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之夏逆变

5月15日离开重庆，17日到达武汉。同为“火城”，武汉却比重庆还要凉快一些。湖北医学院青年教师殷朴以川南人特有的豪爽为我们接风洗尘。随后，华中工学院“楚风文学社”社长鲍勋、华中师范学院“桂子山文学社”社长鄢之平、武汉大学“浪淘石文学社”社长沈超等同学，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当时武汉各高校受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影响，风气比较开放。我们的演讲分别由华工、华师、武大团委和宣传部批准。三校时间上的安排顺序为：伦佑先在华工讲《现代诗的想象形式》，我随即在华师讲《人格心理学》，然后再同去武大。　　

5月20日，伦佑在华工开始演讲。华工的演讲厅很宽敞，听众很多，场场满座。除了大学生，还有不少研究生及校团委、校宣传部的负责人。反响十分强烈。　　

我在华师的演讲时间延后了两天，原因是当时华师各系四年级的学生都在校外实习，要22日才返校。　　

我们从重庆出发时，心头一直积压着沙坪坝事变的阴影。到武汉后，诸事顺利，阴云渐开，心情由阴转晴；就是我偶尔忆及重庆之事，也认为隔省跨界，四川有关方面鞭长莫及，不会再有禁止之类事发生。我们准备把多处延误之后全部行期中还余下的半月时间，好好在武汉这块中国高校教育改革的试验田上演讲几场，然后凯旋而归。　　

我太天真，竟忘了自己置身于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中，发达的通讯技术又使其间的网络直接联通，任一牵涉到整个体制利害关系的信息都可飞速传递。我甚至忘了重大黄**已经知道我们将赴武汉的讯息。　　

23日晚7时，当我拿着备用的演讲提纲正要走进华师听众满座的演讲大厅时，学校的高音喇叭突然播出一个紧急通知：湖北省委科教部禁止各高校接待我们讲学。我站在演讲厅门外听完通知，愤然转身离去。身后传来同学们对官方的抗议声和主持人的解释语，我没有回头。我不想在宁静的华师引起一场重大式的风波。    　　

23日晚，华中工学院也接到了同样的紧急通知。伦佑的第三场演讲已经进行到一半，他坚持讲下去，在场的华工宣传部副部长没有反对。像在重师一样，他最终取得了这次系列演讲的圆满完成。　　

事变的原因是四川省**部日前给湖北省委科教部发来紧急通知，说我们“擅自外出，煽动学生闹事”，叫武汉这边不要接待我们。　　

四川省**紧急通知的内容，由华中工学院团委书记兼新闻系党总支书记口中说出。5月23日，华中工学院召开学生会部长以上人员会议。会上院团委书记兼系党总支书记说：“现在可以把四川省**部紧急通知的内容告诉你们。四川那边的通知说，他们二人是擅自外出，煽动学生闹事，叫我们不要接待他们。”他还透露说：“今天，四川省**部在武汉的一个同志和四川省委领导通了长途电话，四川那边是一个省长签的字，让他们设法把这两个人带回四川。”　　

会后，华工学生会的同学立即将情况告诉了伦佑。　　

武汉虽为全国高校教育改革的试验区，但与四川同属一个休戚与共的体制，对四川方面组织对组织的紧急通知不可能不积极响应。例如华工宣传部冯副部长听了伦佑的最后一场演讲后认为：“效果是检验动机的根据，你们演讲的效果证明你们的动机是积极的。”但是面对两省高层权力机构的协同动作，谁也无能为力。　　

我们正在纳闷四川省**部怎么会有人在武汉，这个人便来了。他叫张**，是四川省**部**处的。原来他带领四川一个高校宣传部长参观团去广州后来到武汉，在与湖北省委科教部接洽时，恰遇四川省**部的紧急通知传到。他立即与四川省委电话联系，并临时接受了将我们带回四川的份外任务。他是和湖北科教部的一位女干部以及周伦佑所在单位西昌农专宣传部长孙玉舒一道来到华中工学院的，就在伦佑结束演讲后不久。　　

在华工新闻系大楼办公室，他们三人对伦佑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询问，哪天离开西昌，哪天在哪所学校演讲，以及什么人负责接待……都一一做了记录。最后要我们同他们参观团一起回四川。针对四川省**部的不实之辞，伦佑将此次外出讲学包括重庆大学事件的真相逐一进行了陈述。张**表示，他率团外出一个多月，不了解情况，也许我们讲的是事实，四川省**部有误解，但他临时接到的任务是找到我们并带回四川。他建议我们要讲理回四川再讲，还承认带我们回去是四川一位省长签字同意的。　　

我们心里当然不服。作为公民，只要具备相应手续，就享有行动的自由。干了触犯刑律或违反社会治安管理条例的事，自有公安机关来管，外出超了假，工作单位有权催返。现在公安机关没来管，单位没来催，你四川省**部就算有权禁止你管辖范围的学校接待我们，你有什么权力要我们返川？我们既非你直属机关的干部，又非你直辖单位的职员，你有什么权力决定我们回不回去？包括那位省长也是这样：我们是你省政府工作人员吗？你管哪门子事？这些道理，我们讲了，张**等人自然无法解释，只是劝我们冷静下来，多多体谅他们的难处。　　

我和伦佑认真商议后，最终同意随他们回四川，主要是经济上的考虑。这次沿途讲学，收入本来就不多。在川师售票收费，单场票五分，连场票一角五，每场下来除去场地租金和文学社的分成，最多能有二十来元。在西师、西农，一个课时五元，一场也就是十来元。由于重师、重大免费演讲，武汉也同样，我们从西昌带出的生活备用金已所剩无几，在离开重庆前我身上的一百多元又不慎丢失。如果不是张**一行恰巧到来，我们要自行返川，还得发电报叫家里汇款。　　

于是从当夜起，我们便搬到招待所与他们同住，直到几天后同他们一道乘船逆长江返川，全部费用由慷慨大方的四川省**部负担。这可能要算弱小的我们在与强大的体制力量发生极不情愿的冲突时，唯一的一次小胜。　　

我们原想同他们一道回到成都，然后直接去找省**部澄清事实真相。张**曾表示支持，并愿意帮忙引介有关领导，谁知船到重庆朝天门，他便将我俩甩了。理由很简单：他的任务就是把我们带回四川，现在已是四川境内，他的任务已圆满完成，请我们自便。　　

就这样我们回到了四川，并于6月4日返回西昌，正式结束了历时两个月的外出讲学。返回时间恰到好处：伦佑两个月事假刚要满，我也正赶上参加电大毕业考试。　　

回单位后才得知，就在5月11日重庆市委宣传部发出紧急通知并紧急上报省委宣传部的第二天，四川省**厅二处、重庆市**局二处已开始通过凉山州**局二处，对我们进行调查。在西昌农专，他们找了刘建森、陈骏、周跃东等，了解伦佑平时的言论及与外地诗友的关系。在西昌八五六厂，他们找到厂长和书记，了解周伦佐的政治表现。直到我们返回西昌，他们的调查仍在扩大范围进行：和我们有过交往的朋友几乎都受到了询问。须知这可是国家**部的下属部门——我们已经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人。　　

我们面临的问题已不只是找省**部讲理，同时还要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于是我写了一个说明事实真相的材料，以伦佑我俩的名义抄寄四川省委宣传部和全国十多家报刊，同时抄了一份交给厂长转公安部门。我所在工厂的厂长，“文革”中曾是重庆大学学生，听说我在重大闯了祸，感到很惊讶。我对他说：此事与厂里无关，公安部门若再来，叫他们直接找我。公安部门一直没有找我，倒是厂长后来向我转达了公安部门比较理智的意见：讲学之类属学术问题，完全不是他们管辖范围的事，他们不再过问此事。　　

我们暂时平安无事。在我们讲学过程中热情接待和帮助过我们的众多青年学子，却未能幸免牵累：　　

四川大学学生会主席孙力被追究；　　

四川师范大学“海涛文学社”负责人罗志庆、李明被勒令写检查；　　

华中工学院《青年园》副主编杨风开被撤职、勒令写检查；　　

华中工学院“楚风文学社”社长鲍勋被追究写检查；　　

武汉大学“浪淘石文学社”社长沈超被追究写检查；　　

华中师范学院“桂子山文学社”负责人鄢之平、李尔葳被追查；　　

四川省青年科技开发协会西昌分会负责人荣文被追究写检查；　　

西昌农业专科学校美术书法协会被追究；　　

重庆大学生诗歌联合会负责人燕晓冬、尚仲敏受牵连。　　

这些事都发生在1985年6月，四川省**部和**厅一文一武两大权力系统力图让我们窒息之际。武汉方面的举动，显然是配合四川当局来消除我们的影响。

我们忘了：近百年来，中国的大学历来是社会动态的敏感带和社会风潮的策源地。我们的闯入已经惹下祸事，事情并未终结。