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哪儿说起》

五、又到“北京”

　　那位首都人的行径无疑让我开了眼界，使我不禁想起如我父亲一样的更为标准的中国农民的命运和对这命运的态度做法。原来一直搞不懂，一个基尼系数（衡量社会财富分配公平度的经济指标）长期超过国际警戒线的国家，为什么会如此的平静，那时显然是眼界不够，如今我从自己的遭遇和对这遭遇的故作缄默的表现里洞见了深藏于国内的玄机：我们的祖国绝大部分人口是农民，几千年的乐于忍耐的传统培养出他们对外界的驽钝得近于麻木的思维习惯，我们把这种品质叫着淳朴厚道或是知足，尖锐者叫着逆来顺受。笔者也使用了“麻木”一词，只要基本沐浴了九年义务教育春风的人都知道，这是关系国民性的字眼，有位真正堪称伟大的已故作家，也就是文首提及的那位周先生，在那个迫切需要反抗的年代频繁的通过各种文字来抨击与麻木有关的种种，但笔者于此使用该词的用意已经不同，毕竟时代变了，怎么个变法，不能空对空呀，至少也得自圆其说吧。那就是我们的时代毕竟已经是和平多于动乱了，暂时也没有帝国主义的公然侵扰和压迫，没有必要做那般犀利的对抗，我们该以协商的心态来面对当前的种种问题，更何况我并不认为农民的麻木是他们的错，谁会喜欢动弹不得的感觉，但是如果你的手脚真的都被缚住了，那惟有任人蹂躏了。您或许会说：叫啊！骂呀！可以，当然可以！我们把这种权利叫着自由或者民主，那我们就叫啊，甚至大家一齐叫啊，叫破喉咙吧，又能这样呢，无非就是给这原本就喧嚣的空气再增添一点喧嚣罢了。我是农民的儿子，也就是农民是我爹，大约是由于人都有自恋的本能，以致我就以为农民真的可爱——错了——确切的说，是中国的农民因淳朴厚道而可爱；外国农民我不清楚，也就不敢乱发言，但又出于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都如此顺从而坚定的由于“被打怕了”而导致潜意识的民族自卑，从而导致潮流性的媚外之风，也就是我们对自己伟大的有着几千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产生了发自内心的不信任和怀疑，因为那些光荣毕竟不是后生们亲身经历的，听来或者想来毕竟不那么真切，也就难以感同身受，那么丢弃起来也就十分的容易和不值一提了，我毕竟也是大众的一员，而且又是较为严重的偏离素质教育伟大航道的，偏激的即将跨掉的一代的代表，那么我的意识也难免或多或少的烙上了这种民族性的自卑心理的印记，以致我就偏偏以为外国农民特别是欧美农民（因为我们的所谓媚外其实也被默认为媚欧美，试想谁会媚黑非洲或是美伊战争后的伊拉克呢）的日子就比中国农民的好过，至少他们知道汽车和权利是没有等级差别的，他们还知道农民只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任何特别的生存状态代名词，也不可能有任何的成分涵义。我们的农民是可爱了，可爱了又怎样？那好啊，这就是我们的国家基尼系数长期超过国际警戒线却未出现任何社会群体性动荡，反倒是系数极低的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些年月动的厉害，这里有暗藏的玄机：这着实是我们中国农民的伟大功劳，是他们的群体性格——温和，乐观，心胸开阔，有隐士气质——造就了我们社会的平静，他们极容易知足，所以就常乐，一个快乐的人是不会反抗的，看不开堵着气才会斗争；但最主要的应该是无知，这并非贬斥挖苦，更不可能是赞扬歌颂，这是客观存在，如铁的事实，他们不懂权利为何物，也不知道基尼系数是食品还是劳动工具，也鲜于讨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该是什么样子，但他们心里有杆称，存在于整个群体感觉里，他们就是用这杆称来掂量自己的生存状态是好是坏。古代官逼民反，那必是统治者实在做得过分，让他们忍无可忍了，讥饿是不可抗拒的；但现在不同，现在他们知道不必担忧这类低级需求了，所以他们就安分了规矩了，也就可爱了——我们的社会平静也来得容易的嘛。只要让他们知道你在为他们着想，就算犯了错误，他们也会轻易就宽容过去的，他们不谈虚无的尊严权利意义主义之流高深的话题，他们只关注生存，生存而已，政府只要给一点点看得见摸得着又被实际（区别于书面和名义）贯彻了的实惠诸如免除农业税，他们就会发自内心的感激和珍惜。我们的农民是可爱了，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和制度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呢，他们中的一些年轻而又不愿再背负农民身份的或是有年轻的孩子正在摆脱这种身份而又不能自食其力的，于是他们就流进了一无所知的大小都市，和非农们混在了一起，他们也别无选择的承担起了建设都市的不知道是伟大还是卑贱的使命或任务。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伟大的城市都是农民工卑贱的双手建设起来的，当然，这里不讨论知识分子的问题。高楼盖好了——好气派呀，立交桥建成了——拥堵减少了，工厂开工了——时刻都在流进钞票。但是我们已经和正在遭受着怎样的待遇呢，社会主义的资本家及走狗们，你们是怎样对待我们的呢？逼我们跳楼，偷窃，使用假币，拐骗，抢劫，甚至贩毒，为那几块还不够你们洗一次桑拿或进一次发廊（只有三岁小孩和精神病患者不知道这二者的内涵）的人民币而担忧甚至疯狂；是的，我承认，我们中的一些人确实是因自己的贪婪和堕落出卖了我们的名声，但是我们中的大部分都是走投无路所致的呀，是对这个世界彻底的怀疑和失望后做出的近乎本能的报复，更多的是出于活下去的需要。我们只是要活下去呀，并未敢奢望什么尊严荣誉之流，而那些叫嚣着尊严名誉至上和无比清廉的人民公仆们，又是怎样的在光明的指导下干着漆黑的勾当。我没有文化，见识短浅，口才木讷，没有雄辩的武功，就让你们去折腾吧，到每一个被你们暗中操控的媒体去自圆其说吧，我要杀人放火抢劫，用行动来证明我的愤怒和无奈，证明这潜藏的巨大黑幕的存在。还有那一群群自我封闭的市井小民，你们是以何种鄙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这些辛苦为你们服务，为你们造起舒适的住房和行走的宽阔街道、购物商城、娱乐场，为你们排除下水道堵塞和架设电缆，为你们登三轮车和运送蜂窝煤的农民兄弟的，你们心里清楚得很。激动什么，那位大妈，又不是说您，被说到的人他们心里自然清楚，跟计算房租和水电费一样清楚。够了，够了！

　　第三个也是远看花枝招展近看却穷山恶水，唯一不同的是她是个女的，她那打扮和声腔，惟恐别人看不出她是个女人，甚至惟恐别人看不出她已经像中年妇女一样开放了，她在我们学院里那可是交际花式的人物，在短短的半年内，拜倒于她牛仔裤下的男人那可是数以十计呀。最后一个，也就是下文即将登场发言的那个，五短身材，上下一律成桶状结构，厚厚的眼镜片下一双极渊博的小眼睛扑闪着首都的光芒。诚然，这些无可厚非，身体乃授之父母，不是他们的错，用这个来作文章着实下流了些；但是那打扮那穿着那德性那表情，一副对世界唏嘘不止之态，眼皮上翻，嘴角下挑，惟恐世界忽略了他们来自首都，屈居西南蛮夷之地，那嗲而馊的北普口音，也无不带着炫耀的口吻，惟恐世界不知道使用人数最多的普通话是以他们的发音为为标准的。重庆是有名的三大“火炉”之一。笔者清楚的记得刚进校时，仲夏里热得也确实难受，我们这是二流的学校，硬件设施当然也是二流的，教室没有装空调，仅有几个悬挂式风扇在半空中半死不活的转，于是占本区域北京人口四分之一的无论身高体形和面部表情都不太像北京人的那个女人用很标准的嗲而馊的北普口音，在半眼看上去就知道是标准的中国农村人的鄙人的背后说了一句很北京的话：“什么破地方，空调都没有一个，俄（我）们家都俩空调呢！”（这是绝对的引用，尚无确切的汉字来描述这样的发音，“俄”最为接近；那“俩”字我听得尤其锉耳特征鲜明）鄙人本来是可以轻易就扭过头去跟这位首都人怀着瞻仰和慈悲为怀的心情细说一下祖国的国情的，可是突然又觉得很自卑很无奈，因为我发现自己不可能突然就改变一种地域性和长期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习俗性思维习惯，这在祖国的其他地区又何尝不如此，这就让天生爱妥协的我更爱妥协了。当时我就只有暗想：林子大了，真的什么鸟都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