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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最核心的布局

张居正当然知道这里面的利害。目前皇权的最核心部分，就控制在这个27岁的单身女人手里。出身微寒与孤儿寡母的境遇，使得李贵妃的心理极其敏感，生怕宫内外有人瞧不起她。张居正便适时为她解除了后顾之忧。

在张居正执政之初，恰好遇到两宫尊号的问题。按照大明祖制，新皇帝继位后，先帝正室还在的，皇后要被尊为太后。新皇帝的生母如果是妃子，就只能尊为皇太妃，等级上要低了许多。到了弘治朝（孝宗），皇帝生母也可以称太后了，但只能是“秃头太后”，“太后”两字前面不能加徽号。而嫡母太后的前面，则尊加两个字的徽号，以示等级差别。

张居正摸透了李贵妃意欲出头的心理，他提议，陈皇后与李贵妃不仅可以同升太后，而且都可加徽号。

他吩咐礼部：“既同为太后，多二字何妨。”如此，把一个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的举措，轻松带过。吏部侍郎王希烈立即照办，于是“两宫并尊”（《国榷》）。陈皇后称“仁圣太后”，李贵妃称“慈圣太后”。后来沈德符论及此事，说张居正这样做，是“内谄慈圣，以为固权也”（《万历野获编》）。

而这不仅仅是名义上的，也使得万历皇帝生母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地位上与陈太后平起平坐，再不必像过去那样，每日向皇后请安了。两个字换来了李太后对张居正执政的无条件支持。

李太后非常贤明，虽然身居高位，对自己娘家的人比较约束。娘家人或子弟如有请求加官进爵的，她就让他们把过去用的瓦刀拿来。然后问，这是什么？答曰：瓦刀。李太后就会训斥：“当日你们就靠这个过活，今日已经大富大贵了，还嫌不足么？”

此后，李太后的父亲瓦匠李伟跟着鸡犬升天，直升“武清伯”。他曾经提出请拨公款给自己造府第、建生茔（活人建墓），张居正都很痛快就给了方便。但是这位前瓦匠贪心不足，串通内库官员，在承揽京营军士冬衣制作中偷工减料，衣服糟得不能穿，引起了军士哗乱。司法部门不好追究，张居正就将此事先巧妙地推到李太后面前，叫人拿了渔网似的破军衣给太后看。李太后顿感大丢颜面，传谕内阁依法处置，决不要袒护。

张居正在处理此事时，非常巧妙，体现了高超的政治技巧，他革退内库官30余人，重新发放合格军衣，平息了事件。然后，又巧为武清伯开脱，说责任其实不在李伟，让李伟接受了一通皇帝的训斥完事。再借此称赞太后“至公无私，中外臣民莫不仰诵”（《万历起居注》）。此举既制伏了李国老，又给足了李太后面子。

第十七章互利互益

张居正上台，需要处理好的第三件事，是与太监领袖冯保的关系

张居正对冯保在李太后面前的得宠，绝不像高拱那样看不得，而是相当尊重。对冯保，张居正以结好的方式进行了不露痕迹的驾驭，借用冯保之力，来加强自己的权势。

在整个万历新政时期，冯保做得非常知趣。也许是在与高拱火拼的过程中，尝到了外廷的厉害，也看到了张居正的超凡能量，所以他对张居正始终尊重并全力支持，绝不干涉外廷事务。

后来，有一次冯保的侄子、都督冯邦宁（名不副实）在闹市酗酒，欺凌百姓，恰遇张居正的亲随姚旷。姚旷劝他不要胡闹，冯邦宁不听，反而扯坏了姚旷的腰带。张居正遂写了个条子给冯保，让冯保自去处理。结果冯保果然大怒，打了侄子40大板，夺去他冠服，一年内不许参与重大活动（停职反省）。像这样能严厉约束其家属的大宦官，在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对上的问题解决了，余下的就是对下的问题了。高拱的被驱逐，百官中多有不服气者。他对自己联冯驱高的猫腻，做了大量的撇清，反复向人解释，自己对高拱被逐曾经“冒死为之营诉”。

然后就是清理门户，隆庆六年（1572）六月，对南北两京四品以上官员进行考察。七月，对所有京官进行考察。这就是威力很大的“京察”。两次大扫除，共斥退吏部员外郎穆文熙等30余人，并将吏科都给事中韩楫等50余人调离京城。之后，从庶吉士中补充了一些人进来，重建了言官队伍。

后来又贬斥了一批尚书、巡抚级别的高官。

内阁里，高仪死了，张居正不能“独相”。吕调阳是个忠厚长者，因此张居正选了礼部尚书吕调阳。

吏部尚书由当时资望最高的杨博担任，礼部尚书空缺由陆树声补上；兵部调来抗倭名将谭纶；户部用了王国光；刑部用了王之诰；工部朱衡与左都御史葛礼光留任。这些人，都是素有清望的大臣。其中王之诰是张居正的亲家，但从不依附张，颇得舆论欣赏。

这次清洗，既是对将来万历新政革除弊政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张居正为建立自己的权力体系而采取的措置。

第十八章化险为夷

张居正经过半年才稳定下来的局面，却突然出现意外：

万历元年（1573）正月十九日。凌晨的夜幕中，万历皇帝乘坐软轿出乾清宫上朝。轿子刚出乾清门，从西阶上猛然下来一个人，身穿太监服装，慌慌张张直奔轿前。守门兵卒见势不对，立刻擒住。　

更要命的是居然从他身上搜出绑在腋下的刀、剑各一把。于是立即以为他是刺客！

此人虽然下巴上没胡须，穿的也是太监衣服，但面孔陌生，没人认识他。于是知道他叫王大臣……家住南直隶常州府武进县后，便直接当做太监移交给了冯保处理。

冯保却也没问出什么来，就照直汇报上去，万历亲笔批了个旨：“王大臣拿送东厂究问，此外再派当差的校尉去着实缉访了以后，来回话。”

王大臣随后被带到东厂，然后一顿暴打，马上就招了。竟然叫王章龙，是从戚继光戚总兵那里来。

冯保立即感觉事态严重，赶紧告诉张居正，张居正听到冯保那边传来的消息，也惊出一身冷汗！戚继光是军中要人，手握重兵，是张居正重要的心腹。这消息要是走露出去，对他和戚继光都不是闹着玩的。

冯保接到张居正的建议后，觉得有道理，但他由此产生了一个念头：让他对付高拱。高拱虽然下了台，但余党尚在，他本人也有可能东山再起，这一风险必须连根拔除。

冯保想好了主意，就再次提审王大臣。说：戚总兵的事，不能再胡说了，要说就说是前司礼监陈洪公公主使，受高阁老之命前来谋刺皇上。你小子只要照这个路子招认，保你高官得做，富贵一生。否则，活活打死！

这王大臣本来脑子就不大够用，哪里禁得住这样哄，居然就答应了。果然，再次过堂的时候，王大臣有了新的供述：“是高阁老的家奴李宝、高本、高来三人与我同谋的。”

他立即差遣东厂校尉（缇骑）四名，火速赶往河南新郑县，对前首辅高拱实施监视居住。

四位缇骑见了高阁老，倒也十分有礼貌，答曰：“我们可不是来逮您的，是怕此事惊吓了您老人家，特意前来保护的。”

事态仍在扩大。三天后，也就是正月二十二日，张居正上奏，正式代表内阁就此事表态。他说：“发生这样的事，臣等不胜惊惧震骇。经研究，臣等认为，宫廷之内侍卫严谨，若非熟门熟路的人，岂能如此顺利地接近圣驾？王大臣的这个行为，显然蓄谋已久。中间又必有主使勾引之人，请下旨责令刑侦衙门进行缉访，务得下落，杜绝祸本。”

张居正的题奏一上，朝野立刻轰动。然后却有人站出来说话了，科道官员首先表示了质疑，纷纷打算上疏指出其漏洞，但顾忌张居正的权势，一时还不敢贸然。刑科给事中聚在办公室里议论，群情激昂：“此事关我刑科，其无一言，遂使国家有此一事，吾辈何以见人！”于是当即草拟一疏，建议皇上将此案从东厂提出，移交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会审，以求公正。为取得张居正的谅解，他们专程到朝房去面见张居正，陈述理由。

张居正不为所动。科道官员就连续五天到张府求见，张居正躲得踪影全无。

此时，张居正素所倚重的吏部尚书杨博，也持反对意见。他劝告张居正说：“事大，迫之恐起大狱！高公虽粗暴，天日在上，他万不能做出这种事来。若一意追究，必惹事端，且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可！”

都察院留任的左都御史葛守礼不忍坐视高拱被陷害，便在危急时刻拉了杨博去见张居正。见张居正始终沉默，就说：“早先夏言、严嵩、徐阶、高拱诸公，递相倾轧，身败名裂。这是张公您的前车之鉴。”

第二天，张居正便令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前去东厂，与冯保一起会审。朱希孝是辅佐明成祖谋反的“靖难功臣”朱能的第五代孙，是当今朝中级别最高的探长。他以此身份介入，合情合理。自此，冯保垄断王大臣一案审讯的企图完全失败。张居正已明确开始转舵。

但朱希孝并不知内情，他感觉夹在冯张的威势与朝官的清议之间，弄不好，都有杀身之祸。只得去拜见张居正，讨要一个主意。张居正并不多说，只让他去找杨博。杨博心中已有数，便开导朱希孝说：“张公的意思，是想借你保全高阁老的体面，怎么忍心让你去干陷害的勾当？”遂将了结此案的办法一一指点。朱希孝茅塞顿开，大喜，掉头就走，马上展开了一系列工作。

此时已是正月二十八，数日之内，事情已峰回路转，最明显的标志是张居正为此案又上了一道奏疏，建议要谨防王大臣“妄攀主者”。他说：“臣听说厂卫连日加急审讯，案犯支吾其词，案情仍不清楚。臣以为应稍加缓和。如迫得紧了，反而将真情掩盖住了。审讯过急，恐怕还会诬及好人，有伤天地和气。”

此后，他又连续给高拱写了两封信，头一封是“令拱切勿惊死”，第二封是进一步温言安抚（《万历邸抄》）。

朱希孝是掌管锦衣卫的武官，深得张居正信任，但以往与高拱亦有旧交，此时也甚为同情高拱的遭遇。既然张居正已发出转向的信号，朱希孝便决意为高拱洗清。

东厂问案子，照例是打了再问。这一打，王大臣不干了，大叫道：“说是给我官做，永享富贵，怎的又打我！”

冯保喝问：“说，是谁主使你来？”

王大臣此时已有一定觉悟，怒目冲着冯保说：“就是你主使，你难道不知道？为何又来问我？”

当场露馅，直接了当。冯保差点没气晕过去，只好强挺着问：“你说你认识高阁老，是怎么回事？”

王大臣又是一蹦：“不是你教我的吗？我怎么能认识高阁老？”

朱希孝见场面太尴尬，连忙接过去问：“问你刀剑从何而来？”

这王大臣虽然智力有点儿问题，但是他琢磨，按照冯保所说，承认谋刺皇上，反而能做大官，这里面的逻辑不大对头啊！于是索性咬住冯保不放：“是冯公公的家奴辛儒给我的。”

朱希孝怕再审下去，冯保要收不了场，便厉声喝道：“胡说，连问官都敢攀扯！该打！”

说罢，拉起冯公公就走，审讯不了了之。

第二天，张居正就下令，将王大臣从东厂提出，转交刑部，由三法司会审。法司动作相当快，当天就提审。但是他们发现，王大臣已经被人强灌了生漆，成了哑巴，无法交代任何口供了。

二月二十一日，三法司再审，也不问话，只拟了闯入宫禁罪，建议斩首，将此案果断了结，任何人不再涉及。这正是张居正最希望的结果。他立即根据法司意见，上疏请求批准执行。

第十九章治国韬略

此后，基本稳定了局势后，张居正便开始了变法之路。

明朝建国后，朱元璋在有识之臣的协助下，制定了明朝的一系列典章制度。

朱元璋设计的典章制度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在政治上，朱元璋一举摧毁实行千余年的宰相制度，从此中央官制不再设相职。同时，他继汉晋以后第三次实行分封制度，建立诸藩。军事上，吸收魏晋隋唐的军事制度精神，采用军民分户，建立卫所体制，辅以开中制度，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军饷供应体系。经济上，实行了相当严格的重农抑末的经济政策。为配合国家财政经济的需要，建立了一套体系严密的基层税收制度——里甲制度，粮长制度等。

中国的封建社会体制自春秋时期形成一直到明末，延续了近2000余年。它本身创立和完善的过程都是围绕“君权”和“土地”形成的，是在不断地加强君权和完善封建土地制度过程中发展。多少次朝代变换，一个又一个王朝消失，但又一次又一次重建封建专制主义体制；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东厂、锦衣卫、六部、内阁使君权达到了一个顶峰，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偏偏就在就在这个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国家的衰败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的现象，反映封建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标志封建专制制度已经没有任何发展的潜力了，其情势到了不变则亡的地步。张居正和他的改革计划在这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留下他褒贬不一的人生。

明朝统治体制，使皇帝拥有绝对权力和腐败的官僚、特务政治。从封建社会确立以来，皇帝对处理国家事务有至高无上的独裁权，朱元璋又收回宰相的权力，设置内阁学士作为皇帝的事务秘书，一切章奏皆由皇帝亲自过目审批（皇帝的身体和个人素质一定得好，还必须有敬业精神），任何人不得过问。凡是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只能面奏听旨，事无巨细统统集权于皇帝一身，君权的高度膨胀，超过历代王朝。

但根据唯物辩证法，事物发展到极点往往走向它的反面，历史上由盛至衰例子数不胜数，而明朝的盛世却在他快要衰败时才出现。明中叶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以为这是民主的表现，但由于权力高度集中给皇帝，没有皇帝的旨意百官除了动动嘴啥都干不了，给国家造成的危害远胜于那些污吏，但这几位对钱看的到极其重要，派宦官收税倒是一点也不含糊。

皇帝长期不理国务，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高的权势，这就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政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张居正轰跑，几乎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官衙无视法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人们愤愤地指出:“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2)，“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3)。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远比王安石变法的北宋还要严峻。当时上令不能下行，各级官吏结党营私，谋事者少谋官者众；仅以军队为例，当戚继光调任蓟辽兵团司令官（蓟辽总兵）时，到任后的某一天，举行阅兵，忽然大雨倾盆，边防军竟一哄而散，军纪败坏已经到了何种地步！整个北方边军已毫无战斗力。驿递是官方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这些规章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官员在驿站百般勒索，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暴政。封建统治阶级昏庸腐化，军政败坏，财政破产，农民起义，此伏彼起，阶级矛盾尖锐，危机严重。

朱元璋生有二十六子，分封了二十四王。明初分封的诸王，虽不掌管土地，人口，但是有自己的军队。并且军队数量相当可观，少的也有将近一万人，多的可以达到三万。

朱棣称帝后后，吸收了建文帝削藩的经验，采取取了豢养藩王的政策。就是让藩王既不能朝见皇帝，参与朝政，亦不能参与地方事务。他们生活在划定的地方范围内。宗室人口，从洪武年间的二十几家，至正德嘉靖间发展到了二万余人，众多的人口，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坐食民脂民膏。仅俸禄一项，就占了明代帝国开支中的绝大部分，明代宗藩每年消耗的开支成为明代财政支出中一个大头，成为明代财政的一大包袱。

而明朝的财政收入不是首先运到中央集中再行分配，而是大部分存留地方，或者直接发给边镇，真正运到京师供首都开支或储备的部分并不多。

中央财政既缺乏收入来源，又很难拿出储蓄的大笔开支，这也就是帝国在救灾、军事、水利等重大方面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税收分配原则是将大部分管理开支用“役”来处理，而田赋正税则用于军事开支、宗藩禄廪、官员俸给和生员廪食等等。所以税收很少用于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地方储备只是为了应付灾荒，漕粮只是用来地理上的调整，主要保证京师的费用。

明朝的行政效率极其低下，以户部为例户部，从来不是一个决策部门，而只是一个会计部门。帝国向来没有对财政开支进行预算，而是尽力维持旧例。无论什么时候，漕运每年运输粮食四百万石从南方到北京，不管北京国库里是否堆积如山乃致粮食腐烂，也不管因为漕道堵塞，需要付出超过所运粮食价值的成本来维持。

对此，在嘉靖前期，世宗君臣对祖制采取了灵活、务实的态度，较好地处理了祖制与革新的关系，使祖制成为推进革新的主要动力之一。一方面，他们利用祖制将后来出现且长期存在的弊政予以清除；另一方面，又根据变化了的情形，将不合时宜的祖制条规予以变革，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与祖制发生抵触时，他们采取切实的步骤，以做为上，力行实践。

世宗即位的特殊性决定了嘉靖革新能以全面整顿吏治、清理官僚队伍为核心，最大限度地扫除明代百余年来的积弊，激发统治阶层的活力。嘉靖革新的内容主要有：整肃科举，以确保选举的良性发展；倡行三途并用，以激励士气；整顿学政，以强化学校的教育功能；打破重内轻外的观念，以激发地方官的进取之心；整饬言路，以实现对百官的有效监督；清除翰林院积弊，以提高内阁大学士的行政能力；裁革冗滥，以减轻财政负担；限革庄田，以遏制土地兼并狂潮；推行一条鞭法，以减轻民众负担；正视哈密问题，以解除边疆危机。

隆庆三年（1569）高拱复出，其后任内阁首辅，张居正任重要阁员时期又继续大举整饬吏治、加强边防、整饬司法刑狱、兴修水利、推行海运、改革中央和地方军政人事制度，重点推行清丈土地和实行一条鞭法、恤商惠商等多种政策方略，都是在这个时期出台，并且立竿见影地取得过成果……

张居正一向注意观察和思考社会现实中的诸多难题，悉心探究历代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他曾于隆庆二年（1568）向明穆宗上了一封《陈六事疏》，试图革除嘉靖以来的各种弊端。张居正提出的改革主张主要有“省议论”（禁绝空言，讲究实际）、“振纲纪”（整肃风纪，严明法律）、“重诏令”（令行禁止，提高效率）、“核名实”（严明考课，选拔人才）、“固邦本”（轻徭薄赋，安抚民众）和“饬武备”（训练军队，严守边防）等。

张居正担任首辅后开始以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巩固边防等为主要内容，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

第二十章整顿吏治

首先是从整顿吏治开始的。

在张居正看来，“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他首先从“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明史·张居正传》）入手，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

“尊主权”、“一号令”的关键在于克治明朝权力机构运行不畅的痼疾。尤其嘉靖后期，“政务偷玩，事无统纪”，朝廷诏旨被视为故纸，来往公文多至沉埋，统治机构几乎陷入瘫痪。

为了整顿吏治，以达到为官清廉。万历元年（1573）推行“考成法”。其主要内容是加强内阁的行政和监察责任，提高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监察职能。六科是对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百司相应而设的监察机构，张居正以六科督促六部，以六部督促诸司以及地方抚、按，最后再由内阁直接控制六科，掌握对各级官吏的监察大权。考成法还对六部、都察院等具体行政衙门实施随时考核、事事责成的稽查制度等。这一严密而完整的考成系统，将宦官统率六科、稽查章奏权移交内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宦官干政的可能，极大地提高了内阁的权威，使权力集中于首辅，从而加强了号令天下的中央集权。考成法提高了办事效率，减少了各部门的相互推诿、扯皮，为精简机构、节省政府开支提供了可能。稍后，张居正便下令裁减部院诸司冗官和各省司、府、州、县官，以提高官吏的素质和行政效率。为排除宦官干政，他告诫冯保“裁抑其党，毋与六部事”（《明史·张居正传》），从组织机构上保证事权归一，政令畅通。

张居正的政治改革，通过整顿机构形成高度集权而又层叠有序的行政系统，并建立起相应的稽察问责机制，确保官僚机器高效运行，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已初具现代社会行政体制的特点。如傅维麟《明书》所赞扬的，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这些，都为此后张居正推行的各项改革奠定了基础。通过整顿吏治和精简机构，张居正获得了一个效率较高、得心应手的行政班子，为推动经济改革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第二十一章一条鞭法

朱元璋为征税，创立了“黄册”，相当于户口簿，包括每户的丁口、田宅、资产，都全部列上。黄册一式四份，布政使司、州、县各保留一份，另一份以黄色封面上报户部存档，故名“黄册”。　　

洪武二十年（1387），又用了十年之力，把全国的耕地丈量了一遍。根据测量结果制定了“鱼鳞图册”，将业主姓名、土地四至、土质等级详细登记，一乡一册，州、县各有汇总的总册。凡有土地买卖，要在官府办赋役随转手续。这个图册上，因为画的土地形状似鱼鳞，因而得名。田赋的数额、劳役的摊派，都要根据这两个册子。

明中期由于土地兼并、豪强瞒漏，大量徭役负担转嫁到户小力单的穷人之家，导致农民纷纷破产逃亡，朝廷控制的田亩、人丁日益短缩，财源枯竭，入不敷出。

由于赋税不断加重，那些没有优免特权的富户不愿意承担，就开始玩起了隐身法。将田地挂到官绅、监生、生员、吏丞名下，这叫“诡寄”，只须向官绅等交“私租”就行（又是潜规则）。把田地分散挂在乡邻、佃户、仆人名下，这叫“花分”，让这些贫户替自己交税、当差。或者将自己名下的良田谎报为荒地山林，或者干脆以多报少。国家作为赋税主要来源的土地，总数就在一年年缩水。　　

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土地有800多亿亩；弘治十五年（1502），600多亿亩；正德五年（1510），只剩下400多亿亩。

隆庆元年（1567），高拱执政，清查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的造假，查出“诡寄”和“投献”田共199万多亩，“花分”田331万多亩。

清丈中，果然遇到预想中的阻力。有宗室（皇亲）出面阻挠的，张居正回击得相当严厉，拟旨予以处罚，或废为庶人，或夺去宗俸。有官员敷衍了事的，拿以往的黄册一抄了事。科道立即弹劾，给予夺俸、降级处分。还出现了事先没料到的过激倾向，有的地方官为了追求虚名，凭空虚增田地亩数，或将荒地算成良田，还有的用缩小了的弓尺进行丈量。张居正发现问题后，提出只论当否，不论迟速，适当放宽了期限，不使运动走到反面。　　

丈量是用一种像巨大的弓一样的尺子。先由业主自报亩数，然后由业主和官府指派的弓尺手先行“自丈”，最后官府来人核查。两下里吻合后，在图册上盖“丈验相合”章。以此为根据，编制出新的“万历鱼鳞图册”。　

　张居正对于清丈，曾经发动政治力量，但是结果没有成功，最大的原因，还是当时的官吏，对于政治的认识不够。有的主张只和旧额一样，无须多报；有的看到清丈条例对于田地，有分列上、中、下三等的规定，索性一例填报下田，认为清丈是一种爱民的政策，不当填报上田，以致加重民众的负担。（息县知县鹿久徵事，见《明纪》卷四十）这些官吏在当时都认为是爱民的好官，而张居正所得的声名是“掊克”，是“以溢额为功”，再加以嘉靖间计算数字的错误，于是误认弘治十五年清丈只有四百余万顷，万历六年清丈，得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三百万顷的增加，证实张居正的掊克。数字的错误，更增加他的罪状。

其实这一年比弘治十五年的数字，只增加八十一万顷，而比之洪武二十六年清丈的数字，即连后开的云南、贵州在内，尚差一百四十九万顷，这又算什么“掊克”呢？民间的田地，逐年集中到勋爵、官吏和大地主的手里，大地主又倚仗他们的社会地位，对于国家逃避赋税的负担，以致造成国穷民困的现象。张居正原有的计划，是要大地主同样尽国民的义务，他自认“于官豪之家，殊多未便，”其故在此。

假如我们把万历六年清丈的成绩，加以分析，我们更可看出这里没有什么“掊克”的气息。万历六年的数字，比之弘治十五年的数字，在总数上，固然增加了，但是十三省中，增加的只有七省，减少的也有六省；南、北两京直隶二十八府、州之中，增加的只有十六府、州，如故的两州，减少的也有十府、州：可见张居正没有“以溢额为功”的成见，否则在他大权在握的时候，决没有这许多敢和张居正抵抗的地方长官。其次如福建巡抚耿定向、劳堪，江西巡抚王宗载，算是和张居正接近的了，张居正对于福建、江西两省的清丈，也显见特别关心，但是这一次清丈的结果，福建从十三万五千余顷，减到十三万四千余顷，江西从四十万二千余顷，减至四十万一千余顷，差额固然是很小，但是差额究竟是差额，证实张居正没有“掊克”的存心。至如苏州田土从一十五万五千余顷，减至九万二千余顷；更是很大的差额。

这次清丈之后，田额增加最大的是北京府、州，河南和山东三处；全国增加八十一万顷，单这三处，便增加五十一万余顷。弘治十五年，清丈北京十府、州，共计田土二十六万九千余顷，现在是四十九万三千余顷；河南旧系四十一万六千余顷，现在是七十四万一千余顷；山东旧系五十四万二千余顷，现在是六十一万七千余顷。除这三处以外，广东旧系七万二千余顷，现在增至二十五万六千余顷，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在百分比上更加显著。

广东方面，主要的还是“治安”问题。中央力量加强，地方秩序良好，担负赋税的民众和田土，当然会逐渐增加，事情本来简单。北京、山东、河南，都是畿辅之地，除去建文年间，曾经发生一度的内战，以及长城一带，偶然遭受敌人的破坏以外，从开国以来，始终保持良好的秩序，现在的增加，当然与“治安”无关。那么这是怎样的呢？

北京、山东、河南都是辎辅，三处的田土，不断地被勋戚、权贵吸收了，一经集中以后，他们提出许多似是而非的理由，躲避纳税的义务。张居正的政策，是要打击他们的特权，使他们对于国家，有同样的负担。阳武侯便是一个好例。成祖时代，薛禄从征有功封侯，传到万历年间，已是第七代了，除了公田以外，还有自置田土，是否应当纳税，这是一个问题。张居正决然地说：

承询阳武优免事，查律、功臣家除拨赐公田外。但有田土，尽数报官，纳粮当差。是功臣田土，系钦赐者，粮且不纳，而况于差？锡之土田，恩数已渥，岂文武官论品优免者可比？若自置田土，自当与齐民一体办纳粮差，不在优免之数也。近据南直隶册开诸勋臣地土，除赐田外，其余尽数查出，不准优免，似与律意相合。幸惟尊裁。（书牍十三《答山东巡抚杨本庵》）

万历六年清丈，除云南、贵州因系新辟地方本应增加，及陕西、四川和南京所属八府、州所加无多，不待研讨外，其余河南、山东、广东三省，和北京所属八府，共增七十万顷，占去增加额的百分之八十九。张居正从政令不易贯彻的广东，夺获担负国税的田土，这一点也许人还了解；但是他从勋贵盘据的畿辅，夺回担负国税的田土，便引起莫大的物议。他们不说他得罪勋贵，而说他掊克小民；正和他在沙汰生员的时候，一般人不说他整顿学政，而怀疑他得罪圣贤一样。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在一般人民觉悟没有提高的时候，他们对于大地主阶级的危害，认识不够，甚至还会受到大地主阶级的利用。张张居正主张清丈，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直接发生冲突，他在身后，招致不少的诋毁，也许这也是一个原因。但是张居正说过，“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书牍十二《答南学院李公》）张居正对于一般的毁誉，根本不曾放在心上。

张居正抱定“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这一次的清丈，无意中代表一个政治上的基本要求，——全国人民，对于国家的义务，要求公允的负担。但是事实上的成绩还是很小，畿辅的田土，比之弘治十五年，固然增加不少，但是比之洪武二十六年的清丈，北平五十八万二千余顷，山东七十二万四千余顷，河南一百四十四万九千余顷，其实只剩百分之六十七。其余的百分之三十三，依然在勋戚权贵手里，张居正无如之何。二百年来积累的政治势力，在当时不是片时可以铲除的事物。

清丈结束后，官田、民田一视同仁，按照肥瘠程度分为上、中、下三等课税。

为了进一步改变严重的赋役不均，减轻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浮税，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张居正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实行了赋役制度改革。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通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是自唐朝行“两税法”以来，我国赋税史上的又一次大改革。

早在嘉靖年时，一些地方官就尝试过"一条鞭法"的改革，但是当时由于阻力重重，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其中最有名气的是应天巡抚海瑞和浙江巡抚庞尚鹏的"一条鞭"改革，但是当时的朝廷十分腐败，经常对一些地方官的努力视而不见，并且两人最后还因此而被罢职。

其实，在历朝历代都有过关于赋税和徭役问题的改革，但是最后也都是发展成了阶级之间的矛盾。宣德年间，江南地区巡抚周忱将原本用米来抵税的方法改为缴纳现银；正统年间，很多地区也都开始效仿这种方法；弘治年间，北方的部分地区也都将银两缴税代替了粮食缴税。可以说，赋税的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徭役变革的速度。正德年间，徭役发生了变化，分为了力差和银差两种方式。力差就是用劳动能力直接代替差役，而银差就是用银两来代替差役。而这也正是徭役实行全面货币化的开始。

弘治年间，一些南方地区开始独立出现"一条鞭法"的形式。于是嘉靖九年，户部尚书梁材提出了一些关于改革赋税的建议，内容便是将地方徭役折合成银两，严格按照地方的人口比例，平均分到田赋和人丁上去。而这便是"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

（1）以州县为基础，将包括正税、附加税、贡品、朝廷以及地方所需要的各种经费、全部徭役等所有的赋税全部重新编派，归为一条，全部纳入总收入。这就避免了一些贪官污吏从中作梗，同时朝廷也更容易掌握总体的赋税情况。

（2）过去的徭役征派分为均徭、里甲、杂泛之分。一般来说，均徭、杂泛按丁分派，应役方式也有力差和银差之分；而里甲按户来计征，不役者就要缴纳户银。"一条鞭法"实施后便取消了里甲之役，将全部应征的户银同丁银合并在一起。也就是说，从此以后户不再是役的一种根据，而丁的负担也分给了地以及粮一部分。

（3）在收缴赋役的过程中，除了朝廷必需的米麦丝绢仍然缴纳实物以及丁银一部分由人丁承担以外，其他的全部按照田亩来征银。

（4）由户丁承担的所有催税、搬运、伐薪、修路等一律废除。而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一条鞭法”，又称“条编法”，主要包括三点：一、劳役折银，老百姓交钱顶劳役，谓之“丁银”，官府拿这个钱另外雇人应差。同时增加有田户的丁银，减少无田户的丁银，使赋役有所均平。二、将差役与田赋“合编”在一起，简化了手续，减少了官吏与乡绅从中作弊的机会。三、将田赋中的大部分实物纳税变为货币纳税，也就是“田赋折银”。把粮卖了再交钱，促进货币流通，有助于刺激当时的商品经济。　　

其主要内容有：统一役法，并部分地“摊丁入地”。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杂泛等项徭役合并为一，不再区别银差和力役，一律征银。一般民人不再亲自出力役，官府需要的力役，则拿钱雇人应差。向百姓征收的役银也不再像过去按照户、丁来出，而是按照丁数和地亩来出，即把丁役部分地摊到土地里征收，这就是所谓“摊丁入地”；田赋及其他土页方物一律征银；以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以减少各种弊病。

“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上的手续，大大限制了地方胥吏从中的营私舞弊。一条鞭法的推行，出现了摊丁入亩和赋役货币化的趋向，体现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量地计丁”、“计亩征银”，使得豪强地主要隐产瞒丁、规避赋役变得比较困难，而针对一般农民的“产去税存”的不合理现象也有所减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赋役折银的办法，有利于雇役制度的发展。在这种政策下，农民只要交纳一定的银两后即可免去劳役，并能比较容易地离开土地，进一步从事各种行业的生产活动，这使得先前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这样做也比较简便，避免了贪官污吏从中巧立名目，敲诈勒索，有利于刺激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而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的农民，则为城市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劳动力，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一般佣工自给的工商业者和囊丰箧盈的富商，又因无田而得以免役，从而刺激了工商业的繁荣，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条鞭法在全国推行的万历初期，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根据“摊丁入地”的原则，不仅少地或无地的贫苦农户可以减轻一些力役的负担，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而且城镇的工匠和商人也因为无田而得到“免差”。从当时的社会实际来说，一条鞭法的实行，也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明中叶以后，货币经济有新的发展，白银成了交易过程中的流通手段，这使一条鞭法的实行成为可能；而一条鞭法在全国的普遍推广，反过来又促进白银的流通比以前更为普遍广泛，这方面也对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推动作用。

第二十二章减编缩员

张居正对一些官员的麻木不仁尤其不齿——应该为百姓做什么，一窍不通，但是对如何从百姓身上弄钱，却有超常天赋。嘉靖年间，因国用不足，朝廷在江南一带加赋，地方各级官员趁机多征（公私兼顾），民不堪其苦。当时请假在家的张居正，目睹民间疾困，就曾说过：“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 　

“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明中期以后，官俸的支出有时甚至占全年财政开支的30％。洪武年间，全国的文官只有5000多人。正德年文官涨到了2万多名。明朝的武官因为是世袭制，子孙后代只要通过了考试，国家就得授官。明初武官有28000人，到正德时猛增至10万。首先是对南京的闲衙下手。成祖迁都北京后，在南京留下了一套与中央机构大致相仿的留守机构，这就是明代独有的“两京”制度。不过南京的所谓六部九卿，有高位而无实权，多半是养闲官的。张居正指示吏部，南京官职如果出缺，“非紧要者，不必一一推补”，以“虚其位”而达到了裁员的目的。

万历八年（1580）十月，他令吏部遍查两京衙门，“有冗滥者裁之”。随后，大检查在各省也渐次铺开。万历九年（1581）正月，裁两京户部侍郎以下156个职位，同年还裁撤郧阳巡抚、顺天巡抚、湖广总兵等地方高级大员职位。“江陵柄政”十年间，除去后来又增加的，部、院、都抚共净裁215个职位。　　

万历九年（1581），裁去各衙皂隶编制194名，加上因裁官而无形中裁去的皂隶编制，等于当年共裁减皂隶622名。当时每个皂隶的劳务，每年需要约30个丁壮轮流无偿负担。这就等于一年减少了18000多丁壮的徭役。即文官减少了5000人以上，武官减少了17000人以上。文武官员总数从12万余人压缩到98000人以下。　　

为节省国用，还下力气整顿了驿站制度。　

明代在全国都建有驿站，称为“驿递”，是个相当大的交通与通讯网络。全长14万多里，沿线每60－80里设一个驿站，全国共有驿站1936个。帝国就靠它们传送公文和转运粮物。驿站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接待出公差的官员。　　

驿站由当地官府管理，经费由官府向当地百姓摊派，过往官员住这种招待所，用马用车用人，全免费。正因如此，使用它的官员越多，当地百姓的负担就越大。朱元璋考虑到了这点，曾规定，凡是驿夫和马夫，所承担的其他赋役就要适当减免。同时控制使用驿站的官员人数，以免百姓负担过重。所以不论多大的官，不是出公差，就别想使用驿站，而且所带随员也有人数限制。驿站见到兵部或巡按开出的“符验”（勘合），就予以接待。符验上对职务、到达地点、往返日期、应享受的费用、准许使用的交通工具数量等都开列得很详细。　　

洪武八年（1375），开国功臣延安侯唐胜宗因违犯驿站条例，曾被革去爵位；吉安侯外出擅使马车，也曾被朱老皇帝申斥。但是后来由于乱开验符现象普遍，到正德年间，所有条例成一纸空文。应天府的龙江驿，负责输送官方人员和物资过江，仅负责运输江南鲥鱼的尚膳司太监，就长期占用船夫120名，所夫297名。其他针工局、巾帽局、提督织造、乐器监造等部的太监也频频追逼人伕和船只，外加勒索。递运所大使李臻、李福无力应付，竟被迫上吊死。一些大宦官的仆人外出办事，凭一张条子就可以从兵部拿到符验。百官也群起而效仿。兵部和抚按干脆把开通行证当做了人情来送。

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严令“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虽系公差人等，若轿杠夫马过溢本数者，不问是何衙门，俱不许应付。”（《明会典》）要求兵部与抚按要敢于抵制非分要求，按章发出和收回勘合，如有违规，严惩不贷。驿递官吏如遇到过往官员勒索，可以举报。抚按也要及时对违纪者进行弹劾，不许向小官吏身上推责任。张居正利用考成法，逐级有效地监督，奖罚随之，收效很好。

万历八年（1580）有官员陆续违纪。，张居正因此降了一批部、省级官员和知府的职，其中云南布政司左参政吴孔性因擅用驿站被罢官。他张居正采用的手段很猛，原则上是省部级降三级，知府降六级，知县革职。

经过一番雷厉风行的整顿，驿站负担大为减轻，站银需要量也跟着减少。这就意味着加给老百姓的摊派也减少了。据《国榷》里面的统计，从万历四年（1576）至万历十年（1582）四月，全国共减免站银8956万余两，折米200万石。仅京畿一带驿站开支就省去80％。

张居正崇尚实学，对嘉隆以来的空谈学风颇有不满，认为“比来士习人情，渐落晚宋窠臼”（《答少司马杨二由》）。

第二十三章书院的噩运

在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之后，张居正又将眼光放在了教育上。当时教育领域的风气可谓是乌烟瘴气，学生私自贿赂教员，而教员不负责任的同时也非常不自重。这导致很多人开始将名利作为目标，私下为了仕途走贿赂捷径的人越来越多。如此一来，致使学子们不再追求学业，都只是一心想靠走后门进入官场。而一些官员也为了自身利益开始纵容并接受好处。张居正对这种现象感到十分头疼，他认为官场之中的腐败，根源就是从教育开始的。如果想要彻的地杜绝这些现象，那么就要用强硬的手段进行教育风气的改革。

万历三年五月，张居正向神宗皇帝上书，强烈要求"整顿学风、重振人才"，并且请旨要求将教育系统的官员一律换成品行端正、博学多才的官员；要求负责监督教育的官员，要经常亲自到一些州县去考察，广泛地提倡孝道，推举清廉作风；要求学子应该好好读书，不能结党营私，而且不能谈论国家之事。

对于教育方面的改革，张居正还制定了非常严密的条例：

（1）在改革实施以后，各个省负责监管教育的官员都要亲自带领着教员与学子将平时所学习的课程进行探讨，这样就可以满足朝廷对人才的需要；教员以及学子不允许在府学、州学、县学之外的地方私立书院，更不能结党营私，召集一些无用之徒，谈些与学业无关之事；不能妄想走捷径行贿赂之事。

（2）如果教员以及学子在平日里荒废学业，买通官府假公济私或者包揽官司、行为伤风败俗者，一旦证据确凿，不管平日成绩怎样出众，立即开除，朝廷不再录用。

（3）关于朝廷以及国家的弊端，民众都可以直言进谏，但是学子们不能发表任何观点。

（4）各省专管人员，要在朝廷的指示下开办学校，不能越职越权，更不能利用任何理由以及借口为自己谋取利益或者拿到好处为别人谋取官职。

（5）各省管理教育方面的官员，每年都必须亲自前往所管辖的地区做考核，考核结果必须真实上报给朝廷。

（6）在每年的考核过程中，书院的教员以及生儒必须严格地监督，不能出现私自包庇的现象。一旦出现碌碌无为、荒废学业者，立刻开除，不得纵容。如果被开除的学子传播流言或者想私自进行报复，那么就立即查出证据，交由朝廷严惩。

（7）学子文理不通者，考试不及格者，接受助学银有超过十年以上者，全部派到周围地区衙门充当胥吏；接受助学银有六年以上者，派到本地衙门充当胥吏。

对于张居正拟定的这些条例，神宗皇帝十分赞成。因此，神宗皇帝立即下旨，要求相应的部门按照这些条例进行。如果有不按此执行者，立刻罢黜，而且绝不能徇以私情。

张居正想彻的改善教育体系，但上面的措施却明显力度不够。于是，在万历七年正月，张居正再一次上奏要求整顿教育界的风气，而这次的手段更加严厉了——张居正要求全国的私立书院都要彻的禁止开办。因为当时张居正得到了可靠的消息，据说有一个名叫施观民的人违背了朝廷的旨意，私自开办了学院，并且利用机会为自己收敛财富。而张居正也借此称私自开办的学院都普遍出现了这种徇私枉法的行为，因此所有私人建立的书院，全部被查封。同年的七月和十月，张居正又两次下发公文——不许私人创办学院，一旦发现立即严惩不贷。接着，神宗皇帝下达旨意，取消了全国64处学院，很多在历史中非常有名气的书院也在这个时候终止了教学。当时的张居正在推行政策时，非常独断专行，以致张居正的这些做法遭到了很多读书人的反对。而其中，一个名叫何心隐的人反对得最为强烈。

张居正禁讲学后，王艮在开创泰州学派之后，喊着反潮流的口号，要将泰州学派发扬天下。而何心隐当时非常配合地走南闯北，聚集一些群众来听他讲学。何心隐还撰长文《原学原讲》予以驳斥，并且还拟伏阕告状，要与张首辅辩论一番。禁学令下，他视若无物，仍在湖北孝感聚众讲学。他还倡导建立独特的公社式团体，名之曰“会”，提倡在会中“老者相与以安，朋友行与以信，少者相与以怀”。因为搞这一套，他难免被一些人目为“妖人”与“狂狷”。何心隐以布衣倡道，且极端狂热，这对当时处于疾苦之中的民众，不妨说也是一种安慰。他的行为违反了朝廷"不许群聚徒党"的规定，并且他还经常在讲学的过程中出言侮辱朝政，张居正却对他不能容忍，于是湖广巡抚在上报朝廷之后将其打入了大牢。陈瑞调走后，王之垣继任，于万历七年（1579）九月，杀何心隐于狱中。　

改革政策的执行需要有一套自己的班的，因此这就涉及到用人的艺术。对于张居正的用人艺术，熊召政老师概括为六条：

要切实做到公平选人、用人，必须遵循六项原则：一是“毋徒炫于虚名”。不为人的空名所迷惑，而考察其实际才能与成绩；二是“毋尽拘于资格”。不为资历、资格所限，而看有无生气与发展潜力；三是“毋摇之以毁誉”。不要轻易地被舆论的褒扬贬斥所左右，要实地考核，决定弃取；四是“毋杂以爱憎”。评判人才时不要掺杂个人爱恶的感情；五是“毋要以一事概其生平”。不要因一事一时的成败评判一个人，而要看全面与发展；六是“毋以一眚掩其大节”。人无完人，难免有过，不要因一次过错而全盘否定。

而郦波老师在《风雨张居正》中概括的同样精辟： 1、用新人，也用旧人。2、用干事的人，不用说话的人。3、用稳重的人，不用极端的人。

看人：克服六大误差。张居正的名言是“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之道”，他在著名的《陈六事疏》的“核名实”一篇中，专门论述了用人方略。其间，总结了他前后主持十年国事的用人体验，提出看人容易出现的六大误差：徒眩于声名、尽拘于资格、摇之以毁誉，杂之以爱憎，以一事概其平生、以一眚掩其大节。就是说，不听名声而看行为，不问资历而看潜力，不听闲言而看功实，不凭好恶而趋理性，不以一事论英雄，也不以一错定平生。

用人：讲究考核检查。考核与检查必须双管齐下，目前，企业管理者往往在考核和检查中有意无意地倾向于一种，有的倾向于考核，凭借人力资源部出台一套考核方法，实现用人以功实的管理。有的管理者倾向于检查，即以过程监督为主，进行事中管理而不是秋后算账，张居正则认为这两种方法必须兼顾。

调人：感到是一种提拔。巧用而不是滥用平级调动，把岗位轮换用得使员工当成一种提拔，可以化平凡为神奇。一般而言，岗位轮换都有其目的性，不外乎三个想法：一是锻炼人才，提高其综合素质，尤其到基层负责是一般的上升通道，因为这样符合中国人的老规矩“名将出身行武”；二是瓦解帮派，任职时间一久就形成了习惯势力，不便于全局管理，按明朝当时的祖宗旧制，“三、六年考”是规矩，也就是三年就有可能岗位轮换了，比现在通常使用的四年制任期还短；三是利用新人的加入产生新的制衡关系，以利于最高领导控制全盘人马。因此，岗位轮换成为许多决策者的御人大法。

第二十四章用人之道

张居正用人，打破了君子与小人的界限。总结他用人的经验，最核心的一点就是重用循吏、慎用清流。循吏，就是脑子一根筋，只想把事情做好，把结果放在第一位，而不会有道德上的约束；清流则不同，总是把道德放在第一，说得多，办成的事儿却少。

为了调动官员的办事积极性，张居正大力改革吏治，设立考成法，对官员进行定期考核。张居正在考察中裁撤了大批冗员，奖励廉能。万历九年，一次就裁革冗官一百六十九名。在他当政期间，裁革的冗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与此同时，张居正广泛地搜罗人才，把那些拥护改革、政绩卓著的官员，提拔上来，委以重任，信而用之。万历四年十月，神宗皇帝审览了关于山东昌邑知县孙凤鸣贪赃枉法的报告后，问张居正：孙风鸣进士出身，为何这样放肆呢？张居正说：孙凤鸣正是凭借他进士出身的资历，才敢这样放肆；以后用人，当视其才，不必问其资历。神宗赞同了他的意见。这样，张居正又以圣旨为令箭，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不拘出身和资历，大胆起用人才，起用人才时，他主张“论其才，考其素”，对才能和品德进行全面考察。同时，他又注意到每个人的长处和短处，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被他选中的文武官员都在改革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殷正茂等曾受到高拱的赏识和重用，但并未因此而影响张居正的选择。他任命殷正茂为广东提督，平息了地方动乱和海盗的侵袭；张佳胤是高拱最得意的门生之一，此时是应天巡抚，但由于非常正直，张居正上台了也没惊慌。可是棘手的问题却出现了：

徐阶教子不严，导致三个儿子仗着老子的权势在地方上胡作非为。当初高拱抓住了徐阶儿子们的把柄，把徐家往死里整。先是把徐家大片的良田没收充公，又把徐阶三个儿子中的两个先后定罪发配到边疆去了。还是因为张居正实在看不下去，站出来“从容为拱言”，也就是为徐阶辩护，再加下天下人的非议，高拱才收手，没折腾徐家老三，给徐阶留了个儿子在身边儿。

可这个老三也不消停。他看高拱一倒台，他爹的得意门生张居正掌权了，立马就又耀武扬威起来，又霸占了别人家的田地，这主家就到应天知府把徐家老三告了。

张佳胤本来是要秉公办案的，但一看被告是徐阶的儿子，就为难起来：秉公办理吧，弄不好会得罪张居正，那可是他恩师的儿子啊；徇私枉法吧，又要毁掉一世英名，有负社稷和黎民。纠结了一阵后，打定主意，与其进不得，退不能，夹在中间难做人，不如干脆回家算了。就把辞职报告打上去，收拾好包袱，准备走人了。

张居正同时收到了张佳胤的报告和徐阶的信。张佳胤的报告里倒没提徐家的案子，只说是自己能力不够，所以想辞职。可徐阶的信里把这事说得清清楚楚，张居正那是多聪明的人啊，一看就明白张佳胤是因为徐家的案子才要辞职的。

张居正最好的办法是开诚布公。

你看他想救杨继盛的时候，就直接去找徐阶，明知徐阶不会答应，还要做道义上的努力；他要搭救徐阶的时候，就直接去找高拱，明知高拱气量小，还要“从容为拱言”。张居正最会用的手段就是面对问题不回避，不绕圈，直接面对，单刀直入。

张居正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徐阶，一封给张佳胤。

给徐阶的信里先叙师生恩情，承诺为徐家平反昭雪那是一定的事儿，把大事答应下来之后，笔锋一转说到徐家老三的案子，摆明当前的政治局势，说明这桩民事诉讼案现在已经不再是一起简单的案子，那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牵了“张佳胤”这“一发”，可就动了“官场人心”这个“全身”！老师您也是当过首辅的，也教过我要以国事为重，所以这个时候居正我绝不能因事废人。换了老师您，我想也会这么做的。

这话说得在情在理，据说徐阶看了之后惭愧不已。但张居正帮徐家平反昭雪的事承诺下了，徐阶最大的心病也就了了。

给张佳胤的信张居正一句点破，说张佳胤的顾虑还是在党派之间的成见，然后话锋一转，透露了个小秘密说：“自公在郎署时，仆已知公，频年引荐，实出鄙意。不知者，乃谓仆因前宰之推用为介，误矣。”

这小秘密就是你以为你的提升是因为你的老师高拱呀，事实上我现在可告诉你了，那是我张居正很多年前就发现你是个人才，虽然没和你结交，但是我反复在组织部门面前推荐，你才得以被重用的，要较真起来说，你张佳胤不知道——你应该算我张居正的人！

当他紧接着说：“天下之贤，与天下用之，何必出于己？……区区用舍之间，又何足为嫌哉？”

不论是谁推荐的你，那都是为了国家而起用人才，这是公理。我张居正在这个位置，和你张佳胤在那个位置，我们都是为了国家才不辞辛劳、勇担重任的。君子立身为国，当坦坦荡荡，又何必心存芥蒂，分谁是谁的人呢？如果只执迷于此，又如何对得起自己心中那满腹的才学呢？

张佳胤看到之后，心中也不由得一阵惭愧。张居正在信最后对张佳胤提出的“愿努力勋名，以副素望”的殷切期望算是真正打动了张佳胤。张居正接连去过两次信劝慰，他才打消疑虑，认真为朝廷办事。从此他安下心来，秉公断了徐家的案子。收服了张佳胤的心，可以说也就收服了中层官僚中那些摇摆不定的高派官员的心，这一下张居正要在人事上进行大清洗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任用张学颜为户部尚书，让其主持会计，实施田亩清丈，颇有成绩。张居正心胸宽大，不计个人恩怨。他曾说过，“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这一点体现了张居正的精明。

万历六年（1578年），桃源北崔镇的黄河决堤，而导致淮安、扬州两府之间的高邮、宝应等地都被大水淹没。张居正为了寻求治理黄河水患的方法，没少动过脑筋。朝廷里与此有关的河道大臣与漕运大臣之间争吵不断，而张居正又非专业人士，所以他也拿不定主意。

他虽然在水利上不专业，但他在人事上很专业，所以他不管河漕大臣之间的争执，私下里去寻找能治理黄河水患的专门人才。经过多方打听，知道工部有一个叫潘季驯的低级官吏，多年参加黄河与漕运的治理，相当有经验，但他的方法往往不为上层所重视，所以一直屈居下僚。张居正为此亲自登门向潘季驯请教。

张居正一进门就看到潘季驯模拟黄河水道做的一些研究模型，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实践型的人才。再听了潘季驯有关治理黄河的见解与观点，从谈吐中更加确定了这是一个能干事的循吏。所以他下定决心，越级提拔潘季驯来主持黄河治理的工作。

同时，为了保证不让官场上的扯皮和纷争给潘季驯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他又上奏万历帝，把两个相关的职能部门河道与漕运合并裁减成一个，让潘季驯来总理河漕。

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张居正赋予潘季驯治理河漕的最高权力，并亲自为其开展工作肃清了一切障碍。

潘季驯誓死以报张居正的知遇之恩，果然殚精竭虑，潘季驯制定“塞决以导河”，“固堤以杜决”的方针，用一年多时间完成两河工作，筑堤岸一百七十余里，塞决口一百三十多处，又筑遥堤五万六千余丈。此后数年，河道无大患。以大智慧解决了黄河水患，并因此在万历朝受到百姓的爱戴与朝廷的嘉奖。

当时得到重用的还有抗御倭名将戚继光、谭纶。

倭寇是16世纪令中国沿海居民闻之色变的恶魔的代名词。这些由日本人、朝鲜人和中国人组成的海盗，乘坐着长达一百尺、宽达三十尺、船壳厚达七寸的战船，从海上而来。先是走私，继而便发展到杀人越货，再后来则登陆于岸，攻城略地。这些倭寇中的日本武士主要来自山口、丰后、大隅、萨摩和博多湾，以及对马和五岛列岛。他们的初衷不过是想通过和中国海盗的联合军事行动以便迫使中国政府开放对外贸易，给他们一个发财的机会，他们中的领导人甚至幻想能通过明朝的招安而在帝国谋得一官半职。

戚继光是一名罕见的将才，从军“三十年之间，未尝一日不披坚执锐，与士卒共命于矢石之间”（王世贞语）。《明史》上也说：“戚继光用兵，威名震寰宇。”嘉靖三十一年（1552），戚继光应考山东武举，在数百人中脱颖而出。次年夏，被提为山东都指挥佥事，参与当地的防海抗倭。此后十余年间，辗转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再到广东，到处留下“戚家军”赫赫威名。

可是最初戚继光和倭寇还没有正面交手，就差点吃了个大亏。那是嘉靖三十六年，倭寇犯乐清、瑞安、临海，戚继光支援不及时，遭言官弹劾，被免职。

犯了错误受了处分的戚继光改守浙江沿海，到了浙江，戚继光深知那些卫所的军队要和身经百战的倭寇作战无异于驱羊喂虎。这时，他想起了岳飞的岳家军，决定创建一支戚家军，以便和倭寇决一死战。戚继光所招的兵源主要是浙江的金华、义乌等地的农民。他一生坚持这样一个准则：进他的队伍的兵，必须是农民，决不收城市市民。他认为来自城市的人多半是奸滑之徒，远不如纯朴的、吃苦耐劳的农村青壮年。戚继光自1559年开始征兵，当年征了三千，两年之后，增加到六千，到1562年则增加到一万。这种几乎完全由将领个人进行的征兵和练兵方式，在极度集权和武将地处下位的明代是极其罕见的。

戚继光时代的明朝政府军，多年不事征战，加上待遇又低，武将看不到前途，士卒更看不到希望，空有一支二百万人左右的庞大军队，却屡受倭寇和北边瓦剌侵扰，戚继光要重振军备，首先是建立一支能征惯战的队伍。

这时鸟铳、火枪和大炮都已经进入了实战。戚继光以一个军事家的极度敏锐看到了这一点。因而他的部队里，强调的不是个人武艺的高低、手中挥动的大刀的重量，而是一种协同作战的团队精神。戚继光将他的三千军队分为几百个战斗小组，每一小组由一名队长、一名后勤和十名战士组成。十名战士则各有分工，其中四名手操长枪作为攻击的主力，他们的前面又有四名士兵——右方的士兵持大型的长方五角形藤牌，左方的士兵持小型的圆形藤牌，用以抵敌作掩护；之后则有两名士兵手持一种叫狼筅的武器，即连枝带叶的大毛竹，长一丈三左右。长枪手之后，另有两名士兵挥舞放置有火箭的镗钯。在这种名叫鸳鸯阵的战斗组合中，很明显，个人武艺的高低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相反，参战者的协同配合和严明的纪律才是胜利的根本保证。

倭患既除，东南沿海为之一清。这时，蒙古军队屡犯北边，给事中吴时来上疏请召同为一代名将的俞大猷和戚继光北上戍边。但最终成行的却不是在当时名望比戚继光更大的俞大猷，而是“操行不如”的戚继光。

张居正看到，蒙古诸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各部时合时分，彼此也有攻杀。这就完全可以分而制之。他的策略，简略地说，就是“东制西怀”——拉住一个打一个。西怀，就是对俺答诸部的怀柔。

张居正批准戚继光把在浙江时所练的士兵二万人调到蓟州。为了赋予戚继光统筹北部边关的全局，创立了一个叫总理蓟州军务的官衔，这是为戚继光特设的一个职务，以示和其他地区的总兵相区别，本意是能让他带更多的兵，但因和三镇的总兵官权力划分不清，“诸将多观望”。并且把蓟州境内的其他高级将领调往别镇，以免他们可能成为戚继光的绊脚石。同时，张居正的另一位心腹谭纶又非常及时地向皇上提出：蓟州等边地的文官不得干预军事，并且主张戚继光在三年的练兵期内可以不受言官的批评。

于是兵部将他调任蓟州总兵官，能实际控制一镇的军队。可是这样一来，名衔却有所降低，戚继光为此怏怏不乐。张居正那时还只是内阁的普通辅臣，不能直接改变这一状况，便说服隆庆皇帝改任戚为总理练兵兼镇守，可以节制其他两镇总兵，使之便于练兵。

他初到北边，见北地边军纪律松弛，就与谭纶一起调来三千浙兵。浙兵都由他一手训练而成，纪律严整，可充军中骨干。刚到北边那天，正逢大雨，三千兵伫立雨中不动，从早至暮，有如树林。北方边军看见，无不震骇。！

戚继光到北方后，轮训三镇边军，使其声威稍壮。又从沿海招募贫民屯垦，解决了军粮问题。

然后修筑空心敌台。原北京一带边墙是明初大将徐达所筑（并非秦长城）。嘉靖年间陆续修过，但年年有所损坏。戚继光认为，蓟镇边防绵延二千里，只要一处有缺口，则整个边墙都是废的，年年修，年年有塌陷，纯属浪费。他提议，最好跨墙修建空心台，也叫做“敌台”。高五丈，中空，里面三层，上有雉堞（枪眼），内可宿百人。里面铠甲、器械、粮草俱全。

张居正对此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亲自督促建造。历时三年，从居庸关到山海关，共修了1200个，又从后方调来浙兵9000人负责防守。

但戚继光刚刚北调时，有的督抚和兵部的一些人，就看不惯。他们无法否认戚的平倭战绩，就说“南兵”不适合北边。张居正明确表态说，戚继光“才智并非拘于一局”，在南方行，在北方为何就不行？

张居正任首辅以后，把与戚继光惺惺相惜的谭纶调为兵部尚书，又把自己的得意门生梁梦龙调去接任谭纶为蓟辽总督。怕戚继光受朝官们的欺负，张居正特意安排他的学生梁梦龙担任戚继光的直接上司——蓟辽总督。为此，他还写信安慰戚继光说，梁梦龙是其门生，他们的师生关系最好，由梁梦龙担任蓟辽总督，决不会对戚继光不利。

对戚继光性格上的弱点，张居正可说是如父如兄，每每去信予以劝导。反复告诫“愿足下自处，务从谦抑”，劝他不要与人争功，不要无谓冒犯上司。

戚继光也没有让张居正失望，他出任蓟州总兵三年，蒙古俺答汗便和明政府盟约，从此不再入侵中原，双方开设边贸互市。

戚继光的军事才能在镇守蓟州期间再次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根据蓟州的地理条件和同蒙古骑兵作战的特点，从实战出发，加紧军事训练，整饬边防。在他镇守蓟州十六年间，蓟镇一带出现了难得的升平景象，长城内外烽火不燃，老百姓们安居乐业。

李成梁是朝鲜裔人，他自幼生长在辽东，深谙鞑靼土蛮部的虚实。隆庆元年（1567），土蛮部进犯永平府，他援救有功，以参将升副总兵，协守辽阳，从此崭露头角。隆庆三年（1569），斩敌酋张摆失。隆庆四年（1570），俺答的儿子辛爱大举入侵辽东，大明总兵官王治道战死，辽东全线告急。李成梁继任总兵官，坐镇辽阳，他临危不惧，积极修工事，选将校，招健儿，稳住了局势。

　《明史》上说他“英毅骁健，有大将之才”。此言不虚，他确实有一番奇谋。自此后便转守为攻，于隆庆五年（1571），夹击来犯之土蛮部于卓山，斩首580余级。万历六年（1578），率军趁夜出塞，长途奔袭200余里，直捣泰宁部与土蛮部进犯大军的营地——劈山营，斩首430级，此为劈山营大捷。万历七年（1579），土蛮与泰宁部的速把亥两部合驻红土城，分兵进攻锦州、义州（今辽宁省义县）。李成梁趁夜出塞200里，直抵红土城，斩首470余级。此为红土城大捷。万历八年（1580），鞑靼千余骑从永奠入侵，李成梁又出塞200余里，斩敌人750人，尽毁其营垒。

李成梁这个人也有他的阴暗面。史载，他“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对辽东的军费、马政、盐业、政府采购无不包揽，以此中饱私囊，以至“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在战功方面也有水分，仗着边地遥远不易核查，经常谎报战功；若敌人已从别处突入内地，他则拥兵观望，并不出手；有时甚至掩败为功，放纵部下杀良民以取首级冒功。

张居正对这个桀驁不驯的武夫，有着清醒的认识。首先，他极其清楚李成梁的存在，对辽东防务乃至大明的安危都有重要意义，所以从未动过撤换之心。鉴于大局高于一切，张居正对李的污行劣迹做了不少让步。但对李部的所有动向均了如指掌，决不放松。

万历三年（1575）五月，李成梁报称土蛮部拥兵20万来犯，前锋已至近边的大凌（今辽宁锦州东北），“请兵请粮急于星火”（《万历起居注》）。

辽东巡抚张学颜连忙飞报兵部，兵部闻讯张皇失措。

张居正却保持了异常的镇静，他对局势做了估计：此时正当暑天，又大雨连绵，不利于骑兵作战，根本不是北虏进犯的恰当时机，土蛮部不大可能愚蠢若此。他一方面令戚继光严密防守并派兵应援，一方面让宣府巡抚吴兑探查敌情。

结果事实正如张居正所料，张居正接报大为震怒，请旨对兵部和李成梁严词申斥。他批评兵部“彼己虚实茫然不知，徒借听于传闻耳，其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者何异？似此举措，岂能应敌？”张学颜与兵部尚书杨博，两人都是张居正素所倚重的大臣，但张居正并未稍作宽容，同时对李成梁也狠狠敲了一下。

在西边，张居正先后任用以“勋著边陲”的王崇古、“才略明谋”的方逢用镇守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他们修边墙，开屯田，加紧练兵，使防御力量大大加强。

同时张居正又对不满意的人员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出于政治局势上的需要，确实要对原来高拱手下的那批言官进行一次清洗。

在明代，言官的品级一般不高，像六科的给事中，一般也就是七品，那在京官儿里也就是最低的。但由于他们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高层官员一般都注意拉拢他们。反过来，有高层的拉拢，这些言官为了将来的仕途考虑，也愿意找个强大的后台。于是言官就成了帮派。

高拱手下原来的那帮言官跟张佳胤这些人不一样，他们是铁了心跟高拱的，身上的政治帮派标签最为鲜明。张居正不只开除了属于高派成员的这些言官，还把一些好斗分子、好争吵分子趁机也都给清洗掉了。

张居正说过：“二、三子以言乱政，实朝廷纪纲所系，所谓‘芝兰当路，不得不锄’者，知我罪我，其在斯乎！”（《答汪司马南溟》）

海瑞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清官。海瑞的清官之名不仅得益于他的清廉和反贪污，更得益于他大胆耿直的性格和特立独行的做事风格。让他在官场上崭露头角的事并不是他的工作业绩，而是他作为一个六品低级官吏，居然敢抬着棺材上朝去骂嘉靖皇帝。嘉靖皇帝看了海瑞的万言书，虽然气极了，可他反倒没杀海瑞，只是把他给下在了大狱里。刑部上书认为海瑞大逆不道，应该论斩。可嘉靖这个素来睚眦必报的人居然把海瑞的案子压下来不批。，但也不放他，就关在大牢里不闻不问。嘉靖皇帝死了以后，徐阶把海瑞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鉴于海瑞的名声，徐阶决定予以重用。他让海瑞到江南，当了应天府的巡抚，管南京周围几个最富的州府。可他的工作风格和他的人一样太极端，整天只关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要么如何节约办公用纸，要么清查手下有没有人拿回扣，要么就整天在田间地头帮农民跟地主要地。所以他到哪儿上任，当地的富户就紧闭大门，连富裕的商户也不敢开市交易。海瑞在那儿搞了两年，结果当地的赋税减了三分之二。大户人家都跑了，没有了税源。他自己倒是非常清廉，八抬大轿也不坐，骑驴子上班。这样，他班子里的其他领导很不满意，因为他是一把手，既然他骑驴子，那二把手岂敢坐轿？因此都想办法调走。富人都很怕他，穷人和富人打官司，不管谁有理，肯定是富人输。海瑞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人物，但他对行政管理的确缺乏经验。工作搞不上去，海瑞气得骂“满天下都是妇人”，愤而辞职。

生活上他也这样。

据说海瑞在那个时代是唯一一个从不接受贿赂的人，但明朝官员的工资又很低，这是明朝官员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穷，所以就想办法搞钱权交易，而清朝雍正的养廉制度就高明很多。不可能又让马儿跑，还让马儿不吃草，怎么办，就让你吃饱，然后好好干活。朱元璋也早看到问题，所以他们的田地可以不交税，可是却乱占耕地。所以对待官员的待遇应该是在基本物质保证满足后，制定一套监督与实施相结合的防贪与反腐的机制，有丰厚待遇就不应再贪心，否则就往死里打击，明朝却一样都没做好，无论主观和客观都是一个败笔。

其实这个传统要从朱元璋开始说起，朱元璋给一品大员一年1044石米，往下递减，正七品知县一年只有90石米。以知县为例。管理一个县的县官一个月的工资只是7.5石，请注意，这些收入他要拿去养老婆孩子，还有一大批人。知县管许多事，打赏下面的小吏是免不了的。他手下还有一大堆的长随，分等级为大爷、二爷。大爷有门政大爷（看门的），稿签大爷（签押房磨墨的），下面是一群二爷，包括“发审”、“值堂”、“用印”等人，这些人是知县签押房里的办公人员，此外县的重要部门知县都会派人去看着，知县还会带着自己厨师、师爷。这一大帮子人都是县官的手下，全部要他养活。一个月只有7.5石的俸禄，大家就只好去喝西北风了。

朱元璋时代的宏文馆学士罗复仁，为人十分老实，家里很穷，但朱元璋对他仍不放心，有一天跑去他家里看，罗复仁买不起好房子，他只能在郊区买了间破房子度日。朱元璋东拐西拐，终于找到了地方，见两间破瓦房外，有一个人正提着桶刷墙。朱元璋见此人灰头土脸，粉迹满面，以为是给罗复仁干活的民工，便问他：“罗复仁住在这里吗？”

没想到，刷墙的这位听到有人问他，回头一看，大惊失色，慌忙跑过来跪拜，说道：“我就是罗复仁！

朱元璋这才看清他的脸，原来这个人真是罗复仁，再看他的打扮，一手拿着刷子，一手提着桶，衣衫褴褛，和叫花子没什么区别，顿时哭笑不得。半天憋出一句话：“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

罗复仁赔笑着说：“臣家穷，只能将就了。”

在六部中，以吏部（人事部）的地位最为重要，吏部尚书（部长）吴琳为官清廉，后退休回家，朱元璋派使者去打探他的近况，使者到吴琳家乡，考虑到他当过大官，应该有很大的房子，便去寻找。但转了一圈，没有见到什么大房子，他便在路边找到一个正在插秧的老农，问道：“请问吴尚书住在哪里啊？”谁知那老农抬头对他说：“我就是吴琳，有啥事儿？”

当官的还要迎来送往，逢年过节到处走动，俸禄是远远不够的。可是就连这点俸禄，也打了折扣。洪武年间，一到发工资的时候，县官就找人提着米袋去拿自己的工资，7.5石米（活像讨饭的），还算是按时发放，到成祖时候，就只能领到俸禄的十分之六，其余的部分发纸币。明朝初期，纸币通行全国，按说给纸币也没什么，但我们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问题了，成祖时，十贯钞可以换一石米，到了仁宗时候，二十五贯钞才能换一石米。于是种种捞钱新花样纷纷出炉。官员们主要用的是两招：

折色火耗，大家可能听说过火耗这个词，当时交赋税往往是实物，如谷物，丝织物等，但有时也会改征银两和铜钱，而熔锻碎银时候可能会有损耗，官府就用这个名义来征收多余的银两，这些多征的赋税就称为火耗。其实到的有没有损耗，也只有官府自己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多收钱的借口。这一招是官府说了算，要征多少自己规定。

另一招叫做淋尖踢斛，十分值得一提，百姓交纳粮食的时候，官府是用斛来装的，百姓将粮食放进斛里，再称重，计算自己完成的粮食份额。谷堆要按尖堆型装起来，会有一部分超出斛壁，就在百姓为交完公粮松一口气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官吏用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对准斛猛踹一脚！此时超出斛壁的部分谷粒会倒在地上，老百姓慌忙去捡，此时官吏会大声叫喊：别捡，那是损耗！这就是淋尖踢斛，踢出的部分就是所谓粮食运输中的损耗，这部分就成为官吏的合法收入。那么老百姓呢，只能回家再送粮食来。这一招最关键的就是踹斛这个动作。在交粮这一天，官吏们准备好，一旦斛已经装满，便拼命一踹。

所以海瑞很穷，一年只买一次肉，就是在他母亲过生日的时候。他最后的官职是南京右都御史，这是个二品官，相当于监察部部长，可以说是文官中俸禄最高的人之一了。但他家里请不起几个仆人，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动手，吃得也不好，长期营养不良，他死后，佥都御史王用汲来处理后事，一进门看见海瑞的家便痛苦失声。他想不到海瑞临死竟然如此凄惨，家里到处吊着旧布帘子（买不起新布），用的箱子破烂不堪，家里人都穿着补丁衣服。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毫不过分。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海瑞家连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棺材也买不起，出殡的钱还是大家凑起来的。

海瑞到了三四十岁，还跟母亲睡在一个屋里。这样，一旦他的老婆跟母亲有矛盾，他就无条件地休妻。前面有两个老婆因此被休掉了，到了第三个老婆，她和海瑞当时的一个小妾，两个女人在一个月内接连暴亡。有官员曾经就此事上本弹劾海瑞，说两个人是被海瑞逼死的。虽然海瑞申辩说小妾是上吊自杀，而老婆是暴病身亡的，但当时人都认为这和海瑞的恋母情结有关。

不仅对老婆这样，对孩子海瑞也这样极端。

有一次海瑞发现他五岁的小女儿在啃一个烧饼，就很奇怪，问哪里来的。女儿回答说是家里的仆人张三给的。

海瑞一听，勃然大怒，说：“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

那意思就是说张三是个男仆，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从男人手里拿东西吃呢？男女授受不亲，你要是我海瑞的女儿，就应该去饿死，这样才能洗刷你作为一个女人的耻辱！

据说这个女儿听了这话之后，绝食七日而死。

在隆庆朝，海瑞就因为与高拱不合，也因为跟同事的关系比较恶劣，最后被停职闲用了。

张居正当了首辅之后，让每一个三品以上的大臣都向朝廷推荐人才，其中有不少人写信推荐海瑞。当时的吏部尚书杨博就这个问题还专门找了张居正，希望他起用海瑞，但张居正虽然不断当众说海瑞是个好同志，可就是不用他。为什么呢？他觉得海瑞是一个很好的人，做人没有话说，道德、自律都很好。但好人不一定是好官。好官的标准是上让朝廷放心，下让苍生有福。海瑞做官有原则，但没器量；有操守，但缺乏灵活，因此有政德而无政绩。这一点，张居正看得很清楚。张居正不用他，还有一层原因：海瑞清名很高，如果起用，就得给他很高的职位，比他过去的职位还高，这才叫重用；如果比过去的职业低，那就证明张居正不尊重人才。话又说回来，如果你给他更高的职位，他依然坚持他的那一套搞法，岂不又要贻误一方？张居正想来想去，最后决定不用海瑞。

张居正在给海瑞的亲笔信里说：“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仆谬忝钧轴，得参与庙堂之末议，而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议，有深愧焉。”

张居正有一同年叫汪伯昆，安徽人，和另一位同年王士祯一起成为当时诗坛两大领袖。汪伯昆在湖北当了几年巡抚，张居正当了首辅后，把他调到北京当兵部左侍郎，也就是国防部副部长。汪伯昆履任之后，张居正给他一个任务，巡视整个西北的军事设施，北京、蓟辽、陕西、山西这一带。汪伯昆的巡边之旅，第一站就是蓟辽。当时的蓟辽总兵是大名鼎鼎的戚继光。汪伯昆到了之后，首先不是听汇报，探讨军事问题，而是和当地的文人在一起吟诗作赋。张居正听到这个消息后有点不满。汪伯昆回到北京，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章，汇报他视察边境军事的情况。字斟句酌，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张居正看了奏章以后，批了八个字：“芝兰当道，不得不涂。”兰花芝草，都是最好的花草，但它长得不是地方，长在高速路上，路是车走的，不是花园。既然长错了地方，就得铲掉。你汪伯昆是优秀的诗人，就到诗歌协会去，国防部是搞军事的地方，不是你吟诗的地方。这样就把汪伯昆免了官。

第二十五章暗流涌动

张居正自执政后，与太后、冯保相安无事，小皇帝更是在其卵翼之下，在没有权力制衡之后，人性中恶的一面也十分易于滋长。他素有刚愎自用的特点，此时就更为独断专行。这也引起了一些言官的不满。从万历三年（1575）起，弹劾张居正的风波便先后不绝。

万历三年（1574）五月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上疏议事，批评考成法太过苛刻，并暗讽张居正是阿谀之臣。张居正看了奏疏，大怒。随后万历下诏，给余扣了一顶“此必是受了富豪贿赂”的帽子，予以革职，永不叙用。

河南道侍御史傅应祯上疏，讽谏万历失德，实际是暗指张居正误国。他提出，王安石曾以“三不足”误宋神宗，皇上可千万不要自误。他还为余懋学喊冤，认为一个言官以忠言上谏，竟然终身不用，“远近臣民不悟，遂谓朝廷讳直言如此，其逐谏官又如此。相与思，相感叹，凡事有关于朝政者，皆畏缩不敢陈矣”。

傅应祯这下可惹火了万历，要动用“廷杖”伺候。张居正则表示反对，说圣旨一下，人心自当畏惧，就无人再敢于妄言了，劝皇上还是“行仁行义”。于是万历亲笔批示“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问了来说”。傅应祯被打成重伤，到年的发配浙江定海充军。

御史李祯、乔岩也毅然前往探监。三人均被锦衣卫告密，被贬官。

巡按辽东御史刘台，字子畏，江西安福人，隆庆五年（1571）的进士。张居正不但是他的会试主考、廷试读卷官，还曾举荐他当了现在的这个官。就在傅应祯被发往福建一个月后，万历四年（1576）正月二十三日，刘台上了一道著名的《恳乞圣明节辅臣权势疏》。不再拐弯抹角，而是直呼其名，谴责“大学士张居正作威作福，蔑祖宗法”。其言辞激烈，且条分缕析，把张居正执政以来的专横与不检点之处，大加鞭挞。

自万历二年（1574）以来，倒张的力量就在积蓄。一部分言官因张居正弹压言路，产生忿恨，连他的功绩也一概抹煞。他们倒不一定是自身利益在改革中受损，但其言行却代表了一批反对改革的朝官。

次日，张居正依惯例递交了《被言乞休疏》，要求辞职，并在家等候处理。在递交辞呈时，曾伏地痛哭。万历慌忙将张居正扶起，说：“先生起，朕当逮刘台入狱，关他一辈子以谢先生。”

二十五日，张居正再次上疏乞休。他说，现在诸事未安，臣岂敢言去？但臣乃不得已也！臣所处之者，实乃危地也。因为所理之事是皇上之事也；所代者乃皇上之言，现在言官说我作威作福，而我是在代皇上行政，那么肯定非威即福。如此，事事都可以说是作威，事事也可以说是作福，谗言日日喧哗于耳，虽然皇上圣明，不可能听他们的，不能让臣背负恶名，但作为一个臣子不应让皇上如此费心。所以望皇上特赐罢归，以消除议论。另外再选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来担大任吧。

万历当然不可能让他真的走，遂再次劝慰。

另有阁臣张四维、吏部尚书张瀚，因刘台的“檄文”里将他们作为张居正提拔的私人，都觉得脸上无光，也依例上疏求去。万历同样一律打住。张居正仍待在家里不肯出来视事。万历无法，只得于二十六日派司礼监太监孙隆，带着亲笔手敕和一些礼物，去张府慰问。张居正才勉强出来上班。

几天后，刘台被从辽东械送京师，一路带着枷锁押送过来，被打入诏狱。镇抚司审讯之后，拟了“廷杖、遣戍”上报。张居正虽然内心恨刘台入骨，但还是上疏请免用廷杖。最后刘台被削职为民，还归故里。张居正此后又派人去辽东及江西安福，追查刘台的所谓“贪赃枉法”旧事，企图加刘台以重罪。后来刘台果然因罪被遣戍广西浔州（现桂平市）。监督改造两年后，在戍所被诬再次入狱，受酷刑而死。

万历四年（1576）年的，张居正以一品九年考满，加左柱国、升太傅、并荫一子为尚宝司丞。万历五年次子张嗣修会试得中，进士及第。五月，万历果然开始“看顾”张居正的子孙，下诏荫张嗣修为锦衣卫正千户。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却在九月十三日因病突然去世！

张居正立即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按照大明的祖制，官员的祖父母或者嫡亲父母丧，要解职回乡守制三年，此谓“丁忧”。从闻丧之日起，不计闰月共27个月。期满才可以回来上班，谓之“起复”。

但先朝也有特例。宣德元年（1426）的金幼孜、宣德四年（1429）的杨溥、成化二年（1466）的李贤这三位大学士，都曾因丧由皇上特批立即起复，穿素服办公，不用离职回家守孝。这就是非常罕见的“夺情”。

由于夺情不符合典制，所以从正统十二年（1447）起，有明令，所有官员丁忧通通都要回家，一律不准夺情。

闻讣的次日，内阁的另两位辅臣吕调阳、张四维奏请，引用先朝杨溥等夺情旧例，请求皇上准许张居正夺情，继续任职。

几乎是同时，又有御史曾士楚、吏科给事中陈三谟上疏请留首辅。南北各院部官员也纷纷跟进，大力吁请挽留，一时形成所谓“保留”风潮。

万历一开始只是例行公事，下诏表示了慰问，并未提及“保留”。

到了十月上旬，万历才醒悟过来，他哪里离得开张先生？于是公开表态支持夺情，宣谕吏部，准张居正过了“七七”丧期之后，便照旧入阁办事。同时又赐张居正办丧事的香烛等用品数以百计。

冯保也不愿意这位最大的政治同盟者离开。在闻讣之后，马上就和张居正进行过密谋。夺情倡议一起，冯保立作呼应。二更天时，诸臣的“保留”疏从宫门递进，天不亮居然挽留特旨就从宫中传出来了，不可谓不快！

张居正的亲信、户部侍郎李幼滋最先意识到问题的举足轻重，索性捅开窗户纸，建议张居正夺情以保住权力。

按照旧例，在内阁办公室，首辅去职三天后，次辅就搬到原来首辅的位子上去坐，并接受同僚与下属穿红衣拜见。吕调阳是次辅，此次虽然没有迁座位，但坦然接受僚属拜见。

张居正已经感到很恐慌，可是事情还在争论，即使在张居正的营垒里，也有不少人建议张居正还是顺应舆论丁忧为好。张居正的门客、贡生宋尧愈、蓟镇总兵戚继光、原大理寺卿陆光祖等，都劝张居正回乡。戚继光甚至提出可以让徐阶回来干一段，反正徐老年纪大了，不可能久居其位，三年后把权还回来就是了。

李幼滋则坚决反对这种看法，斥之为“宋儒头巾迂论”，他以为人一走，形势如何变化，根本就无法掌控了。眼下百事待举，执宰岂可一走了之？

张居正此时进退两难，与冯保商量了之后，认为还是夺情最为稳妥。

吏部尚书张瀚是由张居正一手提拔上来的，平时唯张居正马首是瞻。冯保传出中旨（皇帝直接下诏），要张瀚带头倡议夺情。张居正在请归的同时，也跟张瀚吹风，让他赞同皇帝的挽留。张瀚故作不解，说：“元辅奔丧，那是应给予特殊恩典的，但这是礼部的事，与吏部何干？”张居正几次派出说客晓以利害，他就是不为所动。居正大不悦，于是拟旨切责张瀚，说张瀚是“奉谕不复，无人臣礼”。当时，廷臣们个个惊恐，都纷纷附和“保留”之议。张瀚拊膺叹息道：“三纲沦矣！”张居正益怒，指使言官弹劾这个叛徒。结果十月十一日，突然有诏，勒令张瀚致仕，吏部全体官员罚俸半年。

为了对舆论有个交代，从九月的起，张居正就按照惯例接连上疏，表示要回乡守制。但是，奏本里却另有文章。他说：“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非常理所能拘也。”然后又说自己哪怕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皇恩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

万历皇帝与张居正又又玩起了双簧，一个坚决走，一个非要留。并且连续三次，张居正便不再坚持要回乡，而于十月十三日提出了“在官守制”的折衷方案。皇帝让司礼监的太监魏朝随张居正的儿子回江陵奔丧，张居正提出，过了“七七”之后，自己不随朝议事，不参加朝廷庆典，只赴阁办公，并且不穿红色官服。

张居正为表示孝心，还提出守制期间，不领工资。万历就特批每月由有关衙门给张家送油盐柴米聊补困境。最荒唐的是，还让光禄寺每天送去酒饭一桌。

反对夺情的官员立刻发起攻击，且来势凶猛，这是万历和张居正事前绝想不到的。

十月十八日，也就是张居正提出“在官守制”的五天后，吴中行首先向老师发难。他的奏疏写得相当煽情，从人伦大义上对张居正施压。他说：元辅昼夜为公操劳，父子相别十九年。这期间，儿子的身体由壮而强，由强变衰，父亲由衰成头白，由头白成苍老，音容相隔开。现在父亲逝于千里之外，却不得临穴一哭，情何以堪！

吴中行很坦然，把奏疏递上后，又把副本给了张居正一份，表示此举是出以公心。次日，赵用贤也上疏，用语极其刁钻，建议张居正赶快丁忧，过段时间再由皇上开恩召回，此为上策。

第三天（二十日），艾穆和沈思孝联名上疏说：张居正若留下，那就是厚颜就列，遇到国家大典，是参加还是不参加？不参加吧，于君臣大义不合；参加吧，于父子至情不合。到那时不知陛下何以处居正，而居正又何以自处？　　

他们还公开指责张居正夺情违反道德，“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说他擅权无异于“宰相天子”；说他行为有类商鞅和王安石，道德和才学却远不如，说他是“愎谏误国，媚阉欺君”……

张居正决定，对他们几个人进行廷杖和充军。礼部尚书马自强知道事情要闹大了，忧心忡忡，亲自出面为吴中行等人疏通。遭到拒绝。翰林院掌院学士（院长）王锡爵，邀集了翰林院赵志皋、张位、于慎行、张一桂等数十位官员求见张居正，要个说法。张居正避而不见。
王锡爵一不作二不休，自己去了张府，闯进灵堂，见到了张居正，当面激烈指责。

张居正无言以对，取出墙上的剑，跪在他面前，边哭边拜：“皇上要留我，而诸位要逐我，我怎么办？怎么办？要杀我吗？”

翰林院的侍讲赵士皋、张位、于慎行、李长春、田一儁和修撰孔教、沈懋学等人，也在上疏阻止张居正。张居正对吴中行等“门生造**”的行为尤为愤恨，暗中已经有话给锦衣卫，将几人往死里打。

然而，张居正这次采用的强硬手段，效果并不佳，反对意见仍未压制得住。

十月二十四日，观政进士邹元标在四人受刑后毅然上疏，对张居正的人品、执政作风全盘否定，要求立即罢免张居正。也受到八十廷杖，发配极边卫所充军。而张居正在士人中的威望却急剧下降。　　

在这之后，仍有布衣韩万言、南京浙江道御史朱鸿谟，先后上疏为吴中行等人鸣冤，皆被严厉处置。翰林院张位、赵志皋等人也因论救吴中行相继被贬谪。又有芜湖生员王律托名海瑞，写了一篇声讨张居正的疏文。后南京操江都御史胡槚为巴结张居正，命太平府（今当涂）同知龙宗武予以严查。龙宗武将王律逮捕，严刑拷打。逼迫王律把无辜的吴仕期牵连进来，两案合并为一。案件审结后上报给张居正，张暗示杀之了事。龙宗武便将吴仕期下狱，故意不给饭吃。吴仕期饿极，将衣服里的棉絮吃尽，仍未死，龙宗武则命人以沙囊堵其口毙之。后王律也被虐待至死。

众人的反对，尤其门生的背叛，让张居正更加一意孤行，有人对此评价为贪恋权力，其实权力只是一把双刃剑，关键是如何使用，为了有效改革，张居正必须拥有权力，所以从这点讲，无可厚非，但致命的地方是没有看到权力在带来荣誉背后埋藏的灾难。

从刘台发难，到夺情风波，张居正失去了往日的稳重。《国朝献征录》说他“志意渐恍惚”，面对异己力量，不再企图以德服人，而是“思以威权劫之，益无所顾忌”。《明史》也说，他从此“闻谤而不知惧，愤戾怨毒，务快己意”。

第二十六章危机四伏

当年十一月初一，当风波尚余尾声时，张居正就对官员队伍开始了“快意”的清洗。他以应对“星变”为理由，建议万历下诏“京察”。半个月后，吏部宣布查处51名官员，都是反对夺情一派的。南京操江都御史张岳，才名本来极高，只因反对夺情而以“才力不及”而降调。

对拥护一派的则尽力提拔。南京吏部尚书潘晟官声素不佳，因为“立场坚定”，反而被擢升。执政时的内阁组成，是经过精心筛选的，多是柔顺听命的仆从。万历给张四维的任命，甚至只是跟随张居正在内阁办事，形同秘书。

即便这样一个内阁，也并非与张居正同心同德。在高拱被逐后首先调进的吕调阳，为人谨慎，凡事模棱两可。张居正始终不大看好他的能力，他内心也未见得服气张居正的一些做法。吕调阳入阁六年，无所作为，在阁办公时常怏怏不乐，仰望屋顶叹息而已。至万历六年（1578）中，坚决上疏请辞，负气走了。

另一个张四维，倜傥而有心计，曲意逢迎张居正。他精通官场经，又擅长边务，但有时仍不免做事不合张居正的意，累遭训斥，也常感极度郁闷。张居正对他，逐渐亦产生反感。张四维曾经一度与冯保关系密切，张居正得知，予以喝斥，不准他擅自交结冯保。张四维心里就越发怨恨。

马自强入阁时间较晚，只在万历六年干了几个月，就病逝了。任职虽然短，却不像其他阁僚那样对张居正只是唯唯。对张的做法，总是力图有所纠正，曰：“吾不能令千秋后居伴食之名。”

申时行是与马自强同时入阁的，但在位时间极长，前后共计十三年。他在张居正死后第二年继任首辅，一直主持大政八年。这是一个老猾的官僚，善于见风使舵，张居正得意时，他一意阿附。居正一死，身后名声有所动摇，他就立刻迎合万历之意，把张居正的所有改革措施基本停掉了。

万历六年（1578）二月二十九日，万历皇帝“大婚”礼毕。张居正认为万事妥当，便递上《乞归葬疏》，要请假回乡葬父。万历开始并不同意，后经张居正再次上疏，才予以批准，他叫张居正于五月就要回来，并且把老母亲一起接到北京来。

万历还特意叮嘱道：“长途保重，到家少要过恸，以朕为念，方是大孝。”又援前朝杨士奇、张熜例，赐给了张居正“帝赍忠良”银印一枚，嘱他如在途中发现朝政有问题，可随时密封奏报。

按照惯例，元辅因故离职，次辅可相机主政。但万历给内阁发了一个帖子，说“有大事毋得专决，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吕调阳知道小皇帝这是信不过他，郁闷之极。张居正走后，恰逢辽东有所谓“长定堡大捷”奏报，万历将之归功于张居正，遂甩开内阁，派太监使者快马至江陵，请张居正亲自制定封赏条理。

这次还乡团的阵容极为壮观，兵部特派一千骑禁军作为随从。除了千骑虎贲之师外，戚继光还从蓟镇前线调来一队鸟铳手，执新式火器随行，以壮行色。张居正最后考虑还是不要太过张扬，只留下了6名。

他所乘坐的轿子，是为此行特制的大轿，须32名轿夫抬扛。轿子前部是会客室，后部是卧室，外部有走廊相通。两名小僮在轿上随时伺候，焚香摇扇。

所过州县，都由地方当局呈献美食，且驱使民夫将道路平整，两旁罗列兵器，气势极盛。真定（今河北正定县）知府钱普一向善于媚上，此次特地找来了一大批江南厨师随队伺候，据说江南名厨因而被他搜罗一空。四月十六日，葬礼隆重举行。张文明的棺木被安葬在荆州西门外的太晖山。这是万历皇帝敕赐给张家的一块坟地，与已故湘献王朱柏的王陵毗邻。皇帝特地派司礼监太监魏朝和工部主事徐应聘负责营葬事宜，礼部主事曹诰专程前来谕祭，尚宝司少卿郑钦、锦衣卫指挥佥事史继书负责一路护送。湖广巡抚陈瑞等一大批地方官员也趋之若鹜。葬礼完毕后，张居正怕老母在路上受不了炎热之苦，就上疏请求推迟归期。拟在九月天凉之后，再行返京。万历哪里肯依，发动内阁部院各级官员上疏催请，他本人也下圣旨，让魏朝留在江陵照顾张母，令张居正务必于五月以内回来。又差遣锦衣卫指挥佥事翟汝敬星夜赶往江陵，负责催促。张居正只得于五月二十一日起程返回。

在回家及返回京城时，张居正都顺路看望了高拱，其实张居正与高拱的关系十分微妙，联手冯保排挤她，可是又让公车为他送行，然后与冯保一度想把他往死里整，此时又去看望。他对人的行为一直如此奇怪，在严嵩与徐阶掐时，两人都是老师，和两人都亲近，不分敌友；徐阶与高拱掐时，一个老师，一个同事，也没什么反应。甚至严嵩辞职回家后，还提出一些优待条件，甚至安排严嵩死后的葬礼。高拱打击徐阶，为他说情，后来还翻案。其实徐阶不往死里打击严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为了迷惑严嵩，把孙女嫁给严嵩的孙子，算亲家，所以施援手也可以理解。

在亲近小人方面，张首辅与凡夫俗子无异。有人送给他一副对联——“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万历野获编》），上联说的是他辅佐嘉靖、隆庆、万历三代皇帝，下联说的是他两个儿子分别得中状元榜眼。辅三朝显然是夸大，儿子的荣耀也大有问题。至于“日月、天人”就离谱了。但这样肉麻的吹捧，张居正也能欣然接受，悬于家之厅堂。

有一位荆州同乡刘珠，是张居正老爹张文明的同年诸生，几十年了也考不出个名堂。隆庆五年（1571）由张居正主持会试，刘“老童生”方高中进士，不过当时年纪已过七十。万历二年（1574），他为张居正贺五十大寿，特撰一联，曰“欲知座主山齐寿，但看门生雪满头”。难为老头儿马屁拍得这么响亮，张居正竟也笑纳（沈德符《敝帚轩剩语》）。

在张居正执政晚期，被人诟病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亲属谋私与纵容奴仆。张居正共有六子，即：敬修、嗣修、懋修、简修、允修和静修。他对大的三个，期望很高，督促他们走科举一途。其中懋修才学最高，张居正视其为“千里驹”。大明的规矩，大臣在建功或考满后，可以“荫子”。“文荫”，是其中一个儿子可以进国子监读书，毕业后任尚宝司丞、尚宝司卿。“武荫”可做锦衣百户、千户，再升指挥同知。这也算是仕途，但不能升到大学士和尚书。张居正希望儿子当中也能出“国器”，便让兄弟三人走上乡试会试的正途。

万历二年（1574），他的长子张敬修会试落第，这是考官没有买他的面子。张居正为此恼恨，竟决定当年不选庶吉士，为此朝中曾有不少议论。万历五（1577）年，三子张懋修因前一年乡试没过关，只有长子张敬修、次子张嗣修进京参加会试，张敬修仍落第，但张嗣修中了二甲一名，由皇帝拔为一甲二名，也就是榜眼，世人大为惊讶。万历八年（1580），三子张懋修终于及第，且中了一甲一名，状元是也，张敬修也中了进士。一门两中，天下大哗。张居正为子弟上进，不惜科场作弊，朝中权贵纷纷效仿，带坏了科场风气。张四维、申时行、吏部尚书王国光、侍郎王篆的儿子也都陆续科场得意。万历十六年（1588）的时候，王锡爵当辅臣，儿子在顺天乡试中第一，再次引起轩然大波。

从那以后，辅臣当国的时候，儿子不允许应会试，就成为了一项制度。

张居正纵容家奴游七，也是令士人非议的一件事。游七是张居正的心腹家奴，相当会看脸色行事。张居正任首辅后，宫中的小太监、朝中的言官，都热心与他交结，相互称兄道弟。执政后期的自我膨胀，使得张居正在处理与万历的关系上，也缺乏应变，过于执拗，从而埋下了身后名毁的伏笔。

万历初年，小皇帝还是一个孩子，“大伴”冯保、李太后、张居正的管束。但是在万历大婚以后，权力结构有所变化。李太后按祖制要退出乾清宫，不能再干政。万历六年（1578）二月皇帝大婚后，万历性格中贪财好货、怠惰嬉游的一面有所爆发，而张居正也对是否能把万历培养成一代圣君逐渐失去了信心。婚后第四天，他便首次下了求财诏书，要户部和光禄寺各拿十万两来给他用。尝到甜头后，趁张居正回乡葬父不在，又要两部寺添加。

第二十七章巨人的陨落

万历八年（1580）三月的时候，万历皇帝到天寿山举行“谒陵礼”，这是小皇帝成人仪式中的最后一项。此礼行毕，就标志着万历可以亲政了。随驾谒陵时，张居正偶感风寒，回来后在家中调理。几天后，他上了一道《归政乞休疏》，正式提出要退休了。他回顾了自隆庆六年（1572）受顾命以来的经历，表示了如释重负的心情，请万历“赐臣骸骨生还故乡，庶臣节得以终全。”万历此时还没有做好亲政的思想准备，对张居正乞休的要求甚感突然，于是很快下诏挽留。张居正上疏再辞，意甚恳切，说自己“神敝于思虑之烦，力疲于担负之重”。他还提出，可否请长假数年以调养身体，这中间如果国家有事，他旦夕可以就道，随时应召。

万历同意，李太后却拒绝。重回内阁办公后，张居正有意放手让万历亲自处理一些政务。万历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主见，对地方官员在公务上的敷衍，都能看得出来，并穷究到的。万历九年（1581）入夏以来，他觉得精神委顿，睡眠与食欲也都不佳。一连数月，不得安宁。到七月，他终于挺不住了，病倒在家不能办公。

于是上疏说：

臣自入夏以来，因体弱过劳，内伤气血，外冒盛暑，以致积热伏于肠胃，流为下部热症，又多服凉药，反令脾胃受伤，饮食减少，四肢无力，立秋以后，转更增剧。自以身当重任，一向勉强支持，又恐惊动圣心，未敢具奏调理，乃蒙宸衷曲轸，特遣御医诊视，传奉温纶，饮以良剂。念臣狗马微躯，不自爱慎，以上贻君父之忧，沐此鸿恩，捐糜难报。但臣自察病原，似非药饵能疗，惟澄心息虑，谢事静摄，庶或可痊，仍乞圣慈垂悯，特赐旬月假限，暂解阁务，俾得专意调理。倘获就痊，臣即勉赴供职，不敢久旷，臣不胜感激恳祈之至。（奏疏十《患病谢遣医并乞假调理疏》）

神宗得疏以后，一面派文书官太监孙斌，到居正私宅视疾，并赐鲜猪一口、鲜羊一腔、甜酱瓜、茄、白米二石、酒十瓶：一面又下圣旨，“宜慎加调摄，不妨兼理阁务，痊可即出，副朕眷怀。”所谓“不妨兼理阁务”，指在宅办公而言，居正这一次小病，固是如此，后来大病的时候，还是如此。直到居正昏沉的当中，他始终没有放弃政权。

张居正病势稍退，皇上的手谕到了：

谕张少师：朕数日不见先生，闻调理将痊可，兹赐银八十两、蟒衣一袭，用示眷念，先生其钦承之。月初新凉，可进阁矣。（见奏疏十《谢圣谕存问并赐银两等物疏》）

张居正复疏自言，“仰惟天光荐被，宸眷郅隆，非臣捐躯陨首，所能报答，亦非敝楮殚毫，所能宣谢，惟有镂之肺腑，传之子孙，期世为犬马，图效驱驰而已。”经过几天调摄以后，居正还没有销假，神宗再派文书官邱得用视疾，促其进见，又赐银八宝四十两、甜食、干点心各一盒。张居正续假五、六日，又说：“臣养疴旅邸，倏已再旬，虽违远天颜，旷离官守，而犬马依恋之心，无时无刻，不在皇上左右。”（同卷《谢遣中使趣召并赐银八宝等物》）

万历马上派了四员御医前去诊疗。张居正在上疏谢恩时，趁机提出了请长假的要求。据他自述，自己的病是“因体弱过劳，内伤气血，外感暑热，以致积热伏于肠胃，流为下部热症”（《患病谢医并乞假调理疏》）。万历对情况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让他一面疗养，一面在家处理公务。几次派文书官前去探视，带了不少赏赐去。到八月中，慢慢痊愈了。君臣一个月未见，两人都很高兴，马上谈起了具体的事务。　这一年的十一月，张居正十二年考满，万历对他大加褒奖。加上柱国、太傅等勋荫，就是在这一次。转过年，万历十年（1582）的二月，张居正再次病倒。他上疏说：

臣闾巷韦布之士耳，非有硕德鸿才，可以庶几古人之万一。幸逢英主在上，臣得以谫劣，佐下风，效启沃，十年之间，志同道合，言听计从，主德昭宣，圣化旁洽，伊尹之所愿见者，臣亲见之，其所愧耻者，臣幸无之，即千万世而下，颂我皇上圣德神功为尧舜之主，臣亦得以窃附于尧舜之佐矣。此之荣遇，虽万钟之亭，百朋之锡，岂足以拟之哉！故臣向者每被恩命，辄控辞而不已者，良以所庆幸者大，而爵禄非其所计也。乃若诏禄、诏爵，虽朝廷所以驭臣之典，亦宜稍加节制，而不至横溢，乃足为劝。三公穹阶，五等厚禄，上柱崇勋，在先朝名德，咸不敢当，乃一朝悉举而畀之于臣，所谓溢恩滥赏也。至于符节世赏，部宴大烹，臣前九年考满，皆已冒叨，兹又岂可重领？反复思惟，如坠渊谷，故不避烦渎，再控于君父之前。伏望圣慈，谅臣之衷，素无矫饰，矜其愚而俞允焉。碎首陨躯，不敢忘报。（奏疏十一《再辞恩命疏》）

据王世贞的《嘉靖以来首辅传》说，张居正的病，是因为房事精力不足，每天吃“房中药”，药引发燥火，又服用寒剂下火，结果生成痔疮。

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也持这一说，说是张居正服用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京官们不知内里，以为时髦，竟然纷纷效仿，大冬天都光着脑袋。

还有更具体的说法，是张居正之所以房事精力不济，是因为戚继光送了他两位胡姬——波斯美女，附带又送了些海狗肾。这海狗肾就是强力春药。张居正这次病倒后，感到有必要好好治疗一下，便请了徐阶的医官赵裕，才弄清楚了病症，并做了痔疮切割手术。在这前后期间，内阁公务都是拿到张居正的寓所来办的。

首辅病倒了，百官不知所措，几乎所有的大小官员，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勋戚、翰林和言官，都陷入了一种狂热中，纷纷做佛事摆道场，为首辅祈祷。接着五城兵马、锦衣卫也动起来，“于仲夏赤日，舍职业而朝夕奔走焉”（吕毖《明朝小史》）。六部的长官手捧香炉于烈日下，跪拜精心撰写的祈祷词章，时间一久，竟站不起来了。所拜过的词章要用红色锦缎蒙起来，呈送张居正。张居正深居不出，就贿赂其家人，务求一见。只要首辅大人开颜一笑，或点头表示赞赏，就心满意足。各官争相招揽词客，不吝花费，就为求得张居正一点头。旬日之间，南京衙门也群起效仿；继而各省抚按也纷纷开始烧香拜佛。

张居正的病情不断恶化。六月初，他向万历上了一份奏疏，请求致仕，万历未允，张居正再上一疏，居正奉命以后，上疏再辞，第二疏词更痛切，他说：“今日精力已竭，强留于此，不过行尸走肉耳，将焉用之？”（《再恳生还疏》）万历虽然有时恼恨张居正的严苛，但此时也不免慌乱。据说，他深为忧虑，涕泣不食。经常派宫内厨师为张居正送饭菜。一时黄门使者，道路相望。京中有人见了，甚至有感叹下泪的。六月十二日，因辽东镇夷堡大捷，有上谕论功，张居正进太师，一子荫锦衣卫指挥同知。

六月十八日，万历派司礼监张鲸携手敕慰问张居正，并询问身后国家大计，张居正已近于昏迷，强撑着安排后事，写了一封密奏，推荐礼部尚书潘晟、吏部左侍郎余有丁入阁。稍后，又推荐张学颜、梁梦能、徐学谟、曾省吾，许国、陈经邦、王篆，谓大可用。次日，万历照准潘晟、余有丁入阁，其余人的名字贴在御屏上，以备召用。并再派太监慰问，就便继续询问身后措置。但张居正已陷入弥留，说不清话了。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去世，时年58岁。万历得到张居正病殁的消息，下诏罢朝数日。两宫皇太后、皇上、和皇弟潞王，赐赙银一千余两，司礼太监张诚监护丧事。一切饰终的典礼都完备了：赠上柱国、赐谥文忠、予一子尚宝司丞、赐祭十六坛。灵柩即将启程归葬时，申时行等上疏请派员护送。万历照准，派太仆少卿于鲸、锦衣卫指挥佥事曹应奎护送回江陵。七十老母赵太夫人也坐驿车回去。

张居正死后，将升为首辅的，是现在的次辅张四维。潘晟的资格入阁后要排在申时行的前面，这就一下触犯了两个现任阁臣的利益。

第二十八章致命一击

张、申立刻看出冯保向内阁安插亲信的用意，两人迅速结成新的同盟。张四维深知申时行以屈居于潘晟之下为耻，便鼓动申一起向言官吹风，要把潘晟这个不要脸的拒之门外。

六月二十三日，也就是张居正死后第三天，御史雷士桢首先闻风而动，上疏弹劾潘晟秽迹昭彰，不足以委以重任，请皇上收回成命。万历接到奏疏后，有点犯难，考虑到不能元辅刚走就否定其遗疏，便下诏驳回，说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第二天，给事中张鼎思、王继光、孙玮、牛惟柄、御史魏允贞、王国等人也开始上疏，潘晟已经离开原籍来上任，在半路听说消息，连忙按被参的惯例上疏请辞，停在杭州待命。万历只好把他退休待遇提到辅臣级。

十二月初七，山东道御史江东之上疏，弹劾冯保的亲信书记官、锦衣卫同知徐爵。十二月初八，又有江西道御史李植上疏，直指冯保“当诛十二大罪”。又揭发吏部尚书梁梦龙以三万两银，托徐爵贿赂冯保，谋得此职。任命下来后，竟然前往徐爵家拜谢——“受命公朝，拜恩私室”。

万历批示将徐爵逮入诏狱审讯，后移交刑部拟斩。对梁梦龙，万历暂时没动。但又有人穷追，万历不想再保了，勒令其致仕。李植继续上疏：

其一，冯保的亲信张大受、徐爵都是逃犯，冯保明知道还收为心腹；

其二，徐爵参与批阅奏章，凡重要机密，紧急军情，皇上还没看，徐爵都知道，抢先泄露于外。在宫内窥伺皇上起居，打听圣母动静。听到宫内的戏言亵语，就出去宣扬。人家以为他好大神通，争相攀附，竟致其门庭若市；

其三，公主选驸马，入选者是靠贿赂冯保才被顺利选中的；

其四，皇上赐给乳母田庄银两，冯保先勒索两千五百两；

其五，御用监买来的珠宝，冯保挑选低劣的给皇上用，贵重的尽入私囊。连罚没的赃物他也窃为己有；

其六，冯保的房子店铺遍布京师，数不胜数。原籍深州造有私宅，规模之大，可比王府，有房间五千多间；

其七、冯保之弟冯佑在太后居所内高声辱骂太监，冯保之侄冯邦宁兄弟在皇帝所选的九嫔之中，挑了两个绝色美女做妾（享受皇上级别待遇）；

其八、冯保竟敢僭用皇上才能用的黄帐。

奏疏还捎带了一笔，说冯保“密迩辅座，掌握中枢”。就是亲近辅臣，控制外廷。

万历批示，冯保罪恶深重，本该杀头。但念他是先帝托付，效劳日久，姑且从宽，发往南京闲住。而且还令“赏银一千两，衣服两箱”。

冯保临去的时候，慈圣太后还不十分清楚，她问神宗为什么。“没有什么，”神宗说，“只是老奴受了张居正的蛊惑，不久自会召回的。”

浙江道监察御史王国进行上疏，又举出冯保“十大罪”，要求比照武宗时处死权阉刘瑾之例，处死冯保。万历哪里会接受这建议，见王国没眼力，却罚他到南京的衙门待职去了。后又有御史李廷彦继续弹劾冯保，万历恼火了，让他停职反省。奏疏里都提到了冯保敛财的事，万历几天后下令抄冯保等人的家。

万历十年十二月十四日，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上疏，论已故太师张居正十四大罪，“大略言其贪滥僭窃，招权树党，忘亲欺君，蔽主殃民。”（《明神宗实录》万历做出答复：“居正朕虚心委任，宠待甚隆，不思尽忠报国，顾乃怙宠行私，殊负恩眷。念系皇考付托，侍朕冲龄，有十年辅理之功，今已殁，故贷不究。”

对于张居正的亲信庞清、冯昕、游七等人，万历没有放过，下令逮入诏狱严刑审讯。四天之后，四川道御史孙继先上疏，继续“追言往事”，请求将先前因弹劾张居正而得罪的吴中行、赵用贤、艾穆、邹元标、余懋学、傅应祯、王用汲等一干人召回复职，刘台等已被冤死的，给予恩恤。言官陈与郊、向日红等亦上疏跟进。对平反，他同意了，下诏说：“朕一时误听奸恶小人之言，以致降罚失中。凡是这奏本上列名的因建言得罪的，俱起用。其余有类似的，吏部都查明报来。”

山西道御史魏允贞，弹劾张居正时代前后几任吏部尚书张瀚、王国光、梁梦龙，说他们是靠拍张的马屁过日子，吏部选官全是张的授意。再有御史张应诏，弹劾刑部尚书殷正茂、兵部尚书兼两广总督陈瑞曾贿赂过张、冯。这两人的名声本来就不是很好，万历当即勒令致仕。

又有御史黄钟揭发湖广巡抚陈省曾重金贿赂张居正，还派遣兵卒数百名守卫江陵张家，每年费银数千两。万历马上将陈省削职为民。此外几任兵部尚书张学颜、吴兑，礼部尚书徐学谟、工部尚书曾省吾、刑部尚书潘季驯、吏部侍郎王篆、蓟永总督戚继光、陕西总督高文等，皆或贬或免。

张居正与老师徐阶比起来，最致命的缺陷就是在安排“接班人”的问题上，没有设法物色一两位能力超群、志同道合的后备人选插入内阁，直到最后一刻都还要事必躬亲。内阁中任用了一批无能且不忠诚的同盟。

在万历的纵容下，对张居正的攻击还在升级。南京刑科给事中阮子孝弹劾张居正的三个儿子及王篆的两个儿子“滥登科第”，说他们的学位是作弊得来的。万历即令将这五人全部革职。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下诏宣布，追夺张居正所有官衔，包括上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师的荣衔，并革去其子张简修锦衣卫指挥同知职。到八月，再夺张居正“文忠公”谥号。

张四维的门生李植再次站出来，揭发张居正有“篡逆”之心，“即斩棺断尸，尚有余罪”，其言辞之激烈，登峰造极。他还与江东之等勾结起来，一唱一合，交章弹劾吏部尚书杨巍等人是张居正余孽。他们这样丧心病狂，意在兴起大狱，搞死一批人。有人揭发，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曾于张居正死后，以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黄金三万两、银子十万两贿赂冯保——可是抄冯保的家，并未抄出这些东西来。有人检举张居正家有银火盆三百个、张家几位公子胡闹打碎的玉杯玉碗有好几百只。

应该说，张居正在大明的官员中，虽不属十分廉洁，但也不是贪渎成性之人。他历来标榜“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曾有一知县向他行贿遭拒绝，以为是嫌少，便又多加了一条玉带再送去。张居正两次奉还，并致信说：我一直以“守己爱民”四字与你共勉，你居然会以为我嫌礼品少，还是认真思之以自励吧。据他自己说，两广将帅先后欲向他送的礼，有万金之多，他都一概拒绝了。据说，隆庆六年（1572），湖广抚按建议为张居正修建牌坊，张居正没有同意。抚按就把募集来的钱送到了张家。因这钱不大好退回，张居正便提议，此钱交给地方官府，作为张家购买辽王府的款项。但后来这钱只做了废王府的装修款，而且大大超支。张居正表示，愿用历年的工资、赏赐和田租来偿还，但最后还是由地方官“统筹解决”了。因此，说张家在江陵修建的大宅来自民脂民膏，就是来自这个传闻。

一塌糊涂的言辞让万历受不了了，就接连下诏：

先前权奸当道的时候，科道不置一词；等到罪人已被逐斥，又纷纷攻击不已，实在有伤国体。言官论人，就应该实事求是。不知道事情的始末，不分人品的高下，动不动就肆意诋毁，弄得大臣人人自危，成何体统？奸党现已斥退不少了，今后要为国家爱惜人才，讲究“和平之道”，再有违旨追究往事的，定重治不饶！

兵科给事中孙玮于万历十年（1582）十二月就紧随杨四知之后，弹劾原福建巡抚劳堪秉承张居正之意，于隆庆年间将秉公调查辽王案的刑部侍郎洪朝选下狱逼死。万历十二年（1584），洪朝选的儿子洪竞上疏，要求惩办冤案的制造者。都察院副都御史丘橓也上疏，提到了应该对劳堪定罪。云南道御史羊可立上疏“已故大学士张居正隐占废辽府第田土”。万历命湖广抚按核查。辽王朱宪早已死掉，他的次妃王氏呈了一本，要求调查“大奸巨恶”设计陷害亲王、强占王坟、霸占产业、侵夺皇室的罪恶。这个奏本，是要全面地翻废辽案。里面还特别提到了一句，即：辽王家财“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

这引起了万历的极大兴趣，下令派人前去照着奏本内的原王府所有财产，包括湖泊水田，一应财产，全部抄没入官，变卖后将银子拿回来。金银财宝也要查明白，都追缴上来，不许隐瞒、包庇，如有人敢，就要拿来重治！

刑部侍郎邱橓这一行人从北京出发了。出发以后，邱橓接到在朝几位大臣的书牍。内阁大学士申时行说：“圣德好生，门下必能曲体，不使覆盆有不照之冤，比屋有不辜之累也。冀始终留神，以仰承圣德，俯慰人心。”许国已入内阁了，也说“愿推罪人不孥之义，以成圣主好生之仁，且无令后世议今日轻人而重货也。上累圣德，中亏国体，下失人心，奉旨行事者亦何所辞其责。”最沉痛的是左谕德于慎行的一书，洋洋千言。他说：

江陵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且江陵平生，以法绳天下，而间结以恩，此其所入有限矣。彼以盖世之功自豪，固不甘为污鄙，而以传世之业期其子，又不使滥有交游，其所入又有限矣。若欲根究株连，称塞上命，恐全楚公私，重受其困。又江陵太夫人在堂，八十老母，累然诸子皆书生，不涉世事，籍没之后，必至落魄流离，可为酸楚。望于事宁罪定，疏请于上，乞以聚庐之居，恤以立锥之地，使生者不致为栾、郤之族，死者不致为若敖之鬼，亦上帷盖之仁也。

但是一切的话，邱橓都付之不理。

地方官员谁也不敢怠慢，把张家人赶到旧宅里，将门封住，禁止出入。当张诚等赶到开门查抄时，里面老弱已经饿死十几口人了。两位钦差到后，死命追赃，广事株连。他们按照万历的思路，预先估计的财产，大约有银200万两。几日内，便将查抄结果上报：江陵宅内，大概有金2400两，银107000两，金器3700两，金首饰2400两，等等。北京这边的府第，刑部也报上来，折银10600两。

丘橓下令严刑拷打，追逼到的。

张居正三子懋修受刑不过，诬陷称有大约30万两银转移到了曾省吾、王篆、傅作舟等家。懋修投井不死，不食又不死，侥幸保存一条性命；敬修自杀，并留下血书：

呜呼，天道无知，似失好生之德，人心难测，罔恤尽瘁之忠。叹解网之无人，嗟缧绁之非罪，虽陈百喙，究莫释夫讥谗，惟誓一死，以申鸣其冤郁。窃先公以甘盘旧眷，简在密勿，其十年辅理之功，唯期奠天下于磐石，既不求誉，亦不恤毁，致有今日之祸；而敬修以长嗣，罹兹闵凶，何敢爱身命而寂无一言也。忆自四月二十一日闻报，二十二日即移居旧宅，男女惊骇之状，惨不忍言。至五月初五日，邱侍郎到府；初七日提敬修面审，其当事噂沓之形，与吏卒咆哮之景，皆生平所未经受者，而况体关三木，首戴幪巾乎！在敬修固不足惜，独是屈坐先公以二百万银数，不知先公自历官以来，清介之声，传播海内，不惟变产竭资不能完，即粉身碎骨亦难充者！且又要诬扳曾确庵（省吾）寄银十五万，王少方（篆）寄银十万，傅大川（作舟）寄银五万，云“从则已，不从则奉天命行事！”恐吓之言，令人胆落。嗟此三家，素皆怨府，患由张门及之，而又以数十万为寄，何其愚也！吾意三家纵贪，不能有此积，亦不能完结此事，吾后日何面目见之，且以敬修为何如人品也。今又以母、子、叔、侄，恐团聚一处，有串通之弊，于初十日，又出牌，追令隔别，不许相聚接语。可怜身名灰灭，骨肉星散，且虑会审之时，罗织锻炼，皆不可测，人非木石，岂能堪此！今幽囚仓室，风雨萧条，青草鸣蛙，实助余之悲悼耳。故告之天地神明，决一瞑而万世不愧。暖乎，人孰不贪生畏死，而敬修遭时如此，度后日决无生路！旷而观之，孔之圣也而死，回之贤也而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者，予于此时，审之熟矣。他如先公在朝有履满之嫌，去位有忧国之虑，惟思顾命之重，以身殉国，不能先几远害，以至于斯，而其功罪，与今日辽藩诬奏事，自有天下后世公论，在敬修不必辩。独其虚坐本家之银，与三家之寄，皆非一时可了之案，则何敢欺天罔人，以为脱祸求生之计。不得已而托之片楮，啮指以明剖心！此帖送各位当道一目，勿谓敬修为匹夫小节，而甘为沟渎之行也。祖宗祭祀，与祖母、老母饘粥，有诸弟在，足以承奉，吾死可决矣。而吾母素受辛苦，吾妻素亦贤淑，次室尚是稚子，俱有烈妇风，闻予之死，料不能自保。尤可痛者，吾有六岁孤儿，焭焭在抱，知亦不能存活也。

五月初十日写完此帖，以期必遂，而梦兆稍吉，因缓。十二日会审，逼勒扳诬，慑以非刑，颐指气使，听其死生，皆由含沙以架奇祸，载鬼以起大狱，此古今宇宙稀有之事。上司愚弄人，而又使我叔侄自愚，何忍，何忍！

邱侍郎、任抚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三尺童子亦皆知而怜之，今不得已，以死明心。呜呼，炯矣黄炉之火，黯如黑水之津，朝露溘然，生平已矣，宁不悲哉！

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已完结矣，愿他辅佐圣明天于于亿万年也！

关于当时拷问的情形，懋修也有一段记载：

有一部堂讯狱日：“汝先大夫与戚帅相结，凡有书问，虽夜中开门递进，意欲何为？莫非反状乎！”

懋修答日：“边烽紧急，宰相或不得坚卧不省。”部堂意阻。（书牍十二《答总兵戚南塘授击土蛮之策书》附注）张敬修自杀，满朝震惊。

刑部尚书潘季驯闻讯，悲不自胜，毅然接连上疏，请求保释居正家属，直言“治居正狱太急”，提醒说张氏家属已有数十人毙于狱。

当时的首辅申时行也上疏道：“现籍没其家，国典已正，众愤已泄。若其老母衣食供给不周，子孙死亡相继，皇上您也有不忍吧！”

万历饶了张家的家属，但是对于财产仍抓得一丝不苟，特别叮嘱张诚马上把荆州抄出的财物押解进京，不便于运输而又来不及变卖的（如石牌坊等），交由当地巡抚来办。在北京，刑部等衙门把张居正在京的财产110扛，尽数解入内库。到当年十一月，张诚也将荆州抄到的100扛财物解回北京。兴师动众地抄了一回，连房子带地，全部折成银子，总共不超过20万两，不及严嵩的十分之一。

为何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打击如此的迫不及待，并且打倒后，又踏上一脚，让他永不得翻身的架势呢？其实这是长期积累的矛盾的总爆发：

张居正当权十一年，在一五八二年病死。朱翊钧已二十岁，蛇蝎性格随着他年龄的成长而大量显露，他恨透了在他幼年时对他生活管教过严的宦官冯保和在他幼年时对他读书要求过严的张居正。

朱诩钧十岁时，就经常拷打身边的宦官和宫女，把这些可怜无助的人拷打到死。冯保向李太后报告，李太后就责骂朱翊钧，有时候还揍他。有一次李太后暗示他如果不停止凶暴，可能有被罢黜的后果。至于张居正，他兼任皇家教师，往往在朱翊钧早睡正甜时，强迫他起床读书。在他读错字时，又声色俱厉地纠正他。

由于李太后的信任，张居正担当的角色，有时的确有一点尴尬。在朝廷里他是首辅，在皇帝面前，他是老师。作为首辅，他必须听命于皇上；作为老师，他又得严格管教学生。这两种角色常常产生冲突。李太后是一个严厉的慈母，因此她希望张居正是一个严格的老师。小皇帝一直很怕张居正。他从来不喊张居正的名字，而是恭恭敬敬地称“元辅张先生”。万历六年，十六岁的朱翊钧成婚之后，李太后再也不能住在乾清宫里监护他了，就回到了自己的慈宁宫。回去之前她把张居正找来谈了一次话，她说她现在再也没有办法监护皇上了，要张居正承担师相的责，任对皇上多多管教。但此时的朱翊钧已不是当年的孩子了，他开始有自己的主见并在贴身太监的引诱下，滋长了游玩之心。有一次他溜到西城去玩，带着孙海和客用两个贴身太监。喝得半醉时，朱翊钧吩咐找两个宫女唱唱曲，于是太监找来了两个宫女。朱翊钧要两个宫女唱坊间的流行小曲。两个宫女说不会唱。朱翊钧很生气，抖威风说：“我叫你唱歌你还不会唱？推出去斩了！”天子无戏言，出口的话都是圣旨啊。孙海一听，这可闹大了，本是偷着出来玩的，闹出人命来可就麻烦了，就赶紧提建议，不要斩了，把两个宫女的头发削掉，代替斩首。

这件事被李太后知道了，很生气。第二天把两个宫女找来，问明情况以后，就跑到了奉先殿，在丈夫隆庆皇帝灵前哭起来了。说儿子现在就这样浪荡，哪当得了皇帝，妾身准备把他废掉，让他的弟弟潞王接替皇位。万历皇帝一听说吓坏了，赶紧跑到太后面前哭，跪在地上不起来，希望得到原谅。李太后说，这件事要看张居正怎么说。在太后的授意下，张居正替皇上写了一个检讨书，叫罪己诏，颁布出来，承认这件事做得荒唐，今后再也不发生了，这件事才算过关。李太后对儿子严格管教，张居正积极配合。朱翊钧因此渐渐地对张居正产生不满。朱翊钧19岁时，成熟了，想自己管理国家。张居正也看出万历皇帝大了，多次上疏，希望“还政”，把国家的控制权还给皇上。朱翊钧有一次很委婉地在李太后面前提这个事儿，李太后却回答说：“你30岁之前不要提亲政的事，一切听张先生的教诲。”太后对张居正如此信赖，使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由不满变成仇恨。所以张居正一死，万历皇帝迅速对他进行清算。

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成功，利益于他高超的政治智慧与独到的用人之道，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他的行政能力。虽然，他最终以个人的悲剧结束，但他为官之道，仍值得今天的人思考与借鉴。

　张居正在位时，明神宗一直尊其为师。而事实上，神宗不是敬爱他，而是敬畏他。张居正当权的十年，所揽之权，正是神宗的大权。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实际上是蔑视主上的表现。张居正死后，神宗开始寻找复仇的快慰。

这之后，“复辽”的舆论甚嚣尘上。不“复辽”，怎么能说明张居正罪大恶极？万历对这个，似乎兴趣并不很大，事情拖到万历十二年（1584）八月，才算有了说法。

八月九日，万历下诏，指示各衙门堂官会商辽王案件处理事宜，同时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拟复辽爵，及重论居正之罪。”辽王宪节是没有儿子的，要“复辽”，可从旁支过继一个来，这个封号就还可以由这个家族承袭下去。不过，恢复一个被废的宗室封号，对前任首辅再加重论罪，两件事都可能会有难以预料的影响。“复辽”，有可能助长宗室气焰；加重张居正的罪，将使此后所有的执政大臣胆寒！万历之所以将两件事一并提出，侧重其实是在第二点，不“复辽”，就不足以定张居正的重罪。这确是有点太过了，首辅申时行出来说话了：皇上，你若“复辽”，不是颁发一张平反诏书就算完事的，你还要给他重新建王府，今后又要多出一份宗室开支，要不了几年又将多出两三万人吃财政饭！万历被击中了软肋，于是此事搁置下来。

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因为告发张居正最厉害，皇帝给吏部下了个指示，说三人“摘发大奸有功，俱着于京堂不次使用。”就是指令破格提他们做副部长。三人果然以七品御史连升六级，各得正四品少卿职。真是：“京中一日三少卿，狂吠亦得乌纱顶。” 司礼监太监张诚因抄家有功，赐荫弟侄一人为锦衣卫百户。后张诚接任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势威风堪比当日冯保。

万历十二年（1584）八月，对张居正的最终判决出来了。都察院按万历的旨意，参劾已故首辅张居正。这是一份国家起诉书，万历批示了一段话，给张居正做了定论：

“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地亩；假以丈量，庶希骚动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顺、张书都著永戍烟瘴地面，永远充军。”

同时下令，张居正的罪状，要在各省张榜公告。

在此，李太后未置一词，许多人便做出种种猜想，但最重要的或许是李太后身处深宫，亲信有没有，可能当初并不知情，知情时可能为时已晚，无法改变后果，只好默许。依照李太后的性格，或许并不能成为阴谋者。

万历和张、申内阁君臣相通，“尽反其政，以媚天下”（钱谦益《牧斋初学集》）。

而继任的首辅申时行，目睹张居正身后的惨祸，刻骨铭心，此后凡一切事务，均施行“宽政”。

张居正裁汰冗员，以舒财政之困；那么我就恢复冗职，多多益善。至万历二十年（1592），净增139个职位，不仅将隆、万之交所削减的职位全部恢复，还有所增加。

张居正改革学政，裁抑生员；那么我就增加名额，任其干政乱政，鱼肉平民。

张居正整顿驿递，缩减供应；那么我就放宽限制，让禁令名存实亡。

张居正提倡任人唯才，不拘一格；那么我就重新设定资历阶梯，不问能不能胜任，只管资历够不够。

张居正力推考成法，讲究行政效率；那我就废除考成法，行宽厚之政，做与不做，随你们便吧。

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虽然还在执行，但清丈已全部停止。最富庶的江南一带，富户与官府重又勾结，隐瞒土地，降低户等。有的里甲有田千亩；有的里甲仅有数十亩，赋税摊派仍是按照里甲。这又是穷者税重、富者税轻，以致贫户“家破身亡者十之八九”。

贫户不堪压迫，只得破产逃亡，土地兼并死火复燃。常有一州一县的土地，为王府所占达七成，军屯占二成，民间仅占一成！

张居正执政期间，收支平衡，且年年有盈余。万历刚一亲政，就入不敷出，亲政当年就超支54万余两。第二年超支176万余两，以致“计十余年之积，不足为二年抵补之资”（《万历起居注》）。

宫内开支再无人限制，钱不够用，就搜刮国库与州县。户部的年收入，三分之二收入内库；州县则“尽刮库藏，尚不足用”（《明神宗实录》）。

万历十二年（1584），那个把张敬修给逼死的丘橓，忍受不了官场的腐败，上疏痛斥不正之风：“下官多以广交为能，或明送于公门，或暗投于原籍。上官又多以不取为拙，或充囊橐以自肥，或括金币以为赂。”万分感叹，说如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况以官致富，又以富买官！”（《万历邸抄》）万历十四年（1586），南京给事中孙世祯上疏，说：“承运库买金珠宝玉至十九万有奇，若少减数万，即可活数万垂死之命。”（《国榷》）

天启元年（1621），邹元标再次被起用，当上了左都御史，次年，有感于时事，上疏称“居正功不可没”（《明通鉴》）。天启帝遂为张居正恢复生前原官，并给祭葬礼仪，张府房产尚未变卖的一并发还。

崇祯三年（1630），礼部侍郎罗喻义等再论张居正事，崇祯帝下诏发还张居正亲属官荫及诰命。

崇祯十三年（1640），又应张居正之孙张同敞之请，恢复张居正谥号、荣衔，恢复其子孙锦衣卫袭职。张居正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几百年来世人对他的评价往往处在两个极端，称赞他的人过于夸张他的事实，诋毁他的人又使人看不出他本来的面目。张居正的一生经历了明中叶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他既是帝师、内阁首辅，位极人臣，又是一位杰出的改革家。终明一朝，生前得晋太师之位的，阁臣中张居正是第一人；既晋太傅又晋太师者，惟张居正一人而已。

第二十九章毁誉参半

张居正作为一位改革家、政治家，他是成功的，青史留名。当国十年，辅佐幼主，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推行“万历新政”，力图中兴大明王朝。但作为帝师，他是失败的，是彻的而痛心的失败。他费尽心血、精心抚养的万历小皇帝不但没有如他所愿成为一代明君，还落得一个荒唐、好色、冷酷的名声。张居正忠心耿耿、一心为主，换来的却是死后家破人亡，自己也差点被“剖棺戳尸”。结果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张居正也许永远不会明白，他之所以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封建社会的君主政治中，无论多么呕心沥血、居功至伟，他都只是统治者的一个工具、一个砝码。尽管张居正一生赤胆忠心，但他“威权震主”，这无异于为自己的命运埋下了隐患。

张居正作为一个声名显赫的历史人物，人所共知。张居正既有改革家的一面，又有政客的另一面；既有公开示人的一面，又有隐私的另一面。

张居正是一个改革家，他的改革成就，连提倡“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都难以比肩。因为他不像王安石那样，把《周礼》作为理论根据与出发点；而是秉承法家“不法古”、“不循礼”的作风，革故鼎新，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他首先从政治改革下手，整顿吏治，推行“考成法”，改变官场流行的颓靡习气———“一味甘草，二字乡愿”，力求构建“朝下令而夕奉行”的氛围，使得“大小臣工鳃鳃奉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然后才有可能大力推行财政经济改革，清丈耕地，整理赋税，把隐匿、逃税的耕地清查出来；继而把在南方部分地区出现的“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使赋税和徭役货币化，人头税向土地税转移。

他以理财家的独到眼光，在财政经济改革中，强调“不加赋而上用足”（不必增加赋税而使得国库充裕），为此两手并举：一手是“惩贪污以足民”；另一手是追查逃税、漏税，增加国库收入。这比那些只会仰仗加税来解决财政赤字的理财家高明多了。

这是他的一面，还有另一面。《明实录》对他的盖棺论定，既肯定他的改革业绩，也指出另一面：“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幸。”这十六个字，刻画的就是一副政客面貌。当时的一位言官江东之对他的批评，也有类似的概括：“才太高，性太拗，权太专，心太险。”张居正这个铁腕人物，在权力斗争中，常常不择手段，他的口头禅是“嫌怨有所弗避”、“不拘泥于常理”。这种政客作风，在“附保逐拱”与“王大臣案”中，流露得淋漓尽致。

隆庆皇帝去世以后，内阁首辅高拱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之间的权力争斗白热化，高拱发动言官弹劾冯保，企图罢黜司礼监，把权力收归内阁。在双方的权力博弈中，张居正的动向是举足轻重的，是双方都要争取的同盟军。按理说，作为内阁次辅，他应该全力支持内阁首辅，打击太监势力，加强内阁权力。然而，张居正的考量非常功利主义：如果支持高拱打倒冯保，那么他依然是第二把手；如果支持冯保打倒高拱，他就可以由第二把手上升为第一把手。于是乎，他表面上敷衍高拱，说什么打到倒保就好比除掉一只死老鼠那么容易。暗地里，他与冯保密谋策划，把高拱在内阁中的牢骚话：“十岁孩子如何治天下？”叫冯保告诉隆庆皇帝的遗孀———皇后与皇贵妃，以及小皇帝，利用他们的孤儿寡母心态，除掉高拱。

直到御前会议之前，高拱还以为张居正是支持自己的，今天的会议一定是宣布冯保的垮台。结果恰恰相反，太监宣读的“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指责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这份皇后、皇贵妃与皇帝联名签署的圣旨，以不容争议的慎重态度，宣布对高拱的处分：“回籍闲住，不许停留。”罢了他的官，必须立即离开北京。

在贪赃枉法，贿赂横行的官场，张居正也不能免俗。他善于敛财，却不随便接受一般官员的贿赂。

《明代宦官》和《中国反贪史》序言中说的以三万两黄金及大批珍宝贿赂冯保，而据《明神宗实录》(卷一三一)所记，那是万历十年十二月直隶巡抚王国参劾冯保奏疏中的话，说“辅臣张居正病故，保令徐爵索其家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十万两”，《天水冰山录》附录所记也当本此。既在张居正“病故”之后，不管有无其事，都不关乎他的“行贿”，所以这项腐败也应予否定。这样，张居正“最大弱点”的“腐败”就只有“受贿”一项。王先生说，《张居正》、特别是第四卷，对其腐败“有比较充分的描写”；笔者则认为，它并未得到切实的描写，反倒是作品对主人公的另一个重要粉饰点。

此外，张居正在生活上妻妾成群，奢侈无度，也留下了道德上的瑕疵，这自然不能不贻人以口实。在江陵，他建造太师府第，神宗不但亲笔为他书写了堂匾、楼匾、对联，而且还拿出一笔内帑，作为建造资金。上行下效，于是全楚官员纷纷出资纳贿。张居正故里石碑这座豪华的府第，历时三年才建成，耗资达二十万两白银，而张居正拿出来的还不到十分之一。他还在京师建造了一座同样豪华的官邸，据目击者说，其壮丽不减王公府邸。张居正家被抄时，抄出黄金万余两，白银十万余两，这数字虽然远远比不上严嵩、冯保，但张居正并非世家大族出身，明朝官俸又极薄，皇上所赐有限，他何以能够过上奢侈的生活，是不言自明的。张居正整顿驿传，禁止官员及其家属的滥用，然而，张家的仆人甚至亲友的仆人却可以任意向地方官索用车马船只。张居正回籍葬父，排场浩大，气势也相当显赫，不仅有锦衣卫等的护送，而且他所乘坐的大轿，是真定知府钱普特意制作送上的、豪华之极，被人称为同斋阁的步辇。此轿硕大无比，前半部是起居室，后半部是寝室，两旁有走廊，各立一童子左右侍候，为之焚香挥扇。如此庞然大物，绝非“八抬大轿”可比拟，须由三十二名士卒扛抬，是闻所未闻的“三十二抬大轿”。戚继光还派保镖护送。行经各地，不仅地方官一律远迎，就连当地的藩王也打破传统出府迎送，与之行宾主之礼。显然，张居正要求其他官员厉行节俭，他自己却不能以身作则。

他虽然曾禁止子弟、家人结交官场，但又抗拒不了功名的诱惑，在科举上作弊，为其家人谋求进身阶梯。张居正当权时，其诸子皆登上第，一状元，一榜眼，一进士，皆通过社会关系得之。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次子张嗣修参加会试，廷试拆卷后，嗣修排在二甲。出于李太后、冯保的授意，神宗将嗣修列为一甲第二名榜眼。事后，神宗对张居正说：“朕无以报先生功，当看(顾)先生子孙。”神宗带头作弊，张居正欣然接受，遂使科场风纪大为窳坏，权贵子弟纷纷仿效，竞相猎取功名。张居正凭借权势为子弟谋取进身阶梯，其政治声誉不能不受到严重损害。一般来说，明朝建国以来，科场作弊虽然屡有所闻，但基本上还是公道的，然而从张居正开始，已经没有公道可言了。

此外，张居正与宦官冯保的关系，也使他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自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明朝内阁对皇权的依赖性大大强于前朝宰相，而皇权的伴生物——宦官势力，也始终成为左右明朝政局的一股重要力量。内阁大学士倘若无法取得皇帝、宦官等宫廷方面的支持，就不可能长期执政，故而张居正不得不殚精竭虑地采取妥协的方式处理与宦官的关系，以求得宫、府一体，将决策、行政权合而为一。在当时，冯保是张居正与宫闱内的皇帝、太后交通信息的最佳人选。然而，冯保其人贪财好货，张居正不得不竭力满足他的奢欲。为了取得冯保的支持，史载张居正先后送给冯保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二十万两。当冯保给自己修好生圹(墓穴)后，张居正亲笔给他写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字里行间，极尽颂歌；张居正还先后两次赞成冯保收进六千多名宦官，扩大了宦官的人数，从而造成了万历中后期宦官势力的恶性膨胀；他还曾主动要求封赏冯保的子侄，并压制攻击宦官的朝臣，尽量减少朝臣与宦官的摩擦，以此巩固他和冯保的联盟。这一方针虽然在稳定政局方面有着策略上的益处，但却不能不引起朝野士大夫的非议。一些讲究气节的文人，认为张居正阿谀逢迎宦官，人品卑下，因此对他产生了反感。张居正以冯保这样一个腐败的人物做自己的政治后盾，使他陷于一种两难的境地：拒绝冯保的支持，他便根本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与冯保结盟，则必然会被他拖入恶浊的深渊，以致冯保被抄家之后，张居正也“祸发身后”。

张居正在辽王被废之后，将其府第占为己有。先后任湖广巡抚的汪道昆、赵贤等用公款为之营建私第，张居正也欣然接受。《明史》说张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张居正被籍没时，折价约金银19.58万两，另有良田八万余顷。其家产虽不及大贪官严嵩，但也相当可观，其贪贿之状由此可见。

这些，均给反对改革者留下了口实。尽管张居正在世时人们害怕他的赫赫威势，不敢不恭维他，但在这种恭维的后面，却积蓄着怨恨和蔑视。这种怨恨和蔑视，一旦时机成熟随时都可能爆发。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赍志以殁。他刚死，新政即告废除。张居正执政十年所进行的改革遂以失败告终。

上述的张居正执掌皇帝权柄只是暂时的，随着万历皇帝年龄的增长，亲政能力的加强，其好权多疑、追求骄奢淫逸生活的习性也日深，与张居正希望其勤政恭俭的要求相去甚远，因此，君臣之间的矛盾潜滋暗长，并且向着日益紧张的方面发展。特别是万历六年（1578）皇帝大婚后，对各种贪图享乐的欲望越来越不加以掩饰。但他每每下诏敛财或倦于上朝，都遭到张居正的谏诤劝阻。如针对万历七年春皇帝谕令取用光禄银十万两之事，张居正虽然被迫饬令光禄寺缴付，但同时又谏言道：“此后希望皇上力行节俭，若再取用国库，臣也决不敢奉诏了。”按封建的君臣关系，公开声明“决不敢奉诏”，是极其严重的不敬，实属罕见。万历皇帝对张居正越来越不满，急于收回自己的权力。此外，随着改革的推行，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好转，皇帝已感受不到危亡的威胁，统治者的本能也使他要突破改革对他的种种限制，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

于是，在张居正身殁不久，明神宗即对其进行残酷的清算。曾有力地支持改革的皇权，这时转而反对改革，而原来受到张居正打击的保守势力，这时都迅速集结在皇权之下，群起而攻之。张居正生平展览馆的太岳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张居正改革落得人亡政息的下场。

张居正改革触动了统治阶级保守势力的利益，使改革无法彻的进行。改革是在封建统治出现危机，吏治腐败、经济萧条、军备废弛的情况下进行的，尽管改革的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但仍然遭到保守势力的坚决反对。豪门地主阶级以及社会上保守的习惯势力，为了维护和扩大既得利益，对改革大肆阻挠、诽谤和攻击。譬如，清丈土地，实行一条鞭法，推行均平赋役，便得罪了朝野一大批的官僚地主；推行考成法之后，严格的考核使得官吏们不得不如履薄冰，埋头工作；破格用人，选拔了人才，却得罪了那些无德无才只凭资格升迁的人；裁减冗官，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却敲掉了不少人的饭碗，从而引起相当一批士大夫的不满；整顿驿站之后，官员不能私自使用公家的交通设备，而不得不自己掏腰包，自然使得他们怨声载道……这些，都让张居正陷入了两难境地。

第三十章历史的回声

张居正改革，为明代中晚期社会所确立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以皇权政治为核心，以农商并重为发展方向，以遵守成宪、诚心顺上为行为准则。很明显，与传统的核心价值观相比，张居正力求把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纳入到核心价值观的体系之中，然而这其中所潜藏着的矛盾却是他所无力化解的。

首先，道德权威的错位。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中，道德权威的承担者必须具备某种“绝对”、“永恒”的属性。董仲舒的“天”，程朱理学的“理”，都是如此。而在阳明心学风行天下的明代中晚期，张居正无力建构出某一道德权威主体来与王阳明所确立的“心”相抗衡，因此他只能以政治权威代替道德权威。他通过强化“内阁”的政治权威来实现对社会道德权威的确立，就等于在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已经错位了的基础上，制造了更加进一步的错位。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的最重要的理由是“钳制言官，闭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就是对这种“错位”的直接表述。

其次，价值标准的单一。中国传统的皇权政治是依托于儒家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价值追求的基础上的，而在阳明心学引导下的一些“讲学者”，孜孜于性命义理，汲汲于修身养性，却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担当。缺少了“治国平人下”的价值追求，作为皇权维护者的官僚士大夫群体也就失去了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明代空前绝后的“党争”，就是最好的注脚。张居正“毁书院、禁讲学”的重要目的就是力求为官僚士大夫群体确定一个基本的价值准则。但宥于传统儒家的思想视野，他只能简单地固守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价值导向。

然而，伴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士商互商互动”已成为明代中晚期不可逆转的滔滔之势，“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李梦阳：《空同集·明故王文显墓志铭》)早已成为社会道德生活中的常识性认识。而阳明后学的泰州学派更是把贩夫走卒的道德品质看得比儒家士大夫还要高尚：“做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李赞：《焚书·答耿司寇》)这一切都说明士大夫们的价值观念、价值准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突破了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束缚，展现出更加丰富、多元的内容。更何况随着印刷术的推广普及，士人的队伍不断扩充，而国家政治结构所能吸纳的新生力量相对来说却越来越少，因此士人获取功名的机会越来越小。也就是说，“学而优则仕”的成长道路对于明代中晚期绝大多数的读书人来说，已经走不通了。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身份定位、成功路径等因素都牢牢地制约着士大夫价值准则的选择。而张居正却没有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地顾及到士大夫们所面对的严酷现实，而仅以单一的价值标准来约束士大夫们的行为，显然只能以失败告终。

最后，发展模式的脆弱。商品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张居正给予了较充分的重视。然而他仍然无力化解商品经济与皇权政治之间的矛盾。正如他在为社会构建基本价值准则时所必须面对“士人身份重新定位”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样，他在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必须面对皇权政治与商品经济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挣扎于皇权政治与“权力经济”的夹缝之中，明代中晚期表现得尤其明显。皇权或通过“和买”、“采办”、“抽分”、“加耗”等名目掠夺工商业者的财物，或明目张胆地借官府之名对商户进行敲诈。而皇亲贵戚借其特权直接参与商业经营，在牟取暴利的同时还恣意欺凌普通商贩和平民小户。正如顾炎武所指出的那样：“自万历以后，天下水利、碾冘、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日知录·贵廉》)

这一切似乎都表明，在皇权政治制度下，商品经济只能以畸形的、病态的权力经济的形式发展，而这种病态的经济形式非但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相反却是侵蚀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毒瘤。

张居正无力化解皇权政治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矛盾冲突，却又努力地确立“商农并重”的发展模式，幻想着通过商品经济的发展来维护皇权政治的稳固，结果只能适得其反。“识者以为明亡盖兆于此”(《明史·食货志五》)，这一论断决非空穴来风。而他在历时十年的改革进程中，最终没有能够为明代乃至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转型寻找到合适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也没有能够在程朱理学之后确立起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核心价值观，他的改革便只能以失败告终。而在当时那种“当其秉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的道德生活中，他的所有言行便毫无悬念地成为“道德”谴责的对象，因此他本人就只能以悲剧收场了。

张居正及其改革人亡政息的历史，给后人留下的启示是深刻的。综观张居正改革，他整顿吏治，大力选拔人才，实行检查公文落实情况的考成法，大大提高了国家权力机构的办事效率，使之成为能够有效推行改革的工具；实行清丈土地，推广一条鞭法等措施，缓和了财政危机，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此外，他支持对蒙古首领俺答的议和，加强蒙汉的关系，扩大互市规模，整顿军备，取得了边境的安宁，促进了明王朝和蒙汉等族的经济交流。这些改革客观上收到了积极的成果，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因而对历史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是，张居正改革发生在明代后期，明王朝处于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它只能是帝国暮霭中回光返照的最后一抹余晖。张居正墓碑这种总体趋势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政治上的腐败，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决定了张居正改革不可能取得进一步的成效。

张居正的改革，不管取得多大的成果，也只能是短暂的辉煌，犹如昙花一现，旋即凋谢。张居正离世后，保守势力得势，进行了迅猛的反扑，张居正的长子不胜刑罚而自缢，次子和其他几个孙子充军远方，家属因被查抄饿死十余人。支持改革的官员如吏部尚书梁梦龙、兵部尚书张学颜、刑部尚书潘季驯、蓟镇总兵戚继光、宁远伯李成梁等，均遭到排挤迫害；而从前遭到张居正打击的人，大都被重新起用，以致朝政发生重大变化，考成法、一条鞭法被废止，张居正改革在其身后惨遭失败的厄运。

在以人治为主体的明代，具有绝对权威的皇权的反对，是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张居正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得以推行，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在于皇帝年幼，未能亲政，事事依靠师保首辅，于是张居正代行皇权，从而推行改革。因此，可以说，其取得压倒反对派的优势，实际上只是皇权对于臣僚的优势，他拥有的扫除一切障碍的力量，实际上只是皇权的力量，而不是张居正本身的优势或改革本身的力量。这里就包含有很危险的因素，即一旦皇权不再由张居正掌握，张居正便会失去一切优势，一切足以推进改革的力量。

晚明王朝并不乏有饱读经书、精明干练的能人志士，可他们所处的16世纪这一特定的时代，已不仅是朱氏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在王朝末年力图振兴颓势而鞠躬尽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得到成功。16世纪末的中国历史，给了他与历代改革者不同的背景和机缘。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八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一切都由皇帝独揽，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上政治舞台，以非常之举推行新政，争得王朝短暂的复苏。在这之前，隆庆元年的首辅徐阶作过尝试，继任首辅高拱也有过努力，都以失败告终，狼狈离职。只有张居正得到成功，而这一最后的努力后来又遭受皇权的践踏。十年新政，顷刻间灰飞烟灭，这只能说明封建王朝所能留给改革的余地愈来愈窄，无论改革的成功或失败，改革者都要遭到灭顶之灾，遂至无路可走，这王朝也就走到历史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