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王维玲（中国传记文学会会长、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群山——马文瑞和西北革命》的意义正如它的书名《群山》一样，山峦叠嶂，巍巍深远，是一部内容丰富、史料翔实、以史鉴今、以史育人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传记文学作品。《群山》从20年代马老14岁入团参加革命写起，一直写到40年代末全国解放为止。写了马老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不同岁月、不同年代、不同内容的革命经历和革命活动，真实地、历史地、生动地展示了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老革命家对革命事业的自觉贡献和不朽功勋。

 西北地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生了许多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重大历史事件，涌现了许多扣人心弦、为世人永难忘怀的英雄人物。无论是这些英雄人物，还是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在有力地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前进，推动历史发展，都应该青史留名，光照后世。《群山》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我们这个愿望，它通过马老的革命经历和革命活动，让我们真实而生动地看到了西北革命根据地、陕北游击队、陕北红军的建立、发展、壮大、胜利的艰苦行程，生动感人地展示了刘志丹、谢子长和西北地区众多的党、政、军领导人的事迹和贡献，牺牲和奋斗，品质和作风，精神和风貌，及中国革命领导中心奠基陕北后，马老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董必武、贺龙、王震等领导人的直接接触和亲身经历的一些感人的事迹。所有这些，从史料价值上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从艺术价值上来说，具有独特的角度，独有的内容，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所以我说，《群山》为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马老的生活道路、革命经历、思想发展、个性特征、成就业绩，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我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一个重要地区的革命的诞生、发展、壮大、胜利的历史进程，这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读过《群山》，我感到在《群山》记述的众多人物之中，谢子长、刘志丹、任志贞是最突出、最感人的。虽然都是从马老的角度展开，虽然写的都是一些片断，但却有许多写人叙事的情节段落，描绘得有声有色，颇为生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陕北特委成立时，马文瑞第一次和谢子长见面，从此二人相识相交，亲如兄弟。作品里写谢子长要马文瑞帮忙写恋爱信，马不给写。谢子长伏在炕桌上专心致志地给史秀云写信的场面，是那么喜人有趣，那么轻松自然。当时敌人正到处通缉捉拿“共匪头目”谢子长，可谢子长此刻却在这儿从容不迫地给自己心爱的人写恋爱信，巧妙的构思，一下子就把在白色恐怖环境中，谢子长的热爱生活、乐观精神、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通通地表现出来了。在作者的笔下，30岁的谢子长和20岁的马文瑞，一个是搞武装斗争的军事领导人，一个是从事地方党和群众工作的领导干部，一个性情豪爽，心直口快，一个沉静温和，不苟言笑，两个人是那么知心融洽、和谐一致。作品里有一个细节十分感人，谢子长与马文瑞分手时，依依不舍，谢子长把他自制的、心爱的、一直带在身上的椿木小烟锅送给马文瑞留念。那情那景太动人、太深刻了。这个小小细节一直埋伏到谢子长牺牲。马老每每看到小烟锅，就无比怀念亲密的战友和兄长谢子长。一个小小的细节，表现了一对知心的生死战友之间的深厚情谊，这感人的细节，把马老与谢子长之间的那种战友的亲情、深情、友情生动而深刻地表现出来了。

 还有刘志丹，在《群山》里也写得很出色。刘志丹待人和蔼、谦和、坦率、亲切，让人很难相信他是陕北特委军委书记，是西北红军的统帅。慢慢地从作品中就感觉到，他不仅有军事指挥将领的胸怀和才智，而且有坚定的党性和极强的原则性。他的这些特征，他的气概、风范和形象，会让你猛然醒悟到，为什么贫苦的农民情愿拿出身家性命，冒犯官府王法，也要跟着刘志丹闹革命的原因和道理。刘志丹是在亲临战斗的第一线，观察敌人阵地时，被敌人的冷枪击中而牺牲的。作品写马老怀着难忍的悲痛，在为刘志丹写简传时，从档案中发现对刘志丹的错误记载。这件事在马老的心中埋藏了几十年，让马老对刘志丹受到的不公正的政治境遇而不平，对这位对革命无比忠诚、对西北革命有重大贡献、为革命而壮烈牺牲的战友怀有强烈的思念之情。一直到1982年中央对刘志丹和西北革命历史问题终于作出了公正、正确的结论之后，马老心中的这块石头才放下。《群山》无比感人地反映了一个老革命家对战友的深厚情谊和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革命品格和革命风范。

 在《群山》里，任志贞这个女红军形象，是写得最感人的，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女英雄。这个16岁的农村女子，活泼开朗，利索大方，追求革命，好学进取。她不像同龄女性，裹了一双小脚。她有一双大脚，有一股男子的英武壮美的气质。自从和年轻的区委书记马文瑞接触后，她暗暗地喜欢上了他。作品里有不少细致的描写，都非常生动。写马文瑞下地割谷子，任志贞在后边捆扎，两个人一边劳动，一边拉话，一个有心，一个无意，有声有色，有趣有味；写组织上派任志贞去办冬学，去当教员，她一面兴奋不已，一面又产生远离马文瑞依依不舍的矛盾心情，这些展示得细致入微；写任志贞入党时的激动心情和感人场面；写任志贞终于向马文瑞表白了爱情，两个人书信不断，互相勉励鞭策……。什么叫崇高而朴素、坚贞而纯洁的爱情，在这里找到了答案。后来任志贞参加了红军游击队，是西北革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红军战士，她与男战士一道并肩战斗，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捕，受尽酷刑折磨，始终坚贞不屈，最后在敌人的铡刀下壮烈牺牲，年仅18岁。全国解放后，有人说:“任志贞是刘胡兰式的英雄。”马老纠正道:“这话不对，应当说刘胡兰是任志贞式的人物。”时间和岁月虽然过去了60年，但马老对任志贞一直怀念在心中。在《群山》里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革命故事。

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

喜读《群山》之第二部分

第46章：马文瑞看看刘志丹和习仲勋，见他们正用期待的眼光望着自己，便问：“什么工作?”刘志丹说：“开辟新区”

 春天悄然地降临南梁山区。1935年二三月间，旧历年过后，漫山遍野的冰雪无声地消融成千百条涓涓细流。豹子河的流水，开始漂泛着黑糊糊的柴草末子和淡黄色的旋浪，淹没了岸边的残冰。向阳的山坡上，隐约泛着草青，黑白两色的羊群像云朵一样飘游在其间。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遍野的白杨和黑桦枝梢上，凝结出暗褐色的并不引人注目的芽苞。小风轻扫山野，春潮悄然萌动。拦牛放羊的老汉和后生们，在暖堂堂的阳光下，敞开袄襟，吼喊着酸不溜溜的信天游。“三十三颗荞麦，九十九道塄，二妹子虽好是人家人……”那撩人的歌声像在起伏延绵的林梢上打着“水漂”，惊飞起一群一群山鸡和木鸽，引逗皂鹰久久地在碧空里盘旋。

 然而这一切春天的信息，并没有引起军政干校师生们的注意。操练、听课、讨论、吃饭、睡觉，他们的生活依旧按照同一个节奏紧张地进行着。总不断地有新鲜的知识和新鲜的革命道理吸引着他们，总不断地有学习中的“拦路虎”需要他们去努力克服。他们只觉得每天早上到河湾里去洗脸，水变得既冰又浑。他们只感到晌午坐在院子里听课，捂着老棉袄的脊背热得有些发痒。只是粗略望去，原野上并没有改变冬日的色调，也就没有人注意到春天来了。这天，马文瑞正上着课，见河川下的大路上过来几个骑马的人。走近了才看出是老刘带着几个红军战士。马队沿着斜坡，一直走到学员正在上课的院子里。志丹前两天刚走，该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任务?马文瑞有一种预感，觉得他们的到来，似乎与自己有关。

 果然，刘志丹牵着马从坡里走上来了，同来的还有习仲勋。刘志丹见到马文瑞，第一句话就说:“老马，快下课了吗?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咱们商量一下。”

 当下，马文瑞给学员们布置两道讨论题，便随刘志丹他们走进时常备课的那孔窑洞。一进门，刘志丹显得有些兴奋，开门见山说:“老马，这期学员眼看要毕业了，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想派你带人去做。”

 马文瑞听了，看看刘志丹，又看看习仲勋，见他们正用期待的眼光望着自己，便问:“什么工作?” 刘志丹说: “开辟新区。”说着由桌前站起来，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交给马文瑞，掏出烟卷，点燃一支吸着，很快地在地上踱来踱去。马文瑞已经习惯了特委军委主席的这一举动，当他对一个重要问题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即将做出决断的那一刻，总是这样。马文瑞迅速展开信来读，原来是红42师师长杨森写给志丹和仲勋的。信中写道:“……近日我团在甘泉、南泥湾、金盆湾、麻洞川、临镇和宜川云岩、北池镇等地打土豪，给群众分物分粮，并打算在此休整半月。这回东进，我骑兵团连日奔袭沿途民团、保甲武装，使反动政权受到重挫，当地人民革命热情很高。请求特委、军委速派文武双全的得力干部来领导群众，建党建政，开辟新区……”

 马文瑞看完信，刘志丹突然停下来，面对着马文瑞，十分慎重地说:“昨天夜里，我反复想过了，这个任务，只有老马你合适。”

“开辟新区?”外表看着依然平静如故的马文瑞，脑子里飞快地思索着。他很快便想到了东部的延安、甘泉、宜川一带。因为他知道，苏区眼下除了南梁（含东华池，合水山区、庆北、赤安一带）大本营外，在南地区一带（栒邑、淳化、宁县等山区）成立了南区革命委员会，张邦英担任主席。但实际情況是，北区（即南梁一带）山大林密，地处偏远，虽便于红军隐蔽，但人口稀少，物产欠丰，不利于筹集粮食，补充兵员，也不利于开展群众工作；南区又距西安和关中平原地区太近，虽建立了红色政权，敌人说到就到，拉锯作战，局面较难控制；而人口稠密、自然条件较好的东部地区，尚未建立红色政权。他知道，在那一带开辟新区，就意味着在陕甘边与陕北之间架设一座桥梁，使之连接起来，便抬头瞪圆眼睛，等待刘志丹下达具体任务。习仲勋不慌不忙地端起桌上的碗喝了一口水，以他特有的简洁、准确的语气介绍道:“从地理位置来看，甘泉、宜川、韩城是关中、陕北边境地带，地形较复杂，进可以出击延安、宜川、甘泉县城以及韩城等东府渭北诸县，退能够入南泥湾、金盆湾一带梢区。加之又有临镇、云岩、北池几个镇以及洛河川、阳湾川、麻洞川等几条大川，人口稠密，物产也较丰富，如果开辟出来，不光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和政治意义，对于解决目前苏区经济困难都大有好处。特委决定派你以陕甘边特委党代表和东区工委书记的身分率领一支武装工作队开赴这一地区，杨森同志将率骑兵配合你们工作。”

 马文瑞的脸上依然是那么平静。他望着窗外的远山沉吟了片刻，又扭头看了看刘志丹，异常果断地说:“好吧，什么时候出发?”刘志丹紧紧握着马文瑞的手说:“不急，等队伍组织起来再说，你先提个设想。不过，这可是一次既重要又很艰巨的任务。那一带远离南梁，杨森率领的骑兵团也不过仅有百八十人马，而你们的周围，西南是甘泉、洛川守敌；东南是宜川、韩城守敌；西北又是延安守敌，可以说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孤军活动。敌人随时都可能出动围剿，你们随时都处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

 马文瑞说:“不怕，只要有老百姓的拥护，就什么也不怕。我们过去后可以深入发动群众，等到时机成熟，再建立红色政权。”刘志丹听得，紧紧握着马文瑞的手说:“相信你能完成任务。”

 派马文瑞去开辟新区，是陕甘边特委研究决定的。刘志丹提议，这项工作事关重大，必须派最得力的人去。这个人既要政治上可靠，还要有做地方群众工作的丰富经验；既要有组织领导能力，又要善于集思广益、团结同志。他说这些条件，唯有马文瑞具备。

 一支短小精干的武装工作队，很快组建起来了。三天之后，一身戎装、腰间挂着短枪、背着习仲勋送给他的皮公文包的马文瑞，带领胡自禄(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经济部长)、张彦福(原华池县赤卫队队长)、许克昌等，外加军政干校几名干部，并有三十多人的一支警卫队，按照陕甘边特委指示，赴南梁地区以东开辟新区。

 一整天，他们都在荒无人烟的梢林地带翻山越岭。天拂晓时，他们来到延安城西南的三十里铺村。延安是敌人在陕北盘踞的一个重要城镇，仅次于榆林、绥德。高双成的师部驻在城内。各县城都派驻一个连的兵力，加之三十里铺又是西安至延安公路的咽喉，交通便利，敌人说到就到。马文瑞率队到达三十里铺，进入南面的仁台沟，再翻过一架山就进入南泥湾梢区了。就在他们越过三十里铺公路后，有个衣衫破烂、蓬头垢面的乞丐在后面不紧不慢地尾随着他们。马文瑞早就注意到了这个人，便对张彦福说:“后面这个叫花子有点不对劲儿，他怎么老跟着我们?”张彦福立即派人把“叫花子”带了过来，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那人不说话，但眼睛里流露出惊慌失措的神色。

马文瑞亲自审问:“你家是哪里人?”     

 “当……当地人。”那人指着不远处的三十里铺村说。

 “胡说，当地人怎么说的外路话。”

 “说——不老实小心狗头!”

 张彦福从背上“嗖”的一声拔出明晃晃的大刀，按在“叫花子”的后脖颈上。

 马文瑞说:“老实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我……红军老爷，我……”

 “快说!”

 “唉呀，我……说，我是延安城里派出来的探子。”

 那家伙说着，就要伸手去怀里掏枪，被两个战士把双手扭到了背上。张彦福上去缴了他的枪。

 马文瑞一看，此处不可久留，便下命令说:“杀!”

 话音刚落，张彦福手起刀落，探子的脑袋早“嗵”的一声掉在地上。这是工作队进入东地区开辟工作的“第一刀”，也是马文瑞第一次下令杀人。自从那天接受了任务，他就明白，这次东进，不同于在陕北搞秘密工作，这是武装开辟新区，是要把政权从敌人手里强行夺过来。因此，既要深入发动群众，又要同敌人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而群众能否真正发动起来，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能不能把敌人(包括当地各种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镇住。因此，他在三十里铺下令开的这第一刀，虽是无声无息，但是震动很大。身边的干部战士们发现，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党代表，倒是一位敢作敢为的痛快人!

 杀了敌人的暗探，本来连续行军已经有些疲倦的工作队员们，士气顿然高涨。还不到吃早饭的时候，已经行进三十多里，来到山根下一个叫驴粪坡的小村庄。庄里只住七八户人，多数是由绥德、米脂一带逃荒下来倒山种地的饥民。他们早就听说刘志丹的队伍过来了，眼见一支红军队伍从天而降，真是又惊又喜。为首的这位慈眉善眼说话和气的老马，一拉话竟是上头老乡(延安一带俗称绥德米脂诸县人)，备感亲切。虽是青黄不接的春荒时节，仍然几家凑着给他们压着吃荞面饸饹。吃饭时，马文瑞坐在热炕上端起一老碗调了腌韭花、芝麻盐的香喷喷的饸饹，却感动得难以下咽。因为他留意到，老乡的几个嘴唇上拖着鼻涕的猴娃娃像一窝小燕子一样，挨着个儿站在炕棱下面，仰起头，张大口，巴望着他那一碗冒着香气儿的饸饹。他便用筷子敲着碗沿儿说:“我吃不了这么多，给娃娃们拨些。”不料，做饭的大嫂一听急了，慌忙解下腰裙，像赶麻雀一样，把猴娃娃们赶到窑外面去了。马文瑞看着，心里很不是滋味，挑在筷子上的长长的饸饹面，怎么也不忍心往嘴里送。房东老乡说:“快直劲吃，咱庄户人再没好的，荞面有哩。”他吃着饭，心里热乎乎的。多么好的老百姓，他们没有多少欢迎你的言词，他们对于共产党和红军的情意，是通过这一碗热饭食，送到你的心窝里去的。这样好的民众，只要组织起来，必然形成不可估量的革命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任何凶恶的敌人都将溃退灭亡。马文瑞一边吃着饭，一边很动情地想，随即同地上站着的农民拉起话来:“老乡，家里几口人?”一个老汉说:“唉，七口人，只一个吃闲饭的，还没吃的。”“种多少亩地?”“种两架梁，四颗屹，一年有三季两头不见太阳，秋里打的粮食全让延安城的‘刮民党’搂走啦。”另一个接过说:“你们这一来，我们可盼到头来了。‘刮民党’半月二十天就要来掳一回粮草，保长、甲长像催命鬼，三天两头踢踏门槛。”“麻洞川那边情况怎样?”“唉，一个样!人家实行的是乡村保甲，像给咱老百姓脖颈上套了铁链子，远远近近，谁想逃也逃不脱。”

 就这样，马文瑞他们进入东地区一路走，一路搞调查，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考虑着如何着手开辟工作。在敌人神不知鬼不觉中，他们就像一阵春风，悄无声息地刮到了陕甘边东部地区的梢林、原野和沟壑，呼唤着刮进一个个村庄、一孔孔窑洞，唤醒着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

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