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轰动的四川大学演讲　　

离开西昌初赴成都的时间是十月初，朋友蓝马和蒋晓华与我同行。本该三人同乘当晚北上的火车，因我要中途下车到李建新处取《诗质论纲》和《爱的哲学》的打印稿，蓝马又要傍晚才能动身，便改为我和小蒋先乘早班车到甘洛，当夜转乘晚班车与蓝马会合。　　

起程当天发生的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在火车上我突发高烧，抵达甘洛民族中学李建新住所时已烧得一塌糊涂。建新准备好的满桌酒菜和几位慕名等候的朋友我已无力面对。小蒋是医生，见病情严重，立即与建新一道送我到县医院抢救。其中的情节和感受很多，且不细说。粗略的情况是：高烧41度持续了十小时之久，终于在晚班车到站前奇迹般降回了37度。这件事将我初次出山的兴奋降到了最低点，同时使我第一次体会到平淡地看待死亡时内心的强大。从这时起的整个外出讲学期间，我在所经过的地方看到的景物，全都呈现为一种深灰的色调。 　　

到成都后，刘涛把我安排在半是诗人半是画家的万夏家住下。　　

大病初愈，每天都分别由刘涛和李娟陪着去医院打针。川大讲学之事，并不像刘涛信中所说已经联系好了，而是她向川大诗社社长赵野谈了此事，赵尚无回音。事情由肯定变成未定，我的心情一直处于阴郁中。两位女性下班后的时间几乎全花在我身上：生活、治病以及联系讲学之事。蓝马、小蒋以及正在省卫生防疫站进修的狼格也经常来万夏家见面。虽然刘涛到处奔波，讲学之事仍未落实。这样耗了大约五六天。她两位可能为了替我排解郁闷，在这期间特地安排我到伦佑在成都的诗友杨黎处聚了一次。

参加此次聚会的有十多人，除了我和刘涛的一位名叫文学的女友之外全是写诗的。刘涛、文学、蓝马、狼格和我算是客人，主方自然是杨黎为首的诗歌群体的成员——包括李娟。　　

这次聚会虽说是给我接风，但我看得出这伙诗人——特别是杨黎隐隐约约的锋芒傲气：他们其实是想见识一下这位“二哥”的功夫。所以当他们提出想听听我的《人格心理学》时，我便勉为其难的向他们作了粗略的讲解。人少场面小，又并非我所期望的听众，整个讲解过程丝毫没有激情可言，更缺乏灵感突至的精彩之处。但从杨黎及其他诗人态度和表情的变化上不难看到：他们默认了我这位从千里之外来闯省城的陌生人。或许仅仅因为我平淡的讲解中包含的理论深度和严谨结构吧。这是80年代民间文化人初次交往时的惯例：先试高低，再论其他。我自然不会见怪。席间，诗人敬晓东谈到，前日成都地区的名牌诗人欧阳江河在四川医学院讲现代诗，听众只有十多个人。他已亮出我的名字向欧阳挑战。我不认识欧阳，但知道他在四川前卫诗人心中颇有份量。我很少写诗，更少谈诗，自然不可能与他正面切磋，但为了不让在座者失望，我答应一定要让对方折服。　　

赵野终于来访，在万夏家。我本已无心去川大讲什么，心情颇冷淡，但经不住刘涛再三劝说，还是给赵讲了《人格心理学》的概要。赵说已找过四川大学学生会，对方回答要由省级学术团体推荐。他很为难，但答应再去想想办法。　　

两日后，赵野带着省智协副秘书长杜明来到万夏家。听我介绍了《人格心理学》的内容后，杜非常赞赏，表示一定安排我到川大去讲，并说智协正在筹办的学术刊物愿意刊发这篇讲稿，要我抓紧时间改写成论文。柳暗花明，刘涛轻松了许多，我也稍感振奋。　　

这时，伦佑当时在省城的主要诗友黎正光刚从重庆返回便立即赶来万夏家见我。黎不仅是个诗人，而且是个热心人。听刘涛介绍了我到成都的本意和杜明正在安排去川大讲学的情况，黎立即提出我在成都的活动以后全部由他安排，要我当晚就搬到他家去。这之后我便住在正光家，白天写作，晚上会朋友━━除了刘涛、李娟，还有正光引介的诗歌评论家杨远宏等，同时等候杜明那边的音讯。　　

说来也巧，杜明的住处和黎正光家仅一街之隔。正光同我首次去见杜，便得知一个更凑巧的消息：川大学生会主席孙力不请自来，主动请智协帮助开展学术活动，杜明便向他推荐了我的《人格心理学》。第二次到杜明家，已得知学校官方同意了学生会的要求，邀我于1984年10月13日去川大讲《人格心理学》，开讲时间是晚上7点。当天，川大诗社的负责人赵野和胡晓波也兴冲冲地赶来告知同样的消息。　　

1984年10月13日晚饭后，正光陪我提前半小时赶到川大。走进校门，心中感慨万端。十七年前红卫兵“大串联”时我来过川大，并先后两次在原化学系学生宿舍住了一个多月。虽然现在学校的面貌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但当时的情景仍然依稀在目。想不到今日能重游故地，而且是以民间体制外思想者的身份来给大学生们讲学。在校园内见到校学生会贴出的海报，上写“邀请省智协推荐的青年学者周伦佐演讲《人格心理学》”，看的人很多。来到指定地点——位于校园中心地带的阶梯教室前，但见前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各个方向仍有大群大群的学生拥来。刘涛、李娟、蓝马、狼格到了，敬晓东他们到了，杨远宏一行到了。他们曾担心会出现欧阳在川医时那种听者寥寥的遭遇，所以特意赶来作后备——一旦听众太少便聊充人数。想不到人这么多！狼格告诉我——欧阳及其诗友也来了，因人太多挤不进教室，只好站在窗外。　　

我走进阶梯教室时，杜明和孙力已在讲台前等候。宽大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三条过道上全站满了人，门外、窗外，也挤满了人。孙力激动地告诉我：川大从没有过如此踊跃的听讲场面。我对自己的理论和表述能力充满了信心，只是担心听众太少而影响发挥。面对如此多的听众，我知道自己已经成功了一半。　　

当孙力和杜明先后作讲前介绍时，我在黑板上依序画出弗洛伊德心理结构图、我的人格心理结构图、现代人运动系统图、树型心理结构图、年轮式心理构层图。时针指到七点正，我开始演讲。　　

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既无先例可借鉴，又无别人可模仿，应该采取什么方式来讲——确实是个问题。然而时间不允许我犹豫。我胸别袖珍话筒，站在台前面向听众，丢开提纲，全凭记忆，用富于情绪节奏和情感穿透力的声音，像在朗诵一首长诗一样开始演讲。记得我开讲的第一段话是：此时，一个声音从遥远的古希腊传来，它穿过德尔斐神庙前的石碑，穿过贝多芬的音乐和罗曼·罗兰的小说，穿过世世代代人们的心理空间，来到我的耳边，他说：“人呵，认识自己吧！”这是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智者的声音。今天，两千多年过去了，可是人类对自己的认识却仍然云遮雾绕。人能认识万物却不能认识自己，这不能不是人类外向性理性的悲哀。             　　

我讲述的内容是厚重的理论，讲述的顺序是理论系统的环环推进－－人格潜意识、人格三大运动、人格运动障碍、人格焦虑、人格缓解机制，然而讲述的形式却实实在在具有诗意化的特征。我投入全部的真诚、全部的激情甚至全部的生命来讲。在演讲过程中，我感到整个人都燃烧了，同学们也被点燃了，热烈的掌声随时在声音停顿的间歇中响起。窗外的听众也越来越多，孙力连忙叫人安装了对外传送声音的大喇叭。我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用了半小时来回答问题。　　

要在本文中记述演讲的整个过程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就连当时带去备用的讲演提纲如今也找不到了。关于现场的精彩片断，我只记得在回答众多提问中的三个回答了。　　

问：听说你和诗界很熟。为什么不想成为一名诗人？　　

答：那条路很宽很宽，走的人多了，也就窄了。这条路很窄很窄，只有我一人走，仍然很宽。　　

掌声四起。　　

问：您的人格心理学从何而来？　　

答：无中生有。　　

突然静场。几秒钟后掌声响起，经久不息。　　

问：您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　　

答：我同意考茨基的定义：马克思主义只是一门以经济分析为基础的特殊的社会哲学。我要说的是：在社会分析范围，马克思主义还能走遍天下，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它便寸步难行。　　

掌声立即响起，热烈而有力。　　

演讲结束时，已是夜晚十点。孙力代表川大学生会赠送了一件大型工艺品，上书“周伦佐老师留念”，我将它送给了正光的小女。我在同学们的掌声中走出演讲厅，但见外面拥挤着不愿散去的人群。同学们纷纷反映在外面听不清楚，希望接着再讲一场。孙力也挤上前来提出同样要求。我见盛情难却，便同意接着再讲。刘涛担心我身体受不了，百般劝阻我并劝说孙力。最后终于达成共识：一周后我再来川大讲一次，地点改在灯光球场。直到这时同学们才逐渐散去。       　　

    在送我出校门的路上，孙力再次感慨地说，如此演讲盛况川大有史以来从未有过。我相信这是事实。当时，某种近似于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状态，使我没有意识到，这种盛况空前的演讲效果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川大的演讲和我以后的演讲相比，结构和表达都不算上乘，但社会反响无疑是最强烈的。优势与缺陷皆来自“第一”：主观方面，我是第一次讲，理论顺序和语言表达都不够熟练；客观方面，川大是四川省第一高等学府，对外辐射很快。也正因为这两个第一，这次演讲给我造成的生命体验，也最为强烈最为深刻。　　

第二天，赵野、胡晓波和一位成都科技大学学生赶到正光家见我，说是正在成都科大讲学的美国心理学家史密斯得知我在川大演讲的事情后，迫切希望见我，他托学生四处打听我的去向，科大同学找到了赵野和胡晓波。　　

在成都科大外宾楼，我和史密斯一见如故。他问我用了什么力量使大学生们如此疯狂？我是否会巫术魔法？我说我没有什么巫术魔法，有的只是表现的激情和献身的精神。老史不相信。应他的要求，我把《人格心理学》概要地作了介绍。由于中间隔着一层翻译，加之担任翻译的科大刘老师力不从心，老史听得似懂非懂。在我告辞时，他握住我的手，通过刘老师告诉我：如果我愿意，他可以把《人格心理学》文稿带回美国去发表。我对老外并不很信任，所以不置可否，只是表示感谢。　　

川大历史系研究生何平听完讲演后感慨道：简直像在布道，简直像个殉道者。　　

川大化学系８３级王晋文来信说：见到您 ，我总感到新时代的牛虻站在那里。　　

川大哲学系８２级何仁富来信认为，我提出的“验觉”概念很深刻，他将用进自己的毕业论文中。并说：中国太需要像你这样有思想又有胆识的理论家。　

                          偶然原因进入四川省智协　　

四川智协全称四川省智力开发工作者协会，它在我们80年代的讲学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后来的作用是在我加入进去后才环节般体现出来的。　　

我进入智协纯属偶然。　　

会晤了史密斯后，我在黎正光家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杜明又安排我去中医学院演讲。这时蓝马、狼格、小蒋、建新已先后返回西昌，同去中医学院的朋友有刘涛、正光和杨黎他们。　　

演讲场所是学院办公楼二层的一间开科研会议用的教室，听众人数远不能与川大相比——大约只有两百人，其中还有几位金发碧眼的老外，听众的神情大多审慎而严谨，缺乏年青学子应有的勃勃朝气。我无法产生激情。勉强讲完，又回答了同学们纯属医学心理学方面的问题，便匆匆走出校门。　　

  朋友们集中在校门外，还有杜明和智协其他人。大家仍然很满意很兴奋。学院学生会宣传部长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我的演讲确立了他的人生观，照亮了他的人生。杜明也认为十分成功，准备安排我到第三所高校——四川医学院去讲。杜明又将同来听讲的智协副秘书长陈维正介绍给我认识。陈非常高兴，连说讲得好，认为我既有哲学家的深度，又有诗人的才气，智协将安排我讲遍成都地区的所有高校。我颇为感动，告诉他这场演讲的主观发挥和客观效果实在太差。陈维正没去听我在川大的演讲，仅仅通过别人的转述，自然无法想象川大的盛况，更不可能比较出两场演讲之间的巨大差距，他的评价仅仅来自这场演讲。朋友们纷纷告别而去，临行前，陈维正邀请我次日务必去列席智协的常务理事会。　　

这天是星期日，会议在省轻工厅情报所的一间平房里举行。我去的时候会已开始，十多个知识界人士围坐在长方形会议桌四周，正热烈地讨论着有关议题。杜明和陈维正把我介绍给大家，主持会议的理事长W和秘书长L带头鼓掌欢迎。我坦然入座，想听听他们研究些什么。　　

下一个议题是为智协学术刊物确定刊名。在预定好的几个刊名逐一遭到否定后，有人提出一个新的名称——“大时代”。大家各抒己见，但否定意见居多，眼看逃不脱被否定的命运。提名者竭力解释，但反对意见毫不退让，并且又回到了已被否决的几个名称上去。我在一旁比较了所有的名字，本能地觉得还是“大时代”最好，于是冒昧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大时代这个名字既响亮又大气，很有感召力；大时代这个概念既是对我们所处历史时期变革趋势的概括，又反映了这本刊物推动这场变革的气度。一言既出，四座信服，“大时代”这个刊名就这样获得通过。　　

这次会议大约开了两个小时。自由发言，热烈争论，对每一项议程都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决定。浓烈的自由民主气氛，给我一种全新的感受并留下深刻的印象。事后得知：协会理事长W曾于1957年在四川师范学院读书时被打成“右派”并开除学籍，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上研究生，毕业分配时坚决要求回到把自己打成“右派”的川师任教。秘书长L曾是“文革”中四川的中学造反红卫兵风云人物，现为四川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这更加深了我的感受和印象。　　

散会后，“大时代”这个刊名的提出者陈礼荣非常热情地邀我到他的住处叙谈。陈为协会常务理事，与主管宣传的杜明、主持《大时代》编务的梁春晓是思想盟友。通过他的介绍，我才了解到智协的一些真实情况。原来智协成立于1984年7月，由广布于全省各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众多年青知识分子组成，除了不满现状而热望改革这一共同点外，各种层次各种倾向的人应有尽有。首任会长为原省团委书记及现省委副书记杨崇汇，现任会长为北京《走向未来》丛书付主编刘青峰的兄长——四川省社科院院长刘茂才。其实他们只是挂名，真正主事的是来自非官方的理事长、秘书长及常务理事。常务理事们平时都在单位上班，只有星期天才能碰一次面，租了一间办公室也因无人坐班而一直空着，日常活动十分不如人意。陈希望我留在智协帮助工作，可在他的单身宿舍一起居住。　　

我对会议上的那种民主气氛非常赞赏，对于智协的现状也感到有必要助一臂之力，再想到智协对我的帮助，以及杜明和陈维正要安排我讲遍成都所有高校之事，便同意暂时留下。　　

对我的加入，理事长W和秘书长L明确表示欢迎，杜明、梁春晓以及主持学术部工作的陈维正也深感高兴。梁春晓决定将《人格心理学》发于《大时代》创刊号，并邀请我参加编委会的工作，陈维正则希望我侧重于学术部的事情，陈礼荣认为我应该坐镇协会办公室，同时兼顾《大时代》和学术部。我接受了陈礼荣的建议。从这天起离开了正光家。　　

智协名义上下设教育中心、宣传中心、学术中心、办公中心四大机构，实际上并存着三种倾向：理事长W和秘书长L等以教育为主的实业倾向，梁春晓、杜明和陈礼荣等以社会活动为主的实践倾向，陈维正、周晓明、冯川和苏丁等以学术为主的文化倾向。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智协成立伊始，以实业立足，以实践造势，以文化扬旗，本是最合理的构局，但我的天性和当时所处的状态，却使我更倾向于后两种倾向。　　

进入智协之际，川大演讲产生的巨大反响，很快传遍成都各大专院校和青年文化界，我在演讲中提出的最引人注目的“显在”概念，一时成了大学界、前卫诗界和青年文化界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词；在我应邀参加的一次“教育改革论坛”会上，一位应届研究生在发言中也多次使用《人格心理学》中的概念来支持他的观点。在我面前似乎正时隐时现地显露出某种前景。　　

我在陈礼荣处满怀信心地准备着去川大第二次演讲，然后再去川医……                               　　

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个黑色的消息：川大演讲后，有人向上反映我当众攻击马克思主义，四川**部和**厅正着手调查此事，川大再次演讲已被取消，计划中的川医演讲自然不再可能。消息是陈礼荣在我按预定时间准备去川大再次演讲之前才透露的。他说之所以背着我取消这次演讲并且此时才告诉我，是因为川大学生正为当局横加干涉之事而群情激愤，怕我预先知道会不同意取消演讲而给川大学生火上加油，引起不必要的政治风波。我虽然对他们的擅自决定非常不满，但也一时无话可说。　　

看来在成都高校继续演讲的路被堵死了。一方面我不服气，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这一严酷的现实。于是在智协呆了下去。      　　

智协办公中心只有两个人，我临时负责。每日面对的事几乎一样：盖公章、写介绍信、接待前来咨询函授教育问题的各界人士，自然不能与川大甚至中医学院的演讲场面相比。好在我仍然保持着与陈礼荣、杜明、梁春晓及陈维正、周晓明和诗界朋友的交往，使生活还不至于最最乏味。这样过了十多天，直到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召开成立大会那天，我从智协领取了工作半月的生活津贴后，一辞而别。　　

仔细想来，我离开智协的动因比较复杂。其一是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无根的漂浮感，很不踏实，极难安下心来。特别是策划“青年诗协”之事大功告成后，一时无所事事，这种感觉更明显。其二是惦记着一个多月后的电大期末考试，急欲尽早投入复习。虽然智协秘书长L得知我想离去的讯息后，曾对我说可由他们出面将我的学籍迁来成都参加考试，但我谢绝了。其中便涉及到第三个动因：人际关系的困惑。　　

在智协期间，陈维正对我十分敬重和友好，我也一直愿意同他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但我住在陈礼荣处，碍于他与陈维正之间的关系不太和谐而难以如愿。在本文中我把陈礼荣等归为“实践派”，把陈维正等归为“文化派”，然而在当时，表面现象并非如此：梁春晓主持着《大时代》，刚从兰州调来成都的高尔泰通过自己过去的学生王亦平而与“实践派”保持着较密切的关系，这使陈礼荣等颇有一些文化色彩；“文化派”诸君——陈维正忙于翻译《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周晓明在搞“模糊语言”研究，冯川和苏丁还不认识，学术中心反而没有多少文化色彩。这种错位现象，直到陈礼荣等下海经商、陈维正等主持《大时代》后才逐渐澄清。这也是当时我在二陈的亲疏问题上感到的另一层两难。   　　

我离开后，智协对我的帮助仍在继续。1985年1月出版的《大时代》创刊号，因篇幅问题未能采用《人格心理学》，但2月出版的第二期用了《诗质论纲》，1986年3月出版的第三期又在头条位置发了《爱的哲学》。如果不停刊，《大时代》第四、第五两期还将连载《人格心理学》全文。　　

事后得知，用我的两篇文稿，智协常务理事会和刊物编委会争议很大：一是当局对我的名字太敏感，怕引火烧身，二是我的文章不是学院派的写法，不合某些人的味口。多亏冯川、苏丁出于厚爱而力排众议，多亏陈维正将《诗质论纲》的作者名字改为“周罗”，才得以通过。但是就像对杜明力荐我川大演讲之事一样，我除了感念具体的促成者，还愿将事成之功归于他们所属的团体——智协。　　

站在今天看昨天，四川省智协无疑是80 年代文化启蒙运动中一个重要的民间团体。虽然它的商业精神远远不如同时期的“四川省青年文化翻译协会”，但它的弱势同时也是它的优势。这种优势是什么？是其前沿部位的文化启蒙指向。这种弱势使它在生存现实面前不能不失败，这种优势又使它在历史记忆中不会不长存。可以说，仅仅凭着它通过成全“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这个环节而对中国“第三代诗”的崛起所起的隐性作用，仅仅凭着它顺应自身内在律动所推出的三期《大时代》，它就有权在中国80年代启蒙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