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王维玲（中国传记文学会会长、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群山》还记述了陕北特委遭破坏，6位委员被捕后怒斥敌人，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牺牲时高呼口号。写烈士们被枪杀后，农民群众不顾生死，奋勇涌向烈士就义的地方，和敌人展开了一场可歌可泣的争夺烈士遗体的搏斗。最后终于抢回三位烈士的遗体，把他们装殓安葬。感人地写出了我党干群之间的生死情谊。

《群山》不仅写了我党我军的许多成功的、感人的经验，也写了令人痛心的教训。这就是1935年王明搞的党内肃反运动，给陕甘苏区和西北红军带来深重灾难。这场来自党内的肃反运动比国民党军队的反革命围剿还凶狠可怕，几乎把西北革命领导层一网打尽，使西北革命几乎被夭折、被断送。在严重的生死关头，多亏了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给就要被杀害、被活埋的一大批西北党、政、军领导干部带来生机。如果不是毛主席发出“刀下留人”的召唤，如果不是及时派出王首道、李涛等人先行赶到瓦窑堡处理此事，刘志丹、马文瑞等党、政、军领导干部一百多人早就被活埋了。严重的失误，严重的教训，所造成的不该发生、不可挽回的严重损失，叫人痛心，叫人悲愤。作品里写得深刻，写得沉重，让人深思，让人感叹，叫人无比痛恨“左”的路线。

马老经历中的这些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和生活经历，以及他的个性特征、鲜明性格、精神气概和凛然正气，可以让我们感触到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在革命者身上闪现出来的灿烂火花。无论环境多么凶险残暴，道路多么曲折坎坷，马老和他的战友们都经受了考验，最终胜利地走过来了。

读完《群山》，让我在无比激动之中，首先想到，这是一部动人心弦的传记文学作品。这里面描写的许多人和事，我们也曾听说过，或从其它书刊中看到过，但看这部作品时，却给我们带来了意外的深刻印象和崭新而难以泯灭的新的感受。我们熟悉的身影，变得更鲜明，更强烈；我们熟悉的身影，变得更深刻，更发人深思。

看得出《群山》的作者在撰写的过程中，是下了功夫的。经过直接采访、收集和大量的调查研究，作者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长期的积累、收集、消化、构思，使作者动笔写作的时候，视野已经比较开阔；又由于材料无比丰富和充分，写时就比较从容、舒展、流畅。那些比较复杂的事件，条分缕析地写得鲜明、清晰、生动、准确，这是很不容易的，是十分可喜的，应该向作者表示热烈的祝贺。

《群山》的创作还启示我们，生活和战斗，建设和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厚实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群山》开了一个好头，希望作者继《群山》之后，写出内容更加丰富的高水准的传记文学作品，为中国的传记文学事业作更大的贡献。

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

喜读《群山》之第三部分

第47章:“我提议甘泉这一块，叫‘红泉县’，宜川那一块叫‘赤川县’。红和赤，都是象征革命的意思”

 马文瑞的武装工作队和杨森的骑兵团在临镇相遇。不久，骑兵团奉命离开东地区，工作队独立开展工作。依照陕甘边特委确定的工作范围，整整一个春季，马文瑞率领工作队足迹踏遍了甘泉、宜川和洛川北部一带山川林壑。他们跑了数百上千个村庄。白天在山场、村庄里活动，夜里在庄户人的热炕头上，把心里话掏给受苦人，像在解冻的土地上，撒下革命的种子。淳朴的农民把他们的开辟工作也亲切地称之为“闹红”，把他们的个别串联和宣传工作称之为“下毛毛雨”。许多庄稼汉成了老马的好朋友，几天不见面，就要念叨个不停。

 “咱老马这些天怎没见来?”一个年近半百的敦敦实实农民说。他坐在点着一盏麻油灯的炕桌旁，手里握着烟袋锅。昏黄的灯光，照着他那生着黑胡碴子的脸。他周围坐着的，全是像他一样，头上挽着白羊肚子毛巾的受苦人。他们的脸色，都是一样的黑红，像用山野里的红胶泥雕塑的。“刘大哥，我前个到临镇赶集，听说老马他们近来在云岩、北池子那边闹腾哩。地主乡绅们都怕得跑到宜川城里去了。”一个年轻精瘦的农民说。那被称做“刘大哥”的人嗯了一声，一个劲儿地吧嗒吧嗒抽烟。人们看出来，方才的消息，使这个农民信服的领袖式的人物——刘大才心中很不平静。他正想象着宜川那边“闹红”的阵势，寻思着咱甘泉这边该怎么办?老马平素对他说过的每一句话，这阵儿都一齐涌到耳边来。“你刘大才可不能落后，老马可对你抱着大希望哩。”他暗自对自己说。这一夜，金盆湾刘大才窑里的灯光一直闪到天明。

 许多农民都认识带头“闹红”的老马。乡村的识字先生们称他为救苦救难的“及时雨”宋江。他们的印象中，老马岁数不大，和和气气，满口的陕北腔，平时总是抿着嘴“笑笑的”，可是一说起话来，就像铁匠打铁、石匠开山，句句丁当不离砧子锤背。人们看出来了，老马他们这些人，厉害就厉害在人家说出来的正是老百姓想说又没说出来的话。譬如开首那一段日子，马文瑞经常对贫苦农民们讲:穷人要翻身，非先捣烂“保甲制”不可。农民们觉得这话说到点子上了。他们平素受够了反动保长甚至甲长的欺压，却是敢怒而不敢言。原因很简单，甲长有保长撑腰，保长又有联保主任、区长、县长壮胆，而联保主任、区长们的屁股后面又都跟着背“七斤半”（步枪）的团丁。老马对此说得很简明也很形象。他说:“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及其走狗，就像一条专咬穷人敲骨吸髓的恶狼，这‘保甲制’就如同是四只狼爪子，恶狼干的每一件坏事情，都离不开它们帮凶。”

 经过整整一个春季的秘密串联、深入宣传，到桃杏花漫山开放的四五月间，正是庄稼人整地春种时节，东地区普降一场透雨，解除了春旱，这是十年不遇的喜事。老百姓中就传出话来说:“老马他们把雨水给咱带来啦，听老马的话没错。”他们几十天的宣传鼓动工作也像那一场解除了旱情的透雨，终于结出果来了。就在这时候，马文瑞说:“该动手铲除‘保甲制’了。”他先派人捉拿惩办了几个罪大恶极的反动保长，把他们捆起来，拉到大村、镇街上游斗，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干脆下令当众公审处决。至此，祖祖辈辈埋藏在人们心中的反抗剥削压迫的仇恨之火，终于聚集起来，冲破严冬厚厚的冰冻层，形成了阶级斗争的炽烈怒潮。革命的火焰，席卷着每一个村子，像摧枯拉朽一般焚毁了国民党反动派“保甲制”的封建统治。

 “把农民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这是马文瑞给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的行动口号，也是建立红色革命政权必不可缺的奠基工作。这一系列重要的工作几乎是在铲除“保甲制”的同时全面展开的。刘大才他们，立即带头在金盆湾附近各村展开斗争。各村纷纷召开会议，宣布“保甲制”解散。随即破旧立新，在广大农村普遍组织农会，建立赤卫军、游击小组和游击队。平时被人瞧不起、只解开埋头死受的佃农和长工，成立了农会。他们在地主乡绅面前说起话来腰板开始挺得板直，口气也硬起来。地主乡绅们背后偷着议论他们是 “一吹胡子二瞪眼”。马文瑞鼓励他们说:“不要怕，说话办事情，就要像个当家做主的样儿!”往日只知扛镢头提镰刀的庄稼汉，背上居然插着一把吊红布绺子的“鬼头刀”，也有肩上扛着缠红麻缨子梭标的。这类从前对付狼虫虎豹的家伙，如今专门打击反动势力。北池子农民为了发展自己的武装，和一些“红枪会”合作，组织了新“红枪会”。马文瑞说:“可别小看咱游击小组这些刀子矛子，反动势力就怕革命人民手中有武器。我们东地区的老百姓全武装起来，就是一支几万人的队伍，每人喊一声，也够反动势力受。”他的这些简短而有力的话，像阵雨前的雷声，唤醒着山川大地；像斗争的号角，在群众中广为传播。革命的红色政权，在这疾风暴雨中迅速地酝酿着，像农民春播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马文瑞决定，抓住时机，尽快成立东地区和县乡革命委员会。这在老百姓眼里，可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变!反动势力也红了眼，反扑很厉害。一些土豪劣绅抱成团，躲进土寨子里负隅顽抗，县城里的白军也时常伙同反动民团出来偷袭工作队和革命群众，斗争因此而变得更加复杂而激烈。在此期间，刘志丹率领红军主力，在保安、安定、清涧一带连连打击敌人，对东地区的开辟工作是一种有力支援。杨森率领红26军骑兵团积极配合，不时出击周围几个县镇，使敌人不敢轻易出动。但这些都只是外部的因素。“必须武装夺取政权!”马文瑞时常这样强调。

 随着斗争的深入，当各乡开始纷纷成立乡革命委员会时，马文瑞感到，仅仅依靠各种农民武装和警卫队，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斗争需要，便着手将在红枪会基础上组织的义勇军，扩编为工农革命游击队，任命宜川的老共产党员黑志德担任总指挥，赵子明任政治委员。之后又改编为独立营，有三百多人枪，成为当地一支强有力的武装。

 同时，工作队分为工作小组下到各村与当地积极分子配合工作。甘泉、宜川两县农村各乡纷纷成立乡革命委员会，民主选举革命委员会主席。许多过去的农会主席，在斗争中显示了能力和才干，被群众选为乡革命委员会主席。随即又相继成立两个县革命委员会。在县革委会成立时县名定不下来，马文瑞说:“红色政权的县名，不要照搬旧县名了，为了使新开辟的苏区区别于原先的游击区，突出红色政权，我提议甘泉这一块，叫‘红泉县’吧，宜川那一块叫“赤川县'吧。红色赤色，都是象征革命的意思。今后我们的工作重点要放在扩大苏区上。在宜川与洛川之间，可以再搞一个县，宜川南塬靠韩城一带再搞一个县。这样，我们就可以开辟一片有数十万人口的新区，然后再把各级革命委员会转变为苏维埃政府。”听了马文瑞的话，那个农民朋友刘大才带头鼓起掌来，群众的斗志空前高涨。于是成立了红泉、赤川两个县革命委员会，刘大才当选红泉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黑志德当选赤川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马文瑞觉得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开辟新区工作的局面已经打开，下一步应当着手成立陕甘边东地区革命委员会。

参加完红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后，马文瑞很高兴。当天晚上，当他坐在刘大才家炕上面对着新当选的老百姓自己的“县官”，会场上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全县各区乡和一些村子都派代表参加，县革委会所在的金盆湾周围各村的农民也都闻讯赶来开会。刘大才亲自带人在村外一座土台上搭起棚子，像农村有钱人家过大事一样隆重。各区乡来的游击小组和赤卫军，都背着大刀，扛着红缨枪，耀眼的红穗穗在太阳光下像一团团燃烧着的火。即将开会时，马文瑞坐在台上，激动地望着那热烈地涌动着的人群。他还从未见过那被苦光景折磨了一辈又一辈、永远凝结着愁苦的庄稼人的脸，会像眼下这样，如山野里怒放的桃杏花似的兴高采烈，如蓝天里高飞着的木鸽子一般扬眉吐气。唯有翻身解放才能创造如此惊人的奇迹!连七八十岁老汉、老婆婆的皱纹密布的脸，也都笑得像四月里的梨花一样舒展。当刚刚当选的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刘大才宣布请中共陕甘边特委代表讲话时，马文瑞兴奋地站起来，就听台下响起了潮水一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这声音，使他想起了那年冒着雷雨立在大理河边看山洪暴发，想起了那回在黄河畔上观潮，只是这阵势、这力量，比那大自然的伟力更加激动人心。他看到许多人脸上挂着眼泪，实在叫人说不清究竟这眼泪是酸、是甜、是苦、是辣，他自己的眼睛也模糊起来……

 眼下，两个朋友——马文瑞和刘大才，又像以往那样，盘腿坐在那张白木炕桌旁边。一盏昏黄的油灯，把温暖柔和的光晕一圈圈地扩散开来，直到两个人亲热地拉着话的身影都被清晰地映照到黄褐色的窑墙上。窑外的世界是静谧而安宁的。远处河沟里的流水淙淙有声，伴随着山风隐约送来的阵阵林涛，更使梢区农村的夏夜显得清爽宜人。大约后半夜了吧，院子里的牛羊牲畜已经听不到反刍嚼料的声音。两个朋友仍然很亲热地拉着话，由窑窗外面看得清楚，那一杆小烟袋锅不时地在油灯上点着了由这边递到那边，又由那边递到这边。这烟袋锅也就像农家土织布机上的梭子，带着一根感情的线穿梭往来，在共产党和老百姓之间，织着一张密不可破的网。

“大才，从今往后，红泉县这几万老百姓，靠你带头了。”

 “嗯，自从你那天提出要我当县主席，我就觉得担子不轻。黑夜躺在炕上，心里盘算过来盘算过去睡不着。咱刘家人老几辈子除了种地戳牛屁股，没出过识文断字的，更没当‘官’理事的。你说要我预备当县主席，咱心里不安稳。这‘主席’就是从前的‘县长’嘛，老百姓的父母官呀，可不是闹着耍笑儿的。弄得不好，丢共产党的脸面不算，叫刮民党笑话那可不得了。再说……咱如今还不在党……老马兄弟……”

 “老刘，我说过，老百姓举手选你，你就当，放心大胆地当。你精明能干，又有群众拥护，党随时都会给你撑腰。”

 “老马同志，你说，我……我刘大才咋还不在党呢?”

 马文瑞笑着说:“按党章规定，你申请，等条件成熟，组织批准后，就是共产党员了。”

 刘大才听了，显得既羞怯又有些焦急，想说什么，口张了几张，又用烟锅嘴子把话堵了回去，低下头，瞅着微微跳动着的灯焰，吧嗒吧嗒一个劲儿吸烟。马文瑞看得出，这个精明强干的农民兄弟，这个刚刚当选的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又给自己确定着更高的革命目标。这个在共产党的感召鼓动下，带领团结在他周围的贫苦农民兄弟不顾一切地造旧制度反的农民，他在斗争的实践中，在党代表马文瑞及其他工作队员们身上，看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和英明，进而意识到了闹革命不加入共产党不行。这使得马文瑞心中欣慰，也更加看重这个直爽而淳朴的刘大才，心中叮嘱自己，要尽快培养刘大才入党，把开辟新区的工作和党组织的发展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他再次告诫自己，咱这可不同于李自成、张献忠带领农民造反，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咱要建立的是工农民主政权，而不是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像刘大才这样的新政权领导人，包括那些区、乡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必须具有无产阶级革命觉悟，必须尽快培养他们成为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就这样，面对一个极为庄严的问题，两个朋友同时陷入了沉思。他们在沉思中迎来了村子里第一声鸡叫，迎来了东方的曙色。

 红泉、赤川两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东地区的红色政权已经公开宣告诞生，标志着广大的农村已经由白变红。共产党领导农民挥舞刀枪在乡村“造反”，反动势力闻风丧胆，但反动本性又决定着他们对革命的抵制和反扑也是愈演愈烈。地主乡绅们在革命的浪潮中无法度日，大些的带着金银细软，连夜逃到延安或甘泉、宜川县城里躲起来；中等的便秘密串联结伙，带着武装民团溜上就近的土寨子负隅顽抗；唯有小地主乡绅在村里磕头作揖向革命群众祷告求饶。他们从此账也不敢再放，地租也不敢再收，整天提心吊胆，瞅着贫雇农的脸色过日子。村乡革命委员会掌握一切大权，处理一切事务。马文瑞带人在两县各村巡视工作，看到这种状况，心中很受鼓舞。

 这天，他带着警卫队来到赤川县北池子村开展工作。这里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黑志德正在汇报情况，突然村子四周传来一阵枪声。哨兵回来报告说:“村里有一户地主，父子俩表面上拥护革命，实际上是敌人安插在村里的暗探，你们一来，他们立即给敌人报了信。”当下，宜川城里的白军和反动民团一齐出动包围了村子。当时枪声大作，情况十分紧张。平素沉稳文静的马文瑞突然变成一个果敢的军人。他伸手由腰间拔出手枪厉声命令警卫队集中力量迎击敌人，乘敌人立脚不稳，情况不明，打他个措手不及，朝北冲开一条血路。恰好迎头遭遇的敌人是一支民团，毫无战斗力，经警卫队猛烈一冲，顿时溃不成军。马文瑞他们乘机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又掉转枪口，同由东边进入村子的白军一个排接火，经过激战，敌人丢下十几具尸首，狼狈退回宜川城去了。赶走了前来偷袭的敌人后，马文瑞亲自带着警卫队直奔那户地主家里找那父子二人算账。出来开门的是地主的老婆，一个穿着绸袄绸裤、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女人。

 “人呢?”黑志德走上前厉声喝问。这个很能带兵打仗的汉子显然已经怒不可遏。他觉得这狗地主父子简直是在上级面前给自己脸上抹黑，丢的是赤川县红色政权的脸!

 那妖女人原本打算把“农会”的人应付走，不料一开门却见领头闹红的老马和黑志德带领一群端枪的红军怒气冲冲堵在套门口，早吓得浑身抖糠一样站立不稳，又见县主席的黑脸上双眉如剑、目如铜铃，哪里还敢撒谎，忙说:“他……他父子，在……在……后院里。”

 “走，带路寻人!”

警卫队长拖着那女人的胳膊便往后院走。众人随之穿过一道腰门，蜂拥而入。到了后院，地主的老婆抬手颤抖着往柴火房里一指，几个警卫战士立即端枪冲了进去，但搜遍了角角落落也不见个人影儿。黑志德目光在院子里一扫便用下颌朝红薯窖一努，几个战士立即掀起窖口盖着的石板，朝着黑咕隆咚的窖下面喊道:“出来!不然老子就甩手榴弹!”里面到底没有回音。两个战士便提了手枪飞快地踩着窖壁上的脚窝下到窖底，搜查的结果，竟然没人!“嘿，日怪，这瓮里还把鳖走了?”警卫队长搔着头皮，直瞅党代表。马文瑞自踏进地主家的院子，紧绷着嘴唇，一句话也没说，眼睛却异常机警地在四处搜索。地主父子的罪恶勾当，使警卫队牺牲了两名战士。这使马文瑞大为恼火。“这些反动分子，不杀不足以震慑敌人，平息民愤!”当他带着警卫队往地主家里走来时，一路上头脑中反复出现着这个念头。说实话，他是历来主张做反动派内部的瓦解、教育和争取工作的。他经常对同志们讲，不到非杀不可的地步，最好不要杀人，不要把能教育争取的人赶到绝路上，逼到敌人那边去。可这一回，看来是非动刀不行了。最近，宜川城里的白军和躲进土寨子里的土豪劣绅经常出来捣乱骚扰。看来，今天要再不动手，不给敌人一点颜色看就是软弱，敌人必定会得寸进尺。另外听说宜川南塬有个土寨子，上面住了许多土豪劣绅，有民团把守着，经常出来祸害老百姓。周围的老百姓都希望除掉它……

再说警卫队在地主家的后院里搜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地主父子的影子。无奈，只得审问地主的老婆。那女人一见红军和赤卫军的大刀和枪口，明晃晃黑糊糊冲着自己的脑门子，早吓得魂不附体，跪在地上就尿了一裤裆，嘴里连连说:“不知道，真……真不知道，不知道，真不知道。”

马文瑞见状，上前制止说:“不要逼问了，她很可能不知道。人是长腿的，可能我们进门时溜到什么地方了。”嘴里这么讲，心里却想，后背墙和两邻家都安排有人，能溜到哪里? 他仔细地把后院瞅了一遍，只见猪圈那边，老母猪刚下了一窝猪娃，不停传来小猪惊恐的叫声。他手按着腰间的手枪，慢慢走过去，发现母猪头对着猪窝口子，惊恐地直哼哼，便小声问黑志德：“猪窝里查看了没?”“查过了，再说那么小，也藏不下两个人。”马文瑞围着猪圈走了一圈，又发现圈里的猪窝，有一半伸到圈墙外面，因上面垛着柴草，看不清晰。马文瑞派两个战士下到猪圈里用柴棍朝窝口里一捅，便听里面“哎哟!”一声呻吟。“出来！不出来放火烧!”“别，别烧，别烧!”地主父子连声求饶，顶着满头柴草狼狈不堪地由臭气熏天的猪窝里爬出来，立即被五花大绑着带到村中广场早已布置好的公审会场上。面对黑压压的愤怒的人群，黑志德主持大会，马文瑞亲自宣判。没用一时三刻，就把那给敌人当暗探的地主父子拉到村外处决了。消息传到各村，那些留在村里却贼心不死的小地主，再也不敢给白军和反动民团通风报信了。

杀了北池子的地主父子，马文瑞立即召集南塬、北塬各乡革委会和赤卫队负责人，谋划攻打寨子。马文瑞说:“反动派这东西最是欺软怕硬，我们不能老等着敌人出来骚扰捣乱时才动手。往后咱们要带领民众，主动出击，把敌人在各区乡把守的反动‘土围子’统统给他敲掉，把县城孤立起来，把敌人困死在城圈圈里面。”

第二天夜里，乘着天黑，马文瑞亲自率领赤卫队和附近各村农民群众两千多人，去打南塬土寨子。他事先要大家每人准备两件东西:一件是武器，再一件是柠条火把。那一夜天阴着，塬上风很大，露水也重。五黄六月天，人穿着单衣还有些冷，但人们的心是热火的。马文瑞、黑志德和警卫队的战士们走在前面，赤卫队紧随其后。许多农民和赤卫队员没有枪，就扛着大刀、红缨枪，更多的人扛着老镢、锄头。人们乘着天黑，悄悄摸到寨墙四周，埋伏下来。这时已近拂晓，天空的乌云被风吹开一条缝儿，露出几颗星星，像有几只眼睛在窥视人间这一场即将爆发的正义与邪恶的生死搏斗。透过微弱的星光，人们隐约看见寨墙上有背枪的团丁瑟缩着身子抱着手臂走来走去。有两个团丁走到一起，便停下来，点一锅旱烟，嘴里骂骂咧咧着又连连打着呵欠，无精打采地躲进碉楼里去了。

马文瑞看看天色，觉得时机已到，立即命令各段点燃火把。暗夜里，几千支火把突然燃烧起来，火借风势，越烧越旺。转眼之间，仿佛一条火龙，从天而降，把个土寨子团团围住。火光里，千百个愤怒的声音一齐大喊:“寨子里的人，我们是红军，你们被包围了，快出来投降!”一时间真正是火光冲天，喊声震地。两个站岗的团丁钻出碉楼一看，慌忙胡乱放了几枪。早被警卫队的神枪手两枪结果了性命。此时，天已微亮。寨子里的民团闻声，慌慌张张提枪登上寨墙，一看黑压压来了那么多“队伍”，吓得抱头鼠窜。马文瑞高喊一声:“刨寨墙!”带农具的农民便一拥而上，冲到寨墙根，挥舞镢头、锄头刨了起来。土豪劣绅从梦中惊醒，有的提着裤子、光着身子在寨院里乱叫。攻寨的队伍刨开寨墙，冲进去，民团团丁们早丢了武器从一条地下通道逃之夭夭。土豪劣绅只好跪在地上向“红军老爷”求饶。攻下了土寨子，人们的热情依然很高涨，马文瑞当即带领大家用老镢头把土寨子刨平，把寨土推到河沟里去，一鼓作气，彻底消灭了这个危害一方的反动“土围子”，解放了大片土地。经过苦斗，整个赤川县、红泉县除宜川、甘泉两座孤城外，大部分成了革命委员会的天下。

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