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涂途（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原所长、《文艺理论与批评》原主编、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马文瑞的名字，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并不陌生。在国内外的许多重大社会活动中，我们仍然时时看到他那腰板挺直的高大身影。可是，关于这位老党员、老战士、老革命的生平事迹，特别是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一般人却不甚了解。不久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的《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一书，真实而又生动地记叙了这位革命老人的斗争生涯，并且围绕着他在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艰难征程，展示了一幅西北地区绚丽多彩、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画卷。

 出生于陕北偏僻山村的马文瑞，不满三岁丧母，自幼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年仅14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便担任了团支部书记。从此，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默默无闻地全身心地投入到陕北和陕甘边的“闹红”（当地群众对地下革命活动的昵称）活动中。当中共陕北特委遭到严重破坏，白色恐怖愈演愈烈之际，16岁的马文瑞已走进职业革命者的行列，先后担负了共青团绥德县西区区委书记和绥德县委书记的重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看似文质彬彬、不苟言笑的小后生马文瑞，竟然乔装哑巴只身赶着毛驴闯进戒备森严的米脂县城，从敌人的眼皮底下取回了特委的一批重要文件，表现出特殊的沉着和机灵。在革命洪流的滚滚浪潮中，在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环境里，无数革命同志倒在敌人的枪口下，也有不少意志薄弱者退缩动摇，投敌叛变;而马文瑞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开弓没有回头箭!就是粉身碎骨，也只能奋力前进。”马文瑞像许许多多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在半个多世纪漫长曲折、充满惊涛骇浪和激流险滩的中国革命征途中，一步一步、铿锵有力地迈过了第一次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他们每一个人的历史，应当说都是整个中国革命斗争史的组成部分;他们每个人创立的可歌可泣、叱咤风云、可敬可佩、日月经天的丰功伟绩，如同一砖一瓦，建造了万古流芳、永世长存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丰碑。马文瑞便是他们中的“这一个”。

 与有些传记作品不同，《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一书并不囿于描写个人的身边琐事，更不热衷追求奇闻怪事、隐私隐秘。正如书的标题所点出的那样，在广阔的视野和时空延伸的背景下，传主的个人命运和前途，与整个西北地区革命运动的波澜和起伏紧紧相连、息息相关。跟随传主的脚步，通过传主的眼睛，我们看到的是西北黄土高原无穷无尽的群山和一组组光照人间、永世长存的群雕。刘志丹、谢子长、慕嘉绩、白乐亭、蒲子华、任志贞……这些数不完的烈士，都像高高耸立的大山那样巍峨峻拔、顶天立地，永远铭刻在人民群众的心底。还有不少热血青年和进步学生，他们很早便自觉地充当了革命的“马前卒”，积极投身于伟大的中国革命运动，经过千锤百炼、风吹雨打，最终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中，众多领袖的群像真切鲜明、栩栩如生，读后久久难忘。

原载于《群山》评论集——《群山回响》

黄土峰峦“马前卒”——初读《群山》印象之第一部分

 第48章：刘志丹见到马文瑞，相互看着都瘦了。残酷紧张的斗争，使他们经受着同样的磨砺和煎熬

 革命的烈火，在红泉县的沟壑丛林中，在赤川县的南塬、北塬上熊熊燃烧起来了。带头点燃这火种的人，此刻坐在临镇远离街区的一孔窑洞的炕上，显得异常平静。年轻的党代表，像很有经验的黄河艄公，在风浪中搏击风雨，从容镇定。眼下由“红泉号”和“赤川号”共同组成的“东地区”这支初具规模的船队，已经在一番惊心动魄的努力之后，冲破阴霾重重的惊涛骇浪，驶出险象环生的激流险滩，进入顺利的航程，革命发展的形势令人鼓舞。但此刻，坐在炕桌前的马文瑞，却依然是一副静如止水、沉着遐思的表情。炕桌上摆着墨盒纸张，他正挥笔给陕甘边特委写工作报告。他的思路清晰，半年多来做过的工作，包括那些生动感人的事例和反复核准过的统计数字，都装在他的脑子里。他的语言却又是概括而简洁的。他属于那种思索得多而讲得较少的人。他的语言总显得沉甸甸的，就像大海上一座座小岛，露出水面的，只是它们实际体积极小的却往往是突出的那一部分。因此他的话，总显得那么有分量而耐人寻味。他习惯上总是亲自动笔来写的报告，也显得内容充实而言简意赅。眼下，他要求自己用三页纸概括反映半年多的工作，每一句话、每一段意思都是经过反复斟酌，力求没一句可有可无的话。他自己也时常觉得，当自己坐下来写东西的时候，思维就变得格外严谨。他很喜欢处在这样的状态中。在周围同志们的眼里，他这个人除了严谨，似乎再没有什么特殊的喜好。人们看到他穿衣服，从来没有一个衣扣是咧开着的。哪怕是一件再破旧的衣服，穿在他身上，都会奇迹一样地显出整洁。同他一道工作的同志，没有看到他随便斜仰或歪躺着。无论是立坐行走，他都严谨地挺直着腰板，很少左顾右盼。他处处表现出的严谨，使得他原本温和宽厚的性格中，产生出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威严和令人心悦诚服的威信。

 也许是过分追求“严谨”的缘故，使得他写得很慢。短短三页纸的报告，他竟然一动不动地伏在炕桌上写到夜深人静。他不觉得盘着的双腿渐渐失去了知觉，面前的灯光，也有些恍惚朦胧。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坐着写作的时间太久了。他总是这样，工作起来就忘记一切。直到窑门咯吱一声打开来，恍惚之中瞅见通讯员小李双手捧着一碗热米汤开门进来，这才回过神来。通讯员的身后跟着房东大娘。满头苍发的老人双手端着一碟干菜，是把腌萝卜切丝晾干后用水渗软的那种很好吃的咸菜，平素绝少吃到，是特意制作了给坐月子的妇女就饭的。马文瑞见他们一老一少走进来时，才感到肚子早空得咕咕响哩。昏暗的灯影中，老人布满皱纹的慈祥的脸，使他想起了已经过世的祖母，不禁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在这一瞬间突然意识到，火热的革命斗争已使自己同人民群众形成了比血缘关系还要牢不可破的血肉联系。他急忙跪起身子，感动地说：“干妈，怎还没歇着？”“你窑里灯不吹，干妈睡不着嘛。”老人说着，把咸菜碟子放在党代表面前，又亲手接过米汤碗，递到他手里，说：“趁热喝了这碗米汤，赶紧就睡，明儿个不是听说要开大会吗？”马文瑞接过饭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嗯，喝了你老这碗米汤，我就睡。”虽是在夏天，山区的夜深了还是有些凉意。他就着咸菜喝了一口，米汤很香甜，咸菜像好久没闻到过的肉丝一样可口。这一碟咸菜、一碗米汤中，饱含着人民群众深长的情意。经历了千辛万苦的党代表深知这种情意的珍贵。此刻，在这千山沉睡、万籁俱寂的静夜中，当他独自一个人坐在一盏小油灯下，慢慢地喝着房东大娘半夜里拉着风箱专意给自己熬的小米汤，就着大娘精心洗泡过、又拌了韭菜花、调了香油的咸菜，心中便涌起无限的感慨和激情。他细嚼慢咽，品味着那一份深情，觉得那一丝儿菜、一粒米，都代表着一份情、一颗心。“人民用小米和咸菜，不，是用生命和心血哺育着革命，革命者永远都不能忘记这小米和咸菜……”

 陕甘边东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前的那个夏夜是平静的。远远近近，听不到赤卫军和老百姓围攻“土围子”的枪声和呐喊，看不到像火龙一样蜿蜒盘旋的愤怒地燃烧着的火把的世界。仿佛一切都沉睡着，一切都在激越之后需要平静地缓口气儿。为了迎接这辉煌的一天，人们连续不断地努力奋斗了许多许多个白昼与夜晚。当它即将来临的时候，仿佛很需要一个庄严的平静。

 然而，统领指挥着人们创造着这一切的党代表的心情却很难平静。已经取得的成绩，并没有使他感到丝毫的轻松愉快。人民群众明显流露出来的感恩戴德，反倒使他备感不安。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对于苏区的开辟工作来讲，只是前进中的一步。进一步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权”还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做好。他深知，光组织“农会”不行，还得组织“贫农团”，使阶级阵线更加分明起来；光有群众组织也还不行，得在每一个县、区、乡，在每一个村子里发展党团员，普遍地建立党团组织，加强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光有带着群众自发性质的“红枪会”和“游击小组”不行，得经过整训，组织赤卫军、游击队，才能增强群众武装的战斗力；光打土豪分浮财不行，得分配土地，实行深刻的土地革命……这些问题，没完没了，像行军路上的山峰一样重重叠叠地摆在他面前。无论征途上潜伏着多少艰险，他得像过去一样，从没有路的地方寻找前进道路。他得要一步一步地率领群众征服这些山峰。此刻的马文瑞，不是陶醉在胜利的欢乐中，而是沉浸在对未来斗争的思考中。

第二天，1935年7月5日，是临镇有史以来最红火热闹的一天。陕甘边东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此隆重举行。镇街上处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东西南北，每一条通往镇街的大路上，都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红泉、赤川两县远处各区、乡、村派来参加会议的军民代表提前一天赶到了。镇子上的几家客店哪里住得下，好在是夏季，许多人裹着老山羊皮袄睡在树底下、屋檐下。方圆数十里的农民是连夜赶来的。金色的阳光映照着人们，映照着红缨枪、红袖标和白羊肚手巾，把一张张受苦汉的脸衬托得红光满面，格外精神。这是新政权诞生的节日，是共产党领导东地区革命人民向国民党反动政权公开宣战的一个誓师大会，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红色政权对即将灭亡的旧政权的宣判。在这庄严而隆重的大会上，人民热情地举手投票，选举党代表马文瑞为东地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同时选举土地部长胡自禄、劳动部长许克昌、内务部长贺文郁、文教部长白彦博、肃反委员会主任张彦福、粮食部长奚玉山。新当选的马主席，登上讲台讲话，他的声音洪亮而坚定，充满了革命的豪情。数千人的会场，突然变得一片沉静。人们高仰着头，远远地望着马主席，生怕有一个细小的举动没看清。人们小心翼翼地屏声敛气，倾听着一个亲切而充满力量的声音在四山间回荡，生怕有一句没铭记在心里。东地区的人民仰望着他们的马主席，就是仰望着率领他们闹翻身的共产党。像暗夜里望着指引方向的北斗星，祖祖辈辈受尽苦难的人们目光里充满了信赖、敬仰和感激之情。由这目光里，马文瑞获得了一种鞭策的力量。多么可亲可敬的人民！自觉自愿地把命运同“革命”这个神圣的词语联系在一起，把一切，包括身家性命，都交给你……这个令他激动不已的念头，在他同各县、区、乡的代表坐在一起合影留念时达到了极致，终于化作滚烫的泪水，模糊了眼睛。

 正当马文瑞率领数万人民，开拓着这片新的红色区域时，刘志丹(谢子长作战负伤后已于1935年2月21日光荣牺牲)指挥着红26军和红27军同长期盘踞在陕北的国民党军队和反动地方民团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消灭了大量敌军，取得了许多胜利。七八月间，红军攻打延长县城。刘志丹得知东地区开辟工作取得很大成绩。连续行军打仗的红军需要休整一下，刘志丹也很想见见分别已经好几个月的马文瑞。于是红军打延长之后，刘志丹连夜率领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翻山进入东地区，来到临镇。

 一夜之间，临镇街道里外、周围各村到处都是身着灰布军服的红军战士。刘志丹见到马文瑞，两人都有些吃惊。半年多不见面，相互看着都瘦了。残酷紧张的斗争，使不同战线上的革命者经受着同样的磨砺和煎熬。但是当他们目光对视着双手紧握的那一瞬间，又相互感觉出了对方心中燃烧着更加旺盛的革命激情。斗争的间隙里战友重逢，一声亲热的“老刘”和“老马”，似乎所有的问候与情谊也就尽在其中。红军到临镇来是短期休整。日理万机的老刘和披星戴月奔波不止的老马，却是毫无倦意。在红军休整的两三天里，一有空儿，他们就在临镇老街上那间普通小屋里亲热地交谈着。一切疲劳和困苦的记忆，都在这交谈中消失了。战友重逢的欢乐浸润着一切。

 “老刘，我提个建议，你看怎么样？”

 “你提吧。”

 “红军休整完，能不能打宜川县城？如果宜川和甘泉这两根钉子拔了，我计划立即向东南、西南扩大，再成立两个县，争取把东地区的人口再扩大十来万，把面积扩大到方圆四百里。”

 “老马，你的这个想法很有魄力。不过马上打宜川，我还没有把握。宜川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地形比较复杂。要打，得先派人进去把敌情摸清，然后再打。按原定计划，红军下一个攻打的目标是安塞。眼下，北边保安、安定、延川、延长这四座县城已经拿下，再打下安塞和靖边，可使敌人无喘气之机，以巩固已拿下的几座县城，陕甘边和陕北也就连成一片了。这样再返回来从容攻打宜川、甘泉两城，对延安之敌形成包围之势。你考虑这样是不是更好一些？”

 “嗯——”马文瑞听得，心悦诚服地点着头。他心里暗暗地佩服着老刘的远见卓识。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觉得还是老刘胸中有全局，具有战略眼光。而自己只是从东地区的发展来考虑和提出问题。马文瑞感到，同刘志丹一起交谈，常常能得到某种启示。能在志丹直接领导下工作，无论多么艰辛，他都感到快慰。

 这天，老刘和文瑞又在一起拉谈开来。突然房门“吱”的一声开了，进来的是红军的供给部长刘约三。他见马文瑞在场，便说：“马主席，部队给养有些困难，你们东地区能不能支援一下？”马文瑞立即说：“可以。你要多少？”“至少也得三百块大洋。”马文瑞说：“三百块怕不够吧，我给你五百块。”这位长期随刘志丹转战的供给部长一听，喜出望外，一下拉住马文瑞的手说：“马主席，我代表红军全体官兵感谢地方的支援。”马文瑞笑着说：“要是没有红军在北边钳制敌人，我们也很难开创眼下这个局面。”

刘志丹说：“依我看，咱红军就像猛雷猛雨，一扫过来，能把地上的枯枝败叶腐朽之物统统冲刷干净。但真要让土地长出庄稼苗子，还得靠地方党政方面来做工作。老马，我看你们的工作就像春天里的毛毛雨，不吼雷，不打闪，悄悄下来，渗进泥土里，把每一颗种子都催发出来，成了一片片绿汪汪的好庄稼。每一个庄户人，都像一棵庄稼苗。没有你们做工作，可不行呀！所以我反对有的同志轻视地方工作。拿眼下这件事来说，没有地方工作的支持，红军也就无法打胜仗。”

 刘志丹一席话，使马文瑞觉得很感动，却又有些不好意思，心想刘志丹同志看问题是全面的，他是懂得马列主义辩证法的。

 就在刘志丹率领红军总部到达临镇的第二天，张达志、杨琪、贺晋年等也带领后续部队来到临镇。他们是在离临镇很近的一段大路上同马文瑞不期而遇的。当时担任红27军红一团团长的贺晋年回忆说：“那是打完延长不久的一天，红军开到临镇川，路上碰见一哨人马，为首的一个人，衣服穿得整整齐齐拉马走在前面，我下马一看是马文瑞，顿时喜出望外，就问，你怎么在这里？他说我在此开辟新区。我这才知道赤川、红泉两县，就是文瑞搞的。他当时也挎着枪，也带着队伍，武器、衣服虽然很杂，但士气很高。我心里便想，文瑞原先是搞地方工作的，其实是文武双全，听说他上神府组建过红军游击队，到三边搞过兵运，眼下干脆也带起兵来了。”

 杨琪是当年晋西游击队刚过河，带领保镖队来到安定县和红军游击队合作的。张达志是马文瑞的老战友。几个人都是好久没见面了，各自都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得以平安重逢，真是喜出望外。大家拉手拥抱，亲热得不得了。张达志还是那么好开玩笑，他搂住马文瑞的肩头，不轻不重地捣了一拳头，小声说：“文瑞，想不到你还活着！”马文瑞说：“能见到你，也是个意外呀！”两人的对话，惹得大家一同乐开了。于是，大伙同行，一路相互问长问短。到了临镇见到刘志丹，大家就吵嚷着要马主席招待吃餐饭。马文瑞说：“临镇本来是个富足地方，这些年叫白军搞得很穷。不过管你们一顿饭我还管得起。”说着从衣兜里摸了半天，摸出一块白洋，让通讯员到街上买来一篮子鸡蛋，吩咐灶上全煮了，端上来，大家盘腿围坐在炕上，正中蹾一只盐碗，煮鸡蛋蘸盐，大家亲亲热热，边拉边吃。每人吃到三个鸡蛋时，刘志丹突然用手捂着放鸡蛋的盆子说：“哎，大家手下留情，剩下这些鸡蛋，我全包了。”随即扭头对警卫员说：“我命令你把这些鸡蛋送给卫生队，让他们发给重伤员每人一个。”

 大家听得，先是面面相觑，随即都停止了咀嚼，每个人的眼圈都有些发红。刘志丹却说：“下来咱们熬砖茶喝，光吃干的不喝汤不行呀！”马文瑞说：“老刘说得对，临镇这一带的老百姓，可是讲究喝茶哩。”屋子里的气氛重新活跃起来。

 刘志丹说：“今天这个聚会，一来庆祝这一段时间战斗的胜利，二来祝贺东地区开辟工作取得的突出成果。马文瑞他们年初来到东地区，一面组建游击队、搞武装斗争，一面开展地方工作、开辟苏区。你们都看到了，经过半年的努力，这片新开辟的根据地已迅速扩展到东至黄河西岸，南至韩城以北，西至洛川边界及英旺、牛武和甘泉城郊，幅员纵横二百余里。这个成绩不小，功劳不小，我向你们表示祝贺。”

 张达志、贺晋年、杨琪他们纷纷端起茶碗向马文瑞和各位部长们祝贺。马文瑞红着脸说：“应当归功于特委的领导、红军的支援和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

 贺晋年说：“文瑞同志，你不要谦虚，开辟东地区的功劳是你们的；打安定、打延长的功劳是我们的嘛！”他的大白话，把大家全逗笑了。

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