坦来说，伦理学和美学的一切命题，关系到生活意义的一切命题，一切逻辑命题，甚至一切哲学命题，严格来说，都是无意义的。维特根斯认为他就此解决了哲学是否可能的根本问题，建立其上的其他问题也就无足轻重了。事隔多年，他在另一部著作《哲学研究》——即一直存放在铁皮箱子里的手稿——转换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立场和方式，在这部手稿中，语言游戏成了一个频频出现的中心概念。取代逻辑研究而不断明晰出现的，是心理学，乃至精神分析，维特根斯坦也承认，《哲学研究》的相当一部分篇幅是对作者早期著作的直率或含蓄的驳斥。一个思想家在一生的不同时期，造成两个具有高度独创性的思想体系，每一个体系都是多年紧张劳作的成果，都以一种优美有力的风格表达出来，都对当代哲学产生巨大影响，而第二个体系确是批评和驳斥第一个体系的——诚如马尔康姆所言，这种演变在哲学史上也许是独一无二的。“虽然我不能提供感情，但我却迫切需要感情。”这句话也许暴露了哲学家隐藏在强大心智下的情感空白。他的学生马尔康姆在传记中写道：“同维特根斯坦在一起总是很紧张，这不仅是由于同他谈话的智力要求很高，同样还由于他的严厉，他的无情批评，他的挑剔脾气和他的忧郁。”维特根斯坦对情感和理智，有着同样的准确性和彻底性要求，这点给试图接近他的仰慕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带来了畏惧。应该说，维特根斯坦是个很彻底的完美主义者，也是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对完美和理想的追求让他在纯粹的哲学领域里纵横驰骋如痴如醉，也让他在现实世界中种种不可避免的缺憾面前一无所措，他固执于纯粹，也受累于纯粹。维特根斯坦于1912年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份巨大的财产——他的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生前组建了奥地利第一个钢铁卡特尔，而我们的哲学家，从战争回来之后，第一步就是把他所继承的财产全部散光。此后，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把帆布靠椅就是他的全部家具。1920年到1926年，他选择到奥地利一个偏远的乡村任教，后来又在维也纳附近的湖特道夫担任园丁助手，这段听上去田园诗般的日子并非诗意而和谐，他的苛求，和理想依旧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从1926年起，维特根斯坦耗费了两年的时间和精力，为他的一个姐姐在维也纳建造一栋住宅，这所房子的所有细节，都是他的作品，免除了一切装潢，以精确的测量和严格的比例为特色，它的美，如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朴素而文静，如赖特所言，甚至具有了典型的现代色彩。同时期，维特根斯坦还完成了一个雕塑，他对材料的处理，依然以心中的完美形态为标准，返照了古希腊人的质朴安详，精致娴静。从建筑到雕塑，包括他后期所从事的医学护理，一方面，足见其天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个性中的动荡不宁。在众多传记中，斯坦福大学的巴特利教授（W.W.Bartley）所著的《维特根斯坦传》，对维特根斯坦的个人生活有着最具争议的描述，作者试图真实展现维特根斯坦在情感生活中的同性恋倾向，这一点在那些试图维护维特根斯坦个人形象的研究者眼中，似乎无法接受。但联系维特根斯坦一生的种种意外之举，也许就不会陷入太大的困惑。“神秘之处不在于世界是怎么样的，而是在于世界是这样的。”马尔康姆曾如此写道：“我相信，维特根斯坦对于任何东西终究会存在这一点，有时会体验到某种惊异的情感。”维特根斯坦从不认为对于上帝存在这样一个“事实”，需要任何理性的证明，这一点，和帕斯卡尔和克尔凯戈尔的思想何其类似——正因其荒谬，我才相信。应该说，维特根斯坦在宗教情感上是有所皈依的，这种皈依在某种程度上给他带来了关键时刻的救赎。维特根斯坦早年就仔细阅读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的性格里有着最为深刻的浪漫悲观主义，这一点让我想起王国维，一位同样深受叔本华影响的学人。王国维后来投湖自尽，是否真为学术之断统，或为晚清之覆灭，斯人已逝，不得而知。王国维灵魂深处的危机爆发之时，如果能领承一份来自不可知处的救赎，是否会有不一样的结局，或者如维特根斯坦，在他临终之际，也对身边的人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为美好的一生。”历史和灵魂从不存在假设，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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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06编辑出版班张述远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在小谷围岛上的大学城生活了两年有多，我一直很享受这里的恬静清幽，但时间长了，我开始时常在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大学城缺少了什么？已故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1931年在清华就职时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毋庸置疑，大学城是不缺少大楼的，坐381环绕大学城一圈，整齐林立的大楼令人目不暇接，这里俨然成了水泥森林，成了现代化建筑的一个缩影。那大师呢？曾有人戏言，大学城里的大楼比大师还多。不可否认，自高校扩招以来，教育产业化的弊病日益凸显，且当今社会浮躁之风肆意横行，能埋头研究学术的老师已不多见，更有甚者以打赌来论断学术观点的是否正确，这样的老师，我们能指望他成为大师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一个教授都只会打赌了，还能指望他教给学生什么？我们的高校教育竟然沦落到如此地步，真是令人扼腕、叹息！高校教育应该是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这是教育界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如今这个争论早已过时，高校扩招已成定势，我们都是高校扩招洪流中的一员，我们怀着对大学美好的憧憬来到大学城，经历过心理的巨大落差，然后渐渐习惯，渐渐适应，终于不抱任何奢望。其实我们很想改变这一切，但在现实面前，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我们唯一能能做的是让自己在高校这一堆数量庞大的产品中让自己优秀一点，不至于被洪流无情地埋没。高校里还有没有称得上大师的老师？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尽管当今学术腐败之风蔓延，埋头研究学术的老师已不多见，但并不意味着已经消失。高校有大师，但大学城没有大师，因为大师都在城外。大学城本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在西方，大学城是自然形成的，是大学发展过程中，大学本身的规模越来越大，有的大学聚集在一起，大学周围或大学校园本身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城镇，自然而然形成的。然而，“大学城”这个概念来到我们国家却完全变质了，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大学城，是把“大学”和“城市”两个本毫无关联的概念生拼乱凑地凑到了一起，到头来，成了两不像，既没有大学本身的历史文化沉淀，也缺乏社会历史演化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城市个性。大师都在城外，大学城俨然成了学生的城堡，学生触目皆是，大师却难觅其踪，即便邂逅，也都是行迹匆匆。本来大师就不多见，老师中能称得上大师的寥寥可数，而与大师相处的时间不过是课堂的一个半小时。当我抱着满腹的疑问在课堂结束时欲与大师交流时，却见大师已收拾行囊准备离去。我惊讶于大师匆忙的脚步，大师说：“我也很想留下来抽出时间和你们交流，但校车不等我啊。”大师不在城内，即便有这样的心，也没有这样的条件，何来面对面的交流？我很羡慕以往的大学生，那时老师和学生没有城的阻隔，老师和学生住得很近。《新周刊》副主编周可老师谈起他的大学生活，总是一副怀念的神情：“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事没事就爱往老师家跑，很多学问和感觉，都是晚上私下里在老师家喝茶聊天时收获的。”如今在城内的我是不敢奢望的了。时代在发展，老师和学生的距离却在拉远，大师都跑到城外去了。虽然现在通讯发达，手机、邮件都很方便联系，但缺乏与大师面对面的交流，得到的总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总是感觉缺少了点什么。最近听说城内有高校推出举措，新进的老师必须住在城内，以给师生更大的交流空间。我的心底陡然升起一丝希望，大师进城了，会不会回复到以前周可老师所说的师生喝茶聊天谈学问的日子？若是如此，将是莘莘学子之福，是高校教育之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不能对大学城太苛求，毕竟它还年轻，各方面都有待完善和改进，但我们有理由期待，大学城的未来是育人的天堂，是学术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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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06级汉语言文学5班余婉娜第四届“碧草杯”广东省校园文学大赛参赛文章华南师范大学海碰子文学社推荐闷热的午后，一场及时雨冲走了笼罩大地的烦躁。“嘟嘟嘟……”手机响了，厂长老余赶紧放下手中正在清算的帐单去接电话。“老余啊，我是阿民。我们那个高中班长许旭生从美国回来了，说是要请我们这帮老同学去海龙酒家聚餐啊！你有空吧？等一下通知小陈啦。六点见！”“哇，他回来啦？都快三十年没见了。行，我再忙也会去的！”挂下电话，老余又紧接着打电话到小陈家里。“小陈，我是老余。许旭生从美国回来了，要宴请我们班的同学哦，等会海龙见！”电话那头似乎先是一阵沉默，接着小陈语气稍显为难地说道：“同学聚会？哎，你们一个个不是大老板大经理，就是大博士大县长的，我一个失业游民，去了又能做什么呢？聚什么会嘛！不好意思啊，你们不用等我了……”老余正想劝说什么，电话那头已是一片忙音了。眼看约会时间就快到了，忙碌的余厂长放下手头的工作，骑着他那辆本田摩托车朝海龙酒家的方向驶去。很快就到达酒家门外。老余远远的就望见停车场最西边，聚集着好些年龄相仿的中年男士，定睛一看，阿民等平时经常来往的同学也在里面。呵，是他们了！“瞧瞧瞧，余厂长来啦！”只听人群那边有人嚷了起来。“嘿，是他是他！这么多年不见，还是那么高大魁梧，看来形势不错啊！”有几个同学议论起来了，接着便大声冲老余说，“余啊，车子停过来这边吧！”老余向大家打了声招呼，便把车子开了过来。只见一辆奔驰和一辆宝马紧挨着一排或进口或国产的摩托车，旁边还零星靠着两三架自行车。于是老余便把摩托停靠下来，然后走上前去跟老同学一阵握手一阵寒暄。大家就这样站在那里，一边闲聊，一边等待另外几位同学的到来。不多一会儿，大概该来的人都来齐了，大伙们相拥着走上四楼餐厅。一上楼，迎面坐在正中间的那一位一定就是许旭生了，呵，三十年前那个瘦瘦高高斯斯文文的班长，现在满面红光，举止儒雅，不愧是从美国归来的博士后导师。坐他身边的是庄县长，也是高中同学，只不过人家在地方台的电视新闻上曝光率比较高，即便与他来往不多的同学也可以一下子把他认出来的。许旭生见同学们都上来了，马上迎上前来，示意大家上座。县长大人官腔顿开：“同志们，赶紧就座！今天咱们包了四桌，大家千万不要客气。”座位本没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也没有事先安排好位次，可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那些当官当干部的同学跟许旭生、庄县长很自然地坐成一桌，而老余、阿民等生意人又自成一桌，工薪一族成一桌，其他的无固定收入的同学也聚成的一桌。呵，三十年前，大家可都是同窗共读的学友，无所谓高低贵贱，更无所谓你强我弱，然而，三十年后再聚首，大家竟如此心照不宣地分出了三六九等。是什么让他们改变？进餐中，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畅谈当初的学生时代，回忆循循善诱的恩师，哀叹文革时期的辛酸，感叹造化弄人的命运……而后，像例行公事一样，大家相互询问起儿女的情况。“我女儿去年考上中大了！”“我儿子现在在省经贸厅当公务员。”“唉，我儿子读书不如意，自己出去深圳做手机生意，在那边买房了，呵呵！”“我女儿嫁了个金龟婿，这下我可就放心啦……”不知道是关心还是攀比，只是，当大家谈及儿女时，眼中总迸射出光芒。这辈人的较量还没有结束，下辈人的竞赛已经悄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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