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鲁迅逝世72周年的日子，鲁迅要是还活着，他也是支持我讲讲这种话的。诸君以为如何？《茶馆》就是一幕极致讽刺的政治话剧。

每逢乱世，必出英雄。此英雄者，有将军，更有大师。如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出。至近现代之中国，独领风骚的不仅有王国维、鲁迅、胡适、徐志摩者，还有话剧的化身——老舍先生。作家用自己真诚的笔调关怀着祖国和人民，揭露黑暗是为了得到光明，但却必然遭到来自政治的迫害。历史上从屈原开始，政治手段干预文化自由已经是走火入魔。老舍有自知之明，所以梦屈原、王国维而去，沉湖自尽。他留下来的，不只是《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这些天才小说，他手里还拿着一幕《茶馆》向我们走来。

《茶馆》之所以是一幕政治讽刺话剧，是受到一定时代限制的。《茶馆》创作完成并出演是在那个高呼万岁、谎言连篇、没有自尊的年代，丢了旧中国、立起新中国，文人无自由。老舍怎么办？写！写戊戌维新后、辛亥革命后、抗日战争后，三个不同的“后”时代却有着共同的性质，就是民主自由政治运动尴尬地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先锋。康梁变法，要君主立宪；孙文主义，成军阀耳目；八年抗战，斗了自己人。一个慈禧，一个民国，一个日本，外争是假、内斗是真，全是借口，骗得老百姓连屁也要坐到《茶馆》里放。就在那个老百姓连到《茶馆》里放屁的权利都没有的年代，老舍再次天才地写出《茶馆》。

老舍完全可以长篇纵论天下所及之处啊，但为什么只写一个茶馆？《茶馆》又是怎么写出来的？用老舍的话说：“ 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多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三幕，可是写了五十来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与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么？这样，我就决定了去写《茶馆》。”（老舍：《老舍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老舍“不十分懂政治”，但还得想个法子"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所以就从侧面来，看小人物的生活，也许包括老舍自己，不论是谁，那年头都是“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茶馆》也就成了那些“政治问题”的大熔炉。

一个裕泰大茶馆，随着三个“后”时代而变，不变的还是那“莫谈国事”四字，明摆着是要叫人不要关心政治，老舍先生不吃这一套，专门写出《茶馆》，我偏要谈！怎么把这些“政治问题”融在一块儿呢？老舍的做法是“以人为主”：第一、主要人物自壮到老，贯穿全剧。第二、次要的人物父子相承，父子都由同一演员扮演。第三、设法使每个角色都说他们自己的事，可是又与时代发生关系。第四、无关紧要的人物一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毫不客气。（老舍：《老舍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也就是说，老舍打破了“人绕事”的传统手法、开创了“事绕人”的新型手法，这用在《茶馆》里，竟恰到好处地把纠缠不清的事情交给了作品人物，语言上京味十足、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

一锅老汤，一壶酽茶，一幕震撼人心的人间悲喜剧在百年老店“裕泰大茶馆”里上演。

最初与我们见面的是王利发，他才二十多岁。因父亲早死，他很年轻就做了裕泰茶馆的掌柜。精明、有些自私，而心眼不坏。利发利发，一辈子都不顺利、不发财，这不是对“三后时代”的控诉么？作为主要人物，王利发的形象刻画非常出色。王利发是贯穿全剧的线索性人物，子承父业，他继承了其父“多说好话，多作揖”的处世哲学。为了在“三后时代”求得自己的一席生存之地，他苦心改革自己的经营方式，使之跟得上社会风气的流变。像他这样一个精于处世且做了一辈子顺民的小商人，最终还是没能争得自己的生存，被逼上了绝路。“我只盼着呀，孩子们有出息，冻不着，饿不着，没灾没病”的王利发，是中国老百姓的心理写照，要别人“莫谈国事”，可自己背地里还得臭骂一顿那些恶棍官僚。

现实却跟“莫谈国事”的王利发开了个玩笑。这不，常四爷来了。常四爷是一个享有“铁杆庄稼”特权的“旗人”。他性格耿直、刚强，富于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心。面对清朝的腐败，他激愤地说：“大清国要完！”因而坐牢。他参加过义和团，后来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卖菜人。和“做了一辈子顺民”的王利发不同，他“一辈子不服软，敢做敢当，专打抱不平”。他“只盼国家像个样儿”，但结果是“一事无成”！最后他说了一句充满感愤的话，“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常四爷来茶馆，谈的就是国事。如果把王利发比作当局、常四爷比作民众，则能很好地体现政治对言论的态度，这就是“莫谈国事”。常四爷偏要谈，结果还是“一事无成”。这从中讥讽了政治，也警醒了民众，可谓一石二鸟。

还没完，竟又来个讨债的秦仲仪。秦仲仪是王利发的房东，原是一个掌握着相当家产的血气方刚的阔少，后来主张“实业救国”，成了一个立志维新的资本家，但由于当局的黑暗统治，尽管他惨淡经营几十年，最后还是彻底破产。他在“事业”失败后自我嘲讽地说：“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告诉他们哪，秦某人七十多岁了才明白这点大道理！他是天生来的笨蛋！”与其说秦仲仪是自我嘲讽，还不如说是嘲讽秦仲仪的时代。

在老舍笔下的这个“小社会”的，还有狠毒奸诈的清官太监、吃洋教摆威风的教士、旧军阀的官兵和警察，以及那些从清朝一直混到国民党统治时代的侦探、打手、流氓、人贩子、相面的等种种社会渣滓和那些经受着生活熬煎的旧艺人、小摊贩、厨师、小学教员等下层市民。此外，还有流入城市的破产农民，他们在农村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这里等待他们的是更加悲惨的命运，如贫农的女儿康顺子被卖给太监为妻，“三后时代”残忍地埋葬了她的青春。

总之，众多的人物形象，活现出一个令人窒息、激人愤怒的黑暗社会。尽管一次次地改朝换代，而茶馆里那张“莫谈国事”的纸贴却“保存了下来”，这是富于象征意义的，就是说这些朝代的共同特点是仗势欺人，老百姓是不能说话的。在茶馆这个“小社会”的背后，有一个没有出场的主宰一切的魔鬼，打开书本一看，竟是黑暗腐朽的政治制度、落后蒙昧的封建观念和流氓无赖的社会方式。

在《茶馆》中，强大的个性语言构筑了各种人物性格，一两句话，也是令人过目不忘的。象沈处长，出得台来，只说了几个“好”字，装模作样，一脸的官司，不屑与人家握手，而只用冰凉的手指摸人家的手一下，他装腔作势，自命不凡，和同等的人说起下流话来，口若悬河；可是对下级说话就只由口中挤出那么一半个字，来强调他个人的高贵身份。正是这些看似潦潦几笔的人物，各以自己的命运反映出那个时代的面貌。再如唐铁嘴夸耀自己“已断了大烟，改抽白面了”的对话，看起来滑稽可笑，却激起了人们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王利发问报童“有不打仗的新闻没有”，像一句玩笑话，但表现了市民对动荡时局的不满；松二爷看见宋恩子和吴祥子仍穿着灰色大衫，外罩青布马褂说：“我看见您二位的灰大褂呀，就想起了前清的事儿！”表现了松二爷的怀旧情绪，同时也讽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

老舍就《茶馆》的语言谈到：“没有生活，即没有活的语言。我有一些旧社会的生活经验，我认识茶馆里那些小人物。我知道他们做什么，所以也知道他们说什么。以此为基础，我再给这里夸大一些，那里润色一下，人物的台词即成为他们自己的，而又是我的。”（原载１９５８年《剧本》５月号）

老舍先生是憧憬着美好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可“新”的中国建立起来的时候，也就是在《茶馆》出演后，他却没了说话的权利，他一定预感到什么，或者看到了《茶馆》还在另一种制度下延续上演悲剧，我们要“莫谈国事”，可“国事”却伤害了我们。怎么办？老舍选择自杀。对于老舍本人，也确实是一种讽刺。冰心跟舒乙讲过：“我知道你爸，一定是跳河而死！” “他的作品里全写着呢，好人自杀的多，跳河的多。” 像《茶馆》里的王掌柜，受尽人间折磨之后，说了一串耐人寻味的话，诸如对小孙女说：“来，再叫爷爷看看！”“跟爷爷说再见！”“万一我晚上就死了呢！”最后上吊而亡。人之将死，是说了大实话的！《茶馆》说了过去的大实话，难道不是在说现在或未来的大实话吗？

我想，一定还说着的。

其他参考资料:

老舍：《茶馆•龙须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张仁里：《论话剧导表演艺术》，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

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008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