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学事件

5月5日，我们离开西师赶赴重师。胡万俊、邱正伦、郑凯、王帆等西师同学，还有川师朋友郭英一行十多人，一路步行，送我们到北碚汽车站。我的心情莫名的沉郁，不是预感到了什么，而是为昨日的停留感到不安。我独自走在最前面，在至少三公里长的路途中没有回过一次头和送行的朋友说过一句话，直到汽车开动。伦佑纳闷不解，问我为何不跟朋友们——至少郭英道一声别？我也意识到只顾自己一时的情绪而对朋友冷漠至此，的确太不应该。然而车已开动，再难弥补，我只能将这份歉意留在心里，直至今日。　　

路途中，对于延期一事，我仍然倾向于认为，接电话的人早已转告余**，演讲时间已改在今日，当我们到达重师，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我没有想到变故已经发生。　　

大概是午后抵达沙坪坝。好象是在邮电局打电话和重师学生会联系的。总之是：昨日那个不负责任的接话人随即因急事去了市中区，直到此时也未返校和向余**转告演讲延期之事。        　　

昨日，重师学生会为我们的演讲作了充分而隆重的准备——布置演讲场地，安装扩音设备，张贴巨幅海报，悬挂欢迎横幅……近千名同学兴高采烈地早早进入演讲大厅等候，一直等到当夜十点过……余**因我们失约而无端遭到的质疑、责备、咒骂，可想而知！他和广大同学的期盼、失望、愤怒，可想而知！学校各方会对我们产生何等情绪，可想而知！　　

是重师学生会主席在电话上与我对的话。其中内容不难想象：我说明事先打了电话到重师，对方回答接话人去了市中区至今未返校。我诚心表示歉意，对方说很难向广大同学交待。我希望给予弥补，对方只表示谢谢。应该承认，捅了那么大的漏子，人家还如此节制这般礼貌实属不易。　　

因为被视为失信之徒，重师学生会绝对不会再出面接待并组织重师的演讲了，这是肯定的。在校园里，看见一张几天前就贴出的关于昨日“周伦佐演讲《爱的哲学》”的彩色海报，上面还写着余××在西农时对我的溢美之词：“一流的思想，一流的激情，一流的口才，一流的风度！”我百感交集，无地自容。真是太难为余同学了！重师的变故，完全在情理之中，我没有任何理由责怪余同学和重师学生会。要怪只能怪我的一念之差造成这一天之误，致使重师广大同学失望。　　

伦佑比我冷静，立即决定改找重师大学生诗社，一定要给重师同学一个圆满的交待。　　

重师大学生诗社社长燕晓冬热情接待了我们。他也介绍了昨晚同学们在演讲厅空等至十点过的情形，表示支持我们的补救行为。他找来了同校诗友张建明和重庆大学尚仲敏，商议安排演讲之事。　　

燕晓冬、尚仲敏、张建明三同学是“重庆大学生诗歌联合会”的负责人，也是当时刚兴起的既不同于传统派又不同于现代派的“大学生诗派”的中坚。他们与伦佑一直有联系，并且正在申请加入伦佑主持的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尚是中共预备党员，在校内有着正人君子加积极分子的形象，他主持的重大文学社在本校也有较大影响。燕、张二同学在校内的形象及诗社的影响，似乎不如尚仲敏。　　

在他们的积极活动下，演讲之事有了眉目。遇到一个难题：学校不同意售票收费。原预想重师学生会邀请演讲之后，重庆大学、建筑学院、美术学院极可能前来邀请，我们的讲学将逐步改为校方出面接待、组织、付报酬的准正统方式。现在重新回到民间道路，要吃、住、乘车，收费自然不能不考虑。既然校方不同意这种看似多少带点经济意味的行为，就干脆免费演讲好了，否则无从弥补同学们的失望。这主要是伦佑的意见，因别无良策，我只好同意。于是我们的讲学真正成了伦佑所说的“自费走访讲学”。　　

正式确定下来的讲学地点是重师、重大两处，同时在9号开讲。在商议谁去重大谁留重师时，我自忖自己的名声早在这所学校传开，如果先在重师讲，会影响伦佑随后的演讲效果，便提出自己去重大，伦佑在重师先讲。    　　

5月9日晚，《现代诗的想象形式》在重师开讲，听讲的同学依然很多。开讲前，伦佑特地说明了我们5月4日未能前来重师的真相，同学们顿时释然，对我们的补救行为报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伦佑在重师的三场演讲，气氛一直热烈而友好，重师同学已经把我们视为可信的朋友，一直到最后。  　　

当日晚饭后，我随燕晓冬来到重大。　　

在风雨广场边，见很多学生背着书包一批又一批地走进正上方的一幢大楼，我以为他们是去上晚自习。因为看见尚仲敏在重大校园只贴了一张很不起眼的小幅海报，我开始为自己的演讲担忧。待燕晓冬找来尚仲敏，我问他这些学生去哪里？尚说去听我演讲。我不敢相信，见他面有得意之色，才放下心来。但随即忽然警觉：天气这么热，听众这么多，如果场地容纳不下肯定会出事！便急忙和燕、尚一起赶去现场察看。　　

演讲场地是一间入口开在底楼通道中的中型阶梯教室。燕、尚二同学高声介绍着我的身份，和我一起艰难地挤至门口。整个情形让人惊讶：教室里的人已经装得满满的，全是人贴人地站着，近乎水泄不通，教室外的学生还在拼命往里挤。教室外侧的几扇大窗已被打开，不少学生正从那里翻爬进来。眼看演讲时间快到了，尚仲敏大声叫同学为我让道，然而无人理睬，人们仍然一股劲地往里挤，我被卡在门口，根本挤不进去。　　

我感到照此下去今晚非出事不可，演讲是小事，人命是大事。急忙对尚仲敏说，今天宁肯不讲，也不愿同学们在这样热的天气里挤出事来，并要他立即通知大家退出教室、退出通道，今天暂时不讲了。　　

同学们终于听清了他的通知，开始安静下来，但是还不太相信。于是我决然走出通道，以示不讲的决心。在尚、燕二同学的反复劝说下，同学们才极不情愿地陆续走出来。　　

同学们出来后并未散去，而是聚集在教学大楼外风雨广场旁的空地上，把我围在中央。尚问怎么办，我说只有改换场地，否则只好不讲了。尚立即去向学校宣传部和团委请示。　　

我向同学们解释决定不讲的原因，同学们很感动，要我就在原地演讲。我说不行，露天演讲不合规定，而且影响交通。同学们情绪十分热烈，要我先讲几句。我说：重庆天气很热，同学们的热情更热。我感谢大家的热情。但我还要走很远的讲学之路，希望这种热情不要烧伤了我也烧伤你们自己！望着上千人热气腾腾的场面，我竭力克制自己的情感，并注意引导他们。我对他们说：有人告诉我重大同学有英雄气慨，但我看重的只是集体英雄主义而非个人英雄主义。接着，我给他们讲述了我所崇尚的集体英雄主义的典型——丹柯舍身成仁的悲壮故事：　　

……前面一片黑雾弥漫的沼泽地突然挡住去路，所有的火炬已经熄灭，后面的追兵渐渐逼近，数百名刚从死亡中逃出的男女老少一片惊慌，整个部族再次面临彻底毁灭的危险。　　

这时丹柯站出来，用手掏出燃烧的心，火炬般举过头顶，带领众人奋然前行。黑雾渐渐消退，他带领最后的部族，终于走出了死亡的沼泽地。　　

人们在象征着生命和希望的草地上尽情欢呼，丹柯却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倒下了。他的心已经燃尽。他仰躺在蓝天白云下面，表情宁静安祥。　　

我是在讲述高尔基笔下的丹柯给我留下的强烈印象。同学们被深深打动，热烈欢呼起来。　　

这时尚仲敏匆匆跑来，告诉大家学校团委和宣传部已同意将演讲地点改在松林坡礼堂，同学们更加高兴，尚又转身去找开礼堂门的校工。不一会儿，他回来说该校工看六点开演的电影去了，暂时找不到人。人们顿时哗然。有人把我推到一处面向风雨广场形若讲台的地方，要我就在这里讲。很多同学随声附和涌入广场，更有人高声喊道：这是周总理当年演讲过的地方，他姓周，你也姓周，就站在这里讲吧，怕什么？眼前的事态看似难以控制，但我还能克制住自己。站在周恩来站过的地方，我并无一点兴奋的感觉，他不是我我不是他，何兴奋之有？说到害怕，又有什么可怕？只是我明白共产党领导下大学校园秩序的含义，更知道我还要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其它大学进行演讲。我不是不敢，而是不能。站在当年周恩来站过的地方，我心情严峻，一言不发。　　

忽然，同学们潮水般涌向广场下边的松林坡礼堂，我也被这股人流涌了过去。　　

随后的事十分简单：这场演讲改由重大团委和宣传部主持，我被请上高高的讲台，面对数千名肃然入座、悄然无声的大学生，开始《爱的哲学》第一讲。讲台高高在上，拉开了我和听众的距离，加之手握有线话筒在台上走动极为不便，整个演讲甚至达不到在西昌试讲的质量。演讲结束时，我还不知道危机已经逼近——它就来自在我身后坐镇的重大团委书记黄**的心里。我还在向同学们承诺讲完《爱的哲学》后，还将接着讲《人格心理学》的《现代诗的想象形式》，并将售票收费。同学们也不知道这将是我在重大的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演讲，对于我的演讲承诺和收费主张，一律报以热烈的掌声。　　

演讲结束后，黄**邀我到会客室小叙，尚、燕二同学相伴。端茶、递烟、笑脸、谢语，一团和气。然后关心地问起我们近期住处和转程去向，我毫无戒心地一一相告。甚至当他提出同学们的情绪太激动，第二天的演讲暂缓时，我也相信他满怀诚意。　　

5月10日，重大缓讲。伦佑预感到事态有变，仍沉着进行他在重师的第二讲。　　

5月11日下午，尚仲敏急忙来告：重大官方以我煽动学生闹事，砸坏礼堂门两扇、窗玻璃数块，同学们挤丢书包数个、眼镜数付、手表一只为由，上报市委宣传部，宣传部已紧急通知禁讲。　　

伦佑预计该禁令当日到不了重师，决定把最后一场讲完。晚七时，他沉郁地走上讲台，先向同学们介绍了当局禁讲之事，然后作最后的演讲。很多重师同学边听边哭，不是因为精彩的内容，而是因为无畏的精神。　　

伦佑讲完已是十点过，我上去说了几句道别的话。同学们久久不愿散去，在沉重的气氛中，挨个地要伦佑和我签字留念。一位男生在角落处用吉它弹奏起悲伤的曲子，然后请我们在吉它上签字。他们要求签字，并非像常人那样看重你头上的光环，而是敬重你头上那沉重的荆冠。他们要求签字，不是为了浅薄的炫耀，而是为了深沉的纪念。                 　　

据当年曾在重师读书的肖红回忆：这天夜晚，重师不少宿舍的同学通宵未眠，因为难以表达的悲愤和无能为力的伤感。　　

现中央电视台《读书》节目主持人李潘，当年是重师的学生。多年后她对伦佑谈起一段往事：我们离开重师以后，为了替我们解困，同学们曾自愿募捐，很多同学都从自己有限的生活费和零花钱中尽其所能拿出部分，希望能寄到我们手上。　　

重师同学的感人举动，不仅是对我们的有形支持，同时也是对当局的无声抗议。　　

5月11日深夜，回到燕晓冬替我们安排的住处——重庆建筑专科学校，建专的同学告知：学校已接市委宣传部通知，不准继续接待我们。我心里明白一定是重大黄**革命地出卖了我们的住处。第二天，我们不得不住进邻近的旅馆，打算暂住几日，静观事态。　　

随后从尚仲敏等同学处，我们渐渐搞清了事件的前因后果。　　

首先是重大黄**以这类人惯用的歪曲事实、捏造罪名的手法，将重大讲学时的意外定性为“煽动学生闹事”谎报重庆市委宣传部，宣传部深恐事态扩大，立即下达了紧急禁令━━禁止重庆所有高校接待我们讲学。接着，重庆市委宣传部立即向西农、西师、重师收集反面材料并紧急上报省委宣传部，省委宣传部综合我在川大讲学的反响，感到问题严重，立即传令全省高校：禁止接待我们讲学。据说重庆市委宣传部在上报材料中，还列举了我们演讲内容中的几大问题：　　

说我在西师回答问题时反对学生参预政治；　　

说我在西师回答提问时攻击共产党的监狱比国民党的大；　　

说我在重大演讲时攻击了大文豪郭沫若的人品；　　

说周伦佑在各高校的演讲中提倡文学创作超越政治。　　

写到此处，明知对这几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尽可不置一顾，但前两个问题的真相，涉及到我们当时所持的迫不得已的心态，有必要略为叙及。    　　

这次外出讲学，为了尽量减少政治上的阻力，我和伦佑定了一条原则：绝不在言语和行为上涉及政治话题。好在我的讲题是心理学领域的人格理论，他的讲题是诗学领域的想象理论，都不涉及政治。虽然他的讲题中有一小节名为“超越政治”，但也属于文学自律中想象的心理原则，也不涉及政治话题。所以我们确定的行为原则实行起来并不难。事实上，我们在讲学中也坚持做到了这一点。既然上述答问是在这种心态下作出的，又怎么可能包含使当局惊恐的意味呢？　　

这两点答问是在4月29日晚西师演讲教室的烛光之中作出的，语境含义非常明确：　　

一位同学要我对大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一事谈自己的看法，并自报是川师赵天春同学的朋友。我心里清楚，他所说的“政治”是指当时四川少数大学生正在进行的争取中国政治民主的秘密活动，便拒绝回答。谁知他接连三次要我回答他的问题。我既不想回答又不能不回答，便委婉地答道：政治是政治家们的事，当代中国的政治变动，更具有自上而下的特性。自下而上的政治举动，不仅很难成功，还可能将参预者引上一条百事无成而贻误青春的道路。希望这些同学先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创造出杰出成就，再站在更高的位置上来参与心中的政治事业。　　

我的答辞表示了自己的某种态度，更传达了对提问者的爱护和忠告。不知西师汇报者是真听不懂还是故意装糊涂，竟将之歪曲成了我反对大学生参与他们那种“入团”、“入党”、“当官”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式的“政治”。　　

又有一位同学谈到学校组织到渣滓洞接受英雄事迹教育，他只觉得环境不错，不知为何始终激发不出一点缅怀的情绪。我回答说：让我读两遍的小说很少，《牛虻》和《红岩》两部小说我前后读过三遍，每次阅读，都要被书中包含的英雄主义精神深深感动。渣滓洞监狱关押过的共产党人，无疑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个体——要知道，那时参加共产党并不意味着升官发财，而是意味着随时可能牺牲生命。他们的选择，体现了人生的勇敢无畏，体现了反抗暴政的英雄行为。只要想到他们也是同你一样的青年人，正当青春年华就被关押、杀害，你能不动容吗？我认为你之所以毫无感触，是因为你没有能从暴政反抗者与牺牲者的角度看待他们、感受他们。我也参观过渣滓洞，我的感受很深。只有一点出人意料：它并不像我在《红岩》一书中感觉到的那样大，占地面积还不如西昌的一座县级监狱。　　

这段答辞绝对“积极、健康、向上”。其中监狱大小之语，纯属客观事实，不伤整个答辞的大雅。想不到会被挑剔出来作为罪状呈报上去。　　

其实，重庆大学发生的这件事还有更大的背景，这是事后尚仲敏才告诉我们的。与之相比，不仅四点答问，就是重大演讲本身，都只是小事一桩。我指的是1985年震惊整个重庆的重大“钴60事件”。如今只记得这个事件的大概：“钴60”是一种放射性元素，本来密封在重大特制的库房里，有一天却发生了泄露，使一位教师身受其害。就在我们到达沙坪坝的前两天，重大上万名师生为此事步行三十多里，沿途高呼着“要健康”、“要生命”的口号，从沙坪坝步行到重庆市政府门前示威请愿。尚仲敏从未想到过有什么必要告诉我们。于是我去了重大，于是还没有从激动中完全冷静下来的重大学生再次激动——仅管没有丝毫上大街游行示威的迹象。校方惊恐，官方紧张：怕我的演讲成为新的导火索。重大校方的报警，重庆市委宣传部的禁令，四川省委宣传部的决定，更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事后思量：如果没有北碚的一天之误，5月4日如约到重师演讲，也许整个事态就会大不相同；如果不是我去重大而是伦佑去，凭着他的冷静沉着，也许不会发生那场风波。

整个四川高校都已对我们关闭大门，按照行程也该出川了，于是决定直奔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