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内情　　

1984年11月成立的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不仅是当时全国第一个全省统一的民间前卫诗人团体，而且是整个80年代唯一一个以“青年诗人协会”而非“青年诗歌学会”冠名的省级民间前卫诗人团体。　　

周伦佑近日来了解当初策划四川青年诗协的内情。他认为：在中国先锋诗发展的重心开始从北京向四川转移之际，四川青年诗协的成立，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其后，几个在中国“第三代诗”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如大型民间刊物《非非》、《汉诗：２０世纪编年史》、《中国当代实验诗歌》、《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的出版，都是以四川青年诗协的名义而通行于世的。就连我们后来的讲学，也是用的四川青年诗协的介绍信。　　

虽然评论界有人认为“周伦佐1984年提出‘第二诗界’的概念——对中国的非官方诗歌进行了最早的命名”，但我对“第三代诗”的历史绝不熟悉。我仅能从旁观者的角度感到：四川青年诗协确实使一些前卫诗人从不重要变为重要，从不很重要变为很重要。或许是诗协的理事会座次对他们的实力首次给予了确认，或许是诗协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在更大范围表现个人综合才能的场面。伦佑准备以亲历者的身份来回顾四川青年诗协的存亡过程并论说其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我非常支持。　　

在我开始写这篇文章之时，伦佑却因病尚未动笔。我先将自己了解的一面粗略地写出——仅仅限于我所亲历的策划内情。这既是本文叙述走向的需要，也可作为他写作专文时的参考。　　

客观地说，当初策划四川青年诗协的不是我一人，而是两个人：我和智协的陈礼荣。如果说原创者是我，那么助成者就是他。　　

陈礼荣原本和诗界风马牛不相及，怎么会同这件事有关系呢？这就涉及到了他执意留我在智协的真实动机问题。　　

他留我在智协，自然不是为了要我整天在办公室替智协处理日常杂务，凭着我当时的轰动性影响，我在他心目中绝不是这等角色。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很高大。记得刚认识时，不会写诗的他，激动万分地写了一行诗来表达他对我的感觉：一个伟大的意志在空朦的原野上呼唤。可见他当时把我想象成了何等圣贤。他留我下来的真实动机，虽属隐私，但绝对高尚：协助他们改造智协。               　　

直至推荐我在川大演讲之前，智协的主导倾向和工作重心，一直是教育实业，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思想文化举动。被我称为“智协生命活力层”的陈礼荣等对此极为不满。他们想改变智协的主导倾向，但屡不奏效，他们想推动智协的自身改革，但力不从心。我恰好这时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留我，无疑是想借助我的影响实现他们的愿望：使智协的主导倾向从教育转向文化。用今天的眼光看，未免操之过急，但在当时却实属难得。　　

他的激进自然与我的特性不谋而合。　　

我很想助他们一臂之力。最初的想法是：以四川省智协的名义组织一个包括我、周伦佑、欧阳江河、蓝马、陈礼荣……在内的大型演讲团，从成都开始，讲遍全国所有的高校，从外部来扩大智协的影响力，提高它在省内外的知名度。陈礼荣非常向往这一壮举，同意在智协内部进行通融。这个时候，杨黎有次曾向我提到——希望能成立一个青年诗歌组织，我毫不在意，因为我的心思不在这里。　　

这个宏大的构想很快就破灭了。先是陈礼荣的内部通融工作进展不畅，紧接着四川当局对我在川大再次演讲发出了禁令，以智协名义组织大型演讲团讲讲遍全国之举，已绝对不可能。　　

建立四川青年诗协的念头便是在这种背景下萌生的。这时我和诗界的朋友仍然时有来往。刘涛、李娟和陈小繁时常来看我，使陈礼荣冷寂的住所开始有了青春的笑声。我还向梁春晓推荐以万夏的一幅油画作《大时代》创刊号的封面底图，并带他去和万夏认识。诗友们特有的情趣不仅慰藉着我独在异乡的寂寞心情，也给陈礼荣他们留不了异常强烈的印象。这段时间，我心中回味式的充满了对诗界朋友的感念之情。他们在我这次赴成都讲学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在蓉期间对我生活上的照顾和情感上的关怀，使我总有一种要报答他们的愿望。只不过时机未到，我还不知道以何种方式报答。　　

时机很快出现了，是在一个傍晚，在与陈礼荣的一次闲谈中出现的。记得当时的话题是关于智协学术部。谈话中我忽然提出：何不成立一个艺术部？现在智协已经有了学术部，再加上一个艺术部，智协就有了两支翅膀。独翅难飞，双翅才能飞翔。只要有了艺术部这支敏锐、激进的翅膀，定能带动学术部同飞共舞。陈礼荣十分激奋，问我从何入手？我说先建立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再建立青年画家协会、青年小说家协会、青年翻译家协会……鉴于我和诗界的关系，成立青年诗协毫不费力。陈认为智协内部本来就有一批从事现代绘画和文学翻译的青年会员，陆续建立相关协会也不成问题。当时我一点没有想过一个协会下设的艺术部是否有资格领导若干个协会级艺术团体的问题，也不知道成都早已有了一个名为“四川省青年文化翻译协会”的团体。当即商定先建青年诗协，陈礼荣去进行智协内部的通融活动，我负责联络前卫诗界的各个派别。　　

当时四川前卫诗界主要有五个十分松散的写作圈子。欧阳江河、翟永明、钟鸣、柏桦为首者其一，周伦佑、黎正光、廖亦武为首者其二，杨黎为首者其三，石光华、宋渠、宋伟为首者其四，李亚伟、胡冬、万夏为首者其五。写作倾向最稳定的要数欧阳和杨黎两派，石光华和李亚伟两派尚未成型，周伦佑同时在对杨黎一伙进行引导。其中，欧阳一伙自恃“现代诗”的正统“次森林”，从不把其他的圈子放在眼里，而杨黎一伙则处于不被其他圈子正眼打量的境况。五个圈子互相不服，皆有一种谁怕谁的傲气。想让他们走到一起，非有一个既和他们有关系，又和他们无利害纠葛的人不可。我正好是这样一种角色。而且众人皆感最难走拢来的欧阳江河，恰好也是智协中人，我们已经认识，首次见面互相便有一种信任感。我自信能将他们联络到一起。　　

由于我主张由陈来担任艺术部部长，陈对成立青年诗协之事更加热心更加积极。他很快说服了智协秘书长***，第一步迈出，事情似乎一帆风顺。只是秘书长对名称问题有两点疑议：第一点，难道加入该组织的都是“青年诗人”不成？建议改为“青年诗歌”，第二点，智协无权批准成立“协会”，建议改为“学会”。名称不是大问题，我同意他的意见，将全称确定为“四川省青年诗歌学会”。　　

轮到我来联络各路诗杰了。当时家庭电话十分稀少，我又不会骑自行车，全靠乘公共汽车。获知这一消息的诗友除万夏因不相信而十分冷淡外，无不欢欣鼓舞，最先得到消息的杨远宏和刘涛尤为兴奋。记得欧阳江河也是我去告知的，他在意外之余也认为是件好事。　　

我拟定了一份诗歌学会理事会名单，极力平衡各方面的关系。记得理事会组成情况为：会长骆耕野，副会长欧阳江河、黎正光，秘书长周伦佑，副秘书长翟永明、廖亦武、蓝马，理事杨黎、杨远宏、钟鸣、刘涛、李娟、陈小繁、石光华、万夏、宋渠、宋伟、赵野、胡小波。这份名单的拟定，虽然客观考虑居多，但其中也不乏个人感情因素。同时，我和陈礼荣商定了召开首次筹备会的时间和地点。　　

万事齐备，我立即让刘涛给伦佑和蓝马发电报，要他们火速来蓉。陈礼荣却对此提出疑议，他主张学会秘书长由我担任，更利于平衡各方关系，筹备会不必等周伦佑到后才召开。　　

显然，陈礼荣对周伦佑前来有所顾虑。我曾向他介绍过伦佑其人，并再三申言诗歌学会的筹建非周伦佑莫属。他主张我当秘书长，可能考虑到我和他相处融洽，并处处抬举他，换了一个陌生人来主持诗歌学会，倘若性格不合，他会失去控制权。　　

基于这些分析，我向他担保：周伦佑一定会和他相处得比我还好。我还坦诚相告：对诗界朋友，我欠了一份情，策划诗歌学会仅仅是某种回报。我不是诗界中人，心不在此，志不在此。他最终相信并释然了。陈在诗歌学会筹建期间对伦佑的欢迎态度，盖源于此。　　

伦佑和蓝马如期抵达成都后，我将他俩介绍给陈礼荣，同时介绍了筹划青年诗协的情况。在首次筹备会议上，我自愿担当起智协办公室接待人员的角色，只对两件事记忆尤新。一是会前万夏拉着伦佑找到我，一反往日对这事的怀疑和冷淡，结结巴巴地提出要当诗协副秘书长，伦佑也极力为他说好话。二是会议开始后商议理事会人选时，欧阳江河一言不发，似有满腹异议不愿表达。我在旁对他说了一句：心里有什么意见尽可说出来共同商量。他抬头看我一眼，就像心中的障壁顿时瓦解一般马上活跃起来，基本接受了全部安排，只是要求以智协名义给所在单位——四川省军区发一份选举他为诗协副会长的公函。我满足了他的这个要求。自从这次筹备会之后，我便从整件事中脱身而出，不再过问其中的朝云暮雨。至于理事会人选最后是如何确定的，全称为何恢复为“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以及青年诗协在整个存在期间的是非功过和恩恩怨怨，且听伦佑的专文论说。　　

我在四川青年诗协产生过程中之所以能起到某种催生作用，不外乎四个因素：其一，我通过周伦佑和蓝马而与成都前卫诗界的部分诗人建立了友好关系。其二，正是这种关系使我能远赴成都讲学并进入四川智协。其三，进入智协恰好遇上陈礼荣，不同的动机谋合成一件看似共同的事情。其四，我不是诗人，与诗界各方皆无利害冲突，我处于诗界之外，而为诗界各方谋共同的利益，所以能够得到认同。　　

                     初进四川师范大学　　

1984年11月4日，是我一生中最不应该忘记的日子之一。不是因为这一天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在成都正式宣告成立，而是因为这一天我初次走进四川师范大学。　　

虽然川师当年的地理位置和校园布局远不如省内外许多高校，但它在我记忆中留下的印象却最深刻也最美好。在四川当局已严禁我在高校讲学的严峻背景下，它却敞开大门，让我三进三出，畅行无阻。我至今不愿承认那是川师地处远郊当局控制力量薄弱的缘故，而认为其中体现了一种敦厚、宽容、自信的气度。不能把这种气度仅仅归结为某位校长的开明和宽厚，它其实是这所学校长期积淀而形成的整体心理氛围。回忆人生的这一段经历，我真诚地感谢川师。　　

我感谢川师，自然还包括另一层涵义：当我初次走进它的大门，便在走向我的亲在。虽然当时并不清楚，事后才变得明白。在写作本文时，我又向妻子说起一句老话：人生一世，真正属于自己的，只有爱人。读小学的女儿在旁插话：还有生命。对极。儿女长大了是别人的，劳动产品、技术发明、精神成果最终属于社会，只有生命和爱人，才真正属于自己。这绝不是偏狭之语，而是层层剥笋的核心结论。川师一而再再而三地接纳我，无意中是在让我去结下静候于此的永生缘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视川大的轰动为过眼云烟，而将三进川师视为永生记忆。　　

我要具体感谢的人，应该是赵天春、罗志庆、李明等川师同学。是他们使我走进川师，并且三进三出。　　

11月4日午前，四川青年诗协在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馆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我独自坐在最后一排座位上，似听非听着诗人们的发言和朗诵。女诗人翟永明认为我的音质特好，请我替她上台朗读一首她的诗作，被我婉言谢绝。我刚向四川智协辞了职，已买好次日返回西昌的火车票，心思早已不在诗人们的这个盛会上。　　

这时，川师几位同学来见我，并邀我到邻近的茶馆里品茶交谈。这便是赵天春等人，他们是专程前来的。所谓交谈其实是变相采访，问题早已写在笔记本上，由赵天春逐个提问，两位同学在旁边认真记录。记得所提问题主要集中在当局追究川大讲学之事上，附带还有关于青年诗协的成立以及我下一步的打算……。我很不耐烦他们一本正经的记者模样和过分认真的交流方式，一概回答曰：无可奉告。但同时，我又在他们身上明显感觉到一种普通青年学子少有的勇气和韧性。我说，希望朋友一般平等相待，而不是现在这样：一方高高在上，另一方毕恭毕敬。他们默然同时感动，你问我答式的采访场面最终被轻松愉快的交谈所替代。　　

他们认为，在成都所有高校中，川师校方的思想最开明，川师学生的思想最活跃，希望我不要冷待川师，不要让川师学生失望。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了他们的论断。　　

午后，他们邀请我当即同他们一道去川师。因无心再在成都滞留，我不愿去。他们仍然坚持，并从各个方面向我猛洒诱饵，并保证只让我去认识一下川师，绝不耽误我次日行程。想到在成都还有一天一夜的空闲时间，我终于接受了他们的热情强请。　　

我在川大演讲之事他们早已知悉，到了川师自然免不了要讲——哪怕只讲一场。　　

这里的情形果然与川大不一样：演讲勿须省级学术团体推荐，也不必请学生会出面报校方批准。这次演讲的安排程序非常简单，方式尤其特别：已下午四点过，张贴海报来不及了。赵天春、罗志庆召来川师“海涛文学社”几位同学，让他们立即到各个教室，在黑板上直接写下“今晚八点在**号教室听周伦佐老师演讲《人格心理学》”的通知。　　

这场演讲在当晚八点举行。我曾担心下午四点左右才发出讯息，知悉者不会太多，没想到依然坐了满满一教室的同学。还是讲《人格心理学》，内容早已熟记于心。虽然场地没有川大那样宽阔，人也没有那么多，气氛也没有那么火，我仍旧充满激情。讲了两个多小时才完毕，因时间不够，没有回答完同学们的问题。　　

从现场反应和所提问题中，我隐隐感到川师同学与川大同学确有不同。我一时拿不准二者之间的真正差别，但本能地感觉与川师同学更易于趋近。                                                                 　　

第二天上午我便离开川师，赵天春、罗志庆、李明等同学送我上公共汽车，希望我有机会一定再来。　　

初进川师，看似平淡无奇，然而平淡之中却包含着一个不平淡的转变：自此我完全可以不借助诗界朋友的关系和四川智协的推荐，而径自深入到大学生中间进行讲学了。中医学院之后，我讲学的停顿，不就是来自智协的重重顾虑吗？不就是来自自己对智协的依赖吗？不就是来自没能越过中间环节而深入到大学生中间去吗？初进川师，无疑是川大和中医学院演讲之后，我迈出的重要一步。我感到获得了解放，同时获得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