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哪儿说起》

二、从诗歌到“北京”

严格根据笔者曾在北京做苦力两月余的感受，概括起来，北京那破地方——错了——北京那些破人，他们除了每天不挂在嘴上说之外——农民工在他们眼里大约是不算人的，纵是成群从眼前路过，他们也必会捂鼻掩口闭目塞听——狠不得默念一万遍他们生于首都，长于首都，腐烂于首都，首都是他们家的，不是全国人民的，甚至不是党中央的；这样的根性和特色，祖国的其他大小城市省区怕也半斤八两罢。我们确实就是这样狭隘的。

此段经历，绝对属实，如有雷同，纯属正常。

高中一年级的时候，由于不满当下的怪诞教育模式，我毅然离开学校另寻出路。我背着书包四处流浪，先是昆明，后到贵阳，苦头吃了不少，深度饥饿的感觉总算有了切身体会，但仍旧“不思悔改”，居然跑到北京去了。独自去北京的想法由来已久，但启程的动机难免有些荒唐。一日窝在家里看新闻，偶然听到公布全国自主招生大学名录，其中就有我一直梦寐的北京电影学院，于是一个大胆到近乎荒谬的想法跳出来：我要半工半读北影。就算在那时，我也认为仅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但那时我对活着的意义的理解是纯感性的，我以为没有波澜的生命是严重缺失的，而奇迹正是波澜的浪尖。

我把这个想法跟父亲说了，他叹了口气说：儿啊，劝你回去念书你又不肯，闷在家里会得病的，那你就出去闯闯吧，要是觉得不适合就回来，千万不要逞能。当时我并不以为自己会遭受多大的不幸，最多是饿肚子吧，这算不得什么，我早习惯了。父亲把一沓钱递给我说：就一千块，多的没有。我把钱揣进怀里，挎上包袱头也不回就走了。父亲站在满布盐霜的屋檐下，目送我消失在邻居家的墙角。

对北方的了解，都是地理书本上得来的，到我真要去面对的时候，确乎又茫然了。我只知道北方很冷，小时候听人吹牛说，冬天里千万不要拧耳朵，会拧掉的。对于未知的一切，我向来都有过度的热情。整个旅程我都很兴奋，独自一人也并未感觉孤独，跟车上的“朋友”们一路侃大山。其时正值冬月，我虽不相信那里的耳朵能拧掉，但还是做了一点准备，到贵阳的时候特地去买了一件自以为很厚的棉质夹克，后来才知道在那里只能算秋衣。

首都就是首都，就连到那儿的火车都是最快的，两千多公里的路程只需三十多小时，这是我对北京的第一个具体印象：高速。我清楚记得是凌晨六点到站的，打开列车门，一股强烈的寒流撞得人全身一阵收缩，对这片神秘的土地产生了第二个具体印象：冷。我拖着一个大包袱，混在出站的人流中，刚一出站口就有个中年人拦住我，装出一副可怜相，手里还拿个公文包，戴着近视眼镜，貌似正人君子。我正纳闷儿，这里谁会认识我？他凑近我的耳朵低声说：兄弟，我来北京出差，被人骗了，现在身无分文，您给我几个钱吃饭坐车，留下您的联系地址，到时候我一定重谢！第一次有人对我说“您”，却是这样的场合，难免有些失望。他说得很像真的，基于多次在外流浪的经验，对这种情况我早有准备，在大城市生存，我有一条法则：话怎么说都可以，一旦叫掏钱的都是孙子。凭着这条法则，我居然从未落入过圈套。我宁可向人行天桥上的残疾人扔几个零钱，他们是残疾的，至少这是真实的。鉴于他是第一个对我说“您”的人，我还是笑着回话：不好意思，我没钱，一穷学生，对您的遭遇我很遗憾。不料他仿佛找到了知己，一下口若悬河起来，说得不亦惨乎。我只打算回他一次话，也就任他去了。快到出站口的时候，他就放弃了，估计那些乘警认识他或者他认识那些乘警。我有意瞥了他一眼，发现他又跟一个学生模样的人扯上了，估计这类人是他的“市场”目标。

清晨的北京冷彻骨髓，但一点儿也不冷清，车流人流噪声流都是我所未见的。只要我离家超过一百里，下车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打个电话，很短，通常不超过二十秒，但是我从未疏忽过，我总固执的以为这是一种责任，到北京是这样，到美国欧洲也要这样。那时尚未摸过手机，当然用的是磁卡电话，大街上到处都有。打完电话，猛地一阵茫然，像是做梦，不明白自己怎么就到了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现在又该去哪里。点上一支烟，想了一下，忽而又明白过来。这时，一个中年妇女走过来问：住旅社不？我扔掉烟蒂，点点头，她就把我带到一个加长面包车里坐下，说再拉几个人，一会儿就走。我在车里傻坐了十几分钟，顺便梳理一下思路，下一步该做什么。口袋里仅剩下三百多块钱了，最多能熬三天，毫无疑问，先得找一份工作，一是有个安身之所，二是不至被饿死，目前还只能打算到这一步。离家越远清醒，这是我从自己的表现里发现的。

车子总算开走了，不过出乎我的意料，行走的时间比等的时间还长。我开始警觉，怕是骗局，心里还是不敢确认，宁可相信北京还不至于有“黑厂”。到旅社的时候，天已大亮，心里才踏实许多，光明总能给人安全感。那是一幢三成新的楼房，楼梯窄到只能通人，走在其中很是压抑。不管怎样，我还是很庆幸，至少他们真是开旅店的。带我来的那个中年妇女还算尽责，帮我登记交押金，还帮我拿了一件行李，一直把我领到自己的房间，叮嘱几句之后才离开。那是一间负一楼地下室，没有窗户，却有两张床，不过老板承诺不会再让人住进来。此时，我不敢躺下来好好休息一气缓解长途摇晃的疲劳，我想的是必须在两天之内找到一份工作，否则就只能露宿街头了。

将自己打理一番之后，我就开始行动了，在这繁华的大都市里寻找自己的落点。出得旅社，我看到了阳光，白得刺眼，南方从来没有这样明亮的天气，奇怪的是，街道上却结着冰，很令我兴奋，这跟南方有太大的不同。看着首都熙攘的行人，猛然发现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嘴角也微微上扬，似乎自己正站在梦想的边缘眺望里面诱人的风景。前面有个报刊亭，我过去拿起一份招聘报看了看，上面的工作信息多如牛毛，我正沉浸在职位的筛选中，却被卖报人的话惊醒了。他的声腔显得很不耐烦：到底买不买，不买走开！我连忙赔不是，从兜里掏出一块钱递给他，他不屑道：拿去买个鸡蛋吧，两块！我连忙又补了一块。他的眼神让我觉得我跟他是世代的仇敌。我不会把这种感觉放在心上，经历了太多，早就免疫了。我一边走，一边筛选求职信息，试图找到一个与自己的身份学历相符的职位。首都就是首都，就连招聘报都不同，上面的招聘信息大半都是招演员剧务之类的，这也令我兴奋，以为来对了地方。以我对演戏的了解，我这样名气最多够格做群众演员，我也不打算觉得委屈，我还不至于自负到那个程度。耳闻周星驰跑过很长时间的龙套，这是我不该觉得委屈的例证。选了半天，总算选中一条招聘群众演员的，待遇是供应一顿午餐盒饭，每天二十五块工资。待遇是很低，但我觉得它可信，从地图上看离这里也不远，最主要是看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对面”几个字，于是就循着地址去了。八一电影制片厂于我是如雷贯耳，虽然我要去的地方叫“京石宾馆”，只是它的对面，也足以使我躁动不已了，仿佛自己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我雇了一辆人力三轮，因为他们知道地址，靠我自己忙活一天怕也找不到。风很大，吹的三轮很吃力，我坐在后面都感觉憋气，前面的挡风人就更不必说了。趁着闲暇功夫，我寻思了一下自己坐人力三轮的行为，我是该坐呢还是不该坐？坐的话觉得他们辛苦可怜，不坐的话他们肯定挣不到钱。从他们争抢着拉客的情况看，他们是很希望我坐的，可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心里头堵着点什么。不管怎样，我总算是找到了京石宾馆，报上所言非虚，它确实位于八一电影制片厂大门对面，只是相隔一个街道，而首都的这条街道足有上百米宽，与庞大的八一比起来，这个小宾馆像个害羞的孩子立在远处。我循着门牌号找到一个房间，上面赫然写着××影业公司（具体名字确实忘了），我都替他们寒酸，堂堂一个影业公司委身于这样的小房间，我更替自己寒酸，居然还得听他们使唤，而且还不一定有资格。此时顿然觉得世界真大，到底有多大，大到我本能的回避想这个问题。敲门进去，有两个中年男子在里面说话，其中一个身材魁梧，头大耳肥，另一个则形容猥琐，弱不禁风，他们都操着很纯正的京腔。瘦子二话不说，先叫我交一百块钱作为建档费，过些天来拍照试镜，当时我对拍戏方面的知识一窍不通，一下就分不清南北了，迷迷糊糊就忘掉了“孙子原则”。如今想来，那时候真他妈幼稚，区区一个群众演员还需要建档，居然还相信有机会试镜，这些可是星级人物们的活儿啊。草草填完一张表格，我就被大个子带走了，他们说另外有一个兼职，因为拍戏这活儿不常有，我一听很合情理，想都不想就跟着去了，心里还暗自庆幸来对了地方，首都就是首都，工作机会满地都是。

坐了n个站的公交，我居然被带到了一所大学，大门口挺立着两名战士，我只在电视上见过持枪站岗，今天算是大姑娘拜天地——头一回，心里难免生出几分不自在，总觉得他们的枪很吓人，所幸大门上方赫然横着“中国人民大学”几个烫金大字，而不是××监狱之类，我的心方才平复下来。下面出场的这位女士据说是位名人，曾今做过毛主席的陪读秘书，我对这些兴趣不大，一则对名声这东西不怎么渴望，二则全是那个大个子滔滔不绝告诉我的，我还得装作很认真的听他一路唠叨，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也不是头一回有这样的处境。我尾随大个子在人大校园里七弯八拐，来到一幢半旧的楼房前，开门的是一位老人，她可谓蓬头垢面不辨耳目。大个子哈着腰介绍说她就是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的会长芦荻，曾是北大的中文系教授，据说现在是北京的风云人物，她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街道上流浪的宠物收归到家里和基地，是为收留和保护，但从眼前的状况来看，如果我是那些猫狗动物，倒是宁可在外面流浪。诚然，在所谓精神方面，它们倒是获得高度关注，有了“妈”，还有了“家”。迎面而来的是一阵刺鼻的气味，足以使人窒息。我呛得直咳嗽，大个子笑着安慰我：会习惯的。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这种异味并不使我畏惧，农村孩子什么苦不能吃。我畏惧的是那位教授的眼神，透露出诡异的慈祥，隐约感觉有东西穿过身体直达心脏，使我不安。这是一个三室一厅的屋子，一百多平方，却塞满了不下两百只的动物，多为猫狗，阳台上还有一只猴子和一只水鸟，整个空间混乱如蚂蚁搬家，又加上刺鼻的异味，我开始微微晕眩和胃部不适，真佩服那位教授，什么力量使她坚持下来，我真的想不通。在以后的两个月里，纷至沓来的摄像机和记者使我明白了不少。

教授看了我的身份证，嘀咕道：贵州的？那里很多吸毒的。她乜斜着眼上下打量我一番，像是在自语：看你倒不像。我搞不懂自己为何心虚，第一次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吸过毒，第一次觉得“贵州”二字似乎也带着某种暧昧的成分。教授不知从哪里挖出一件皱巴巴的蓝色工作衫让我穿上，一边宣布这里的纪律：要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他们（动物），一边就吩咐我清理地面上的狗屎尿，方法是用报纸盖在上面用手去抓，然后扔进一个大垃圾袋，每天能装满两大袋，够一个电三轮拉的。那些狗崽子一天闲着憋闷，满屋子乱跑乱叫，拉屎撒尿作乐，那个该死的动作几乎没有一刻停过，直到超出我忍受的极限。不管怎样，我总算是找到了一份工作，有个落点了，不至于露宿首都街头了。午饭（一盒泡面）过后一两小时，狗崽子们大都睡着了，他们应许我回旅社取行李。被大个子带着转悠了半个京城，我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看了半天地图总算把公交路线确定了，转了四次车，我居然都没转错，不过脑袋里满是一条条的线路，闷胀得厉害。好不容易到了旅社，已是下午五点多了，天色已暗下来，北方的冷风飕飕的吹进裤管。

房间倒是退掉了，但是只能退一半的房费。拖着沉重的包袱再去挤公交，还得寻找回程的路线，脑子里霎时一片空白。我毅然咬牙拦了一辆计程车，速度倒是像花钱一样快，但愿那位司机看在在玉皇大帝的份上没给我绕路。再次到达人大校门口的时候，我兜里只剩下不到两百块钱了，这是个危险的数字，意味着我没有回头的可能了，从这里到贵阳的车票硬座都是两百多。就算那样的“工作”像瘟疫一样可怕，我也得忍。

三天了，他们一直没提工资的问题，第四天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跟教授提了一下，她的眼神仍旧透着诡异的慈祥，使我汗毛根根竖起。她叫我不必担心，他们所付工资绝不会低于北京的最低工资水品。我也不敢再多问，我别无选择，要是他们把我赶出去，我就完了。后来才知道，所谓的最低工资就是每月600元。我打小在泥土里长大，种地靠的是大粪，做这样的工作也算不得离谱，只是教授对人类的态度使我几次险些暴跳起来跟她理论一番。毫不夸张的说，她批评我的言语之刻薄简直罄竹难书，而且很多都是她一厢情愿捏造的“事实”（因为一切形式的辩驳都比沉默更糟），使我彻底丧失了最基本的尊严，似乎那些动物的不幸都是我造成的一般，她忙着保护小动物，却严重忽略的人类的生存和情感，我常常觉得，在她眼里，我远比不上那屋子里的任何一只猫或一条狗，至于那只猴子我就更不敢跟它攀比了，那可是她的宝贝，有单独的活动空间，一般人不给靠近，也不敢轻易靠近，那猴子会咬人，我一看到它就汗毛竖起。她对那些狗崽子是又爱又抚，对我确是一副虚伪到近乎残酷的嘴脸，在媒体面前还惺惺作态，我实在无法忍受她的每一个细节。她简直是个疯子，还患有臆想症，常常以为我怠慢了那些动物，天地良心，除非我有六臂三头，才可能忙得过来。我就琢磨，她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爱护，既然没能力收养这么多，那就量力而行啊，干嘛非得让他们挤在一块儿活受罪。鬼知道那些动物喜欢流浪还是喜欢这里。不过丢弃宠物的那些人很可恨，对于这一点，我从未改变过立场。

她多次在媒体面前矢口否认自己是沽名钓誉，我虽喜欢演戏，却断然不愿上这样的镜头，所以每次媒体来的时候我就躲进厨房抽烟，这个时候是最安全的，无论我怎样散漫她都不会批评我一句。她学识渊博，在这一点上我敬重她，但她却动不动就拿些高深的理论来压人，还容不得一丝的辩驳，她愤怒的样子真是可怕，比那只该死的猴子还要遭。每次弯腰去拾起一坨狗屎，我都有种立马从这里消失的冲动，但我知道自己没得选择，在露宿街头和拾狗屎之间，我只能选择后者。

一个星期之后，我才知道自己被大个子骗了。那个他妈的什么影视公司根本就是个幌子，其实是个职介所，是一群两头得利的王八蛋。老子还诚心诚意等着他们叫我去照相试镜，而后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哪怕不给钱都行，只要能跨进那个门槛，只要能吃饱饭。大个子是这里的什么狗屁秘书，原来是教授托他招人的。我从未如此绝望过，一面是破灭，一面是困境，感觉自己身首异处。父亲的话隐约响起，像一声渺远的叹息，余音不绝。

我知道，短期内要跟拍戏扯上边是不可能了，只得调整心情干下去，至少干完一个月吧，否则他们是不发工资的，这似乎很合情理，我自知无力思索这样深远的问题。不管怎样，到目前为止我仍旧抱着原来那万分之一的幻想咬牙坚持着，忍受着。所幸不久又增加了两名河南籍工人，我才稍微轻松了些。他们年岁都比我大，大约都在三十开外，一个叫保国，一个叫长顺。我把这些天的怨愤及应对教授的经验所得一股脑的倾倒给他俩，一旦教授外出应酬办事，我就和他俩大侃特侃教授的变态行径，我发现自己竟然变得像个泼妇，嘴里的话总也说不完。很快，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他们把我当元老，经常向我请教，让我颇有“过来人”之感。渐渐的，我就淡忘了被骗的伤疤，甚至忘记了来这里忍受折磨的目的。

在人大食堂里发生的一件小事使我彻底抛弃了那生于虚无灭于虚无的幻想。

这些天一直吃泡面，听到“泡面”二字我都会胃部不适。我们决定到人大食堂改善一顿晚餐。看着橱窗里的米饭和炒菜，我突然有故人重逢的兴奋，立刻就奔向窗口去打饭，他俩都是第一次来大城市，每次到人多的场合都喜欢跟在我后面。不料食堂不收现金，只能用“一卡通”刷卡，我只得把漾在嘴里的口水往肚里咽。找了半天，总算找到一个可以付现的窗口，但是那里只供应炒菜和炒饭。一看炒菜的价目表，我吓了一跳，一个炒菜至少也得八九块，那可是我们抓半天狗屎的工钱啊。炒饭倒是便宜些，最低的有四块五一份的蛋炒饭，我们一人要了一份。食堂里人头攒动，都是大学生，他们成双成对勾肩搭背谈笑风生好不惬意。其实正值吃饭的高峰期，餐桌基本都满座，空出的位子旁边要么是衣着华丽的女生，要么是情侣，我们怎好意思坐在旁边，其实我们最怕的是人家嗅到我们身上刺鼻的异味起身离开，那才是最要命的，相对而言，我们更愿意傻站在食堂边上等。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还不见我们的炒饭出来，手里领饭用的纸牌都被我捏成一百种形状了。我终于浮躁起来，鼻腔里的气流也开始急促，肚子还不时发出难听的咕咕声，我不得不这样想：我的人生是否出了什么问题？

又不知过了多久，连憨厚的保国也埋怨起来：咋这么久呢？不就炒个饭嘛。我不知道食堂依据什么样的规则排序，但是我们花钱买的炒饭就是迟迟不见踪影。这样的等待使我觉得，生命的从来都不必谈论价值。我突然觉得我们三个放在一处像是一面白墙上的污渍，一眼就被看穿本质，路过的人也不时投来异样的眼光，他们的眼神告诉我，他们似乎看到了怪物和不洁净的东西。

我被迫这样安慰自己：其实你可以和他们一样的。

我终于忍耐不住了，把纸牌狠狠的扔在地上。保国关切的问道：咋了？我愤愤的答：老子不吃了！我在想，像此时的我这样的人想要吃一份普普通通的蛋炒饭竟然是这样的曲折艰辛，还得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才能平复内心的不满情绪。走出餐厅，我本想掉几粒眼泪以激励自己“回头是岸”，可我怎么也掉不出来，眼睑挤到生痛，佛如流沙的捶打。

回到教授家里，她以为我吃完饭了，又支使我打扫卫生，我充耳不闻，躲进厨房撕扯头发。她连叫了三遍我都不回应，她的腔调开始升温：你又“犯病”了，早跟你说过，这里不是玩个性的地方。一旦我不理睬她，她都骂我“犯病”，其他时候我忍了，唯独这个时候我忍不了，暴跳起来从厨房冲出来怒视着眼前这个衰败的老太婆，厉声道：你给我记住，我是人！在你眼里，即便我不如这里的任何一条狗重要，你也从不想尊重的问题，但我必须告诉你，你根本不配做他们的“妈妈”，你心里没有一点爱的痕迹，你是个十足的伪君子，你有世界上最伪善的面目……

这时，保国和长顺回来了，赶紧把我推进厨房。教授居然一言不发，当时我不知道她脸上的神情，我想多半是扭曲吧，我也懒得去推测了。保国把一盒饭递给我说：快吃吧，还热着呢，我帮你领回来了。我接过饭，什么也不说，大口大口的吞起来，我感觉面部肌肉像城市的水泥路面一般僵硬，眼泪一粒粒掉落进饭盒里，又被我吞进肚里。那是我吃过的最硬的饭，像粒粒白沙；那也是我吃过的最软的饭，像糯米熬成的稀粥。

至今我都固执的认为，保国是最懂爱的人。

奇怪的是，第二天我去取身份证准备走人的时候，教授居然向我道歉，并自我反省了昔日的许多“罪恶”，还恳求我留下来照顾他的“孩子们”。她的道歉像慢慢长夜里的一线萤火，使我看到这个城市深埋的希望。

两个月后，我结清了自己的工资，而后到北影的校园走了一圈，就踏上了返家的火车。其实，北影校园很小，也很普通，甚至就称不上景点。我至今都认为这是事实。

我“浪子回头”后居然不幸考取个重点大学，按当前流行的人等分类，于是乎陡然从一介草民升级为知识分子。

这所大学虽处西南蛮夷之地，但我现在的班级里居然有四个首都人，他们那造型那长相从审美的角度来说比非洲猩猩要好得多，因为猩猩也是两脚动物，只是肤色不一。有人对此或许颇有微词，认为在下是在作人身攻击，实则把人比作其他动物却认为是辱骂之词，是人类盲目自恋的表现。我可不认为自己是在辱骂。

其中一个身高170体重差不多也是170，只是前者单位是厘米后者单位是斤。她说话的口气里总是带着些埋怨的气息，好象她的体重是世界的不公造成的，于是乎对谁都是一张贼长的马脸，好比人借了她一美元还她一泰铢。再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头发烫成一团母鸡窝，操一口很浓重的北普娘娘腔，种种迹象表明：他惟恐被人看出他是个男人。很荣幸，鄙人竟与他同住一个大寝室，所憾没有同住一屋，只是共用客厅和浴室洗手间。又所幸寝室“政府”无能，在下才得以知道这个世界竟有人只知道频繁的洗澡上厕所和坐在客厅看电视，却从不知道这些地方需要人来打扫。他是如此的爱惜自己的清洁，是为“洁身自好”，惟恐体内体外残留一点自己排泄的污垢，却从不知道或察觉他正生活在一个叫着集体的东西里面，也从不知道或察觉他正享受着这个集体中，如我这样的标准的中国农民的儿子，由于无法忍受这怪诞的现象，而多次独自打扫冲洗卫生间和地板所带来的清洁成果。

　　重庆的仲夏贼热，所幸每个寝室都安装了空调，但电费一事就麻烦起来，因为大家出一样的钱，但消费掉的显然不会一样。寝室长收钱的时候那表情和效果无异于伪满洲政府跟日本人交涉归还台湾。尤其是一号小寝的首都人，那口吻和神情仿佛他从没有开过电脑空调，从没有在客厅看电视喝热水，从来都不开灯，他整个的生活完全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格格不入；但据他的一个室友（以下称小Ｐ）吹牛的时候提到，近日他被空调吹的受不了，一回寝室就得穿上冬衣，晚上盖棉被还略有些凉意，其原因是首都人整日的把空调开到最低温，晚上却又穿着冬衣睡觉。鄙人自认奇闻不少，却硬是孤陋寡闻了。更有趣的是，人家睡觉都把电脑开机。一夜小Ｐ半夜起来撒尿，见首都人的电脑是开机的，人却在床上裹着冬衣昏睡。小Ｐ纳闷，遂将其电脑关机，待第二日醒来，该电脑仍旧处于开机状态，首都人责问小Ｐ是不是昨夜把他的电脑关了，小Ｐ惴惴的答：是啊，我见没人用开着浪费，这样对电脑也不好啊。不料首都人用几乎愤怒的北普娘娘腔道：以后你甭管呃（我）的事儿啊！别怪呃（我）没告（诉）你！我不禁在心底暗叫：绝版，绝版！闻所未闻！怪不得短短三天竟耗电近两百度，都赶上一个小型工厂了。

　　十个人节约的绝对供不起一个人浪费。

　　我终究不懂他这样的行为是要拉动内需支援国家建设呢还是觉得在任何形式的“集体”里不消费对不住自己？不禁哑然，不禁汗颜。正如某日年级辅导员在年级大会上说，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是独生子女，很有个性，但你们要记住现在你是生活在集体中。独生——个性？有意思，从这个角度来看首都人的诸种行为，倒可以得出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在独生人的眼里，集体国家就是他家，既然是在自己家里，当然是想如何就如何想怎样就怎样，更不必考虑打扫肮脏的卫生间，不必拖洗总会有人去拖洗的公用地板，不必节约用水用电，更不必给任何人好脸色看，因为他(她）眼里的任何人跟他（她）的爹娘是没有两样的，是可以任意嗤之以鼻的，在家里谈主义，除非吃饱了撑着用来冲咖啡（有“见识”的中国人都兴这个）喝，或是闲得无聊用来当茶余的三流笑料谈资。这也让臆想症患者的我终于间接洞见了祖国下层官僚机构诞生的根源：官僚机构最显著的特征是对群众嗤之以鼻，向来只擅长发号施令，办事时对群众没有语言，但一出言就是惊人的废话，吓得没有见识胆量的小百姓脸色铁青，畏畏缩缩绝不敢再问第二句；其二是用一分钟和一块钱就能解决的问题必定要花一天来研究，研究一天也蛮累的，花个一两百块吃吃饭睡睡觉泡泡桑拿不算过分吧，而后花一天来部署，要部署，又得花钱不是，反正开支有财政支持，发票手续一样不缺，谁敢胡说贪污受贿呀，他们可都是考虑全面以防后患呀，合天理合人性，结果发现问题被弄复杂了，索性暂时搁下从长计议。试想，祖国现在和未来的各种机构可都是有文凭有学历的一班子人鸟来组建的呀，所以笔者的这一概括也非信口雌黄空穴来风罢。正直和猥亵的人都习惯用事实说话，笔者也学一回舌，信手拈一二例事实来说话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